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教廷往往借助于强国和它的政治权势，这就无疑地给传教事业带来了复杂性和危险性。

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修会”来进行。所谓“修会”，是由教皇批准建立的组织。修会的传教士经常由一个国家为主。修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另一部分来自教会的各项收入，包括地租、高利贷、商业收入和捐款收入等等。因此，教会除受教皇的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受所在国即经费供应国的政治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修会来山东传教的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耶稣会、方济各会都受葡萄牙帝国的保护，通过澳门向山东派遣传教士。多明我会则以西班牙帝国为后盾，通过菲律宾向福建省派遣传教士，再由福建进入山东。由于当时的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因此传教在山东停顿了很久。后来法国看到清政府的法令日益松弛，又加紧派教士潜入中国，开展活动。1843 年，罗马教皇任命法国传教士为北京教区主教，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受法国的保护。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条约上取得了在中国的传教权。各国和清政府所订的条约中，也都援例同享传教权。于是，天主教各修会在中国的活动，又活跃起来。

德国的圣言会成立不久，1879 年就派遣传教士来山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耶稣教的各差会才从登州进入到山东各地。从 60 年代开始，美国的南浸信会、北长老会，英国的浸礼会，圣道公会等等差会，先后来山东传教。70 年代又有英国圣公会，美国的美以美会。80 年代增加了美国公理会，英国内地会、弟兄会。90 年代新到的差会有瑞典浸会，德国的信义会，美国的自立浸会。这些教会的组织遍布山东全省。这时山东省的各种教堂随处可见。法国在在平大张庄，德国在曹州府都建有大教堂。其他各地如禹城韩庄、恩县庞庄、平阴白云峪，武城十二里庄各教堂都有洋枪洋炮配备的武装组织。耶稣教共有总堂 28 处，7 个教区，乐陵朱家寨的英国教堂，潍县郊区的美国教堂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仅山东 1 省，就建有大小教堂 1000 多座，教徒 8

万多人。当时在中国的洋教士有 3300 多人，中国人入教的达 80 多万。这些教士通过宣传宗教，向中国人民灌输忍耐、保守和甘心受苦受难的所谓基督精神，要他们安于被侵略被压迫和受奴役的地位。

这些传教士都是以特殊身分进入中国的，他们都是一身而二用：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享有特殊的权力。在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承认了“领土裁判权”。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来到中国的外国公民，不论是商人或者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力。这种权力相当于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刑律定罪。中外民间的官司，由外国领事与

中国官吏共同审理。外国船只和外国人住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籍船或外国人寓所藏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传教士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外国传教士有了这些特权，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另外，在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允许外国政府保护传教士、教民。中国教民的保护，反而由外国人订在了条约里，这是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如果教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清政府要把赔款送到传教士手中，由传教士发放。这就等于把中国的教民置于外国的管辖之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之下，清政府在政治地位上不断给传教士以特权。山东的传教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官阶。例如 1893 年，清廷赏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Anger）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并把他列为总督一级。

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颁布命令，规定各地官员，要以礼接待洋教士，还规定主教和教士可以直接向各地官吏平等交涉。这样一来，洋教士便可以随时进出官府，对地方官吏指手划脚。同时，在传教的掩护下，一些外国传教士，配合本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有的秘密绘制军事地图，有的刺探各种情报，有的霸占田产，收租放债，包揽词讼，敲诈勒索，鱼肉我国人民。加入教会的我国教民，多数是因生活所迫信教受洗，希望能通过入教，改变生活的面貌。但也有一些坏人混进教会，或者外国传教士有意招收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就可以为所欲为。犯了法的人，入教可以逃刑，有私仇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不但可以抗拒官府，免除杂税，就是欺压百姓，也没人敢管。这些人是挑起百姓和教民冲突的元凶，他们迎合外国侵略者的意图，甘心充当外国统治者的帮凶和走狗。

传教士的横行，是依仗特权；不法教民的作恶，是依靠教会。这就加剧了他们与普通平民的矛盾。加上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强烈仇恨，西方的传教士受到农村各阶层群众的反对和排斥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救亡图存，更加切齿地痛恨外国侵略者。德国在山东圣言会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的利益采取行动。他支持德国利用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在民教冲突中，他直接向青岛德国驻军呼吁，要求派军队干预。德军登陆以后，焚烧村庄，占领县城。后来安治泰在济南和山东当局达成协议，赔银 8 万两，这个教案才了结。除安治泰外，法国教士樊国梁、美国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人，都曾鼓动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租借地、抢占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很多都与西方的教会间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传教士参加到瓜分中国的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种种积怨一齐发泄到教会

和洋教士以及教民身上。民教冲突实际上是由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中间制造的悲剧。外国教会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民反抗，参加反抗洋教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而且包括了部分士绅。部分的官吏因为持同情态度，因而大刀会、义和团等反抗组织以半公开的形式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19 世纪初，山东、河南一带就有了“义和拳”这种秘密组织，从事反清活动。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立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大约是在 1898 年夏秋间。当义和团最初出现在山东的时候，它就被清王朝当

作社会安宁的仇敌，光绪就曾在 1899 年发布上谕：“著张汝梅加意弹压。” 袁世凯也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

义和拳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出来的，而白莲教就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结社，以反抗清朝异族的统治。也有一些秘密结社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鸦片战争以后，秘密结社的斗争目标逐渐发生转变。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西方起八落”，相持 28 年之久。1895 年，以闫书勤为首的“十八魁”，“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这是一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反洋教斗争。

1898 年 10 月，闫书勤联络其他拳民、村民在红拳和梅花拳的基础上，

改称义和团。并于当月和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集共 3000 拳民，揭竿起义，首次树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直接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发展。

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和闫书勤领导起义队伍首先攻打冠县、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并扩大队伍。接着，义和拳主动东撤至临清、邱县一带，扩充队伍。他们的斗争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清政府命令直隶、山东的清军两路围剿。义和拳斗争受到打击。赵三多率领部分拳民北撤后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他们继续进行反教会的斗争。1900 年 8 月 19 日，闫书勤在临清老山头被清政府杀害。赵三多仍然继续坚持斗争。1902 年，赵三多率领余部加入了直隶广宗景廷宾的起义。同年，赵三多被捕牺牲。他率领的队伍，坚持斗争达 5 年之久，是义和团运动中持续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

当义和团冠县起义后，与冠县邻近的高唐、恩县、茌平、临清、平原一带，反教会的斗争也相继而起。他们受到冠县义和拳的影响，声势日益浩大，在斗争中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成为这一地区反教会斗争的主体，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支反教会队伍，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主导力量。

朱红灯，后称朱逢明，山东泗水人，家无亲属。稍有文化，略懂医术。1898 年，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以卖药行医为业，并拜李开全为师，习拳练武。朱红灯率领的起义队伍，开始称为神拳，1899 年 10 月，在杠子李庄的战斗中，他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将神拳改称为义和拳。他们焚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污吏、恶霸劣绅、多次打败地方团队，又打败清政府派去镇压的军队。他们乘胜攻打恩县的两座教堂。在行军途中，

队伍在森罗殿一带遇到清军的三路围攻。朱红灯集中兵力猛烈进攻中路的清军。清军虽然拥用洋枪洋炮，但义和拳人多势众，个个勇猛异常，清军狼狈逃窜。其余两路清军见中路溃败，也不战而逃。朱红灯率领的队伍取得了森罗殿战斗的胜利。此后，山东各地的反教会斗争队伍普遍改称为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如“勿贪财，勿好色，勿违父母命，勿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

纪律还规定“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等等。因此，这时的义和团很得群众欢迎。

义和团在群众中宣称有神拳奇术，能用咒语闭塞洋人的炮火，并能避枪弹。他们把《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人物都奉为神灵当作崇拜的对象。所设的神牌有姜太公、诸葛亮、张天师、关圣、孙悟空等。他们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和“画符念咒”的灵验。用这种神秘主义的活动方式，作为激励反抗斗争的精神力量。练功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说神来附体了，能避开水火、枪炮。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宣传，对于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这种宣传当然不起作用，而对于贫苦农民大众来说，可以激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纷纷接受这种宣传，加入到义和团的队伍中来。

山东反教会斗争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教会和教堂。在列强的干涉下，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先后因镇压不力而被撤调。1899 年后期，美国公使康格指名要求派“能干、勇敢”的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清政府屈眼于列强的压力，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年底，袁世凯带着他的几千名新建陆军来到山东。在此之前，毓贤已派参将马金叙用阴谋诡计捉住朱红灯及另一个义和团首领本明和尚。朱红灯被捕后，义和团推举王立言继续领导斗争，并训练马队，势力不断扩展。毓贤在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情况下，不敢立即杀害朱红灯和本明。就在毓贤被撤调离任的前两天，他在济南公开杀害了朱红灯和本明，又下令将义和团另一首领邵玉环在兖州斩首。袁世凯的到任，使义和团遭到了更大的苦难。袁世凯对义和团采用剿抚兼施的两手。一方面，他以奖励义和团“献首”、“自新”和立即解散为诱饵，对山东义和团进行分化瓦解；一方面，他派军队严厉镇压义和团，不分首从，格杀勿论。袁世凯刚到任时，正巧肥城县发生一名英国牧师被杀案。袁世凯却谎报平阴、肥城“匪徒”聚众生事，教士被匪徒杀害。清政府下令缉拿凶犯。袁世凯立即捕捉一批民众，将其中两人处死，其余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袁世凯为了尽快消灭义和团，他联合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一齐向义和团发起凶残的攻击。袁世凯命令军队见义和团就开枪打死，还规定，如果发现义和团时不开枪放炮，将领以下一概正法。在袁世凯指挥的新式枪炮的屠杀下，义和团伤亡惨重，首领王立言、王玉振等数十人，先后被袁世凯

捕获，处以极刑。就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要剿抚结合。他有一整套剿抚兼施的策略。在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同时，还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宣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他还命令各级地方官，认真整顿民团，清查保甲，让他们报告出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并且，他还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方民团，处分办事不力者，以官禄诱使他们为解散义和团效劳卖命。对于由纯朴的农民，又基本上是本村本镇利用农闲时间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来说，这一套政策，起到了瓦解和分化义和团的作用。这样山东的义和团受到重大的挫折。大批义和团首领被杀害，许多义和团队伍被解散。为数不多的几支坚持斗争的义和团队伍处境极其艰难，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当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与山东毗邻的直隶省反教会斗争也逐步高

涨起来。出于反帝斗争的需要，许多群众前往山东学拳，或从山东请来师父教授拳法。也有一些山东拳民主动到直隶铺场设坛，传授拳术。于是，直隶境内的义和团逐渐发展起来。

张德成是直隶新城县白沟河人，船夫出身，往来于独流、杨柳青、胜芳、王家口、天津等地。1899 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时，参加的多是新城和静海县人。1900 年他到独流镇建立“天下第一团”，同年 6 月 28 日，应直隶总督

荣禄之请，率 5000 余名义和团员进入天津，设坛于北门里小宜门，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保卫天津的战斗。天津城陷后，返回静海，在王家口被当地封建势力杀害。

以王德成（新城人）为首的另一部，大部分也是新城和文安、霸州一带的农民组成的队伍。

曹福田所领导的队伍，是由天津、静海、沧州、庆云、盐山等地人组成的。北京城里的团民，除城里的满汉民众外，绝大部分是京南各县和京东各县的民众。

到 1900 年春，直隶义和团发展到中部地区，形成一个以津、京、保（定）

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义和团团民人数达 20 万人，他们遍布乡野村镇，势如暴风骤雨，发展迅猛。1900 年 4、5 月间，义和团运动在冀中一带发展很快。5 月中旬，涞水城东高洛村义和团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当时，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的义和团都应邀前往助战，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多次较量，后来这些义和团撤出高洛村，向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位于涞水城北 30 里。这里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一直相当激烈。

5 月下旬，汇集到这里的义和团人数已达万余人。5 月 21 日，清军分统杨福

同亲自率领马队前来镇压，义和团初战失利，被捕 2 人。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义和团决定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对清军进行伏击。

第二天，杨福同率领部队 70 多人来石亭镇继续剿杀义和团。义和团用小部分人和清军交火，且战且退。杨福同不知是计，率领马队向前穷追，一直

追过村落深处。当马队进入埋伏圈后，埋伏在两狼沟内的团众突然出击，刀光映日，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将马队团团包围，杨福同这时才知是中计，大惊失色，急忙骑马突围。可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马队施展不出特长。杨福同走投无路，垂死挣扎，开枪扫射。义和团冒死冲入马队，用刀矛和清军搏斗。战斗中，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坠马丧命。在这次战斗中，杨福同全军覆没，义和团取得了全胜。涞水之战对清王朝震动不小，义和团从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士气大振。涞水之战的胜利，鼓舞了附近房山、涿州地区的义和团。他们在首领密熹和尚等率领下，谎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意代为守城”，于是一举占据了涿州城。当时进入涿州城的义和团约有万余人。义和团占涿州以后，在城门上高高树起“兴清灭洋”大旗。城上义和团头裹红巾、黄巾，严密巡逻，盘查过往行人。这次占领涿州，大大鼓舞了附近州县的团众。于是，他们也纷纷向涿州聚集。义和团行军的队伍，随处可见。他们举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大旗，水陆并进。由于附近州县义和团的汇合，使聚集在涿州城厢内外的团众达二三万人。就连清军驻地高碑店附近，也被义和团占据。

义和团在进据涿州的同时，还在芦保、京津铁路沿线展开了一场拆毁铁路和砍断电线杆的斗争。1900 年 5 月，团众数百人拆毁了芦保铁路线涿州至琉璃河一段铁路 10 余里，同时将沿路的电杆、电线砍断。当晚，部分团众烧毁了高碑店、涿州车站及拒马河各桥桥梁道本。第二天，又有团众数千人在琉璃河至芦沟桥的铁路线上拆铁道，砍电线，还放火烧毁了长辛店和芦沟桥两个车站、料厂和沿途的桥梁、局所等。5 月 29 日，团众又焚毁了丰台车站。义和团在直隶的迅猛发展，有利于向北京和天津的进军，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1900 年初，北京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揭帖是一种宣传品，类似于公开信和通告之类的文告，张贴在街市的醒目处。揭帖借传说中的玉皇大帝之口说：“我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4 月，城内设有义和团的坛口。5 月，北京城郊的团民开始进入北京。6 月中旬以后，出现了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的情形。进入北京的各支义和团，一般都借庙宇、会馆等地方设坛，竖立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义和神团”等字样。外来的团民构成北京义和团的主要力量，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的也与日俱增，主要是城市中的苦力、小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同时，一些清军官兵，部分王公贵族乃至宫廷中的太监也参加了义和团。到 6 月下旬，全城已有坛口 800 多个，人数也达到 10 万。面对义和团的强大声势，清政府的政策不是剿杀，而是利用义和团。

义和团在天津城区的活动，始于 1900 年春天，当时人数很少，也不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他们只是在“灭洋”的口号下，用匿名揭帖和民谣的方法，鼓励民众，警告外国教士。等到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朝官

军的“围剿”，并在冀中地区建立起雄厚的势力以后，情况才逐渐改观。从 4 月中旬起，天津城厢内外就有幼童练义和拳，并有女子练习“红灯照”。义和团的主力进入天津比北京要晚。原因是自景州北上的兑字团，曾经在吴桥县和沧县两度受清军屠杀，实力损耗。从丰台沿京津铁路前进的坎字团与乾字团，中途又受到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屠杀，死伤惨重。后来还是文安、霸县、静海等地的拳众沿大清河东下进入天津。进入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高唱着“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的战歌，带领群众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