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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基础工业蓬勃发展
- 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
- 铸造车间的工人都说：“决不能让3年建厂的列车，在我们这一站误点！”
- 兰州通用机器厂厂长说：“只要玉门油矿生产需要，任务再艰巨我们也要尽力设法解决。”
鞍钢三大工程顺利完工
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
鞍钢全体职工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报告这一喜讯。
收到喜讯后，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毛泽东在信中说：
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毛泽东对鞍钢和整个钢铁战线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钢铁工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的行业，当时，毛泽东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就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建设，这从投资结构中可以看出。
“一五”计划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总投资占42.53%，为250.26亿元。而在工业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为37.93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15.16%。钢铁工业的建设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之一。
早在东北解放时，东北的工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特别严重，百废待举。鞍山、本溪、抚顺等钢铁厂全部停产，高炉、电炉冻结。
面对困难，钢铁建设者们坚决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新中国学习工业管理的工作也先从这里开始。
在当时，东北工业部处以上干部都要深入到鞍钢的工厂、矿山。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到炼钢、轧钢等生产工序，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从头到尾，向内行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请教，包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以及尚留在鞍钢的几位日本技术人员请教。
在此期间，钢铁建设者们上午实地观摩考察，下午听技术人员讲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恢复生产的方案。
1949年7月，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鞍钢恢复了生产。
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即委派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毛泽东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在他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工程项目中，鞍钢列于榜首。
1949年底，中央派李富春同志率老解放区技术干部1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经过充分协商，于1950年3月签订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我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
1951年12月13日，根据东北工业部的建议，李富春同志亲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12月17日，毛泽东亲笔批示：
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在毛泽东的批示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担任厂矿领导工作。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3年，派到鞍钢的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500余人，这些干部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
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批准了东北工业部拟定的鞍钢建设计划任务书，确定鞍钢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350万吨。
从此，鞍钢以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进行了全面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
当时，毛泽东不仅极为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工作进程给予密切的关注。
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超过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缩短每炉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全厂职工于1952年12月2日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2月14日，毛泽东当即回信：
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12月2日的来信。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
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1953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在鞍钢三大工程建设中，工人们建设激情高涨，还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就是其中的娇娇者。
孟泰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农家庭。他从童年时起，就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的蹂躏，磨炼出了工人阶级的坚强、勇敢、勤劳、俭朴的品德。
在旧社会，他在抚顺煤矿当过10年铆工，29岁到了鞍钢炼铁厂，当了配管工人，一直干了21年。
解放后，孟泰再次回到鞍钢。可是，鞍钢由于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多次浩劫，被破坏得十分严重，要恢复生产，极为困难。
当孟泰看到高炉群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时候，就决心分担国家的困难，默默无声地工作起来。
在工作中，孟泰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跑遍了10里厂区，刨冰雪，抠备件，扒废料堆，找材料，手碰破了不喊疼，脚冻坏了不叫苦。
就这样，孟泰每天泥一把，油一身，汗一脸，拣了成千上万个零件，建起了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
起初，孟泰这样做有些人并不理解，奚落他是捡破烂的。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动摇他，他坚持到处拣废旧材料，终于带动了大家。炼铁厂配管班工人在他的带领下，短短几个月内，就回收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备件。这些零备件当时根本买不到，而要修复高炉没有它们就修不成。
在生活上，孟泰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把个人利益放在心上。
一次，工厂第一次评定工资时，工人们都主张给孟泰评一等。
此时，他想：国家正在建设，一分钱都很珍贵。自己少拿一点，就能给国家节余一点。所以，他坚决不要一等。
于是，孟泰说：“还是让我自己评评吧。我只要个二等就心满意足了！伪满时，国民党时，我都拿头等工资。为啥现在要二等？第一，我那时是糊弄鬼子，如今是实打实地给自己干。”
停顿了一下，孟泰说：“第二，我耳也聋，眼也花，干起活来比年轻的差得多，还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文化……”
孟泰还没说完，工人们就哄起来了，都不同意他的意见。
孟泰一见急了，红着脸同工人们争了半天，最后把一等让给别人才算完事。
孟泰热爱党和社会主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公而忘私，爱厂如家；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被称为“孟泰精神”而誉满全国。
王崇伦是辽宁辽阳人，解放前曾在日本开办的铁厂当过学徒，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把鞍山变成一片废墟，王崇伦被迫失业。
东北解放后，王崇伦再次回到工厂。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王崇伦所在的工厂开始制造卡动器。
卡动器是凿岩机上的零件，当时我国还不会制造，只能花外汇进口。卡动器一上马，车间机械设备不平衡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了。
这种零件需要先用车床车完后，在用插床插，插一个需要2.5小时，而车间里只有一台插床，因此，其他人只能在那干瞪眼，帮不上忙，更耽误了进度。
面对这种情况，高度的责任心令王崇伦坐卧不安。在此之前，王崇伦已经创造过7种新工具，这次他下决心，要造出一种效率更高，能用刨床代替插床的工具。
决心下定后，王崇伦就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创造。经过十几个昼夜的努力，王崇伦终于画出了草图。
于是，在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下，一个由40多个零件组成的新式工具胎创造出来了。
这个工具胎不仅能刨床代替插床工作，而且还可以使效率提高了6至7倍。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万能工具胎”。
“万能工具胎”投入使用后，在1953年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王崇伦也因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万能工具胎”的创造完成，极大地推动了工人群众技术革新的热潮，“和时间赛跑”成为当时全国工人群众行动的口号。
正是有广大鞍钢建设者的辛勤努力，鞍钢三大工程很快建设完成，并于1953年底开始投产。
鞍钢三大工程的建成，为新兴工业，如飞机、汽车、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创造了条件。
第一架国产飞机上天
1954年7月25日，晴空万里，三二〇厂万名职工在飞机场隆重举行首架飞机制造成功典礼。
历史将会记下这天，因为它是我国航空工业史上划时代的日子。
典礼现场，临时搭建的大会主席台四周红旗招展，上面悬挂着横幅“庆祝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大会”。
台上坐着中央二机部、航空工业局、江西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及厂领导同志，还有苏联专家组长及夫人。
庆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和鞭炮声中开始，几位领导相继讲话，热烈颂扬我国自制的飞机在军旗升起之地的南昌胜利诞生。
接着，飞机开始以矫健的英姿，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再次升上蓝天，先后作了一个小时的飞行表演，一会儿高空翻滚，一会儿低空盘旋，那凌空气势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时，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高举双拳，在空中挥了三圈，然后在扩音器里连说：“太棒啦！太棒啦！”
苏联专家组长瓦西列夫在台上高兴地大声说：“飞机性能好极了！好极了！”
经历艰苦奋战的广大职工，此时更是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许多职工动情地流下了热泪，各车间主任紧握身边工人的手，并与技术人员拥抱，共享幸福喜悦，共庆重大胜利。
次日一早，人们在广播里聆听了新华社播发的《我国自制飞机成功》的重要新闻，《江西日报》和首都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一喜讯。
毛泽东闻讯，专门寄来嘉勉信，信中说：
7月26日报告闻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周恩来获知南昌自制首架飞机胜利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后，非常高兴，也立即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祝贺。
8月2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庄重批示：
同意雅克18型飞机成批生产。
不久，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视察江西时，也专程深入到三二〇厂，看望了苏联专家。
刘少奇对苏联专家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送给毛主席一架伊尔14型飞机，那是全国第一架。现在我国工人阶级自己能够制造飞机，谱写了航空工业的灿烂乐章。谢谢你们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
能够自己制造飞机，一直是中共中央和全中国人民的多年的心愿。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东北边境在抗美援朝期间，屡遭美帝飞机狂轰滥炸，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制空权受到了挑战。
面对此情况，毛主席果断地提出：“没有裤子穿也要办空军。”
当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何长工，在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首先“放炮”，提出尽快创建我国航空工业的构想。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何铁嘴’这一炮放得好啊！应当尽早抓起来。”
为求得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技术援助，周恩来任命何长工为“中国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团长，于1951年1月9日飞往莫斯科。
在何长工与苏联代表会面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先用俄语藐视地说：“搞航空、造飞机，你们没有基础。”后用英语鄙视地说：“中国现在连生产飞机轮胎都不行，还谈什么航空工业，岂不是笑话。”
何长工懂得4国外语，他铮铮铁骨，冷静面对，用俄语针对性地说：“目前我国经济基础差，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
然后，他又用英语坚信地说：“中国人民有毛主席领导，什么困难也难不倒。”
接着又用德语满怀信心地说：“莫说将来我们会造飞机轮胎，就是原子弹也能造出。”
最后则用法语掷地有声地说道：“你不肯帮助，我要向斯大林大元帅告你的状。”
维氏见何长工能娴熟地讲几种外语，说得口若悬河，有理有节，这种人才在苏联外交部都不多见，深感来者不善。他怕闹到斯大林那里去会对其不利，思忖片刻，便诚恳地表示：“何长工同志，不要生气嘛，我们将认真考虑贵国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
经过18天的艰难谈判，2月19日，经斯大林和周恩来批准，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议（草案）》。苏方答应派遣一批专家，携带各种图纸资料前来中国，帮助仿制苏联雅克18型教练机。
何长工一行回国后，中央于1951年4月17日做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集中，听候调遣。
当时，政务院考虑到，1933年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时，曾跟意大利合作，在南昌建造了飞机厂。后来国民党败逃台湾，人民解放军在南昌接管了30多台设备，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楼，以及一条1500米长的飞机跑道。
于是，政务院做出如下决定：
航空工业重心建在南昌，对内叫番号“三二〇厂”，对外交往称“洪都机械厂”；
将南京国民党留下的航空配件厂347台设备和1123吨物资运往南昌，同时将几百名熟练技工调往南昌予以合并；
在南昌工厂旁边，开办一所“江西省技术工人养成学校”，第一批招生1000人，上午学理论，下午进厂实习，以最快速度加紧培训技术人才，满足工厂急需。
三二〇厂建厂之初，主要是修理在解放战争中缴获和击落的几百架国民党飞机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我击落的400余架美军飞机。
1953年，我国拉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帷幕，其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之一，就是试制共和国首批10架雅克18型飞机，这个任务落在三二〇厂。
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全厂处于保密状态，周围拉起电网，厂里驻有百余名解放军，轮换站岗守卫，生产区与生活区完全隔离，车间之间的来往要凭介绍信进出。全厂拥有工程师、技术人员上万名，在党、政、工、团的领导下，精心组织，通力协作，严密制订各项计划与措施，掀起了让“铁鸟”早日合成的你追我赶的竞赛活动。
当时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要求三二〇厂把1955年实现飞机上天的计划，提前到1954年夏天完成。
接到要求后，全厂各车间，各部门，齐心协力，分秒必争，一切为了“铁鸟”的早日上天献计献策，忘我工作。
当时，设计部门耗费20多公斤白纸，描绘出17个系统、1067份图纸；车间之间开展技术交流和互助协作挑应战竞赛；各车间24小时分3班昼夜作业，做到人停机器不停；许多职工连续30多小时不下生产第一线；整机装配车间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奋战9个昼夜，胜利排除了最棘手的技术难点，通过静电检验，传出了捷报：飞机可以交付飞行了。
1954年7月3日下午，5时15分，盛暑火辣的太阳开始西下，首架飞机在对外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紧张试飞。
此时，三二〇厂的飞机场上，空荡荡、静悄悄，只有几个领导同志、专家组长、设计人员坐在看台上，全厂职工都站在各自的车间、科室向外面仰天观看。
驾驶员段祥禄与刁家平，披着灿烂阳光，登上自制飞机，进行起飞时的慢滑、中滑、快滑，陡然腾空而起，昂首冲入云端。
人们看见飞机伴着隆隆的声响，像一只雄鹰在蓝天盘旋，忽而迅速上升，忽而垂直俯冲，忽而翻起筋斗，一翻就是四五个，忽而打着横滚，一滚就是五六次，尤其是飞机还未改平，就进入了“失速螺旋”，连翻带滚向下直插，忽而又停止翻滚，以半圆弧线形向上拉了起来，接着轻轻摇摆几下机翼，驾驶员伸出头来向人们致意，全厂职工在不同位置报以热烈掌声。
经过由远及近的下滑，飞机准确地徐徐降落。驾驶员兴奋地说：“机件性能良好，试飞一切顺利。”
在场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吴继周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在我们厂光荣诞生了，这是震撼中外的一件大喜事。”
为了经受考验，厂部决定还要进行为期一周的试飞，并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初教—5”。
于是从次日起至11日止，又在该厂上空秘密试飞13个多小时，每次约2小时，结果再次证明，飞机质量很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就这样，中国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了，从此翻开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核工业建设进入新阶段
1954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
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
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拒绝了。
1955年5月，毛泽东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
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说我军武器已远远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水平。
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战机，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战机。
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
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五九式坦克和五六式加农炮。
随后，苏联还转让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
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已经达到和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进入核时代，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当时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
1956年，东欧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
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支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
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做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
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飞往苏联。
代表团成员有李强、刘杰、万毅、刘寅、王诤、张连奎、钱学森等，还聘请了20几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
国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国军事技术力量不足，只有争取苏联技术援助，以减少工作中的弯路。
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对于向中国提供新技术援助的态度有了回应，同意中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具体谈判。 当时，聂荣臻领导国防新技术的开发工作，很需要陈赓这样在军内外都很有影响，并对开发新技术不畏艰险、满腔热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聂荣臻很欣赏陈赓的为人，在中共中央明确由他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时，聂荣臻建议，代表团的两位副团长，由陈赓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穷担任，整个班子很精干。
1957年9月7日，莫斯科时间6时，代表团的专机到达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到机场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飞机徐徐停稳后，机舱门打开了。
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站在舷梯上挥着手，疾步走下舷梯。
别尔乌辛及其他迎接人员走上前去，与聂荣臻握手、拥抱。
聂荣臻在与别尔乌辛拥抱时，感到一种俄罗斯式的温暖和热烈。这似乎是此行的一个好兆头。
这次中国就引进原子能技术、导弹、飞机等问题，与苏联举行的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总的来说还是友好和善意的。
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但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谈判从9月9日开始，10月15日签订协定，共进行了35天。
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围绕新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谈判。
中方已经估计到谈判的进展十分曲折，苏方不会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聂荣臻和陈赓等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
在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是，将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都统一在同一研究机构内，而重点放在研究火箭、无人驾驶飞机和控制方面；另一种意见是，主张飞机研究仍然保持单独系统，即使合并在火箭研究机构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应开展飞机和发动机研究工作。
代表团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苏美飞机和导弹的发展史，是他们走的一条成功的道路，但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不宜照搬。
中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中央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方针，迎头赶上。以火箭、导弹为主，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仿制、研制同时进行。
火箭、导弹的研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但决心不能动摇，否则，将长期落后并受制于人。
中国家底薄，人才匮乏，不能两全，只能选择主攻方向。
陈赓和聂荣臻、宋任穷的意见一致，坚决支持重点上导弹，其次是飞机，要继续仿制。
他们的意见得到代表团多数人员赞同。
代表团中心组及时将这一分歧意见报到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火箭、导弹是重点的主张，这一决策非常重要，为中国研制“两弹”争取了时间。
钱学森做为聂荣臻的科学技术顾问，同苏方的专家进行认真仔细的讨论。
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苏联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和导弹研制机构。
苏方还邀请钱学森在苏联科学院作了学术报告。
经过20多天的谈判，9月底，中苏双方终于达成协定草案。 中苏双方经协商起草《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聂荣臻和陈赓、宋任穷看了草拟的协定，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聂荣臻派人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周恩来，等待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审批。
紧张的谈判暂时休会，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苏联政府安排中国代表团沿着伏尔加河游览参观。
正值10月，这是领略俄罗斯迷人秋色的最好时节。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
很快，回国的人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带回莫斯科。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1957年10月15日，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
俄罗斯式的高大建筑富丽堂皇，大厅天花板垂下的形状各异的巨型吊灯，齐放光彩。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们，个个表现的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
聂荣臻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及有关资料；增加接收中国火箭技术及原子能专业留学生的名额。
根据这个《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要求，中苏双方各有关部门，还相应签订具体项目合同。
有关火箭、原子弹的试验靶场、原子弹储存库等建设的合同，则是由陈赓同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签署的。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P-2导弹做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
第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1000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
至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第一机床厂改建成功
1955年12月29日，改建完成的沈阳第一机床厂隆重举行了开工生产典礼大会。
在庆典大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黎玉在会上讲话说：
沈阳第一机床厂是我国第一座新型的工作母机制造厂……1956年是我们完成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在这一年将担负重大的生产任务，这对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接着，苏联驻沈阳领事馆代总领事巴斯曼诺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局代表波伯洛夫和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组长库拉金在会上先后讲话。
他们对中国建成这座现代化的机床厂表示祝贺，并且预祝工厂工作人员今后获得新的劳动成就。
然后，黎玉在会上代表第一机械工业部赠给驻厂苏联专家以建厂纪念章。沈阳第一机床厂全体职工向苏联专家赠送了感谢信。
最后，大会宣读了向毛泽东的致敬电。
1953年春天，沈阳第一机床厂开始动改建、扩建。
沈阳第一机床厂将扩充成为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工作母机制造厂，目前扩建工程正紧张进行。
扩建工程将使全厂起一个根本变化：在生产上，从碎铁、铸造到加工、装配，都将由手工业和半手工业操作走上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并全部形成流水作业；在运输上，从材料入厂一直到成品出厂，都将用汽车、电车、吊车、运输带、滚轴带等机械搬运设备。
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将大大改善。每个车间都设有更衣室、淋浴室、水洗厕所等福利设施。通风、取暖设备也很好，可使车间经常保持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扩建工程全部完成后，全厂的生产能力将比现在提高数倍，这些增加的产量，如果用建设新工厂的办法去取得，至少需5年时间，而且投资很大。
现在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只需两年到3年的时间就行了，而且最少比建设新厂节省一半投资。
沈阳第一车床厂开工以来，苏联先后派遣了几十位工程专家，具体帮助设计和施工。
苏联政府对沈阳第一机床厂不仅提供了最先进的设计和最新型的设备，而且派出了3批专家，具体指导建设工作。
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苏联专家提出许多保证工程质量的建议，把工厂原有陈旧的厂房改建成为坚固的新型厂房，各种设备的安装也很精密。
施工紧张的时候，苏联专家常常星期天也不休息。一个名叫鲍良阔夫的苏联专家，为了亲自指导建筑工程施工，自1953年到中国后，已经连续被延聘了3次。
鲍良阔夫激动地说：“我一定等工厂建设起来后再回国。”
1954年2月28日，改建后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工具车间正式投入生产。工具车间是该厂全部改建工程的一部分。
一年以前，工具车间是一个设备落后，生产能力很低的车间，不能制造精密工具，赶不上生产发展的要求。经过一年来的场房改建，安装了来自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高效能新式机床，工具车间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
有了这些现代化设备，工具车间制造精密工具的生产能力比过去提高两倍以上。
此外，重新安装了照明设备和通风采暖设备，根本改善了作业环境。工具车间楼上楼下两层，以前楼上的机床开动时，下面便感到震动；改建后，楼上的机器也象安装在平地上一样，开动起来再不会感到震动，而且有电梯上下联系。
在工具车间的改建中，从改建场房到安装机器，苏联专家都作了系统的指导。主梁的加固是改建工程的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由于苏联专家布列阔夫亲自在现场指导施工，提出了加固办法，保证了改建工程的提前完工。
为了掌握新的机器，工人们事先已由训练班里学到关于这些自动和半自动机床的知识与操作技术。
先进生产者杨连业一到新工具车间，便使用了高速切削。老工人殷述仁说：“新车间的落成鼓舞着我们加倍努力，来创造幸福的生活。”
女徒工沈丽容来到新工具车间之后，每天都提前上班擦洗机器，并把大家共同使用的砂轮机也刷得干干净净，不使沾上油污。 新工具车间的投入生产，壮大了第一机床厂的生产能力，将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新式车床，供应祖国的工业建设。
1954年，沈阳第一机床厂改建工程中的土木建筑工程已接近完工，便积极开始了进行生产新型机床的准备工作。
在当时，很多工人都没有见过新型机床，更别谈生产机床了。
与此同时，沈阳市的103个工厂、1.16万多名工人，参加各种业余的学习组织学习技术。许多工厂举办了技工训练班、艺徒学校、工种训练班、推广先进经验训练班、识图班和技术研究会和技术讲座，组织工人学习技术。
在此背景下，为了使工人了解如何进行新型机床生产，沈阳第一机床厂积极组织工人们参加了培训班，学习掌握各种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组织广大管理干部、技术干部，热心地学习着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
到1954年8月为止，该厂已派出数十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分赴抚顺、本溪、上海、哈尔滨等处的钢铁厂、机械厂和科学研究机关去学习技术。
与此同时，上级机关也为该厂派来一批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参加生产准备工作。
通过学习，很多工人在技术、文化等多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老工人汪英怀，过去只会看图纸，说不出道理来。经过学习，汪英怀不仅能制简单的图，还能给厂外实习生讲解。
通过学习，第一车床厂进展迅速。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郑重宣布：
正在改建中的规模巨大的工作母机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已经有8个主要车间投入生产。人们盼望已久的一种新产品万能车床已经由这个厂试制成功。
从5月31日15时起，新制成的万能车床进行了重切削和精密切削试验。经过7天试车，情况良好。这种新产品不久将开始大量生产。
这种车床是目前精密度和效能最高的一种工作母机。它的用途很广，可以车削平面、圆面、斜面、螺丝、内径和钻孔等，并能达到很高的精密度和光泽度。
就这样，在苏联专家的真诚帮助下，在建设者的一致努力下，很快，中国第一座新型的工作母机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改建工程全部完工。
验收的签字仪式在1955年12月28日下午举行。
国务院任命的验收委员会评定这个厂是工程质量“优”等的机床制造厂。
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黎玉在签字仪式上说：这座新型的工作母机厂的建设能获得优良的成绩，没有苏联专家帮助是不可能的。”
当时，有的委员提议把苏联专家的热情鲜明地写到工程质量鉴定书上去。这个建议得到了验收委员会的赞同。
沈阳第一机床厂扩建工程完工后，每年将生产数千台精密的、高速度的机床。
为了从根本上保证产品质量，随时根据国家需要来试制新产品，厂内还有自己的中央化验室、中央测量室、工艺试验室和试造液压车间等科学研究机构。
从来都是笨重的手工劳动的铸造车间，在这里，从制砂、熔化、造型到搬运，完全是机械化。
全厂还有1万多公尺的绿化区，整个工厂像是一座花卉点缀的劳动公园。
先进的技术资料，流水的工艺规程和生产组织，头等的机器设备，优越的劳动条件，使沈阳第一机床厂成为一座效率极高的可以大批、成批、单个生产的多品种的工作母机制造厂。
这个厂达到设计水平以后，生产能力将比改建前的1953年至少提高6倍以上。它不但可以生产速度快、能力强、用途广、精密度高的各种规格的中型车床，还可生产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迫切需要的特殊机床，全厂每年生产的工作母机，可装备好几座同样规模的巨型工厂。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
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崭新的总装线上，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被装配出来。
7月14日，第一批12辆国产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
这标志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3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也标志着新中国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顿时，辛苦了3年的一汽建设者们沸腾起来了！
7月14日上午，一汽在汽车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庆祝建厂三周年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庆祝会后，400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牌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一汽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
第一辆汽车降生的时候，它那清脆的喇叭声，震动了成千上万创业者的心灵。人们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去观看我们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
能够自己制造汽车，一直是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心愿，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950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
经过调查研究和多个方案对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
1953年6月下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汽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并请毛泽东为汽车厂奠基题词。
毛泽东高兴地挥毫写下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不仅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第三。
7月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派人将装有毛泽东题词的密件送到汽车厂。
当时，厂长饶斌不在厂，密件交给副厂长郭力的秘书刘培善。刘培善拆开标有“中央办公厅”的密件，眼前一亮：是毛主席的题词！郭力副厂长从工地赶回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不住嘴地说：“来了，终于来了”。
郭力立刻通知有关人员，选最好的汉白玉，请最好的石工镌刻毛泽东的题词。当时长春市技艺最好的石匠被邀请来完成这项工作。
1953年7月15日的早晨，灿烂的朝霞映照着长春市一汽建设工地。
9时整，奠基典礼开始。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等多名青年党员把奠基石抬进会场时，鼓乐齐奏，鞭炮齐鸣。
从此开始，一汽开始了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汽车厂的会战。
在一汽建设过程中，各个生产车间都是加班加点，唯恐3年建成的计划被本车间拉了后退。
1953年末，一汽铸造线上的工人个个都心急如火天天盼望着设计资料赶快到来。
原来，汽车厂从破土动工那天算起，根据“三年建成”的指示，就确定了1956年7月15日将成为建厂完成、祖国开始生产汽车的庄严日子。全国支援，3年建成第一汽车厂，这是党对所有参加建厂的人员以及全国一切有支援任务的各部门的神圣号召。
可是，作为汽车生产第一道工序的铸造车间的设计资料，却由于设计复杂延迟了半年多，于是铸造车间的工人都担心：“决不能让3年建厂的列车，在我们这一站误点！”
到1953年年底，设计资料终于陆续到来一部分。
在当时，从1954年开始动工，时间更短促了。于是，苏方提出为了保证3年建成投产，第一批生产汽车的铸件由苏联供应毛坯。
这一消息使所有铸造线上的职工们心情再也不能平静：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的第一汽车厂怎么能用别国的铸件呢！
于是，大家纷纷向领导请战，决心提前建成铸造车间，使祖国第一批生产的汽车就能装用自己的铸件。
一汽领导当场便表示同意，并大力支持这个意见。
战斗就这样开始了。铸造车间的职工们个个积极奋斗，谁的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就自觉地加班，甚至连轴转；不干完，不下火线。
奋战一年，到1954年冬季，所有庞大的地下工程以及密如丛林的水泥立柱都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可是，东北冬季严寒，占地12万平方米的地下工程必须立即填土养护。更严重的是按照常规，冬季必须停止施工。
面对这种情况，承担土建任务的解放军工程兵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采取分批预热的办法继续施工。
他们把人员分为两批，一半人干活，一半人在工棚取暖，半小时一轮换。就是这种不畏艰苦的英勇气概，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土建计划的完成。
到1955年初春，设备、安装、工艺等资料才陆续到齐了。就在安排详细规划时，大家才猛然发觉，由于冷加工还要有一定的调整加工装配时间，那么，要使祖国生产的第一批汽车用上自己的铸件，铸工车间的生产必须比7月15日再提前两三个月，这样，铸造车间的建成时间连两年半也不到了。
在此情况下，铸造车间的职工并没有退却，而是互相激励，要再加一把力，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快，更好。
其实，一汽建设的铸工车间实际是一个大型铸造厂。厂房总面积2.56万平方米，设备589台，设计年产铸件324万吨，熔炼灰口铸铁、可锻铸铁等3种牌号铁水，生产缸体缸盖、后桥壳等所有重要铸件。
这个厂的厂房高达13米，分为3层，地下还有6米深的配砂系统。各种动能、通风管道、滑道、悬链、皮带纵横交错，加上各种冷热加工设备，整个车间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为了抢时间，安装工作必须在土建完工前就交叉进行，而且还须从地下到高空多层次地作业，这就增加了现场计划调度管理的复杂性。
为此，各单位的调度人员每天都提前两小时上班，大家在一起详细检查和周密安排一天的工作。
在当时，就连现场作为通道的10多座便桥都要规定在哪段时间内归哪个单位行驶，像铁路行车一样严格执行。
交叉施工最怕发生图纸差错，年轻的技术人员就分工负责，认真地进行各种图纸综合核对，并保证自己复核的部分绝不出差错，以免造成返工。
有的同志由于担心已到货的设备尺寸与基础设计可能不相符，便撬开木箱钻到箱内详细地丈量复核，保证准确无误。
正是这大量看似平凡实则相当艰苦的准备工作，确保了工程进度，终于使铸工车间在冷加工调试装配之前，具备了开炉试生产的条件。
从1955年夏季到1956年初春，这几百个战斗的日日夜夜使铸造车间的职工难以忘怀。
1956年初，厂领导决定铸造车间在3月26日开炉试生产。
胜利在望了，大家斗志更加高昂。
这时，在厂部的领导下，各兄弟车间、职能处室都纷纷伸出援手，铸工车间缺什么给什么，有的单位还把骨干力量派来参战。
1956年3月25日晚，在全厂全面协同奋勇战斗下，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奋力拼搏，灰铸铁的全部设备安装胜利完成，顺利地进行了空运转试车。
正当大家笑逐颜开，准备连夜再进行一次带负荷试生产，以迎接开炉生产的时刻，突然，所有的造型机上砂斗闸门都打不开了。
砂子进不了造型机，大家焦急起来了，纷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相对愁闷无言。
看来是砂斗闸门启闭汽缸设计太小了。可是，再设计制造新的怎么也来不及了。
大家默立着，谁也不想睡，谁也不回家。
已是26日凌晨了，突然一个年轻机修组长小声地说道：“开炉试生产用不着开几台碾砂机，看来开一台就足够了。是否可以把另外几台碾砂机上的砂斗汽缸拆借过来。”
大家听了，齐声高喊：“对，就这么干！”
于是，大家立即行动，拆的拆，装的装，战斗到26日中午，负荷试车终于成功了，出了第一炉铁水。
15时，厂领导亲临现场庆贺铸造车间如期开炉试生产。
当第二天大家都来上班时，虽然都面带胜利的喜悦，可又都悄然无声。
原来由于过度疲劳，大家连说话的声音都嘶哑了，有的发不出声音来。紧接着，4月20日，铸工车间又生产出第一炉可锻铁水。
1956年4月，党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会上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说：“哪一天开会的时候，能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就好了！”
毛泽东一句话能激起一汽建设者百倍的热情和干劲。各车间建设高潮再次涌现。
紧接着，各车间的喜报相继传来。下面是一份当时的记录：
4月2日，底盘车间开始按日产48辆进行流水生产；
4月13日，锻工车间锻造出第一批曲轴；
4月23日，附件车间生产出第一批合格水箱；
4月29日发动机车间试装出第一台发动机带变速箱总成。
6月21日，弹簧车间以临时的弯曲淬火机代替淬火机，生产出合格的钢板弹簧总成；
6月28日，冲压车间利用苏联提供的大梁毛坯装出第一批车架总成；
7月10日，冲压车间6台大压床调试成功，生产出第一个驾驶室总成；
7月12日，各种零部件和外协件全部准备就绪。
各个车间的顺利完工，为第一辆汽车的下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7月，汽车后桥、汽缸体等第一批铸件相继浇注成功。
第一炉铁水的出炉，标志着铸工车间已胜利建成投产，为三年建成汽车厂打胜了一个前哨战。
在一汽建设过程中，广大青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善于学习和钻研。
职工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了大批先进工作者、各种岗位的先进标兵以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同时，大家还发扬首创精神，开动脑筋，出谋献策，提合理化建议，解决生产、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仅1956年下半年，全厂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就有7000多件，被推广的有300多件。
汽车驾驶室座垫和靠背上的油布，协作厂每试制一批就要送到某车间去试验鉴定，经过室内试验和装在汽车上使用试验，负责这项工作的技术员沈惠敏深入运输车间车队，观察使用情况，并和司机座谈。
经过刻苦钻研，沈惠敏终于创造出漆布折叠弯曲试验法，大大缩短了试验周期。1956年，沈惠敏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汽车后桥专业组长、青年设计师王祎垂提出将汽车后桥轴套管改短，使每个后桥外壳减轻了25公斤至30公斤，每年可为国家节约17至21万元财富。
设计员刘经传把出国实习时，节约下来的钱买的3O0多本汽车技术书籍拿到设计室，供大家参阅。
年轻的设计人员于1957年初便开始解放牌改进型汽车CA－11的开发工作和消除CA－10型汽车驾驶室闷热、水箱开锅、转向沉重等缺点的工作。
工程大楼更是呈现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一汽的青年们不仅是生产上技术工作的生力军，在其他各种活动中，都发挥了突击尖兵的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
1956年7月13日，在汽车厂建厂3周年的前两天，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国产汽车试制成功。
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
不久，“东风”牌小轿车也开进了中南海，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献礼。
毛泽东主席仔细观看了“东风”牌小轿车，并和林伯渠一起乘坐这辆轿车，在怀仁堂后花园里绕行两周。毛泽东下车后，高兴地对代表们说：“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了！”
从此，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我们自己的汽车源源不断地一天比一天更多地从这里开出去。
首个天然石油基地建成
1957年10月8日，新华社从兰州发出电讯，向全国庄严宣告：
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扩建工程基本完成，成为拥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田建设和石油科研等部门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
玉门油矿职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创造了显著的成绩。地质储量、钻井进尺、原油产量、工业总产值等分别增长2至5倍。
经过8年的建设，玉门油矿在地质勘探、钻井工程、油田开发、原有加工、发电能力、机械制造、职工文化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1939年，玉门正式投产出油。1949年9月25日，迎来解放，经过三年恢复后，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于是，玉门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央在对燃料工业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必须把地质勘探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必须采取一切有效办法，迅速加强地质勘探力量，并做好基本建设工作。
1952年8月，为了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毛泽东果断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近8000人全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从此掀起了玉门油田大会战的序幕。
在当时，为了做好对河西走廊的石油勘探工作，玉门矿务局组织30多个地质勘探队，在将近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展开了普查、详查、细测工作。
1955年，地质大队改组为地质调查处以后，进一步扩大了勘探新工艺技术的应用领域和研究，大大提高了勘探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获得大地构造的新信息，扩大了勘探工作的视野，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和建设第一个石油基地发挥了“先行官”作用。
在30多个地质勘测队中，还有新中国的第一支女子测量队，她们由青一色的年轻姑娘组成，也是30多个勘探队中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队。
32个队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大都是1953年从北京、南京、上海、温州、成都等城市招收的中学生，经西安石油工业学校培训，掌握了测量基础知识。
她们组成女子测量队后，首先投入嘉峪关以北的合黎山、大红圈一带的地质测量工作，开始了“我为祖国找石油”的生活。
为了克服测量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她们组织起技术研究会，在大队测量工程师的指导下，边学边做，在实践中创造出了“3点圆圈跑尺法”，改变了“跑尺子”的混乱状态。
经过女子队员的一致努力，女子测量队从每天只能测30多个地形点提高到170多个，从一天做不好一个交绘点提高到每20分钟就能做好一个交绘点，从一天测面积2平方公里提高到7.2平方公里。
就这样，女子测量队成了石油行业远近闻名的模范队。
在当时，玉门建设者劳动激情高涨。接到玉门石油总局决定让玉门矿务局钻探的命令后，钻井队工人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油田开发。
于是，沉睡千年的石油沟被惊醒，四面环山的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立起座座钻塔。
在当时，负责钻井的各个钻井队队员劳动激情高涨。
王登学钻井队便是其中之一，在安全顺利完成石－4井后，王登学钻井队顾不上休息，就连忙开始往石－3矿井搬家。
在拆卸设备前，王登学队长就和各班钻工们讨论，订出了分工作业计划，全队人员集中拆卸，拆完以后，一部分人搬运机器，一部分人进行安装，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石－4井的设备全部拆完。
在拆卸工作中每个人都很细心，从拆卸到石－3井安装完毕，共7天时间就完成了过去要10天甚至半月才能完成的搬迁安装任务。
1953年6月22日，王登学钻井队在石－2井又创造了日进尺138.43米的全国纪录。
1954年5月，正当石油沟油田钻探开发时，钻探人员在酒西盆地北部鼻状构造带上，对白杨河地区开始了预探。
为了及早探明白杨河构造储油的可能性，酒泉钻探处根据“集中钻探”的原则，先后开钻了多口探井。
5月5日开钻的白杨河探区第一口探井，经过7个月的钻井施工，于11月初在钻进过程中发现油迹，完钻后试出工业油流，日产原油2.3吨。
收到喜讯后，矿务局立即决定再上三部钻机。
于是，一批批设备器材运往白杨河探区，一座座帆布帐篷拔地而起，开发白杨河油田的喜讯一个接着一个：张固鼎钻井队创造月进尺1065.5米的全国纪录；王化兰钻井队创白杨河地区日进尺372.2米的全国纪录。
王进喜就是这个时候从这个地方开始脱颖而出的。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玉门县赤金堡村一个贫农家庭。是一个在石油河畔长大的石油娃。
旧社会，王进喜在矿场当小工。解放后，油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王进喜成了一名钻井工人。和大多数当家作了主人的工人一样，王进喜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郭孟和的学徒。
在白杨河，王进喜和他的贝乌5队创造了钻机整体搬家的经验，又于1958年9月率领他的钻井队创造了月钻5口井、进尺5000米的中型钻机全国最高纪录。
同时，王进喜还摸索出一套优质快速打井的经验，先后被授予“卫星钻井队”、“钢铁钻井队”的光荣称号。
后来，王进喜作为石油工业战线的劳模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56年，这一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玉门油矿发展最快，变化最大，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956年，国家对玉门油矿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1950年的61倍。
上万名地质人员，在祁连山、戈壁滩与严寒、风沙进行了艰苦搏斗。全年打井进尺22.8万米，相当于1949至1955年进尺的总和。
由于采用了注水注气、油层压裂等最新的开采方法，改善了油田开采的形势，完成了原油计划的102％，年产量超过解放前10年的总和。
同时，各种炼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试制成功了16种新产品。
全矿生产总值比计划超过17％，总成本比计划降低10％，为国家增产节约了1000余万元。
作为“一五”计划中全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建设，玉门油田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1954年12月，《石油工人报》报道：
全国各地工业部门不断地以国产机器和工业器材支援玉门油矿，加速了基地建设。如果把今年到矿的各种器材的吨数加到一块儿，可以装满400节火车皮，用载重5吨的大道奇汽车，需要2200辆。
这些器材中，除生产急需的设备、物资，还有钻探和地质人员在深山旷野中生活的必需品，如帆布帐篷、活动桌椅、行军床、水罐车，以及专供钻探工地使用携带方便的工作母机、柴油发电机……
1956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经过几千里路程，于1956年11月29日17时到达玉门油矿。
随着石油勘探面积的扩大，钻井急需的无缝钢管、钻机配件和特种链条，一直供不应求，时时影响着钻井进尺。
为此，上海大隆机器厂专门成立了一个链条车间，组织精兵强将为玉门生产链条。
鞍山无缝钢管厂组织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保证了石油工业无缝钢管的大量供应。
沈阳水泵厂为玉门制造的离心泵、上海汽轮机器厂制造的柴油机、南京机床厂和上海人民铁工厂制造的车床和工字弯头，数量之多，规格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为玉门油矿制造机器、配件的工厂有140多家。
甘肃省工业部门更是倾全力支援玉门油矿开发建设，为玉门制造了大批设备和配件。
炼油厂建设急需一批循环水泵配件及扩建裂炼厂工程的高压管子接头，知道情况后，兰州通用机器厂厂长和工程师亲赴玉门了解设备性能，回厂后立即组织人力加工赶制。他们还说：“只要玉门油矿生产需要，任务再艰巨我们也要尽力设法解决。”
很快，这批配件不失时机地运到炼油厂扩建工地，保证了工程按时完成。
酒泉地区也把支援玉门油矿作为头等大事，从各县抽调数千民工参加油田的基本建设，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公路，平井场，盖厂房。
仅1954年，酒泉地区的农民兄弟供应了油矿各种蔬菜735万斤，猪1400多头，羊6400多只，棉花5万多斤。
1955年春节，是玉门油矿开发以来给人们留下的第一个难以忘却的传统佳节。
因为，在这个春节上，石油工人的餐桌上第一次出现了鲤鱼、黄鱼、对虾、火腿、香肠等高档副食品。这是上海、广东、四川、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政府和人民专门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的人们运送来的。
这在当时国家还比较困难、农副产品和副食品都比较紧缺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鼓励石油建设者的激情，甘肃的永昌县和敦煌县的人民还给玉门石油工人写来了数千封慰问信，赞扬油矿职工在戈壁滩上开发油田的艰苦奋斗精神，希望早日把石油基地建设成功。
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的建设，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关注和极大兴趣。
作家、文艺理论家冯至曾率领由钟敬文、朱光潜、张恨水、牧原、李红、孙福熙、周怀、陶一清、周元亮、张文科等一批作家、艺术家组成的参观团到油田参观。
石油工人尊敬的诗人李季，亲自参加了石油基地的建设，担任过玉门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石油工人报》社社长。
他创作了著名的《玉门诗抄》，其中《我们的油矿》《最高的奖赏》等诗篇脸炙人口，被人们称颂，并由此开创了中国石油文学的先河。
著名作家李若冰担任地质大队副大队长，深入石油勘探一线，他以“沙驼铃”的笔名发表作品，至今人们还记得“沙大队长”。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1956年用5个月时间，摄制完成了《建设石油基地的人们》的新闻纪录片，在全国上映，宣传石油工业建设成就，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献身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6年6月，在石油基地建设最紧张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中央派出慰问团，不远千里从首都北京来到高寒山区和荒凉的戈壁滩上，带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石油工人的关怀。
1957年4月6日，在天然石油基地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玉门油矿。
邓小平在视察了鸭儿峡、老君庙油田及炼油厂的建设情况后，当晚在油田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鼓励全矿职工生产又多又好的石油，支援国家建设。
邓小平对全体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鼓励，大大激发了石油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玉门建设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很快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建成了！
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建成
1957年10月25日，吉林化工区的人们个个喜庆洋洋，整个化工区到处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这一天，吉林“三大化”正式投产。
历时两年半的吉林化工区终于建成了，在庆祝大会上，奋战在建设一线的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职工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参加了开工剪彩，并作了重要讲话。薄一波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吉林化工区的建成表示了祝贺，并对2年多来奋战在化工区的建设者们表示了感谢。
这一天，《人民日报》对此发表了社论《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社论说：
我国的化学工业由此向前迈进了一步。吉林化工区的建成，将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化学工业的面貌改观。
这一天，当新中国第一桶萘酚染料走下生产线时；当新中国第一袋硝铵打包出厂时；当第一炉电石生产成功时，有多少鲜花、彩旗、欢笑和泪水，在记忆中定格……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该工业区包含了“156项”中的4个化学工业项目。它包括肥料厂、染料厂、电石厂、热电厂，项目工程巨大。
然而，吉林化工区的建设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吉林化工区，这在新中国建设历史，乃至世界建设史上都堪称是一件奇迹。
吉林化工区的修建，自然离不开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广大建设者的奋力拼搏。
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周恩来就开始同苏联谈判，后来确定了由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
当时，周恩来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既要积极争取苏联援助，又要自力更生。凡是国内老企业经过改造能够解决的产品，就不要从苏联引进，发挥老企业的作用，支援和推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
在周恩来对化学工业的一再关心下，原重工业部指导和组织化工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加强管理，进行技术改造，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
1952年，全国化学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3倍多。主要化工产品如纯碱、烧碱、硫酸、硝酸的产量，都已超过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高水平，设计、研究、施工等化工技术队伍开始形成，为即将到来的化工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我国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化学工业的主要任务是：
积极地发展化学肥料，相应发展酸、碱、染料等工业，加强化学主业与炼焦、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的配合。
周恩来亲自赴苏联谈定了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化工行业11项。
此外，还有苏联援建的华北制药厂，还从苏联买来了保定电影胶片厂生产的关键设备。是周恩来亲自批准了化工11个项目的相继开工，并亲手组织了化工11个项目的建设工作。在这些项目中，就有要在吉林建立化工区。
1953年3月22日，中央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下发文件，决定在吉林市的松花江畔、龙潭山下，兴建全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从而拉开了“吉化”创业和发展的序幕。
而在此前，吉林市的化工生产，还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1938年和1939年，日本为掠夺东北资源，先后成立了所谓的“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和“吉林人造石油株式会社”。
到上世纪40年代，吉林市才刚刚出现了煤化工的雏形。就是在这么一个化工家底上，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的建设开始了。
1955年4月，隆隆的推土机声打破了吉林市江北荒野的宁静，“吉化”正式破土动工。
“吉化”是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工业项目，由三大化工厂组成：一〇一厂，就是吉林染料厂；一〇二厂，就是吉林肥料厂；一〇三厂，就是吉林电石厂。因此，被人形象地称之为“三大化”。
在开工建设之初，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一道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
面对困难，当时，中央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从全国各地调集了3万名职工，顶着凛冽的寒风，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
就这样，为了满足施工需要，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被抽调到这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很快，北至牤牛河，南至松花江边，东至太平村，西至九站，在这66平方公里的建设工地上，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挥洒着青春与汗水，浇铸起一座总投资3.9亿元、包括36套主要生产装置的化工城，这是一座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到1957年10月，经过两年半时间基本建成，包括肥料厂、染料厂、电石厂、热电厂的吉林化工区就建立起来了。这在世界建设史上堪称是一件奇迹。
吉林化工区的建成，为其他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吉化”，在中国化工史上，也同样占有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如同上海之于中国经济；“一汽”之于中国汽车工业；“乐凯”之于中国感光工业，其代表性意义不言而喻。
“吉化”，是新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吉化”，是新中国化学工业的缩影。从这种意义上说，“吉化”的企业史，就是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史。
正如有人曾经这样描述吉林化工区的作用：
缺少石油的国家是贫血的；
缺少化工的民族是乏力的。
“吉化”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数不胜数的能源，使共和国的肌体一天天强健起来。
李富春说一五超额完成
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旗开得胜，使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各项事业开始走向繁荣，国防力量得到加强，人民安居乐业，神州大地到处是一片兴旺发达、国泰民安的景象。
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及其他科教文卫事业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问题，在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支援农民发展生产，国家在供应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同时，还发放农业贷款78亿元。
五年内，政府还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的主要河流上建起了一座座巨大的水库。
如安徽的梅山、佛子岭，河南的南湾、薄山、白沙、板桥，河北的陡河，北京的官厅等。
工程浩大的根治黄河的主要工程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于1957年4月开始施工。
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在防洪蓄水、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林业建设方面，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绿化祖国的号召。
东北的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南东部、陕西北部、甘肃地区河西走廊等当地的人民开始了营造防御风沙、保护农田防护林的工程。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进。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主要是在沿海地区新建企业适当减少，内地新建企业适当增多。
“一五”计划头3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投资是用于内地各项建设事业，内地投资比重的增大，逐步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再就是主要工业部门投资的地区分配，尽量和原料、燃料产区相适应。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5年内，国家用于运输和邮电建设的投资为90.1亿元，占同一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6.4%。
大规模进行交通建设的结果，使旧中国交通落后的面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到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3万公里。
5年内，新建铁路33条，修复铁路3条。工程巨大、穿过崇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集二铁路都建成通车。
在公路建设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海拔高、工程艰巨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也都相继通车。
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之间也修建了许多简单公路。
1957年12月7日下午，中国工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题目为《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李富春详细地说明了我国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
李富春说：
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不但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到1957年，“一五”计划顺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