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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民族英雄
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泰戈尔
谱写爱国歌曲
20世纪初，印度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印度民族独立意识逐渐觉醒，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也已走向成熟。
当时，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是一个狂妄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他在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属国总督的期间，丝毫不顾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肆意采取一系列严厉举措来加强对印度国家和人民的压制与欺诈，不遗余力地推行殖民主义的剥削政策。
在寇松勋爵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年，即1905年，他竟然一手遮天地颁布了全孟加拉分治的法律。
原来的孟加拉邦囊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3个邦，有人口7800万，其中约有4100万是孟加拉人。而在这些孟加拉人中，一半信仰印度教，另一半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中的伊斯兰教徒大多居住于东孟加拉，而印度教徒则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
可现在，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却有意将东孟加拉加上阿萨姆邦划分成为东孟加拉与阿萨姆邦，让其余部分仍保持原称孟加拉邦。这样一来，新成立的一帮中有2／3为伊斯兰教徒。
同时，重新划分的孟加拉邦中的孟加拉人比以往严重下降，还不足1／3。英国殖民当局宣告孟加拉分治的新法律的目的，就在于分裂孟加拉民族，煽动宗教仇恨，从而造成民族分裂，削弱印度民族解放的战斗力量。
险恶的寇松勋爵颁布的这一分治法律，立即引起印度举国上下的愤怒与强烈的反对。
1905年10月16日这一天，即分治决议生效的那天，定名为志哀日。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清晨，在加尔各答街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大游行、大示威爆发了。
情绪激昂的人民高声呼喊着爱国口号，大声齐唱着爱国的歌曲，毫无惧色地向恒河之畔挺进。为着配合这场大游行，加尔各答全城的市民们也同心协力，商店一致歇业，居民们也不生烟火。
面对祖国的和平团结受到严重威胁的这一情势，泰戈尔当仁不让地加入到了保卫祖国利益的大军中。
泰戈尔并不是天性激烈的政治活动家，他不喜欢过于极端的言行。他毕生在社会生活里所追寻的基本宗旨，正如同他在创作事业中所追寻的美学理想一样，是宁静与和平。
也正因为如此，直至自治运动风起云涌之前，泰戈尔在政治上还只是采取和恪守着一种有节制的态度，他和一些政治运动的领袖存在一些分歧。
泰戈尔有时在集会中演讲，并且会撰写文章以抗议英国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压制与污蔑，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印度的民族自尊心，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全国的政治活动尚缺乏民族意识，而且他还觉得，那些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对自己国家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与现实处境仍没有足够的了解。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导者也只是热衷于政治上的你争我夺，而对祖国的发展事业非常冷漠。不过，在诗人那洋溢着热烈情感的心胸里，爱国的热望与激情却始终汹涌澎湃，从未消退半分。
泰戈尔以他比常人更细腻的情感，更炽热的情怀，盼望着祖国母亲的独立与富强。他永远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
因此，当自治运动举国上下都行动起来，证明了全印度的民族意识已不再沉睡的时候，泰戈尔也以满腔赤子之情，自觉地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并且成为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
诗人在许多公开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热情洋溢的演说，并组织规模巨大的反对分裂祖国的游行示威。此外，他还展示了他的音乐家的天赋，写下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
经泰戈尔之手谱写的这些爱国乐曲，在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的队列中被广泛传唱，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孟加拉。
因此，人们特别喜爱泰戈尔的歌曲，因为其中有着可以给他们以鼓励、赋予他们以热情的感人篇章，并且真正倾诉出了他们自己的感情。在泰戈尔写作的歌曲中，由于他认为在爱国的同时不应当排外，因此他在歌词中并没有直接地批驳殖民主义的罪恶。
当时，有些学生仅仅是因为演唱了爱国歌曲，就被所就读的学院扫地出门。泰戈尔认为不能让这些爱国学子的学业被无理中断。为了组织他们继续完成学业，他和其他一些教育专家们共同制订了一项有关民族教育的计划，并特意为此项计划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国民教育协会。
泰戈尔在这个国民教育协会的历次集会上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讲演，题目分别有《美与文学》、《美感》、《世界文学》和《文学创作》等。这些讲稿后来以《文学论》为名成书，并于1907年出版。
理智的民族运动领袖
泰戈尔不是一个只空喊爱国主义口号的爱国者，他认为应当将那种刚刚觉醒的崭新而又火热的情感尽力引导到可以使孟加拉民族真正复兴发展的实际事业之中去。
泰戈尔认为，在异国殖民统治长达数百年的祖国，百废待兴。于是，他便在演讲和文章中大声疾呼，提醒印度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实际工作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复兴民族实业的纲领、计划和设想。
泰戈尔脚踏实地、以质朴感情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渴望以实际行动使祖国繁荣昌盛，他凭着自己睿智的目光、敏感和直觉，在他的这些讲演中几乎预见到了后来成为圣雄甘地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方针。
但是，没过多久，泰戈尔与那些政治家们之间的分歧便显现出来。这些差异的根本起因就在于：在那些倡导爱国与团结的领导者中间，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和合情合理的展望。
在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倡导人里面，泰戈尔也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印度民族教育事业中做过尝试的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以，他似乎总在言行中与别的发起人背道而驰。
当别人忙着要毁坏的时候，泰戈尔却忙碌着去进行重建。当别人狂热地主张着要把外国货通通烧毁的同时，泰戈尔却一再地强调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发展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技艺。
当别人在加尔各答梦想着自治独立，发表激昂的演讲之际，泰戈尔却不合时宜地宣传要到印度贫穷的农村中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更让某些人气恼的是，当他们一致声讨英国罪恶的同时，泰戈尔则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国家中人为的种姓制度的罪恶以及人民的贫弱、愚昧和没完没了的疫病。
正是由于多方面意见的不和，泰戈尔与其他的领导者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距离日见疏远。
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日趋尖锐化并逐步走向冲突与暴力的局面，这一切使得泰戈尔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逆转。
1905年发端的自治运动，到了1906年以后，主要演变为政治斗争。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中矛盾异常尖锐，群众性爱国主义的风暴更为激烈，规模也继续壮大。
仅1906年一年，孟加拉就先后举行了数百次的群众抗议集会，不仅工人们罢工，学生们罢课，连农民也开始加入到斗争之中，在孟加拉点燃的星火已呈燎原之势，逐渐扩大到全国，汇集成印度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07年，斗争的烽火仍越演越烈，加尔各答的群众示威此伏彼起，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最终往往发展成与警察的正面冲突。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为此逮捕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在殖民当局对这些运动倡导者进行审讯的那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有群众的抗议大会召开。
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在写往伦敦的信中作过这样的比喻：整个孟加拉就像一座火药库。即便是英国本土的政府也开始担心起印度的武装反抗即将发生。
正当民族解放运动即将酝酿成武装斗争的当口，泰戈尔却急流勇退，逃避了将临的革命风暴。
诗人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他渴望印度独立与自由，但他却希望人民不去理会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通过暴力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代价就未免太大。
思想上的新危机使得泰戈尔退出了斗争洪流，但这样的事实不可更改。泰戈尔是高扬着旗帜前进的旗手之一，他鼓励人们去战斗，当运动的现状超出了他的理想之际，他便放弃了举在手中的大旗，置紧张的斗争形势于不顾。
因此，泰戈尔的退却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激进的运动领导人谴责他虎头蛇尾，广大的公众咒骂他是在背叛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更认为他是个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的人物，所以一面暗地里监视他，一面偷偷地下达秘密文件，勒令那些印度的亲英分子以及在印度殖民政府中任职的工作人员，不得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泰戈尔的学校读书，更严禁以任何形式对桑地尼克坦学校进行支持和援助。
泰戈尔被彻底孤立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的心中全都是解不开的困惑和疑团。
作为一个感情真诚、行事率真的人，迷茫之时，泰戈尔选择了后退与隐居，结果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和对他的孤立。这一时期，泰戈尔在感情上无疑受到了重创。
无论如何，泰戈尔选中的道路是别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改和左右的。其实，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绝不是一个借斗争之机取得个人私利的政治投机者，也证明他在斗争剧烈变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清醒的头脑。
为祖国的苦难呐喊
当远离了民族运动斗争之地，泰戈尔就背负了无尽的苦闷与孤独。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教育工作和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他似乎不知疲倦，不停地书写着，呐喊着，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从1906年起至1911年，泰戈尔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教育、哲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学及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数是语调轻快优美，分析层次有致，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祖国文学的全部精髓。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不少评论家都满怀敬意地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民间文学的开掘中，作出了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还有4册文学评论集很值得一提，它们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及一般文学评价》，这些评论集的出版，使印度读者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这一时期，诗人还写下了不少充满着讽刺和幽默气息的随笔文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渡河》。
泰戈尔当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达到神灵们的境界。
几乎所有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要到达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
在1906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
在《渡河》中的诗篇里，泰戈尔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
原谅我，兄弟们，
我的体力正在衰退，
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
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
请不要等候我。
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在《渡河》中，大部分的诗篇都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饱含情感的诗行中，诗人把自己幻化成假想的形象：或是把自己比做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
泰戈尔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11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当时，泰戈尔在剧本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剧本思想大都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比如对祖国未来的看法，以及对民族运动的观点等。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传染，很快死去了。当时，萨明德拉只有13岁。
这个晴天霹雳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
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世间事往往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更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从1902年至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
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时的泰戈尔，只有3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
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孑然一身。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
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但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至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证明泰戈尔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之地位已毋庸置疑。
这部小说在印度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泰戈尔只写了《戈拉》这一部作品，没有创作其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他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的地位仍然也是无可置疑的。
《戈拉》颇具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它并非充塞了形形色色的论证和说教，而有着一部文学名著所应具备的韵味与魅力。
作品人物刻画得优美动人，笔法的酣畅灵活，景物描绘的诗情画意，再加上那栩栩如生地剖析出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及人物内心的纷繁变化，使得整部小说在多方面都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戈拉》所展示的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民族复兴时代的孟加拉的社会生活。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已蔚然成风，可是以何种方式来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却各有不同。
泰戈尔作为一个真挚地爱恋着自己祖国的诗人，他希望将新旧传统中一切好的东西通通地吸取过来，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处事公正的爱国者。
《戈拉》的创作起因，与一位外国女子不无关系。爱尔兰妇女妮凡迪塔因为笃信印度教教义，成为该教大师韦伽难德的信徒，并于1898年来到印度，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著书立说向全世界介绍印度文化与印度教。
与她相见时，泰戈尔赞赏她的执著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却因为她那比印度教徒还印度教徒的言谈而不禁微笑。
一天，来泰戈尔家中做客的妮凡迪塔留住于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晚上，两人面对着坐在船中，在妮凡迪塔的一再要求下，泰戈尔给她讲述了一个“戈拉”的故事。
和妮凡迪塔一样，戈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生身父母在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中阵亡后，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家庭收留了这个孤儿，富有爱心、文静娴雅的安南达摩依对待他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长大后的戈拉热情开朗、英俊倜傥，并且严格恪守印度教所有的教义，维护着种姓制度的纯洁，成了印度教的保守主义者。戈拉对印度教极为虔诚，认定印度教是唯一优秀的宗教，只要坚持印度教的崇高原则，那么印度昔日的尊严与繁荣将再次复兴。
戈拉不喜欢意见不同的梵社，为此他决心和梵社中一个女孩断交。正在这时，戈拉的养父病重，临终时他透露了戈拉身世的秘密。他顿时感到自己似乎从噩梦中惊醒，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依照他自己的理论，他比野蛮人还要坏。
戈拉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就连所信仰的神也欺骗了他。正当他的信念土崩瓦解之际，戈拉猛悟到以往坚持的思想完全是谬误和谎言。他彻底清醒了，领会到了宗教的真正意义：在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并没有任何对立，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绝不人道。
戈拉以自己崭新的形象，在已焚毁的旧传统、旧事物的烈焰中获得了新生，正宛如火中涅槃后再生的凤凰。思想上重获新生的戈拉，终于克服了偏见，成长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心向往为民族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当时，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面临许多的社会矛盾，派别也有三种之多。如何才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因而也更正确地处理好传统遗产，以及暴力与和平等问题，确实关系到当时那举国上下都参与的民族运动的生死存亡。
《戈拉》这部小说也因为有力地证明了民族运动的出路，在当时更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可以说，《戈拉》这部小说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激进派的功与过的文学作品。小说出版以后，它在精神领域给了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启发。
戏剧创作炉火纯青
1907年，痛失爱子的泰戈尔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里的那些孩子们身上似乎又找到了父子之间的快乐与深情。孩子们的童稚纯真的欢愉感染着他那颗善感的诗人的心，给他以欢乐和力量，使得他的心灵创伤渐渐地平复。
1908年，泰戈尔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写作了剧本《秋节》。这部作品完全是对生活欢乐的颂歌，表达出生命的单纯质朴和人们相聚的喜悦。
与剧本《秋节》相比，第二年问世的《赎罪》则拥有一番迥然不同的风采。
在这部作品中，充满着利害冲突与尖锐的矛盾斗争。《赎罪》是根据泰戈尔最早创作的长篇小说《年轻公主的市场》改编而成的。剧中新增的一个角色，是以圣雄甘地为原型创作的。
《赎罪》中最感人的是最后一幕，剧中人解释象征圣雄的那个人之所以退出斗争，绝对不是对斗争的背弃，而是因为运动的现实背离了他的非暴力、不抵抗的初衷。
1911年，泰戈尔写下了他所有戏剧中最富有象征意义，也最具哲理意味的一部——《暗室之王》。
可以说，这部剧作也反映了泰戈尔本人在生活中最强烈的一种人生体验，即对那种神的追寻与合一的独特感受。
剧中的国王象征着无限境界里的神灵，而王后则代表向往无限之境的有限中的灵魂。至于王后对国王态度的转变，则蕴涵着人们对神灵由不理解到理解的一段精神历程。
国王长期生活在一间暗室里，作为神，他是无形的。于是别的人虽然可以和他交谈，却不能目睹到他的容颜。暗室之王的面容绝不能以凡俗社会中的美丑标准加以衡量，他是“超于一切的比较之外的”。
他坚毅、热情，像一个丈夫般地追求着王后所代表的人类灵魂。然而他又是冷酷的，他从来都不肯走近人类，而是等待着人们亲自前来寻找他。
当王后在无灯的卧室里等待着与暗室之王相会时，作为一个凡间的女人，她热烈地渴望着能够在光明之中见到国王的真实面容。在她热烈的恳求下，最后国王终于答应了在她面前现身。
他对王后说：“你就在月圆节期间来找我吧！”
王后在期盼着自己的夙愿得以实现的那一时刻。然而人类灵魂的净化注定是要经历差错与苦难的，王后也正是在被对未知无限世界的强烈向往折磨得坐立不安时，铸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她真假不辨。
由于虚荣和高傲，她错把那“像乳油一般的柔软，与樱花一般的娇弱，如蝴蝶一般的美丽”的假王当做真王了，并把自己的花环交给了他，甚至毫不醒悟地离开了暗室，从而给国家引来了灾难和战争。
当王后最后醒悟时，她懂得了，她不应被动地等待国王寻找自己，而应该主动地去追寻国王，她不应是国王的王后，而应是他谦逊的奴婢。唯有如此，她才能达到与国王所代表的无限境界的相互合一。
她最后对国王说出了这样的告白：“您的爱生活在我里面——您在这爱里反映了出来，您在我里面看到您面容的反映：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它却是您的，呵，主人！”
《暗室之王》涉及了有限灵魂与无限境界之间的关系。透过王后的经历，泰戈尔所要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人类，为了最终达到与神结合的无限境界，就必须做到谦卑与服从，必须去主动地追寻，而且应当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1911年，泰戈尔又一鼓作气地创作了两个剧本《邮局》和《顽固堡垒》。虽然两剧的中心人物都是儿童，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印度和欧洲许多国家的读者中，《邮局》是最受欢迎的一部戏剧作品，这很可能是他最优秀的剧本。它具有紧张的戏剧情节、动人的幻想故事和深刻的富于暗示性的精神象征。
原本生性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阿马尔病倒了，他再也不能走出家门了。
医生连院子里也不允许他去玩。他只能无奈地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人们来来去去。有些人偶尔停下来，同他聊上几句；有些人看了他一眼，但一句话也没有；有些人就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走开了。他看到是，卖牛奶的人背着新鲜凝乳去赶集；他听到的是小贩和他谈起的村子里发生的事。
卖牛奶的小贩描绘着河流、牧场，跟他讲述那些在古树下闲荡的母牛和从井里汲水的村妇，这些简直让阿马尔听得入了迷。
卖花的小姑娘苏塔待他很好。阿马尔憧憬着等到病情全部好转之后就到花园里去，帮助苏塔用金香花蕾编结花环。更夫对他也是更加友善，他打更路过时总忘不了说几句鼓励阿马尔的话。
唯一让阿马尔害怕的人就是村长了，他要么不理睬这小男孩，要么就是盛气凌人地跟他说话。
阿马尔向往着自由，尤其羡慕那个肩上扛着一根棍子，上面系着一包衣服，在村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的男人，阿马尔就这样坐在家里，常常自由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
有一个想象的情景是：阿马尔趁大家在炎热中午休息时，偷偷地溜出家门。然而有一天，他幻想的天地变了。更夫告诉他，从窗口望得见的那幢白色的新楼房是邮局，说不定哪天邮局的人会来看他，交给他一封国王写来的信。
从此，阿马尔的心思便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邮递员带着国王写的信来找他。阿马尔此时病势日见沉重，连走到窗前这样的事情都已经办不到了。他躺在床上，一心想着邮递员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正在这时，一位善良的老人前来看望阿马尔。他慈祥而和蔼地说，信可能已经在路途中了。阿马尔便又开始想象：邮递员身穿着咔叽服正在从山坡上走下来，他肩上挎着个帆布包，手里提着一盏灯。他已经走近了，要不了多久，国王的信就会送来了。
阿马尔终于平静了下来。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讨厌自己的孤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抱怨自己再也无法下床。阿马尔的叔父也就是他的养父，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接近死亡，显得是那又悲伤和无奈。
医生想叫小病人高兴起来：“阿马尔，如果国王不是派人送信来，而是半夜里亲自来了怎么办？你就不能养好病，下床去接他吗？”
阿马尔向医生担保，说感到自己身体好多了，当然会去接待国王。但一切都完了，阿马尔已进入长眠之乡。他的朋友、卖花女苏塔这时走了进来。
她以为阿马尔睡得正香，便问医生：“他什么时候才醒啊？”
“等国王召见的时候，阿马尔就会醒来的。”医生告诉她。
“他醒来以后，您能替我和他讲一句悄悄话吗？”
“哦，当然可以。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告诉他，苏塔没有忘记他。”
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充满诗意的故事。然而《邮局》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小品，其戏剧方面的趣味也是贯穿始终的。
《邮局》在伦敦上演时，爱尔兰诗人叶芝评论道：“这部戏剧传达了一种优雅平和的感情。”
的确，尽管阿马尔默默地承受着煎熬，但《邮局》的主调不是悲怆，而是宁静。这部剧作充满了心灵追求自由的强烈情感。
与《邮局》同年写成的第二个剧本是《顽固堡垒》，这是一部喜剧。它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嘲笑了那些自高自大、拒绝变革的顽固的保守主义者。
剧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名叫般查克的幼童。他听从以正统派自居的大哥的安排，被关在一座奉行保守主义的学院，也就是“顽固堡垒”。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责备天生好奇、爱好唱歌而又喜欢快乐的小般查克。为此，小孩子常寻机逃跑到附近的农民、工人和低种姓的人们那儿去，与淳朴、辛劳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后来，一位大师来领着一批低种姓的贱民们踏平了这座顽固堡垒的高墙，小孩子般查克的愿望最终实现了。
这一时期是泰戈尔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戏剧受到了广大印度人民的欢迎。
印度国歌的创作者
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丰收，并不能证明泰戈尔已然放弃了对民族解放的支持与关注，他仍然热烈地期待着印度人民能够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一同致力于祖国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
1911年12月，印度国大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研究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
会议由圣雄甘地主持，国大党领神甘地特邀他的好朋友诗圣泰戈尔参加旁听会议。
会议发表了国大党的党章和党纲，讨论通过了有关民族解放运动行动计划和路线方针政策。
会议决定国大党要团结一致反抗英统治当局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会上还提出国大党要带领印度觉醒的人民再度开展不合作运动，要抵制外货，畅销国货。
在国大党这次会议上，泰戈尔看到了印度的希望。
于是他向圣雄甘地说：“甘地先生，我想为国大党的会议写一首歌曲，歌颂国大党，歌唱民族的希望！”
“好的，我的朋友泰戈尔先生，你是印度黑夜前的黎明，你是战斗的号角，你应当为国大党写一首党歌、国歌、胜利的歌曲，我希望歌曲早日诞生，并能流传很广！”圣雄甘地说。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关怀与希望，我已经酝酿成功。”泰戈尔很感谢圣雄甘地的指教。
于是，歌曲《印度命运的创造者》诞生了。
歌曲表现了作者热烈期待印度人民能够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一同致力于祖国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
歌曲号召印度各民族、各教派的人们早日觉醒，为祖国的统一而团结一致，共同战斗。
你是一切人心的统治者，
你印度命运的赋予者。
你的名字激起了
旁遮普、辛德、古古拉特和马拉塔、
达罗毗荼、奥利萨和孟加拉人的心。
它在文底耶和喜马拉雅山中起着回响，
掺杂在朱木拿河和恒河的乐音中，
被印度洋的波涛歌颂着。
他们祈求你的祝福，歌唱你的赞颂，
你印度命运的赋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在歌曲的末一节中，诗人以更深沉的感情吟咏道：
夜渐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群鸟歌唱，晨风带来了新生的兴奋。
承受了你爱的金光的抚摸。
印度苏醒起来，低头伏在你的脚前。
你万王之王，
你印度命运的赋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泰戈尔以浑厚的男高音唱完这首感情深厚、传达人民心声的歌曲，在国大党会议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轰动。
不久，歌曲《印度命运的创造者》在广大国大党党员中传唱开来，在工厂、学校、整个孟加拉及全印度传唱开来，圣雄甘地设宴向泰戈尔表示祝贺。
“老朋友，祝贺你！泰戈尔先生！祝贺你的歌曲在全党、全国流传。我决定把你的歌定为印度国国歌！”圣雄很高兴地举杯祝福泰戈尔。
“谢谢你，甘地先生，若我的歌曲真的能成为印度的国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事，也是我终生求之不得的事！让我们为国歌干杯！”
印度国父甘地称《印度命运的创造者》不仅是一首歌曲，“而是至诚的颂赞”。
到后来的1947年8月14日午夜，在印度宣传独立的历史时刻，立宪议会高唱《印度命运的创造者》。
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妹妹率领印度非官方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招待会上，美国交响乐团提出要演奏印度国歌。这时，印方代表团身边正好有一张泰戈尔谱写的《印度命运的创造者》曲谱，因此将其临时替用。
这首曲子一经演奏，效果出乎意料的好。1950年1月24日，这首曲子正式被印度定为国歌。
1911年这年，泰戈尔已走入了他生命中的50个年头。回顾过去那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展望未来的图景，他抚今追昔，写下了记载他童年到少年成长历程的《回忆录》。
该书共有8个部分，但并非全按时间顺序记述。
《回忆录》充满意趣盎然的童年情怀，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轨迹。《回忆录》文笔非常风趣，而且情真意切，捧读时常令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并会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回忆录》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蜚声海外的印度诗人
20世纪初期，泰戈尔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同时，泰戈尔也始终没有忘情于他的抒情诗写作，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部极为美妙的诗集《吉檀迦利》。
1909年至1910年，泰戈尔写下了一大批有着浓厚神秘与宗教气息的抒情诗，共有157首，于1910年以《吉檀迦利》为题名出版。
诗集的名字“吉檀迦利”是献歌的意思。诗里那些“你”、“主”、“主人”、“父”、“父母”、“上帝”等，都是献歌的对象。泰戈尔曾经说，《吉檀迦利》里有“一系列的宗教诗”。
这部诗集是用颂神的形式，以纷繁奇特的想象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而贯穿整部诗集的思想可用一个“爱”字来概括，所以它是一部爱的献歌。
在孟加拉文原作中，《吉檀迦利》的第一首诗歌就表达了诗人的心声。诗人不愿用自己的业绩赞美自己，而是盼望神主以神自身的心愿来充实他的生活：
当我走的时候，
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就是说我所有看过的是单纯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花的莲花的隐秘，
因此我受了祝福——
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
我已经游玩过，
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她。
我浑身上下都因着那无从接触的她的抚摸而喜颤；
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
就让它来好了——
让这个作为我的话别吧！
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并非是一般的超脱尘世的宗教颂神诗，他向神敬献的歌，却是“生命之歌”，他歌唱着生命的荣枯，现实世界的欢乐与悲哀。
《吉檀迦利》实际上是一部抒情哲理诗集，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诗集的主旋律回旋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从总体上看，诗集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有的诗肯定、热爱、赞美人生。
当泰戈尔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之际，他创作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开始使得孟加拉人逐渐地意识到：他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于是，孟加拉文学界为弥补以往对这位诗人的忽视，于1911年的5月28日，在孟加拉文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孟加拉知识界为泰戈尔的50寿辰举行了热烈而又隆重的庆祝会。
这是一次空前的祝寿宴会。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一位印度的文学家获得如此的殊荣和如此广泛的赞誉。泰戈尔本人所坚持创办的桑地尼克坦学校和该校高尚、人道的教育制度，也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热情赞许和高度评价。
这时，泰戈尔决定去欧洲，将他在桑地尼克坦办学的理想告诉那里的人们，同时顺便学习丹麦农业中的联合耕耘技术。他还准备接受英国一些朋友们的邀请，因为他们对他的文艺作品很感兴趣。
《吉檀迦利》得到了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学者、诗人、评论家们的赞誉，美国的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也成了它的热爱者。英国最大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1911年11月，《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先由“印度学会”付印，后来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又出版了一个普及本。
诗集的出版在印度和英国引起轰动，西方的读者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在无限的宇宙前，有着朴实无华的姿态、孩童般的纯真和圣者般高洁的形象的东方诗人。
1912年10月，泰戈尔和儿子儿媳一起来到美国，为了让儿子写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论文，泰戈尔先后在阿本纲小住了数月。此间，泰戈尔第一次尝试用英文来写作论文，并以此为依据在哈佛大学等处演讲。
不久《吉檀迦利》在英国的出版引起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士们广泛的关注，于是各种请帖纷至沓来。
1913年1月，诗人来到了芝加哥，作了题为《印度古代文明之理想》和《恶的问题》的讲演，之后又抵达洛兹斯坦，在宗教自由大会上作了《种族冲突》的演讲。最后，泰戈尔访问了纽约。
泰戈尔在美国所写的讲演稿后来集为《生活的实现》出版。这时，泰戈尔已经成为了蜚声海内外的诗人与学者。
捧起诺贝尔文学奖
1913年9月，泰戈尔载誉而归，然而最高的荣誉还未来临。两个月之后，泰戈尔以《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了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
1913年11月，泰戈尔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当他收到电报时，他刚刚带领学生远足归来，漫不经心地把它塞入口袋。经邮差提醒，他才发现这是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泰戈尔一生写下了50余部诗集，其中8部是英文散文诗集，5部是孟加拉语散文诗集。
泰戈尔的获奖，标志他的作品已得到世界性的声誉，亚洲人获得这项文学巨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泰戈尔获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先为他提名的是英国作家穆尔。
他以皇家文学协会成员的身份，建议评奖委员会授予泰戈尔这项全球最高的文学奖。
这件事在瑞典文学院评选委员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作家有20多人，如英国的哈代、意大利的黛莱达、德国推荐的法国法朗士等人，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诗人显得身只力单。但是，在瑞典文学院中，好几位院士拿出很有分量的报告盛赞泰戈尔，并对他的作品做了全面介绍。
学院成员纷纷阅读《吉檀迦利》，无不为其深邃的优美的韵律所折服。委员会以12∶1的绝对多数选出泰戈尔，获得学院通过。
获奖5天后，泰戈尔在写给罗萨斯坦的信中说：
我这次获奖，真好比一场更加艰巨的考验，公众兴奋的汹涌浪潮，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不幸，在那真情的欣赏中，也夹杂着许多起哄的嘈杂……
为这些嘈杂与不真实的举止，我感到异常震骇，我痛苦地看到：许多人不是为我本身创造的成就，而是因为我获得的荣誉而尊敬我！
11月下旬，当500多不同职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从加尔各答乘坐特别快车来到和平之乡，向诗人致以全国性的祝贺时，泰戈尔以诗人的语言予以严正的回答，他拒绝接受他们的礼赞。
泰戈尔说：
我获得的成就是源自我的伟大东方古国，源自我最质朴的人民，源自真理支持我，为我的事业而献身的我的亲人，源自为我的成功而不惜牺牲自己利益的文学好友。
我应把奖赏献给他们，我绝不把奖赏和荣誉献给那些在吹捧我的过程中捞取稻草的小丑！
面对荣誉、奖励、鲜花和欢呼，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他真诚的心、清醒的头脑，保持着自己的理智。他没有被掌声冲昏头脑，而是不卑不亢，温和而执拗地接受来自真心朋友的爱和赞扬。
1913年底，泰戈尔接受加尔各答大学在特别的仪式中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
在《吉檀迦利》获奖的日子里，诗人对一些盲目吹捧的人嗤之以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得奖所刮起的兴奋之风是可怕的，有些人简直像在狗尾巴上拴了个白洋铁罐儿，玩起恶作剧……
你想啊，狗一走动洋铁罐儿必然发出“咕咕”的响声，响声会招来许多围观的起哄者，这又像一堆苍蝇在垃圾堆里飞来飞去，简直令人可笑和头疼！
印度把这次授奖作为此前未有的国家荣誉而举国庆贺。虽然有些西方报纸抱怨评奖委员会把这份荣誉授予一个“名字非常拗口的、名不见经传的亚洲人”，但多数人却对这次授奖极为满意，认为它预示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由于路途遥远，泰戈尔没能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他随后回电说：“我恳切地向瑞典文学院表示对那宽大的了解的感谢与领受；这了解将遥远的距离拉近了，也使陌生人成为了兄弟。”
到后来的1921年，泰戈尔访问瑞典，曾被当做“东方圣人”而受到瑞典人民极热情的欢迎。国王古斯塔夫亲自聆听他的讲演。
总之，1913年是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走向世界的一年。这一年中不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伦敦还为他出版了英文版诗集《园丁集》、《新月集》、《缤纷集》、《收获集》、《晨歌》、《暮歌》等诗集。
此外，诗人受日本短诗俳句的影响，还创作出诗行极少的短诗，集成了《飞鸟集》并出版。
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世界各国都广为流传，直至今天，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
1915年在曾对中国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文化运动起过重要先导和催生作用的《新青年》上最早介绍的泰戈尔作品，也是散文诗《吉檀迦利》。在中国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也还是他的散文诗。可以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泰戈尔的名字是诗歌和诗人的同义语。
印度近代意义的散文诗始于20世纪初。而泰戈尔正是印度散文诗的开拓者。
东方的散文诗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又具有东方特有的民族传统；而东方散文诗反过来又影响到西方散文诗创作的，还是要首推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是印度民族诗体的继承者，又是新诗体的开拓者和创造者。
他对散文诗的探索，是从1912年把自己的几部孟加拉文诗集选译成英文《吉檀迦利》开始的。在翻译作品时他毅然抛弃了原文的格律，把诗译成了散文，却保留了诗的情感和气韵。
它的成功又促使诗人以同样的方式陆续翻译出版了七部英文散文诗集，影响遍及世界各国。
翻译英文散文诗的巨大成功，使泰戈尔更加坚定了走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的决心。随即他便开始用孟加拉文创作散文诗，“不保留诗歌格律明显的抑扬顿挫”，“赋予孟加拉散文以诗的情韵”。赋予孟加拉文散文诗美的形式、美的光彩。
英文散文诗和孟加拉文散文诗，在1919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掀起了第二次高潮。泰戈尔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作散文诗。
诗人的一位友人曾经在回忆录中谈道：“当泰戈尔听到英国军队镇压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城的群众，并实行军事管制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如此之强烈，致使他病倒了。医生以命令的方式让他卧床休息。”
“有一天晚上，他叫我第二天不要去看他，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去了。当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我看到他正坐在桌边。原来他一夜都没有睡觉，刚刚写完给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抗议这种残酷的镇压，并声明放弃爵士称号。信寄出之后，泰戈尔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而且觉得自己更加富有生气。”
就在那一天，他开始创作最优美的散文诗，后来都收在了《随想集》里。
《随想集》中的散文诗，属于诗人的最初尝试。他后来说，当他想说的东西用其他形式不能表达的时候，就写成了散文诗。
但他对最初的尝试之作，还是感到没有把握。他曾请求诗人奥婆宁·特德拉娜达也来尝试写散文诗，看了奥婆宁·特德拉娜达的散文诗后，他感到不够理想，“语言太繁复，显得不够简洁、凝练”。所以他在1932年再次进行创作实践，写了《再次集》。
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坚定执著，永不满足。继《再次集》之后，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又创作、出版了3部与《再次集》风格相类似的散文诗集，即《最后的星期集》、《叶盘集》和《黑牛集》。
他非常重视散文诗这种新的诗体，把它们比喻为诗歌“庭园里的鲜花”。
诗集散播关爱
1913年春夏之间，泰戈尔从自己的孟加拉文诗作中选译而成《吉檀迦利》，并在当年于伦敦出版，这是泰戈尔最著名的一部英文散文诗集。
这一年是泰戈尔获得世界声誉的一年，他的作品从此几乎走向了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
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的创作精力减少了，因此这一年也是他10年来没有出版过一部孟加拉语作品的一年。不过，伦敦却在这一年出版了泰戈尔的英文译作《园丁集》和《新月集》，这两部作品如同《吉檀迦利》一样，也为他带来了荣誉。
《园丁集》一共收有85首诗，除了从《渡河》集中收入一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诗作外，多数选自泰戈尔早年的《刚与柔》、《收获节》和《心中的向往》等作品集。
而且诗篇的内容多是有关人生与爱情的，故而整部诗集的情调既轻快又欢愉。诗集以头一首诗里主仆对话时仆人要求做园丁而得名。
《园丁集》是一部关于人生、爱情的哲理诗集，诗人自愿做一个“为爱情、人生培植美丽繁花的园丁”，他以优美富丽有哲理的诗句歌颂了纯真的爱情，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
诗人在自序中说，这部诗集里都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
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
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有谁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
如果我，关起门户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
爱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在这80多首诗中，诗人细致描绘了青年男女在恋爱中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诗人鼓励青年不可因失恋而消沉，不能强求不该得到的爱情；诗人不赞成苦行者离家，认为这是违背神的意旨的，从而肯定了现世的人生。
这些诗使人们感到，诗人真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用勤劳的双手，浇灌着一朵朵美丽的爱情之花。
诗集中有初恋的羞怯、相思的苦闷、期待的焦急、幽会的战栗、新婚的快乐、生离死别的痛苦。诗人仿佛引导我们进入了神秘的爱情世界，领略其中的痛苦与欢乐，同时体现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
泰戈尔热爱生命、热爱大地。在《园丁集》中，处处洋溢着诗人的这种情感。第四十三首诗就表现了青春对于虔诚的弃世观念的蔑视。因为青春是和爱情密切相连的，而只有爱情才能赋予短暂的生命以不朽的意味。
请听诗人发自内心的声音：
不，我的朋友，
我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随便你怎么说。
我将永不做一个苦行者，
假如她不和我一同受戒。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
如果我找不到一个荫凉的住处和一个忏悔的伴侣，
我将永不会变成一个苦行者。
不，我的朋友，
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
去退隐到森林里面。
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
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
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园丁集》是爱的颂歌，而《新月集》则是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同时1913年出版的《新月集》共收录了37首儿童诗，其中大半择自10年前的孟加拉文集《孩子们》，小部分是在编译之时诗人刚刚创作的新作。
泰戈尔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童年是人生的一个美妙的时期，西方的一位著名的诗人曾意味深长地追忆道：童年，犹在天堂。泰戈尔以他一颗童稚的心描绘了印度儿童的天真烂漫。
在《新月集》其他的一些诗篇中，有着许多儿童所特有的情趣。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和笼中的鹦鹉、向妈妈乞食的顽皮的小狗看做同一类生命。
在《著作家》一诗中，小孩子认为爸爸写了又写，实在没有趣味。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的胡涂乱写跟爸爸的写作是一回事，因此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用了纸做小船，妈妈便说自己讨厌，而爸爸却可以任意地用墨点涂满许多纸的两面。
《新月集》中描绘的纯净甘美的儿童王国，也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作家冰心。
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构筑了一个理想天国，它没有成人的怀疑贪婪，喧哗争斗，生之烦恼，生之痛苦，有的只是人的自由与万物的和谐，泰戈尔热望这些“孩子天使”走到成人世界去传播爱的福音。
冰心受到极大的感染，她呼唤道：“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的小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
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中，天使般可爱的姐弟俩每天从诗人静静的窗前经过，不知不觉中指引了这位作家的思路，使她文思敏捷地续完了笔触迟滞的长文《爱的实现》。
受到日本短诗俳句的影响，泰戈尔还创作了一些诗行极少的短诗，后来集成一册《飞鸟集》。其中一些是他所作孟加拉短诗的英译，一些则以英文写成，《飞鸟集》的诞生再次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飞鸟集》共收录了325首诗，多数译自曾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广泛影响的《微思集》，也有些直接用英文写成。
诗集的第一首描写“夏天的飞鸟”自由翱翔歌唱，“秋天的黄叶”悲凉飞落叹息，任由秋风摆布。二者对比鲜明，表明他厌恶束缚，向往自由。
这首只有两句的短诗引导了整个诗集。这是诗人的“微思”，即他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像鸟儿在天空飞翔一样，留下串串踪影，尽管鸟的足印是散乱的，仍然有迹可循。诗人以进化论的观点和朴素的辩证观点，揭示了生活中的许多真理和微妙。
《飞鸟集》语言精练，富有哲理意味。它又不是一般格言，而是诗。它和日本的俳句、德国歌德和席勒的格言诗那样，都是形象的、感性的、言外之意无穷的一种小诗。
诗集中收入的又是别具风采的散文诗。《飞鸟集》中大部分都是哲理诗，启迪思维，开阔思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
如第四十首：“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食物。”第五十六首：“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第五十七首：“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第五十九首：“决不害怕刹那——永恒之声这样地唱着。”
第六十四首：“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第六十五首：“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这样精美深刻的小诗举不胜举，俯拾即是，诗人那深邃的哲思和精丽的文采像火花在幽静的诗艺王国中闪现。
在《飞鸟集》中，除了大量精美的哲理诗外，还有不少诗篇赞美自然景物，歌颂做人的美德，它们陶冶人的品格、净化人的灵魂，具有不可估量的伦理学价值。
1914年，泰戈尔在英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这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也因为他的其他作品的西文翻译质量不佳，有人批评它们在艺术上不够完美，有语言重复等毛病。后来，泰戈尔特立独行的风格让西方的一些作家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与泰戈尔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欧洲大作家是罗曼·罗兰。泰戈尔那些激怒欧洲作家的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在罗曼·罗兰那里获得了同情和支持。
罗曼·罗兰于1919年4月10日写信给泰戈尔：“我希望，这精神上的两个半球有朝一日能够联结起来。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在这方面作出了比谁都大的贡献。”
泰戈尔对罗曼·罗兰反对人类仇恨的《独立精神宣言》也表示支持。
在此后的七八年间，两人一直频繁通信，并想寻找机会促膝畅谈。但是期待多年的会见不仅没有加深这两位东西方文化巨人的理解，反倒使他们长期形成的友谊一下子断绝了。
后来，当泰戈尔和罗曼·罗兰再度重逢时，罗曼·罗兰竟然长叹：“我们就像两个不能互相认识的盲人。”
为民族大义放弃爵位
1917年3月，泰戈尔结束近一年的国外游访，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当时，他看到的是一场新的民族解放运动业已在国内酝酿成熟的景象，青年们正准备为自由献出鲜血甚至生命。
有一位同情印度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阿尼·贝赞特夫人，勇敢地代表印度发出了自治的高昂呼声，结果她被马德拉斯邦的政府监禁。
泰戈尔敬仰阿尼·贝赞特夫人伟大崇高的品德，于是公开发表声明，抗议拘捕这位英国女士，并组织了为营救她而举办的群众抗议运动。这样，泰戈尔再次步入了政治舞台。
目睹祖国同胞们轰轰烈烈的爱国浪潮，诗人不再保持沉默。在加尔各答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备受公众瞩目的他，用自己刚刚创作的爱国的民族歌曲打动了每位听众的心：
你的召唤正越世上所有的国家，
人们都聚集在你的座前，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还是藏起来，拖在后面吗？
让她背起她的负担和大家一同前进吧！
传给她，万能的上帝，你的胜利的消息，
呵！永远觉醒的主！
1917年年末，印度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一年一度的国民大会，在大会开幕当天，泰戈尔登台朗诵了他创作的名为《印度的祈祷》的著名长诗，诗中这样为祖国祈祷着：
让这个作为我们对你们的祈求吧——
给我们力量去反抗逸乐，
在它奴役我们的时候。
向你举起我们的忧伤如同夏天把握它的中午的太阳。
使我们坚强，
使得我们不去嘲侮那软弱和跌倒的人，
使我们当周围一切都向尘土献媚的时候高举起我们的爱。
他们为自爱而争斗杀戮，
却把名义归给你，
他们为争吃弟兄的肉而哄斗，
他们和你争战到死。
但是让我们牢稳地站住坚强地忍受，
为着真，为着善，为着人的永存性，
为着你的在人心合一中的天国，
为着那灵魂的自由。
铿锵有力的诗句和诗中蕴涵的坚强信念，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向诗人欢呼致敬。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大潮推动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印度再次出现了紧张局势。本已转入地下的孟加拉青年爱国者们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
当时的英国由于美国的参战，在欧洲战场上势如破竹，信心正旺，于是英国驻印度政府便对印度爱国者进行了严酷的镇压。
泰戈尔坚持认为，即便是为着合理的爱国的目的，也不应采取过激的暴力主义与恐怖主义。因为镇压暴力需要倚仗暴力，而为平息仇恨会导致更多的仇恨，他痛恨以刀斧去开启野蛮之锁，于是公开表示反对暴力。
因此，泰戈尔与爱国者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尽管如此，对遭到英国政府镇压的勇敢青年们经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泰戈尔仍旧想尽了方法力图营救被捕的爱国志士。不过，与革命者们主张的不同使他的心情紧张而且烦闷，以至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时，身心疲乏的泰戈尔又遭遇了生命中的重创，他最宠爱的大女儿贝拉又于当年5月不幸病重而亡，更使他的情绪极其低落。
1919年3月，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罗拉特法案》，它规定政府拥有不经起诉即可逮捕人的权力，还规定警察有权制止公众集会。
法案的颁布引起了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抗议之声。阿姆利则群众集会、示威与罢工此伏彼起。
4月13日，正当群众在查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之际，军队向20000名手无寸铁的参加者开枪射击达10分钟之久，人们无处逃生。大屠杀中死亡1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殖民当局严格禁止新闻报道，妄图掩盖事实真相。几周之后，惨案的消息才得以传出。泰戈尔惊悉之后，万分不安，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赶到加尔各答，希望能约请各界人士举行抗议集会。
但是，人们慑于新颁布的《罗拉特法案》的威胁，无人敢起来响应。万般无奈的他毅然单独采取了行动。
1919年5月29日深夜，诗人在灯下奋笔疾书，他在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写信给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声明放弃英国政府于1911年授予他的爵位。
泰戈尔在信中沉痛而恳切地写道：
我为我的国家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自己把这一切结果全部承担起来，把数百万吓得目瞪口呆的同胞的抗议表达出来。
已经是时候了，荣誉奖章使所受的屈辱摆在一起就会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因此，我要去掉一切特殊荣誉，站在我的同胞一边。他们据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应该接受那种同人类这个称呼不相称的待遇。由于上述理由，我不得不遗憾地请求阁下取消我的爵士称号。
在英国统治者看来，泰戈尔这种行为不能原谅，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个人敢于拒绝英王陛下所授予的荣誉称号，因此，泰戈尔的言行使英国官方感到极其愤慨。
泰戈尔的这封信于几天之后得以发表。泰戈尔在当时高压政策下的这一英勇举动给了同胞们极大的精神鼓励与声援，并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