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设发展

陈毅指示：“立即抽调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年级部分学生进行突击学习，尽快掌握雷达操作技术。”
上级规定：以后各种飞行训练、航线飞行、飞机转场、地区作战，不管是作战训练，雷达站都参加工作。
总参谋部决定：将原雷达第三〇二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对空情报兵雷达第三一三团。

组建首个雷达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雷达队在上海成立。

在当时，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抽调部分干部，利用国民党遗留的两部日本造的四式旧雷达和8名技术人员，在上海市安国路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雷达队。

10月1日，开始担负对空警戒任务。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市进行了疯狂的轰炸，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

上海市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遭到严重破坏，给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军民展开了一场反轰炸的斗争。

为了加强上海防空的情报保障，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

立即抽调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年级部分学生，前往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安国路雷达队进行突击学习，尽快掌握雷达操作技术。

2月16日上午，陈毅的指示传达到了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党总支部委员会与校领导研究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电机系电信组毕业班的团支部。

党总支委员会委员陈怀瑾把这个决定通知到班，全体班团支部团员纷纷表示，坚决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并以自己能为保卫上海投身到反轰炸的第一线去战斗而感到自豪。

在当天15时左右，以班团支部书记林学昌为首的21人立即整装乘车赴防空处报到。

大家刚下车，防空处处长刘光远接待了他们。一见面，刘光远就热情地说：“同志们来得正好，我们已经盼望大家两三天的，你们可是陈老总批示才要来的呀。”

随后，刘光远向大家讲述了几个发电厂被炸后，上海面临的严重情况和反轰炸斗争任务的艰巨性。

最后，刘光远向大家说：“同志们都是党团员，觉悟高，有技术，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快掌握雷达技术，完成党交给的紧急任务。”

大家吃过晚饭后，防空处的情报科长冯根义又向他们介绍了雷达队的情况：雷达架在上海安国路76号一幢六层楼房顶上，队里除了指导员奚惠江以外，队长沈庭正和7名技术人员都是在上海解放时从国民党雷达队接收过来的。

这些旧雷达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退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运走，就将它们扔在草丛里了。

上海解放后，防空处根据沈庭正等人提供的线索，才把它们收集起来。

其中，有一部四式雷达经过检修已经架设起来了，另一部四式雷达尚等修复。

当晚，沈庭正就把学生们领到了雷达工作室里，向大家介绍雷达的组成、性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让大家熟悉机器，进行开关机和测定目标坐标等基本操作练习。

同时，奚惠江向他们3名团支部委员研究确定将21名学生编成了7个战斗值班小组，准备第二天上午就开始轮流进行昼夜值班。

大家刚开始上机值班的头几天，没有敌机前来上海空袭。表面看起来，机器工作还正常，偶尔出点小故障，也都是由于插头、面板开关接触不好造成的，头两次还找沈庭正来解决，很快他们就自己也能排除故障了。

又过了几天，国民党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空袭上海，地面观察哨用肉眼也有看到的飞机，可雷达却发现不了。

防空处的领导们都很焦急，他几乎每天都要问大家：“怎么样，能尽快使雷达发现敌机吗？”

沈庭正是原来的几名技术员中技术最好的，但每次总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后来有人说，这部雷达在国民党时期就从来没有发现过飞机。

刚来的学生们虽然学过无线电原理，还有人看过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版的《雷达原理》这本书上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都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到雷达队之前，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雷达是什么样的。

现在刚到雷达队几天，大家谁也不敢保证能排除掉这难度很大的故障。

当时的形势不容拖延时间，早一天修理好机器，就多一份赢得防空作战胜利的机会，因此，支部委员同两名党员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坦诚地向领导表明：按我们21名同志目前的技术水平，要很快使机器恢复正常工作的确没有把握，建议到外面请专家来。

虽然当时雷达队是绝对秘密的，一般不让外面的人来看，但领导上还是采纳了大家的意见。

刚开始，请来了3名从事无线电工程的教授、工程师，他们都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听说，交通大学的讲师蒋大宗抗日战争期间在缅甸战场远征军中服役时搞过雷达，而蒋大宗是21名学生的无线电实验课老师。

于是决定请蒋大宗来。

蒋大宗来到之后，他看过机器工作情况之后，根据雷达架在六层楼顶没有固定回波的现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收发系统没有调好，并建议去请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来一块研究一下。

蒋大宗说：“钱总工程师虽然没有搞过雷达，但有丰富的无线电收、发讯台的实践经验。”

防空处立即派车由两个人拿着公函去请钱尚平。

钱尚平听了对机器工作情况的介绍，并到现场观察之后，明确地作出判断，机器的病因是发射接收系统失调，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

在钱尚平和蒋大宗的具体指导下，大家对发射、接收系统反复进行了仔细检查与调整，终于在显示器荧光屏上出现了近距离固定回波。

雷达调出了固定回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防空处的首长还在怀疑：雷达上出现固定回波，是不是真的就能测到飞机呢？

年轻人都充满了斗志，值班观察的时候精神特别集中，生怕自己漏掉了没有观察到的一架敌机。

1950年3月20日9时，当时值班的石松年、计燕华等发现显示器荧光屏上东南250公里处突然冒出一个微弱的尖峰，而且慢慢地在移动，幅度逐渐变大。

虽然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回波是什么样子，但凭着直觉判定这是来袭的敌机。

他们当即向指挥部报告：“发现敌机！”接着又通报了敌机的距离、方位。

指挥室里的人开始还半信半疑，刘光远随即来到显示工作室。

当刘光远看到回波越来越近时，他果断判定这就是来袭的敌机，便下了决心：

命令高射炮部队，组织起强大的火力网，保卫上海重要目标的安全。

过了不一会儿，陆续收到地面监视报告，先是听到了飞机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了飞机。

指挥室里的人们再也不怀疑了。刘光远一直守在显示器旁边。

根据目力观察，敌机的轰炸目标就是闸北电厂。

当时虽然没有把敌机击落，但是由于雷达队提供了远方情报，高炮部队已经有了准备，他们及时射击，火力凶猛，使敌机不敢低飞，还没有接近目标就扔掉了炸弹仓皇逃去。

闸北电厂安然无恙。

当冯根义把这个消息告诉队员们时，大家都禁不住流露出胜利的喜悦之情。

第二天，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在刘光远陪同下来到雷达队看望大家，并对他们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

通过一个月的实践和学习，大家的操纵水平与排除故障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也用不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值班上了。

因此，领导上给他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尽快地修复313型和空-6号雷达各一部。

313型雷达是中程地面警戒雷达，空-6号雷达是飞机上用的轻便近程雷达。当时，这是解放舟山战役和解放台湾的战前准备工作之一。

根据领导提出的任务，队里重新调整了值班人员的编组，抽出了几个人专门负责修复雷达。其他人在值班之余，也要参加修复工作。

领导任命唐安琪为修复组组长，下分两个小组：313雷达组由夏克同为小组长；空-6号雷达组由孙祥麟为小组长。

沈庭正仍然领原来几名技术人员继续修复另一部四式雷达。

修复工作展开以后，大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料不全。当时除了几张残破不全的线路图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参考资料。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想修复一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电子设备，必须有完整的线路图。因此，在着手进行修复工作之前，首先必须想办法把所缺少的部分线路绘制出来。

根据雷达部件本身来确定线路图是项技术性很强又很艰苦的工作，要比按照现在线路图来组装一个部件困难得多。

几个人经过好几个日日夜夜的苦战，才把缺少的那部分线路确定并绘制出来。

在检修的过程中，大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器材，尤其担心的是，有一些短缺部件在机器没有修复之前就损坏了，致使修复工作中断。

因此，大家都非常仔细，每个部件都要单独组装，单独测试，并对它与别的部件连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反复认真地研究，才开始通电试验。

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有一次，在通电试验的时候，烧坏了一只变压器，又没有备用的，唐安琪只好从自己家里的收音机上拆下来一个换上，才使修复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为了解决器材短缺问题，刘光远拿着报告专门去找陈毅。

陈毅亲自批示要上海有关单位协助解决。

上海当时有几个存放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军用剩余物资”仓库。

第二天，修复组的人就拿着陈毅批示的报告去江湾附近的一个仓库，当天就弄回来一些器材，还搞到了几台频率计、示波器之类的测量仪器。

以后，他们又陆续从其他地方收集到一些器材。

在修复雷达的这段时间里，刘光远和冯根义经常陪着大家一道夜里加班。

刘光远发现有人遇到难题紧锁着眉头时，他就习惯地掏出香烟说：“来，抽一支，清醒清醒脑子，办法嘛，总会想出来的。”

冯根义身体很瘦弱，大家让他别陪着熬夜了，他总是说：“不要紧，我技术上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多少起点精神支持作用也好嘛。”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大家胜利完成了修复两雷达的任务。

313雷达就架设在吴淞口，试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转移到浙江定海。

有一天，郭化若去吴淞口视察，听说那里新架起一部雷达，就想去看看，当他来到雷达阵地时，被卫兵挡住了。

正在这时，雷达技术员李龙荪出来了，他向战士说明了郭化若的身份。

战士一听，马上端端正正地站好，等候挨训。

但是郭化若不但没有训斥这个战士，还表扬他说：“你的警惕性很高，卫兵就应该这样。

195年2月，为了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中国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防空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驱逐机团、探照灯团、雷达部队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先后来上海，协助我军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

3月下旬，驱逐机飞抵上海的前一天，防空处领导给雷达队全体人员作了紧急动员，要求严密进行对空监视，防止国民党飞机袭击机场，影响苏军驱逐机安全着陆。

我方雷达在苏军驱逐机飞到常州附近上空时就发现，显示器荧光屏上在上海东南方向40多公里处突然出现了回波。

值班操纵员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指挥室。指挥室和雷达工作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苏军指挥所得知这种情况后，命令其驱逐机在就地上空盘旋待命。

当时，荧光屏上显示的回波有种奇特现象：苏联飞机飞近，他们也飞近；苏联飞机盘旋，他们也盘旋。两者距雷达的远近完全一样，只是方位正好是相反的。

指挥室命令上海东南沿海附近的地面监视哨严密观察。

但是，当荧光屏上显示“敌机”已经飞临陆地上空时，所有的监视哨都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来袭敌机的迹象。

当证明确实没有敌机时，苏联飞机才降落在上海机场上。而这时荧光屏上的回波也消失了。

事后，所有的人都带着这个问题查找不关书籍，这才知道：原来荧光屏上的“敌机”回波，是雷达尾波瓣探测到苏联飞机的时候产生的。

这次误情发生后，使得一些人更加注意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弄清楚了有关四式雷达尾波瓣的一些问题。在这之后，大家重新调整了发射机，使之尽可能工作在中心频率上，以减小尾波瓣的产生。

不久，陈辅伦还根据四式雷达的威力、工作波长与天线高度，算出了雷达的垂直探测波瓣图，并用它来估计飞机的飞行高度。

苏联当时驻上海的防空部队仅有一个雷达营，装备有10部雷达。这种雷达的最远探测距离为150公里，无法清楚提供远方情报保障。

因此，苏军派遣了一名情报军官、一名标图员、一名电话员常驻安国路雷达队，负责将该队发现的远方情报及时给苏军上海虹桥指挥所。

1950年5月11日晚上，空袭上海的国民党轰炸机在200多公里外就被雷达队的雷达发现了。

由于远方情报保障及时，给防空作战部队赢得了足够的战斗准备时间，加上苏军雷达站提供的中近距离情报连续，引导准确，我军空军、炮兵、探照灯协同作战，当晚21时，将来袭的一架B-24型轰炸机击落，敌机坠毁于浦东塘桥镇。

1950年5月下旬，雷达队划归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建制，编为第一中队。

组建引导雷达站

1950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

新组建的混成旅歼击机十一团进驻上海江湾机场，团属各战勤人员，对口跟班向苏军马卡洛夫飞行团学习。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全体人员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都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

10月20日，雷达标图员、油机员、汽车驾驶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口接管了苏军飞行团的引导雷达站的全部装备，有雷达车一部，汽油发电机车一部，生活保障运输车辆一部。

自此，空军第一个引导雷达站诞生了。

引导雷达站归混成旅十一团通信股直接领导，当时称为雷达组，这是一个连级单位。

当时蒋吉任组长，孙克赞任副组长。

除了组长、副组长及汽车司机来自陆军，其余人员都来自军政大学，他们都是上海解放后参军的高中学生。这些青年人加入雷达组，为加速学好和掌握新装备、新技术提供了人才保证。

组建引导雷达站时，上级规定：

以后各种飞行训练、航线飞行、飞机转场、地区作战，不管作战训练，雷达站都参加工作，及时准确地将目标方位、距离、高度、架数标在图上供指挥员使用。

雷达站的工作效果，经常得到指挥员的表扬，一年的时间里，全站立功者2人，嘉奖者4人，表扬3人，这批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解放军，他们为自己能保卫祖国而自豪。

1951年9月10日，孙克赞被召到团指挥所，团参谋长周树勋向孙克赞传达上级命令：

十一团到北京参加国庆大阅兵，雷达站必须做好行军准备。

9月14日，雷达装上了火车，当夜驶出上海。

9月16日，雷达到达北京。

9月18日，大家在指定的地点通县西门高地架好了雷达。

9月20日，参加检阅的飞行部队开始训练。

20日15时，混成旅十一团一架拉-11飞机从引导雷达的90度方向，距离10公里处对准地标天安门，高空飞过东西长安街上空，飞到五棵松上空左转弯飞回机场。

这是受阅部队进行第一次问路试飞，在以后的几天里，天天下午都在引导雷达以东90度、距离10至15公里处编队训练。各种不同机型、不同速度的飞机准时到达编队上空，排好受阅队形，然后各自原路返回。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国庆节。

1日9时，各类受阅飞机云集到通县西门引导雷达站以东90度、距离10公里处，编队排好序列，3架一队，单一机种和混合机种的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以整齐有序的队形，乘着雷达波束飞过天安门上空。

10月3日，通县受阅指挥所通知大家：“你们雷达站任务完成得很好，目标指示准确及时，刘亚楼司令员还有他的顾问将去你们雷达站看望你们。”

刘亚楼一行3人来到雷达站，上了雷达工作车，关心地问起大家的工作、生活，还告诉他们有新的任务，要大家做好出征的准备。

10月5日，雷达站撤出通县西门的雷达阵地，连夜从原路返回南苑机场。

10月6日下午，空军司令部通信兵部处长在十一团参谋的带领下来到南苑机场临时驻地，向大家宣布混成旅十一团雷达站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

10月7日晚，雷达组12人告别了北京，又一次乘车疾速驶向东北。

10月9日晚上，火车到达凤城机场。

大家在距离机场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背面选择到雷达阵地。

这是一个有30米高的小山包，山包下一片良田，地形平坦开阔，对雷达的电磁波是一个良好的反射面。

10月10日上午，雷达开始通电、方位标定、机器调试。在调试中大家发现，过去从来没有发现150公里以外的目标，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回波。

通过飞行检验，与计算出的波瓣结果一致。雷达站全体人员对这个阵地充满了战斗的信心。

11月6日下午，上级指挥所命令雷达站开机进入一等战备，在方位340度、距离100公里处发现大型机群，雷达编号01批，高度2100米，架数9架，进入我雷达视线。

志愿军空军第一次用轰炸机轰炸朝鲜北方西海岸美国、南韩前沿情报基地大和岛。

炸掉了大和岛上的情报设施，才能使志愿军空军赢得朝鲜北方的制空权，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轰炸机群通过引导雷达上空盲区重新进入雷达视线，在凤城上空，我歼击机16架编队护航，航向160度，以威严整齐的队形，乘着引导雷达波束，直向敌巢大和岛飞去。

9架战机将满舱炸弹轮番轰炸在大和岛上的美军雷达站、导航站及其情报指挥所。志愿军空军首战告捷，以整齐的队形凯旋返航。

11月30日14时15分，指挥所令我雷达站进入一等战备。

14时28分，方位340度、距离100公里处雷达发现大型机群，高度2000米，架数9架，3机编队，向我凤城引导雷达站临近。

14时42分，轰炸机群到达凤城上空，歼击团拉-11已经升空20架，其中16架护航，4架在江桥上空警戒，混合编队完毕，机群以威严的阵容，乘着雷达波束快速飞向战区。

当混合机群在凤城上空编好队，向着大小和岛方向飞近时，在雷达显示器时间基线上的目标波形是幅度高、波形宽且内部跳动激烈，这是大机群在雷达上的目标反映特征。

而在这时，看不出大机群的高度差，大小飞机相距很近，很难区别混合后的大小机型。

但当时大家知道，一般做法是歼击机先到达战区，歼击机与轰炸机是两个目标号。护航机高于轰炸机，在有利高度，争取发现敌机，消灭敌机，保护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

在朝鲜北方西海岸方向160度、距离约100公里处遇到美机数十架F-86拦截和偷袭。

孙克赞直接担任护航的拉-11歼击机的雷达引导保障，我军飞机战位虽然不占主动，但仍然勇敢顽强地与性能上占很大优势的美空军F-86对抗，以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2架，击伤3架，这是空战史上地创举。

我军另一批担任掩护任务的米格-15歼击机，起飞较晚，没有起到掩护作用。

轰炸机在撤出战斗后，在雷达引导下先后有5架返回自己的机场。

我空军战士把炸弹投向敌阵，支援陆军登陆成功，一举夺取了大小和岛，为以后朝鲜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组建首个雷达营

1950年4月22日，我军第一个雷达营在南京成立，下辖5个雷达中队。装备的是接管的日制四式警戒雷达2部、313式警戒雷达4部和美制602式环视雷达4部。

早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位于中山东路中段的“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很快为我军接管。

雷达研究所库房内，存放着一批日本雷达，有四式警戒雷达和313型海军雷达，是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战利品。

另外还有几部美国雷达，是美军远东部队在抗战胜利后留下的援助物品。

我军接管之后，这批雷达经过清点，依然封存在仓库内。

那时，从台湾起飞的国民党飞机常骚扰我沿海一带，甚至猖狂地飞临上海等地轰炸。

为此，毛泽东指出：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1950年3月，从南京警备司令部教导大队选调34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战士，进入雷达研究所，组成雷达观测训练队。

不久，又从华东军政大学、华东团校和山东泰山军分区调来200余名干部、战士。

4月22日，中央军委颁令：

成立雷达第一营，对外代号“电讯大队”。

雷达第一营由孟继萃任大队长，刘子真任政治教导员，李启文任副大队长，王德明任副政治教导员。

雷达第一营下辖5个雷达中队，每个中队配两部雷达。全大队共362人，这是我军成立最早的雷达部队。

雷达第一营聘请钱三强、葛正权、葛兴等教授为战士讲解雷达理论知识，并把库房内的各种程式雷达搬出来，对照讲解。

通过学习，战士们具备了初步的雷达理论知识，但尚缺乏实战能力。

1950年5月28日，刘少奇特别召见苏军巴基斯基将军以及罗申大使和柯托夫武官，同他们商谈了帮助训练雷达第一营的事。

6月3日，雷达第一营奉命调往上海，驻江湾五角场，与此同时，苏军也调来一个顾问组，每个雷达中队配备一名苏联教官。

在苏联教官的帮助下，雷达第一营的战士们，学习掌握了雷达操纵观测、情报编组传递和方格座标等基本方法，从而具备了使用雷达作战能力。

这一切都在十分机密的状态中进行的。

正当雷达第一营紧张训练的时候，突然传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

7月29日，中央军委电令：

调华东军区航空处雷达第一营开赴沈阳待命，归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

8月1日下午，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在办公室门口向刘子真传达军委令，限他们于三天做好准备，即开赴东北执行任务。

8月12日，雷达第一营到达沈阳，展开部署，担负辽东一带的对空警戒任务。

8月16日，各中队开始行动，大队领导分头到各中队组织指挥。孟继萃随五中队到连山关，刘子真在沈阳负责部队的全面工作。

8月20日，全大队展开完毕。

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自己修复的雷达装备，并由自己指挥掌握的东北地区第一个雷达情报网建立起来了。

不久，这支特种兵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战斗中，他们及时、准确地向我志愿军飞行部队和高炮部队，提供空中情报，从而击落击伤敌机1.2万余架，保卫了通往朝鲜前线的钢铁运输线与祖国的神圣领空。

雷达第一营经过抗美援朝的战斗洗礼，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壮大。

1950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电讯大队召开了第一次操纵员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一个多月来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专门研究了在固定回波中识别出活动目标，以及掌握多批次、多架次目标问题。

另外，电讯大队还组建了机务训练队，他们在哈尔滨、长春、吉林、锦州等地挑选高中生120名，女学员12人，1950年12月陆续报到，分编为3个区队，两个区队学雷达技术，一个区队培训油机技师。

1951年1月，东北军区任命刘子久为东北防空司令部对空情报处电讯科科长，同时将电讯大队技术组调归电讯科领导。

1951年3月12日，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授予雷达第一营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第一〇一营”。

这时，雷达第一营由孟继萃任营长，王德明任政治教导员，李启文任副营长。

营部还组建了一个技术处，周伦铨任主任。

进入60年代，雷达第一营已发展成为我军一支特种兵种：雷达兵。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领海不受侵犯的神圣职责。

组建雷达第六团

1952年11月10日，我军防空部队第一个雷达团成立。

此后，又在北京、广州、安东、杭州等地成立了7个雷达团，共成立了8个雷达团。

1955年7月，总参谋部决定雷达第三〇二团团部由辽宁丹东进驻河北省保定市，并归北京军区司令部建制。

1955年7月8日，总参谋部决定：

将原雷达第三〇二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对空情报兵雷达第三一三团。

当时，三一三团接收了当时雷达第三一一团、二一二团石德铁路以南、石郑铁路沿线的10个雷达连，加上一个军教连和指挥连共计12个连组成。

10个雷达连为：定县连，栾城连、邢台连、邯郸连、南宫连、新乡连、邱县连、曹县连、聊城连、濮阳连。

后从广西调来两个雷达连，分别部署于山西的平遥和临汾。

这一时期，特别是1957年，国民党空军的低空侦察机经常利用黑夜，低空频繁入侵大陆，进行侦察活动，甚至侵入石家庄，逼近北京。

1957年10月起，为了适应加强对敌低空作战的需要，先后扩建了太原、长治、阳泉、兰考和阜平等雷达连。

接着，除郑州、石家庄两机场雷达站外，又有洛阳、许昌和商丘3个连归三一三团管辖。最多的时候共计有雷达连22个。

1957年11月20日，夜里伸手不见五指。

18时20分，一架敌机从福建惠安窜入大陆，经南昌等地直达石家庄地区。

21日1时，栾城雷达站于以西270度81公里，距石家庄西约65公里处，发现了这架飞机，高度为3000米，虽然下令我空军飞机起飞，但却没有能够占位攻击。这架飞机前后在大陆纵深活动9小时13分钟，沿航线空投了大量的反动传单、衣服、玩具、盆、碗等，经河间向南朝鲜逃窜。

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一年来防空作战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1958年1月，团部和指挥连迁至石家庄，进驻第四航校大郭村机场。

后来，又设置了安阳和太原两个雷达营营部，担负起河北、河南和山西的防空警戒任务。

1959年10月7日，地空导弹部队在通县击落一架高空侦察机的战斗中，栾城二七〇雷达连较好地完成了对空警戒任务，王荣等人立功受奖。

1960年，在邯郸地区的高射炮群，专门组建了一个机动连，配备了两部雷达，活动于临漳、成安和魏县等地。

1961年7月，番号一度改为“空军雷达兵第二一〇团”。

1962年，开展针对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战备教育，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随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掀起了学习高潮。官兵在政治、思想觉悟上得到极大的提高。

1964年3月，正式改为“空军雷达兵第六团”。

后来，连队不断调整：石家庄机场雷达站转至良村，撤销了太原、曹县、兰考3个连，除调进出聊城连外，还将洛阳、新乡、商丘和许昌4个连及郑州机场雷达站移交给了武汉军区空军。

1964年，共有安阳营和太原营两个雷达营营部，13个雷达连：栾城一连、良村二连、定县三连、阜平四连、南宫五连、邱县六连、濮阳七连、安阳八连、邢台九连、阳泉十连、平遥十一连、临汾十二连、长治十三连，另外还有一个指挥连。

1971年9月，第六团奉命进驻广西桂林市奇峰镇，兵力部署于桂北、湘西南，担负该地区对空警戒的雷达情报保障任务。

1974年10月，根据空军命令，为加强新疆地区的防空作战，将团机动营划归空九军建制。

1975年5月，团部迁至广西桂林市茶店堡，主要担负柳、桂地区和湘西南地区对空警戒和保障柳、桂机场的作战引导任务。

1976年4月，第六团调归北京军区空军建制，进驻天津市杨村，一度归空六军建制，后空六军军部整编为军级指挥所，重新改归北京军区空军建制。

建立上海雷达系统

1950年2月，新中国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军防空军、空军组成混合集团军，在巴基斯基中将的率领下，陆续到达上海、徐州等地，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区性的对空防御系统。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派遣飞机不断地对上海市区、吴淞口和沿海、沿江一带进行轰炸。

为加强上海的防空，7月份，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市的城市防空建设，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共同组织指挥上海防空作战和人民防空。

为了能及时取得空袭情报，成立了第一个雷达队。并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窜入的敌机。

另外，华东军区调来仅有的几个高射炮分队到上海，组成对空火力，保卫发电厂、自来水厂、火车站等重要目标。

驻在市区的警卫部队，在所辖区域内，选择高层楼房，架设高射机枪，以对付俯冲轰炸、扫射的敌机。

同时，还建立了防空警报、灯火管制、消防救护等人民防空组织。

由于我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敌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1950年2月，为了给来上海的苏军部队创造良好的作战、生活条件，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华东军区航空处、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部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班子，进行准备工作。

2月中旬的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第四警备司令部师长朱鹤云，通知通信科长佐光到淮海中路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去报到。

当时，以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名义的王智涛给佐光布置任务，他向佐光传达了军委的指示，并向佐光宣布有关的命令：

组织一部分干部，在省、市、县政府的帮助下，2月底之前，在上海以南的南汇县、苏北的启东县、苏州市、浙江的海盐县建设雷达阵地，安排前来工作的苏军人员的住宿、生活保障、阵地警戒等问题。

在虹桥机场、江湾机场建设引导雷达阵地，由航空处的同志负责。

加强防空处安国路雷达队的建设工作，由防空处情报科负责。

佐光领受任务之后，就和几个人分头到各地，与当地政府联系。

各级政府非常重视，都指定专门机关和人员参与这项建设工作。

经过近20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到2月底、3月初，几个雷达阵地都建设起来了。而且通往阵地的公路也修通了，桥梁架起来了，电源都接通了。

同时，人员住房、中西餐厅也都修理好了。

他们在雷达站周围部署了一个步兵连，担任雷达站的地面警卫。

雷达站的工作班子也都组织起来了，各种物资、生活用品供应渠道也都打通了，与苏军雷达专业人员来华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3月中下旬，苏军混合集团军的部队陆续到达上海等地。苏军独立雷达营带来10部警戒兼引导雷达，20余部发报机，数十部收报机，20余部汽油发电车，还有一套雷达营情报站收集处理、报知雷达情报的设备。

苏军营长是斯林卡克中校，营部、营情报站设在虹桥路接待站内。

独立雷达营到达上海后，以3天时间进行内部教育，了解上海周围情况。3天后，由中方站长、警卫人员带领他们分赴各雷达站。

佐光当时是随南汇站的人员一起去南汇卫家码头雷达站的。

长江以南的几个站都是当天到达，启东站因为是用船运输的，第二天才到达。

由于当时各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苏军雷达专业人员到达阵地后，有的当天就架起了雷达、电台，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有的第二天即开始担负值班任务。

到3月10日前后，形成了由5个雷达站组成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区性雷达情报系统，距上海250公里的高空飞机、150公里的中空飞机，都已经可以及时发现、连续跟踪。

江湾、虹桥两个机场的雷达系统正式担负警戒和对我空军飞机的指挥引导任务。

上海地区雷达情报系统建立以后，较好地保障了防空作战和人民防空对空中情报的需要。

1950年4月，正是华东野战军加紧准备解放舟山群岛战役的最后阶段。

为了使新组建的中国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空军独立第四混成旅能参加这次战役，也为了增大上海以南、东南方向的雷达探测距离，决定在杭州湾的金塘岛、宁波与镇海之间地域新组建两个雷达站。

金塘雷达站由上海防空司令部对空勤务处雷达站抽调人员组建。镇海雷达站由苏军独立雷达营从苏军其他雷达站抽调人员组建。

4月底、5月初，两个雷达站人员先后前往建站。

至此，上海以南、东南方向，雷达探测距离较前增加200多公里，这对保障上海市防空作战，保卫杭州钱塘江大桥都是非常重要的。

1950年5月，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在防空处两个雷达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

由于有两个雷达队在外执行任务，还准备把库存的几部雷达修理好，用于防空警戒，这就需要一个机构统管起来。

电讯营营部成立后，在两个月内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组建营部机关，配备干部，与各方面建立联系，并组织干部学习雷达专业知识。

首先成立了营司令部，由丁章副营长兼参谋长，调交通大学入伍的学生林学昌任作训参谋。另外还成立了后勤股。

1950年7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国军队接收苏联军队巴基斯基混合集团军的全部武器装备，并由苏军帮助中国军队训练3个月，等到能够熟练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担负防空战备任务后，苏军就撤回苏联。

中央军委当即电令华东军区抽调干部、战士组织部队和指挥机关，限7月底之前的部队都要组织好，由巴基斯基的部队帮助训练。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制定了组织新的雷达分队、组织干部战士专业训练、准备接收装备的全面工作计划，并组织全营的干部分头抓紧进行。

1950年10月14日到17日，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正式接收了苏军巴基斯基混合集团军独立雷达营的全部装备。

苏军撤出上海后，上海防空司令部对上海市的防空作战问题进行了一次研究。认为，国民党空军利用长江口超低空偷袭市区仍有可能性。

因此决定，还要加强长江口的低空警戒，在吴淞口再建一个雷达站。为此，电讯营又成立了第九中队，配备了两部雷达。

1950年11月，朝鲜战场形势急剧变化，为了加强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雷达兵力，中央军委决定从上海抽调一个中队两部雷达到辽宁安东地区担负中朝空军作战引导任务。

为此，上海防空司令部决定把苏州第六中队调出，由第二营长姜申海带领去了空军。

以后，军委从南京雷达研究所拨给了几部雷达，把库存的旧雷达修好了几部，又组建了新的中队，补充了缺额。

1951年、1952年又先后在浙江、福建组建了第二、第三雷达营，专业人员和装备也都是从上海电讯营抽调的。

组建防空雷达学校

1955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雷达技术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雷达学校。学校的任务是培训对空警戒雷达、炮瞄雷达、探照灯雷达的技术人才，学制两年，培训目标为大学专科毕业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面对敌人的挑衅，我军防空部队进一步强化了国土防空体系，雷达装备的数量、种类、质量都发生了变化，雷达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

中央军委意识到：

随着国土防空任务日趋繁重，防空雷达配系的发展与防空雷达技术人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防空雷达技术教育可谓大势所趋。

1955年8月，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和防空军军校处的人，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雷达技术学校了解情况，在征求学校领导及有关干部的意见时，谭家述指出：

根据敌情和我军的战略方针，国土防空任务很重，防空部队要发展、要提高，对空侦察力量要加强，而现在的雷达部队技术人才奇缺，这个问题不解决，雷达没有技术力量维护、修理，既影响了现有雷达部队的建设，又限制了今后雷达部队的发展。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靠学校培训，准备再建一所雷达技术学校。

但是，防空军困难较多，特别是师资难以解决，如果把现在的雷达技术学校划归防空军，这个办法比较好。

这时，有的人说：“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国力得到恢复，应当新建一所雷达技术学校，培训更多的雷达技术人才，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但也有人说：“我军已经有一所雷达技术学校，而且培养的学员也有不少被分配到防空军工作，学校训练中的许多问题也需要请防空军帮助解决，将学校划归防空军建制，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和建设，有利于学校和部队的结合，有利于发挥学校的潜力，有利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接着又有人补充说：“如果再新建一所学校，既重复，又浪费，不符合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

1955年9月，谭家述再次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技术学校，他在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都希望很好地解决雷达技术人才的来源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具备、也没有必要再开办一所雷达技术学校，最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建原有的学校。”

谭家述接着说：“我曾经多次向总参谋部通信部王诤部长说明了情况，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正式向大家宣布军委的命令……”

大家听了谭家述的讲话，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校长王殿春激动地说：“改建学校，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要看到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为国防建设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谭家述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改建学校是件大事，要齐心协力，通盘考虑，广泛发动群众去克服各种困难，一定要使学校建设适应国防事业发展的需要。”

学校的改建工作随后就开始了。

雷达学校的干部，有的是红军老战士，有的是“三八”式干部，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

其中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这些人政治素质好，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办学经验。

不久，在上级保持学校原有三部二处和下属4个学员队以及16个教学班的基础上，对训练部个别专业保持其原有名称的情况下，将其一分为二，另成立一个新的专业系。

训练部在原来的教务科和教材科、基本作业系、电工系、无线电及雷达原理系、警戒雷达系、文化系、政治系、军事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炮瞄、探照灯雷达系。还增编了一个教学勤务分队，直属校首长领导。

同时，重新任命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技术学校校长王殿春为防空军雷达学校校长，葛彤为政治委员，陈伦为副校长。

另外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法捷也夫、安德烈夫为学校顾问。

余永明为训练部副部长，部长暂缺。王云为政治部主任，苏恒泰为校务部部长，王惠霆为教务科科长。

学校改建以后，校领导召集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制定工作计划，确定培训方案，尽快开展工作。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军委命令，宣布学校有关组织机构的调整，对学校的改建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要求。

随着学校归建防空军后，由于雷达技术的发展、雷达装备的更新以及部队的增多，要求学校提高培训的质量，扩大招生的数量。

在新的形势下，教员队伍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出现了教员数量不足和教员对其专业知识缺少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保证教学的器材也相当困难。

针对这些困难，王殿春和葛彤分别找训练部的负责人进行研究。王殿春对大家说：“学校工作搞得怎么样，关键问题是抓好教员队伍建设。抓住了这个主体，就能带动其他工作。”

葛彤也说：“克服困难，搞好教学，首要的是依靠教员，提高教员、发挥教员的积极性，这就像演戏一样，名角多了，戏也就好演了，同样，好的教员多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1956年春，上级要求学校开办一个工程班。当年夏天，从四川招收的200多名地方高中学生中选拔了40名学员。

由于教员缺乏，谭家述亲自召集防空军干部部等有关部门来听取学校的意见，决定由部队和院校抽调一批专业干部、教员来雷达学校。

接着，学校派干部处处长刘蔚林和教务科长王惠霆分别到上海、南京、浙江等地部队、院校选调教员和技术骨干。

平时，学校常以“要给学员一杯水，教员要有一桶水”的道理，来激励广大教员学习和钻研业务。

在抓教员队伍建设的同时，学校组织曾经到国外留学的专家葛兴教授和学校的一些优秀教员，赶编专业教材，经过一段时间，编写出了几本急需的教材。

当时学员多，而雷达数量少，只能采取24小时大轮班上课的办法。由于器材陈旧，加上满负荷运转，所以经常会出现故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派人到部队、工厂、研究所等处收集破旧雷达。

一次，谭家述来校检查工作，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又给学校增配了几部雷达。

雷达运来了，学校没有架设的地方，于是，全校上下积极动员，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连续奋战了好几个月，硬是靠双手修平了两座小雷达阵地，同时还开辟了一个新操场。

当时，薛凤鸣、甘惠珍夫妇两个为了搞好教学，他们的教案是互帮互改，试讲的时候，常常是一个讲一个听，互相评议，不行还要重新试讲。他们认真对待教学的事迹，一时在学校传为佳话。

有一次，葛彤在检查王惠霆的课时，课前，葛彤仔细审查了教案，授课中，葛彤又详细做了笔记。

课后，葛彤认真进行了讲评，既肯定了王惠霆的成绩，也指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并登记填表送到教务科。

1956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来到雷达学校，对学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杨成武在全校干部会上说：

防空军雷达学校办得很有成绩，为部队培养了技术骨干，培养了一批人才……要再接再厉，把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1956年7月至11月，雷达学校共毕业700多名学员，上级考试委员会的评价是：

质量较好，知识面宽，理论基础扎实，有一定的维修能力。

1957年5月，由于防空军与空军合并，雷达学校也随之归属空军建制领导，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技术专科学校”。

1958年9月，雷达学校由南京迁至汉口，与空军防空学校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学校”。

组建雷达修理所

1952年5月，周伦铨被调到一〇一雷达营担任技术主任，负责全营的技术保障工作。

周伦铨意识到，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首先组建雷达修理所。

营领导决定，由他们自己来筹建。

于是，周伦铨先后调来了修理队长李金堂、车工马文孚和油机工陈近安，他们都是技术过硬，思想过硬，具有不怕困难的创业精神。

大家找人把吉斯-151汽车改装成工程车，将车床等修理设备安装在车上，可以开到连队去参加年维护，增强了对连队技术保障的能力。

他们看到路边有一辆报废的汽车，就同派出所商量后，把车上的发动机运到了修理所。

大家就利用这台发动机反复练习搪缸和镶缸套的技术，经过一段时间，大家终于掌握了关键技术。

为了选定活塞与缸套的合适间隙，大家采用了在盐水中煮沸加温的时候，去测量寻找合适间隙的办法。

经过反复实践和摸索，大家较快地掌握了油机大修的技术。

当时，正好营部的小吉普已经到大修期限，他们就把大修的任务交给了修理队，结果大家圆满完成了大修任务。

此后，修理所先去连队摸清油机需要修理的部分，回来加工准备好备件再去连队修理。在修理的同时，也把维修技术传授给了连队的油机工，这种做法深受连队的欢迎。

从那以后，全营就再没有连队把油机送到雷达工厂去修理过。

此后，修理所又在新兵中挑选了在家做过木工的战士，年维护时连雷达拖车车厢和汽车修理都包办了。

有一天，二连四式雷达机因为线路老化漏电，机器内部着火。

修理所在修理过程中，掌握了更换扎线的技术。因此，当三源浦四式雷达年维护的时候，就主动把发射系统的旧接线全部更换了。

雷达工厂为了学习，也派来3名技术人员跟着修理所一起干。

修理所参加年维护的时候，还为连队实施较大的技术革新。

当时，二七〇雷达的整流器体积庞大，单独装在油机车上，开关机的时候操纵人员要从雷达车上跑到油机车上来升降高压，十分不便。

周伦铨他们就改进了高压整流线路，把它缩小成一个立柜式的，直接装在雷达车上，开机的时候就很方便迅速了。

另外，修理所平时还为连队修理电机和变压器，加工一些如火花隙支架、固定钨棒的铜螺丝容易损失的备件，还能帮助连队搞一些小型的技术革新。

修理所就这样在实践中成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修理所就把全营的雷达、油机、汽车的修理任务全部包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