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在自己亲手开辟的土地上，辛勤地劳动，勇敢地创造，获得了无数的宝贵经验，留下了很多光辉灿烂的科学文明，这些辛勤劳动的果实，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自古我们可爱的祖国就有众多的典籍。靠着它们，保存了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使书籍能远播四方，对世界文化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但是印刷术并不是某个人异想天开地发明出来的。水有源树有根，要了解印刷术的发明，还得从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文化传播情况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书籍谈起。

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我们的祖先一般是在绳子上打个结，利用绳子的长短不同、颜色不同和绳结的大小、形状、数目不同来记事的。人们看到这些绳结，就会想起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后来慢慢地产生了陶文（一种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它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可惜现在人们不能认识它。古文字中可以辨认的最早是甲骨文。对甲骨文的发明现在还流传着一段烩炙人口的趣闻。大约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主管全国高等学府的王懿荣因病请医诊治，医生开的药方中有“龙骨” 这味药。回到家里，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龙骨”上有类似篆体的文字。他断定这是一种古文字。虽然他不认识这些文字，但是他认为这个发现很重要，就设法把所有刻有这种古文字的龙骨从中药铺里买回来研究。哪知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第二年（公元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就投水自尽了。但王懿荣这一发现却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如国学大师，后来跳进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的王国维，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揭开了甲骨文之谜，弄清了甲骨文的含义。

甲骨仅仅是记事的材料，古代用来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工具主要是简牍。简可以用来记事，也可以用来写文章，记载经典和法律；牍主要用来发布公文、绘图、通讯、或作为名册帐簿。简牍与甲骨文相比，既便于制作，又便于携带和保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章愈写愈长，一篇文章需要大量简牍。大量的简牍有一定的重量，所占的体积也比较大，携带非常不方便，像西汉大臣东方朔写了一篇上呈汉武帝的奏章，用了三千根竹简，由两个大力士抬到宫里。

到了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古代的书都是用手抄成的。在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的时候，为了避免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便在太学（全国最高学府）门前，立了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刻的石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仪经》、

《春秋》、《公羊传》、《论语》共有碑 46 块，高一丈，宽四尺。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据说，石经建立后，全国各地到这里来摹写的人常年川流不息，他们所乘车马把街巷都堵得水泄不通，真是轰动了全国。当时来京师抄写摹拓石经的学人中有一个发明了拓碑的方法——先将纸润湿铺在碑上，然后用棉棰敲击，使纸在刻字的地方依字形凹下去，干了以后，再用刷子在纸面刷上一层薄而均匀的黑汁，石碑上的字是白的，好像印在了黑纸上，这样就得到一份完整而清晰的石碑拓本了，比抄写既简捷还保存了书法的真

迹，直可谓一石两鸟。这可以说是后来雕版印刷的萌芽。“印”、“刷”二字大概就是来源于此。

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雕版印刷的痕迹，公元 767 年，杜甫曾经写下“嶧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嶧山碑的碑文是秦代根据丞相李斯写的小篆刻的，它的拓本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作为书法临摹的帖子。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嶧山碑久已毁坏，在拓本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只能用本质坚硬的枣木进行翻刻，再把它拓出来作为字帖。到了杜甫的时候，由于一次又一次的辗转翻刻，字已经肥胖得有点失真了。这样看来，在杜甫那个时候已经早已有了印刷术。现在我们一般认为雕板印刷是从唐初开始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既笨重又费工钱，绝对不可能用来印书。唐初人们发明了用木板代替石碑刻字印刷后，雕板印刷一下子兴盛起来了。雕板是把写好字的薄纸反贴在木板上，把无笔划的地方都凿去，然后只需涂上墨，盖上白纸，再用小刷或棉捶刷制纸背，黑色的正字即可清晰地印在白纸上。雕板比起石刻来既廉价又省工，在当时的确是很有价值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朝和五代，由于战火纷飞，印刷的刊本也屡经战乱，保留下来的已屈指可数。现在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古的雕板印刷书籍，要算公元 868 年唐朝刻的金刚经卷子，但被可恶的帝国主义走狗盗卖到海外去了。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大量复制文字材料的效率更高了。不过，雕版印刷需要时间、人力和物力，有一些时间性强而数量又不太大的文字材料的复制，加上时不我待，书写又供不上，对此，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又放出了异彩，发明了一种快速印刷法——蜡印。蜡印，顾名思义，是和蜡有关的技术。这是雕版的一个变种。蜡印的制法，是用蜂蜡掺和松脂，混在一起，熔化后，薄薄地在木板上涂敷一层。需要印刷时，在蜡膜上用力刻字，施墨刷印，就行了。

关于蜡印的应用，曾有过一个故事。1094 年，科举考试，一个叫毕斩的中了状元（第一名），另一个叫赵谂的中了榜眼（第二名）。金殿发榜之后，大家都急于传报，就用蜡版刻印，传报者大声的喊叫：“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听起来好像斩第二名赵谂，听到的人都觉得这很不吉利。后来果然赵谂因为谋逆罪被杀，这就应了“斩第二名赵谂”的话。中状元在封建社会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都愿意最先听到这个消息。那时，“报喜”的人，等不及木刻书版印刷的喜报，就用蜡印的方法出“快报”，把消息很快地传播出去。

中国古代的刻书事业到了南北朝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不仅有官刻，还有民刻。书的内容也涉及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算学等各个方面。刻书的地方也遍及全国，尤其以福建、浙江、四川、陕西、河南等地为盛。宋朝刊印的书籍数量，虽在久远的年代中大部分损毁，但留存至今的也相当可观，确实是我国丰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 8 世纪早期就传到日本；12 世纪左右向西传到埃及、欧洲。到 14 世纪末，欧洲才有雕版的文字，比中国整整晚了六个世纪。

雕版印刷，虽然只要雕一次版子，就可以印很多次，比起手写传抄的，的确节省了许多人力和时间，但是雕版印刷也有不足之处。雕版印刷是把文字雕刻在木板上进行印刷的。一本书有多少字就要刻多少字，有多少页就要刻多少块版子。所以刻好一块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还有，

印一种书，要雕一套版子，印另一本书，又得另雕一套版子。如果要短时期内印出多种大部头的书，雕版印刷就无法胜任，所以现在已经不再采用雕版印刷，而改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将常用的字制成一个个单字的字模，再按照文稿，将相应的活字排在一块版子上进行印刷。印好后，将版子拆掉，活字又可用来排另一块版子。只要有足够数量的活字，就可以排无数次版子。可以想见，用活字排成一块版子要比在木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刻，刻成一块版子，不知快多少倍。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相比，显然有无比的优越性。自从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刷以后，书籍才得以及时出版，文化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而这种印刷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是由我国宋代庆历年间（公元 1041－1048 年）一位平民毕升发明的，这比欧洲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公元 1448 年）早四百多年。

毕升是我国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从事平凡的印刷事业，但却在平凡的印刷事业中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曾遭受过很多的折磨。为了改变刻工们的痛苦生活，他从小就树立了雄心壮志，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毕升大胆地革新创造，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创了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可分为两大组成部分：造活字和制版。

造活字是活字印刷术最重要的一环。毕升选用细软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如同印章的小型方块，然后在每个小方块上刻一个阳文反手字，刻的深度和铜钱的厚薄差不多，叫做活字印或泥字印。刻成活字印后，用火烧，使字印变硬。

毕升刻制泥字印，每一个字都有几个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同一字在印书时多次重复使用。如果遇到一些冷僻不常用的字，可以临时用胶泥方块刻制，用草火烧，瞬息可成。

刻制单个活字印的工艺比较简单，但要制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活字印，却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例如：清朝安徽泾县有一个名叫翟金生的穷教书先生，他有志于研究毕升的胶泥活字印刷术，认真地读了宋朝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介绍活字印刷的方法，认为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非常好，马上开始试验制作，造了十万多个泥字印，印成《泥版试印初编》一书。但是当他试印成功时，花费了整整三十年心血。由此可见这项劳动是十分艰辛的。

制作好胶泥活字以后，为了方便拣字排版，毕升把所有活字印按字的韵目分类排列，每一个韵目作为一类，用木格贮藏起来。并在活字印上用纸贴上标签，作好记号，拣字的时候就像查字典一样既方便又迅速。

有了一套活字印，需要印书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制板了。制版是活字印刷术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排印时，毕升先设置一块铁板，板上面均匀地撒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等具有粘性的东西，在铁板上再放上一个铁框，然后根据要印刷的书一个个地拣出活字印，按顺序放进铁框内排列，排满一框就是一版。再把排好的版拿到火上加热，铁框内的脂、蜡等药物，一遇到热就开始熔化，这时用一平面板在字面上加压按平，当铁框内药物冷却凝固之后，版面就很平整，并紧密粘合为一版，这样就可以拿去加上墨付印了。

为了提高印刷效率，毕升设置了两块铁板，一块板用来印刷，用一块板用来排字，交替使用，这样印起来就比以前快得多了。当一版开始印刷时，又开始排第二版了。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印刷的速度。印完以后，再把铁板放到火上烘热，让松脂和腊熔化，用手一拨，活字就会脱落下来。供下次排版

使用。这种印刷方法，制版非常迅速，又节省人力物力，是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

经过无数次试验，毕升认为采用这种活字印刷术如果只印二三本，那么并没有带来什么方便；但是如果要印刷的数量很大，那么将会带来极大的便利，印得既好又快。

在选择制造活字的材料时，毕升也进行了多次试验，曾用木制活字印试验过，并把胶泥和木质的活字印作了比较，总结出木活字印有三个缺点：一、木块纹理疏密不一样，雕刻难度大；二、木活字印沾水膨胀，印数高了，版面就高低不平影响印刷质量；三、排版上药后，木字印容易和药相粘，不便拆版。所以，毕升没有用木作为活字印的材料，而是采用了胶泥活字印。由上可知，毕升应当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实践，生产试验，经过许多次的对比和试验才发明创造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当中渗透了毕升以及和他一起试验的劳动者的许多汗水和智慧。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情况，北宋时期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他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作了专门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它的原理与现代通行的铅字排印完全相同，其利弊也和现代印刷技术大致相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在当时世界上更是空前的创造。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讲到：“一部书只印二三本，还看不出方便的地方；但如果印上几十、几百或几千本，那就显得非常快了。”这说明毕升用胶泥活字印书，经过实践，效果很好。但是，他究竟用活字印刷术印过哪些书，我们就无法查考了。

毕升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惜的是，关于这位发明家的生平事迹，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了。要不是沈括把他的光辉业迹记载下来，我们简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当时，北宋社会正处于统一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繁荣的时代，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颇有建树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因此，印刷术上的科学改革也相应地被推向前进。毕升就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把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按理，活字印刷的速度不知比雕板印刷快多少倍，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活字印刷似乎应该迅速代替雕版印刷了。但是，现存的宋版书籍却都是雕版印刷的书，迄今还没有发现一本活字印刷的宋本书籍。显然，宋代的活字印刷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获得广泛的应用。

当然，没有发现活字印刷的宋版书，仅说明在宋代活字印刷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并不说明毕升之后宋代没有用过活字印刷。元代农学家王桢在他的农书中谈到活字印刷时就提到毕升之后又有两种泥活字印刷方法：一种方法和毕升的方法基本一样，只是用稀沥青代替松脂、蜡和纸灰的混合物。另一种方法是制成整块陶版再进行印刷。从上面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毕升之后，曾有人从事泥活字的研究，改进制泥活字的技术并用泥活字进行印刷，只是不够普遍罢了。

当然泥活字没有获得广泛应用丝毫也不影响毕升创造活字的划时代意义。毕升以后的木活字以及金属活字都是在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启发下产生的。

在毕升之后，木活字又继泥活字用于印刷。为什么在毕升之后，人们用

木活字代替泥活字进行活字印刷呢？其实，毕升说木活字不能用，是因为毕氏的活字和固定活字的办法不适宜用木活字。如果设法加以改进，木活字就同样可以采用。而且，木材是容易加工的材料，木活字的制造比较简便迅速，成本也不高，又不像泥活字那样容易损坏，这就自然成为比泥活字更好的活字了。正因为木活字具有上述优点，从元代起，木活字就获得广泛的应用，成为我国活字印刷的主要方法之一。

到了元朝，农业学家王桢根据毕升的活字印刷原理加以改良，发明了木活字。

王桢是元朝东平人，曾经做过好几任地方官。他和封建社会的官吏不一样，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廉洁奉公。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农业专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亲自和劳动人民一起施药救人，造桥铺路，还亲自教人们怎样植树，怎样改良劳动工具，极力提倡桑麻的栽培。为了传播农业知识，王桢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了一本农书。考虑到农书字数较多，雕版印刷花的时间太长，他在元贞二年（1296 年）任安徽旌德县令时，设计了一套制木活字的办法，叫木匠去刻字，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刻了 3 万个活

字。由于农书还没有定稿，就用木活字印 6 万字的《旌德县志》。结果只花

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印了 100 多本。印出的书完全和雕版印刷一样，说明王桢设计的木活字印刷是很有成效的方法。

王桢制造的木活字和木活字印刷法都有突出的创造。在王桢之前，还没有木活字印刷方法的记载，是王桢写了篇《造活字印刷法》，详详细细地介绍了制作木活字和活字印刷方法，从此木活字印刷才逐渐获得广泛应用。如果说毕升是活字印刷的发明人，那么王桢至少可以说是使木活字获得广泛应用的关键人物。

现在让我们看看王桢制造木活字的目的和他制定的一套木活字印刷的方法吧！

为了推广木活字印刷，王桢把制作木活字的方法与经验系统地写成一本

《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的后面。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木活字印刷总的情况，即先在一块木板上刻字，再用小细锯在字与字之间锯开，得到一个个四方的单字。用小刀修单字的四边，一定要使每个单字的高低大小弄得完全一样，然后在一块木板上放一个框架，并在框架内排字，在排了一行后，就夹一片竹片。等到字在框内排满，再用木屑塞在空隙的地方把它塞紧，一直到字都不动为止。最后用墨印刷。这篇文章还对修字、刻字、贮字的轮机、检字、排字以及印刷的技术细节作了详尽的介绍。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王桢木活字印刷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王桢木活字的形状已和现在铅活字一样，字面的后面连着长长的字身。木活字如果是木片，木片沾上水，由于木质纹理有疏密，各处膨胀程度不同，当然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而连着字身的木活字沾上水时，仅仅字面沾水，字面受到不沾水字身的约束，不会怎样膨胀。这就解决了木活字沾水会高低不平的问题。还有，用竹片夹字、木屑填空隙的办法使活字固定，代替毕升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物固定的办法，这又避免了木活字粘药不易脱掉的缺点。这样就使木活字印刷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二，王桢创造了转轮排字法，用两个直径七尺、轮轴三尺的转盘，盘上铺有圆形竹笆。一个轮盘放通常用的字，另一个轮盘放可用的字。无论常用字还是可用字，都按韵分类并按韵书的次序分别排在轮盘上。另外，把两

个轮盘上活字号码次序登在另外两个册子上，排字时，一个人读出册子上面所需的排字的号码。另一个人坐在两个轮盘的中间，根据读出的号码转动轮盘，检出需要的活字。这种转动轮盘检字法的确像王桢说的那样非常容易简便。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改革。虽然后来为更简便的字柜所取代。但王桢这种用机械代替人力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最后，王桢这篇文章对于木活字从制字到印刷各个环节都介绍得非常详细，具体技术细节和注意事项都一一谈到了。例如，在书中王桢指出应该用棕刷直刷，不能横刷。因为直刷可以保持版面稳定和保护活字印，延长它的寿命，从而省时省力并且能保证印刷的质量。正因为这篇文章介绍得非常具体，看了这篇文章，就可以从事活字印刷。所以在王桢之后，木活字逐渐流行。比王桢晚 20 多年的马致远在浙江奉化当官时，就专门派人刻了活书板

10 万字，用活字书板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到了明清，木活字就大为流行。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有了比较快的发展。用木活

字印刷的地区逐渐扩大了。不但苏州、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有木活字印刷，连福建的福州也流行起来了。甚至连一些偏远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也有木活字印刷。木活字的印刷品种类非常多，像诗文集、家谱、民间文学。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北京《邸报》也开始用木活字排印。这是我国报刊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代木活字的流行就更为广泛了。各地的官衙、书院以及某些官书局，逐渐都有了木活字。私人也有很多用木活字印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公元 1736-1795 年）一次聚珍术的印刷，这是木活字印刷史上继王桢发明木活字后又一重大事件，从此木活字印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公元 1773 年乾隆皇帝在校辑《永乐大典》零散篇目及各省所呈遗书时，吩咐手下选择一部分经典名篇刊印发行。当时四库馆副总裁金简认为刻书数量十分浩大，如果采用雕版，将来发刊，不仅版片浩繁，逐步刊刻也很费时间，不如用枣木活字印刷各种书来得简便省力。而且他从人力物力等几方面作了仔细的计算。他以《史记》一部为例来比较雕版与活字的省费。一部《史记》要雕版 2675 块梨木板，刻写 118.9 万字，刻工费用要 1450 两白银，所刻板片只能复印《史记》一书，不能再复印其他书籍。如果用木活字，只要刻 10 万个大小木活字，连工带料也只不过花费 1450 多两白银。而且有了这样一份木活字，以后印什么书都可以使用。乾隆皇帝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立刻批准，由金简负责筹办。他认为活字版这个名称不雅，有点粗俗，于是就改名为聚珍版。

公元 1774 年，金简刻成了大小木字 25.35 万个，连同备用的枣木子、排

字的楠木槽板，拣字归类的木盘、套板格子、字柜等，一共用了 2339 两 7

钱 5 分银子，比原来估计所花费钱的数目还要低得多。用这套木活字先后印成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 种，2300 多卷。

金简把他造枣木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经验，写成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书中介绍的木活字印刷方法在印刷工艺上比王桢的活字法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王桢是在整块板子上刻字，再一一锯开修字，而聚版是先做好一个个木子，在木子上刻字，这当然比锯开木板修字要省事。还有王桢是把字排在板上，再用竹片夹字界行。而聚珍版是用梨枣木刻成 18 行的木刻套板，再把活字排在木格内。这显然更容易排得整齐。更突

出的是他创造了贮字的字柜，把全部活字分别装在 12 个大字柜里，每柜有抽

屉 200 个，每个抽屉分大小 8 格，每个抽屉都标明某部某字和笔画数，由专人负责拣字。

自从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介绍了这种简单的方法以后，全国纷纷模仿。清朝用活字印的书籍内容非常广泛，经书、字书、正史、传记、家谱、奏议、目录、方志、游记、兵书、医书、农书、类书、工具书等等以及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如弹词、唱本、鼓词、小说等。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排印了三次。那时北京隆福寺街东口内的聚珍堂书坊，就是多用活字排印通俗文学作品的一家，自兼发行，流传非常广泛。直到欧洲近代铅印术传入，木活字的使用才逐步结束。

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以后，优秀的朝鲜人民提倡用铜活字印书。由于中朝人民的密切交往，朝鲜的铸字术在 15 世纪末又传了回来。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曾记载有人用锡做活字，但因不易着墨，印刷失败的事。清朝，广东的佛山镇一唐姓书商铸造过锡活字印书。从公元 1850 年开始铸字，前后铸成了三套不同字体的锡活字：一套扁体字，一套长体大字，一套长体作注文的小字，共 20 多万个。铸造锡活字的方法是先刻出木字，按捺泥上做出字模，再熔锡注入字模，冷凝后打碎泥模，最后经过修整得大小一致后即可使用。排印方法是将活字依次排在梨木盘上，用铜条作界栏，至于版式，和雕版一样，中间有版心间隔两个半页。最后将四周捆紧施墨付印。1851 年（咸丰元年）用了不到二年时间印出了元代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一部，所印的书，大字悦目，纸张洁白，墨色鲜明，质量很高，在我国锡字印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铜活字的出现稍晚于锡活字。到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公元 1488-1521 年）在江苏无锡、常州、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书已经比较流行。较早用铜活字大量印书的是无锡会通馆的华燧和华煜。华燧对校阅版本非常感兴趣，发现各种版本有异同时，总加以辨证，并随手记下来，时间长了，记了厚厚一大本，碰到内行的老师就去请教，最后校订出一个正确的本子。为了使这个正确的本子广为流传，他就用铜活字把它印出来。他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会通馆。他把铜活字印的书，也冠以会通馆的名义。华煜是华燧的弟弟，兄弟两人用会通馆的名义印了不少书，比华燧稍微迟一点的还有一个华理，可能是华燧的族人，是一位官吏，也用铜活字印书。在会通馆之后，华燧的侄子华坚和侄孙华镜先后以兰雪堂的名义印了不少铜活字版的书。

无锡在华氏之后，与华燧齐名用铜活字印书的还有安国。安国是嘉靖年间无锡的大商人，但喜欢收集异书，刻印书籍。他印了不少书，现在仍有传本。除无锡以外，常州、苏州、南京也用铜活字印了不少书。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官方也用铜活字印书。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 1 万卷的大书—

—《古今图书集成》就是雍正四年到六年（公元 1726-1728 年）用铜活字印成的。用铜活字印了这样一部大书，似乎对今后铜活字印刷术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部书的出版本身就有一段悲惨的历史。铜活字也没有受到重视，在印了这套书之后，也遭到了销毁的命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古今图书集成》是陈梦雷编的一部大类书。陈梦雷原来是翰林院的编修，公元 1679 年他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让他在西苑

教第三皇子读书。他就在教书的空隙，着手编纂这部大类书。公元 1706 年，陈梦雷送呈康熙，康熙把它定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在陈梦雷的建议下，

铸造铜活字，准备用铜活字印刷。由于拖延，到康熙死时仍未付印。可是到了康熙第四个儿子雍正即位后，这部书连同它的编纂人都遭到了厄运。雍正是与兄弟互争储位取得胜利才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即位以后，就杀戮他的兄弟，连他兄弟的幕客也不轻饶，陈梦雷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塞外。陈梦雷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开始重编。其实陈梦雷的原稿并未废弃，陈梦雷的铜活字也被采用进行印刷。可是书内对原编纂人陈梦雷却一个字也没有说。至于这套铜活字，虽仍用来印《古今图书集成》，但到乾隆皇帝时，乾隆为了铸钱，竟将它全部熔毁。

中国的印刷术，无论是雕版印刷，泥活字、木活字印刷，还是后来的金属活字印刷，都领先于世界，并且先后传到欧洲，在欧洲打破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受高等教育的垄断，这为文艺复兴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肯定地说，我国印刷术的发明传播，推进了全人类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