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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一五”计划的实施
- 斯大林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 计委的同志对毛泽东说：“主席，一个月时间太紧，压力很大，能否再宽限几天”
- 周恩来想了想，谨慎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中央决定实施“一五”计划
1954年10月，金秋的广州，依然烈日炎炎，大街小巷里，广州市民还在穿着短袖，挥舞着扇子来驱赶炎热。
然而，就在此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在广州聚会，积极协商着一件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非常重要的大事。
原来，毛泽东等人此时正在审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的，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当时，李富春还被邀请同往广州，以备咨询。朱德、陈云、邓小平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政务。
对此文件的审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短短的一份文件，居然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审议。而在此时中国百废待兴，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事务在身，而此次居然能在日理万机中抽出一个月时间审议此文件，可见此文件的重要性。
其实，此文件早在3年前就开始了编制。
那还是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在此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财经委员会于这年春，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一五”计划编制的最初尝试。
2月，周恩来提议，中央成立“一五”计划编制小组，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领导小组。
不久，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即试编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
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稳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还不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1952年8月初，在周恩来的亲自参与下，“一五”计划的第二稿编制成功。
这个计划送到中央后，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问题。
在访苏期间，代表团以1952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
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整个会见几乎都在讨论中苏两国经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
会谈一开始，就从五年计划问题谈起。
斯大林说：“我们看了你们的五年建设计划。你们确定了20%的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对工业是不是有些紧张，或者在20%年增长率的情况下再留些余地？”
9月中旬，斯大林再次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等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斯大林谈了意见：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
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周恩来、陈云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把在苏联会谈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当时，“一五”计划中的很多项目都要借助苏联的援助，因此，听到苏联的建议后，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1953年初，鉴于1952年8月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材料根据仍有不足，尤其对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年度互相配合方面，以及5年基本建设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
因此，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及各大区，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原计划做了进一步修改和充实。
这是“一五”计划的第三稿。
4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苏联，约留在苏联的中国代表李富春谈话。
米高扬说，中国的“一五”计划苏共中央看过了，经济专家也仔细地、精心地研究过。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的意见。米高扬的意见包括中国一五期间的发展速度、培养专家、加强勘探等多方面。
苏联当时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缺乏经验，他们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
9月15日，李富春回国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李富春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作了汇报。
1954年4月，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了由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
于是，“一五”计划的第五次编制又开始了。
这一次，毛泽东给国家计委立下了军令状，要求他们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卷，拿出初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
当时，计委的同志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就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了5天的宽限，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奎、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
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
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毛泽东手里。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一初稿。他审阅得十分认真，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
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汇报了计划编制情况，并特别强调：“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
8月，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为此，8人小组连续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于是，到了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广州对这个“一五”计划的方案进行了审议。
此次审议结束后，陈云等人对此稿进行了一定的修改，1955年3月中旬，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正式编出。
1955年7月5日至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经代表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并发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决议》内容如下：
这个计划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投资比例和各项指标都是切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奠定良好的初步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级国家机关，采取有效的措施，并督促全体工作人员依靠群众，努力工作，保证按期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
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努力增产，厉行节约，消除各种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象，特别是基本建设方面，在保证生产性工程和技术性工程的进度和质量的条件下，应该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节约方案更进一步地节约投资和各项费用。
……
至此，历时4年之久、5易其稿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胜利结束。
“一五”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共同愿望。
苏联援助中国一五建设
195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文章庄严宣告：
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事业之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编制完成是在1955年，而“一五”计划的开始时间却是1953年，这在当时是有特殊原因的。
原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初次编制五年计划，缺乏必要的经验，地质资源情况也掌握不清，国民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增加了计划工作的复杂性。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
在一五建设中，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苏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就提出帮助中国的意愿。
当时，斯大林就曾主动询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哲理和幽默，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其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中苏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再次主动提出要给中国以物质的援助。
1952年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中方代表团访苏后的第一次中苏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首先表达了苏方对中国的感谢，斯大林认真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中国方面的巨大援助还在于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橡胶。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
周恩来谦虚地说：“很遗憾，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接着说：“你们取得政权晚了，晚了30多年。”
随后，周恩来就151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事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
周恩来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为此，周恩来请求苏联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请求苏方，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苏联专家，并允许中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
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满足中方提出的这些请求。
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人才一事，斯大林强调指出：“此事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人才，中国就将站住脚。”
在会谈中，当谈及有关五年国防计划的问题时，周恩来说：他在准备材料，并将送交有关这一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回答：“现在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关于60个师的装备已有协定，还想讨论海军方面的供应问题，并询问能不能得到飞机方面的什么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中国政府是不是打算建立飞机厂？”
周恩来想了想，谨慎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斯大林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后，提议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配件，而中国可自行筹建这种飞机装配厂，人才可从中得到培养。然后可把飞机装配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中国的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样一条路。应当先建一、两座发动机组装厂，我们可以提供飞机发动机等配件。飞机在中国装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应当筹办这件事。装配厂建成后，过3年可再建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便捷、最正确的途径。”
9月3号，周恩来和斯大林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还涉及借助苏联方面的财政、技术援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企业问题。
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初步拟定建设151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虽说这些企业不仅为民用，而且也为军需服务，但不是军工企业。”
斯大林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通常我们很少建新企业，而是竭力扩建老企业。这比较经济。战争时期我们把飞机修理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改造成坦克制造厂。我们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由各企业制造零部件，然后组装。这种办法中国应当试试。这比建专业工厂容易。”
在谈到中国偿还在中苏贸易中，中国方面欠下苏联方面的债务问题时，周恩来说：“偿还债务有3种办法：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出口；用外币清偿债务；接受苏联新贷款。”
周恩来问斯大林：“上述弥补中苏贸易差额的办法中哪种最可取？”
斯大林听后哈哈大笑，并爽快地回答：“也许3种办法均可以采用。”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说：“美元最好，因为英镑流通范围有限，关于港元，我必须征询苏联财政部的意见。”
斯大林又说：“苏联非常需要铅、钨、锡、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应。我们还可以购买苏联能在别国购买的柠檬、橙子、菠萝。”
周恩来随后提出苏联新贷款问题。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得到40亿卢布的苏联贷款，其中8亿卢布用于偿付提供的工业设备，1亿卢布用于安排天然橡胶的生产，而其余的贷款打算用于偿付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个师的装备和海军的供货。
斯大林说：“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我们不可能贷40亿。”
周恩来说：“购买飞机的钱并未计算在内，买飞机以现金支付。”
斯大林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装备。这一情况要弄清楚。为此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周恩来讲起关于向中国增派各类苏联专家的请求。
周恩来说：从1953年起中国大约需要750位新派的专家，其中417位军事专家，190位财经问题专家，140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类学校教师和其他中国机关工作人员。
此外，周恩来请求苏方能够多派些军事工业方面的专家。
斯大林回答道：“派是要派，但派多少，很难说。”
斯大林当时关心地问：苏联驻华专家是不是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保证说：“带来了很大好处”。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苏共的这次大会。
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是苏联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同时，这次大会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们请苏联援助项目的提出，也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国代表团就开始积极紧张地准备着谈判事宜。
当时，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方代表团提出的项目，所以代表团成员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逝世。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震惊，不知道接下来的谈判会不会受到影响。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
1953年4月初，中苏双方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得差不多了。我方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
这时候，李富春派宋邵文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邵文同志的汇报。
在会上，宋邵文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1项新设计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的情况。
对苏联的同意建设和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当时他们提出的主要是钨、锡、锑、钥、汞，这些事项，毛泽东基本上表示赞同。
听到宋邵文关于萨布罗夫的建议的报告后，周恩来讲，苏联国家计委给你们讲课的记录很好，应该印发到省委去学习。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
同时，中央还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等。
宋邵文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方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
5月15日，中苏双方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在正式签定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
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协定正式签定后，我方代表团都开始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
我方代表团于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又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其中苏联政府同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2个企业和改建一个滚珠轴承工厂。
至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这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建设重点。这些项目确定以后又有所调整。
在“156项”中，实际实施了150项。这其中包括：长春一汽、鞍钢、玉门等很多大的工程。“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在利用苏方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
陈云曾说：
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
全国积极支持一五建设
1953年春天，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周恩来说：
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
于是，刚刚经历三年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正式走入了“一五”计划时期。
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周恩来十分重视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有些工厂选择厂址，他亲自过问，并下去实地考察才最后定下来。
除了领导的英明决策和领导外，那时，刚刚翻身做主人的全国人民工作热情高涨，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一五”计划。
当时，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工业化战线上的主力军，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国家建设。
以下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的几个画面：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村，全村在村支书李向前的带领下，每天天没明就出工，天黑才收工，奋战了6个月终于把一片荒原改造成了600亩良田。
……
江西三二〇厂车间之间开展技术交流和互助协作挑应战竞赛，各车间24小时分3班昼夜作业，做到人停机器不停，许多职工连续30多小时不下生产第一线。
……
在吉林化工区，从全国各地调集的3万名职工，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一片荒芜的松花江畔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化工区。
……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着重解决上半年财政工作的错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具体措施如下：
增加财政收入，银行增缴利润2亿元，并在下一年银行发行货币8亿元中拿出6亿元作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支出，中央经济建设减少5亿元；军费减少3亿元；中央文教、行政费用减少2.5亿元；地方减少2亿元，总计可减少12.5亿元。
全国总工会积极响应，号召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高潮。
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都是一级品。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发扬王崇伦的工作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广大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工业建设。在工业建设中，特别是在矿区建设上，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为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
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无条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
正是由于全国亿万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努力生产，使得农业生产丰收，工业建设战线捷报频传。
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到1957年完成，然而到了1956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都已经基本完成，“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