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

华夏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到了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造成“礼崩乐坏”。鲁国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主张，以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

孔子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派。儒家思想后经孟子、董仲舒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我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产生了一系列儒家经典著作，代表了儒学思想的传承，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

儒家元圣周公旦与《周礼》

在西周建国初年，周武王姬发在灭商建周后的第二年，忽然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临终之时，周武王拉着自己的弟弟周公的手，希望他辅佐周成王姬诵掌管国事。

周公，姓姬名旦，又称叔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地，爵位为公，所以人们称它为“周公”或“周公旦”。

周公在周武王临终之际受命摄政，深感自己肩负的使命，关乎周王朝的兴衰。当时周成王年仅13岁，周公辅佐周成王，殚精竭虑，励精图治，进一步巩固了西周政权。

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对周公辅政心中不服，他们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篡夺王位的野心，有可能谋害年幼的周成王。

周公听到这些话后，他便对同时辅佐朝政的大臣太公望和召公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灵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为了避嫌，周公让儿子伯禽迁到封地鲁国去居住，他叮嘱伯禽说：“我是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

为了让这众多的邦国对周王朝心悦诚服，周公总结了“三皇五帝”时期的治世理念，甄别夏、商两个朝代的利、害、得、失后，决定为千秋万世制定一整套顺天理、达人情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史称“制礼作乐”。

周公在制定礼乐制度时，主要制定了“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

另外，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为了让周王“治天下如指掌之中”，周公把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制定得非常详细和具体。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是维护周王朝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其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强调的是身份和地位的区别，因此，“礼”是一种等级制度和秩序。

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作用是“和”，即改善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目的是为了巩固周朝内部的团结。舞乐的规模，也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

作为完善的国家典制，礼乐制度把一切事物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周公把这一系列典章制度制定后，他便把朝政还给周王掌管。为了让周王用心治理国家，周公在还政周成王时，还作了《多士》、《无逸》等训戒名篇，赠与周成王，这便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6篇为间架。书中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容、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其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

《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书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制度，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

儒家至圣孔子与《论语》

在我国东周时期，周王室东迁后日益衰微，逐渐丧失了宗主地位，各个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开始了长期的兼并战争。

这期间，鲁国的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规则，他决心恢复周公建立的礼乐制度，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并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仁学”理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对人要尊重、关心和体谅。“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孔子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他把“仁”运用到政治领域，就是重视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就是“德治”。为了实践“仁”，孔子十分重视“礼”，主张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

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孔子经过了长达15年的在各诸侯国的游说。然而，由于当时各诸侯国都是忙于争霸，并没有谁采纳他以“仁”治国的政治主张。

颠沛流离十几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在并未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情况下，回到鲁国，专事讲学和历史文献的整理，并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抱负倾注于笔端，成为我国历史上私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影响我国知识分子2000多年的儒家学派。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达40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72人。

孔子去世后，他的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书，书名叫《论语》，内容包括孔子谈话、孔子答弟子问、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弟子对孔子的回忆等，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西汉时流传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3种抄本。西汉末安昌侯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合《鲁论语》、《齐论语》为一，称《张侯论》。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被列为“七经”之一。

南宋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后来成为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

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

孔子提出仁德的标准，这就是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5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他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意思是说，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一部《论语》，将孔子及其门生的有限生命融入到无尽历史中，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后人誉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半部《论语》治天下”。

儒家宗圣曾子与《大学》

孔子有3000多学生，所以学生都听过孔子讲解尧、舜、禹及西周时期的先王之道，但却只有曾子一个弟子明白其中的真义。于是，曾子把孔子的讲解写成书籍《大学》作为其传讲精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和说明，传播到后世。

曾子姓曾名参，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的祖先是五帝之首黄帝，也是夏禹王的后代，曾参是太子巫的第五代孙，被列为孔子门徒“七十二贤”之一。

孔子去世以后，曾子积极的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开始聚徒讲学，门下有不少弟子，被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师从曾子，子思学成之后又传授给孟子。

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子以他的建树，成为与孔子、颜子、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儒家五大圣人。

曾子作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后世的儒家尊他为“宗圣”。

曾子认为，人们只有知道自己应该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的走下去。因此，他在《大学》中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旨在于弘扬人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第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3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8个条目。8个条目是实现3条纲领的途径。在8个条目中，“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后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作为我国古代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对人们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

儒家述圣子思与《中庸》

在孔子的弟子中，曾参是孔子的正宗门人。其后由曾参再往下传，又回传到孔子嫡孙子思那里。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

由于孔子一贯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所以对于孙子子思也同样寄予厚望。

有一次，子思问孔子道：“爷爷，您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

孔子十分惊讶，问子思：“你是怎么知道的？”子思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

孔子听后欣慰地说：“你能做到这样，我不用再担心了。”

子思在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思想。孔子去世后，子思又跟随孔子弟子曾子学习。从曾子那里，子思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

战国时涌现出一批策士。他们四处奔波，游说诸侯，为之出谋划策，以追求个人名利。这时学界已经与孔子圣学相去已远，各种异端邪学已经繁衍起来。

子思恐怕时日愈久远道统的真正学问会流失，所以他按照尧舜相传的“道”，加之平日从祖辈、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作成《中庸》一书。

“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

“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在至顺年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子思阐发孔子的中庸之道而著成的《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另外，《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的作品。

《中庸》我国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我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北宋经学家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到了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庸》是我国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史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辉煌篇章。

儒家亚圣孟子与《孟子》

公元前408年，齐国攻破了鲁国的郕城，这里是鲁桓公庶长子公子庆父的后代孟孙氏的食邑。城破之后，孟孙氏子孙遂分散流落到其他诸侯国，其中有一支迁居到邹国。

迁居到邹国的孟孙氏后人中有个名叫孟轲的人，他15岁时拜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孙子子思为师。经过青少年的饱学和钻研之后，他开始在家乡聚徒讲学，并逐渐成为当时地方上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被人尊称为孟子。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德治思想，并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孟子认为，仁政就是君王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君王。

孟子认为，如果君王实行仁政，则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君王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那时候，天下诸侯混战的情形，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兼并战争，以扩大疆土，致使人民流离失所。

孟子痛感于当时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严酷，以及王公大人脑满肠肥而人民食不果腹的不公，决定仿效先师孔子游说诸侯的做法，规劝诸侯实施“仁政”，以求得天下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于是，孟子在40多岁时，带着众多弟子，开始周游列国，推行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主张。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诸侯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意义的著名命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认为，国君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因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然而，当时诸侯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希望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大一统。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并没有实行的机会。

由于孟子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整理而成，记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论、政治活动和思想学说，属语录体散文集。

全书共有7篇，分别是《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孟子》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并把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

同时，孟子还指出，国家存在根本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在于“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劝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同乐。

孟子的“仁政”学说，其哲学基础是“性善说”。他认为人性善，把仁、义、礼、智看成是人的本性，是先天固有的，所以人就应该努力地去培养和扩展这些善的本性。

除此之外，《孟子》还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人的自我教育，主张修身养性，“养吾浩然之气”，以完善自我；他还教育人们为实现远大奋斗目标，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吃苦精神。并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标准。

孟子去世后，他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元文宗皇帝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尊封为“亚圣”，从此，孟子便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儒家后圣荀子与《荀子》

东周时期，赵国猗氏人荀子是个著名政治家，他受到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学术风气的感召，慕名而来。

稷下学宫聚集了当时各个学派的精英，荀子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游学生涯，广泛接触到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荀子曾经游历齐、秦、赵、楚等国，也有长期游学于稷下学宫的经历，这为他思想学说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养分。后来，荀子定居兰陵，著书立说，课子讲学，直至病故。

荀子著述宏富，据载，在汉初流传的就有300多篇，后来经过汉儒刘向的校雠，最终定为了32篇，而经后人编辑成《荀子》一书。

该书旨在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荀子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在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礼是一个核心观念。他主张“隆礼”，提倡礼治，同时也重法。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荀子认为礼和法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

荀子具有明显的调和礼法的倾向，也正是因为这样，荀子强调治民要用两手，他在主张“爱民”的同时也不放弃刑罚，他说：“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荀子用法充实礼，并没有喧宾夺主，改变其儒家的基本立场。通过荀子对王霸问题的态度和德治、爱民等主张就看得出来荀子同孔孟一样，也是崇王道而黜霸道的。

荀子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主要体现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职分，应该将其加以区分，并否认天有意志，否认“天命”。

认识论是荀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其核心观念是“解蔽”。荀子认为人的认识开始于感性，是通过人的耳目口鼻等感官与对象接触而产生的感觉，这就是荀子所谓的“缘天官”思想。

荀子在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性总结、“正名”理论以及音乐和诗赋理论等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观点和学说。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荀子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由于荀子的学说在秦汉时期儒家经典传播中有重要地位，所以他的学说很受重视。汉初诸经如《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大小戴《礼记》、《易经》等的传授，均与荀子及其弟子有关，可以说荀子对汉代经学发展有重要影响。

荀子的学说立足儒家，兼取道、法，旁收百家，形成了一个博大而又开放的系统，建立起自己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如果说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道互补为主体、以多元并存为特色的整体结构，那么荀子作为一个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对百家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和整合，对这种整体结构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