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一九四八年八月）

我们在六七两月集中检讨了财经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二三月中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为三月物价暴涨及由此而来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工人不安，公营企业商品售价大低发生赔本现象。兹分述如下。

（一）以鹤岗煤矿为代表对职员的“左”的错误，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均发生过。东北在公营企业中犯过的主要错误，不在过高的工人待遇，相反地，注意工人必要的待遇还不够，而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有中央批准的关于职员问题的“八一”决宁[362]。

（二）三月物价波动原因有二：（甲）大量增发了纸币。增发之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同时又必须购粮四十万吨，去冬今春开支增加，又无物资作为支付手段。故货币发行量由二月底的一千四百万元[363] 增到今天的六千万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三倍半。（乙）去年粮食歉收， 故粮价在货币发行量激增和粮食求过于供的两重影响下，领头上涨了十倍， 由二月底的每斤一百六十元涨为今天的一千六百元。

一九四八年度共收公粮一百三十四万吨，贸易局购入粮四十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之二百五十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市外完全仰给于二千多万农民的售粮。在此种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的供求关系下，略有失调，粮价即暴涨。此外，去年南满[256] 和北满[253]全歉收，而南满历来缺粮，北粮无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七倍，影响北满粮价。同时，因公家购粮， 限制商贩携带五十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

（三）粮价飞涨的结果，公营企业中完全发货币工资者（约五万工人） 和部分发货币工资者（约二十五万工人），其实际工资大降。而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三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 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五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并拟了新的工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工薪的实物计算，并大部支付实物（约百分之七十）。

（四）由于粮价飞涨，而公营企业的牌价，如火车、轮船、邮政、电力， 以及为公家完全掌握的煤、盐、布、金价等等，则基本未动。一部分主管同志怕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因此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例如， 六百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十支纸烟价，一盏二十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一支纸烟价；

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一千二百元，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五百元；我掌握之布价，由十斤粮换一尺布，一跌而为五斤粮换一尺布。金价也跌了一半。贱卖时间仅四十余天，后即提价，当时并非畅卖，故损失不算多。

全东北只有哈市一处是粮食配给，粮价远低于其他大小城市，相差三四倍，又不敢主动提高，结果不但公家赔本，也无法阻止其他大小城市的粮价上升，而且造成了哈市配给粮外流。此种公营物价过低的办法，不利于工农业生产，仅利于小贩。由于小贩利润高，有些工厂的工人和职员请假当小贩。

（五）在粮价飞涨之下，公家即令按照市价统购，农民也囤粮不卖。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故于七月十日公布命令[364]， 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结果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此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一个月来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比四五两月粮价为平稳。

（六）秋收及新公粮征收以前，估计物价仍将逐步上涨。其中，粮价我无法控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则必须主动跟上粮价。又因淡月货币回笼不够，开支不减，必被迫发行。我应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七）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361] 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 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 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我们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因此，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

○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八）综观上述情况，说明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