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痛楚

思想以自己的言语喂养它自己，而成长起来。——泰戈尔

步入婚姻的殿堂

1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的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儿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

泰戈尔是怎么样看待恋爱和婚姻的呢？他在恋爱和婚姻方面所持的具体观点又是什么呢？

泰戈尔的婚姻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对封建式的包办婚姻，反对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童婚陋习，反对带有买卖性质的陈旧的妆奁习俗，反对印度教社会中一度流行的赞美寡妇守节和焚身殉夫的恶习，反对禁欲主义，反对把为社会服务同享受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对立起来。他赞美和向往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式的婚姻，主张寡妇可以自由改嫁。

泰戈尔的婚姻观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创作的文学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种种陋习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反映了泰戈尔在婚姻方面的进步性和超前意识。

《莫哈玛娅》是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名篇。泰戈尔在这部作品中以欣赏赞美的文笔描写了少女莫哈玛娅中午与自己的情人幽会的场面。不料，这种幸福的幽会却被莫哈玛娅的哥哥撞见了。

恼羞成怒的哥哥当晚就逼迫莫哈玛娅嫁给了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随后又把她捆绑在焚烧老婆罗门尸体的柴垛上，让她焚身殉夫。当柴垛被点燃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火焰被瓢泼般的雨水熄灭。

莫哈玛娅得救了，但是她那俊美的容颜被烧毁了。莫哈玛娅来到自己心上人的住处，向他提出了他们结合的条件：她要求她的爱人许诺，永远不能瞧看她的脸。两个有情人逃往外地结合了。从此莫哈玛娅脸上一直蒙着面纱。这层薄薄的面纱仿佛就像一堵墙，把两颗心隔开了。

在一个皎洁的月夜，她的爱人乘莫哈玛娅熟睡之际，悄悄地来到她的床前，揭开了她的面纱，看到了妻子那张被烧伤的脸。这时莫哈玛娅被惊醒了。她站起身来，重新蒙上面纱，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和寡妇焚身殉夫恶习毁灭人性的本质，热情地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婚姻。

《笔记本》是泰戈尔创作的又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乌玛是个喜欢学习的小姑娘，可是她刚9岁时就出嫁了。出嫁时也带走了她哥哥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她在想家的时候就打开笔记本写一点儿自己的感想。

乌玛秘密学习的事，被她的3个小姑子发现了。她们告诉了哥哥。小乌玛那个粗暴的丈夫命令她交出笔记本，从此剥夺了她学习的权利。

作者通过这篇小说，无情地鞭笞了童婚制度对儿童心灵所造成的摧残，以及对处在成长和学习阶段的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河边台阶的诉说》这篇短篇小说，以河边台阶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包办婚姻所酿成的悲剧。

库苏姆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婚后和丈夫在一起只生活了一两天，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她从一封信中得知，她的丈夫死了，她当时才只有8岁。于是她又回到位于恒河岸边的家乡。一晃10年过去了。

如今她已经18岁了，出落为一个俊美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姑娘。一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苦行者。库苏姆认出来了，他就是自己的丈夫。因此，她心里又燃起了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

一天黄昏，她向苦行者表达了自己的心曲，可是却被苦行者拒绝了。库苏姆绝望了，于是她慢慢地走进恒河的怀抱。通过这个凄惨的故事，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包办式的童婚和禁欲主义。正是这两种恶习毁灭了库苏姆年轻的生命。

《新郎与新娘》是泰戈尔创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青年形象。父亲让朱克多·绍诺特库马尔与一个婆罗门富翁的女儿结婚，被他拒绝了。

他顶撞父亲说：“从小时候起，您就教育我吃饭、睡觉、走路、回家都要自立；而现在，到了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倒不让我自立了呢？”

父亲一气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尽管在婚姻问题上这位青年经历了周折坎坷，最终也没有结婚，但他并不后悔。但是，当泰戈尔面对自己的婚姻时他却表现得无能为力。

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10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一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

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

泰戈尔默许了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一个听话的孝子。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

泰戈尔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一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惠妻室。

1883年9月11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一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一证明。纳莉妮的名字一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结婚这天，新郎穿绣有金色花纹的白衣，由一队身穿镶边红制服的鼓乐手陪着去接新娘。

乐队边走边演奏乐曲，新郎骑着高头白马，胸戴花环，走在队伍中间，他怀里搂着一个5岁的小男孩，那是他的侄儿纳特，做新郎泰戈尔的伴郎。

队伍中有人专门捧着月光灯管为新郎照明，一群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和天真可爱的孩子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后边跟着一群女眷。

一大队娶亲的队伍向新娘默勒纳莉妮家走去……

新娘默勒纳利妮起得很早，她先用香花泡过的水沐浴梳洗，用象征纯洁的姜黄粉涂搽身体。用一种植物做成的颜料在身上画出各种各样吉祥的图案。然后，在母亲和女伴的帮助下穿上了美丽的婚纱——“莎丽”，在头上戴上了金银首饰和鲜花。

新娘的父亲和家庭其他成员先去新郎家进行拜访，返回后跪在神像前为女儿祈祷，求神灵保佑等待新郎娶亲队伍的到来……

突然，外面传来了鼓乐的乐曲声，有人跑着报喜讯：“来啦，来啦！娶亲的队伍来啦！”

祈祷的人群急忙起身到门外，点燃了烟花爆竹，欢迎娶亲的队伍。

新郎被隆重地迎进屋内，按习俗先用宝剑击碎了一个柜子。

新娘的母亲手持点燃的蜡烛围着新郎走了7圈。女方的女亲眷们也拿着装满水的罐子绕新娘走了7圈，意思是为了保护新人免受恶魔的侵害。

这时，人们跳起欢乐的舞蹈，唱起赞美的歌曲。新郎来到新娘的房内，将新娘抱上白马，一队新人骑着白马，迎亲的队伍在前，送亲队伍在后，一同向新郎家走去。

婚礼在泰戈尔家的广场上举行，祭司宣布典礼开始，新郎泰戈尔与新娘默勒纳莉妮，一同栽下一棵新娘纪念树，以保佑爱情万古长青。

然后，祭司又宣布开始系“塔里”仪式。“塔里”是一条黄丝带，打有3个结，象征新娘对丈夫、公婆和未来子女的3种义务。“塔里”又叫结婚带，新娘的姐妹把它放在托盘上，端到来宾面前，接受众人的祝福，然后系在新娘的脖颈上。“塔里”也是婚姻的象征，一旦系上，已婚妇女要终身佩戴，直至丈夫去世。

戴完“塔里”，新娘的父亲拉着女儿默勒纳莉妮的手，来到新郎泰戈尔的面前。把女儿的手放在新郎的手上，接着端起一杯“圣水”洒在地下，象征把自己对女儿的责任转交给新郎，新娘便与新郎一家坐到一起。新郎泰戈尔又按祭司的要求，用一根丝带牵着新娘，绕“圣水”转3圈。

婆罗门祭司在高声诵念经文。亲友、来宾欢呼着将鲜花和彩米撒向人群，这时锣鼓齐鸣，人们载歌载舞，婚礼达到高潮。

最后新郎又给新娘戴上趾环和戒指。喜宴开始，餐桌上发光的器皿，丰盛的菜肴，进口的香槟、威士忌，伴着欢快的乐曲。

珠光宝气，衣鬓留香的姑娘和贵夫人为喜宴增添了美丽的色彩。接着，新娘的父母为新人往新房里安置嫁妆。

安完嫁妆，新娘、新郎才入洞房，于是闹洞房又开始了。姑娘们把新郎的眼睛用布蒙上：“泰戈尔哥哥，快来摸出新娘的手，找出你的新娘来！”姑娘们排成一队让新郎官儿摸，泰戈尔每次都没摸准。

“哈哈哈哈！错啦错啦！”

“是你！默勒纳莉妮快出来吧！”泰戈尔拽住一个姑娘的手不松开，姑娘被捏得直吵嚷：“快松开我吧，新郎哥哥，我的手都被你抓疼啦！”

泰戈尔急得扯下蒙眼睛的布，一下子抱住新娘。最后，新郎与新娘跳“婆罗多”舞，新娘默勒纳莉妮踏着“叮当”的足铃声，翩翩起舞。新郎泰戈尔也随着各种手势和旋转的舞步配合新娘。

一对新人，在欢快的音乐里不停地轻舞，众人也跳起狂欢的舞蹈。舞蹈结束时，天色已微明，一对新人才入洞房。

热闹的婚礼，使诗人泰戈尔经历了人生最美好的瞬间。感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生的甜美与幸福。

1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一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

痛失亲人的感受

在泰戈尔结婚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让他担当了自己早年创立的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的秘书，以此来锻炼他的工作才能。

泰戈尔在梵社推行了一种在那个时代可谓是非常大的改革。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是惊天之举。他居然冲破了世俗和偏见，请来了一位非婆罗门的传道士在为婆罗门所独霸的讲坛上讲道。这一勇敢、无畏的举动，正是他内心深处“坚决反对在人与人之间人为地制造隔阂”这种观念的深刻表现，而且这也预示了他在将来面临的社会及政治问题上必会选择人道和正义的道路。

泰戈尔虽然一直没有对宗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他默默地遵从着父亲的嘱托，一直以热情而严肃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在他担任秘书的那段时期，他写出了许多文章来积极宣传父亲的宗教信仰。

人世间的事总是难以预料。1884年4月，成婚不久的泰戈尔遭受了一次异常沉重的打击。他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宛如慈母般的嫂子迦澄波俐不知什么原因悄然自尽了，她当时年仅25岁。

嫂子的突然离世，让泰戈尔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亲人的巨大悲痛，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可怕力量，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都难以弥合的创伤。

若干年前，在他母亲辞世的那年，泰戈尔还十分年幼，幼小的他还不懂得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无比悲哀。而且也正是在那时，他的三嫂迦澄波俐给了他母亲般的关心与爱。

从那个时候起，在以后长达16年的岁月里，年龄只是稍长他一些的三嫂便义务地担当起泰戈尔的庇护人。她总是鼓励着泰戈尔去积极写作，她总是喜欢倾听泰戈尔的心声，她是泰戈尔最知心的朋友，她也是泰戈尔心目中最圣洁、最值得珍重的女性。

三嫂的骤然谢世令泰戈尔感到万分的悲痛。他也逐渐经历着人人必然经历的苦痛。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嫂子过世几个星期后，在他童年时期曾照管他学习的三哥海明德拉纳特·泰戈尔又被死神无情夺走了生命。再度丧失亲人的无以言说的悲哀，几度令他心痛欲绝。即便在多年以后，泰戈尔仍然这样充满伤感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观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缝。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了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过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曾与我的生活与身心有着密切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地永远地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当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的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人的一生，无论多么大的苦痛，都要学会接受，并坦然面对。在泰戈尔独自品尝凄凉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心中也在持续不断地思索和探究着无法预知的生命。

正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过这样一段黑暗的日子，需要自己去单独面对、独自承受一样。死亡的阴云虽然掠过了泰戈尔的心灵，在他的情感上刻下了无比酸楚悲伤的记忆，然而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生命毕竟还需要向前的。

1884年，泰戈尔离开了城市，回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田地。他在这里能够更好地接触到农民，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一个诗人的敏锐嗅觉观察着故土和自然。

悲痛的结晶《刚与柔》

当失去亲人悲痛的记忆被时间冲淡之后，泰戈尔痛定思痛，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泰戈尔惊奇地发现，亲人永远离他而去的事实渐渐远去以后，自己仿佛有了某种颖悟，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极美时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痛失亲人的经历并没有使诗人消沉下去，反而使泰戈尔的心灵锻炼得更为坚强，他坚持不懈地写作，作品如泉涌般源源不绝。他以达观的态度去面对亲人的逝去，并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出任何的悲哀情绪。

当时，泰戈尔写了一些关于历史和宗教题材的论文。在阐明印度文化方面，他坚定地站在了勇敢接受新事物、新进步的上进者行列中，针对那些一味赞颂古代的复古主义者们的论调发表了讽刺性的文章，申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泰戈尔的一生中，每当觉察到人道与正义被弃之不顾时，他就会勇敢地站出来，加入到斗争的行列里。

两位亲人去世以后的几年时光中，泰戈尔除了给家里已创办的《婆罗蒂》文学杂志写稿之外，还常在家中又增办的《儿童》月刊中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泰戈尔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起步的。尽管各方面的责任繁多，泰戈尔依然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笔耕。

1884年，泰戈尔写了散文剧本《诺丽妮》，次年完成短篇历史小说《王冠》，而取材于传说的小说《贤王》和音乐喜剧《幻影的游戏》则写成于1887年。

相比较而言，在这几年中所写成的作品里，1886年的诗集《刚与柔》更能体现他那诗人的情感。

《刚与柔》的出版，标志着泰戈尔不再沉湎于灵魂的探索，已开始直面现实的人生。他描写世俗的爱情、童年的真纯和母性的慈爱。形式上，他突破了传统诗歌的严整格律，结合民歌“宣拉体”，形成了一种清新、质朴的散文诗。

《刚与柔》这部诗集收集了多种体裁的诗作，其中有儿童诗歌、宗教圣歌、情歌和一些翻译的外国诗歌。诗集主要抒发了对生活的迷恋，以及生活和生命的欢乐，也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赤子之爱。

在《刚与柔》开篇第一首诗中，诗人吐露了这样的情感：

我不想在这可爱的世界上死去，

我留恋那灿烂的阳光，盛开的鲜花，

我要像一个人一样在人群中生活。

人世间的生活像游戏一样纷繁多彩，

生活中充满了悲欢离合，嬉笑怒骂！

啊！让我歌唱人们心中的悲哀和欢乐，

让那优美动听的曲调千秋传播。

正是因为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之后，泰戈尔才更加珍惜生命与爱的欢乐。于是，在《刚与柔》这部诗集中，泰戈尔就否定了人生的禁欲主义观点。诗人热情地表达着他不仅热爱枝繁叶茂的美好自然，也珍惜世界赋予他的种种生活体验。

在这本诗集里，诗人泰戈尔那种追求欢乐的青春热情，已经由往日对自然的爱过渡到对女性美的爱。《刚与柔》中有几首诗的描绘相当直率，在当时社会习俗尚十分保守的环境里算是异常大胆之作。

这一点从有些诗篇的题目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胳膊》、《吻》、《身体》、《没有衣饰的美女》和《乳房》等。在那个时代，不少持保守态度的人对这样的诗篇反应相当激烈，看到这样的题目，他们吓得几乎要晕死过去。但是，公正地说，泰戈尔所写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并无一点色情的味道，他在诗中只是将女性的身体当做宇宙中最完美的表现来进行讴歌。

泰戈尔在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他自己对这些诗作在他的世界观发生转变时所起作用的自我评价：

人往往站在人生的宫殿之外，从大路上望了望里面燃烧着的灯火而又回头走开了！他听见了笛子的声音，从宫殿里传出的贝罗维乐曲飘进了他的耳里，可是，他没有进去。

《刚与柔》就是站在人生圣殿大门外的人类唱的歌——这支歌不仅要求允许他们进入那神秘的宫殿，而且还要求在其中占有一席荣誉的座位。

泰戈尔在这些诗集中的另外一些诗歌中还告诫人们不应当迷恋爱情的生理基础。例如在《囚徒》这首诗中，他将心爱的人的手臂喻作监禁灵魂的枷锁，而《纯粹的爱》一诗则又将纵欲看做服用了慢性毒药而造成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很显然，诗人在体验到感官的欢愉之时，同样表现出渴望精神得以寄托的心情，他热切渴望将这两个层面融合为深沉而无私的完美之爱。

诗人的灵魂对爱情的美好思索与追寻是永远无止无息的。因此，在《刚与柔》最后一首诗《最后的话》中，他依然感到尚有不少的思绪和情怀未能表达：

我模糊地感到我心中有很多思想渴望表述，而且那最后的一句话将能够概括我想要说的一切等到这句话说出口之后我将会永远地沉默了，决不会再拨动我琵琶上的琴弦。我相信在这最后的一句话里我终于会得到满足，并且可以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内心世界。

诗人此刻刚刚开始吟唱爱情，在他以后的生命里，爱情也一直是他歌咏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且这对爱的歌颂不仅在他生命里延续着，也伸展到了每一位仰慕与热爱泰戈尔诗歌的读者的心里。

河流上的新生活

1890年年底，父亲让泰戈尔接替大哥去照管祖传的庄园产业。父亲认为，作为大家庭中的儿子，泰戈尔应当承担他应有的责任。

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是泰戈尔一生中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起初，他不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后来他才发现庄园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观察孟加拉农村生活的机会，还使他变换了一种生活节奏，并且让他得到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

泰戈尔家的庄园共有3处。他负责管理的是位于帕德玛河边的西来达，因为那里的田产分布在多处，所以，泰戈尔多数时间居住在船上，沿帕德玛河四处漫游。

在孟加拉乡村度过的时光，既增强了诗人对自己终生热爱的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又使他饱览了祖国农村水乡秀丽旖旎的风光。充满诗情的他，无限喜悦地观赏到了大自然中的广阔空间与奔流不息的河水。

河上生活的持续感和流动性，使他能够摆脱一切束缚和牵制。泰戈尔静静地坐在船上，观察着远方的树林和人们，让自己的心也如同河上漂流的船似的，自由地去思索、去创作。

激发出泰戈尔创作热情的是普通农民的乡村生活，耳闻目睹他们艰辛的日常劳作，在社会习俗与外国统治压抑之下的艰难境遇与他们执著的斗争，他感到自己这才真正了解了人民的生活。

泰戈尔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民谣，并且对民间口头创作也情有独钟。他热爱这些勤奋朴实的人们，并且深情地关心着他们的生活。为着帮助农民，他鼓励农民自立，帮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树立信心。

开始，泰戈尔在自己家的领地里实施一个开发计划，后来又在“和平之乡”附近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场所。他利用自己有限的财力与物力，进行各种有益于农民的改革：譬如建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修筑道路和水利工程以方便生产、生活，此外还设置自治组织，并严禁高利贷。

西来达的庄园生活，使泰戈尔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的文思宛如水流倾泻而下：从1894年至1900年的7年中，他创作了几个剧本、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散文。

此外，泰戈尔还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诗集。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泰戈尔并无前人可资借鉴，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是他自己努力发掘传统、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

不能不承认，短篇小说是泰戈尔对印度现代文学的一项巨大贡献。泰戈尔大部分的短篇小说是他在帕德玛河上四处巡视父亲的庄园时所写就的。

在乡村期间，泰戈尔遇到了一些成年人和幼稚的孩童们，正是这些心地单纯善良的普通人，为他的心灵带去无限的感动，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泰戈尔曾在当时的一封信中，如此表述自己那时的情怀：

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写短篇小说，那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愉快。而假如写得卓有成效，小说也能使为数不少的读者获得快感。

愉快的主要原因是我的人物成了我的伴侣，成了我那颗孤独之心的朋友。

在阴霾的雨天里我关在屋内，他们和我一起解闷消愁；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他们与我一块在帕德玛河畔徜徉。

丰富缤纷的生活画卷触动了泰戈尔的灵感之源，使他创作出不少堪称一流水准的短篇小说佳作。

《邮政局长》就是根据作者所闻所感构思出来的。《邮政局长》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受过教育的、城市里长大的青年，被安排在孟加拉一个疟疾猖獗的小村庄里担任邮政局长，小村子里一名叫罗丹的孤女帮他做饭。

漫漫的夏季长夜里，为了打发时光，他常唤来这个孤女做伴，给他讲自己心神向往的大城市的快乐生活，还教她读书写字。孤女罗丹在心底里深切地爱上了年轻的主人，并在邮政局长身患疟疾时昼夜服侍，使他恢复了健康。

但是，青年并未领会到孤女的情感，他病刚痊愈就准备辞职返回加尔各答。可怜的孤女请他带走自己，他没有同意，想给她一些钱，孤女罗丹痛苦地拒绝了，然后就跑得无影无踪。

单纯的女孩子以为她的爱情应当有所回报，可是这个美丽的梦想却被变幻莫测的生活无情地碾碎了。

当时的印度，妇女仍然没能得到解放，她们的生活和遭遇往往十分不幸。在泰戈尔宽广博大的胸怀里，一直藏有对孟加拉妇女的无限同情与关心。

泰戈尔在他的一生里始终关注着妇女的命运。他在两次旅英期间都曾撰文宣传西方女性自尊和独立的生活信念，并且鼓励印度妇女也来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走向自强的新生。他在写于1878年的一篇随笔中，曾充满智慧地反驳了当时传统习俗轻视妇女的倾向。

那些人认为妇女的作用等于“0”，而泰戈尔则机智地对此做了位置的移动。他说，将“0”放在代表男人的“1”字的后面，男人就有了10倍于自身的力量；而倘若把“0”置于相反的位置，“1”就被女人变作了微乎其微、势力单薄的“0.1”。

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那些寂然无声地忍受着社会与命运捉弄的平凡的女性身上，也潜藏着强烈反抗的个性。

泰戈尔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令人同情的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形象，同时他也描写了不少善良、忍辱负重的农民的形象。他满怀深沉的人道情感和对社会残忍与不义的激愤，以敏锐的艺术感受，观察和描绘他身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与命运。

诗人为那受挫的理想和未及开花就先凋谢的青春而悲悯，也对人间的自私、冷酷和人为的不平等加以藐视和讽刺。

泰戈尔心中充盈着对贫苦人们深刻的眷恋和无私的爱，正是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驱使之下创作出这么多不朽的杰作。

在泰戈尔的心中，永远奔涌着诗的激情，他是个天生的歌手。他热爱写诗，视诗如生命。他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写一首诗的乐趣超过写好几篇散文，如果我能每天写一首诗，那该有多好。”

他努力地坚持着这样去做，不息地创作着。因此，他的辛苦凝聚成一首首心血之作。伟大的诗人仅在1894年至1900年间就出版了4本诗集，它们是《金帆船》、《微思集》、《缤纷集》和《收获集》。

泰戈尔那诗人的天才，甚至时时透露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深入细致的情感与心理描写，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的情节结构，以及带有浓郁抒情意味的景物描绘，都使得他的作品像一首首打动人心的美妙的抒情诗章。

在逆境中前行

当泰戈尔走近现实生活，关心农民的苦难时，他头脑之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也开始萌发了。

诗人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种对于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的知觉，使我不知所措。对于这种知觉我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我不知它会在什么地方征服我，或我在什么地方征服它。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我不明白，同时也没有人询问我，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中汹涌，什么东西在我的血管中流动，什么东西在我的头脑里悸动。真不知道有多少事瞒着我而发生，我既无法见到它，也无法同它商量。

我就像一架里面装着复杂的金属弦和零件的活钢琴，什么时候由谁来演奏？为什么？我一概无知。然而我知道，此刻在演奏什么？表达的是喜悦或悲戚？风格是刚健或轻柔？乐声是高亢或低沉？乐曲协调或不协调？我都了如指掌。但是且慢，难道我真的了解这一切吗？”

这是一个敏感的诗人面对缪斯的真实表白：诗人在冥冥之中不知灵感何时袭来，也不明白自己的创作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泰戈尔真诚地希望能够确切地了解自己内心深处是怎样被触动，自己笔下的诗行怎样像被无形的手操纵着，似小河般涓涓流淌出来的？他渴求认知这神秘的诗神。

世界上每一个曾像泰戈尔那样真诚地探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感受与感情，而又真诚表达自己思绪的诗人，都曾有过同样的困惑。正如每一个真正思想着的人，也都会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这些永恒的人生困惑一样。

敏感的诗人有时冥思苦想、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而灵感却拒不出现。有时，不知从何处突然降临的诗神却神奇地差遣着他头脑中突如其来的感受与言辞，令他诗情不绝，妙笔生花。

泰戈尔思索着，也在真实地剖白着自己。这一时期，他在逆境中完成了四部诗集，第一部《金帆船》就这样神秘而真实地诞生了。

庄稼的收割已经结束，农夫在河边等待着，天空密布着汹涌的层层阴云，然而那河面上却没有一艘渡船。乌云在天空中轰响着，雨点也开始落下，忧郁的农民在田埂上俯视着茫茫河水。

这时，他茫然发现，远处，从雨幕中一艘金色的帆船缓缓驶来，上面模模糊糊像有位船夫在掌舵。粮食被装进了船舱，“还有粮食吗？”神秘的船夫问。

“没有了，田野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我所收获的粮食也通通装上了船，现在请让我也上船吧！”农民回答。

然而船儿太小了，不能使农夫立足。农夫只得留下来，在荒凉的河岸边孤独地坐着，而那载着他辛苦劳动与血汗的收成却被金帆船运走了。那船行驶着，行驶着，没有人知道它将要航向何方。

这就是《金帆船》诗集中的第一首诗，诗的标题与诗的题目相同，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诗句成了人们最爱引用的泰戈尔的名句。《金帆船》这首诗作的中心寓意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它包含着深厚的含义。

那愁云凝集的天空、茫茫奔涌的河流、丰收的庄稼被带往不可知的去处，而辛苦的农夫却被孤单地留下来，唯有目送自己的丰收成果远去。所有这些形象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诉说着人生的变幻莫测与神秘。

一段时间内，孟加拉文学界曾经围绕着这首诗的真实含义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金帆船”代表什么，它的舵手是谁？诗人自己曾作过解释：他以为船象征着人生，它装载着我们的收获，在时间这条长河中行驶，将我们遥遥地抛在后面。

有的学者则进一步阐释说，这首诗说明的是这样一个真理，人类想减轻重负，渡往彼岸世界的渴望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象。

金帆船就是生命本身的象征体，它在时间的河流里朝着未知的目的漂流，在生命这座金色圣殿里，人们献上自己的一切，也想献上自己，然而他们的财产已经十分沉重，等到他想摆脱自己这个沉重的包袱时，生命已片刻都不肯停留地从他身边驶过，并且永不回头。

对于泰戈尔萌发于这一时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情感与思想，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曾这样评论：

这种神秘主义既不是他有意识接受一种信条或一种哲学，也不是他对自己感触颇深的迷乱现实的一种规避。泰戈尔从来不是哲学家，他觉得再没有比他那种用以说明一切事物的闭塞的公式化思想信条，更加令人厌恶和作茧自缚了。

他如此酷爱大地，酷爱生活，让他离开它们是永远不可能的，生活的奥秘永远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所遭受的痛苦，目睹的残酷与污浊，没有使他厌世；相反，他更加热爱人类生活。

他在1894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善恶观念是何等造作与虚假啊！我感到，最优秀的宗教应同情一切生物，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

泰戈尔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联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联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神秘的知觉从他儿童时代起就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

这种神秘主义一直在泰戈尔的内心里动荡不安。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在他的诗中萌发，仅仅意味着，他对自己生命中这条链环的探索。

泰戈尔对自己天才与命运的创造力量的追求，他对存在于他自己人格深处同时又超乎其外的最高人格的探寻变得更加有意识了。

从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如果说在《黄昏之歌》中，泰戈尔还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必经阶段，那么《晨歌集》中诗人则已经告别那种过于执著于自己小天地中悲欢哀喜的感伤，开始以崭新的乐观态度来对待人生了。

到了《金帆船》这一诗集的创作时期，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泰戈尔已经学会了用平和安详的心去思考人类自身、自然界、宇宙和社会。在那纷纭多彩的种种现象背后，他执拗地追寻着、严肃而又充满理性地思考着一种真实的力量。

由于人类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或预知世间与宇宙的一切自然或精神法则，于是在诗人泰戈尔的心中，渴望了解一切的心灵的探求，便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中开始掺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因素。

实际上，简单地把“神秘主义”这个概念加在泰戈尔身上，未免过于沉重了。其实，每个个体的人都会觉得，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这个宇宙里，甚至人类自身之中都有着不可以明确解答的千古之谜，而诗人那敏感、多思的心无疑会捕捉到这一点。

诗人泰戈尔只不过是以诗的形式真实地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这表明了人类的求知欲望在诗人泰戈尔身上，是以灵魂求索的形式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只是简单地把“神秘主义”加在诗人身上，很可能就会忽略诗人心灵历程中的真实感受。

这一时期，除了短篇小说和诗歌之外，泰戈尔在戏剧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他写作的那些充满幽默之感的社会讽刺剧中，《老人的手稿》和《独身汉的俱乐部》这两部作品，至今在孟加拉舞台上仍长演不衰。

以无韵诗形式写作的抒情剧《齐德拉》是泰戈尔以这种形式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剧。

该剧本出版于1892年，是泰戈尔的名剧之一。剧中作者以浓郁的诗情画意和剧情所展示的真理给予了人们独特的美感。这部戏剧曾被译介到西方，并以话剧、舞剧形式出现在欧洲舞台上。

《齐德拉》是根据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情节演绎出来的。曼尼普尔王的女儿齐德拉从小被当做男孩子抚养长大，她会武艺，具有一种男子的力量和女子的心肠，但她平淡、粗犷，缺乏女孩子特有的魅力。

一天，公主扮做猎人在森林中猎鹿，遇见了传闻中四处漫游的英雄阿顺那。齐德拉爱上了阿顺那，却在表白时遭到拒绝。公主于是恳请爱神赋予她一天的美貌，并且最终以苦行感动了爱神和春神。

两位女神决心满足齐德拉的愿望，赐给了她完美的容貌，不是一天，而是整整一年的时间。公主凭借神力变成光彩照人的佳人，阿顺那见到她之后，真是一见倾心，忘却了自己独身的誓言，向她求爱。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光，两个情人忘情地享受着爱情带来的欢乐，陶醉在两人世界里。然而齐德拉并未感到完美的幸福，她觉得自己以借来的美来征服爱恋的人是那么的虚伪和令人羞愧，她也深深地感到阿顺那迷恋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如今自己的身体成了自己的情敌。

内心痛苦而又矛盾的齐德拉请求爱神收回她的美貌。爱神宽慰她说：等到阿顺那厌倦了肉体享乐之后，就会在她身上发现真正的女性美。

果然，阿顺那慢慢开始悟出自己心灵的空虚与失落。作为勇士和英雄的他再次渴望行动和战斗的生活，也渴望见到森林居民们讲述的那兼有男人勇敢与女人柔情的公主齐德拉，盼望得到天长地久的精神之爱。他请求齐德拉让他与公主相见，并请求看到齐德拉的真实容貌。

此时，齐德拉乞求神收回了她伪装的美貌，出现在阿顺那面前的是那个勇武的公主，她说：“我就是齐德拉，曼尼普尔的公主，我既不是情人所顶礼膜拜的女神，又不是为了取悦于男子而任人摆布的那种女子。如果你在危险的道路上，愿把我作为你的妻室，留在你身边；如果你让我分担你生活中的重担，那时你才会真正了解我。”

阿顺那发觉面前朴素的女子就是齐德拉时，他欢呼着：“爱人，我的生命圆满了。”

齐德拉与阿顺那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爱情。《齐德拉》这个作品是泰戈尔所有创作中哲理性比较强的一部，剧情展示出什么是美、什么是永久的爱这样的问题。

作为诗人，泰戈尔剧中的对白充满着诗的独特的韵味。譬如，当阿顺那见到自己的情人的真实面目时，他这样说：“我似乎永远不能正确地了解你。你对于我就像是一位隐藏在金像里的女神。我摸不到你，我不能以报酬来答谢你无价的礼物。”

“这样，我的爱是不完满的。有时候在你的忧愁眼光的谜一般的深处，在你嘲笑着本身的含义的游戏言辞里，我得到一瞥的感受：就是你要努力冲破你那疲倦优美的躯体，穿过微笑的空幻的面纱，在痛苦的火的洗礼中显现。幻象是真理的最初的面貌，她在伪装下走向她的情人。但是时候到了，她就丢开装饰和面纱，穿着朴素的庄严的衣服站了起来。我探索那个最终的‘你’，那个赤裸的单纯的真理。”

泰戈尔通过这段话，揭示出促使生命永恒流动的，是追寻真、善、美的生活并且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动力。他以《齐德拉》提出一种圆满完美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承受感官的享受，但指明生命中的精神之爱与精神之美才会占有最重要和最长久的地位。

在《齐德拉》这部自由诗体的抒情剧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892年，泰戈尔的第一部以散文体写作的社会喜剧《第一个错误》完成了。剧本描写了3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夫人之间想入非非的爱情幻想和婚姻危机。

剧中嘲弄了印度教顽固的保守自负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浪漫幻想，其中闪烁着机智而又风趣的火花，真可以与同时期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喜剧相媲美。

也是在这段时期里，泰戈尔又将《摩诃婆罗多》这部古代史诗中的一件简单的逸事，写成了一个展示忠于职守和知识与渴望爱情之间心理冲突的剧本，这就是1894年，泰戈尔第一次采用有韵律双行抒情诗体创作的那个独幕抒情剧《临别的诅咒》。

剧本的情节是围绕神魔之战展开的：巨人族的领袖修库拉知道不死的秘方，众神为了学到这个长生不老的秘密，让克乔到修库拉那里去当学徒。修库拉的女儿德布雅妮对克乔一见钟情，于是设法说服父亲收下了克乔做门徒。

克乔学到了不死的秘方之后，到德布雅妮那里告别。剧情即由此展开：德布雅妮在交谈中向克乔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克乔心中也爱着这个女子，但是，为了服从命令，他只能拒绝这份爱情。于是德布雅妮在临别前诅咒克乔学到的秘方永远不能发挥作用。

1896年，泰戈尔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有韵诗剧《玛丽妮》，这个剧的结构更为严谨，情节也更富戏剧性。

美丽的玛丽妮公主，出生在信仰印度教的国家，然而这位圣洁的公主却信仰佛陀思想，认为真理与爱情是宗教的身体和灵魂，并且还要将这信仰传遍全国。

对印度教疯狂信仰的克曼客企图强迫国王放逐玛丽妮，先是鼓噪群众，之后竟然勾结外国军队，妄想用鲜血维护信仰，只是由于他的一个朋友突然醒悟，将这一阴谋报告给了国王，充满血腥气味的混战才没有发生。

泰戈尔虽然出身于婆罗门家族，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伟大的印度教改革家，但是他对印度教的感情却是不那么虔诚的。他的虔诚只局限于对梵语文学遗产和对《奥义书》中深刻哲理的赞许。

他不满婆罗门主义一味宣扬自己的权威，更不满种族制度人为地将生来平等的人们分作不同等级的几类人，允许上层对下层的不公平的野蛮待遇的存在等。其实，在他心中一直对佛陀十分崇敬，因为他觉得佛陀宣扬了婆罗门及正统印度教中所没有的普遍同情与平等的人类之爱。可以说，《玛丽妮》这部戏剧也正是戏剧性地表达了他思想感情上对佛陀的倾向。

诗人后来还曾经在有关佛陀身世传说以及佛陀思想的基础上创作过为数不少的诗歌和戏剧。在这一时期，泰戈尔除了进行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之外，在帕德玛河上巡视父亲的庄园之际，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

这些散文囊括众多的主题，包括政治、教育、社会、宗教、语言学和科学等领域，它们充分地证明了泰戈尔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真正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这个时期有一部独特的、人格化的《五元素日记》成了他写作至此最具风格与特色的散文集。

在这部散文集中，泰戈尔把组成宇宙的五元素——风、地、水、火、空，加以人格化，让它们以戏剧人物的形式出现，其中水和火象征女性，她们感情丰富，渴望知识与情感；而另外的风、地、空是男子。

三者相比：地，反应迟钝，是愤怒的机会主义者；空，观点模糊；风是个奢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这5个人物互相讨论，争辩生活和文学之中的许多问题，而作者扮做调解员，不仅介绍他们各自的观点，还加以认真的阐述。

全书的笔调极为风趣，幽默与争论，知识与笑话相互交织，彼此相映成趣，是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佳作，深受孟加拉人的喜爱。

1899年，泰戈尔还出版了一部格言集《碎片》，他采用的是传统的诗体格式、警句和寓言形式。这些充满机敏与睿智的格言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孟加拉人民现代语言中一个富有极强生命力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泰戈尔正走上他早期创作的巅峰。

他长于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且对语言、韵律运用自如，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而且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也开始逐渐贴近普通人民的生活。

作为诗人，泰戈尔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譬如对自然、生命、艺术和宗教的深入思索也从这阶段起开始走向成熟。

集会上的正义之声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在征服战争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后，曾经让那瓦布做傀儡进行统治，继而又实行“双重管理制度”：那瓦布当局管理民事，公司掌握征收田赋权。

早在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规定由英国政府任命英属印度领地的总督，“双重管理制度”结束。

1784年，英国国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管理法案》。根据这项法令，由内阁任命一个督察委员会来处理印度的一切重大问题；尽管任用一切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的权力，仍属于公司的董事会，但是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已归于英国政府。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坚持要求开放印度市场，参与对印度的剥削。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从此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对印度掠夺的新阶段，印度日益变成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英国残酷地压榨着这个当时尚处于落后的封建时代的国家，视印度为本国工业的廉价原材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例如将上好的印度羊毛和棉花运回英国供应毛纺织业，又将成品运回，垄断印度市场，从中赚取印度的钱财。

自从1900年英国在印度设置了东印度公司之后，对印度人民的经济压榨愈演愈烈，而英国女王堂而皇之地成了印度人的女王。

印度丧失了自由自主的国家主权，成了英属殖民地。印度国土上随处可见的是金发碧眼的英国政府派驻的官员、英国传教士和商人，他们让印度人抬着轿子，摆出一副高贵的派头。

19世纪的下半叶，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队伍终于形成了，从此，民族解放运动步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进程。印度的民族意识觉醒了，沉睡的民族巨人在自己国土上崛起。

英国当局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巨人早早就会成长壮大而后痛击自己，于是便显露出侵略者的凶残面目。

为扼杀印度国土上的民族主义情绪，1899年2月，英政府逮捕了伟大学者、爱国者，民族运动“激进派”的领导人提拉克，并且在2月18日通过了镇压民族运动的《治安维持法案》。

1898年，泰戈尔结束了对庄园家乡的管理和漫游，携全家来到了父亲在什拉依德赫的家。这时的泰戈尔已经37岁，是5个孩子的父亲。身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他在印度已颇有声望。

热爱祖国的诗人面对眼前的景象，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斗争的洪流。当时，孟加拉人民被英国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万丈怒火，在加尔各答，群众自发进行集会，愤怒声讨侵略者。

《治安维持法案》通过的前一天，即2月17日，泰戈尔满怀爱国热情，在加尔各答的一个群众集会上，登台发表演说，宣读了著名的文章《无声的抗议》，泰戈尔发出了反对英国镇压政策的有力声音。

可敬的教育改革家

当告别了帕德玛河上的漫游岁月，泰戈尔开始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重任。虽然他为孩子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家庭教师，但他自己却是孩子们最主要的老师。

在童年时代，泰戈尔就曾深深地感受到学校机械教育的苦处，所以他一直在努力探索着传授知识的最佳途径。他还著文对教育的基本原理、最终目的与教育方式等做了有意义的挖掘。但最终泰戈尔不再满足于仅仅写一些文章来研讨教育，而是亲身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

泰戈尔自己当年的学校生活本无丝毫幸福可言，当他面临着子女的教育问题，面对当时一般学校所实施的教育制度的弊病时，他思想中一些新颖的教育方法渐渐成型了。诗人渴望着能将这些新思维亲身付诸到实践中去。

1901年，新世纪伊始，泰戈尔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尝试，不过并非在诗歌领域，而是在教育领域。

作为一位教育改革家的泰戈尔，希望创办一所由自己来管理的学校。

诗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校址的选择。加尔各答那繁华的街市、嘈杂的人声，使得泰戈尔不愿将学校建在那里。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定居之处和未来的学校均应选在有着安静幽雅的环境，并且十分贴近大自然美好景色的地方。

诗人最终看中了桑地尼克坦这个“和平之乡”。还是缘于1836年，泰戈尔的父亲大圣人，在距加尔各答不太远的鲍尔普尔购买了一大块土地，并名之曰“桑地尼克坦”，意即和平之乡。大圣人很喜欢这处所在，经常前去享受自然的宁静与和谐，有时会隐居在那里，享受着一个人的宁静，沉思着、默想着。

当泰戈尔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曾经在追随父亲到喜马拉雅山游历之际居住在那里，而且他也和父亲一样，被桑地尼克坦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苍茫的红土荒原迷住了。于是，泰戈尔选中了心中的这块圣地，想在桑地尼克坦这“和平之乡”亲自建立起一所他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1901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泰戈尔将新学校的校址定在了桑地尼克坦，建立起后来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学府“和平之院”。

当年的12月22日，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为自己创办的学校揭了幕。当时，这所学校的全部成员仅有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5名学生和5名老师。

在泰戈尔的头脑中，古代印度人们在森林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他。在古木参天、远离尘嚣、深幽宁静的树林里，英明的圣贤和门徒们同住在一起，教学生们过简朴的生活，并教诲他们从小树立崇高伟大的理想。

古代印度的经典之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清新宁静的环境下，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形成文字的。

泰戈尔自己热爱简朴的生活和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他希望把学校也办成理想中修身养性的学园，让学生和教师都享受到传授知识的快乐，从而一改自己小时候所受到的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来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机的教育方式，泰戈尔想将古典理想与现代教育环境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古印度，文人们并不像欧洲的文人墨客那样居住在城市里，而是住在乡村，很多人还隐居在森林中，过着遁世的隐士生活。

泰戈尔信仰世间万物的和谐统一，于是将他的学校建于景色宜人的自然环境之中。

学校设备十分简单，生活也非常俭朴，不设教室和桌椅。上课时，师生们就一同围坐在大树之下，让学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首先通过四肢五官来认识世界，永远同世间万物保持一种完整而又连绵不绝的和谐。

泰戈尔盼望以和平宁静的大自然给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以清新的陶冶，从而使他们既能愉快而又简单地通过自己的种种感受去认识周围世界，又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自己动手生活的能力。

除了以上的设想之外，通过某些劳作或工业活动进行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最早也都发端于桑地尼克坦。

较之加尔各答舒适的城市生活条件，桑地尼克坦的生活显得异常艰苦，学校师生的饮食也是以素食为主。学生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学做一些体力劳动以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

在学校的5名教师中，其中有3人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是英国人。这样大胆的安排和聘任，在当时社会舆论界和保守派的眼中，实在是出格妄为。然而泰戈尔毕竟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所聘请的教师，多是艺术家或富于艺术气质的人，他将教师和学生的住处安排在一起，在师生的共同生活中，老师自身的美好情操可以感染和熏陶学生。

泰戈尔还时常让学生们为周围群众义务劳务，以培养他们的爱心。在教学过程中，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学习，不仅教给孩子们文化、科学知识，还注重音乐、戏剧、美术的教育，从而使学生们各方面得到健康成长。

泰戈尔讲究快乐、自由学习的气氛。他先让孩子们自由学习母语，并不一开始便强迫他们机械地背记外国语。

就在泰戈尔正辛勤地为自己祖国教育制度的完善进行创造性的拓荒之时，社会舆论却经常对他施以猛烈的指责和冷嘲热讽。

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他妄改祖先的教育体制，而请信仰异教的人做教师，更是对印度教教规的亵渎。激进的改革派也觉得泰戈尔竟敢遵照古制教育现在的学生，实乃思想保守、僵化顽固的典型。即便是那些怀有良好祝愿的人们，也认为建好这所学校只不过是诗人的白日梦。

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校的资金和人手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况且学校的吃、住几乎是免费供应的。为了继续维持开支，泰戈尔艰难地筹措资金，还把自己的部分房产和藏书变卖掉以继续着自己的教育改革事业。

泰戈尔忠实温良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珠宝首饰，并慈爱地关怀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她还时常抽时间来为孩子们烹制可口的饭食。

虽然在那个时代，教育者是印度被歧视、被凌辱的低种姓之一，但泰戈尔义无反顾地从事着教育事业，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理想的实践之中去。

泰戈尔事必躬亲，不仅参加学校的管理和建设，还亲自执教。他热爱儿童，真心真意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当他发现在孟加拉没有合适的初级读物和教科书时，便亲自编写了4册孟加拉文《初等课本》，入选的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后来，他编的课本也被孟加拉的其他一些学校所采用。

此外，泰戈尔还坚持写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诗歌、故事、戏剧和童话等体裁。内容分外充实，迄今仍受到孟加拉和世界各国儿童的喜爱。

泰戈尔的辛劳没有白费，他留给后人的是无价之宝。他所首倡并实施的学生应进行劳动的主张，后来被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甘地归纳到今天印度称之为“基础教育”的制度之中。他废除了一切体罚学生的制度，后来还实行了男女同校的新举措。

泰戈尔正因为早年曾深受野蛮、机械的教育制度之苦，故而他痛恨压抑和束缚儿童的天性。他衷心地热爱孩子们，因此，能在他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们是幸福的。

泰戈尔兢兢业业、费尽心力而又充满热爱之情建立的这所学校，终于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一所国际大学。

这所“和平之院”的学生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带着健康的身心步入社会之后，纷纷撰写了对母校美好生活的追忆文章，后来集成书出版。从这本记载着当时流行的无数趣闻逸事的作品之中，后人可以体味到泰戈尔创业时的艰辛。

到后来的1913年，泰戈尔游历英国时，与友人谈到想将“婆罗门书院”改成一个东西方文化会合的中心。泰戈尔的想法得到了友人的支持与帮助，有英国学者与他一同来到印度策划此事。

1920年至1921年，泰戈尔再次去了欧洲，在他回国后，就将婆罗门书院正式改名为国际大学，宗旨：为世界和平、东西会合。

经历不幸的一年

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1902年11月23日辞世。

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

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一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

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一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

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泰戈尔给妻子穿上一双拖鞋。巨大的悲痛降临在泰戈尔和他的儿女们身上。

默勒纳莉妮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嫁到了泰戈尔家。尽管泰戈尔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

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泰戈尔没有对她的爱作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一个爱情的婚姻。

当妻子第一次进入泰戈尔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默勒纳莉妮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她是那么年幼，以致不能成为他的伴侣。

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11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淳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一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默勒纳莉妮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一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

幸好，在那种场合下，默勒纳莉妮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其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

默勒纳莉妮一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一块块美味的馅饼？”

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默勒纳莉妮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

不仅如此，默勒纳莉妮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

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用职业看护。

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一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一样，泰戈尔这次悲痛的心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一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

在诗歌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一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泰戈尔在一首诗中写道：

在无望的希望中，

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失去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

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

在这里万物不灭——

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

跳进这最深的完整里吧！

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温馨的接触吧！

泰戈尔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一沓信札。她把这看做一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1902年的这一年里，是泰戈尔历经死亡与痛苦的不幸的一年。

一个接一个的生离死别造成的巨大痛苦，纷纷降临在他的头上。命运的巨轮飞速而又无情地转动着，碾过诗人的心。

接二连三的打击

泰戈尔的妻子去世后没有几个月，他的二女儿、童年时代就成婚的莱努迦也身患重病，医生劝她到高原地区疗养，换换空气。

于是，1903年，泰戈尔带着二女儿、三女儿米拉和小儿子萨明德拉纳特·泰戈尔，先后到喜马拉雅山的哈扎利公园和阿尔莫拉。他不仅要照顾生病的莱努迦，还得照看两个失去母爱的最小孩子。

为了给失去母爱的孩子们以欢乐，泰戈尔不得不强忍着内心深处的痛楚与哀伤，同他们一起嬉戏，注意地倾听孩子们幼稚而又充满童趣的言语。

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诗人从孩子们的天真可爱而又浪漫的话语里吸取了许多乐趣，并受到启发，创作了很多美好纯真的儿童诗，这些动人的儿童诗后来集为一册，定名为《孩子们》，其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收进了英文诗集《新月集》之中。

1903年，在母亲去世9个月以后，13岁的莱努迦也因病告别了人世。生性活泼敏慧的莱努迦，是个很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姑娘，她富有才华，很得父亲的器重和喜爱，认为她将来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凡的女孩。

莱努迦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做父亲的心中那份伤悲与惋惜是可想而知的。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泰戈尔连连痛失亲人，可这些接连而来的打击并没能摧垮他的精神，他并没有将心中无限的悲痛表现在脸上，而是埋头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停地扩充自己编辑的《孟加拉观察》这一杂志的内容，增加其篇幅。

同时，泰戈尔的新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流淌出来。

或许也就是在闭门创作、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泰戈尔学会了以真正宽容平和的心态来接受死亡，他明白了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愈发努力地劳作着，则是为了将死去的亲人们未尽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

此时，泰戈尔似乎在精神上与死神达成了和解，并从死的悲痛中看到生命和谐的运动规律。

女儿去世后仅4个月，泰戈尔又面临着另一个悲痛的死别。他非常喜爱的萨迪什·拉易，一位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诗人，突然染上了天花，不幸死去。

萨迪什·拉易在桑地尼克坦学校教书，在思想上他和泰戈尔有许多共同之处，泰戈尔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而且还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可如今，命运却夺去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由于担心学校里其他师生也会受到天花的传染，所以泰戈尔便决定将桑地尼克坦的整个学校都一起搬迁到什拉依德赫父亲的家附近。

过了一些日子，学校的经济再度面临拮据的境况。为了继续将学校维持下去，泰戈尔被迫以2000卢比的低廉价格，把自己所有作品的有限版权拍卖给了利益出版社。

生活一再地将不幸与悲痛带给诗人，仿佛是有意在考验他的心理忍耐和承受能力，锤锻与磨炼他的意志。

可是，这噩梦并未就此终结，在痛失爱妻及爱女之后不到3年，1905年1月19日，又一个不幸降至泰戈尔的头上，他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大圣人代温德拉纳特在88岁的高龄上逝世了。

对于泰戈尔来说，代温德拉纳特既是慈父，又是严师。正是这位卓绝非凡的人为印度的社会生活设定了新的道德与思想的美好理想，他还用自己实际的改革行动，为印度历史带来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时代，从而指明了印度政治觉醒的道路。

这个伟人的逝世给整个印度造成了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同一年，在大圣人去世的前后，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均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发生了自治运动。这一运动最初仅起于对寇松勋爵分割孟加拉阴谋的抗议，但到后来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

这场自治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目的在于反对英国政府有意违背民族意愿、分割孟加拉以削弱其力量的阴谋。

与此同时，这场自治运动在某种层面上又带有经济运动的性质，人们希望借此振兴印度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及其他外国的产品。

英国政府万万没有料到，分治的法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引起孟加拉和全印度各阶层人民的义愤，更加速了印度民族觉醒的进程。印度第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