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人生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

做一个完整的人

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啊。”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不是指无缺陷、无疤痕的人，不是与“赤金”类比那种意义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对立面，就是指那样的一些人。

他们沉溺在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专业知识里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绝不是“完整的人”。

爱因斯坦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制约的。

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的一员。

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抱有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

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

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

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越来越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甚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

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甘心于淡泊名利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各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批评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经八百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

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的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

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夜晚，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一位打油诗人这样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子剑术精，出剑迅捷如流星，不料空间一收缩，长剑变成小铁钉。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相对论热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得面目全非。

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在填补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是我自己已经发疯，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了如此打油诗后，心里有些诚惶诚恐。人们即使受到他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幸，还喜不自禁地说：“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按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

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弄糊涂了，也弄得他万分紧张。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

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

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的拉长缩短。

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个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妻子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时间，有时甚至整个晚上。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

爱因斯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呵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未对过去的信件作出答复。”

后来，为了对付众多的信件，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请慈善机构代办讨要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和照片。

这样，既满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同时还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忙的信，爱因斯坦就自己复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和女儿帮忙。

但是，另一种面对面的麻烦则更使爱因斯坦不得安宁：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来找他。他们或者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名气去闯天下，或者想丰富自己的创作目录，或者想在历史上留下艺术家与科学家交往的动人佳话。

对于这些人，除了被艾尔莎客气而优雅地挡走了部分外，余下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厅里来周旋应付了。

这一天是1922年11月14日。就在4天以前，瑞典皇家学会宣布把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爱因斯坦，当时“北野丸号”邮轮正在大海中航行。

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世界最高的科学荣誉。诺贝尔是瑞典著名的化学家，因发明硝酸甘油炸药获得专利，后来成为巨富。诺贝尔因潜心科研，终身未娶。他的遗嘱规定，死后把大部分财产献给瑞典科学院，作为奖励基金，每年将这笔巨款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世界各国对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事业有卓越贡献的人。

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有伦琴、洛伦兹、居里夫妇、汤姆逊、维恩、麦克尔逊、普朗克、劳厄等，其中不少人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同行。普朗克是1918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原因是创立量子论。劳厄获奖时间还要早些，是1914年，获奖原因是发现X射线在晶体中的衍射。

爱因斯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当之无愧的。1905年他发表的三篇论文，每一篇都够格获得诺贝尔奖；1915年他完成的广义相对论论文，应该更不在话下。

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直到1921年爱因斯坦才获得诺贝尔奖呢？莫非瑞典科学院那些评委老先生们打瞌睡了？

而且，这次授奖的方式和内容也是异乎寻常的。授予爱因斯坦的是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瑞典科学院到1922年11月才宣布其决定，而爱因斯坦到1923年4月才实际收到奖金和奖状。这种马拉松式的授奖过程，也是找不到先例的。评奖委员会的措辞更为奇特：

瑞典皇家学会根据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遗嘱的规定，于1922年11月9日开会决定：无论相对论与引力理论有何价值，将1921年的奖金授予在物理学领域内作出重要发现或贡献的爱因斯坦，他在理论物理领域，建立了很大的功绩，特别是发现了有关光电效应的定律。

这太有意思了。事实上，光电效应只是爱因斯坦1905年的第一篇论文中的一个小标题！瑞典科学院只奖励了十个指头中的一根小指头，而把相对论这样的“大拇指”撇到一边去了。

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诺贝尔的遗嘱中指明，奖金授予在规定学科任何一项上对人类提供最大利益的人，这个规定限制了获奖内容。自1901年以来历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都是有关实验物理学的发现，其中有一些很难说与科学有什么直接联系。例如1908年将奖金授给法国人利普曼，他的成就是发明彩色相片复制法；1912年获奖的瑞典人达伦，只是因为发明了海岸灯光自动调节器。评奖委员会对于颁奖给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带有较强的推测性的，一般都很审慎。他们认为相对论即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相对论因为革命性太强，遭到了一些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强烈反对。勒纳德甚至扬言，如果瑞典科学院把奖金授给相对论的创立者，他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为了避免麻烦，评奖委员会的大师们迟疑了许久，绞尽脑汁，最终才想出这个绝招：以光电效应定律的名义，将奖金授予爱因斯坦。

这飞来的喜讯，并没有使爱因斯坦受宠若惊。他的成就早已得到举世公认。没有诺贝尔奖，爱因斯坦照样是爱因斯坦；而没有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才将大为减色。那笔丰厚的奖金，他后来全部寄给了前妻米列娃，作为她的赡养费。

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爱因斯坦说：“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爱因斯坦说：“不，我干不了。”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一切有求必应

有一位农民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给儿子取名为阿尔伯特，不知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寄几句话，他想把爱因斯坦的话当做“一件法宝”，在他儿子成长时，来勉励他上进。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回信：

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位父亲收到回信后，无比欣喜。他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寄上一张小阿尔伯特的照片，并说他要捡一袋土豆送给爱因斯坦以示感谢。后来，爱因斯坦真的收到了一口袋土豆。

一个印度人从新德里给爱因斯坦写来一封絮絮叨叨的信，向爱因斯坦求援。他说自己是一位32岁的单身汉，希望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研究物理学和数学，虽然他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才能低劣。他一贫如洗，连寄这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在年轻时，因生活拮据，使他无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一向对这些学科十分爱好。

迫于家境，他不得不求职谋生，而这与他的内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因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从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连维持温饱的收入都没有，他下定决心，不管能否得到帮助，都将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帮他一点忙。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这封回信不仅彬彬有礼，而且饶有趣味：

来信收悉。你继续研究物理的炽热愿望使我深为感动。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该从事公众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贵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在为改善经济而努力。

1951年3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学生写信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询问他是否记得出席过那里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仪式。她接着就向爱因斯坦求教。长期以来，她一直对天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成为一名职业天文学家。但她的两位老师说，天文学家已过剩，并且她在这一领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认自己的数学并不出色，她问爱因斯坦，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学习天文学，还是应该另选她能够从事的学科。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1920年，英费尔德第一次见到了他神往已久的伟人爱因斯坦。当时，他在雅盖隆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里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他出生在波兰，同时又是犹太人。

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犹豫很久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气，用颤抖着的手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怯生生地问道：

“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

接电话的是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她说：“在家。”

“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教授见我一下行吗？”

“那当然。你最好现在就来。”

这个学生放下电话，那激动的心情是永生难忘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那次会面作了细腻的描述：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心里喜出望外。

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

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

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介绍信给普鲁士联邦教育部，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他的推荐比我有力。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他甚至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写好了。他只知道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而纳坦松教授，爱因斯坦是认识的，而且很器重。

随后，他们谈了许多问题，爱因斯坦谈得很兴奋，而这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享受音乐人生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琳是一位具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她爱好音乐，是爱因斯坦的音乐启蒙老师。

有一次，母亲坐在钢琴前轻轻地弹着琴键，一曲结束，她回过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听琴！他听得那样入迷。

年轻的妈妈感到孩子有很强的音乐感，她很高兴地对小爱因斯坦说：“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像个大学教授模样！喂！亲爱的小家伙，怎么不说话呀？”小爱因斯坦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不答一句话。那时他只有3岁。

爱因斯坦从6岁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波琳给小阿尔伯特请了一位市里著名的小提琴手当家庭教师，每周三次，在家里授课。

刚开始时并不十分顺利，枯燥无味的指法和弓法练习使他感到有些厌烦。传统的教学法使他每天必须在老师的严格监视下，一连几个小时地重复着同一个简单机械的动作。

每次授课完毕，他觉得自己的脖子都无法转动了，又酸痛，又僵硬。有时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坚持练下去。然而当美妙的旋律逐渐从这些枯燥的音符中飘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灵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他觉得，为了最终能进入贝多芬、莫扎特的奏鸣曲所展示给他的那个空灵、美妙与和谐的世界，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

经过了整整7个年头的勤学苦练，他的手指上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趼子，连光滑锃亮的小提琴琴面上也渗透了他苦练时淌出的汗渍。他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小提琴演奏的各种技巧，在乐理上他也懂得了和声与曲式的结构。他能够在家庭音乐晚会上，娴熟地演奏出贝多芬的奏鸣曲和莫扎特的魔笛序曲了。

然而对于爱因斯坦来讲，使所有听过他演奏的人难忘的，并不是他那熟练的演奏技巧，而是他与乐曲之间，在心灵与精神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的和谐与一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喜欢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后，来找爱因斯坦评理。

爱因斯坦听他说话的火药味还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便笑呵呵地拿起心爱的小提琴，说：“来，来，我们还是来拉拉亨德尔吧！”

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为作为德国古典作曲家的亨德尔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1913年之后，爱因斯坦被普朗克和能斯特两位物理学界的台柱人物请到柏林后，成了柏林科学研究院的院士，但他爱好音乐的天性，使得他生活的世界，依然是由音乐的音符和数学公式共同构成的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到柏林当教授不久，就常在普朗克家里举行音乐晚会。

每当受到荷兰莱顿大学的邀请，爱因斯坦总爱住在他的朋友、大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家里。爱因斯坦从柏林来到荷兰，从吵闹的都会来到古老而幽静的小镇，实在感到清静和愉快。

当他听到四周大大小小的风车在悠然自得地随风转动并唱出“咿咿呀呀”的歌声时，他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埃伦菲斯特的家里，小提琴也常常参加科学家们激烈的科学论战。埃伦菲斯特和爱因斯坦由于某个问题在激烈地争论着，埃伦菲斯特思路是那样敏捷，那样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如果他发现爱因斯坦的话语中哪怕有一点漏洞，也会一下子抓住不放。当然，爱因斯坦也不是好对付的。在唇枪舌剑中争论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想休息一会儿。

埃伦菲斯特和普朗克都是出色的钢琴家，爱因斯坦是一个小提琴家。爱因斯坦在这两位物理学家的伴奏下，拉出的小提琴旋律会增添许多特殊的光彩。

当他们的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爱因斯坦突然停下了。他不拉了，然后用小提琴的弓用力地打击小提琴的琴弦，他的意思是让埃伦菲斯特停止钢琴伴奏。爱因斯坦又开始了他科学的独白。

埃伦菲斯特手搁在钢琴上细心地听着他的独白。他犹如森林中的猎人，正在端着猎枪等待着爱因斯坦的漏洞。一旦让他抓住漏洞，埃伦菲斯特将像猎人那样射出一排子弹。

有时爱因斯坦的思想遇到障碍时，他就会着急地走到钢琴前，用几个手指弹出一个清澈的大和弦，坚强而有力，反复地弹着三个和弦。

“当！当！当！”爱因斯坦在敲“上帝”的大门，又好像在向大自然发问：

“怎——么——办？”

有时，弹着弹着，“上帝”的大门给他俩打开了，这两个朋友从论战中又温和地相对而笑了。

对爱因斯坦来说，音乐是另一种逃避方式，而且是一种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知识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技术性团体，隶属国际劳工局，活动范围适度，目的在于为恢复中断的相互联系做准备，促进学术活动。

有一天晚上，委员会在一个餐馆中聚餐。谈话围绕着当天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想使自己避免卷入争吵。在杂乱的谈话声和碗碟碰撞的铿锵声中，乐队演奏着轻音乐。爱因斯坦默默地听着，他完全忘却了别人在谈论什么。

音乐是他的最高级的庇护所。突然，他站起来，与小提琴独奏者说了几句话，从那人手里拿过小提琴并开始演奏。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他表情放松，就像沉入梦中一样。

他一点儿都没有想到他站在一个时髦餐馆的演奏台上时所产生的景象，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他孤独地演奏着，像是要把所有积压的痛苦一扫而光。

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到来了，匆忙地抢占座位，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不耐烦地盯着那位独自在台上徘徊、充满老派音乐家气质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开始表示这个人比那些讨厌鬼强不了多少，而爱因斯坦仍在继续着他的演奏，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

当有人壮着胆子去告诉他时间太晚了，我们该回去了时，他才把小提琴归还给主人，微笑着向人家道歉，就在离去时，他还像在梦游一样。

有一天，爱因斯坦接到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一谈。

这封信没有写地址，第二小提琴手又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未出嫁之前是巴伐利亚公主，是爱因斯坦的老乡和好友，更确切地说她是爱因斯坦的音乐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这位王后。

王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她爱好科学、文学，更喜欢小提琴。她生活朴素，思想开通，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比利时人都很爱戴她。不少人叫她为“红色的王后”。

有一次，比利时皇家汽车奉命去火车站接爱因斯坦。司机在头等车厢门口等着爱因斯坦下车，可是等旅客都走光了也没有见到爱因斯坦的影子。汽车司机只好空车回宫，向王后报告说教授并没有来。

可是，过了半个小时，爱因斯坦身穿一件旧雨衣，手拎着那把他最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王后避暑的夏宫。原来爱因斯坦没有坐一等车，他坐的是三等车。教授从来最喜欢坐三等车，因为这样可以混在三等车的乘客中，避免被人认出来造成麻烦。

他从三等车厢下车之后，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车站，边走边问路。等走到王宫大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坐着三个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这个第一小提琴手了。只要爱因斯坦一到，四重奏就立刻开始。爱因斯坦担当首席小提琴手，王后陛下是第二小提琴手。

终其一生，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音乐的热爱与痴迷。爱因斯坦自己说过：如果不是命运使他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他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小提琴家。人们不怀疑这一点。他曾经在许多场合下，应朋友或主人的邀请，即席演奏过小提琴。

在白宫，他就曾经给罗斯福总统和夫人演奏过。还有一次著名的演奏，是在20世纪初柏林德国皇家科学院的年会上，他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德国皇家科学院院长普朗克合作进行过一次小提琴、钢琴二重奏。普朗克弹钢琴，他拉小提琴。

相对论的创始人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的这次合奏，被称为世纪的合奏。

正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两根伟大的支柱，构筑了整个20世纪物理学和科学的无比辉煌的殿堂。他们两人的合奏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奏完毕，整个皇家科学院的大厅淹没在一片掌声之中。

凡是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小提琴演奏的人，都对他精湛的演奏技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德国这个音乐的王国、贝多芬和巴赫的故乡，听过爱因斯坦演奏的音乐专家们也认为他的小提琴演奏是一流的。

爱因斯坦终生痴迷小提琴，直到他70岁以后，仍每天演奏。难道这只是一种偶然？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爱因斯坦自己曾经说过：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科学与音乐，同样都需要最丰富的想象力！人类历史上每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如哥白尼的地球转动学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等，它们所蕴藏的想象力都是那样惊人，地球上也许唯有伟大的音乐作品中所蕴藏的想象力可以与之相比。

科学与音乐，同时成为了爱因斯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思维的领域中，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于对方的。

也许爱因斯坦正是借助于音乐的神奇力量，使他在进行艰巨的科学思索时，想象力能够永远保持在飞翔的最佳状态，能够永远使他的思维活动保持最大的张力。

普林斯顿大学校区梅塞街112号小楼，即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的住宅的邻居们在回忆爱因斯坦时，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每当听见小楼里传出了琴声，他们就知道那个怪老头又在构想他的相对论了。

小提琴绝不仅仅是爱因斯坦的业余爱好，是他工作疲倦时的一种消遣，而且还是他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时不可缺少的伴侣。不仅仅是在爱因斯坦身上体现了科学与音乐相辅相成的作用，而且在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身上也存在着这种现象。

经典力学的伟大奠基者牛顿，终生不渝地喜爱管风琴。

许多伟大的音乐家，本身就是优秀的科学家。不朽的《沙赫拉查德》的作曲家李姆斯基·柯萨科夫就是海军机械工程师。创作了优美的交响乐诗《中亚细亚草原》的鲍罗廷，也是著名的化学家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如果真有一个上帝，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曾经帮助了他，那么这个上帝就是音乐。

感受生活的乐趣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儿。艾尔莎比他大3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符州的海亭根。

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亭根去玩儿。艾尔莎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住在柏林的父亲家中。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

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是艾尔莎照顾着他，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个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

她在厨房里做饭，动作就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里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

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

与米列娃相比，艾尔莎虽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理论物理学，但她深知爱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独性格，更何况有了一次婚姻变故的经历，能做爱因斯坦这位世界级科学巨人的妻子，她就满足了。

她只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爱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会。

1917年的2月，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后，终于彻底病倒了，他原有的肝病又一次复发了。由于战时的物资非常贫乏，根本无法保证每天营养的供给，即使是国际友人的援助不时地从瑞士寄来，也不能使得爱因斯坦的病情尽快好起来，于是朋友们极力地劝说爱因斯坦还是回到瑞士去养病吧，可是由于与米列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他并不愿意立即回到瑞士去。

病中的爱因斯坦，全靠艾尔莎的照顾。虽然当时食物缺乏，但艾尔莎的巧手总能变着花样给他做出一顿顿可口的饭菜来。

到了夏天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了，只是他却发现，在生活上，他已无法离开艾尔莎的照顾了。

他们本是远亲，结合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在一起长大，又是互相了解的。既然与米列娃的感情已经消失，又何必勉强下去呢！

于是，在朋友们的提议和帮助下，这年的秋天，爱因斯坦与米列娃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正式搬到了哈贝兰大街，与艾尔莎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了。

战争使人充满了失望，但新的家庭生活又使爱因斯坦的生活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艾尔莎虽然没有学问，但她深深理解受到病魔折磨的爱因斯坦，并在生活上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病人需要安静时，她就静静地陪伴在床边织毛衣。病人醒来时，她会为他端上一杯热茶，给他一个温柔的笑脸。

爱因斯坦的病渐渐康复了。他又可以回到自己心爱的书桌旁了。艾儿莎又重新为他布置了一个简单、整洁的书房，一个大书桌配上一把可以用来休息的安乐椅，四周的书柜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一回到书桌旁，爱因斯坦又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去了，艾尔莎常常给他送上一杯热咖啡，等到去叫他吃午饭时，热咖啡只是变成了冷咖啡，杯子里的东西却一点儿也没有少，对此艾尔莎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作罢了。

艾尔莎是个典型的贵族主妇，她温柔、优雅，家里的摆设她亲自动手，弄得一尘不染。由于爱因斯坦的名声越来越大，艾尔莎的大部分时间还得打发那些来拜访的客人，以便保证爱因斯坦能有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

应该说，艾尔莎是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无论是家里家外，接人待物，都是让人无可挑剔的。

只是，一向生活马马虎虎惯了的爱因斯坦会经常弄出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一天，爱因斯坦出去拜访客人。艾尔莎特意在他的马甲袋里放了钱，并反复叮嘱他回来坐车，以免回来时累得气喘吁吁的，爱因斯坦满口答应着出门了。

可是，天已过了中午时，我们的大科学家才慢慢地走进了门，一进门就高喊着：

“快给我倒杯水吧，可累死人了！”

“怎么，又是走回来的吗？”

艾尔莎赶忙问道。

“不走回来怎么办，我又没钱坐车。”

“什么，没钱，我不是在你的马甲里放了钱吗？”

“马甲袋，坏了，我翻遍了身上的口袋，也没发现有钱，怎么偏偏忘记了马甲上也有口袋呢？没有办法，我只好慢慢走回来了！”

艾尔莎对于这样经常发生的事情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难道我得一直跟着你吗？阿尔伯特。”

可是事实证明，即使是在家里。艾尔莎也是无法约束爱因斯坦那随便的生活习惯的。

爱因斯坦在家里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喜欢光着脚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即使是来了客人，他也经常忘记礼貌地穿上袜子，仍然光着脚穿上鞋，蓬乱的头发像是永远也拉不直似的，却还大摇大摆地坐在那里招待着客人。

艾尔莎对此很是尴尬，如果不知道的人，一定会以为家庭主妇没能尽到责任呢！

对于艾尔莎那责备的目光，爱因斯坦总会笑呵呵地叫道：

“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好朋友，谁会在意这些呢？”

说完，还不忘幽默地耸耸肩，招来客人们的一阵捧腹大笑。

爱因斯坦也真心地喜欢着艾尔莎的两个女儿，在他休息的时候，两个孩子喜欢缠着他为她们拉上一首小提琴曲，虽然这个继父不苟言笑，也不喜欢跟她们说说笑笑，但他的琴声是真挚的，孩子们因此同他的心走得更近了。

时间久了，她们像亲生父亲一样喜欢他、对待他，同母亲一起，对爱因斯坦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却始终没能改变他生活上的马马虎虎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里，一家人饭后总是习惯于做一个游戏。

“爸爸，咱们今天晚饭吃的是什么菜啊？”

小女儿问道。

“这个……”

大女儿见爱因斯坦回答不上来，就在一旁不停地做着手势。

“什么，圆圆的是什么啊？”

爱因斯坦在大女儿的提示下仍然不得要领。

一家人饭后的生活快乐无比。

艾尔莎给了爱因斯坦一个温馨而干净的家，尽管他还不能适应这一切，但是生活上他是无忧无虑的，而且，走进了书房，爱因斯坦就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这是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这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

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战争使得爱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可是新的家庭又使他鼓起了生活的信心。

1929年3月4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50岁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与苦闷。

可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

他必须寻找一个地方，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找到了哈韦尔湖乡间一个花匠的朴素农舍。

为了免去一切风险，他在生日前几天就来到这里。什么佣人都没有，自己做饭。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通往花匠农舍的道路。这使他很快活，他一点儿也不管这一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也不管这一天公众正在向他表示敬意！致敬电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雪片般飞来，电报的数量之多要用洗衣店的大筐盛送。

邮局的营业员规劝他们的顾客：致敬本可以毫不困难地节俭些。大批礼物和成筐的电报一起涌来。这里有奢华的礼品，有异国的珍奇和怪异的物件，既有富豪们的馈赠，也有穷人的奉献。

爱因斯坦家里的人请一些朋友帮助打开那些包裹，只要一个礼品刚从盒子里露出来，艾尔莎立即匆忙去查看另外一个。“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告诉他收到了什么。”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混乱侵犯了他们的住所。

那天早晨，艾尔莎被电话铃吵醒了。

“你叫我吗，阿尔伯特？多妙啊。”她知道在爱因斯坦住的地方并没有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爱因斯坦说，“在我给我的助手的计算中有一个错误。”他恳请她去看一看，立刻改正那个错误。

“但是，我告诉你，阿尔伯特……”艾尔莎打断他，她感到在电话另一边的他已变得不耐烦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妻子终于问道。

他不知道，他忘记他逃避的事情了。当妻子使他重新记起这件事时，他发出一阵笑声。“对生日太小题大做了，但别忘记我告诉你的事。”他放下电话筒。

下午，艾尔莎来到他的住所时，胳膊上挎满了礼品。他惊奇地看着她，再次忘记了早上的谈话。艾尔莎也惊奇地看着他，他穿着被她早已收藏得最严实的旧衣服。

当艾尔莎告诉他，一个失业的男子省下几个镍币，给这位伟人送了一小盒烟草时，爱因斯坦深受感动。这种无名的挚爱的表示使他非常快乐。第一个收到他致谢回信的就是这个失业工人。

爱因斯坦的一家之规是一条经济规律，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觉察某个邀请是借口时，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

在冬日的一天，爱因斯坦去看望瓦朗坦，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他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他边说边打算悄悄往回走。艾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坦然面对一切

爱因斯坦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宴会最让他为之头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大方得体。从政治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答应，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

1933年10月7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往美国的轮船，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是在与欧洲诀别。朗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被验证的话：

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古老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阴影下，连科学界都黯然失色了。罗斯福的“新政”为美国带来了希望，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的大后方。

留在美国，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最后的选择。他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偏僻的小城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立刻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圣地。在普林斯顿小城，爱因斯坦留下了数不清的逸闻趣事。

爱因斯坦晚年住在美国普林斯顿一所简朴的木板房子里。邻居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放学后，时常来看望这位白发苍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喜欢经常检查小女孩的功课和作业。

有一次，小女孩拉着爱因斯坦的手亲昵地问：“爱因斯坦爷爷，这道题怎么做？”

爱因斯坦和蔼地说：“孩子，要学会思考，不要一碰到困难就向别人伸手。”

有时，爱因斯坦对小女孩稍加启发地说：“我给你指个方向，不过，答案还得用你的头脑去找！”

她妈妈发现后，把孩子狠狠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呢？”她带着孩子去向爱因斯坦道歉。

爱因斯坦笑着说：“噢，不用道歉。每次她带甜饼来给我吃，我呢，帮她做算术题。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还多呢！”

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线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请求帮忙，他又写了一封推荐信。

这样，他给10个犹太人写了10封推荐信，让他们去争夺同一个职位，让大家哭笑不得。

后来，这样的推荐信写得实在太多了，以致拿推荐信去求职的人还没开口，人家就说，行了，行了，收起介绍信吧，这里求职的人每人都有这样一封介绍信。

刚到普林斯顿不久，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忘了自己的住所在哪里。他给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打电话。

秘书拿起听筒，听到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我能不能和院长讲话呀？”

秘书回答说：“很抱歉，院长出去了。”

“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吗？”

当时有规定，绝对不准干扰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连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做客，都要事先征得院长的同意。因此，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回答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

这时，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变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对生命的深刻感知

爱因斯坦生来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

在中学里他是个受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常常说自己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是一个孤独之人。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

爱因斯坦对这个地方做了这样的描述：“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为自己创造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

在夏季过去之后，优雅的普林斯顿再一次染上温室般的学术气氛。

1937年6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

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入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过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就像过去的隐士那样。1929年他在给贝索的信中描述过这种生活。

总之，“孤独地生活在乡下”，这句话对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他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语惊四座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早年的梦想。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有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而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

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工作。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社会团体所抱有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想摆脱这些关系并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日俱增。我敏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能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热情和同情心。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在巴黎去世。艾尔莎把女儿的骨灰带回了普林斯顿。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二女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又出现了病态。

艾尔莎终于病了，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她卧床不起。玛戈尔曾经离开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之后竟然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儿就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糟，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感到很欣慰，她对好友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是这样的珍贵，我感到快乐并为此而幸福着。”

但是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1936年12月20日，她撒手人寰。

爱因斯坦又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红砖房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问题。

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丧失了早年生活的乐趣，在艾尔莎死后，他更加无法摆脱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20世纪40年代更加剧了，爱因斯坦在回复朋友们祝贺他70岁生日的贺信的时候，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没有引起并发症，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

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影响他一贯的幽默、诚恳和对周围事物的兴趣，更没有妨碍他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是忧郁的。

1955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右脸部感到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1917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

1945年和1948年，爱因斯坦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他知道，现在这个定时炸弹要爆炸了。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唯一的抢救方法。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4月16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

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可他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我看他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1928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是一直当他的秘书，后来又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士。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的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和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全部送来。生命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镜，想从床头柜上抓起笔，可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下来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工作了。也许，他做得实在太多了。

4月17日，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她坐着轮椅来到他的床前。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儿女们说：“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静静地说着同一句话：“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爱因斯坦提前立下遗嘱：

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所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1时刚过，助理护士发现爱因斯坦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刚走到房门口，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护士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此时，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悲痛。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它们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按照他的愿望，连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好朋友外一概不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

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都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是无关宏旨。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出演和辉煌壮观的戏剧。

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三个小时我就要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三个小时。然后我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