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最终的目标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国］萧红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客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论气节——［中国］朱自清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和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思想革新底原因——［中国］庐隐

什么是思想？我们要讲思想革新底原因，不可不知道什么是思想（Thought）这个名词，实质上有种种底解释——A字义：《说文》“思字从胸心”。即自胸至心，有一贯底意思。想字《说文》“觊思也”，就是想象底意思。《周礼·眂祲》“十曰想”，想是有所像而思想底。合起来说：思想底作用就是心灵底作用罢了。

B功能：思想底功能是甚么？就是一切生活以他为基础，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以他为根据。

C性质：思想底性质有三种，（一）是泛想——只是脑筋常起一种不知不觉底活动，没有甚么价值。（二）想象——是有考察推测底态度，比较泛想，已进步，因而他底价值也比泛想高了。（三）沉思——除了推测考察底态度以外，还能寻出一般事物底法则原理，为有系统底发明。学术文艺道德等标准，都是从沉思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思想底定义是——心灵底作用——学术文艺道德政治底根据。但学术道德法政，虽是由思想上发生，思想又由甚么地方发生呢？是不可不知道思想与事实底关系，现在分释如左：

A、思想影响于事实：有一种思想，要发表出来，必定要影响到事实上去。所以当十七世纪底时候，卢梭（Rousseall）倡自然主义，著《民约论》，尊崇立法，就有法兰西底革命。尼采（Nietysche）主张超人学说，就有德国底军国主义，日本底帝国主义发生。这就是思想影响于事实底明白证据。

B、事实影响于思想：看A项思想要影响到事实，那么事实就没有影响于思想吗？最近欧洲的大战争，德国以极强权底手段想达到他侵略底野心，但三年结果终归失败，因此就有公理战胜兵威底觉悟，而发生人道主义底思想，所以托尔斯泰（Tolstoy）的学说，就大受世人底欢迎。这就是事实影响于思想底证据。

据以上AB两项看来，事实与思想，是互为影响底了。故思想是要因事实而变迁而事实亦由思想而转移。由此我们就可以“探本溯因”，求得思想革新底原因了。

思想革新底原因！

A、由于物质方面底压迫：俗话说道，“人急智生”，这句话实在可以代表思想，是由外界底压迫，才能革新。因为思想底功能可作一切生活底基础，所以凡物质不合于我们目下底生活，或不能满意，因而生出一种怀疑底心理。因为怀疑，所以就要探他底究竟。如果好可以从此深信不疑；不好，不免就要打破他，想出一种比较满意底代替他。这个比较新底思想，就是思想革新底结果。这是由于物质压迫，所以思想才能革新。

B、由于精神上面底抑制：精神底表现是甚么？就是思想。思想能任意发挥，不受束缚，就是精神不受束缚。若思想不能任意发挥也就是精神不能自由。精神不能自由，人必觉得苦痛，就大不满意，要生一种反动来破坏束缚了。破坏不是容易底，必要想一个精密底方法，作为根据，来反抗破坏。因此从前以为满意底思想，必定变为不满意底，而另产出一种比较从前满意底。于是思想就得了革新底结果。

看以上两种原因，可以知道思想革新底缘故。外界底压迫是有是促进我们革新底速度。所以国家多事底时候，学术思想，必格外发达，我们中国东周时候，不是极乱的时代吗？所以那时的思想学术，极其“发达”。今日俄国不也是政弛民困吗？所以他们底文明思想，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我们有心革新思想底人，不要怕外界底高压。因为他愈压得严，将来反动愈利害。反动利害，改革也痛快，而思想革新底度数也大。若果没有外界底压迫，就是没有刺激，就觉得满意了，也就不怀疑，没有进步。因为怀疑是进步底第一步。第一步走到了，才有第二步，第三步底破坏。破坏才能建设。因为陈腐底思想，就像破烂底房屋，不把他根本推翻，永远不能建设出新底来。所以我们要思想革新就不要躲避外界底刺激，因为外界底压迫刺激，就是思想革新底唯一原因。

向光明走去——［中国］郑振铎

谁都喜爱光明的，虽然也许有些人和动物常要躲在黑暗之中，以便实行他们的阴险计划的，但那是贼，是恶人，是鸱，是蝙蝠，是狐。凡是人，是正直的人或物，总是喜爱光明，总是要向光明走去的。

黑漆漆的夜，独自走在路上，一点的星光，月光，灯光都没有，我们心里应有些怕。夏天的暴雨之前，天都乌黑了，无论孩子大人，心里也总多少有些凛凛然的，好像天空要有什么异样的变动。山寺的幽斋中，接连的落了几天的雨，天空是那样的灰暗，谁都能感到些凄楚之意。

但是太阳终于来了。接着夜而来的是白昼，接着暴雨而来的是晴光，接着灰暗之天空的是蔚蓝色的天空。那时，不知不觉的会有一阵慰安快乐的感觉，渗入每个人的心里，会有一种勇往活泼的精神，笼罩在每个人的脸上。

在黑暗中走着的人，在夏雨中的人，在灰暗的天空之下的人，总要相信光明的必定到来。因为继于夜之后的一定是白昼。夜来了，白昼必定不远的。继于阴雨之后的，一定是阳光之天。雨来了，太阳必定是已躲在雨云之后的。

那些只相信有阴雨之天，只相信有夜的人，且让他们去。我们是相信着白昼，相信着阳光之必定到来的。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我猜一定不会错，每个人一听到这句问话，都必定要皱着眉头，在心里叹着气答道：“黑暗时代！”

是的，是的，现在是黑暗时代。

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家庭上，有多少浓厚的阴影罩着！且不必多说，这许多，许多黑暗的事实，一时也诉说不尽。

但是“光明”已躲在这些“黑暗”之后了！我们要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还要迎着光明走去！譬如黑夜独行，坐在路旁等天亮，那是很可羞，如果惧怕黑夜而躲进小岩洞或小屋之内，那更是可耻。

我们相信光明必定会到来，我们迎上去，我们向着他走去。

在黑夜里，踽踽地走着，到了光亮时，我们走到目的地了，那是多么快慰的事呀！

那些见黑暗而惧怕，而失望的，让他们永躲在黑暗中；那些只相信有黑暗而不相信有光明的，也让他们的生活于黑暗之洞里吧。我们如果是相信“光明”的，我们便要鼓足了勇气，不怖不懈，向着光明走去。

我们不彷徨，我们不回顾。人类是永续不断的一条线，人间社会是永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我们虽住在黑暗之中，我们应努力在黑暗中进行，但也许我们自身，是见不到光明的。人类全体永续不断的向着光明走去，光明是终于会到来的。

走去，走去，向着光明走去。

光明终于要来到的！

一株橡树正在生长——［美国］惠特曼

一株活着且正在生长的橡树独立在路易斯安那，从树枝上垂下些许青苔。

那里没有一个同伴，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绿油苍翠的快乐的叶子。

看到它粗壮、刚直、雄健的样子，我不由得联想到自己。

我惊奇着，它孤独地站在那里，附近没有一个朋友，如何能发出这么多快乐的叶子，——因为我知道这在我却不可能。

它让我越看越爱，禁不住摘下了一枝，上面带着一些叶子，而且缠着少许青苔，我将它带回来，供在我的屋子里，经常看着。

我并不需要借它来使我想起我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相信最近我是经常想到他们的。

然而它对我始终是一种奇异的标志——它使我想到了异性的爱。

尽管如此，这路易斯安那的活着的橡树依然独自生长在那广阔的平地上。

附近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情人，但一生中却长出如此多快乐的叶子。

我清楚地明白，如果换作是我，那恐怕只有死掉。

超越现实——［美国］亨利·梭罗

那在制度之外的，在最远一颗星后面的，在亚当之前的，或在末代以后的真理尤被人们尊崇。自然，在永恒中是有着真理和崇高的。可是，所有这些时代，这些地方和这些场合，都是此时此地的啊！上帝的伟大之处就在它存在于现实之中，尽管，时光已经逝去，也不会增添丝毫神圣。只有永远渗透现实，发掘围绕我们的现实，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崇高。宇宙经常顺从我们的观念，不论我们走得快或慢，路轨已为我们铺好。就让我们倾注所有精力去亲和了解它们吧。诗人和艺术家从未得到这样美丽而崇高的设计，但它们知道自己的一些继承者不能完成它的。

让我们放下，轻身自然地生活一天吧，不要因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一只蚊虫的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不用或用早餐，平静而又无不安之感，由它去来，随钟去鸣，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地过一天。为什么我们要投降，甚至于随波逐流呢！好吧，就让我们与子午线浅滩上的所谓午餐之类的惊险与漩涡做较量并战胜它。熬过了这种危险，你就平安了，以后是下山的路。神经不要松弛，利用那黎明似的魄力，向另一个方向航行。如果汽笛啸叫了，让它叫得沙哑吧。如果钟响了，为什么我们要奔跑呢？我们还要研究它算什么音乐？

们要静下心来干我们的事业，并让我们的脚在那些污泥似的意见、偏见、传统、谬见与表面中间迈步，这蒙蔽全地球的淤土啊，让我们越过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教会与国家，诗歌，哲学与宗教，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坚硬的底层。那里的基石被我们称之为现实，然后说，这就是了，不错的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之上，在洪水、冰霜和火焰下面，开始在这里构建属于自己的王国，一切随心所愿，也许能安全地立起一个灯柱，或一个测量仪器，不是尼罗河水测量器，而是测量现实的仪器。让未来的时代能知道，谎骗与虚有其表曾多次被洪水冲积，然后留下了厚厚的淤泥。

如果你直立在事实对面，你就会看到太阳闪耀在它的两面，它好像一柄东方的短弯刀，你能感到它的甘美的锋镝正剖开你的心和骨髓，你也心满意足地愿意结束你的人间事业了。生也罢，死也罢，我们仅仅追求现实。如果我们真要死了，让我们听到我们喉咙中的咯咯声，感到四肢上的寒冷吧，如果我们活着，让我们干我们的事情好了。

相信自己吧——［美国］爱默生

天才从来都是相信自己的思想，相信自己内心深处所确认的东西众人也会承认。尽管摩西、柏拉图、弥尔顿的语言平易无奇，但他们蔑视书本教条，摆脱传统习俗，说出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思想，这就是使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之所在。一个人不要限于仰观诗人、圣者领空里的光芒，应学会更多地发现和观察自己心灵深处那一闪即逝的火花。而可惜的是，人们总是不会留意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就把它们抛弃了，仅仅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

曾几何时，我们看到了那些已被自己放弃的思想，不是在天才的著作里吗？于是它们被拾回，即便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没有比这更深刻的教训了。这些失而复得的思想警谕我们：在大众之声与我们相悖时，我们也应遵从自己确认的真理，乐于不作妥协。

相信时间和知识必将让人们悟出这样的道理：嫉妒乃无知，模仿即自杀；无论身居祸福，均应自我主宰；蕴藏于人身上的潜力是无尽的，他能胜任什么事情，别人无法知晓，若不动手尝试，他对自己的这种能力就一直蒙昧不察。

相信自己吧！这呼唤将震颤每一颗心灵。

伟人们向来如此，他们孩童般地向同时代的精英倾吐心声，把自己的心智公之于众，自本自为，从而出类拔萃。

但人们却常因在自己的意识网中。一旦成名，便受制于众人的好恶，从此难免要取悦于人，再也不能把别人的感情置之度外了。

对外界的妥协态度，威胁了人们的自信。往往，你对自己往昔的言行且敬且畏，只图与之相协调，因为除了自己往昔的行为以外，再无其他数据可供别人来计算你的轨迹了，而辜负众人又不是你所愿意的。

但为什么要转目回眸，为什么为了不与你在大庭广众下陈述过的观点相抵触，就拖着记忆的僵尸不放呢？假如那是你务须反驳的谬论，那又怎样呢？其实，即便在纯记忆的行为里，你也不能只单单依赖记忆力，而应该把往事摆在有目共睹的现在来判断，从此以后不断自赎自新，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之道。

欺下瞒上，献媚取宠是小人的拿手好戏，它为渺小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所崇拜。我们今天应该确凿地说出今天的想法，明天则应确凿地说出明天的意见，即使它与今日之见截然相悖——“这样做，难道你就不怕被误解吗？”——难道被误解是如此不足取吗？毕拉哥拉斯就曾被误解，还有苏格拉底、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还有古今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智慧精灵，他们谁未被误解过？欲成为伟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误解。

人往往懦弱而爱抱歉；他不敢直说思想、愿望，而是援引一些圣人智者的话语；面对一片草叶或一朵鲜花，他也会抱愧负疚。他或为向往所耽，或为追忆所累；其实，一切美好东西的来源，了无规矩，殊不可知；你何必窥人轨辙，看人模样，听人命令，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性格应全然新异。

当我去世的时候——［俄国］屠格列夫

当我去世的时候，当我的躯体化为灰烬的时候，你啊，我挚爱的朋友，你啊，我深情、温柔地爱过的人，你也许活得比我长久，请不要到我坟墓上去……那里你将无事可做。

请别忘记我……但在日常的操劳、满足、需要之中也别想起我……我不愿妨碍你的生活，不愿打扰你平静的生活。但在独处的时刻，当那种羞怯的、莫名的忧伤袭上你心头的时候，请拿出一本我们心爱的书籍，从中找出那些篇页和字句，还记得吗，那些篇页和字句常使我们共同流出甜蜜的无言之泪。

请读完它，然后闭上眼睛，向我伸出手来……向不在身边的朋友伸出你的手。

我将不能用我的手握住它。我的手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黄土之下。但我现在快慰地想到：也许你在你的手上会感受到轻微的抚摸。

于是我的形象将出现在你的眼前，从你闭着的眼睑里将涌流出眼泪，犹如我们俩被美陶醉之后，有时和你一起流出的那些眼泪那样。你啊，我的挚爱的朋友，你啊，我无比深情、无比温柔地爱过的人！

从意识开始——［俄国］托尔斯泰

常有人思考，也常有人议论说：抛弃个人的幸福是人的长处，人的功勋。实际上，抛弃个人的幸福——不是人之所长，也不是功勋，而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人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同整个世界相分离的躯体的时候，他认识到别的躯体也与全世界分离着，他就能理解人们彼此间的联系，也能理解自己躯体的幸福只是幻影。这时他才能理解只有能使理性意识满足的幸福，才是唯一现实的。

对于动物来说，不以个体幸福为目的的，与这个幸福相矛盾的动作都是对生命的否定。但是对人来说，恰恰相反，那种目的只在于获得躯体幸福的活动，是对人类生命的完全的否定。作为动物，没有理性意识向它揭示它的充满了痛苦、终有止境的生命，对它来说，躯体的幸福及由此而来的种族延续就是生命的最高目的。对于人来说，躯体只是生命存在的阶梯。人生的真正幸福，只是从这里展现出来。这个幸福同躯体的幸福不同。

对人来说，对躯体的意识不是生命，而是一条界线，人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人的生命完全在于更多地获得人本身所应有的、不依赖于动物性躯体幸福的幸福。

按照流行的生命观念，人的生命是他的肉体从生到死的这段时间。但是这并不是人类的生命，这只是作为动物的肉体的生命存在。说人的生命是某种只出现在动物性生命中的东西，就像是说有机体的生命是某种只在物质的存在中表现出来的东西。

人最初会把那些看得见的肉体的目的当做是生命的目的。这个目的看得见，因此也让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人的理性意识向他揭示的目的反倒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它们是看不见的。否定看得见的东西，献身于看不见的东西，对此人们总觉得可怕。

对被世间渗水染满全身的人来说，那些自动实现着的、在别人和自己身上都是可见的动物性要求，似乎是简单的、明确的。而那些新的不能看见的理性意识的要求则被认为是相反的，这些要求的满足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完成，而是应当让人自觉地实现，因此它变得复杂，变得不明晰。抛弃看得见的生命观念，献身于看不见的意识，这自然要令人惊异害怕。就好像孩子若能感到自己的出生，他会感到同样的惊异和害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很明显，也必然发生。看得见的观念引向死亡，惟有看不见的意识才提供永恒的生命。

止于至善——［俄国］托尔斯泰

每当有人问我“如何服务他人？”的时候，我会这样回答：“对别人行善，不是捐钱给别人，而是行善。”行善，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捐钱。但在我的心目中，行善和捐钱不仅是完全不同，而且几乎是相反的两件事。

金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捐钱就如同行恶。把捐钱当做行善的错误想法，或许在人们行善之时，可以让人们逃离拥有金钱的罪恶感。然而，捐钱的举动，却只能稍微让人们减少一点罪恶感。

真正的行善，是为别人做好事。为了了解对别人来说什么事是好事，我们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行善不需要金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勇气，暂时抛开生活上没有意义的一些习惯。不要老是担心衣服和鞋子会不会弄脏，不要害怕蟑螂或虱子之类的小虫子，也不要惧怕伤寒、白喉或天花。我们要做的是亲近衣衫褴褛的人，坐在他们床边与他们闲话家常，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一点都不装模作样，一点也不骄傲，而且尊重他们，敬爱他们。我们必须在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舍弃自我的过程中探索人生的意义。

贝多芬百年祭——［英国］萧伯纳

一个世纪以前，一位五十七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举着拳向天空呼喊，尽管他听不到天空的雷声和大型交响乐队演奏他的乐曲。就这样，他永远地离开了世界，至死，他都还像生前那样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的，然后从他们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那种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贝多芬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汉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而且谁又能自负为灵魂比巴赫的还伟大呢？但是说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他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毛头小伙子们现在一提起切分音就好像是一种使音乐节奏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新方法。但是在听过贝多芬的第三里昂诺拉前奏曲之后，最狂热的爵士乐听起来也像“少女的祈祷”那样温和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的，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他的乐曲就像他的人性一样奔放了。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所顾忌的骄纵和不理不睬的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贝多芬与十七和十八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最大区别。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他不拜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

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之文雅就犹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却是个浪荡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不满意贝多芬。莫扎特却是很有远见的，他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总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扎特活得长些，这两个人恐怕也难以相处下去。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惧。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了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来给莎拉斯特罗加上了神人的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了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会显得不相称的乐调。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神圣的道德感是他依据的做人原则，他讨厌所谓灵活性的道德，但他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不是一顶空洞的高帽子，莫扎特的确是个为作曲家们欣赏的作曲家，而远远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他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的，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可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的音乐掩盖罪恶的龌龊。如同每一个真正的激进共和主义者那样，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即使莫扎特曾对他十九世纪的音乐创新有所启迪。因此贝多芬上溯到汉德尔，一位和贝多芬同样倔强的老单身汉，把他作为英雄。汉德尔瞧不起莫扎特崇拜的英雄格鲁克，虽然汉德尔的《弥赛亚》里的田园乐有格鲁克的歌剧《奥菲阿》里那些天堂的原野的各个场面的影子。

今年是贝多芬先生百年大祭，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的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将在今年首次听到贝多芬的宏大乐曲。充斥在大报小刊的成百篇颂扬大音乐家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像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这种现象要解释也不难。十八世纪的音乐都是舞蹈音乐。舞蹈音乐是不跳舞也听起来令人愉快的由声音组成的对称的样式。因此，这些乐式虽然起初不过是像棋盘那样简单，但被展开了，复杂化了，用和声丰富起来了，最后变得类似波斯地毯，而设计像波斯地毯那种乐式的作曲家也就不再期望人们跟着这种音乐跳舞了。当然，若有神巫打旋子的本领依然能跟着莫扎特的交响乐跳舞。

有一回，我还真请了两位训练有素的青年舞蹈家跟着莫扎特的一阕前奏曲跳了一次，结果差点没把他们累垮了。就是音乐上原来使用的有关舞蹈的名词也慢慢地不用了，人们不再使用包括萨拉班德舞、巴万宫廷舞、加伏特舞和快步舞等等在内的组曲形式，而把自己的音乐创作表现为奏鸣曲和交响乐，里面所包含的各部分也干脆叫做乐章，每一章都用意大利文记上速度，如快板、柔板、谐谑曲板、急板等等。但在任何时候，从巴赫的序曲到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音乐总呈现出一种对称的音响样式给我们以一种舞蹈的乐趣来作为乐曲的形式和基础。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创作悦耳的旋律，它还应表达丰富的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赫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发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里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无限欢乐的可怖的末日悲剧。听莫扎特的《大神交响乐》最后一章时，你会觉得那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最后乐章一样，都是狂欢的音乐：它用响亮的鼓声奏出如醉如狂的旋律，而从头到尾又交织着一开始就有的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悲伤之美的乐调，因之更加使人心醉神迷。莫扎特的这一乐章又自始至终是乐式设计的杰作。

但是贝多芬乐曲的表现形式，有时也使得某些与他同时的伟人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他的创作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激进共和主义者的特点）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使它们产生了惊人的活力和激情，使得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他的《英雄交响乐》一开始使用了一个乐式（这是从莫扎特幼年时一个前奏曲里借来的），跟着又用了另外几个很漂亮的乐式；这些乐式被赋予了巨大的内在力量，所以到了乐章的中段，这些乐式就全被不客气地打散了。于是，从只追求正统乐式的音乐家看来，贝多芬是发了疯了，他抛出了同时使用音阶上所有单音的可怖的和弦。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觉得非如此不可，而且还要求你也觉得非如此不可呢。

这些就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内容。他有能力设计最好的乐式；他能写出使你终身享受不尽的美丽的乐曲；他能挑出那些最干燥无味的旋律，把它们展开得那样引人，就算你听上一百次也都能发现新东西。一句话，你可以拿所有用来形容以乐式见长的作曲家的话来形容他。但是他的最大不同，就是他那独特的激动人的品质，他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于我们。而一位法国作曲家听了贝多芬的音乐却说：“我喜欢听能使我入睡的音乐。”这事令贝里奥滋非常生气。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人清醒的音乐；而当你想独自一个人静一会儿的时候，你就怕听他的音乐。

了解了这么多，你就好比从十八世纪前进了一步，也好比从旧式的跳舞乐队前进了一步，然后，不但能懂得贝多芬的音乐，也能懂得贝多芬以后的最有深度的音乐了。

论荣誉——［英国］培根

人的荣誉应当与人的价值成正比。如果荣誉大于价值，不会使人信服。反之，内在价值大于荣誉，则不易被发现。

一个人若完成了没有人做过的，或虽做过但未得成功的事业——那么他所获得的荣誉，将远远高于追随别人而做的事业，哪怕后者更难。

如果说一个人所做的事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各行各业，那么他得到的荣誉就会更大。

有的人为了荣誉失去了崇高的东西，那又能怪得了谁呢，只能说他自我保护意识很差。如果能做成别人都尝试而失败过的事，那么他的名字将像多面的钻石，焕发出最耀眼的光彩。所以，在荣誉的追求上，有竞争的对手是一件好事。聪明的侍从有助于扩散荣誉。西塞罗说过：光荣出自家中。嫉妒是蚕食荣誉的妒虫，所以要设法征服它。为此就要使人相信，你所追求的目的不在荣誉而在事业，你的成功得之于良机而并非由于你的优异。

君主们的荣誉可以按如下等级排列：第一等是创建国家的人们，如罗马城者——罗慕洛，波斯建国者——塞拉斯，凯撒帝国——凯撒，奥特曼帝国——奥特曼，伊斯兰帝国——伊斯梅尔。

第二等是立法者们。国家制度的创设者。如斯巴达立法者——莱卡斯，雅典立法——梭伦，东罗马皇法——查士丁尼，英国国法——爱德加，西班牙国法——卡斯提。

第三等是那些解放者。他们或者结束了内战，或者把民族从异族奴役中拯救出来。如奥古斯都、菲思帕斯、奥兰斯（罗马皇帝）、英格兰王亨利七世、法兰西王亨利四世等。

我——［英国］劳伦斯

我的内心与毒蛇共同存在。尽管它们生死相对，但我必须让它们和平相处。我必须承认我最隐秘的羞怯和最隐秘的欲望。我必须说：“羞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让我们互相理解，和平相处吧。”我会成为什么人，如果我必须超越我最终的或最坏的欲望，那就是超越我自己，它们是我的萌芽、我的茎、我的干、我的根。如果我说自己是天使的化身，那简直自不量力。我创造了我自己吗？我最大的欲望，就是我的成熟，我的兴旺。这永远超越我的意志，我只能学会默认。

我时刻想创造，也时刻想死亡。也许，这两者是完全相等的。也许秋天的衰败和春天的蓬勃完全是一回事。当然，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它们是物理世界的扩张和收缩。但是，春天才是万物轮回的开始。秋天的毁灭只能随着春天的繁荣而来。所以说，创造是初始的，是源泉，而衰败则是结果，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水必定要向低处流一样。

我不能摒弃我的创造欲或者死亡欲，如果那样，我将失去两者。假如没有秋天和冬天的衰败，也就没有春天和夏天的繁盛。我必须始终从我旧的存在中解脱出来，麦子由于纯粹的创造活动被揉在一起，成了我吃下去的纯创造物——面包。来自麦子的创造之火进入我的血液。

现在，作为创造力酝酿的杰作面包被分解了，变成一堆大火使我的血液沸腾，而水汪汪的物质则通过我的肚子流入地下。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两种运动，难道有必要为其中一种运动羞怯吗？在我的血液中，火在我已经吃下的小麦面包中忽隐忽现，在更远更高的创造中闪烁，对我来说这是羞愧呢？还是骄傲？如果在我的血液中渗出一些苦涩的汗水，这怎么能说是羞耻呢？当我的意识中显出腐败之流的沉重的沼泽花时，又怎么能说是羞耻呢？那变为腐物的废渣自然要通过我的肠道向下流出，因为它们的根扎在浊流中。

毒蛇在我腹中的一块清净之地福生，如同那就是它的安乐所。难道它不会爬进我的意识？当它抬起那低垂的头，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难道我应该用棍子将它杀死？我是应该杀死它呢？还是蒙上我那看见它的眼睛？然而，无论怎样，它都将存在于那里。

那么，就让腐败之蛇在我们体内堂而皇之地获得它的地位吧。来吧，有斑纹的可恶的大蛇，这儿有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正义，是的，还有你自己所向往的美。来吧，在我精神的太阳里优雅地躺下，在我内心的理解中安然地入睡，我能感觉出你的存在并为之十分满意。

精神上的自由——［法国］罗曼·罗兰

人应当做自己的主宰，不要任由别人来替你判定所做事情之好坏，就算他是极优秀的人、最行得正的人或你最爱的人。每个人应当做的事，都该由自己来寻找，如果必要的话，还应该以无比的耐力，就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要不停地搜寻下去。

自己所得到的半分真实，远比人云亦云的完整真理还要来得有价值。让人闭着眼睛像奴隶般屈从承受的真理，不过是一种虚伪。

站起来吧！人类。张开眼睛看看你的四周！不要恐惧！靠自己的努力所赢得的仅有的真实，是最灿烂的光明。重要的不是积蓄很多知识，而是不论多与少，这些知识都必须是自己的心血所培育出来的收获，是自由努力的成果。

只有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无价的至宝！

本性的回归——［德国］叔本华

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

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大啊！

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拥有的了。

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4／5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

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情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寻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红房子——［德国］黑塞

红房子，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整个阿尔卑斯山南面的芬芳，小花园里的，葡萄林里的。我多次从你身旁经过，初次经过时，我的流浪的乐趣就震颤地想起它的对称极，我又一次奏起往昔经常弹奏的旋律：有一个家，绿色花园里的一幢红房子，周围一片寂静，远离村落；在小房间里，朝北放着我的床，我自己的床；在小房间里，朝南摆着我的桌子，旁边墙壁上挂着一幅小小的古老的圣母像，那是我在多年前的一次旅途中，在布雷西亚买到的。

我的人生也是在旅行的欲望和安家的愿望之间渐渐消逝的，正如来自清晨——白昼——夜月亮的完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达到这样的境地，旅途和远方在心灵中属我所有，我心灵中有它们的图像，不必再把它们变成为现实。也许有朝一日我还会到达这样的境地，我心灵中有家乡，那就不会再向花园和红房子以目送情了。

我希望有一个中心所有的力都能在这个中心两边保持平衡，清晨放出，夜晚归来，那时，生活将是多么不同啊！

然而，这样的中心并未在我的生活中形成，一切仍在震颤地在许多组正极和负极之间摇摆。这边是眷念在家安居，那边是思念永远在旅途中，这边是渴望孤独和幽静，那边是思慕爱和团体！我收集过书籍和图画，但又把它们转赠。我曾摆过阔，染上过恶习，也曾转而去禁欲与苦行。我曾经虔诚地把生命当做根本来崇敬，后来却又不得不把生命看做是功能并加以爱护。

但是，我的变化并非我能左右。这是神奇的事情。谁要寻找神奇，谁要把它引来，谁要求它帮助，它就逃避谁。我的事情是，飘浮在许多紧张对立的矛盾之间，并且作好了精神准备，如果奇迹突然降临到我头上的话。我的事情是，在无数个往与返之间寻找安稳宁静。

隐藏于苍翠中的红房子。我对你已经有过体验，不想再次体验了。我曾经有过家乡，建造过一幢房屋，丈量过墙壁和屋顶，筑过花园里的小径，也曾把自己的画挂在自己的墙上。像许许多多人那样，我也想归来安隐。我的许多愿望已经在生活中实现了。我想成为诗人，也真成了诗人。我想有一所房屋，也真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我想有妻室和孩子，后来也都有了。我要同人们谈话并影响他们，我也做了。我不能的只有一件事，阻止实现愿望后的不满足感。但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于是怀疑起写诗来了。我觉得房屋变狭窄了。已经达到的目的，都谈不上是目的，每条路都是一条弯路，每次休息都产生新的渴望。

我还会走许多崎岖或平坦路，还将实现许多愿望，但到头来仍将使我失望。总有一天一切都将显示它的意义。

那儿，矛盾消失的地方，是涅槃境界。可是，可爱的群星还向我放射出奇异明亮的光。

最终的目标——［日本］池田大作

我曾听人如此评述当代：既是“饱食时代”和“空闲时代”，也是“颓废的时代”和“欺诈的时代”，还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的确，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放纵的时髦风气。

每个人的人生观各不相同，想来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想到要无所作为地度过这漫长人生，就使人感到无比的空虚无聊。

《涅槃经》说：“人命之不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知。”

意思是说，人类短暂的生命，比滔滔而下的山溪更为迅速，转眼之间就消逝了。今天虽然平安，可谁也无法保证明日的安定。

《摩耶经》中有一节谈到，人生的旅程就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接近死亡，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法华经》中也有一段名言：“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充满众苦，甚可畏怖。”其中，所谓“三界”便是凡夫所居之现实世界。它就像失了火的房子，烦恼在里面熊熊燃烧，充满了各种苦难。正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离不开烦恼。儿女、家庭、事业等等，细思起来，没有一件事离得开烦恼。

生活被这纷乱的烦恼所束缚，何时又怎样才能摆脱走向“永乐清新”的世界？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从人生的悲观主义中解脱出来呢？怎样才能确立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依靠坚韧的乐观主义生活下去呢？

这种“弃暗投明”的转变可谓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之所以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道路，理由也就在此。从无常的世界向永恒世界的转换，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孜孜研究的课题。

小林秀雄先生在《莫扎特》一书中写道：

“对强韧的精神来说，恶劣的环境也是实在的环境，既不缺什么，也不少什么。”“生命力中有一种能力，可将外在的偶然看做内在的必然。这种思想均有宗教意味，但它并不是空想。”

这就是唯一能与自然界抗衡，并征服其它的人类之能；是精神的力量，能将外在的偶然性看做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无限的力量就蕴藏在自己生命之中，本人能切实感受并加以发挥，真正的人生之路就在其中。

如此恒久奋斗下去，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发展自己，于是便奏响了人生的凯歌。

佛法中有“梅樱桃李”这样的命题。

梅花绽放于年之初始，沐浴着春光灿烂；然后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它也尽显风姿；桃花、李花也都各领风骚。同样，人也应当让自己的生命开出美丽的花朵，不，催开绚丽鲜花的神力原本即存于生命内部。

那么，神力在哪儿呢？这便是对自身“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觉悟。某些人以根本的“法则”为基准，始终坚持一定的生活道路，将使命和责任视为非己莫属的。这样的人就会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命，就和梅、樱一样，迟早会破蕾而绽，散发出阵阵清香。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作用，并为此感到自豪、幸福和美满。

人无论善恶，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于世上的极其宝贵的人。这种使命并不体现于外部相对立的世界中，而体现在与自己搏击、胜自己、贯彻自己信念之时。人生的每时每刻无不体现生命，无不映射生命、决不偏依。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人生最终的目标之所在。

人生的意义——［日本］汤川秀树

同学们，你们正值青春年龄，你们有着非常长远的未来。从你们的年龄看来，你们今后平均将有六十年左右，你们的生命将跨过20世纪进入21世纪。在这个期间，世界将发生哪些变化呢？

回忆20世纪前半期的六十年代中期，世界上发生的那些显著变化，就可以想象未来五六十年中将会发生的巨大飞跃。

人世间演变的起因究竟在哪里？有人说是由于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情况造成的。但这种自然现象的影响只是短暂的，即便是重大事件也不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从长远发展来看，可以说主要还是由人类行为带来的世界巨大变化。

从交通的发展情况看来，现在汽车、飞机的数量在大增，速度在加快，再加上通讯事业迅速发展，电话、广播、电视也日益普及，这些都为世界带来了不少变化，象这样的变化还很多很多。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最大的变化因素是人类的知识和科技的进步。简而言之，即科学的进步引起了世界的变化。众所周知，科学是人类创造、思维的结晶，是人们有生之年辛勤工作的点滴积累。不光科学，人类还有许多其他活动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关键是今后的世界还要由活着的人们不断地推动向前迅速发展。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你们就是这活着人群中的一员。如果有人说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根本不可能改变世界，所以自己除了顺应社会趋势，随波逐流，别无所能。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尽管每个人的力量是十分微薄的，但是不能否认正是这些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才使社会得以发展和变化。

但变化本身也多种多样，朝什么方向演变才好呢？我们应当努力设法使世界朝着光明的道路发展，而不要走向其相反方向。要下定决心为把世界逐步引向光明道路，而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不光要有决心，更要采取实际行动。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生活才最有意义。

为了建设这个世界，应当采取什么方法贡献自己的力量呢？那当然是因人而异了，即便定下今后努力的目标，选择出适当的道路，并已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也不一定能够成功，或许会以失败告终。究竟成功与否，谁也无法预测，不可能先知先觉。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从而竭尽全力去干，这便体现了人生在世的真正价值。

人们总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起前人现实多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关心将来，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加舒适。这种考虑也许是人之常情，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青年人一味考虑个人生活的安逸，那就太令人失望了。而且，如果他们以为未来和现实不会有多大差异，因而只是考虑眼前如何生活得更好，那就不仅是令人失望，而且是幼稚可笑了。

有些人认为：“别人都考某某大学，所以我也要进某某大学。”“要是能进某某公司工作，将来生活就有保障。为了能进某某公司，大概先进某某大学比较合适。”这类消极想法如果充斥青年人的头脑，前景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日本全国都是这样的青年，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到那时日本人在这个地球上将会变得十分渺小，从而失去影响。不仅如此，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创造文化价值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十足的落伍者。这样，日本人的个人生活也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双双遭到破产。

在现实或将来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问题与社会全体的问题，推而广之和全世界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分割的。由此可以懂得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态度”，或者用个贬义词，叫做利己主义的生活态度，乍看起来似乎稳妥可靠，实际并非如此。青年中至少应有一部分人要立志摆脱个人打算，怀着崇高的理想向前迈进。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么日本也好，世界也好，便不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这种结局所带来的恶果又将会反过来影响到每一个个人，给人们带来许多不幸。

拥有崇高理想并不断前进的人，即使不能获得完全成功，那么人生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到人生的意义而活在世上的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现实主义生活。

选——［爱尔兰］伏尼契

“明天我就要离开人世，当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如此，我要履行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诺言。但毕竟你我之间是不大需要解释的。我们一直都用不着多说话就能互相了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那么，亲爱的，你还为从前那一记耳光的事情伤心吗？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样沉重的打击，我也受过很多次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其中几次我甚至还曾给以回击——而现在我仍旧在这儿，就像我们幼时同看的书（书名已忘记）上所说的那条鲤鱼：‘活着，跳着，活泼泼地。’不过这是我的最后一跳了，一到明天早晨，就要——‘滑稽剧收场了’！你我不妨把这句话翻译成：‘杂耍收场了’，你不要难过，我们还要感谢那些神，他们至少已经对我们发了慈悲。慈悲虽然不多，但已经够了，对于这一点慈悲以及别的恩惠，我们就应该真心感激。

“说到明天的事，我希望你和玛梯尼都要明白了解，我是非常快乐的、满意的，对这样的结局我感到非常自豪。请你把这意思告诉玛梯尼，算是我给他的一个口讯。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同志，他会了解的。你瞧，亲爱的，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些陷在泥淖里的家伙，这样快就重新使用起秘密审问和处决的手段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转机，同时使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又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地打击，胜利就离我们不远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就如同结束了一次繁重的工作去度假一样。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你不为我骄傲吗？

“只是我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快要去死的人是有权利提出他个人的心事的，我的一点心事就是要你心里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像一头发怒的野兽一样对待你，为什么迟迟不肯把夙怨一笔勾销。当然，你自己心里也明白，我所以还要唠叨，是因为我想向你说明，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布的罩衫、围着一个皱褶不平的胸褡、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也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那件事情吗？这是一种不光明的把戏，我也知道的，可是你一定得饶恕我。现在，我又在这张纸上写着你名字的地方吻过了。这样，我已经两次吻过你了，而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话已经说完了。别了，亲爱的……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你都是我心中的女神！”

他人之死——［奥地利］弗洛伊德

一个文明人与周围的朋友和睦相处时，是不会把朋友与死亡联系起来的。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会避免这一话题。当然，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敏感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打垮了。于是，死亡的特殊理由——事故、疾病、感染、衰老，渐渐升为主要位置。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一起事故同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的信息令我们更不安。我们对死者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敬意一样。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隐恶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在墓碑上，只写下对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想当然的。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崇敬更为可贵，即使生者也不及。

文明人这种勿以为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爱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种行为表明，我们似乎也像古老的部落人一样，心爱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须跟着死去。

对待死亡的不同方式和心情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之中，对生活孤注一掷，生活就会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这正像热恋中的一对美国人，从一开始双方就知道，一切都会十分顺畅。这样的方式与欧洲大陆式的谈情说爱刚好形成对照。一对男女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必须考虑这之后的职责和任务。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不敢从事诸如在空中飞行、远征到他国、实验爆炸物等等带有危险性的工作。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总之，我们宁愿受伤或遇到其他损害也绝不愿想到死亡，当然为了逃避死亡，我们也同时逃避了其他一些东西。

我的心灵告诫——［黎巴嫩］纪伯伦

我的心灵告诫我，要热爱人们所憎恶的事物，真诚对待人们所仇视的人。它向我阐明：爱并非爱者身上的优点，而是被爱者身上的优点。在心灵告诫我之前，爱在我这里不过是连接两点之间的一条直线，但是现在爱已变成一个始即终、终即始的光轮，它环绕着每一个存在着的事物，它慢慢地扩大，以至包括每一个即将出现的事物。我的心灵告诫我，要善于去发现被形式、色彩、外表遮掩了的美，去仔细审视人们认为丑的东西，直到它变为我认为是美的东西。在心灵告诫我之前，美在我心中无非是烟柱间颤抖的火焰。可是现在，烟雾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燃烧着的东西。我的心灵告诫我，它要去倾听并非唇舌和喉咙发出的声音。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的听觉迟钝，只听到喧闹和呼喊。但是现在，我能倾听寂静，听到它的合唱队正唱着时光的颂歌和太空的赞美诗，宣示着生灵的奥秘。我的心灵告诫我，要从榨不出汁，盛不进杯，拿不住手，碰不着唇的东西中取饮。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的焦渴是我倾尽溪涧和贮池中的水浇熄的灰堆上的一粒火星。但是现在，我的思慕已变成我的杯盏，我的焦渴已变为我的饮料，我的孤独已变为我的微醉。我不喝，也决不再喝了。但在这永不熄灭的燃烧中却有永不消失的快乐。我的心灵告诫我，要去触摸并未成形和结晶的东西，那能知道可触知的就是半合理的，我们正在捕捉的正是部分我们想要的。在我的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冷时满足于热，热时满足于冷，温吞时满足于冷热中的一种。但是现在，我捕捉的触觉已经分散，已变成薄雾，穿过一切显现的存在，以便和隐幽的存在相结合。我的心灵告诫我，该去闻并非香草和香炉发出的芬芳。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每当我欲享馨香时，只能求助于园丁、香水瓶或香炉。但是现在，飘进我鼻中的是不熏燃和不挥发的馨香，我胸中充溢的是没经过这个世界任何一座花园，也没被这天空的任何一股空气运载的清新的气息。我的心灵告诫我，要在未知和危险召唤时回答：“我来了！”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只听命于熟识的声音，踏上走熟的道路。但是现在，已知已变成我奔向未知的坐骑，平易已变成我攀登险峰的阶梯。我的心灵告诫我，要我不要用自己的语言：“昨天曾经……”“今天正……”、“明天将会……”去衡量时间。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以为“过去”不过是一段逝而不返的时间，“未来”则是一个我决不可能达到的时代。但是现在，我懂得了，眼前的一瞬间有全部的时间，包括时间中被期待的、被成就的和被证实的一切。我的心灵告诫我，不要用我的语言：“在这里”、“在那里”、“在更远的地方”去限定空间。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身处某处时，也意味着远离其他地方。但是现在我已明白，我落脚的地方包括了一切地方，我所跋涉的每一段旅程，是所有的途程。我的心灵告诫我，要在周围居民酣睡时熬夜，在他们清醒时入睡。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在自己的睡榻上看不到他们的梦，他们在他们的困顿中也寻不到我的梦。但是现在，我只是在他们顾盼着我时才展翅遨游于我的梦中，他们只是在我为他们获得自由而高兴才飞翔于他们的梦中。我的心灵告诫我，不要因一个赞颂而得意，也不要因一个责难而忧伤。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一直怀疑自己劳动的价值和品级，直到时日为它们派来一位褒扬者或诋毁者。但是现在，我已明白，树木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并非企盼赞扬，秋天落叶冬天凋敝并不害怕责难。我的心灵告诫我，它要我明白并向我证实：我并不比草莽贫贱者高，也不比强霸伟岸者低。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曾以为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令我怜悯或鄙视的弱者，另一类是我追随或反叛的强者。但是现在我已懂得，我是由人类组成的一个集体的东西组成的一个个体，我的成分就是他们的成分，我的蕴涵就是他们的蕴涵，我的希冀就是他们的希冀，我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若他们背叛了法律，那我也是法律的亵渎者；他们如果做了某件好事，那我也以这件好事而骄傲；他们如果站起身来，那我也一同起立；他们如果落座，那我也一同坐下。我的心灵告诫我，要我知道：我手擎的明灯并不专属于我，我唱着的歌也不是由我的材料谱成的。如果说我带着光明行走，那并不能说明我是光明的代表；如果说我是一把被上好弦的琴，那我并不是弹奏者。朋友！我的心灵告诫我，教育了我。你的心灵也告诫过你，教育过你。因为你我本是彼此相似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我谈论着我，在我的话语中有一点争辩；你掩饰着你，在你的隐匿中有一种美德。

往事悠悠——［印度］泰戈尔

我在祖宅里出生，我印象中那时的祖宅笼罩着郊区的气息，宁静，远离喧嚷。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之舟已经提起沉重的社会的铁锚，行驶到了传统的港湾外面。停泊的地方，礼义、教规淡化到了最后底线。

祖宅有一幢面积很大的旧式楼房，门口墙上挂着破旧的盾牌、长矛和锈迹斑斑的腰刀，楼内有祈祷室，三四个庭院，内宅与花园相通。幽暗的水房里，几只大水缸里盛满一家人饮用的恒河水。过去逢年过节，楼里张灯结彩，演奏音乐。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那种盛况。我呱呱坠地之时，旧时代已向我家告别；新时代初来乍到，它的家具尚未运来。

祖产已随着时代退去，刚刚换颜的面貌大不如前，一派衰败之景。祖父的财产的一盏盏华灯一度火焰明亮，在我降生之时，只剩下燃烧后的黑渍、烟灰和一缕时隐时现的微弱火苗了。昔年用以娱乐享受的奢华的器具，只有几件丢在墙角，残破之极，蒙上厚尘，值不了几个钱。我不曾享受富贵荣华，自然也不向往、奢求。

我清静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特点，宛如望不见大陆的孤岛上植物和动物的特性。我们一家人所操的语言别具一格，加尔各答人称之为泰戈尔家族语言。男男女女的服装、举止也与众不同。

那时，孟加拉语只能在女性房中才可以使用，客厅里与客人交谈、教学、写信，一律使用英语。但，我家是个例外，全家老小都十分爱孟加拉语，凡事都讲孟加拉语。

值得讲述，也值得回忆的便是我家的返璞归真——钻研《奥义书》，这使我的家庭与世前时期的印度建立起密切联系。孩童时代，我几乎每天都以纯正的发音朗读《奥义书》的诗行。由此可以明白：孟加拉地区风行的宗教冲动情绪为什么没有渗入我家。先父倡导的是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祈祷。

这只是每天必须进行的一件事情，另外，长辈们都从英国文学那里受益匪浅。品尝莎士比亚的戏剧趣味，活跃了我家的气氛。华尔特·司各脱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孟加拉当时还未掀起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郎迦拉尔的诗作《没有独立谁愿意活着》，赫姆·昌德拉的名作《两亿人的生息之地》，唱出了盼望祖国独立的心声，听似晨鸡的啼鸣。

对在庙会上举行文艺活动的倡议和组织工作，我们全家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唱主角的却是纳迦库帕尔·米特拉。我二哥为此特意创作了歌曲《胜利属于印度》，堂兄卡纳写了《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大哥写了《印度，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七哥乔蒂林德罗那特秘密组建了一个团体，废弃的旧屋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那里摆着《梨俱吠陀》典籍、死人的头盖骨，祭司是拉贾那腊衍·巴苏。在那里，我们接受了拯救印度的启蒙教育。

新思想、新观念并没有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中。它们的影响是通过平常的活动，一点一滴往我们心里灌输的。帝国政府的军警大概是对此缺乏警惕，或许是觉得不屑一顾，总之未来打破秘密团体成员的脑门，扼杀他们的志趣。

当时，加尔各答胸脯上尚未铺石头，保持着相当多的天然本色。工厂的黑烟没有熏黑蓝天的明净面孔，房屋之林的缝隙里，池塘平静的水面上映射着光明。下午，菩提树伸长身影，椰子树叶临风摇曳，恒河水通过石砌的沟渠，清泉般流入我家南花园的池塘。胡同里轿夫的号子声和马路上马车夫的吆喝声，不时传到耳中。傍晚点亮油灯，铺张草席，我们在昏黄的灯光里听年老的女佣人讲神话故事。我依在屋墙角，静静地听着，看上去那么腼腆、文静、憨厚朴实。

造成我这种不合群的原因之一是，我经常旷课，惧怕考试，考试经常不及格。老师对我的前途非常悲观。我的神思像个流浪汉，在教室外面的广阔天地里漂流。

在此之前，无意之中，我发现了一些专门用普通之笔写押韵的儿歌，被称作为诗。当时读者一看见写儿歌的作者，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时光流逝，如今连儿歌也不会写的，也有被吹捧为文坛新秀的。在“波雅尔”、“特里波迪”等诗体的领域，我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以极大的热情专心写作。我在书房的一隅，进行组装、拆卸格律的游戏，用六个字母、八个字母、十个字母拼凑各种各样的字组。终于，一篇满载心血、兴奋的杰作首次亮相于大人们眼前。

且不管最初的尝试之作达到怎样的水平，要紧的是它们出于这样一位少年之手，他平常孤单无伴，一个人在心里做游戏。他不受社会传统礼念的约束，生活在民主和谐的大家庭。父亲在喜马拉雅山隐居，家中凡事由兄长做主处理。

在我心里最为崇尚的就是七哥，他从不把社规家训用在我这里。我像同龄人似地和他争论，磋商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他尊重我这个年幼的弟弟，开阔我的胸襟，促使我的身心健康正确发展。他若蛮不讲理、独断专横地管教我，我恐怕要像许多大家公子那样，深得上层文明社会的赏识，而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起初采用不合规范的韵律狂飙般地创作参差不齐的诗句，靠杂乱幼稚的词汇堆砌，抒发飘忽的情思。我的诗作尚不懂得隐蔽，有的只是骨髓里真实的汁液，因而蕴藏着大量危险。但我并未由此而夭折。原因是当时孟加拉文坛的名誉市场不太拥挤，竞争尚未达到高峰。批评家手执板子，进行不客气的恼人的敲打，但文苑里冷嘲热讽、诋毁中伤的火焰还没有旺盛起来。

在这有限的文学家里，我岁数最小，所受的教育也最少。我写的诗歌不受格律限制，不明确的字眼使内容显得晦涩，处处露出语言和构思的不成熟。但那些文学家们却很少对我的诗歌加以品论，更别说帮助，最多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两句深奥的话，然后笑了笑作罢。那笑绝不含贬义，绝不是贬损的贸易的一部分。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有训导，而无丝毫的不尊重。虽然有些段落夹杂着不满情绪，但绝对没有厌恶的意思。所以虽说缺乏鼓励，我仍可不落窠臼，沿着自己的路子写下去。

就这样，我文学生涯的先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我一直处在自然的厚爱和亲人的爱护的凉荫里。有时闲着无聊，爬上三楼凉台，在心里编织琪花花环；有时坐在卡吉普尔一株老楝树下，谛听井水凄清地流入果园，将奇妙的思绪融入想象，送到不远的恒河水流里漂放。那些日子我不认为应该走上宽阔的街道，自己心灵的光影才有可能被他人心灵的胳膊肘碰撞。

渐渐地，我也有了些名气，而且名声还不可抑地越来越大，我舒适的安乐窝也因而遭到破坏。大概是天命吧，驰誉文坛的同时，我得到的烦恼比其他名人多得多。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我似地忍受了那么冷酷、那么长久、那么肆无忌惮、那么不可抵挡的冷嘲热讽。但我想，这些也许是在考验我的荣誉吧！我敢说，不利环境的考验中，命运捉弄了我，但未以失败的沮丧羞辱我。此外，煞星垂挂的黑幕上，明晰地闪现了我友人的温和的面孔，他们的人数不少。

果实即将离枝的时段，已经进入我的生活。完全接受这个阶段，需要外界和内心的宁谧。而这样的宁谧每每丧失在荣辱得失的矛盾中。

真实有一份光荣属于创造，而诗人的创造便是一份真实，而不在人们的认可之中。作品不被人接受是常有的事，那样会影响书市的价格，但却不会降低真实的价值。

花开是花儿能做到的最大贡献，花儿的胜利在于盛开，“美”的中间隐藏着不可把握的、甘美而神秘的真实，与我们的灵魂保持着无可描述的联系。它给我们的唯一感觉是凝重、甜蜜、明亮。我们内心世界的人成长起来，富于色彩和情感。我们的躯壳在色彩和情感中与之融为一体，这就叫做爱。

诗人的责任就是创造能唤醒人的良知、启发人不屈的诗篇。胸怀宽广、目光深邃，拥有隽永、高洁、自由，时时处处拥抱人的心灵的诗人，被誉为大诗人。世世代代，各国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创造并储存着爱的财富。世界上一个国家的群众爱戴哪一个人，只要看一下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库，便能知晓。

现在我正处在人生路的尽头，我希望，想要对我有所了解的人，目前起码已经知道，我不曾出生在衰朽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未使我的双目感到疲倦，我在远方仍旧看到了希望和奇迹。无始往昔的未闻的福音，仍在周围的世界环绕，对着无尽未来轰响，激起我心魂的共鸣，我仿佛千秋万世聆听过这宇宙的梵音。季节的天使以奇丽的色彩装点太阳系边缘微小的绿色地球，我的心沐浴着灌顶大礼的圣水，一向毫不懈怠地参加这爱抚的仪式。每日迎着朝霞，踏着暮色，我静立着，品味着《奥义书》的诗行：你富丽的形象，映入我的眼帘。我努力感知的宏大的存在，以亲缘的纽带维系万物。他的欢悦中，古今显露的无数形象，使我的心喜不自禁地说道：“天地间翻涌着生命的浪涛。无关紧要的物象，也兴奋地吸引我们。富于这奇迹的奥义的他，在人心里完美着人，我们因而不嘲讽甘愿受苦的牺牲精神是自杀的疯狂。”

《奥义书》的第一句诗行常令我父亲有所顿悟，每次他都赋予它新义，而这也令我增益不少。我一次次对自己说：“为收下自行来到你身边的东西而高兴。永不脱离你周围的环境，切莫好高骛远！”这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欲望如蜘蛛的丝网，缠住谁，谁必然疲惫、衰颓。这是因为欲望已把他圈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他已被隔离在整个社会之外，不多时就会像落花一样凋枯。高尚的文学，救艺术享受于贪婪，救美于卑污，救灵魂于功利主义的樊笼。色欲驱使魔王罗波那将悉多囚禁在深宫。罗摩的挚爱容悉多自由地住在森林中的茅屋里，把她的真貌显露。有了爱情，人体才会显现出绝伦的美妙，但爱情被色欲代替，人体就变成了肉体。

我的文学创作历经了人生的不同阶段，而各个阶段的条件也是不同的。小时候开始写作时，没有充分认识自己。作品中肯定掺有应该删除的杂芜。我希望，把杂念去掉，剩下的精华响亮地宣告：我爱人世，我崇尚高尚，我企求在至善者面前自我奉献的自由。我绝对相信能与平民息息相通的伟人具有人的真实。我跨越始于儿时的执著的文学探索的界线，尽量为那伟人收集劳作的供养和牺牲的祭品，也许身体受到了诸多的不顺，但内心却一直在庆幸平坦无阻。我来到地球这个圣地，这里所有国家、民族和流年的中心端坐着民神，我的骄傲在他祭坛下的幽暗处。我至今为消除等级观念作艰苦的努力。

假如我所有的平庸都被我最幽深的性格本相和求索掩着了、超越了，并在我的作品里有所表现，那我期望得到的回报是敬重，仅此而已。愿此话铭刻在我心头：我赢得许多人的真诚友情，尽管我有那么多的不足，他们了解我的一生、了解我的理想，我的收获、我的给予，了解我有许多不足的人生中一直为之奋斗不已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