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经典

战国初期，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著名思想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都主张以法治国，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且卓有成效。

春秋第一相管仲与《管子》

在我国春秋末年，在竞相争霸的各个诸侯国中，齐国是其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当时的齐国是齐襄公在位，但由于内部矛盾尖锐，齐襄公的兄弟和大臣都逃往国外。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都出国寻找政治出路。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国君的女儿，所以拥护公子纠的大臣管仲便陪同公子纠来到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在大臣鲍叔牙的保护下躲到了莒国。后来齐国发生内乱，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想趁此机会夺回君位。公子小白接到信后与鲍叔牙提前上路。当公子纠得知公子小白已经上路时，就派管仲带人埋伏在路上准备偷袭公子小白。当公子小白飞马赶到时，管仲搭弓引箭向公子小白射去，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倒在地上装死。管仲误以为公子小白已死，便匆忙赶回去向公子纠报告。

其实公子小白只是肩臂上受了一点伤，并无生命危险。等管仲走后，公子小白与鲍叔牙快马加鞭赶回齐国，并顺利地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

管仲与公子纠知道公子小白当上齐国国君后，便求得鲁国帮助攻打齐国，想要夺回王位。交战中鲁国大败，公子纠被杀，管仲也被装入了囚车送回齐国。

鲍叔牙与管仲是好朋友，两人的交情非常深。当管仲被送回齐国边境的时候，鲍叔牙把他从囚车中放出来，并劝说管仲辅助齐桓公。

管仲本来就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于是就答应了。但齐桓公一直对管仲射他一箭怀恨在心，想要处死管仲。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我的才能远远不及管仲，如果您想要治国图强在天下称霸，您就必须重用管仲。”

齐桓公是个非常爱惜人才的人，他听鲍叔牙这样一说，便打消了杀管仲的念头。为了试探一下管仲到底有多大的才能，齐桓公便任用管仲为国相，位在鲍叔牙之上。鲍叔牙并没有因此而嫉妒管仲，反而与管仲齐心协力辅助齐桓公。

管仲立即推荐了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宿3位人才，把他们派出去做鲁国、卫国和荆国的大使，先来稳定国际间的紧张局面。齐桓公都立刻照办了。

紧接着，管仲又起用了一批各有所长、尽忠职守的出色人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桓管五杰”，他们是负责外交、农业经济、国防军事、司法行政、监察的5位大臣。

管仲对齐桓公说：“这5个人，每个人都比我强，如果把我换做他们无论哪一部的事，我是决不干的。假如你只想把齐国一国政治搞好，国富兵强，只要有这5位大臣就行了。如果你想做到在列国之间做霸主，那就非我不可了。”

齐桓公说：“好吧，都照你说的去办吧！”

由于管仲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甄地召集宋、陈等4国诸侯会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齐国的势力更加壮大了。

管仲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春秋第一相”。

由于管仲的思想和政绩非比寻常，在管仲去世后的战国初年，管仲的学生和门人在齐都临淄稷下学宫形成了一个管仲学派。他们收编和记录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编撰成了《管子》一书。

《管子》原书564篇，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后经汉代经学家刘向编定86篇，全书16万言，内容分8类。其中包括《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

《管子》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其中对法律的作用分析认为：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同时《管子》也糅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可谓观点鲜明。

《管子》也含有道家思想，例如其中就有最古老的道教修行的记载。《管子》也有经济学的观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管子》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改革家商鞅与《商君书》

在我国战国时期，卫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家里添了一个儿子，取名公孙鞅。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

公孙鞅年轻时十分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明于刑名之术的思想家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他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

公孙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公孙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

5天后，公孙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秦孝公还是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公孙鞅。

公孙鞅便又第三次去拜见秦孝公，这次他用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虽然予以肯定，但没有被采用。然而聪明的公孙鞅此时已领会秦孝公心中争霸天下的意图，于是，他再次求见秦孝公。

这次会见，公孙鞅开始畅谈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公孙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事后向公孙鞅询问缘由。公孙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但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于是，他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公孙鞅针锋相对地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公孙鞅进一步阐述道：“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秦孝公最终采纳了公孙鞅的意见，决定在国内进行变法。公孙鞅在这次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成为了当时的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公孙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经过了两次变法后，秦国国力逐渐强大。河西在秦穆公时，曾是秦国的土地，秦穆公去世后，有一次秦国和魏国交战，秦国败，便把河西割让给魏国。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一直是秦献公和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所以，国力富强后，秦孝公便开始酝酿攻打魏国。

公孙鞅作为收复河西失地的主将，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使此战获得了胜利。秦孝公为奖励他，遂封他为商君，食十五邑。从此公孙鞅被称为商鞅。

商鞅的思想在他去世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后来的统一帝国秦王朝的思想主流。

《商君书》也称《商子》，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主张依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重刑轻赏，贬斥儒家学说、纵横家及游侠。

《商君书》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

其中，《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成为我国古代的法家经典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集大成者韩非与《韩非子》

我国战国时期，约公元前281年，韩国国君歇的妃子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韩非。韩非从小就聪明好学，后来拜著名的荀子为师，学习各种经论。韩非有些口吃，不善言谈，但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文章写得非常好，他的同学李斯自以为不如。

韩非虽然师奉荀子，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而是在当时新的历史形势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当时法家之集大成者，被人们尊称为韩非子。

当时，韩国是“战国七雄”最弱小的国家，韩国邻近的秦国非常强大，为此韩国饱受秦国的威胁。再加上此时的韩王安个性懦弱，政权落入重臣之手，国内外形式都十分危急。

韩非眼见韩国国力日趋衰弱，内心非常着急，他便吸收了儒、道和法家商鞅的学说，提出一套要把君主的权威提高到绝对的地位的理论。

韩非多次向韩王安上书进谏自己的这套治国理论，希望韩王安能够按照自己的建议励精图治，变法图强。然而韩王安对韩非的进谏置若罔闻，始终都没采纳。

韩非大失所望，在悲观失望之余，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并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10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自己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韩非写的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后，秦国国君嬴政读后大加赞赏，佩服地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

嬴政对《五蠹》和《孤愤》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却不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一天，嬴政问国相李斯知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李斯便告诉嬴政是他同学韩非的著作。

嬴政一听非常高兴，他马上说：“你把你这个文采斐然的同学叫到秦国，让他做我的门客吧。”

李斯说：“大王，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上任国君歇的儿子，这任国君安的弟弟，韩国怎么肯让他来为秦国出力呢？”

嬴政想了想说：“韩非这么有才华，让他留在韩国，我岂不是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我一定要把他弄到秦国来，我一定要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大才子。”

为了见到韩非，嬴政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国国君安本来一点都不重视韩非，也从不任用他，但在这种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韩非出使秦国求和。

嬴政见到韩非十分高兴，他本来想重用韩非。国相李斯和上卿姚贾怕韩非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便极力在秦始皇面前诽谤韩非。嬴政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即不信任韩非，也没有重用他。

后来，韩非去世后，当时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嬴政在《韩非子》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做了始皇帝，号称秦始皇。

《韩非子》又称《韩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子主张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法先王”，主张变法改革。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

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3个阶段，他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我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精通帝王术的李斯与法家

在我国战国时期的楚国上蔡这个地方，一户李姓人家家里添了一个男孩，取名李斯，字通古。

李斯从小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一天，他发现厕所中的老鼠，看到人来就惊慌失措地逃窜，使他忽然想到，米仓的老鼠看到他时，不但不逃，还有大摇大摆地享用粟米。

这件事使李斯顿悟到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意识到做“厕中鼠”或“仓中鼠”，完全看自己怎么选择！于是，李斯决定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到齐国求学，拜大学者荀子为师，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

学成之后，李斯辞别老师，来到了当时最强的秦国的首都咸阳。在咸阳，李斯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小官，有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机会。

有一次，李斯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当时，秦王正下决心准备统一六国，所以李斯这话甚得秦王欢喜。

于是，秦王便听取李斯用离间各国君臣的计谋对付六国，并按照李斯提出“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开始征伐韩国。李斯也因这个建议而得到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

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国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仿模韩国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

秦国的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有大臣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

于是，秦王便下了逐客令，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这时，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西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5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秦王明辨是非，他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李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于公元前221年，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秦王朝。

秦建立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李斯被任为丞相。当时，由于各国的文字很不统一，同一个字，就有好几种写法。李斯便向秦始皇建议“书同文字”，于是，秦始皇便下令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

公元前210年，李斯向秦始皇上了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

于是，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治罪等。

李斯向秦始皇提的建议和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思想为指导的，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的思想。

李斯的政治主张，依法治国的施政措施，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