一、开发筹划

• 钱萍“呼”地一下站起身来，着急地说：“什么？中方经理？让我去搞石油？我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去了怎么工作？”
• 王震看着风尘仆仆的钱萍，便大声地问：“才去了几天嘛，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 一位干部向钱萍说：“目前，技术工人也很紧缺，仅靠学校分配远远不够。从地方招收，又顾虑素质问题。”

老油矿迎来解放喜获新生

1949年9月，以彭德怀为首的第一野战军全体官兵，正准备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指示，大举进军新疆。

此时，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已经开始考虑解放后新疆的建设问题了。

9月20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真分析当时的各种形势后，明确指出：

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尽快恢复新疆独山子油矿的炼油生产，并要加强生产中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努力提高成品油的产量。

不久，彭德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

命令指出：

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省份，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对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确如彭德怀命令所说，新疆大地幅员辽阔，地域宽阔，既有茫茫沙海，又有无垠戈壁。天山脚下，水草茂盛，牛羊肥壮。

而蛰伏在地层深处的富饶的石油矿产资源，更给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平添了神秘的色彩。

早在19世纪末期，克拉玛依下属的独山子就以石油矿藏闻名，当时独山子背斜有自溢的石油泉32座，油沫浮积水面，厚达一厘米，色泽深绿或淡红，很多当地居民收捞原油，用于点灯。

这些零散的对独山子石油资源的民间利用，就是独山子石油开采的启蒙。

1909年，在新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商务总局筹银30万两，从俄国购买了一台顿钻钻机，在独山子开掘了第一口油井。

这口井从现代角度看，实在是不能被称为油井的浅井，就是独山子，也是近代新疆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口油井，由此拉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几经曲折但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帷幕。

进入民国时期，独山子的石油矿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战乱不断，国弱民贫的旧中国，使得名动一时的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在众多关注的目光中，只能历经波折，油资源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工业开采。

抗战期间，当时的新疆省盛世才政府以反帝亲苏标榜，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遂开始与苏方合作开采独山子石油。

1936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开发独山子石油资源。

同年4月，新疆省政府派员与苏方人员联合组成独山子石油考察团，在独山子地区进行石油勘察。

10月，新疆省政府将原设在安集海的炼油厂，改称独山子炼油厂。

独山子炼油厂的生产，是在苏联提供各类石油专业设备和技术支持下展开的，这使得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此油田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规模性工业开采。

遗憾的是，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疆省盛世才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导致了双方合作的解散。

从1936至1949年，独山子油矿经过独山子炼油厂、乌苏油矿筹备处、独山子油矿管理处3个阶段的经营，共钻井33口，进尺达1.4万多米，采油1.1万多吨。

整个民国时期，尽管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最终决定了刚刚品尝到工业化开采滋味的独山子油矿历经坎坷，却惨淡收场。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与玉门、延长名列全国3大油矿之一的独山子油矿，仅有职工150人，日产原油3吨至5吨。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徒步千里，穿越河西走廊，长驱直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新疆各族人民身穿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进疆，欢庆和平解放。

就在天山脚下奏响庆祝解放的欢快乐曲的日子里，国家主席毛泽东向新疆人民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的号召。

从此，新疆和它丰富的石油宝藏回归到人民的怀抱，油矿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获得了新生。

彭德怀建议苏联帮助开发

1949年底，和平解放后的新疆，百废待兴。

此时，刚刚翻身做了主人的新疆各族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着手建设新疆。作为西北地区负责人的彭德怀，此时也开始考虑新疆的建设问题。

经过认真研究，关于新疆油田建设，彭德怀意识到，在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之上建立的共和国，翅膀尚且稚嫩，限于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很难独立承担起石油工业建设的重担。

为此，彭德怀思虑再三，奋笔呈书党中央：

新疆石油资源的开发建设，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争取苏联的支持。

彭德怀的建议，引起了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注意。对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求得苏联支持和援助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坚决而又明朗。

收到彭德怀的建议后，刘少奇在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初步磋商，并求得共识之后，便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进行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1950年1月2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接到刘少奇从国内发来的《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石油公司的报告》。

“报告”写道：

毛主席：

此次由彭德怀同志带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在新疆设立金属与石油两个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议定大体同样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这两个协定大概内容如下：

1、公司业务为，在新疆境内寻觅、探测、开采、冶炼有色的及稀有的金属，在中国境内及境外销售产品，或寻觅、探测、开采石油煤气并提炼油料销售产品；

2、资本双方各半，净利平分，但中国之资本以地段及为建筑工厂与房屋所需之建设材料估价交付，苏联之资本则为公司营业所必须之设备材料及运输工具估价交付；

3、公司负责人及职员中苏各半，如中长铁路一样；

4、公司产品向中国政府交付一定的捐税，双方均得向公司购买产品的一半，其价格照成本加百分之六的纯利；

5、公司经营时间为45年。

这是一种租让的或是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到一半的利益。但期限似乎定得太长，以定为20年或25年为宜。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

又，这种事也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和工厂，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来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做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做这种要求的。

刘少奇的这封报告，是和彭德怀上报党中央及中央领导的书呈一起送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阅读了报告以及附件之后，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是啊，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新中国这个烂摊子，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真是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发展经济可谓举步维艰。

而在这些困难中，最不好克服的还是技术的缺乏。多年来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伟大的中国人民把主要精力都发在了进行不懈的斗争上，发展生产的技术基本没人去关注，当时的形势普通人民也没有能力去关注。

现在战争结束了，人民解放了，但建设祖国的技术人员却一时间难以培养出来。

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不等人的，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尽快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的局面，才能赢得民心，造福于民。

思索良久，毛泽东挥笔在报告上做出如下批复：

这个报告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于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批复下，争取苏联援助的谈判进度加快了。

中苏达成石油开发协定

1950年初，遥远的莫斯科依然是天寒地冻，厚厚的积雪笼罩着庄严神圣的克里姆林宫。

接到刘少奇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石油领域开展合作问题，与斯大林进行认真磋商。

会谈中，毛泽东态度诚恳地向斯大林表明，中国政府希望与苏联进行石油资源以及其他资源的开采合作。

对此，斯大林则明确表示同意。

两位国家领导人最初的磋商成为后来中苏两国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司”的良好开端。很快，按照“平权合股”原则，合作的具体谈判开始了。

1月30日，新疆省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中共新疆分局委员、宣传部长邓力群等人奉命由乌鲁木齐抵达莫斯科，同苏方就两国在新疆合办石油股份公司和金属股份公司进行谈判。

1950年3月27日，经过两国政府多方、多次洽谈，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中苏两国创办石油股份公司、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的联合公报。

公报内容如下：

1950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了关于创办两个中苏股份公司的协定，一为石油公司，一为有色金属公司。两个中苏公司均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于协助中国工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

石油股份公司之任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进行探测、开采、提炼石油及煤气。有色金属公司之任务，则是在新疆进行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上述两公司之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之。公司之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亦由双方平分之。公司之所领导，由双方之代表以轮换制之程序进行之。

协定中规定，两公司活动之头3年中，管理委员会之主任由中国方面代表选出，副主任由苏联方面代表选出。两公司之总经理由苏联公民中任命之，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中任命之。每过3年，原有3年中由某方代表所担任之职务，由另方之代表接替之。公司之职员，由中苏两国公民中平均充任之。在一切场合下，均遵守按期轮换职务之原则。

两协定之有效期限均为30年。

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和完全相互谅解的精神之下进行的。

签订协定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

合作协议签订后，具体合作事项的谈判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5月17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及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转告了苏联政府关于联合企业的苏方人员安排，要求彭德怀等人迅速拟定中方人员，并为即将召开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首次股东会议及管理委员会会议做好准备。

9月30日，经过6个月的紧张筹备，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省财经委员会主任王震和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格列克夫等出席了大会。

此次会议通过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组织条例》，并选举由中苏双方各3人组成管理委员会。

9月29日，包尔汉、王震就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章程等问题专电向周恩来和彭德怀汇报。

次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苏方聂列亭任总经理，中方阿里木·阿洪任副总经理。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彻底摆脱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土法采油的尴尬，正式踏上了工业化开采之路。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成立，对于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天然石油的开发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整体发展也有着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而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无论发展国民经济，还是抵御外来侵略，都亟待着石油资源的支持。中苏石油公司的成立，使国人看到升起在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工业建设的曙光。

从此，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油田的建设进入了发展的时期。

王震派钱萍为中方经理

1951年8月底，炎热的酷暑在西北已经开始消退，此时新疆的和平解放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人民政权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的各项建设已经按步骤的展开，作为新疆财政委员会主任的王震，为了给各个项目的批财、批物，忙得不可开交。

8月底的一天，在王震不太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开始了。谈话的双方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人王震和新疆财政委员、财政局长钱萍。

会谈开始后，王震单刀直入地说：“钱萍同志，你的工作又要发生变化了。”

钱萍不解地问：“什么变化？”

王震看着钱萍，不紧不慢地说：“中苏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成立了新疆石油股份公司。”

钱萍不解其意地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两国签订协议的公报我看过。”

王震起身，边踱步边说：“刚刚成立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目前急需要领导干部。”

钱萍的目光在王震的脸上停留了很久，才困惑地说：“需要领导干部？”

于是，王震缓缓地道出此次谈话的目的：“组织上考虑，你在新疆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解和熟悉这里的情况，决定调你去担任公司的中方经理。”

钱萍一听就急了，“呼”地一下站起身来，着急地说：“什么？中方经理？让我去搞石油？我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去了怎么工作？”

王震看到钱萍的着急样，反而笑了，接着，王震大声地说：“想打退堂鼓吗？我明确告诉你，不行！钱萍，你怕什么，放心大胆地干，我来当你的后台老板，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白天找我也行，晚上找我也行，什么时间有困难，就什么时间来找我，天大的困难你都不要怕。”

钱萍了解王震的脾气，说一不二，雷厉风行。何况，这种工作调动，绝非他一人所定。

想到这里，钱萍情绪不由得稳定下来。他凝视着王震严肃的面庞说：“既然这样，那就明确工作任务吧。目前我是什么都不了解，两眼一抹黑。”

看到钱萍接受了任务，王震轻轻舒了口气。

他将一份1950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作会议的文件摆在钱萍的面前，说：“具体情况中央已经做了明确部署，你先看看文件。去了之后，要与苏联方面的同志一起工作，首先要团结两国的管理人员。搞石油是一门技术，要虚心向他们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困难肯定是会有的，依靠大家去解决吧。”

听了王震的话，钱萍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是啊，去一个从来都没有涉入过的领域，一个完全陌生的岗位，无疑将困难重重。但再困难，再艰苦，还能比面对敌人的酷刑，与敌人进行斗争更困难？

想到这些，钱萍恢复了以往的从容，豁朗地说：“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苏联专家和各族职工，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王震严肃的脸上，显示出了难得的微笑，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工作一定要做好，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我可要打你的板子哦！”

说起这个钱萍，很多当时在新疆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是知道的，因为他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

1915年2月，钱萍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小商之家。殷实的家境供他完成了高中学业。

1937年8月，钱萍只身奔赴武汉，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群众周刊》杂志担任校对和发行工作。钱萍因勇敢机智，工作认真，1938年4月被吸收加入党组织。

1938年，新疆的盛世才为了巩固政权，求得国际方面的财政支持，策划出台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六大政策”一出台，立即得到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经济援助。

出于“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党中央对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也给予支持，并满足了他的“人力援助”要求，派出一批具有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干部奔赴新疆，从事管理工作，钱萍就是其中的一位。

抵达新疆后，钱萍先后派往南疆莎车、阿克苏、于田等地，任税务局长和金矿局长。

南疆的贫穷落后，维吾尔族人民苦难的生活境遇，深深震撼着钱萍的心。他决心改变南疆的落后面貌，解救南疆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就在钱萍一心一意为改变南疆的贫穷落后状况而努力工作的时候，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公然将包括钱萍在内的27位共产党员及亲属全部投入监狱。

直到1946年底，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才不得不打开关闭了5年之久的牢门，钱萍与另外24名同志获释了。然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却惨遭杀害，永远长眠于远离故乡的天山脚下。

就这样，30岁的钱萍是怀着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离开新疆，回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考虑到钱萍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又将他安排在西北财政委员会工作。

此刻，接到油田中方经理的调令后，久经磨难的钱萍决定要大干一场，早日为共和国找到油海。

调配各类人才齐集油田

1950年秋天，刚刚到达公司总部的钱萍，再次回到了乌鲁木齐。

钱萍到职后很快发现，在中苏合作的这个公司里，中方的干部、技术人员寥寥无几，中方经理部形同虚设，他这个中方经理，其实是“光杆司令”。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无论如何，工作需要大面积铺开，需要大跨步推进，需要有大的突破。

作为中方经理的钱萍，此时感到形势十分紧迫。紧迫的形势令钱萍再次感到技术力量薄弱，管理人员缺乏的压力。

于是，来到公司仅一周后，钱萍决定找他的“后台”寻求帮助。

6个多小时路程，钱萍赶到乌鲁木齐已是夜幕降临。钱萍估计王震已经下班了，于是，他就直奔王震同志的住宅。

王震看着风尘仆仆的钱萍，以为钱萍干不下去了跑回来了呢，便大声地问：“才去了几天嘛，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钱萍单刀直入地说：“你不是说要当我的后台老板，白天找你也行，晚上找你也行嘛。现在我碰到了困难，找你来了。”

原来是这样，王震放心了，他爽朗一笑说；“哦，碰到困难了？”

钱萍直言说道：“我需要人，需要干部！”

王震眉头呵呵一笑，问道：“需要干部没问题。但你要告诉我你需要哪方面的干部？需要多少？”

钱萍直率地说：“公司机关处一级部门，至少需要20名肯吃苦、肯学习钻研的干部。”

王震看着钱萍，笑着说：“嗬！条件还不低嘛。”

看着王震，钱萍略显激动地说：“工作难度很大，没有一批能挑担子的干部，工作很难开展起来。”

听到这话，王震的神情随之严肃起来，他太了解钱萍的难处了。当时，中方人员基本都不懂现代化的石油开采技术，作为中方经理的钱萍也是个外行，其工作之难，可想而知。

良久，王震果断地说：“没问题，我立刻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支援你！”

一周后，从第二野战军军部抽调的一批团级干部，就风尘仆仆地赶赴独山子报到了。他们是余萍、曹进奎、范子久、张启华、雷震、刘锡田、张家达、刘照民、胡大年等一共23位。

看到团职军官一身英气，齐刷刷地站在面前，钱萍心中满意了，有了这批人，干部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样，钱萍将这些来自部队的干部安排到公司各个管理部门，空虚的中方经理部总算搭起了框架。

在后来的工作中，这批王震调来的干部不负众望，都成了油田的干将，为油田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钱萍这个中方经理似乎充满了“贪心”，为了早日找到石油，这次“贪婪”的他又开始向他的“后台老板”求助了！

就在23名干部到达油矿不久，钱萍又一次前往乌鲁木齐，向王震求援。

和上次一样，钱萍这次仍然是要人，不同的是，这次钱萍所需要的人是业务干部，而且是懂俄语、懂地质勘探的业务干部。

听了钱萍所需要人员的条件后，王震意识到现成的业务干部不仅新疆没有，就是全国也不多。但是，人才是可以培养的，懂俄语的学生我们有，把他们培养成业务骨干并不难。

对王震的观点，钱萍也是认同的。

于是，王震爽快而又幽默地说：“这回你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我爱人是俄文学校的校长，我负责给你们搭个桥，你到学校去作个动员报告，如果能够多动员一些学生去你那里，说明你有号召力嘛。”

钱萍一听，喜出望外，他开玩笑地说：“就怕要求到我那里工作的人太多了，我招架不住。”

王震听完，哈哈大笑，开玩笑说：“看把你美的。”

第二天，王震陪同钱萍一起去了新疆俄文学校。

到了学校，王震对他爱人说：“这位是中苏石油公司的中方总经理。他那里急需要人才，你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让他作个动员报告，愿意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可以报名。”

很快，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来校招工的消息不胫而走。俄文学校数百学生集中在礼堂，聆听钱萍的报告。

听到钱萍的报告后，俄文学校的学子们情绪振奋、激昂，当场就有200多名同学报名，要求奔赴石油勘探开发第一线，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

除了向“后台老板”寻求帮助，钱萍还开始向中央提出求助要求了。

当时，一位干部向钱萍说：“目前，技术工人也很紧缺，仅靠学校分配远远不够。从地方招收，又顾虑素质问题。我们这个行业技术性很强，没有文化很难胜任。勉强招收进来，会留下很多问题。”

钱萍略加思考后说：“素质问题是要考虑。只要思想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我看就具备了基本素质。至于文化水平，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比如，可以开办文化补习班。至于技术水平，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嘛。”

另一位干部就说：“地质勘探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是不是制订一个计划，报到上级有关部门，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钱萍摆了摆手，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想好了，直接向中央要人。”

看着两位下级的困惑，钱萍笑着解释：“我向王震同志要人，他说，目前新疆境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正好周总理约他到北京汇报工作，王震就让我同他一起去。燃化部的领导也要参加汇报会，趁这个机会，把困难向领导们摆一摆，会得到解决的。”

后来，燃化部长陈郁在燃化部干部学校礼堂为钱萍组织了专场动员报告会。

报告会后，300多名立志为共和国石油工业建设贡献青春热血的莘莘学子踏上西行的列车，来到了油田。

随着这几百名多名学生的到来，再加上其他地方来到的一些人员，油田的中方队伍建立起来了，一场在西北找油的壮歌在西北大地奏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