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的反思

• 叶飞：“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原因。”
• 随着“轰隆隆”的声声巨响，我军停泊在岸边的三百多艘船只被接二连三地点燃。
• 这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后来被台湾国民党要员广为吹嘘，称之为“冥冥天意”。

指战员的轻敌思想

从厦门透过平静的海面，可以看见金门岛周围灯火闪烁。从台湾方向发出的敌军数艘轮船正缓缓地驶向金门岛港口。

这是1949年10月20日傍晚时分，二十八军副军长肖锋与其随行人员在海边隔岸观察到的金门岛的情景。

站在肖锋旁边的参谋不安地对肖锋说：“军长，你看，那好象是国民党的援兵到了啊？”

肖锋点点头说：“就算是他们的援兵到了，也不过是再打一次上蔡战役。”

停了一下，肖锋又对参谋人员说：“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上岛时正赶上敌军的援兵也上岛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牺牲4000人了。”

肖锋说完，不等一旁的参谋们发言，就转身回到指挥部里。

这时的肖军长哪里知道，正是因为这批敌军的增援，才造成了我军在这场战役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后来在分析总结金门之战的失利原因和经验教训时，军长肖锋这样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和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的后果。

司令员叶飞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这样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我不能把责任推给肖锋。战前，他曾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去，才导致了这种后果。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就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27日，三野代参谋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周骏鸣接到第十兵团进攻金门失利的报告后，当即转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并于28日发出致第十兵团叶（飞）陈（庆先）及福建省委的电报，指出：

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

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集中力量攻占厦门，尔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

其实，早在解放厦门前，十兵团就曾在泉州召开了金厦的作战会议。

当时，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

叶飞在后来的回忆录《征战记事》中分析到：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趁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队就有可能逃跑，不能全歼。

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我军将领们都为着一个作战目标而努力，那就是不放跑敌人，而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攻不下的担忧，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预测到，这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排不上号的小战役，将牵扯乃至影响到未来海峡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

当时我军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队虽然做出固守厦门的样子，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的心理，比如国民党驻守金门的汤恩伯已经把总部和后方司令部移到了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了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撤往台湾，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并没有死守厦门的决心。

这些情报更强化了十兵团获取胜利的信心，他们决定乘对手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拿下金厦。具体部署是由二十八军攻取金门，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攻取厦门。后因船只不够，最后实际执行的是“先厦后金”。

随着“厦门大捷”的喜讯传来，叶飞司令员更是坚信“金门必胜”。

他曾在厦门老虎洞宴请厦门市地方领导，用筷子指着桌上的菜盘，说道：“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

后来，叶飞司令员在给二十八军下达作战命令时，对军长肖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

当进攻金门的战役进入倒计时时，我军驻守在莲河指挥部的同志们惊奇地发现了敌人的援兵，于是迅速地向叶飞司令员发去“请示”。

叶飞司令员向对这一决定表示担心的韦国清政委说：“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伯恩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两万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二十九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绰绰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二十八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叶司令员为什么要那样自信地说出“此役必胜”的话来呢？这与国民党在金门岛的驻守军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第二十五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二○一师，共有8个团2万多人。

其中，第五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这第五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灭，现在的第五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一六六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五军军部和第二○○师约3万余人据守在小金门。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也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编成十四、四十五两个师，与原二十五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二十五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二○一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叶飞司令员在战前分析，在国民党金门岛驻守军中，其新兵占了总兵力的多数，只有二○一师和战车营才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而且，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呈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如此一来，叶飞司令员就很自然地说“此役必胜”了。

金门战役需要渡海作战，渡海攻击需要船只。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敌人的破坏，在大海之滨，我军征集到的船只仅能装载一个营。因此，二十八军只好将原计划20日攻岛的时间推迟到23日。

当时二十八军的军长朱绍清生病住院，政委陈美藻留守福州，参谋长吴肃被调离，军务由副军长肖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主持。

根据实际情况，肖锋和李曼村向兵团领导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我军现有实力只能对付敌军一万二千人，即使敌军再增一个团也不能打。

（二）必须备足一次运载六个团的船只，否则不能打。

（三）每船应配备三个船工，希望三野前委速从苏北、山东老解放区派三千多船工（当地船工驾船没把握）。

三野前委同意他们的建议，粟裕副司令员予以回复：

（一）以原第二十五军一0八师一万二千人计算，只要增敌一个团也不打。

（二）没有一次载运六个团的船只不打。

（三）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六千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然而，粟裕副司令的“三个不打”建议，并没有引起十兵团领导的重视。他们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

不仅如此，叶飞司令员在敌军援兵已到达金门岛时，以为他们仅仅是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好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二十八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叶飞司令员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最后批准了第二十八军于24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方案。

出发前的当天上午，各参战师的将领和参战团的团长在厦门莲河二十八军前线指挥所召开会议，与会者列举出两大困难：缺船和敌情不明。

肖锋作出三种预测：一是进展顺利，按计划三天内拿下金门；二是敌已增兵，打得很艰苦；三是我登陆，胡琏兵团也登陆，这样激战便不可避免，要准备付出四五千人的代价。

错误，就是这样铸成了。

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祥在24日晚7时开始了。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前敌指挥部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发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心不变！

一直到25日我军登岛第一梯队战士们已明显处于劣势，而船只只够运送不到一个营增援，此时才有人提出不应该用“添油战法”，而应集中力量将第一梯队剩余部队撤回来和建议。

当肖锋向叶飞请示时，叶飞司令员仍坚决命令增援，从而非但没有挽回失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为此，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前敌指挥肖锋在《回忆金门之战》中说：

为什么我明知打金门不容易，还下令开船去打呢？其原因首先我有轻敌思想，明明知道敌人已增兵对我不利，但总认为只要有两个梯队上岛，大家努力作战，无非多牺牲一些人，多打几天，最后还是可以打赢的，丝毫没有想到第一梯队船一条回不来，后果会那样惨重！

特别是平潭和厦门两个小岛的胜利，使二十八军官兵产生了轻敌思想并轻不重视这个状似哑铃的小岛。

当时，在很少的作战船只上，还装上了大量的钞票和办公桌椅，这是当时登陆部队给“新政权使用”准备的。事实上，总共只有300多条船渡海攻打金门，而这些船又只能装载8000多人。

我军进攻部队的作战方案就集中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二十八军的“战法”是：

火力压制，多点登陆，一处撕破，四面开花，隔绝阻塞，各个击破。

这些话豪气冲天，有我无敌。让人感觉好象不是在作战，而是在演习。

在许多不同部队的作战命令中，都不约而同地有这样的字句：“登陆就是胜利。”

主攻团的作战计划更显得志在必得：“每人携带熟给养三餐，准备苦战一天”。助攻团还准备“在金门县城吃中午饭”。

我军失利后，有的人怨潮汐，有的人怨船少，其实这都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叶飞和肖锋自己总结的两个字，即“轻敌”。

不懂渡海作战特点和规律

1949年10月25日，夜暗星稀，风急浪高。在大陆莲河、大嶝、澳头、运河等处港湾，我军300多条战船静静等候待发，9000多名官兵士气高昂地伫立在风中。

刀出鞘，箭上弦。只等肖锋一声令下，千帆就会直冲金门。海风凛冽，波涛如山。我军兵分三路，整装待命。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没有灯光，只有木船的船桅在风浪中发出的叽嘎声。9000多名将士的目光紧紧盯着眼前波涛起伏、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的大金门。尽管天是黑的，海是黑的，眼前的大金门显得更黑更黑，但战士们的心中却充满着光明，大家都在憧憬着：

明天，破晓的明天，云开雾散的明天，押解着俘虏，打扫着战场，金门势必和厦门一样，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沐浴着新中国和煦的朝阳。

担任这次金门作战任务的是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全部、八十四师二五一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及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共6个团的兵力。

二十八军是1947年4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发展起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二十八军脱颖而出，以善守著称。

二十九军原是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立起来的第七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7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二十九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了一些经验。

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经过两栖作战的训练。

渡海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当时，解放军全是旱鸭子，二十八军也不例外。他们中的多数战士都是头一遭见到大海。当时有一团长竟然说：“谁在海里放了这么多盐？那么咸！”足见我军对大海的不甚了解。

发起金门战斗时，我军不懂得海情，不了解渡海作战中的运输、通讯、指挥、登陆突破等都有其自身特点的作战方法和规律。

十兵团入闽虽然解放了10多个海岛，但未能认真总结经验，做到以战教战，而是制定了“一个潮水来回运输第一、第二两个梯队”的作战计划。在战斗准备过程中，各部对船只少、运力不足等情况普遍提出意见，唯独对使用一个潮水运两次兵的方案却无人质疑，这也说明了大家都不懂得渡海作战的特点和规律。

我军不懂得海情，不了解渡海作战中的运输、通讯、指挥、登陆突破等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殊要求。

金门（还有浙江登步岛）失利战一打，毛泽东对海南作战就警示过前线指挥。

金门战斗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已变成我军向海南进军的宝贵财富；并对我军今后的渡海作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金门之战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为共和国的统一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失败是成功之母。金门战斗失利使我们聪明起来。正确总结金门战斗经验，使我军在未来渡海作战中搏击风浪，学会游泳，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船只准备得不足

二十八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

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渡3个团约8000人的船只，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已推迟了4天。

10月25日拂晓，天刚放亮，国民党空军的中型轰炸机第一大队就飞临血光笼罩着的金门岛，随着“轰隆隆”的声声巨响，冲天的水柱此起彼落。不多时，我军停泊在岸边的300多艘船就被炸燃了。

在海这边的我军第二梯队的指战员把金门岛的轰炸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军战船一一被毁。肖副军长和朱云谦急红了眼，说：“怎么会这样呢？”

第一梯队的战船不能归来，就意味着我军的第二梯队不能前去支援。

11月15日，粟裕致电报告毛泽东主席。电文如下：

关于金门、登步两岛战斗失利，虽由于各该方面之高级干部犯轻敌骄傲与急躁等毛病，但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亦不能辞其咎。除已于14日酉时及11月14日两电（均发中央）给各级干部指示并多加注意对他们的指导外，今后当遵钧示执行。

19日，二十八军对金门之战进行总结时提到：

船只是海岛作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而此次战斗的船只准备是极其潦草和不充分的，又因未能掌握海情，以至船只一去不还，后备力量无法增援，战术打算无法实施，这是战斗组织上的重要错误。

虽然粟裕在漳厦战役以前要求备足船只，叶飞在10月7日的电报中已经说出困难：“泉漳地区工作基础不强，再加语言不通，船工逃跑及躲避现象非常严重，现我正以最大力量加强对船工的领导和教育，并已开始训练水手。”

但是，十兵团在具体的战术安排中，忽视了海情的变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船只的重大作用。

二十八军的筹船工作一开始也很不顺利。

8月24日，为了攻打平潭岛而用了半个多月时间筹集船只与临战训练，准备了375条船，其中福州地区筹集的船只可供一次载三个团的兵力。

9月19日平潭战斗的汇报会上，二十八军领受了独立进攻金门、力争金厦并举的任务。接受任务以后，他们尚有大型木船上百条，考虑到小船不适用于海上作战，就把小船放弃掉了。

二十八军南下金门的部队兵分水、陆两路向前进发。走海路的一个团因受台风影响，到达同安时，全军只剩下28条船，其中12条还没有船工，而且这些船最后到达预定攻击金门的地域时，又只剩下了7条。

准备攻打厦门期间，二十八军与二十九军同在泉州湾筹船。

二十九军先筹到船打厦门，二十八军没有完成筹船任务，经过补充以后，也只拥有载一个多团的船，十兵团只好放弃同时进攻厦门、金门的选择。

二十八军根据自己6个团解放平潭岛的经验，希望备足500条船，每条船有3名船工。但二十八军的这个愿望在当时条件下很难达到。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动员福州船只南下需要时间。

其二，全省搜集船只集中于厦门需要时间。

其三，在当时筹集大型木帆船决非易事。

其四，金门战斗动员大小300条船。

按一条沿海木帆船载150人计算，还需要征集60条以上的沿海木帆船才能保证一次性投入6个团的兵力。按二十八军在平潭半个多月筹集到百余条大型木船的速度计算，10月份余下来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任务。

其五，如果大量使用内河船只等小船。每船要配备两名船工，在船工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筹集船工比筹集小船更重要。发起战斗的当天，兵团紧急调来船工才勉强弥补了船工的不足。据此，筹集到的小船也难以在当月发起进攻。

筹船困难，筹集船工困难更大。在当时，拥护共产党的船工在攻打厦门时已经被动员，而二十八军在攻打厦门期间仅仅掌握几十条木船，因为闽南沿海群众基础薄弱，不愿打仗也是人之常情。

金门战斗中使用的船分大船、小船两种，所谓大船是指三桅三蓬或四桅四蓬的风帆无动力木船，每船可载100到200人；所谓小船是指一桅一蓬和二桅二蓬，每船载30到50人不等。金门战斗中大船较少，小船占多数。当时的大船、小船的说法比较模糊，有的说装一个班的小舢板是小船，能装30人的船就是大船了。

由于各种原因，到了10月份，筹船形势非常严峻。二十八军和叶飞都明白这一点，并为此放弃了厦门、金门并举的作战方案。

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叶飞决心20日发起进攻，但是要求必须要有运送6个团的船只才能进攻。

情报显示，敌军的支援兵团有可能去金门，而预定作战部署是没有考虑敌人增兵的，战术要求抢在敌军增援以前攻击，宜早不宜迟，迟了敌人兵力一定会增加。这样的战术安排并没有问题，然而关键性的船只筹集工作却严重影响了作战预案。

同二十八军一样，二十九军的二五六团在惠安附近征集船只时，也遇到了困难。他们经过反复动员，半个月才在当地征集到一桅一蓬和二桅二蓬船只二三十条。这些船在向金门海域集结时遭遇到大风，虽然最终到达目的地，然而兄弟部队两个团所有船只都被打烂了。由此可以看出，筹船难度普遍存在，并非二十八军独有。

二十八军到18日拥有不到100条船，能装两个团不到，可这天指挥部已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分两次登陆，各3个团。最后，到了20日，只找到120条船，作战计划只好推迟到23日了。

二四五团一个月筹集近30条船，因风浪和敌机等因素，20日到大嶝的只有7条。叶飞取消了三十一军进攻小金门的任务，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命令三十一军的船只调拨给二十八军。24日，二十八军凑了200多条船，才装下了三个团的兵力。

为了赶在敌人大量登岛之前发动进攻，二十八军于24日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主要意见集中在船只上。大家都认为把握不大。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还在厦门就想提议叶飞推迟进攻，但是叶飞太忙，几乎连话都插不上。

船只不够，进攻确实是冒险的。但推迟进攻又可能失去战机，让敌人有可能加强防御，给今后的攻击带来更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不能推迟进攻才是问题的核心。粟裕在给毛泽东的金门总结电报中提到：“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

10月2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同意解除十兵团出击潮汕任务的电报”中说：“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敌军拥有美制坦克

在金门之战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敌军的坦克。

金门岛的装甲部队，是国民党战车第三团第一营。该营于1949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15吨、配置1门37毫米炮的美制M5A1坦克21辆，这是国民党军反登陆作战所依靠的主力。

当时，叶飞和肖锋都知道这个情况。但大家认为，蒋军这支装甲部队的主要成员都是从淮海战场双堆集突围逃出来的残兵败将，而且组建时间很短，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战斗力应该是很弱的。

虽然在我军登陆金门岛时也带了专门用来打坦克的火箭筒，但当时的火箭筒分为前筒、后筒和火箭弹三部份，需三人配合才能发射。而部队在准备中，却将前筒装在甲船，后筒装在乙船，火箭弹装在丙船。致使登陆后，甲找不到乙，乙找不到丙，火箭筒全然无法使用，遂使敌坦克得逞。

美制M5A坦克火力很强，一辆单车的火力超过一个装备齐全的步兵连。一个坦克营的火力则超过一个步兵师。

我军由于缺乏反坦克兵器，战士们曾在身上裹着炸药包向敌坦克猛扑，但也无济于事。部队为避其锋芒，只得撤入海滩附近的防风草丛中。可是坦克冲入我军隐蔽处做蛇形碾压使我军损失热很大。

敌坦克除了在阻击战中有“出”的表现外，在随后的几天里，敌坦克一营的两个连坦克轮番出动，加上驻守金门国民党军步兵在数量的优势与解放军方面“后继无船”的战术失误，最终使国民党军队在金门战役中侥幸得手。

敌坦克一营也因为在战役中的“突出”表现，被敌十二兵团封称为“金门之熊”。陈诚曾说：“金门作战，装甲兵居于首功。”

作战指挥有问题

10月26日，当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之后，二十八军派另一位团长孙云秀增援。当时岛上群龙无首，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再也忍不住了，他准备亲自带兵过海，可最终却因为没有船只，这才避免了朱师长和其部下的无谓牺牲。

本来，二十八军制定进攻金门的原则是“奇袭加强袭”，进攻原则虽然是对的，但部队却无统一指挥，奇袭尚可，强袭取胜的机会就小了。

战士们在竞渡时建制上有些被打乱，除主攻团在团长兼政委邢永生的指挥下在大嶝岛海面完成全团战斗编队外，其他两个团则一鼓开进，以致登陆地点大都偏离预定目标。主攻团倒是在一点红登陆并展开攻击，但遇到敌人的疯狂阻击。

各团上岸后迅速朝纵深猛插，没有立即修筑工事，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只有在古宁头突破的助攻团团长刘天祥留下一个营巩固登陆场。事后证明，正是由于在古宁头留下的这一个营，才能以该点作为支撑点，坚持战斗达三天之久。后来孙云秀率领的增援部队四个连兵力，也正是在这个地段登陆的。

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协同作战，特别是登陆点只有一个，很容易被敌人反击和封闭。一点红的确是金门最好的海滩，利于登陆，无可厚非，但我军能想到，敌军也能想到，失去了奇袭之效。联想诺曼第登陆和仁川登陆，均是选在最不适合登陆的地点，但他们做到了统一指挥，因此反而获得成功。

三个团上岸后，没有互相靠拢和沟通联系，只是由三个团的首长各自直接接受军指挥所的命令，结果部队各自为战了。当肖锋军长在得知八十二师指挥员没有上岛，没有根据岛上我军的实际情况，相机指定二五三团团长徐博统一指挥岛上我军作战，而是指定手中没有多少部队、对本团又不能行使有效指挥的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负责统一指挥，即觉事情不妙。

在指挥层次上也出现了问题。本来具体详细的作战计划、各团协同、战术、战法等，都由负责前线指挥的战术指挥员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详细、周密地制定，那么，确定攻击作战就应由八十二师统一指挥。但八十二师师长战前没有单独组织过三个参战团首长开作战会议，没有具体研究通讯协同和战法，更未组织过演习。其结果不但损伤了八十二师的积极性，也因各部队以作战的决心替代了具体、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致使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

原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团长曹国平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但是，像金门作战那样不断改换指挥关系，形成了多头领导是少见的”。

肖锋临时指定战场的临时最高指挥员，同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战役指挥员是有关的。对临战状态的部队来讲，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不管从“主攻”还是“助攻”角度，不管从部队损失情况，部队建制缺损情况，还是从指挥机关、指挥系统完整状况出发，肖锋都应该把岛上的最高临时指挥权，交给二五三团团长徐博。

虽然这一指挥权的确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登陆部队的失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徐博指挥，登陆部队有组织的抵抗就会更加有力，就会更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曾说“指挥问题关系战斗胜负。”

肖锋晚年在《回顾金门之战》一文中说，“战后有人批评我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我只能苦笑着接受。”这说明肖锋对这种批评心有苦衷，并未心悦诚服。

其实肖锋的问题出在“指挥角色没有转换”上。

金门战役实际上是“漳、厦、金战役”的子战役，也是“漳、厦、金战役”的后续战役和终点战役。漳、厦战役是叶飞指挥的，当时肖锋处在战术兵团指挥员的位置，金门战役是兵团授权二十八军指挥的，也就是说肖锋的指挥已由命令式指挥改为委托式指挥了，已经处在战役最高指挥员的位置了。

肖锋当时直接掌握的部队有二十八军两个师的四个团、二十九军的两个团，以及三十一军的一个师和直属两个炮团。总人数同二十八军打平潭岛时的三个师差不多，但他的角色已经从打平潭的战术指挥员，转变成打金门的战役指挥员了。

战役指挥员是要独挡一面的。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中的“将”主要指受委托式指挥的将领。

战役指挥员应对战役的胜败，负最终的责任。战役指挥员应有自己独立判断、决断的责任和权力，“高度集中事关全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是战役指挥员自身的职责。可惜，肖锋自己明明已经站在了战役指挥员的位置，却没有进入角色，仍然把自己当成命令式指挥下的战术指挥员。肖锋在《回顾金门之战》中说：“要我肖锋公然抵制上级的命令，我不仅办不到，连想也不会往这方面想。”这足以证明肖锋当时没有进入战役指挥员的角色，还把自己当成战术指挥员。

一直以来，人们对金门战役失败的经验总结，都着眼于根本原因上，即思想上的轻敌和急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指挥层次这个被人忽视的重要问题上，金门战役中没有一名师级指挥员随同三个团的兵力登陆指挥。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存在问题。

“偶然”事件的影响

25日凌晨1时30分，大金门岛上“轰”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国民党守军。他们匆忙地打开了探照灯，在金门海域上扫描。他们发现，在黑沉沉的海面上，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船只。国民党守军手忙脚乱地开了火……

金门战役后，从台湾方面披露的文件得知，最先发现我军登陆的，是防守古宁头半岛的李良荣兵团第二○一师六○一团的一个中尉排长。当时，这个排长到滩头阵地查哨，不小心一脚踏响了自己部队埋设的地雷，惊醒了第一线的守军。正是这个“偶然”，壮烈的金门之战过早地打响了。

这个偶然的“触雷事件”，使二十八军原来的奇袭计划成了泡影，也成了本次战役失利的导火索。但这个“事件”才仅仅是一系列“偶然”的一个开始。

在国民党军队经历了金厦海域一连串的败仗之后，虽然选择固守金门，但守军心中都晓得，一但再败就难有所谓的“转进”的空间与时间了。

10月24日早上，金门守军高层召开作战会议，由汤恩伯亲自主持。会上依据气候与情报，判断出解放军即将对金门发起进攻。汤恩伯曾屡被解放军重挫，此时，他着重指出：解放军不攻金门则已，若攻金门必定会在金门西部的垄口至西一点红之间的海岸抢滩登陆，要求坦克部队于该处加强与青年军二○一师步兵的协同演练。

与此同时，解放军部队也已下达进攻金门的命令，并定于10月24日晚上涨潮后，派出第一梯队三个加强团，在金门西北沙滩抢滩，并于巩固滩头阵地后掩护后续部队登岛，一举攻克大小金门。

汤恩伯所指出的区域，正是敌坦克一营第三连的防守地区。接到命令后，敌第三连连长带着第一排三辆美制M5A1轻型坦克，由连部出发至金门西部的海岸参加演习。敌第一排的排长是杨展中尉，同时也是66号坦克的车长。该坦克的驾驶员是敌班长唐再坤上士，敌炮手是熊震球上士，敌副驾驶员则是曾绍林上等兵。

在国民党残敌这次演习结束后，敌战车第三连一排长杨展的坦克在观音亭山以北海滩履带脱落。由于缺乏维修工具，连长周名琴派其他两辆坦克来拖带，可是邪门的是，这两辆坦克的履带也脱落了。他们反反复复几次，一直搞到半夜十一二点也没搞定。后来士兵筋疲力尽，杨展便命令全排就地休息，明日天亮再回部队驻地，自己驾车先返回驻地，一是向连长报告情况，二是要带回可以将坦克拖出沙滩的铁丝垫板。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金门对岸的解放军已在陆续登船。同一时刻，在金门的敌坦克三连连长在连部见前方第一排始终未归，便带了随从亲自开车摸黑前去垄口查看。不料，敌连长乘坐的车辆竟也在途中抛锚，敌连长等人只好返回连部找人先去修理自己的车。于是，第一排三辆坦克仍旧摆在垄口海滩上。

深夜降临，杨展在11点后，曾返回连部找人帮忙并捎回些饭菜，准备全排士兵用餐完毕后再修车。这时，除了二十二兵团在太武山的观测所外，全金门岛的守军皆已和岛民一同进入梦乡。

10月24日夜间11时40分，解放军的三个加强团船队，正向金门西北方向的东一点红至古宁头之间驶来。在垄口陪着那辆抛锚坦克的坦克三连第一排，正在准备吃那顿排长带来的冷饭菜。至12时多，处于第一线的青年军二○一师士兵发现海面有解放军的先锋突击队正在泅渡上岸，准备刺杀摸哨，掩护后续大部队抢滩，便立即鸣枪数响示警。这一枪开启了金门战役的序幕！

在听到信号弹警告后，杨展与其他士兵在对岸解放军炮火轰击下，赶紧登上停在海滩的三辆坦克。乘员李礼仁登上65号坦克车时，已被炮弹击伤。由于抛锚的66号坦克没能修复，于是杨展先在车中用无线电呼叫连部请求支援，然后命令另外两辆无故障的坦克，以66号坦克为中心，移动至其左右排成横队，以确保66号坦克的安全。

在解放军的尖兵部队登岛之后，紧接着便是解放军的登陆部队。登陆部队涉水抢滩后立即向二○一师海岸防线与阵地发起了冲锋。

敌青年军二○一师的滩岸火力网随即猛烈开火，但由于防线太长兵力不足，加之后方增援不及时，半小时后，解放军登陆部队已突入青年军第一线阵地内。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并在近距离上互掷手榴弹。垄口滩头陷入壮烈的喊杀混战中。

就在此时，敌第一排66号坦克中的杨展接到了连部同意开火的命令。此时解放军已冲到了坦克前方，杨展即命令炮手熊震球开炮射击，企图以炮火用来观测照明，查看黑夜中前方的情况。熊震球黑灯瞎火地摸黑打了一炮，结果竟然打中了解放军民用帆船的桅杆。炮弹的高热引燃了涂有油脂的船帆，并因海风助长火势而烧到其他帆船。杨展在看清这一情况后，随后要求全排三辆坦克立刻开火。

面对以三辆坦克形成的扇形压制火力网，解放军登陆部队巧妙地利用滩头地形实施隐蔽，并伺机绕到该坦克排的两侧，从黑暗处再向内陆突进。

在垄口坦克火力网以外的其他地方，战况十分激烈。

解放军全面突破了敌二○一师的防线。敌坦克连长受命率第二排坦克与一部分步兵前往增援二○一师，行至途中，不断与向内陆突进的解放军部队相遇，并在观音亭山地区发生激战。敌连长见增援受阻，遂通过无线电要求前方第一排还能动的两辆坦克，变更保护抛锚的66号坦克与乘员的前次命令，立刻朝西，向一点红方向攻击前进，对二○一师防线正面的解放军冲锋部队实施火力压制。

杨展虽不情愿，但也深知坦克火力大，此时是协助青年军进行反击的最佳武器，便按照上峰命令，换排长指挥座车，率第一排两辆坦克摸黑西进，沿途借助黑夜阻击解放军部队，而将抛锚的66号坦克交由班长唐再坤指挥。

杨展带领坦克出发后不久，垄口方面的青年军步兵营这时因与我登陆部队正面交锋伤亡过大，准备放弃阵地，向后方退逃，并要求留守在66号坦克上的装甲兵弃车一同撤退。敌步兵营长命令该坦克乘员继续留守，并决定尽力守卫垄口方面阵地，令该步兵营各连只能向66号坦克两侧退却，与66号坦克互相掩护，不再向内陆纵深撤退。

前来增援的坦克连连长与步兵，在观音亭山地区遇上了攻向该处的解放军，两军交火。这样一来，解放军担任左翼主攻部队的二四四加强团大部至拂晓前仍在滩头难以展开行动，致使解放军左翼登陆因此不能迅速突进至金门中部蜂腰地区要冲琼林镇，无法切断金门东西间的联系，更无法进而占据太武山。

在这次敌坦克阻击战中，敌第一排的三辆坦克，仅两名上士受伤，一名上等兵死亡。

对于坦克在此战役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敌坦克一连排副沐巨梁，曾以第三者立场，针对坦克三连作过如下描述：

坦克第一排演习时，因履带故障的坦克停在那里，位置正好处于蜂腰地带，死死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如果没有那几部坦克挡在那里，解放军在登陆后六个多钟头早已突进至太武山。如果那样，战役结果也将随之改变。

上述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后来被台湾国民党要员广为吹嘘，称之为“冥冥天意”，成为国民党军自我精神麻痹的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