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编》

《武编》是继北宋《武经总要》之后，在明代后期成书年代较干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对古代军事技术记载较多，大多为《武经总要》以后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军事技术问题的论述，则侧重于对传统火药理论，以及诸多火器的形制构造与使用方法的阐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被其后问世的兵书所转录，也有一些内容为其他兵书所不载，具有补缺的作用。

《武编》系唐顺之所辑。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生于正德二年（1507）。青少年时博览群书，嘉靖八年（1529）进士，会试第一，为翰林院庶吉士，曾以郎中身份督兵浙江，与胡宗宪等共同抗倭，屡破倭寇，以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他博闻广识，通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数学，人称荆川先生或唐荆川。嘉靖三十九年逝世。有《荆川先生文集》、《广右战功录》等十多种著作传世。崇祯年间追谥为襄文。

《武编》辑于嘉靖期间，作者在生前并未刊行，只有抄本传世，为秣陵（今属江苏南京）焦澹园收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始由武林徐象标曼山馆雕版印行，清代有木活字本、抄本传世。《武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6卷。军事技术内容散见于各卷之中，以前集卷五最为集中。

《武编》虽然对兵法理论阐发不多，但是《武编》前集卷五、卷六对军事技术理论的阐发，却开了明代后期兵书的先声。

前集卷五

本卷主要论述各种火器、冷兵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大致反映了自《武经总要》刊印之后，至嘉靖三十九年唐顺之逝世之前，各种火器、冷兵器及战车、战船的发展概况。

无敌神牌始见于《武编·牌》，但以《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五》的记载最为完整。大型牌面以木为框，用竹编成，下部绘有虎头图形，虎口张开，上部竖立3支枪锋。整个牌面安于一辆大独轮车前。行军时，可由6人肩之而行，张开使用时，可以掩蔽25人，从牌后发射火铳、火箭。此牌既可作为战车布列为“车城”，阻挡敌骑之冲突，又可以火器射敌，是一种攻守兼备的火牌。

保生牌是一种盾牌与小铳相结合的火牌。盾牌背面安置15个小铳，内装火药与铅丸，铳口通过牌面射孔向外，铳后火门各通出一根火信，并将它们联束一起，用机械式点火装置相接。作战时，士兵左手执牌，右手持刀同敌搏杀，看准时机后，即拨动机械装置，将15枚弹丸一起射出，击杀敌人。

千子铳《武备志》称千子雷炮，炮管用铜制造，长1.8尺，口径0.5尺，内装用毒火药法制造的众多生铁片，用杵压实。炮身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车前端安一块隔板以隐蔽炮身。遇敌时突然发射，铁片四散飞击，敌“顷失其命而不自知所终”。

水底雷以大将军（即火炮）为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用大木作箱，油灰黏（应为舟念）缝内宿火（即藏有火种）。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此记载表明水底雷是一支密封于大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击穿敌船，使之沉没的一种击穿式水雷。

飞悬神铳是一种用于“固守城池”的火铳，铳身安放于城墙下有洞口之处，使铳口通出城墙外。每隔10个垛口安放一支，铳身有火线连于城上，由守城士兵控制发射装置。当敌兵前来攻城时，守城士兵扣动发射装置，将弹丸射出，击杀敌人，“此为形而示之以无形，伏而疑之以无伏，兵不劳而城可守也。”明军使用的弓这种构造形式的火铳，其他兵书没有记载，但从发射过程看，当是一种用机械控制点火发射的先进火铳。

迷眼火沙“以诸般毒药为之，置于长枪之首，占其上风，贼中火器（毒）气，则目即盲。”可见这是一种在枪筒口部充填致毒性火药的喷筒，主要是点火喷射毒性烟气熏灼敌人，其构造与作用大致同金军使用的“飞火枪”相似。

弓《武编》卷五在“弓”和“弓制”中，对弓的制造和射箭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明军使用的弓除了沿袭宋以前的弓以外，又有许多新品种：槽梢弓、槽坝弓、大梢弓、小梢弓、开元弓，西番木弓，还有陈州弓、交弓、桑木梢黑漆弓、黑漆弓、桑木梢雀桦硬弓、雀桦弓、黑漆沙鱼皮弓等，它们大多是强劲的硬弓。

弩《武编》卷五在“弩”中，对弩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由于明代枪炮与火箭等火器的增多，并由于床子弩等重型弩“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等原因，所以便废弃重型弩而保留轻型弩，其中有神臂弩、克敌弩、双飞弩、窝弩、蹶张弩、腰开弩、诸葛弩、苗人竹弩、宣湖射虎竹弩等。其中苗人木弩、苗人竹弩、宣虎射虎弩所发射的弩箭都醮有毒性药料。

枪《武编》卷五在“枪”中，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枪的使用方法，并认为“枪杆（以）蒺藜条为上，柘条次之，枫条又次之，余木不可用”。又说：“枪制，木杆，上刃，下樽”，分步兵枪与骑兵枪。明军所用长柄枪的种类甚多，有长枪、长头枪、短头枪、矛式枪、铁钩枪、龙刀枪、钩镰枪、燕尾枪、凤头枪、蛇枪、飞枪等。

刀《武编》卷五在“刀”中，对使明军使用的弩用长柄刀的刀法论述甚为详尽。明军使用的长柄刀大致有钩镰刀、偃月刀、象鼻刀、仰月刀、合月刀、三尖两刃刀、骑兵雁翎刀、斩马刀、长倭刀、腰刀、手刀等。偃月刀与钩镰刀大致相似而稍窄，主要用于操练。象鼻刀的刀尖弯曲如大象之鼻。仰月刀的刀刃如凹向月牙横置柄端。合月刀的刀刃如凸向月牙横置柄端。三尖两刃刀是刀头有三锋且两侧开刃的刺砍兼用刀。骑兵雁翎刀供骑兵在马上砍杀敌军士兵。斩马刀刀头较长，刀刃弯曲较少，主要用于劈斩敌军的马腿。长倭刀系仿倭刀所制。腰刀长3尺，重10斤，短柄长刃，刀刃的弧度较大，为明军佩于腰间的护体兵器。手刀是沿用宋代的短柄护身刀。

“火药赋”《武编》卷五在“火”中认为：“五材并用，火德最灵……锸锋利镞，力尚有穷，而火焰之精，无坚不溃。”此处所说的“火”，是指火药燃烧后产生的“火”。明军使用的长柄枪明军使用的长柄刀明代后期的兵书，从《武编》到焦勖于崇祯十六年（1643）成书的《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都对配制火药的原材料硝石、硫磺的提炼，火药的配制技术，硝、硫、炭在火药组配中的作用，作了全面的论述。它们借用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即“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等中医术语，来阐述古代火药配方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在迄今已经发现的资料中，可知唐顺之是创立或阐发这种理论的先躯者，《武编·火》中的“火药赋”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火药赋”称：“虽则硝、硫之悍烈，亦藉飞灰而匹配。验火性之无我，寄诸缘而合会。硝则为君而硫则臣，本相须（相互协同）以有为。硝性竖而硫性横，亦并行而不悖。惟灰为之佐使，实附尾于同类。善能革物，尤长陷阵。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软而欺硬，臣轻君重，药品斯匀。”此赋高度概括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硝是氧化剂，在火药中起主导地位，故为君。硫磺性质活泼，是还原剂，居辅助地，使火药具有爆炸作用，与硝相辅相成，故称其为臣。木炭粉是助燃物料，居辅助地位，使硝石在燃烧后迅速释放大量的氧气，使火药产生燃烧作用，故而称其为佐使。“火药赋”还指出：如果三种原料提炼不纯，选取不佳，互相之间组配不当，就会产生种种弊端，并明确指出：硝材提炼不纯，则君主地位不明，火药不佳：制药粗劣，虽多亦少，制药精细，虽少犹多，配比不当，失其调剂，若硝、炭含量过少而硫偏多，即君主和武臣偏弱而文臣势大，则火药虽能速爆，但发火不猛，若硝、硫含量过少而炭偏多，即君主和文臣偏弱而武臣势大，则火药虽能燃烧，但爆发力弱，若缺少硫和炭，即没有文武二臣的辅佐，则国将不国，而火药也就会因为不能燃烧和爆炸而不成其为火药了。“火药赋”还指出：硝、硫、炭在火药中所占的比例不同，所制火器的用途也各异。飞空神沙火飞空神沙火唐顺之在“火”中，还论述了以硝、硫、炭三种物为基础，再加上不同的物料，配制成上百种不同用途的火药及其配制工艺和技术，并首次提出了返回式火箭“飞空神沙火”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后被《武备志》所载，改称为“飞空沙筒”。箭身用薄竹片制成，连火药筒共长7尺。供起飞和返回用的两个火药筒，颠倒绑附于箭身前端的两侧。起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后，其上面连接另一个长7寸、径7分的火药筒，内装燃烧性火药与特制的毒沙，筒顶上安有几根薄型倒须枪，构成战斗部。返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前。3个火药筒的药线依次相连，放在“火箭溜”上发射。使用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药线，对准敌船发射，使箭身的倒须枪刺扎在篷帆上。接着，作为战斗部的火药筒喷射火焰与毒沙，焚烧敌船的桅帆篷索。当敌人救火时，因毒沙迷目，难以入手。在火焰与毒沙喷完时，返回火药筒的药线被点燃，引燃筒内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反冲力，将飞空神沙火反向推进，使火箭返回。

沙洗铳炮《武编·火》记载：“长久不打的铳炮（即后面所说的枪炮），恐其骤打而炸也，挖地窖丈余，先用火烧坑，以铳使沙石打洗内外，净入坑中。（铳炮）内以泥涂覆薪烧炼，俟其冷取出，复用桃艾汤洗，以牛或羊猪血涂内外，仍入坑炼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铳炮内外始终保持润滑待用的状态。

“手把铳歌”由于明代前期手铳的发展，装备手铳的士兵越来越多，于是训练士兵使用手铳的技术便成为常规的军训内容之一。为便于士兵记忆，所以编了一首“手把铳歌”：“一装枪，二捻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槌，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别别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收队。”这首歌描述了从装填弹药，到射毕收队的全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训练场景。

“战夷法”《武编·夷》指出：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习俗，常有袭扰中原之事发生。因此统兵将领在奉命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而所恶而攻之”，作战时可用“强弩利刃之铳，足以抗之”。

前集卷六

本篇主要论述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及作战布阵之法，列举了多种战车、战船之名。为了抗倭作战，书中还列出了“太仓往日本针路”、“太武回太仓针路”、“日本往太仓针路”、“太仓往日本针路”。所谓针路，就是当时用罗盘针指示方向的航海水路。此外，还论述了军需、矿产、解救药毒等问题。

车唐顺之认为，“凡战，卒不如骑，畏其凌残也，骑不如车，畏其冲突也。”在以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步兵不如骑兵，骑兵可以骑战马驰聘，践踏敌营，骑兵不如战车兵，战车兵可推车冲突敌军战车，敌莫能当。他列举历史上以战车取胜的战例，认为车战耗费少而战果大。他以南宋魏胜创造的如意战车为例作了说明：南宋兴隆元年（1163），魏胜创制成数百辆如意战车，数十辆炮车和弩车。弩车上安兽面木牌，备大枪数十支，前面与两侧垂挂毡幕软牌以御矢石。每车用2人推毂，可蔽50余人。行军时，可运载辎重器甲。驻营时，可环而为营，相互扣联挂搭如同有足之城，敌军骑兵不能近，箭镞不能伤。列阵时，如意车在外，以旗帜作为屏障。弩车当阵门，其上安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矢可远及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放火石炮，可远抛至200步。与敌军对阵时，便在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时，刀、斧、枪手便出而突击。交战时，便出骑兵从两侧掩击。万全车获胜时，即拔阵起营，实施追击。敌骑败退后，官兵即可入阵稍事休息和修整。可见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战车。魏胜所采用的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和技术，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的首创。魏胜所创战车的样式上奏朝廷后，朝廷下令诸军按其式样，广为制造，颁发使用。

唐顺之又例举了明代陕西总制秦绽于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创制的独轮全胜车。该车车高5.4尺，厢阔2.4尺，前后通长1.4丈，车上有2名士兵放火铳，车下有4名士兵，既推车又放火铳，重约240斤。若遇险阻，可用4人肩行。上下前后以布为甲，以遮挡矢石。同敌作战时，先以5～10车冲击敌阵。车前有敌，则以首车向前射击，后有追敌，则以尾车向后射击，冲入敌阵，则各车从两厢向左右射击，其余各车，或犄角夹攻，或截敌退路。

嘉靖年间，唐顺之又组织人员将原万全车改制一窝蜂成新型的万全车。“其制，轮高三尺一寸，轮辕长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钉以圆铁轴，行则悬之左右箱，各广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铁佛郎机八及流星炮或一窝蜂一，上马架用安铜铁神枪一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铳一，飞火枪筒一，四角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斩马刀、铁钩各一，并火药铅子，掀镢、鹿角等器，通不过重一百五十余斤。箱前树兽面牌，绘以狻猊之像，及旁各挂虎头挨牌，战则张之以蔽矢，两车相连可蔽三四十人，每车二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此外，唐顺之还提到了当时创制的屏风车，百足火龙车、独战千里车等多种战车。开山斧唐顺之不但改制了万全车，而且提出了战车与兵器合为一体的守边理论。他指出，作战时可用车“随地形环布为阵，军马居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则施强弩弓矢，逼近则用枪斧钩刀短兵出战。敌败则马军出追，遇夜则用火箭。敌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面各发，势如火城，敌不敢逼进。退所向无前，敌不敢遮……马步兼用，长技并使，战守皆宜，诚可万全取胜。止则环列为营，旁施鹿角，联以铁绳……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霆击，然摆列边墙，以遏敌入，据扼险要，以邀敌归，占据水头，以据敌马，诚可化弱为强，以寡敌众，修边耕获，具有用以防卫。”唐顺之时，北方边患频繁，游牧民族的骑兵常乘隙驰突而入，袭扰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威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故他建言此策，以保边境安全。此策虽尚属粗浅，但却是以车器结合、车步骑结合守边理论的创言者。

舟唐顺之在《武编·舟》中搜集了多种战船的资料。

鸳鸯桨船，是将两艘战船用活扣并联的双体战船。船体各长3.5丈、阔9尺，船上无桅，两侧各安桨8支。船面上建有活动舱棚，棚外用生牛皮蒙裹，两旁开有箭眼、枪孔，内藏士兵，既能摇桨，又能作战。临敌时，撤去舱棚，迅速将两船分开至敌船两侧，以枪炮火箭射敌，夹攻敌船。

子母舟，是一种大船内包藏小船的战船。母船三眼铳屏风车长3.5丈，前部2丈如一般战船，后部1.5丈无舱无底，只在两侧安有船板，中藏一小船。船头安有狼牙钉，船面竖一桅，两侧各安2支桨，既可借风扬帆，又能划桨航行。前部船舱内备有茅草、薪柴、油、麻与火药等纵火之物。作战时，将母船钉附于敌船上，而后点着火药，燃烧纵火之物，将母船与敌船一起烧毁。与此同时，母船上的士兵立即换乘小船返回本营。

车轮舸，明后期的车轮舸都装备了不少火器。船体长4.2丈、阔1.3丈，外设虚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由士兵踩动，击水而进，航速较快。船体前部平头，长8尺，中舱长2.7丈，后尾长7尺，尾部上翘，上建舵楼。中部舱面建有木室，前后贯通，中有大梁，上覆活动木板，自两边伏下。每块木板长5尺、阔2尺，下部安有转轴，如同吊窗一般。作战时，先从木室内向敌船施放火药箭，同时用毒龙喷火神筒喷火，鸳鸯桨船子母舟车轮舸待敌战斗力削弱后，舱内士兵一起掀开木室上的覆板，立于船面上，以旁牌作掩护，向敌船抛掷火球、标枪，并以钩拒等兵器钩攻敌船，最后歼灭敌军。

破船舸，“用大木五根，各长三丈余，将木居中凿空，仍补平，厚以麻黏舱之，前后横栓，串锭一处，加筏势，两边六轮。上作船舱，轮轴在内向前，平头长1丈，舱长1.5丈，尾长7尺，安舵楼。前平头上安破舟铳，其铳如神枪样，枪头如荞麦样，用纯钢极快利，头长3寸，后杆长4寸如枪，安置铳内。凡一舟前用3具，约木头与水颇相平，约与船相近，舱内点放火线，其枪经打入船内，连发3铳，其船必沉。”

《武编》的兵法理论，集中在备边与防倭作战方面。军事技术理论主要集中在火药配制、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方面。

提出了安定边境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聚居于边陲的各少数游牧民族，在衣食、文化、器械、地理条件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常袭扰中原农耕民族。为了安定边境，用兵必不可免，因此统兵将领必须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性，技能的长短，这样才能以长击短，取得胜利。北方与西方的游牧民族善于弓马骑射，惯于使用弓矢、刀铤，见利便进，不利则退，不在乎进退荣辱，常藏匿于险峻之地。因此，必须以利诱之竞进，而后以伏兵击之。如果在旷野平原上作战，就要用强弩在远处射击他们，用奇兵战胜他们。南方各游牧民族善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作战，也应出奇制胜。唐顺之由此得出结论：在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马；在东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船，在南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标牌。

提出了“破倭三计”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袭扰我沿海的倭寇多是小股作战，他们惯用的伎俩有三：其一，常用“伏兵之计”，当官兵进剿时，他便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股，藏匿在土堆、草丛、沟旁、寺庙等处，待官兵接近时便伏兵四起，使官兵眩惑纷错，一时无措。因此，同倭寇作战时，必先以向导探明情况，严防中其伏兵之计，当倭寇来袭时，可以佯败诱之入伏，而后击之，当其溃逃时，可追则追，可止则止，不能轻率深入。其二，常用“诱兵之计”，即用锡块充作银锭，连同其他财物扎成包裹，抛掷于战场上，诱使官兵前去抢夺，他们便乘机攻击官兵。因此，要严令官兵不为所动，一股作气，将他们消灭。其三，常用“诡兵之计”，即先以奸细探知我兵服色，而后大量仿制，穿在身上，混入我兵阵中，再突然脱去伪装，露出本色衣服，袭击官兵。因此，在同倭寇作战时，官兵必须在临战前才换上衣服，使倭寇来不及伪装，其奸计也就不能得逞了。

唐顺之破倭“三计”，虽不是大规模剿灭倭寇的主要战法，但也是一种以奇兵协同正兵作战的谋略运用。

提出了多种火药的配制工艺和理论

《武编》所记新创的火药有：迷眼大沙、行烟、猛烟、天火球、月落香消球、天坠、千里胜、烂药、麻药、一窝蜂喷筒火药、一把莲火药、火箭头白火药、净江龙慢火药、火龙口火药、药信、蜂窝火药、风火火药、水火药、先天风火药、一柱香等。书中还叙述了不少火药的配制方法，以及它们的杀伤作用。

阐发了古代火药的诸多理论问题

主要有：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论述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火攻特性与作用；用文武二臣辅君之理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配比关系，利用硝硫炭的不同比率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利用原料性能的特点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与此同时，书中还用比喻的方法阐发了火药力学的几个问题：口敞则火散而力缓，口撮则火拘而力急，如人开口舒气则无力，撮口出气则有力。药箭出管难则行远，出管易则行近，如射箭后手放箭扣紧则有力，扣松则无力。炮声细则响而震耳，声宏则散而不震耳，如乐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浅。

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火药理论的阐发，虽然还比较朴素，而且是用比喻的方法说明经验性的结论，其理论的高度还显得不足，但它却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家，在对火药理论探讨中所取得的可贵成果。

叙述了与兵器制造者有关的技术和工艺问题

其一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技术和工艺要求，其中包括铁的产地，铁质的精粗优劣，制造刀、铳等兵器所用优质钢材的冶炼工艺等。其二是对火药配制的工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合药不厌精，碾药不厌细，锤打不嫌多，筑虚最所忌。药能精制，以少为多。其三是制造鸟铳的工艺。其中包括：炼坯，煮筒，钻铳心，锉磨，打制照星火门，镶照星火门，锉铳、磨錾、帮镶，钻火门，打钻修通条，制木枪托，旋底螺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