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它的建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的彻底破坏，私有制正式确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世袭制在中国的确立，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首领“禅让”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奴隶社会的到来，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夏族，姓姒，是居住中原的古老部落，据说原来活动在陕晋一带，后来从西向东发展，逐渐迁徙定居到伊洛河汾地区。夏族最后定居在豫西、晋南一带，伊水、洛水之间是他们活动的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认为夏族居住在颖川、南阳一带，汉代人也认为那是“夏人之居”，如《汉书·地理志》云：“颖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汉朝时颖川郡在今河南省境内，南阳郡的大部分也在今河南省境内）。周初分封唐叔去统辖晋南汾水流域一带，称那个地区为“夏墟”，可见那个地区也曾是夏人活动的中心。

夏族的世系，在禹以后比较清楚，在此之前，只能追溯到鲧，再往前的话，就比较困难了。虽有线索可寻，但均是神话中的人物，难以视为可信的史实。

如记载古代帝王世系的较为重要的书《世本》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就是说，颛顼是鲧的父亲，鲧则是禹的父亲。而这个颛顼，正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著名人物。他的神话故事很多，据说他是黄帝的孙子。在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尊奉的“三皇五帝”旧史系统中，他被列为“五帝”之一，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继位后确立了部落首领的权威，宣称首领的职责是代天行事，管理天下的民众；黎民百姓的职责是安分守己，听从号令。百姓随便议论首领，就是大逆不道；听信坏人的挑唆，反抗首领，更是天地不容。同时他还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严格界限。他规定：正在走路的妇女见了男子，必须迅速躲避、让路。他说妇女身上有一种“晦气”，若不躲避，就把她拉到十字街口，由巫婆们肆意侮辱，以除掉“晦气”。妇女们不堪忍受，只好自认倒霉，见了男子就慌忙躲避。从此以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颛顼毕竟神话成份居多，因此有关夏的确切世系，最早也就追溯到“鲧”，比较适宜。

鲧是禹的父亲，各书所记相同，无疑应是可信的。鲧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新的社会格局也开始出现了，人们一面遵循悠久的传统而贯彻原始民主、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受着财富、权势的诱惑和刺激而不再平和宁静。旧的传统虽然在实际上遭到践踏，但并没有被废止，被抛弃，而且至少在形式上它仍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依旧放射着神圣的光；新的人物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刻的他手中的暴力之剑并不指向旧的传统，而是利用旧传统为自己权势的建立开道。鲧作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便被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鲧是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然而他却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他曾接受尧的任命，负责治理洪水。他试图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但堤坝倒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水患，治了 9 年也没有成绩。相传舜摄政以后曾视察治水情况，

发现鲧治水多年却毫无成绩，就下令把鲧在羽山杀了。尽管天下之人对舜杀鲧的做法没有异议，但对鲧还是深深怀念，表现在神话里，便是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地上发生了特大的洪水。洪水滔天，冲垮了房屋，淹没了田地，还淹死了许多人。鲧看到当时的惨况十分着急，他知道只有天帝的“息壤”才能平息水患，“息壤”相传是能够自己生长不止的神奇土壤。因为事情紧急，他来不及请示天帝就私自拿了天帝的“息壤”到人间治理洪水去了。天帝得知鲧私自拿走了“息壤”，勃然大怒，也没调查他为什么偷走“息壤” 就下令让祝融在羽山郊外杀死了鲧。后来天帝知道了鲧偷走“息壤”的原因，很后悔杀了鲧。正好鲧的儿子禹出生了，天帝就让禹到人间去把洪水治服了。

鲧不待帝命而将“息壤”自天庭窃归人间，终至为治水而献出生命，其事迹颇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取火的普洛米修斯。这个神话表达了鲧具有不惜生命，为当世除害的精神，塑造了一个正义、勇敢的英雄形象。

虽然鲧治水的事业，没有最后完成，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治水所以没有完成，其责任也不能完全归之于鲧。即使从流传下来的关于治水的整个传说故事来看，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分析：虽然鲧的治水失败了，禹的治水成功了，但禹的成功也离不开鲧。因为禹治水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鲧之业”，是“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因此，鲧和禹一样，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然而，鲧毕竟是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仅表现在他的治水上，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上的被打倒。按古史上的一些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却在于鲧与舜争权夺位。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如《吕氏春秋·侍君览·行论》说：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以上这两段记载，生动表现出了鲧的权势欲及这种权势欲给他带来的后果。他在表面上是反对“尧以天下让舜”，实际上是自己要夺取权势，“欲得三公”。因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最后被殛死于羽山上。鲧在平时的威信并不高，反抗部落联盟的命令并且摧残好人；禀性固执直率，恣情自用，并且贪心不足。由此可见，鲧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死的。然而鲧毕竟是那一时代的英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儿子禹的身上继续延续并进一步发扬，终于使禹获得了成功。

禹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就是治水。在他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而被放逐羽山死后，作为惩罚，禹接替了他父亲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共同向洪水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放弃了筑堤堵水的办法，改用疏导的办法，终于制服了洪水。应该注意的是，禹治水成功和鲧治水的失败，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能的大小不同。这件事情表明，在鲧的时候，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不强，到了禹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

的水平，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也就加强了。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交换和发展，从而加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为向奴隶制度的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关于禹治水的情况，《墨子》中有记载：

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履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禹堵塞洪水，又开决江河使四方的夷族与九州之地都能相互交往，这以后，天下著名的河流就有三百，其支流多达三千，其他小河流无计其数。禹亲自拿着盛士的橐和挖土的耜参加劳动，使河流渠道纵横交错。禹东奔西走，水里来，泥里去，连腿上的汗毛都磨掉了，他栉风沐雨，操劳奔波，使万国都得以妥善安排。禹是一位大圣，竟为天下而如此劳苦。

从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观点看，禹作为跨越文明时代门槛的伟人，其卓越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他治水事业中的公而忘私、艰苦奋斗，而且表现在运用计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夏王朝奠定了基础。他的贪欲和权势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评价他的历史作用与用今天的伦理观点对其作为进行道德分析乃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

那么，离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表露他的诈谋并最终夺得了权势的呢？

他曾经对舜和皋陶说：当我娶涂山氏女儿的时候，辛日结婚，只在家里过了辛、壬、癸三天，到甲日就忙着去治水。后来生下了启，启在家里呱呱地啼哭，我都没有功夫去抚育他，我只想着治理水土的大事业。终于辅弼天子设立了五服制度，使管辖区域有了方圆 50 里之大，每州设立 12 个师，直到四海边缘，都普遍地设立了五长。禹治水的功劳当然不容否定，但他这样自我标榜，并将一切业绩归于自己，就不能认为是完全出于公心的了。禹到处做出一副积极进取，勤勉辛劳的姿态，实际上是力图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舜当时是部落联盟盟主。他与禹之间的关系便应当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了。在鲧被放逐诛杀之后，禹审时度势，用极大的毅力压抑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反而更恭谨地侍奉舜，博得了舜的欢心，被任命为司空，担负主持治水的重要任务。

《吕氏春秋·行论》中说禹在舜的左右总是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出，以表示对舜恭敬。尽管禹未必如此奴颜婢膝，但他确实非厚实怯懦之辈，在影响和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禹便敢于与舜对抗。据《史记·夏本记》记载，禹曾用离别妻、子，外出治水，“以故能成水土功”的业绩自诩，并以此回绝舜对他漫游淫乐行为的批评。禹既要利用舜的威望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又要排斥异己，削弱舜的势力，从而达到取舜之权位而代之的目的。禹的诈谋应是卓有成效的。皋陶是舜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虽然驳斥过禹的言论，但终究还是被禹拉拢利用，作为主持刑罚的“士”，他曾“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就是命令民众都必须以禹为榜样，假若不按照这个命令去做，那么就要用刑罚制裁。在舜的后期，禹的地位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禹在行动中已一步步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势力，因而“禹逼舜”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成了社会发展中必然的事情了。然而，当时传统的民主推举部落首领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因而禹接替舜的位置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进行

了“禅让”。禹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博得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终于较顺利地取得了最高统治者地位，被拥戴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确立了王权。

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出征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誓师词说：“不是那种无礼小子，谁敢横行称乱，野蛮愚蠢的三苗胆敢作乱，我要代表上天惩罚他们。因此我今天率领你们‘群封诸君’去讨伐三苗！” 参加这次战争的有众多氏族部落，声势非常浩大。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 大败，向南逃往丹水、汉水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去了。战争中掠夺到很多战俘，他们都成了军事首领的奴隶。这种掠夺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禹的地位，并促进了奴隶制度的产生。

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禹又沿颖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邀请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落的首领召开大会，这就是“涂山之会”。在这次大会中，有一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对禹的权力不以为然，因此在开会时有意迟到。禹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将防风氏处死。各部落的首领见禹如此厉害，一个个胆战心惊，从此唯命是从。古史中所载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的就是这件事。此时，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了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主，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这次大会，乃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步骤。

按照传统的“禅让”制，禹退位后接替其位置的人也要由部落民主推选出来。然而，社会在向前发展，此时的社会结构已较尧舜时期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状态。禹在位之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反映了禹的智谋和狡黠。皋陶是偃姓部落首领，早在舜的时期就有很高威望，他曾在舜和许多部落联盟首领面前高谈阔论，阐述选拔人才、治理天下、敬业安民的道理，并且他还是一位治理狱讼而著称的人物。禹选择皋陶为其继承人，便能够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是重视和真心荐举贤才的。皋陶虽然曾当众诘难过禹，使禹差点下不了台，但后为禹的手段所笼络，曾经“令民皆则禹”，因此，荐举皋陶，实际上是加强了禹自己的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皋陶和禹年龄相仿。据古书记载，皋陶和禹同在舜帝手下任职，从言论和行为看，皋陶甚至是年长于禹。相传禹治水 13

年，舜荐禹之后过 17 年去世，所以禹继位时最少也有 50 多岁，而禹举皋陶

之后 10 年于会稽死去，据说这时禹已经是百岁之龄了。由此看来，禹选定皋陶为继承人时，他和皋陶均已至耄耋之年了。选择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或稍长的老者为继承人，这正是禹工于心计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是不会对禹及其儿子——启构成多大威胁的。

果然，皋陶被荐举之后不久即死去，禹又举荐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虽然伯益是法定继承人，但多数部落首领都向启表示效忠。他们说：“我们忠于启，因为他是禹王的儿子。”

为什么人们拥戴启而不信服伯益呢？这应当归功于禹的精心安排。原来随着禹王王位的巩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不应该落入他人之手，而应由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大家又一致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为此事，禹好多天都没有睡好觉。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继承舜的权力，一是当年治水有功，二是舜选定自己继位之后，就把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都交给了自己。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将来的大权肯定会落

入伯益手中。我为何不把治理国家的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空名呢？于是，禹就这样做了。果然，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而伯益虽然是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就连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忘了。这样，禹一方面树立自已和族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举荐耄耋之年的皋陶，故意延宕其后继者伯益开始佐政的时间，造成伯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的事实。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即为启的继承权位铺平了道路。所以战国时有人便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禅让制度是上古时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开始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他们受到广泛的尊敬、信赖。当时许多重大事情都必须由议事会与民众大会集体讨论决定。后来，各级首领的权力日益增长，他们在传递权力的时候不再满足于民主的、集体的决定，而是竭力寻找一种形式，既能有民主色彩，又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形式终于在尧时期被发明出来。那就是“禅让”。在禅让制度下，旧的民主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尧舜之际禅让过程中，“四岳”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然而，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志毕竟在禅让制度中占了主导地位。如果说尧、舜时个人意志在禅让中尚未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到了禹的时期，情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禹先荐举皋陶，后举伯益，都是由他自己所决定的，尚未见到史料可以说明这些是由部落联盟其它首领讨论提名的结果。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强化，和这种趋势相适应，世袭制的出现是有着必然性质。禅让制就是世袭制的准备阶段，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它是连接原始社会民主制与世袭制的枢纽。

禹运用自己的手腕与权力，为自己的儿子启铺平了一条通向王权的道路。使启能较顺利地接替了禹部落联盟盟主的位置，随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启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过程，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因为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遭到传统的旧势力的反对。

东方偃姓部落的伯益首先起来反对夏启。伯益原本是禹的法定继承人，在夏启继位后，他立即撕下了谦让的面纱，率领着强悍的东夷军队，来势汹汹地向启发动进攻。启虽有防备，但启的军队还是被伯益打败了，启也被俘获，囚禁起来。不久启又逃出，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最后一次交战时，伯益的部下纷纷向启缴械投降，启终于把伯益抓来杀掉。

反抗的势力不仅来自外部的东夷，也来自夏部落内部。夏族在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也起兵反对启，要求他把王位还给伯益。有扈氏在今陕西中部、东部一带，是仅次于夏后氏的一个强大的氏。早在禹的时候，就曾与有扈氏发生过战争。启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泽。启在前线发布了誓师词——《甘誓》。他指责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上则轻蔑“五行”的天道，下则怠慢“三正”的人事。上天因此要灭绝他们，他要奉行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启命令部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警告不听命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有扈氏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启开始并没有把有扈氏打败，大约经过一年的较量才征服了有扈氏。《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之，知义而不知宜也。”其实，他是死抱住氏族社会的旧“义”，不能跟着时代发展之“宜”前进，自然要遭到失败。

对有扈氏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夏王朝政权的初步稳定和世袭制的初步确立。为了庆贺夏王朝的建立，夏启在钧台大会诸侯，举行宴会，诸侯纷纷前来朝贺。夏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诸侯的正式承认。

然而，新与旧的斗争在新事物刚刚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还不会马上消失，旧事物总是不愿一次性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总要经过一番反复。这种斗争，在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集中表现为王位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之间的斗争。启传子太康后，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极大怨愤。东夷有穷民的首领后羿，把太康赶下了台。后羿是勇于向自然作斗争的英雄，传说曾在尧时射掉天上十个太阳中的九个而立了功。他做了正式国王后不久，又被他的亲信寒浞杀掉，寒浞取得王位。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仲康一直谋求复国，但由于连年流亡在外，身患重病，加上心情不愉快，很快就死了。他的儿子后相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被寒浞所攻杀，后相的妻子正在怀孕，躲开了搜捕，逃回了娘家有仍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少康。少康长大后开始为复兴夏朝做准备。后来寒浞得知少康是后相夫人的遗腹子，立即派出一班人马，去捕杀少康。少康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逃到舜的后代有虞氏那里。在那里他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寒浞因频繁用兵，招致民众反对，内部矛盾增长。人们听说少康是夏后氏的后代，于是纷纷前来投奔，少康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一切都准备好了，少康便起兵讨伐寒浞。寒浞多年来只顾享乐不理政事，大失民心，就是他手下的心腹将士们也早与他离心离德。于是被少康打得一败涂地。寒浞也在乱战中被杀死。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少康回到了夏故都。他奠典先祖，安抚百姓，设置百官，重整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少康中兴”。从此，夏朝奴隶制的政权，才逐渐巩固起来。

夏王朝是从原始公社的军事民主制度中脱胎而出的奴隶主政权，它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与旧的传统的氏族制度和习惯势力发生矛盾。旧氏族贵族利用传统的“禅让制”，以反对夏王朝的王位世袭制；而代表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夏王朝，则要求确立王位世袭制，以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禹传子后，夏王朝经过启与伯益、有扈氏的斗争，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等事件，终于使王位世袭制战胜了禅让制。这一胜利，意味着奴隶制战胜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国家取代了部落联盟机关。

夏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并使世袭制在中国最终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世袭制代替了原始民主制和禅让制，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

大禹——一个站在阶级社会门槛上的伟人，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从此以后，“普天之下皆王士，率土之滨共王臣”，被儒家学派涂上了一层深厚粉饰，世袭制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日趋完善，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几千年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