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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泰戈尔
诗人的人道主义之旅
为了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泰戈尔本来计划于1919年前往日本和美国以期筹款，后来未能成行。于是泰戈尔开始在祖国各地旅行。
泰戈尔先在南印度广泛游历，并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宣讲他的教育理想，随后他又前往印度西部漫游，而且曾在阿赫姆巴德担任古甲拉特文学大会的主席。
当时，泰戈尔还在他新建的别墅里，与圣雄甘地会见，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甘地主张的“非暴力反抗”的主张，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萧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
泰戈尔还为结交了新友人感到兴奋。虽然他在英国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
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文明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也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
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泰戈尔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返回伦敦后，泰戈尔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激烈的反宣传。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
同时，有些报纸指责泰戈尔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
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泰戈尔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桑地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应邀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发表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
当泰戈尔在卢塞恩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
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并在那里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
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泰戈尔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
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给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
泰戈尔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认真回答，人民对泰戈尔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14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
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与甘地之间的分歧
1921年，泰戈尔回到印度以后，印度全国正处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中。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印度的自治。
1919年的阿姆利则血案后，甘地支持独立的立场更加坚决。当时英国政府和廓尔喀雇佣兵向和平政治集会的人群开枪，数以百计的锡克教徒、印度教徒还有穆斯林被杀。
除了抵制英国产品外，甘地还极力鼓励人们抵制英国学校、法律机构，辞退政府工作，拒绝缴税，抛弃英国给的称号和荣誉。
1920年4月，甘地当选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1921年12月，他又被授予国大党在同盟内的执行代表。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重组，制定了新的章程。
新党章规定他的目标是争取独立。任何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象征性费用就可以入党。用来规矩和管理混乱无序的运动的委员会的层次结构也被建立。国大党由一个精英组织转变成了一个大众化政党。
不合作运动包含的内容包括印度人不应在英国驻印政府中任职，不应接受英国授予的荣誉官职与官爵，不应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读书。而且假如英国驻印政府不让步，印度人民还要拒绝纳税。此外，还号召人们抵制英货。
当不合作运动的浪潮汹涌全国之际，印度各个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一些邦的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当时，全印度充溢着不满的情绪。
目睹不合作运动的景况，泰戈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赞成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获得自治，但是面对运动中带来的苦难，他的内心非常忧虑。
当泰戈尔看到在焚毁外国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绪激昂的人群，他感到这番举止过于冲动。当他目睹学生们离开官办学校，丢弃了学业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时，他分外痛苦。
与此同时，泰戈尔也不能接受放弃先进的机器，却崇拜手工纺纱的论调。由于深感不合作运动中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发表了题为《文化之汇合》的公开演讲。
在演讲中，泰戈尔赞扬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认为那种精神不是出于蛮力，而是源自勇敢、坚忍和客观面对现实的能力。他认为，印度与西方应当在知识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
泰戈尔的演讲招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当时孟加拉的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为了回答泰戈尔的讲演，撰写了《文化之对立》一文。
泰戈尔还在加尔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为《真理的呼声》的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群众的盲从将导致自由名义下的灵魂的真正不自由。为此，甘地专门著文反驳，认为诗人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
不久，甘地亲自来到加尔各答，在泰戈尔家中同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见解不同并未动摇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
在两人单独会谈之时，支持甘地的群众聚集在泰戈尔的住宅外面，狂热的人们从附近商店弄来一捆捆外国布匹，然后置于露天的院子里焚烧，以表示对泰戈尔的不满。
因此，当甘地强调整个不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则之上时，泰戈尔反问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什么？他们从商店里抱来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里焚烧，就像狂热的教徒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吗？”
泰戈尔一向尊敬甘地的个人品质，于是他放弃了与甘地及其追随者进行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争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从加尔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这个自己喜爱的地方，退居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执。
尽管对国际、国内事务密切关注，泰戈尔的主要兴趣仍在文化领域。回到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在孤寂中似乎总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边游戏着的孩子们的天地里，在那儿，我和你在一起。”
于是，泰戈尔继续拿起笔来，创作出一系列优美的儿童诗，并于第二年以《小湿婆天》为题出版。
诗人曾在写给甥女的信中提起，之所以写这些诗，是因为使成年人的责任变得疲惫的身心得以解脱和休憩。他盼望自己能像孩童一样，在世界这个广大的游戏乐园中愉悦忘情地嬉戏。
泰戈尔使人们重新认识孩童世界。许多人看来，孩童是幼稚无知、软弱的代名词。孩童应接受大人的教育，才能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泰戈尔告诉人们，上述思维是错误的。泰戈尔赞美孩童世界，赞美孩童世界的纯洁的友谊，对宇宙万物的新鲜好奇，对自由的向往，对爱的向往，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同情心，对理想的追求。
正如泰戈尔在一则散文诗中所说：
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国际大学正式成立
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正式成立，泰戈尔多年来的教育梦想终于实现了。印度国际大学是泰戈尔从青年时代就艰辛创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晶。
扩建后的国际大学宏伟壮观，气势不凡。宽阔的校园到处繁花绿草，点缀着美丽的校园。国际大学学生上课，都坐在林间草地上，黑板挂在树上。
小鸟在枝头鸣啭，松鼠跳窜在叶间，林间的草地上时时有白鹤、孔雀缓步走来。梅花小鹿成帮结伙戏耍追逐，学生与小鸟和群鹿都在接受泰戈尔教育思想的熏陶。
泰戈尔带领国际大学的剧团在校外演他创作的舞剧、诗剧等，这些作品都是在这里的音乐教室中诞生的。
早在1916年，泰戈尔出访日本和美国时，他就对将来桑地尼克坦学校发展的宗旨有了明晰的构想。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学校拓展成一所国际型的学校，既向别国人民奉献印度最优秀的文化，同时也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粹。
在国际大学中，有泰戈尔从其他国家请来的客籍教师，他们都是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且他在印度率先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系。
泰戈尔希望和平之院不去模仿欧美的名牌大学，而是广采它们的长处，然后按照自身情况加以综合利用。
泰戈尔为使理想变为现实，不惜把自己桑地尼克坦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通过一个信托公司交付给和平之院，并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和以往所创作的孟加拉文著作的出版权，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全部慷慨地献给了国际大学。
尽管泰戈尔为着和平之院的工作而忙碌不已，但他仍然关注和思虑着自己祖国的政局。在1921年底至1923年初，因为不合作运动的狂澜已越来越猛烈，所以当时的印度政治形势相当严峻，除了甘地以外，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差不多都已被捕，有30000多名政治犯入狱。
作为关心祖国前途的印度子民，泰戈尔思绪万千，于是将自己心中的想法，通过一个象征性的戏剧《摩克多塔拉》戏剧性地表达出来。
《摩克多塔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群众示威，工人罢工，农民抗税。同时由甘地所倡导的“用和平与合法手段来获取自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有了蓬勃的发展。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惶恐不安，宣布群众组织非法并予以取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以图扼杀印度人民渴望独立的愿望。泰戈尔是殖民地人民觉醒的目击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61岁的泰戈尔写出了《摩克多塔拉》这个剧本。
“摩克多塔拉”，原文的意思是“自由的瀑布”，在剧本中用作一个瀑布的名字，象征印度人民渴望自由，争取独立的运动如激流飞瀑，一泻千里。
诗人在剧本里发出愤激的宣言：帝国主义统治机器必被摧毁，被奴役的印度、被闸住了的瀑布必将获得解放。
在剧中，国王罗吉那特和技师比菩提狼狈为奸，他们用了25年，依靠着先进的技术，在一处山地修建了一座大水闸，闸住了当地人民的生命之水——摩克多塔拉瀑布。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原来获得这条瀑布福泽的地区良田干涸，寸草不生，人民生活异常疾苦。太子阿比吉那同情人民，反对修建水闸，并打开山口通路，以便人民自由出入，运粮运物，救民于灾荒之中。
国王知道太子所做的事后，便下令囚禁太子。广大人民深切地爱戴太子，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进行营救。而一些奴才、小市侩则要残害太子，并百般为国王和技师们歌功颂德。出家人塔南乔耶和领头人加奈希领导人民一边抗税，一边反对修建水闸。
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太子“终于在水闸上找出罅隙，从那裂缝里打击着魔鬼机器，机器也给他以致命的反打击”。于是魔克多塔拉的洪流像慈母似的把他受伤的身体抱在怀里带走了！
塔南乔耶对寻找太子的人们说：“现在他永远属于你们了。”
在这里，人民摧毁水闸，瀑布重新获得了自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故事的结局，象征着殖民统治的机器被摧毁，预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终将胜利。剧本中充分表达了一种进步的政治立场，表现出了剧作家崇尚自由、支持正义和赞美牺牲精神的思想。也充分表明了他以作品来歌颂造福人民的进步人物的人民性倾向。
1922年2月，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的和平之院举办了纪念莫里哀诞辰300周年的活动。
当年7月，泰戈尔又担任了在加尔各答举行的纪念雪莱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主席。
这年的8月和9月，他的一部新作音乐剧《雨季节》和一部早期作品的修改本音乐剧《秋节》在加尔各答的舞台上演出。
这两部音乐剧是融诗歌、戏剧、音乐和舞蹈特点于一体的作品。它们歌咏了季节的变换以及欢庆的人们，其中弥漫着淳朴的感情和自由的气息。
1922年的9月，泰戈尔前往印度和南印度，开始了漫长的旅行。一路上，泰戈尔在孟买、马德拉斯及其他城市停留，最后抵达了锡兰。
每个地方的人都热情欢迎大诗人的到来，前来听他演讲的人们如潮水涌来，归途中，他专程来到位于阿默达巴德的甘地建立的“坚持真理运动院”。
当时，圣雄甘地正被关在狱中。泰戈尔给运动院的居民和学生们作了演讲，细致地阐释了甘地的思想以及他牺牲精神的真实意义。泰戈尔的行动和言辞都表明了他对甘地深刻的理解和支持。
祖国和周边地区的人物与水土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往中国访问
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了当时中国大学演讲协会会长梁启超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中印两国一直是友好的邻邦，唐朝时期，佛教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且两国都有着古老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是根据唐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而改编的。
早在1913年，钱智修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泰戈尔之人才观》，介绍了泰戈尔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着一种“献身理想、献身祖国、献身人类的福利者”的生活。
1915年10月15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了陈独秀用中国文言文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的4首诗。
中国诗人郭沫若是接触泰戈尔作品最早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曾拜读过泰戈尔的《园丁集》、《新月集》、《吉檀迦利》、《爱人的赠品》及戏剧《暗室之王》等作品。
从1921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并对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泰戈尔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想访问中国，尽管讲学社只邀请他个人来华，他还是组成了一个访华代表团。
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船出发了。他们先是经由缅甸、香港，最后来到中国上海。徐志摩、王统照等人纷纷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诗圣泰戈尔。
上午10时，泰戈尔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上徐徐驶来。徐志摩突然大声说：“看！那个戴红帽子，留着白胡子的那个，不正是泰戈尔先生吗？”
“在哪里？在哪里？”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一下子激动起来，他们终于看清了在甲板上站着的泰戈尔先生。
船还没有停稳，欢迎者便一拥而上，把泰戈尔围在了中间。人们给泰戈尔戴上了美丽的五彩花环，请他坐在中间的椅子上。
泰戈尔严肃而诚恳的态度，慈祥而和善的面容，质朴的衣装，立刻吸引了中国的欢迎者。泰戈尔用舒缓、低沉但美如音乐的声音回答着记者的提问，边回答边不时把眼镜拿下放在胸前。
他谈吐中不乏幽默感。期间说的一些有趣的话，让听者都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泰戈尔此次访华时，还接受了东方通讯社的采访。泰戈尔表示此行意在恢复长久以来中断的中印两国古老文化传统的交流。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国诗人徐志摩担任了翻译和陪伴任务，他为能参与此项活动而欣喜若狂。徐志摩以诗人的语言，夸赞泰戈尔：
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
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泰戈尔在上海入境以后，徐志摩就一直陪伴在其左右。他们乘车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文化名流的热烈欢迎。
随后，泰戈尔还游览了杭州西湖，参观了南京的明孝陵，还访问了济南，并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三座城市都作了讲演。
泰戈尔在抵达北京时受到群众的欢迎，他在参观北海、法源寺、故宫之余，还多次与北京的文学社团如讲学社、新月社的成员及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并作了精彩的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听众多达数千人。
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欢迎会上，泰戈尔作了精彩的即兴讲演：
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
当年5月7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幅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
更使诗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3个字。
晚宴结束后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学者陈西滢担任翻译。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
在中国度过的生日，使他终生难忘，诗人满怀深情即兴口述了一首长诗。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要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
那些从来没有会面的朋友，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我取得一个中国的名字，
穿上中国的衣服，
在那里我找到了朋友，
我在那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绽开出不知名的花朵。
泰戈尔在华期间所作的数十次演讲中，除了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生平，讲述他的创作和种种感受与体验之外，诗人还深情地追怀了中印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往来，并以亲切友善的敬意赞誉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表达了他盼望中国的尽快觉醒和富强的美好愿望。
在演讲中，泰戈尔曾这样说道：
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
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
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泰戈尔站在中国文化的一边，他在一篇《告别辞》中讲道：
我记得我总觉得难受，每次我遇见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他们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他们忘怀你们对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离开北京后，泰戈尔先后抵达太原和武汉，在那里作了演讲。然后，泰戈尔从上海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长达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从此之后，泰戈尔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中国文化挚诚的热爱者，泰戈尔致力于中国的研究。
到后来的1937年，泰戈尔亲自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为中国学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礼，并作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公开演讲。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不仅是当时印度第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而且从那时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国的中心。
印度文明的双子星座
1924年7月，泰戈尔在日本逗留了6个星期后，返回了祖国。
两个月以后，泰戈尔再次起程，踏上了前往南美洲的旅程。他应秘鲁共和国的邀请，前去参加秘鲁独立100周年纪念大会。
当年初秋时节，泰戈尔开始了他横渡大西洋的行程。海上旅行时他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散文，作品无一不表露出他那颗依然年轻的诗心。
当船航行到南美的阿根廷附近海面时，泰戈尔突然病倒，只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陆，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举目无亲的泰戈尔幸运地遇到了气质美好、热情聪敏的维卡多丽娅·奥坎鲍，并得到了她真诚、周到的照顾。虽然因为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取消了对秘鲁进行访问的安排，但是住在风景幽雅宜人的普拉特河畔的一座别墅中，接受女主人盛情而又无微不至的关照，令他十分感动。
在充满阳光和温馨的关怀中，诗人的创作灵感再次显现。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明朗、柔美的抒情诗，第二年结集为《阴暗的旋律》出版。
在印度的古典音乐中谓阴暗的旋律是黄昏中演奏的一种优美曲调。泰戈尔以诗的形式这样描述与维卡多丽娅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女人，
你曾用美使我漂泊的日子甜柔，
也曾用淳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
就像那不相识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
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从上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们认得你，
因为你像我们的从无限的黑暗里来的客人，
光明的客人。
在这个伟大的声音中你还向我呼唤：
我认得你，
即使我听不懂你的语言。
女人，
我却曾在音乐中悟出：
在这世上你永远是我们的客人、诗人、爱的客人。
16年以后，当泰戈尔进入天堂之前，他依然怀念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并且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创作的一些诗歌中，追忆美好的往事和往昔的幸福。其中有一首即以女主人送给他的躺椅为题材，诗的第一节如下：
日光炎灼，
这个孤寂的中午。
我望着这张空椅，
在那上面找不到一丝安慰的痕迹。
在它的心中，
塞满了绝望的言词，
仿佛要在哀恸中说出。
空虚的声音，
充满了慈怜，
那最深的意义是把握不到的。
1924年的1月4日，泰戈尔怀着遗憾的心情告别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热情的女主人，经过意大利的热那亚，从威尼斯返回了印度。
回到印度之后不久，泰戈尔又失去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他一直十分尊敬的五哥乔蒂林德拉纳特与世长辞了。
乔蒂林德拉纳特是位才华横溢的人，他在泰戈尔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给他指明了道路。兄长的去世给了泰戈尔以沉重的打击。
他只是将悲痛的心情和颤抖的心灵掩在外表的沉默平和之中。泰戈尔早已多次与死亡会面，历经多次生离死别的凄楚之后，他总是这样说：通过死亡和悲痛，平静寓居在永恒的心灵里。
1925年5月，圣雄甘地来到桑地尼克坦。当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浪潮已经消退，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处于低潮时期。
在1924年年底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的年会上，圣雄甘地根据时局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纲领，并将其作为国大党在当前的领导宗旨。这一宗旨包含着推广手工纺纱和织布、禁止饮酒、吸食鸦片和提高低等种族人民地位等几项内容。
其中，采用手工进行纺纱织布这一项，甘地坚持认为它是赢得印度自治的重要而且有力的途径。
在和平之乡此行中，甘地希望泰戈尔成为自己革命宗旨的支持者。甘地努力强调手摇纺车的重要性，而泰戈尔则认为，用原始纺车手工纺纱对印度自治没有任何必要意义，不应当蔑视科学。
甘地想说服泰戈尔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尽管见解不同，两位伟大人物仍然彼此尊敬和热爱。
后来，泰戈尔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倚仗手工劳动来解决的。
甘地也在自己办的周刊《青年印度》上著文《诗人和纺车》作为答复。泰戈尔在随后写给甘地的私人信函中申明两人的友谊，泰戈尔说：“虽然你为着自认为是真理的见解而猛烈地打击了我，但是我们建立在互相敬爱的感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将经受得住这一严峻考验。”
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尽管甘地和泰戈尔两人在性格气质、思想见解上有种种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那深厚的相互信任、尊重的亲切感却始终将这两位品格高尚的人紧密地联系着。
1925年年底，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主持召开了印度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印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哲学意蕴的演讲。
尽管有许多繁忙公务在身，泰戈尔的文学写作却并未止歇。他是一个天生的才思泉涌的人。除了将以前的两篇小说改为剧本之外，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收获是创作了歌舞剧《舞女的膜拜》。
从古至今，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士很多，但有博大爱心和深刻思想、文笔优美、作品给人们的心灵以巨大震撼的优秀文学家，不是很多。而泰戈尔正是为数不多的优秀文学家中的一个。
从古至今，崇尚公平正义、为民众利益而奔走、为国家独立和富强而奋不顾身的人士很多，但提倡宽恕，把人们心灵的拯救放在第一位，反对采用暴力手段实现公平正义的不是很多，而甘地、泰戈尔正是为数不多的优秀人士的突出代表。
泰戈尔、甘地，都以自己的积极探索，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甘地、泰戈尔，都以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赢得全世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尊敬。
因此，泰戈尔、甘地被后人称为20世纪印度文明的双子星座。
强烈谴责法西斯主义
1926年5月，泰戈尔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邀请，起程来到了那不勒斯。当时，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正被鼓吹为伟大的人物，泰戈尔也产生了错觉。
抵达那不勒斯时，泰戈尔受到了热情欢迎，官员代表墨索里尼致了欢迎辞。
后来，泰戈尔履行到罗马，受到了由罗马总督主持的市长欢迎大会的款待并发表了题为《艺术的意义》的公开演讲。当时，泰戈尔会见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国王也接见了泰戈尔。
泰戈尔还在热心朋友们的秘密协助下，见到了被法西斯分子软禁的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
泰戈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和报界的宣传都是企图借他这位世界诗人的名义，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离开意大利，抵达瑞士之后，才从罗曼·罗兰的来信中惊悉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事实。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将他的讲演内容作了极大的歪曲，以便为法西斯思想寻找有力的托辞。
满心疑惑的泰戈尔为了解事实的真相，又在欧洲继续旅行。在瑞士的苏黎世，沙尔多利夫人将耳闻目睹的法西斯暴行告诉了他。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莫迪格利尼亚先生讲述了意大利众议院中一名因反对法西斯的议员横遭杀害的凄惨真相。
骇人听闻的事实使得泰戈尔震惊了，他随即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访问意大利的原委和行程，并且以愤怒的措辞严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
这样一来，意大利报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戈尔。接着诗人又在欧洲做了5个月的旅行。在英国、丹麦等国短暂停留之后，泰戈尔来到了德国，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总统接见了他，泰戈尔还与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友好的情谊。
在布拉格，泰戈尔观看了以捷克语演出的自己的剧作《邮局》，然后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途中因为旅途劳顿造成身体的不适，于是在巴拉顿湖畔做了一段时间的疗养。
随后，泰戈尔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雅典。最后，泰戈尔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为了迎接他，埃及的议会中止了议事日程，埃及国王还特地赠送给国际大学一套阿拉伯文的书籍。
1926年4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回到宁静安谧的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创作了舞剧《波多拉交季节的舞台》，并于1927年2月在桑地尼克坦演出。当年3月，泰戈尔踏上了西印度的土地，而且在此期间主持了印度文学会议。
随后的酷暑时节，泰戈尔抵临阿萨姆邦美丽凉爽的山城西隆。在那儿，他开始构思、写作长篇小说《三代记》。
1927年7月，泰戈尔再次起程访问东南亚的诸国，这已经是他年过六旬的生命里第九次的出国旅行了。他所到之处，无论是新加坡、马六甲和吉隆坡，还是怡保、太平和槟榔屿，无处不受到热情的接待。
在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上他写下了一篇赞美爪哇岛的长诗。在对爪哇岛和巴厘岛进行访问时，那里迷人的歌舞剧和动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泰戈尔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使得两国之间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而且两国之间的留学生交换也由此开始。此外，爪哇的蜡染技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旅行而首次输送到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并逐渐传至印度的其他地方。
当地的陵庙建筑、群岛风光、居民的热情，以及那里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文化亲缘，都使泰戈尔难以忘怀这次印尼之行。
离开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不久，他又将访问的欢愉写在了动人的诗篇《萨格利卡》中。归途中，他还在泰国做了几天的访问，所到之处都进行了演讲，也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在曼谷大学，他还作了以教育为题的演讲。
1927年年底，由于泰戈尔要在12月里主持和平之乡一年一度的庆祝例会，所以他结束了这次东南亚的宜人旅行。
1928年，泰戈尔收到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前去演讲，于是他准备再次踏上出国访问的旅途。不巧的是，诗人在马德拉斯就病倒了，在当地休养了一段时日后他乘船来到锡兰，希望在那里恢复健康再前往欧洲。
在科伦坡休养的10天里，泰戈尔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次访英旅行，又返回了印度。
应老朋友的邀请，泰戈尔来到班加罗尔继续休养，3周之后，泰戈尔完成了长篇小说《交流》，还创作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最终的诗篇》。
1929年的3月1日，泰戈尔应加拿大全国教育委员会之邀，乘海轮起程前往那里，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海外旅行。
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两地，泰戈尔作了两次演讲。前来听演讲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并且为他渊博的知识而敬重他。
泰戈尔还收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于是决定去那里访问。然而由于遗失了护照，他受到洛杉矶当地移民局无礼的待遇。深感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侮辱的诗人，愤而中止了美国之旅，乘船抵达日本，在那里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日。
泰戈尔热爱讲究礼貌、纪律、天性勇敢的日本人民，也正是由于这种爱，他对法西斯势力拼命煽动起人民狂热的爱国热情更加感到痛心。
泰戈尔曾在日本的公开演讲中，指出日本正在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劣行将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理想的魔鬼”，表现出了诗人的正气和非凡的勇气。
自日本归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受到了热情真挚的欢迎。
1929年7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1930年3月初，泰戈尔去欧洲作访问旅行。5月初，在巴黎的皮加勒长廊，泰戈尔的个人画展揭幕了。泰戈尔的绘画中，有奇形怪状的鸟儿、花儿、人物和风景，有的人从他的画中看到了“原始主义”的影子。
泰戈尔的个人画展在巴黎赢得了当地美术家及艺术评论家们的赞扬。当年5月底，泰戈尔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讲，演讲稿在次年以《人类的宗教》为题出版。在伯明翰和伦敦举办了个人画展。
7月，泰戈尔来到了德国柏林。尽管对纳粹主义颇感愤慨，他却仍对德国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这次德国之行更加深了他对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尊敬，随后他又在柏林举行个人画展，并到慕尼黑及其他几个城市访问。
与此同时，泰戈尔观看了德国的基督受难剧，他受到了启发并写了一篇英语诗歌，取名为《御子》。
在日内瓦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泰戈尔又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访问。关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旅行中全部情况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泰戈尔在当时写给家中的信里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第二年这些信以《俄国书简》为题出版。
泰戈尔以前听到过许多反对前苏联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当诗人准备起程踏上去前苏联的旅途之际，还有不少朋友企图劝阻他。然而泰戈尔主意已定，他希望去看一看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革命的国家。
当时，诗人虽然已经年过七旬，精神却越来越好。同青年、成年时期相比，晚年的泰戈尔有着更加宽容的心态。
泰戈尔在前苏联看到被压迫者如今成了真正的人。在短暂的时日，淳朴的人民成为充分解放与发展的人。身为一个教育家，他对前苏联的教育状况也十分感兴趣。他说：“我到俄国去，为的是去看看他们的教育制度。看到以后我感到非常惊奇。仅仅在8年的时间内，教育的力量就把人的心灵面貌都改变了。”
泰戈尔看到前苏联的教育正以惊人的速度普及着，他也意识到前苏联发生的变化背后所蕴蓄的伟大的创造力。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在革命中也有强制和惩罚手段的运用，他认为专制是严重的灾难。
虽然前苏联有的地方并不尽如人意，但泰戈尔感到正如明月之上的阴影一样，这些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莫斯科，泰戈尔访问了孤儿们，还与著名人士相会，并举办了画展，之后他从前苏联来到德国，再次起程去美国访问。
与前两次不同，泰戈尔这一次在美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纽约几百位知名人士举办盛大宴会欢迎他，随即他在纽约历史学会议上作了演讲。
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旅行给诗人带来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新鲜的感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丰富、全面，而且，前苏联整个国家为重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创造性图景更使他难忘。回到印度后，泰戈尔发现印度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艰难的时期。
国难家殇下的勇者
1930年，圣雄甘地再次发起了公民不合作运动，抵制英货、抵制政府委员。此次运动的规模较以前运动更为深广，全国城乡的人民群众几乎都被发动起来。
面对异常激烈的斗争局面，当时英国驻印政府采用极端的恐怖手段加紧镇压，一年间就逮捕了国大党领导人和爱国者共达60000多人。
成百上千的勇敢的孟加拉青年，仅仅因为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就被以嫌疑罪名投入了魔窟与地狱般的集中营。
泰戈尔曾写诗向被囚禁的青年们表示敬意。后来，在希吉利的监狱中，两名爱国青年还惨遭杀害。消息披露之后，泰戈尔十分愤怒。于是，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诗人严正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除了人为的残暴之外，北孟加拉的大自然也肆虐起来，那里发生了洪灾，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救济灾民，泰戈尔将诗歌《御子》改编为孟加拉戏剧，更名为《御子之圣地》，在加尔各答上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灾民。
1931年3月，泰戈尔归国之后完成了歌舞剧《新气息》的创作，这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戏剧在加尔各答的剧院中演出了。
第二年年初，正当加尔各答市民们为诗人的70寿辰准备之际，泰戈尔突然得知圣雄甘地因为进行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的消息。
泰戈尔立即请求中止庆祝准备活动，打电报给英国首相，抗议“盲目的镇压政策”。不久他又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但被新闻检查机构无理禁止刊登。
诗人心灵和感情都受到了重创，加之欧洲之行时对法西斯暴行的耳闻目睹，他一改以往顺从忍耐的谦恭态度，不再祈求自我牺牲才可以换来的和平。
当时，创作的《问》这首诗则表露出他态度的转变：
我的神，
一次又一次，
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
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从心底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
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
难道我不曾亲眼看见，
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
正义的声音被扼杀，
独自在暗中哭泣！
1932年，泰戈尔起程前往伊朗，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人民的诚挚的欢迎。泰戈尔参观了著名波斯人哈菲兹和萨迪的墓园。接着，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诗人而举办的群众欢迎大会，令他感动不已。
在返回印度途中，泰戈尔又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做了短暂停留，伊拉克国王亲自接见了他。泰戈尔还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帐篷中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一天，终于实现了他数十年以来的夙愿。
这一次两伊之行是泰戈尔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自玫瑰之乡返国后的泰戈尔，再度面临着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十分疼爱的唯一的外孙因患严重的肺炎而去世了。
泰戈尔非常喜欢这个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孩子，他的死使得泰戈尔再一次经受了悲哀的折磨和伤感的考验。
在国难家殇的双重打压下，泰戈尔没有低头，因为他是生活的勇者，当他身上的压力越大，成倍的动力也会随即诞生。
这一年，诗人出版了他的又一部诗集《终了》。他在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痛苦之后，想以此来象征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终了》集中的作品可谓是风格各异，喜怒忧悲，五味俱全。
1932年9月20日，圣雄甘地下定决心在狱中绝食至死，除非当局对决议作出修改。就在绝食的前一天，甘地曾写信给泰戈尔，请求他的支持。
泰戈尔在复电中赞扬了甘地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献出宝贵的生命是崇高的行为：
我们悲痛的心满怀虔诚和爱戴之情，关切着你崇高的苦修。
泰戈尔于9月24日长途跋涉到浦那的叶勒沃达监狱中去探望甘地。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同意了甘地的主要请求和全国各政党团体提出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9月26日，甘地才停止了绝食。此时，泰戈尔正在甘地的身边，当二人同时听到胜利的好消息，一下子拥抱在一起。泰戈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跑到街上买回一只烧鸡、一瓶白酒，两个好朋友就在狱中开怀畅饮起来。
随后，泰戈尔接受了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头衔，并作了一系列的精彩演讲。
他在桑地尼克坦欢迎波斯国王派来的客籍教授，还带领和平之乡的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去到孟买参加“泰戈尔周的活动”，在安得拉大学发表一组题为《人类》的演讲。
之后诗人还访问了海得拉巴邦，并在加尔各答会堂发表了《印度的巡礼者拉贾·莫罕》的著名演讲，盛赞了这位印度伟大的改革家。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比哈尔邦一些城镇的居民和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甘地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认为这一灾难是神明对不合理的贱民制度的报应。
虽然泰戈尔赞同甘地的政治主张，但对他利用大自然灾难的手段来印证革命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两个巨人朋友又发生一场舌战，泰戈尔为了反驳自己的好朋友，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声明书中说：
我的好朋友圣雄甘地，为了惩戒盲目遵从贱民制度的人们，公开指斥他们一身不是。
他说，正是这些人给印度招来神的惩罚，引起神的可怕的愤怒和不快，这种观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和震惊。
这是对大自然现象不科学的解释，可笑的是有些人竟然盲目接受了这种看法，尤其让人感到不幸！
当时，国际大学的发展由于经济拮据而受到了严重影响，这种境况使得泰戈尔不得不想尽办法，筹措资金。
一个新颖而大胆的想法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他想成立演出戏团，排练自己的剧作和歌舞。排练成熟后，再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赚得维持大学正常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印度当时那个社会，舞蹈是被人们视为非常低贱的职业，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是诗人还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对印度古老艺术的种种偏见。
1935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秋节》，在加尔各答则上演了泰戈尔根据《暗室之王》改编的剧本《看不见的宝物》，酷爱演戏的诗人泰戈尔也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剧的演出。
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晚上，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声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予以还击。这一事件掀开了日中战争的序幕。
日本军队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进一步发起全面战争，开始陆续运兵入关。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有一天，76岁高龄的诗人泰戈尔正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却突然失去知觉，昏睡了两天两宿。直到第三天，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这种在生死之间徘徊的经历，给诗人的印象最深。
儿女们可被吓坏了。泰戈尔却很乐观、坚强。
他对孩子们风趣地说：“孩子们，死神把我从地府又送了回来，我第一次尝到了死的味道，我蹑手蹑脚，从宇宙的暗窟中溜了出来，我成了一个死的使者……”
后来，诗人躺在病床上把这种知觉的中断和恢复的感受写成一首诗，后把它收入第二年出版的诗集《边沿集》中。
当得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泰戈尔感到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手中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泰戈尔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态度。
在病中，泰戈尔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最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做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祈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予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做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
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的同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
1938年4月，泰戈尔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
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
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未来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著名作家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
1956年，周恩来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病榻上的反战者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曾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人，看到人类的悲剧再次上演，感到异常的悲痛。
这一年圣诞节，他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战争狂人的愤恨和谴责。
群蛇蠕动着喷吐着毒焰，
污染了四周的空气。
平和的柔婉词句，
听来仿佛是无用的讽嘲。
因此，我离去之前，
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
准备战斗吧，
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
在这里诗人用“群蛇”、“披着人皮的野兽”等字眼愤怒声讨法西斯，表达了诗人要同他们血战的决心。
1938年至1939年，泰戈尔还创作了一系列格调完全不同的诗歌，后来分门别类收入以下几个诗集：《微笑》、《天空的灯火》、《婴儿》和《木笛》。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印度总督公开宣布印度为参战国。这个决定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抗议。
诗人泰戈尔虽然年纪已老，又患疾病，他依然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决心为人民出一把力。
6月15日，他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信中说：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作为印度的子民，向您诉说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他们像奴隶一样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而且马上要经受战争的残害！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希望您能从匡扶正义的角度，向全世界鸣不平，以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印度人民，让战争的魔爪从印度消失！
谢谢您总统阁下，谢谢您罗斯福先生！
祈盼您的好消息！
泰戈尔
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专程来到桑地尼克坦拜访泰戈尔。
泰戈尔在美丽的芒果林中，欢迎前来拜访他的好朋友圣雄甘地和他的夫人。
泰戈尔在欢迎词里说：“好朋友圣雄甘地及夫人，我把您和夫人当成自己的人，又属于全人类的人来欢迎！你们是和平之乡的贵客，我希望你们经常做客，我们拯救印度民族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虽然在观点上有些分歧，但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印度的自治和独立贡献我们的力量！”
泰戈尔还专门设宴款待了圣雄甘地及夫人，又陪同他们到孟古普和噶伦堡度夏。
这次甘地与泰戈尔的最后一次会晤，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
同年夏天，泰戈尔来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小镇孟古普避暑，并在这里开心地度过了他79岁的生日。
当天，僻静的小山村因泰戈尔的到来而沸腾了，尼泊尔老和尚一大早就前来为他焚香、祈祷。傍晚，主人请附近的居民一同参加祝寿的宴会，淳朴的村民们采摘了无数美丽的鲜花献给了他们崇敬热爱的诗人。
望着这些代表着人民真诚祝福的鲜花，泰戈尔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9月26日，泰戈尔再次突然发病，当时发病的情形与3年前完全一样，也是突然间失去了知觉和意识。他随即被送回到加尔各答的祖居之地，在那里接受精心的治疗。
当甘地得知泰戈尔病倒的消息后，立即派自己的贴身秘书前去慰问。
在医务人员和家属的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之下，泰戈尔终于能坐起来，也能听能说了，只是还不能提笔写字。
当时，由于英国政府想迫使印度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不愿意答应印度国大党成立“国民政府”的要求。于是，圣雄甘地于1940年10月再度发起不合作运动，并倡议国大党成员在公开场合发表反战演说，这次行动，又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镇压，几千名国大党党员遭到逮捕。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人民也正处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正在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起来。
这些都使病榻上的诗人深感不安和痛苦，他虽不能提笔写作，但作为诗人，他心中的感受却不吐不快，于是他便请人记录下他口述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印度解放运动和被战争奴役的人们的同情。
在加尔各答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泰戈尔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于是他又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和平之乡了。在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在勤劳淳朴的人们身边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日。
不能再如以往那样自由走动的诗人，在病榻上依然不停地追忆往昔，他用他那支依然充满活力的笔，记录下他的满腹情怀。
1940年，泰戈尔出版了诗集《在病床上》。
1941年初，又出版了两部诗集《恢复集》和《生辰集》。
在这些作品中，泰戈尔以谦逊平和的心境表达了自己对工人、农民、渔民等普通劳动者的景仰和赞美之情，他希望能有一位新时代的诗人走进劳动者的生活之中，为人类带去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福音。
同时，泰戈尔还以重病之身口述了许多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并把它们结集为《故事与诗》，于当年4月出版。这部集子充溢着奇思异想，灵动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绚丽的文采。
最后一个秋天
1940年的秋天，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秋天，也是泰戈尔的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秋天。
9月份，他来到边境小城噶伦堡的儿子家休养，年迈的诗圣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9月25日，诗人坐在椅子上，望着远方一望无际秀美的秋天景色，不禁诗兴大发，又写下一首诗，表达快乐的心情：
天空轻快地拍手，
我的欢乐洋溢在色彩和音响之中。
噶伦堡你可知晓？
金色的晨钟“当当”回响，
噶伦堡你可听到。
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他就突然病倒了，又是完全失去知觉。诗人又被送回加尔各答进行专业治疗。
圣雄甘地得知泰戈尔病重的消息，急忙派人前来探望。泰戈尔既不能说话，也听不见别人说话，只是不停地流着热泪……
诗人的儿媳说：“爸爸还是第一次这样流眼泪，因为老人是非常坚强的，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都从不流泪，显然，爸爸怕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吧！”
泰戈尔已不能用笔写字了，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搏斗着、抗争着。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一旦能张嘴讲话之后，他就自己口述，让儿媳记录下一首首仍然是丰富多彩的诗篇。
他仍然坚信：人的意志力是不可征服的！人是能够经得起肉体上燃烧的痛苦的！他还是认为，人类的未来仍然是美好而光明的，这既是诗圣对自己战胜疾病的一种信心，也是对人类命运的美好祝愿。这些诗句，后来都收入诗集《在病床上》出版。
诗圣的病情稍有好转，就要求家人将他从加尔各答送回日夜思念的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诗圣重新恢复了诗情的冲动。
在那里，他回忆起自己坎坷多姿的人生旅程，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诗歌文学创作之路。在他所热爱的回忆和冥想中，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首歌颂自然和生命，歌颂祖国和未来，歌颂劳动人民淳朴和勤劳双手的诗章。
诗人虽然很难开口讲话，但他却发表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演。
他请人代读他的讲演稿，后来讲演稿以《文明的危机》为题出版。这篇讲演稿总结了诗人一生中对西方文明从信仰到失望的过程。它是泰戈尔留给印度人民，也是留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珍贵的遗书。
他说道：我从前曾相信过，文明的源泉会从欧洲心脏发出。但是，今天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的信念完全破灭了。当洪水消退，用服务和牺牲的精神使气氛焕然一新的时候，人类历史上会出现新的一页！
1941年5月7日，诗圣泰戈尔的长子罗梯为自己的父亲在和平之乡——诗人最早的故居“雪黎麦里”主持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梯是泰戈尔亲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在历代产生过不少哲学家、艺术家的泰戈尔家族中，罗梯是唯一毕业于大学理工科的建筑工程师。
他把生日庆典从故居“雪黎麦里”一直开到新居“后筑”，最后又转移到诗人最后的定居室“乌太阳”结束。在3个居室为年迈的父亲过生日，这也是罗梯独具匠心的设计。
罗梯首先在雪黎麦里举行生日庆典的开幕式。雪黎麦里原来是泰戈尔来和平之乡以后居住的最早的土屋。
泥土的地，泥土的墙，甚至还是泥土的屋顶。所谓的雪黎麦里原意就是最后的归宿的意思，早年诗圣就曾写诗描述自己喜爱的雪黎麦里。他写道：
这屋子全用泥土筑成，
让它庇护我到最后的时辰。
雪黎麦里是它的名，
我筑它在尘土之上。
它将把一切痛苦埋藏，
把一切污垢涤荡！
这座诗圣最早的故居，经过多年的维修改建，现如今已经变成一座非常有艺术性的建筑了。其中有一间全是用一个个装水用的泥坛子堆垒而成，有冬暖夏凉、通风隔音之妙。年近古稀的诗圣泰戈尔，常以此为终老之所。
但后来这位长寿的老翁，也有了“新欢”，那就是在雪黎麦里的东边又出现一座泥屋叫做潘纳贝斯，意思叫做“后筑”，竟使诗圣早先的老屋——雪黎麦里靠边儿了。
由于诗圣晚年喜欢在后筑内写诗作画，人们也称它为书室。诗圣厌恶用砖块和瓦片盖房子，也不喜欢用茅草盖屋顶。
他认为用茅草盖屋顶是一种对农产品的消耗，并且容易着火。所以他坚持要用泥土做唯一的建筑材料。
后来国际大学的师生们把在暴雨中浇塌的后筑潘纳贝斯重新建造了起来。但诗圣在和平之乡的居所中最壮观的还要属乌太阳了。
乌太阳鹤立鸡群，单独承受着“诗人之屋”的美称。事实上，它和其他几栋先后建成的屋宇合称为“诗人的居区”乌脱拉阳，人们总爱称它为“乌太阳”。
罗梯为父亲在雪黎麦里、后筑举行完生日庆典的开幕式后，又把来宾们领到后筑，向大家讲述了后筑的来历。最后，他把大家领到乌太阳。他从建筑工程师的角度，向来宾介绍了乌太阳的建筑结构和格局。
他说：“乌太阳从一致中见独异，从独异中见一致，这也是父亲泰戈尔一贯主张的哲学精髓。这座鲜红色的大厦，似乎是他的哲学的实际应用。它是由五六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平的单元前后左右拼凑而成的。高的是三层，低的是两层，最低的只有一层……每层屋顶都是平台，设有花坛。金屋当然不可能有一般建筑物所具有的对称和均匀，但给人一种整齐的感觉。从参差中见到融洽的美，像一座美丽的红珊瑚，所以人们也称它为‘红珊瑚屋’。”
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如甘地、尼赫鲁、德塞、真纳、鲍斯纳都夫人、玛拉维亚等许多人，都曾多次在这里聚会。
泰戈尔在这里经常接见外国来访的知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爱尔兰诗人叶芝，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日本诗人野口来次郎等，都曾在这诗之屋里与他促膝谈心。
泰戈尔这次别具一格的生日庆典，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泰戈尔带来了快乐！
然而，过完生日之后的日子里，泰戈尔的病况不但不见明显的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加重。
剧痛折磨着诗圣，他的身体日渐衰弱，每天下午体温都要升高，常常昼夜难眠，食量也日渐减少。
当他听说自己的食量与两个月的婴儿相同后，每逢吃婴儿乳粥时，他总要问：“今天我是两个月的婴儿吗？”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面对生命的黄昏，诗圣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他思考着人生，思考着事业、和平，思考着存在与死亡，他口述了这样一首诗：
在茹卜那伦的河岸上，
我起来，我清醒着：
这个世界，我承认，
不是一个幻梦。
在用血写成的文学里，
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
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
我认识了我自己。
真理是严酷的，
我喜欢这个严酷，
它永不欺骗。
今生是永世修炼的受难，
为换得真理的可怕的价值，
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负债。
在生与死随时都可能相会的日子里，泰戈尔还口述了另外一些诗歌，总计有15首，集为《最后的歌》，并于当年出版。
转眼之间夏季到了，酷热侵扰着和平之乡，干燥的天气使得水源干涸，树木凋萎。
泰戈尔的病情在炎热的天气里出现恶化症状。大夫决定把诗人送到加尔各答去做手术，泰戈尔不愿过多地打搅别人，希望自己安静地离开人世。但在亲朋的劝导下，他还是于7月25日被送到加尔各答——诗人的祖居之地，准备接受手术。
在病情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诗圣还口述了一首充满询问的诗：
最初的一天的太阳问，
存在的新知——你是谁？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宁静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问着最后的问题——你是谁？
他得不到回答。
在即将抵达生命彼岸时，诗圣泰戈尔面对深广浩瀚的宇宙空间和无尽无垠的时间长河，探询我是谁的终极真理，这是他穷尽一生努力追寻的疑问。
诗人在忍受剧痛时，还没有忘记他的诗歌；诗人已经奄奄一息时，他还是没有忘记他一生所追求的诗歌。他为他不能提笔而流泪，他为他不能再推敲修改诗句而悲哀，而流泪。
诗人就是这样，他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没有离开过心爱的诗歌，他把诗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曾经用诗歌作枪，向一切邪恶开火；他曾用诗歌作色彩，描绘美好的画图。
泰戈尔还擅长作曲和绘画，他的戏剧创作也出类拔萃。他作曲填词的歌曲达2500余首，他的水彩画和素描约有3000幅左右。诗圣泰戈尔不愧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
大诗人回归天堂
1941年7月30日上午10时，医生开始为泰戈尔做手术。即将上手术台的诗人口述了他最后的一首诗：
你用不同的诡计之网，
把你创造的道路盖起。
你这狡猾者，
你用灵巧的手，
在简单的生活上，
安上伪信的圈套。
你用这欺骗，
在“伟大”上留下一个印记。
对于他，夜不是秘密的，
你的星辰向他指示的道路，
就是他自己永远清醒的心的道路。
他的单纯的信仰，
使它永远照明。
外面弯曲里面正直，
他为此而自豪。
人们说他是无用的人。
他用自己的内心，
赢得了真理，
用他自己的明光洗净，
什么都不能骗走，
他带进他的仓库中的，
最后的报酬。
他这从容地接受你的诡计的人，
从你的手中得到了，
达到安宁的永远的权利。
泰戈尔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细细推敲、修改自己的诗作了。
7月30日上午10时30分，手术开始了，中午12时45分手术结束后，医生宣布手术的过程良好。但第二天过后，泰戈尔的病情持续恶化，知觉也逐渐丧失，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8月7日中午，伟大的诗人停止了呼吸，辞别了这个让他眷恋而关怀的人世。
泰戈尔的逝世受到全世界的哀悼。在印度，为他送葬的人如潮水一般。诗人曾于1939年12月创作了一首歌曲，希望在他与世长辞之际演唱。
1941年8月7日，在和平之乡举行的泰戈尔的追悼会上，成千上万的追悼者唱起了这首歌。
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把这首歌深情地吟唱：
前面是平静的海洋，
放下船去吧，舵手，
你们将是永久的伙伴。
把他抱在你的膝上吧！
在“无穷”的道路上
北极星将要放光。
自由的付与者，
你的饶恕，
你的仁慈，
在这永远的旅程上，
将会是无尽的财富。
让尘世的牵累消灭吧，
让广大的宇宙把他抱在臂间，
让他在他无畏的心中
认识到这伟大的无名作者吧！
伟大的诗人回到了天堂，他的杰作留在了人间。在他笔下，大自然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宁静、超越，充满泛神论的色彩，使人读后得到田野牧歌般的享受。
泰戈尔不是用物我对立的思维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站在物我和谐的思维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把自然当做手段，而是把自然当做目的，不是把自然当做理性思维的对象，而是把自然当成需要人的全部心灵才能把握的东西。这是一种更深刻、更成熟的自然观。
诗人对自然的爱，对人类的爱，化为了优美的诗篇、小说与戏剧，它们将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资源被世世代代的人所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