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牧区寺院改革

• 过去的那些部落头人，有事也要有礼貌地去找牧民协会商量。他们当年的嚣张气势荡然无存，见了牧工也客气多了。
• 老人跪在地上向其术求情，然后转身向佛像祷告，绝望地起身出房，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可抵债的东西。
• 强巴希瓦说：“现在既然不再鞭刑和酷刑了，我打算继续做喇嘛。我还打算从事生产劳动，这样我可以自食其力了。

西藏工委发出重要通知

1959年6月1日，为了推动牧区的民主改革，西藏工委发出了重要通知：

保护牲畜牧场，不使破坏，是畜牧业长时期的中心任务。因此，牧区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平息叛乱，开展“三反两利”运动，即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主牧工两利。

在运动中，要废除三大领主的特权，如乌拉差役、霸占草场、人身依附制度等，改造旧的畜租制度，租额大体比照农区“二八减租”的比例，由牧工、牧主双方自行商定，使之成为牧区新的比较合理的租赁形式。

牧工牧主订立两利合同，牧主不得虐待牧工，牧工牧主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合同期间，牧主不得解雇牧工，牧工也不得擅自离职。牧主保证改善牧工待遇，牧工保证放牧好牛羊。

指示下达后，各地牧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两利”的运动，使得广大牧民获得了解放。

早在3月22日，党中央就指示说：“牧区也进行民主改革，牧主的牲畜仍然归牧主所有，牧民的牲畜仍然归牧民所有。叛乱分子的牲畜没收归牧民所有。”

7月1日，西藏工委提出：“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牧主在内，坚决肃清叛匪，做好牧区的保护和发展牲畜的工作……”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西藏牧区的民主改革在全区逐步展开。各地党政干部到牧区后，深入帐篷与贫苦牧民实行同吃、同住、同放牧和向牧民交心，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

在“三反两利”的运动中，西藏工委要求：没收叛乱分子所拥有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同时，严格执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使未叛牧主安心生产。最后，在三反的基础上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

减轻牧主对牧工的剥削，适当提高牧工的工资待遇，改善牧工生活，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变封建剥削关系为雇佣关系。既要使牧主安心经营牧业，有发展生产的信心，又要使牧工有放牧的积极性。

在牧区的民主改革中，工作人员对牧工、牧主都进行了思想教育。那曲的赤巴、门堆、多仁3个部落在执行“两利”政策时，有的牧工认为牧主有牛羊，还给吃饭穿衣，所以不愿意进行改革。

有的牧工受到领主和牧主威胁利诱，不愿承认自己是牧工，有的牧工怕解雇……

牧主也有顾虑，一怕以前没付工资的牧工现在算总账，二怕牧工不积极放牧。有的还说实行两利政策等于分牛羊，所以他们怕受到损失。

针对一些人的顾虑，工作组多次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算账对比，以大量事实说明牧工受牧主的剥既吃不饱、穿不暖、牧主又不给工资、政治上也不平等。

经过工作人员的开导，广大牧工开始醒悟了。一个叫热伙的老牧工诉苦说：“我给6家牧主当了57年牧工，牧主对我都是一样的心肠，不是打就是骂，不给吃饱穿暖，不给工资，不把我们当人看。”

牧工多尔吉说：“牧主不劳动只享受，牧工是只劳动没享受，牧主虽有牛羊，但没有牧工放牧、挤奶，他们也生活不了。”

牧工格拉说：“我的处境和农奴一样悲惨，不进行民主改革，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出路！”

对牧主的教育，工作组通过算账对比，使他们反省自己的剥削行为，同时承诺不算旧账。这样就解除了牧主顾虑，使他们安心经营生产。

对有拉拢欺骗、威胁利诱牧工行为的牧主，在适当场合揭露其阴谋诡计和违法行为同时，要教育他痛改前非，今后不再胡作非为。

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实行后，提高了牧工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条件，发挥了牧工、牧民放牧的积极性和牧主经营牧业的积极性，保护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赤巴部落牧主拉格的牧工，有了工资后很快搭起了牛羊圈，对牛羊更加关心。

牧区通过“三反两利”运动，牧主对牧工的态度也好了，给牧工做新皮衣，牧工过去喝不到酥油茶，现在也可以享受了。

“三反两利”政策给牧区带来了盎然生机！

牧区开展“三反两利”运动

1960年4月，西藏那曲县桑雄牧区开始“三反两利”运动。经过工作组干部帮助，各个乡都由群众选举产生了牧民协会。

协会的骨干都是过去受压迫、受奴役很深的牧工和贫苦牧民。牧民协会代行乡政权职能。

协会一成立，过去的那些部落头人，有事也要规规矩矩且有礼貌地去找牧民协会商量。他们当年的嚣张气势荡然无存，见了牧工也客气多了。

一个老牧工就说：“没想到他们也有今天啊，他们曾经是那么可恶！”

另一个牧工说：“他们当年把我们踩在脚下，让我们受尽了委屈，今后绝不能让他们再欺负了！”

老牧工点点头说：“西藏人民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们也有做人的权利。”

各乡牧民协会，组织桑雄牧区的牧民们，集中揭发了农奴主代理人、叛乱分子维色朗杰的罪恶，第一次吐出了世世代代的苦水。

接着，牧民协会没收了叛乱农奴主、牧主的牛羊，分给贫苦牧民和牧工。在谷露区，协会共没收了叛乱农奴主的牛6217头、绵羊1417只、山羊26只、马6匹。除6匹马留在区里外，其余牲畜全部在贫苦牧民中进行分配。

过去没有牛羊的牧民和只有很少牛羊的牧民们高兴地说：“今天也有了牦牛和羊了！”

牧工们纷纷感叹：“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一个牧民就大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此外，每户牧工还分得一顶帐蓬以及一套简单家具和一些衣物、食物等。

这些牧工，过去一贫如洗，没有条件结婚安家。这下有了牛羊、帐蓬和家具，结婚安家有了条件。牧工丹增和白玛才塔结了婚。他们兴奋地说：“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牧工在经济上也有了保障，牧主开始给他们发放工资，按劳动力强弱分为三等，年工资是：一等180元，二等150元，三等100元。

牧工们感慨说：“我们过去的吃穿，主人给什么是什么，再冷再饿，也忍着，还要担心主人打骂。风里来，雨里去，大雪天也没有过休息……今天竟然有了工资，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还有的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做梦也没敢想在帐蓬里睡一宿，真是‘白天是人，晚上是狗’。那时越活越心酸，心想死了还好些……现在，我一定要在帐篷里睡觉！”

另一个人说：“今天头上撑的是自已的帐蓬，家里摆的是自已的财产，门口放的是自已的牛羊。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说不完啊！”

桑雄牧区的上述“三反两利”运动情况，也只是西藏广大牧区民主改革大潮中的一个小浪花。

西藏牧区的“三双两利”运动也开展得很顺利。到1961年上半年，全区28万人口的牧区中，已有25万人口的地区开展、并在21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三反两利”运动。辽阔的藏北草原上，到处是劳动牧民欢庆新生的嘹亮歌声。

西藏寺院开展民主改革

1959年8月份，西藏的天空蓝蓝的，一朵朵白云遮住了毒辣辣的太阳。田野里绿绿的，一些刚刚解放农民正在田间劳作，他们的笑是那么甜。

安娜等记者乘坐的汽车正沿着布达拉宫的北墙行驶，上了西去的公路。他们一行人要去寺院参观民主改革的情况，看看喇嘛们的现状。

在途中，中央运输站在他们面前一晃而过，还看见一座防御墙。3月叛乱时，叛军曾企图攻破这道墙，但被运输工人击败了。

不多久，他们看到路旁有驴车、架子车、卡车，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

安娜就感叹说：“西藏的变化真大啊！”

另一个记者说：“看来，西藏实现民主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还有一个记者笑着说：“还不知道西藏寺院是如何改革的呢？”

安娜就问：“我们要去哪个寺院？”

其中一个记者回答：“哲蚌寺。”

这时，安娜看到路旁成群结队的西藏妇女向车子挥手，她们鲜艳的衬衣袖在阳光下欢快地舞动着。过了一会儿，车子经过平坦的沼泽地和陡立的山坡，渐渐看见了哲蚌寺。

车子拐上一条去寺院的道路。很快，路就变得越来越颠了，车子拼命地往山上走，然后轻轻地停在一群喇嘛面前。

那群身穿紫红色长袍的喇嘛迎候记者的到来。前面一排是寺院的上层人士，最前面的3位是高僧。上层喇嘛区别于其他喇嘛的地方就是围着黄色的长绸巾，绸巾下摆掖在深红色的袍子里。

喇嘛们热情地接待了记者一行，并向记者介绍哲蚌寺在民主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果。

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的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及农奴，并以此对广大农奴进行残酷经济剥削。

西藏宗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思想信仰，还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奴化广大人民封建的工具。

寺院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经济剥削，并设立了监狱、法庭，直接对人民实行政治压迫。三大寺还对西藏政局产生重要影响。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的政治领袖。上层僧侣本身就是西藏三大领主之一，是旧西藏统治阶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政府从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天起，就认为：必须使宗教与政权脱钩，达到政教分离的效果。但是，鉴于西藏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中央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一直坚持比土地改革更为慎重的政策。

平叛开始，中央在宗教问题上十分慎重，首先要求把宗教问题和叛乱问题分别开来，按照参叛与未参叛区别对待。

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谈话时表示：

民主改革，就是要打击像喜饶嘉措（藏族著名上层爱国人士）所说的“披着袈裟的豺狼”，去掉宗教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

到6月分，为了推进寺院的民主改革，张经武在拉萨、塔工地区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示：

在西藏对机关的藏族干部和学校中的学生，可以进行无神论教育，进行破除迷信教育。在广大群众中，当前务必十分注意，只能引导，不能反对，不能强迫。

在民主改革工作中，要把宗教信仰问题和寺院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加以区别，把僧侣们一般的宗教活动同他们对宗教徒的勒索、虐待等恶行加以区别，对参加叛乱的和没有参加叛乱的加以区别。

在寺院的民主改革中，西藏各地贯彻依靠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坚持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的阶级路线，对参与叛乱喇嘛和寺院进行“三反三算”斗争。

为此，西藏组织了由贫苦喇嘛、军管会人员、宗教界上层爱国人士参加的平叛委员会。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隐藏在寺院中的叛乱分子及反革命分子，摧毁一切叛乱组织。

同时，委员会还进行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发动贫苦僧尼和贫苦农奴，以诉苦的方式，清算寺院在政治上搞叛乱的罪恶。

经过前后近5个月的工作，哲蚌、色拉、甘丹寺三大寺的“三反”运动结束。

1959年9月2日，西藏工委就三大寺今后工作和管理问题提出全面详细的《处理意见》，后来，这份意见成为一般叛乱寺院民主改革工作和准备保留寺院工作的指导纲领。

在寺院的民主改革中，张经武特别强调严格执行政策。对于个别地区出现一些党员干部打佛像拆庙行为，他在有关会议上严肃地告诫大家：

寺院工作，应该也是既要充分发动群众，还要耐心教育群众。

我们对寺院一不拆庙子，二不打佛像，留的寺院由寺院管理委员会进行民主管理，不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宗教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一个寺院里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院就要留下来。

这一年，西藏全区2600多座寺院中进行了“三反三算”运动。在“三反三算”运动中，各寺院按照党的政策把政治问题同思想信仰问题区分开来，坚决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民主改革尚未结束时，拉萨就按传统惯例，举行了传召大法会。张经武亲赴法会向僧尼发放布施，班禅额尔德尼在会上进行讲经。一切都证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较好贯彻。

众喇嘛合唱《社会主义好》

记者们在哲蚌寺吃过午饭后，在寺院里观看了展览。丰富展品塞了好几间大厅。第一展厅展出了该寺参与叛乱的实物。

一个记者说：“这都是喇嘛参与叛乱的罪证啊！”

安娜点点头说：“看来，寺院也得进行爱国教育。”

旁边的一个喇嘛就说：“我们寺院在民主改革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请往这里看！”

大厅里展出了大量的刺刀枪，有美式和英式的两种。该展厅还放有藏传佛教权威人士的塑像模型，这些模型都穿着真正的镶有珠宝的袍子，戴着冠。

在“经济剥削”展厅，记者了解到了哲蚌寺占有庄园及农奴的数目，和哲蚌寺剥削农奴和牧民的详细情况。哲蚌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放高利贷，借贷利息为20%，但经过许多道关后，往往会超过20%。

一个喇嘛告诉记者说：“哲蚌寺还大量经商，包括运输大烟土。你们看，这里展出的大量鸦片都是从寺里翻出来的。”

那个喇嘛继续说：“哲蚌寺的大量贸易是在寺院农奴身上打主意。每当寺院的人视察远方的牧场时，他们总随身携带一些货物，如砖茶。他们在牧场强迫牧民出18磅的酥油换取1块砖茶，通常这块砖茶只值1个银元，而牧民却被迫付出20倍的价钱。”

之后，记者来到“宗教自由”展厅，这里收集整理了很多喇嘛入寺的材料。罗色林经院里的某个部有287名喇嘛，其中124人在不满14岁时被父母领进寺院；106名为“逃避摇役和债务”而进入寺院；只有6人是出自宗教信仰而入寺。

记者发现，喇嘛对寺院并不那么度诚，看到那些展品后，贫穷喇嘛纷纷露出鄙夷的笑，证明他们对寺院在过去的统治很不满。

“寺院罪恶”展厅在另一个房间，所展出的东西让记者们目不忍视。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人骷楼，数目至少上百！

其中好几个头骨都被砍成了两个半圆形，然后在上面蒙一层人皮，做成了鼓。据说，有张人皮是从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身上剥下来的。

该展厅展出的两个头盖骨和两对臂骨是两名被害牧民的。这两个牧民曾被派往一个叫热振的地区放牧，那里非常寒冷。两人饿极了，就杀了一头牦牛充饥，最后被哲蚌寺判处死刑。

每个属于哲蚌寺的庄园都有自已的监狱和体罚制度。剁手剁足是一种常见的体罚方式，它使受害者终身残废……

记者告别了那些阴森恐怖的展品，他们开始一层一层地攀登寺院长长的台阶，终于上到了寺顶。上面有喇嘛们靠着包金柱子旁晒太阳，有些喇嘛在吹6英尺长的镀金号，声音在整个寺院回荡。

安娜在一块宽敞的石台阶上停住了脚，她看见约300名穿红袍子的男孩合唱团站在不远处。

一位叫次央顿珠的9岁小喇嘛站在一层台阶上指挥合唱团，他们正充满活力地唱着一首歌，歌名叫《社会主义好》。

安娜惊喜地问：“这是唱诗班的新歌曲吗？”

一个喇嘛回答：“这是我们首次成立的唱诗班，以前从未有过唱诗班。”

另一个喇嘛接着说：“我们以前只能念经，不许唱歌的。如果哪个小喇嘛唱歌被抓住，他就会被狠狠地抽一鞭子。”

安娜说：“看来，民主改革大大改善了寺院的精神面貌，这是时代的进步啊！”

喇嘛们说：“是啊，我们现在获得了解放，有了宗教自由。我们可以回家，如果愿意，还可以结婚。我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佛事活动。”

一个喇嘛接着说：“在过去，我们的姓名都捏在铁棒喇嘛的手里，他们可以任意抽打我们，如果不高兴了，甚至会要了我们的命。如今，我们成了生命的主人，不仅活得自由，而且还吃得饱！”

另一个喇嘛流着泪说：“对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小喇嘛们唱完了歌，就在石梯上坐下。这个时候，几个话剧演员准备表演，旁边的孩子静静看着，时而交头低语。

记者团也坐下，准备观看这出由寺院自编自演的话剧。剧本就取材于哲蚌寺的真实生活，讲的是一位贫苦农奴的故事。

故事讲农奴和他女儿是如何遭受一个上层喇嘛的虐待。那个上层喇嘛的绰号叫“暴牙虎”，他是曾经掌管哲蚌寺财经大权的其术。

这个剧目揭露了寺院里丑陋的一面，其中，“暴牙虎”贯穿全剧。表演者尽力让自己进入角色，让大家再次目睹了上层喇嘛的残暴。

在表演中，穿着大红衣袖的女子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安慰自己年迈的老父亲，父亲因还不起债务而愁眉苦脸，并不住地叹气。

在两人的面前，站着一个面目狰狞的人，他就是哲蚌寺最无耻上层喇嘛其术。

过了一会儿，老人跪在地上向其术求情，然后转身向佛像祷告，绝望地起身出房，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可抵债的东西。

在老父亲离开的空隙里，丧心病狂的其术慢慢地走向善良的姑娘。其术露出了可怕的笑，而姑娘躲闪着，不让其术接近……

下面的剧情记者们都已经想到是什么了，所以没等表演完就默默离开了。

下面的剧情大概是：姑娘将自己的遭遇告到了铁棒喇嘛处，后者不但没惩处其术，反而要惩罚姑娘，说是她勾引了上层喇嘛，污蔑她是婊子。

记者们走下宽宽台阶，踏上另10层大台阶继续到别处参观。他们发现，很多喇嘛的脸上都荡漾着微笑，他们为自己的新生活而庆幸！

记者采访哲蚌寺喇嘛

在寺院参观中，记者遇到4个喇嘛。他们很想和记者说说心里话。记者就和4人来到一个安静的台阶坐下。那里阳光很好，暖洋洋的照在大家的身上。

4个喇嘛的年龄不一。一个喇嘛叫强巴希瓦，今年30岁，老家在拉萨附近，比较健谈。第二个喇嘛叫洛桑厅巴，今年45岁，老家在四川，已经有20年没有和家人见面了。第三个喇嘛叫溢希尼玛，今年35岁。最后那个喇嘛叫扎西则杰，今年25岁。

安娜问强巴希瓦：“你是什么时候入寺的？”

强巴希瓦说：“我7岁时就被带进了寺院，这一呆就是23年！我家就在拉萨附近，当年，我们头人儿子在哲蚌寺当喇嘛，他需要一个仆人，就把7岁的我带进寺院。我虽然被称作弟子，但实际上我只是他的仆人，每天要为他扫地、煮饭……”

安娜问：“那头人的儿子对你怎么样？”

强巴希瓦回答说：“他经常给我吃变味的糌粑，而且每天只有两小碗，我从来就没吃饱过。平常做错一点小事，他就打我，根本不给我辩解的理由！”

安娜问：“他对你这么坏，你为什么不逃走呢，为何还继续呆在他的身边？”

强巴希瓦的眼神变得伤感，他说：“没有主人的农奴是无法生存的，这就是旧西藏。”

之后，安娜又和其他3个人交谈。听完4个人的故事，安娜笑着问他们：“现在寺院实行了民主改革，你们从此就获得了自由，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强巴希瓦说：“现在既然不再鞭刑和酷刑了，我打算继续做喇嘛。我还打算从事生产劳动，这样我可以自食其力了。也许，我将去搞水利灌溉。对，我还想识字，学经文……”

洛桑厅巴说：“我在无自由和黑暗渡过了前半生，如今，西藏人民获得了解放，我想去四川看看我的母亲，她现在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我真的很想回到她的身边。我不打算呆在寺院了，我要参加劳动！”

溢希尼玛说：“我以前的生活不如牛马。然而，我还热爱宗教生活。我想做一名好喇嘛，也想参加劳动，还想去学手艺。”

扎西则杰说：“寺院里的生活一直都特别痛苦，没有理由能让我继续留下来！这里的政治学习一结束，我就离开哲蚌寺，然后去找一份工作！”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两位管理宗教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叫卫璜，另一个叫梁昆。

安娜问：“在寺院管理方面，你们采取了那些措施呢，可以谈谈吗？”

梁昆说：“西藏平叛胜利后，我们把藏人组成的‘工作组’介绍到各个寺院。为了开展临时的政治学习和调查研究，每个寺院还成立了‘平息叛乱委员会’，成员都是喇嘛。”

卫璜接着说：“在结束各种政治、爱国学习后，我们还会帮助寺院成立新的的管理机构。原来的宗教领导人将继续主持宗教活动，而寺中的日常生活将有一个‘民主管理机构’来负责，成员也有来自下层的喇嘛代表。原来的一些办事处将自动废除，不再设庄园管理的机构，也不准再发放高利贷！”

安娜好奇地问：“新机构的制度是由地方政府制定，还是寺院自己制定？”

卫璜说：“新机构的制度由喇嘛自己决定。我们只要求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准任何私人拥有庄园或设法庭、监狱。不准任何人实酷刑和鞭刑。寺院必须尊重下层喇嘛的‘人生自由’。下层喇嘛有权参加佛事活动，甚至有权彻底离开寺院。”

安娜又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政治学习呢？”

梁昆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叛乱，所以，他们首先要知道国家的法律，自己叛乱是错误的，是被人欺骗和利用的。我们本来可以把他们看作囚犯，但我们没有那样做。”

安娜问道：“在西藏，所有的寺院都必须开展民主改革吗？”

卫璜说：“首先，西藏所有的寺院不管是否参加了叛乱，都必须遵守法律。他们必须实行民主的管理，允许下层的喇嘛参与管理日常生活事务。”

“参加叛乱的的寺院，我们没收叛乱者的庄园和封建财产，而对于没参加叛乱的寺院，将采取赎买的方法，买下其庄园和财产。”

卫璜接着说：“我们并不想采取强硬的措施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尊重班禅和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寺院，希望他们能自觉进行改革。”

安娜问：“你们禁止往寺院送小喇嘛吗？你们允许父母送孩子来受寺院教育吗？”

卫璜说：“现在，孩子们一般不会被送进寺院接受教育的。在那里缺乏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很多喇嘛都快老了，还不认识一个字。在过去，贵族的孩子也很少送进寺院，农奴是被迫让孩子当喇嘛的。做为父母，谁想让孩子做喇嘛，他们有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