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新书》

徐建寅撰。徐建寅（1845～1901），一名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他“素有大志，抱负雄才远略。在昔壮年时，苦志力学，久而弥笃，博闻强记，无书不读，凡学必精。”（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初在江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86年在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戊戌政变后调湖北，总办全省营务，督办保安火药局。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被炸死。

徐建寅于清光绪四年（1878）曾任驻德使馆参赞，并赴英、法各国考察，“历观轮船军械各厂，探讨政治风俗，访其议院及其军操各程式”。（张罗澄《兵学新书序》）通过考察，使他认识到，世界上几个军事强国，“蔑弃礼让，竞尚暴戾，挟势不论理，观兵不耀德，角力争雄，恃强凌弱，皆以战胜攻取为其立国要图。我中国若不君臣上下、通国人民合志同心，讲求兵学，亲之信之，尊之重之，则无以洽民心，强兵力，保国本，尊君权”。面对祖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局面，他发愤研究军事，探讨各国新法之精理，汇辑泰西诸书之精华，撰成《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又称《兵法新书》，十六卷，附图370余幅。卷一记哨队官长操兵之法及一旗之制；卷二、卷三记旗哨官长操兵之法；卷四记营旗官操兵之法，并及一营步兵之制；卷五记统领分统布阵之法，示以进攻布置之程式，以及一军之制，并总论用兵要诀；卷六为马兵列阵运用及马兵一旗一合营之制；卷七记炮兵操练、运用及炮兵一旗之制等；卷八为步、马、炮合用之法，以及考徵古来战事之要和调度方略之用；卷九为挑民兵、集民饷之制；卷十为粮饷、衣食之制，军市、转运之法；卷十一论枪炮军械，皆取新法适用之件，其旧法粗笨及过于纤巧不适实用者，皆置不录：卷十二论挖筑沟墙，以明数十人至数万人防守攻取之法；卷十三论行军旷野，预备宿食之法；卷十四论造望台、筑道路；卷十五论行军、铁路造筑之法；卷十六论以铁路运兵之章程及仓瘁毁坏铁路不资敌用等。其具体卷目如下：

卷一　旗初操（步兵）：一旗之制、练力、持枪、走阵、打靶、队长、行路。

卷二　旗阵式：阵式、紧队、散队、放枪、估距、刃刺、旗哨官长。

卷三　旗运用：运用、总纲、住守、进攻、退回、拒马兵、树林、要隘、村镇、堡墙、诱敌、劫袭、应急、巡护总论、行路巡护、住营巡护。

卷四　营阵式：营制、走阵、运用、进攻、住守、退回。

卷五　军阵式：军制、小军运用、总论、综要、号令。

卷六　马兵：一旗之制、列阵运用、追敌、巡探。

卷七　炮兵：一旗之制、备放、进退、连炮箱车、走阵、雁行、鱼贯、雁行改鱼贯、鱼贯改雁行、阅操官行过、运用。

卷八　综要：步马炮合用、考徵、方略、伤亡。

卷九　教训：挑兵、召募、编营、集饷、教训、弁兵学、将官学、办事官、中军官、弁兵学（奥国）、将官学、升迁、办事官、罪罚。

卷十　粮饷：俸饷、饷簿、衣食、军市、游息、转运。

卷十一　军械：总论、洋枪、毛瑟、漫利夏、马枪、炮论、快炮。

卷十二　沟墙：总论、急筑、暂筑、土器、用法、全军、大军、镇堡、卡墙、矮墙、卡门、药弹房。

卷十三　宿食：住宿、遮风、卡棚、草荐、坑厕、暂屋、马棚、久屋、印度兵屋、饮食、提水洁净、滤水、起水、炊煮。

卷十四　台路：望台、简便测量、筑路。

卷十五　铁路：铁路军工、铺轨、铺轨人器、叉交路、停车场、号令、各数。

卷十六　运兵毁路：运兵、修整、拆毁、街轨、桥梁、沟轨、土路汽车。

《兵学新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尤其是记述了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铁路电报等在军事上的应用。但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全书内容比较丰富，也反映了编纂者的军事思想。

对于当时何为国家的急务，著者认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他提出，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于学问。设学堂以培才，讲工商以致富，这是正常的道路。但是，惟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觊觎之心日亟，如果是等待人才学成以后再致富，致富以后才自强，那就好像是从容拯溺，揖让拒寇。即使能致富，也必然是慢藏诲盗，益启戎心，势弱气消，阽危立待。他并打比喻说：“若不先讲兵学，力图强兵，则设学堂以培才，考工商以致富，不啻勤于稼穑留为四邻之储积；力于南亩以待盗贼之收获，洵足惧也。”他得出的结论是，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以御外侮。而要练兵御侮，还必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调整好国家与军队、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兵以卫国，国以庇民，民以尊君，君以治兵。国能自立，民以得安，民皆当兵，国以自立。兵与民，民与君，君与国，国与民，互相连合而不离，君臣上下，通国民人，心志相孚，声息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矣。欲得君臣庶民声自相通，心志相孚，非详订议章，设立议堂，讲求兵学，选练民兵，难臻御侮之功，而期自立之效也。”

在训练方面，一是主张训练方法要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指出，“今之陆战与昔异，故操练亦因之而异”，“改易古法，每战必胜”，“布奥之役，用后膛枪，故步兵阵式，已有更改，及布法之役，布之亲兵全军。在圣泼里伐，仍泥旧法，大受法兵快枪之害。昔时步兵不顾敌枪炮之击，而猛进以枪刃冲刺，为长技，泥此而遇新式快枪之击，为害甚大”。二是重视诸兵种协同训练。提出“步马炮三兵合用，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的协同原则，并认为，“战阵始终专以步兵为主，马炮二兵，仅以为辅助”。三是主张实地训练和练为实战。指出，练习要隘防御和进攻作战，“必至实有要隘之处，先操驻守，后操进攻，交互练习”。而训练又必须把重点放在临战运用上，“行走阵式既熟，当习临战之运用。古来名将，近时兵书，皆言临战不可徒拘教场、初操行走阵式之板法，必以多营合操临战之运用，则一旦疆场有事，方能制胜克敌”。四是重视训练中的群众纪律。指出，“村镇不便借以操练，恐扰及居民也。仅可率领哨官及哨队长，常往各村镇，观看形势，指示以将来临战遇此应如何运用，并使知攻守俱以边际为最要，不带兵丁，免惊民人”。五是反对依靠洋人训练军队，主张起用中国有志之士当教官。他认为，召募外洋将弁作教官，“语言不通，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及至有事于彼之时，外洋将弁例皆告退。平时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战时全不得用。”所以，“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

在兵役制度方面，提出了抽丁之制。即每二百壮丁抽一人为兵，其他壮丁每人日出一文钱供养这一兵。三年期满复员回家，仍操旧业。一有战事，可按籍召回军队。全国按二十二行省计，可得兵四十余万人。他认为，这样做，既可节省国家养兵之费，民众负担又不会过重，“国家防御有资，民间治生不害，烦苛免而民乐从，国用充而精锐成”。他还提出了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文武合一的主张。认为，“欲通国士民，学问精妙，要在通国士民，人皆当兵，方能无人不力学。盖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相附丽不能分，亦不可分。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学问既深，将弁兵丁，无一不各尽其职。于是通其学问，以及士农商工，政治风教，自能渐渍相化，莫不精诚核实，而通国臣民，自皆奋勉鼓励矣。数十年来，西德、东倭，勃然以兴，皆由此道也。士民人营三年，五日不致力于学问，三年期满，学邃品端，在营即为精兵，回家即为君子”。

《兵学新书》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为古老的中国兵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刊印于戊戌维新之时，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尤其是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它还不可避免地打着封建思想的印记，如多次申明“尊君权”、“尊我君”等。

《兵学新书》流传不广，仅见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