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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爱因斯坦
发明新的原理
爱因斯坦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在物理学中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呢？他在20年中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统一场论的建立，实际上是相对论的继续；另一个是对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
1935年9月，爱因斯坦同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合作，发表向哥本哈根学派挑战的量子力学论文，宣称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对实在的描述是不完备的。
1936年，爱因斯坦开始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
1937年3月至9月，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作编写《物理学的进化》。
1937年6月，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完成论文《引力方程和运动问题》，从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
1938年，爱因斯坦同英格曼合写论文《卡鲁查电学理论的推广》。
1940年5月15日，爱因斯坦发表论文《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察》。
1948年8月，爱因斯坦发表《量子力学和实在》。
1950年4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广义引力论》。这篇论文，总结了爱因斯坦自1922年发表第一篇统一场论的论文以来长达28年的统一场论的研究。
1952年4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一些基本概论的绪论》和《相对论和空间问题》。
1953年5月20日，爱因斯坦发表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文。
1953年5月，爱因斯坦发表《“空间概念”序》。
1954年11月，爱因斯坦完成《非对称的相对论性理论》。
这是他继1905年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1916年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这两部划时代的文献之后，第三部最主要的科学文献。
这是他长期为宇宙中存在的两个独立的场——电磁场和引力场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统一形式而做的艰难探索的成果，是他后半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巨著。
爱因斯坦在他当年的信中说：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不过，对于爱因斯坦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建立起一个能够统一宇宙中所有已知的力的综合数学框架，而且可以解释一切基本粒子的存在和性质，推导出一切重要的自然常数，并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最终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解释世界的理论”或“整个物理学的基本理论”来说，这篇论文还远不是最后的完满的结果。
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之前，他的这个理想也没有最后完成。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叫他的助手把大统一理论的最后计算结果拿到他的病床边来。
他最终未能完成大统一理论、实现他的理想，并不是因为他的智慧和能力不够，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他生活和工作的年代还是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那时人类拥有的科学技术手段还根本不可能对自然界最深的奥秘，特别是对宇宙深处星球的奥秘和原子内部粒子的奥秘这两项最重要的自然奥秘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掘，人类对宇宙和原子核内部奥秘的了解还非常肤浅。
因此，尽管爱因斯坦具有超人的对于事物的洞察能力和预见能力，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他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无法用他的理论去预知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在他后半生中一直为之奋斗的伟大的统一场论，包括对他在普林斯顿最后22年的全部物理学研究工作的评价，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人们的误解和不公正的冷遇，有时甚至还有嘲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曾经参加创建的量子力学成为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而他追求的统一场论则被看成是虚幻的梦想。最后他虽然完成了他的统一场论理论，但也只是纯数学计算，难以取得实验验证。
当时以波尔、海森堡以及狄拉克等伟大的物理学家为代表的近代量子力学，在物理学所有领域中几乎是无往而不胜。
狄拉克甚至大胆地预言：量子力学可以使全部化学简化为一组数学方程！它几乎在40多年里主宰了物理学的进程。
爱因斯坦几乎是孤独一人站在反对的一面。他并不是全盘否定他自己曾经亲自参与创建的量子理论，他否定的只是量子力学在后期发展中所具有的几个他不能接受的问题。
爱因斯坦对自己在物理学界的孤立状态并不在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嘲弄地写道：“我在我的同事们的眼中成了一个顽固的异教徒。”然而这并不能使他有所动摇，随着历史的进程，随着物理学在近二三十年中在天体宇宙学和原子内部粒子理论上的飞速发展，人们终于发现：
量子力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论，只是当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速度远比光速小的现象时才是有效的。
时间终于宣布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胜利，在几十年的冷遇之后，科学重新回到了爱因斯坦的身边。
但是整个世界的物理学家对这个新理论感到如此兴奋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看来能最终解决也许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科学问题，即爱因斯坦梦想和追求的是如何将自然界已知的各种力统一到一个综合的理论中。
现在正在发展的大统一理论，已经实现电磁力、弱核作用力和强核作用力这三种自然力的统一。
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接近爱因斯坦的梦想。
爱因斯坦在晚年一个人孤立地面对整个物理学界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始终坚信他的统一场论是正确的，是达到整个宇宙的和谐的必经之途。
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已经逝世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他的名声至今不衰。如果要进行一次有史以来对人类贡献最大的100人评选，包括古往今来一切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学、军事家，排在第一名的必然是爱因斯坦。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小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然后亦庄亦谐地对儿子解释道：
你看见没有，当盲目的甲壳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界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
从1905年到1915年，爱因斯坦花费了他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10年时间，建立起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需要太多的才能，几乎超出一个平常人毕生所掌握的知识的无数倍。
人类不得不在大多数平庸的事实面前赞美那些伟大的天才，他们的才能实在让人高山仰止。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的确使他非常迷惑。他不得不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的和谐存在，也意味着建立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靠性，他对这一点毫不怀疑。爱因斯坦常说：“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他对能成功解决问题产生怀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他的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1942年春，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
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
两年之后，他又给缪扎姆写信：
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且自己有良好的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结束之后。您瞧，我要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生涯中，一个人被工作弄得神魂颠倒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可避开世人的荒唐和愚蠢所带来的痛苦。他一生努力从事真理的追求，因而得到安慰。
爱因斯坦认为建造科学殿堂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是相当怪僻、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他还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
“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新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感受到孤独的愉悦。他对宁静的向往是与科学探索，与他那崇高的追求真理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宁静与寂寞不是沉闷、空虚，而是充实、积极进取。在这种幽静与纯洁中，他可以自由地眺望那科学的圣殿，可以陶醉于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之路是孤寂的。他在创建狭义相对论、光量子理论以及对分子运动论进行探讨时，虽然说研究课题和目标在当时属于物理学研究的主流，但他走的是自己开创的道路，他探讨使用的是自己创造的方法，仍然是一条孤寂地走向成功的道路。
他在创建广义相对论时，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连题目和目标都是当时的科学界所未曾关注与留意的，唯有他一个人孑然前行，创造了新的成就，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爱因斯坦的前半生在孤寂的探索之路上不懈追求、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他的后半生，他所确立的科学研究，就是建立统一场论，这使他更加孤独，可以说是一种偏僻而又寂寞的道路。
在建立统一场论的探索中，他处于一种完全的离群索居、独立拼搏的状态。
当时的物理学界正在量子力学的方向上冲锋陷阵，爱因斯坦一个人在艰难中付出了后半生30余年的精力，其孤寂更甚于没有任何成就来给予支撑。连他自己也说：“我只有把自己禁锢在完全无望的科学问题中去了。”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寂寞的天才，尽管伴随着他的成功，有着无数的鲜花和赞颂，但他一概摒弃。
让好奇心放出光芒
爱因斯坦认为：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
爱因斯坦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以自己终生的对科学的探索，为好奇心在科学方法论中争得了应有的地位。
爱因斯坦幼小时好奇，老年时还好奇，好奇心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他十分偏好的一种心理状态。他读安东·赖塞写的《爱因斯坦传》，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
在古稀之年，索洛文所收集的和讲述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东西，又使他感到好奇。如果说不知道爱因斯坦怎样看待好奇心就不能全面理解爱因斯坦和他的科学、哲学，那是绝不过分的。
爱因斯坦喜欢看的《关于指南针的故事》和一本《神圣几何学小书》的书。指南针和几何书引起了幼小的爱因斯坦心灵的震颤，甚至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生涯。
当爱因斯坦74岁时，记者采访他时提出了一份书面的提问单，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定地回答：“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实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很少洞察到我内心所发生的事情。”
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和助手霍夫曼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个材料，那是1936年5月26日爱因斯坦对提问的回答，其中已谈道：“一个小小的指南针在我身上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无疑在我一生中起了作用。”
爱因斯坦到瑞士阿劳中学读书时，碰巧寄宿在一位非常热情的教师约斯特·温特勒家里。他的“神圣好奇心”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鼓舞：一方面是那所中学里令人耳目一新的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就是温特勒的亲切照顾。这种氛围的存在使得16岁的爱因斯坦感到既惊奇又愉快。
而那个著名的“追光波跑”的思想实验正是在这时产生的。霍夫曼在研究幼年爱因斯坦成长的道路时说：“关键是‘自学’，这同他的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他的惊奇感联系在一起，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爱因斯坦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己科学生涯的证明，还对好奇心作出了理论分析。在爱因斯坦看来，好奇心是科学创造的出发点、动机和推动力，实际上这些作用是好奇心对科学研究仅有的。
爱因斯坦提出，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急切愿望，而这也可以是好奇心。
那么对科学创造来说，好奇心乃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和动机。举例来说，爱因斯坦认为，人类世界的可理解性或可知性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那么，对于认知对象的诚挚兴趣和理解的愿望，以及追求真理、追求理解的愿望，就与好奇心难以分离了。
爱因斯坦认为，好奇心是科学工作者产生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好奇心作为一种心理力量积极地给予科学家精神刺激。它使得成功的信心在遭遇失败时毫不动摇，使勤奋努力的探索能持之以恒。
只要好奇心这种心理能量的火花不灭，支撑科学探索运行的能源就不会枯竭。爱因斯坦为科学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好奇心亦伴随了他一生。他对世界和谐、统一的规律的敬畏和好奇使得他能经受自己科研工作和社会上接二连三的打击。
爱因斯坦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他自己回答说：“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的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
“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不会惊奇，对许多小孩也是如此。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在心里产生惊奇的反应。”
在爱因斯坦看来，好奇心与惊奇感是相联系的。在世界壮丽结构的可认识上表现出好奇心，而好奇心引起惊奇感，这种心理感受与疑问同时伴随而生。
疑问产生问题，因而，正是好奇心激发和引导科学研究者去思考问题。怀疑、问题、好奇心和惊奇感在认识领域总是相联系的。爱因斯坦强调好奇心的影响，与他赞赏科学上的怀疑精神和重视发现问题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提出一个新问题意味着开拓新思路，发现新的可能性。这是科学探索真正进步的标志。
爱因斯坦坦诚地说过这样的话：
我很清楚，我本人没有特殊的天才。好奇心、专心一致和顽强的耐心，结合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些给我带来了我的概念。关于特别强的思维能力，我是没有的，就是有，也只是中等的程度。有许多人的思维能力，比我强许多，但未做出任何惊人的事业。
在爱因斯坦看来，日常经验水平、科学推理水平和好奇水平是我们丰富世界所包括的三种水平。正是这三种水平的高度特殊性使他成为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
按照爱因斯坦的看法，好奇心是神圣的、是天赋的，凡是健康儿童都具有。好奇心好比一株脆弱幼苗，很可能过早衰退、枯萎甚至被扼杀。爱因斯坦结合自己的经历，曾经在著名的《自述》中抨击他幼年时的教育制度。认为教师只管灌输，学生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不论什么都通通往自己脑袋里塞。他写道：
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
那么好奇心的火花怎样才能不断地放射出光芒呢？爱因斯坦回顾自己一生的道路，提出了两条，其中一条是鼓励，鼓励是必需的条件之一。他写道：
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兴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不迷信于权威
在爱因斯坦成为一个举世闻名而又备受赞颂的人之后，他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心情：“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并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于我的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做个对照，简直荒诞得可笑。”
在爱因斯坦看来，苦和甜都来自于外界，坚强则来自于内心，并且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这么去做的。它居然会得到那么多的尊重，这些都是使我深深感到不安的原因。”
因为爱因斯坦始终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也深深地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如果想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
正是这样，爱因斯坦在荣誉面前不无嘲弄地说：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竟使我自己成为一个权威。
爱因斯坦曾经不止一次地以离经叛道来描绘自己。1936年的时候，他在给格罗斯曼夫人的信中说到自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和好梦想的人”。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一个月他还说他自己是“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
“离经叛道”这个词语几乎刻画了爱因斯坦的整个科学探索的全历程。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与蔑视权威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他离经叛道，所以他能够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他蔑视权威，所以他能够背离现实传统。这也成就了爱因斯坦，让他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科学家。
而且他的蔑视权威和离经叛道是站稳脚跟，拥有成果，开创新领域，作出新的贡献，因而对旧的传统的否定和新的理论的创造在爱因斯坦身上融为一体。
在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牛顿力学、洛伦兹的电磁理论、光波动说分别在各个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
爱因斯坦这种大胆的设定和叛逆的思想，连洛伦兹本人也望而却步。
光波动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概念，勇敢地向光波动学说挑战。当时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连量子学说的创立人普朗克也并不赞成。
爱因斯坦提出科学假设的胆略之大，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在爱因斯坦的那个时代，普朗克和洛伦兹要算是能接受新事物的著名科学家了。
但是，连普朗克和洛伦兹也认为爱因斯坦越轨走得太远。爱因斯坦总是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探索，这就是爱因斯坦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时他还葆有这种对科学的不满足的心情。在他自己看来，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葆有这种心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批判精神，他在人生价值这个天平上的分量是会大有差别的，他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也会有根本的差异。正因为这是他的亲身体验，因此，他告诫青年人要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他说：
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
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作为一种精神比他的物理成果对人类的意义更重大得多。成果总是有限的，而精神却能永恒。
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价值，必须要像爱因斯坦理解《犹太教法典》的价值那样。他说：
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这些尤其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家。
当然，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热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悟性的脑力劳动。因此，如果要从《犹太教法典》的知识成果的角度来判断这部法典是否具有价值，那肯定是不恰当的。
爱因斯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使他创造了光辉的成就。
正如朗之万在向爱因斯坦致敬时所说的：
他很正确地把勇敢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他具有这两种品质，但是他具有正是表明他的天才的那种明智的勇敢。他敢于正视困难，他并不为思想习惯、恐惧和偏见所拘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中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爱因斯坦以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自豪。他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尚事业作为自己的信仰。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这份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取来的。”
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正如他所解释的：“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
爱因斯坦认为，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这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
直觉铸就成功
爱因斯坦晚年在谈到自己创建狭义相对论时，他这样说道：“在我看来，洛伦兹关于静态以太的基本假定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所得出的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解释，我觉得是不自然的。直接引导我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是由于我深信：物体在磁场中运动所感生的电动力，不过是一种电场罢了。但是我也受到了贝索实验结果以及光行差现象的指引。”
爱因斯坦在这里所提出的，引导他创建相对论的是直觉，而并非逻辑。相信一个结论或不相信另一个结论都不是基于逻辑论证，而是凭直觉。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是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功绩，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情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直觉既离不开经验，又离不开理解，直觉的依据在于“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
人们在进行认识时总要找联系，找区别，以求认识对象。在有些情况下，例如研究概念和命题之间或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依靠逻辑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爱因斯坦认为，逻辑方法并非万能的；在逻辑方法不起作用的地方，或许正是直觉会发生有效作用。所以，直觉也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起作用，不过它具有与逻辑推理不同的特点。
爱因斯坦认为，要承认在一些情况下直觉具有寻找联系和区别的有效作用，这一作用对于单个的认识过程是如此，在科学的认识史上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在回顾他学生时代一定程度上忽视数学的原因时指出，显然是由于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力不够强，以至于不能把真正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余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的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结果，面对数学的许多专门领域，他未能有效地加以选择，因而哪一个领域也没能深入进去。
在爱因斯坦看来，逻辑方法具有引导作用，直觉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根据三段论法，命题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爱因斯坦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如果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有一只鸟是乌鸦，那么不必看这只鸟的颜色，就知道它是黑的，这是逻辑的思维能力在发生效用。可是面对一只鸟，怎样将其与乌鸦这个概念相联系呢？他说，这只能依靠直觉，即使这只鸟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程度与别的乌鸦不一样，直觉也会告诉人们，这是一只乌鸦。在这里，直觉在认识过程中起引导作用是明显的。
爱因斯坦认为，通过直觉所领悟的就是感觉经验与概念、命题之间的不可少的联系，其中包括科学概念和日常生活的概念。“这种关系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
爱因斯坦用这比喻来说明：概念对感觉经验在逻辑上有独立性，它们之间没有逻辑的依赖性，必须依靠直觉来建立联系。
正是因为直觉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总是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发挥直觉的作用。即使直觉并未提供必要的效果，他也会想到直觉。当缺乏实验证据和逻辑理由的时候，在他看来，直觉就可以成为理由。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同别人争辩不休时，他会说：“我信任直觉。”
1931年在同小洛克菲勒进行辩论时，1951年在谈到量子力学的争论时，爱因斯坦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当然，直觉往往又具有不可靠性，它并不能引导人们达到必定的成功，这一点爱因斯坦也是懂得的。
1955年，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两个星期同美国科学家科恩有过一次谈话。谈话提到牛顿关于光学研究的直觉，爱因斯坦表示，这些直觉也许是很深奥的，但不是一定会有成效的。
说到历史研究时，爱因斯坦认为有一种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比有文献证明的外部的历史缺少客观性，尤其是要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更是如此。但是，尽管它充满了危险但却是必需的，并且常常具有启发性。
爱因斯坦对直觉在创造性思维的认识效用上的推崇，并不简单是要说明他所获得的科学成就，而是创造物理理论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使用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有效的话，那么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必然有利于科学的研究。因此他说：
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这门科学里的知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即经验的知识和推理的知识之间的永恒对立。
这里所说的正是包括直觉在内的心理因素。
从数学走向辉煌
从儿时的罗盘，到代数，到几何，不要小看爱因斯坦在少儿时期的这些数学起步，正是从这些起步，爱因斯坦进行了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远航。
和其他许多实验物理学家不同的是：数学始终在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几乎是爱因斯坦在创建物理理论新体系时所运用的唯一工具。
爱因斯坦提出物理学上的新理论时，当时的一切数学手段已经无法适应，迫使爱因斯坦去寻找新的数学方法，或是将原有的数学方法加以完善，因而也就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物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美。
就拿广义相对论来讲：从1909~1912年，爱因斯坦就一直在不断地思考，考虑如何为广义相对论的新的引力理论寻找一种适合的数学语言。
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
我头脑中思考着这个问题，于1912年去寻找我的老同学格罗斯曼，那时他是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数学教授。这立即引起了他的兴趣。虽然作为一个纯数学家，他对物理学抱有一些怀疑态度。他查阅了文献并且很快发现：上面所提的数学问题早已经由黎曼、里奇等人解决了。全部发展是同高斯的曲面理论有关的。在这理论中，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广义坐标系。
黎曼是一位德国的数学家，他和里奇等人在19世纪中叶一起开创的非欧几何学，是离开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学而独立存在的空间几何学。
由于它距离这个现实世界过于遥远而且过于艰深，因而没有受到世人的瞩目。这就是经过爱因斯坦引用后现在已经变得十分著名的黎曼空间非欧几何。
爱因斯坦为找到了黎曼几何而喜出望外，并且发现它简直就是为广义相对论而存在的。他把黎曼张量运算并且加以完善，引入广义相对论，把平直空间张量运算扩广到弯曲黎曼空间，建立了引力的度规场理论。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第一次向世界阐明了引力的几何学理论，它已经成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理论成就之一，而且被各国的科学家公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最后还是通过几位在世界极具权威的科学家，如德国科学院院长、量子论创始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等人的不断宣扬，也由于爱因斯坦自己指出的可对广义相对论加以验证的天文效应，在以后几年中都先后被天文观测所证明，特别是在1921年那次著名的日全食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恒星的光线在经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将要发生偏转的预言，而且星光偏转的角度完全符合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结果，那是：1.7弧度。广义相对论就这样才在一夜间为全世界所承认。
爱因斯坦在进行他的伟大科学探索时，具有超出常人的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他同时掌握着三样锐利的武器：哲学、物理学和数学。在他一生的科学探索中，运用得最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数学。
令许多科学家和理论家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数学怎么会又怎么能在爱因斯坦创建新的物理学大厦的过程中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应该说这是由爱因斯坦个人独特的资质和他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
在爱因斯坦之前的几位科学巨匠，当他们作出对人类的历史性贡献之前，都已经在科学的道路上经历了一番艰苦的跋涉与搏击，已经拥有了相当的事业基础，至少已经具备了发动最后冲击时必需的某些条件。
伽利略在1604年发现著名的落体运动定律，第一次向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落体理论挑战并将它粉碎的时候，他已经是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一大群追随他的学生；并且是哥白尼日心说的公开拥护者、进步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
牛顿在1687年发表他的划时代巨著、辉煌的牛顿力学大厦的奠基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式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时，他已经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讲座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图书室。
普朗克在1900年12月14日于德国物理学会上宣读他的量子论论文《论正常光谱能量分布定律》时，这一天便是和相对论共同构筑了20世纪科学大厦的量子论的诞生日，他已经是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讲座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私宅图书馆。
然而爱因斯坦却不是这样。当他向当代科学的顶峰发动最后冲击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才是一个26岁从一所普通的工业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他的职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即瑞士伯尔尼市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审查员，每天的工作只是在一些由工人、农民、大学生写出的形形色色的专利申请书上签署一份意见。
他既没有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实验室，也没有研究物理学所必须查寻的图书资料。
他所拥有的东西，除了一个天才的极富想象力的大脑，就只有一支能进行数学运算的笔。数学，是他在这次壮举中唯一能使用的武器和工具。
为什么数学会在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答案十分简单而明确：因为他只拥有这一件武器或工具！
而当他的相对论论文已经发表，并且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本人也成了大学教授以后，那时候的他，在建立新的物理大厦的艰难过程中，也依然钟情于数学。
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视实验手段的科学家，他的实验手段远远落后于他的物理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钟情并依赖数学也就不奇怪了。
数学为什么能够在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作为自然科学之一的数学，它的第一个与其他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相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抽象性，它是人类纯粹理性思维的产物。
研究其他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无一不是通过具体的实验与观察，唯有数学，是通过抽象的演绎与推论。
从具体到抽象，是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产物从初级状态趋向高级阶段的主要标志。
1930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空间、以太和场的问题》这篇论文中，对理论科学数学化的问题作了一次精辟的论述。
爱因斯坦在其中针对他的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曾长期遭受过科学界的冷漠与非难有感而发。这两项迄今都还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结晶的成就，正是爱因斯坦文中所说的那种纯粹数学推理演绎的产物。
自从科学进入20世纪以来，不仅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他许多伟大的发现也都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
数学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它的高度和谐与完美。
无论是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它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否能达到和谐与完美。证明一个图形也好，解答一个难题也好，能否成功，最后都要看它是否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完美。
英国的数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对数学的美有过一段论述：
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则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峻而严肃的美。
198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印度的宇宙学者钱德拉塞卡也曾说：
爱因斯坦是通过定性讨论一个对于数学的优美和简单的切实感相结合的物理世界，得到了他的场论方程。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这次事件发生前后的几个细节，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理论的数学计算部分在形式上是否和谐完美，竟然直接关系着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
早在1907年，还是伯尔尼专利局小职员的爱因斯坦，根据他的相对论又发现了“等效原理”。这时他就认识到这个原理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根据计算，这个效应太小，无法进行观测。由于他对这个计算方程不够满意，光的弯曲问题也就暂时放下了。
1911年，已经是布拉格大学教授的爱因斯坦又重新捡起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在日全食时，这个效应是可以被测到的，并且计算出了星光的弯曲度应该是0.83弧度。当时他还没有向广义相对论进军，还没有发现奇妙的“空间弯曲”，因此这个星光的弯曲度还是根据牛顿的平直空间来计算的。
当时他就感觉其中的运算方程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却没有找到原因，只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
1914年，一支德国的远征队开赴克里米亚，准备观测8月21日在该地出现的日全食，以验证爱因斯坦的预言，但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法完成这次考察任务。
后来爱因斯坦对此并未觉得遗憾，因为当时他计算出的星光弯曲度0.83弧度依据的还是牛顿的平直空间，得出的数据是有误差的。
1915年广义相对论问世，根据爱因斯坦的弯曲空间理论，计算出的星光弯曲度是1.7弧度，是牛顿平直空间值的两倍。
终于，1919年的日食观测，不但证实了星光的弯曲，而且也宣告了爱因斯坦的弯曲空间对牛顿的平直空间的胜利。观测测得的星光弯曲度是1.7弧度！
凡是当数学方程不够和谐的时候，理论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而当引力方程达到了真正的和谐与完美，理论也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敢于面对黑暗现实
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1914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场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93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站出来公开反对这场战争。
1914年10月中旬，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
当然，尽管这个和平宣言那么的真诚和理智，可在当时那个已经疯狂的年代，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倔犟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著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
1918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11月9日，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皇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崩溃以及共和国的诞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11月9日，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革命的盛况。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高喊：“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折回家，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11月9日，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他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觉到心情舒畅。他对德意志共和国寄予了无限希望。
但不久之后，他又陷入失望之中。他认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他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说：
异常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1922年6月，极右翼分子谋杀了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在柏林地区的马路上遇刺丧命。
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因为反动派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7月6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即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20世纪20年代初以后，爱因斯坦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在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他大声疾呼：“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
“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
1919年，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涌来。出访荷兰后，他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做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
他像一位巡回和平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
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励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德高望重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当局对他的频繁出访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国的反应。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4月的一个早晨，纽约港早已是人山人海了，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码头上早已经有一大批新闻记者扑向了船旁。
“据说爱因斯坦是中等身材，哪一个才是呢？”
“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他会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吗？不知道能否接近他呢？他的保镖也许会阻止我们靠近他呢？”
记者们还没有见到爱因斯坦出现，就开始议论纷纷了。
这时，船上走下了一男一女。
男的一头蓬松的头发，满脸的胡须挡住了脸上的表情，身材不高而显瘦弱，身上打扮随意而朴素，很像是一位远航归来的艺术家的样子。
女子则是穿戴得体，朴素大方，很有一番贵族风范的。
没错，他一定就是爱因斯坦，左手拿着烟斗，右手拿着小提琴。一定是他，没错的。
爱因斯坦由于拉小提琴而引出了许多趣事来，媒体曾大篇幅地报道过，所以人们一提起爱因斯坦，就会想起他的小提琴。
据说有一次，一个民间组织为了救济犹太人举办了一次慈善音乐会，特意邀请爱因斯坦在会上演奏了一曲。谁知第二天人们打开报纸时发现，一位评论家写道：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的演奏水平很是一般，音乐界的泰斗怎么能属于他呢？很明显，这位批评家并不知道，爱因斯坦只是一名一流的科学家，对于小提琴只是从小的爱好罢了。
这个传闻在德国的新闻界被当做笑谈传播了很久，没有多长时间，欧洲世界已被传遍了，人们因此而知道了作为严肃科学的探求者的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擅长小提琴的好手呢。
爱因斯坦刚刚走下船，就被一大群记者围在了甲板上，根本无法上岸去。
爱因斯坦极力躲避着记者们的追问，同行而来的艾尔莎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可是美国的新闻记者们显然早已做好了准备，如果爱因斯坦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的话，他们是不准备放过他的。
“尊敬的博士，请您用几句话简单地概括一下相对论的本质是什么？”
看来，记者们还真是很会出难题的，用几句话来解释一门新的科学理论，对于科学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新闻记者们大概只需要几句话的新闻，太多的理论，他们是弄不懂的。
爱因斯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采访，稍做思考后，他不乏幽默地对记者们说：
“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我用几句话来解释相对论的话，那我只能大胆地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只是大家听了只把它当做个玩笑吧，它绝不是正统的理论。”
“请您快说说看。”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催促着爱因斯坦快点道出答案。
“现在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如果人们从前是认为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后，时间和空间是仍然存在的，但根据相对论来说，时间和空间将是同物体一同消失掉的。”
“谢谢您的精练回答，我们报纸明天会登出头条。”
“博士，据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记者们又继续追问道。
“你们相信这样的话吗？”
爱因斯坦反问了一句后又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任何一个物理学者都能弄懂相对论的，即使是我的学生们，也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许多国家的物理学家也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验证，怎么能说得这么可笑呢？”
“博士，你曾经想过自己的相对论会引起如此轰动的效应吗？”
“这个吗，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在你们的国度里，我想人们最热衷的应该是拳击比赛的，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呢？”
爱因斯坦的话逗得记者们笑成了一团，严肃的气氛也一下子活跃了许多。
记者们采访完了爱因斯坦，也没有忘记艾尔莎，“夫人，请问您是学物理的吗？”
“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那么，您也懂得相对论吗？”
“哦，这个吗，我更是一窍不通了，虽然博士曾给我解释过无数次，但我的数学程度只达到了会记账的程度，我怎么能会理解那些深奥的东西呢？
“但是，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懂有关相对论的问题，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幸福生活。”
艾尔莎的巧嘴博得了一片喝彩声。
随后，前来迎接的人把爱因斯坦夫妇送上了一辆敞篷的车上，准备赶往即将下榻的宾馆。
一路上，街道的两旁早已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市民们，争相拥到路旁，一睹爱因斯坦的风采。
爱因斯坦虽然坐上了车，但他一直也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面对沸腾的人群，他的双手简直都不知放在哪儿好了。
一会儿动动小提琴，一会儿又敲敲烟斗，这样的欢迎气势，实在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
艾尔莎坐他的身旁，不时地向人群挥着手，当她发现爱因斯坦那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的时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提醒道：
“阿尔伯特，请自然些，你只需要微笑，向人群挥挥手，表示谢意就可以了。”
此时，大科学家的脑子才转过弯来，从登上车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想，美国人的待客之道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敞篷车呢？此刻，他终于明白了。
坐在车子里的爱因斯坦，露出了孩子般的真诚的笑容。
“欢迎你，博士！”
人群中高喊着。
爱因斯坦热席卷了整个新大陆，而且越来越热。
在访美的期间，爱因斯坦作了许多次的学术报告，征服了一批批的校园学子，光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由于盛情难却，爱因斯坦就连续去作了4次报告，场场听众爆满，掌声震天。
美国人对于爱因斯坦的兴趣，不只停留在相对论上面，许多报刊上还津津乐道地提起了爱因斯坦的小提琴。
“我们是应该为尊敬的博士安排一场音乐会呢，也使人们能够领略一番博士在学术界之外的另一种风采。”
“教授一手拿着烟斗，另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把小提琴盒，缓缓走下来时，他看上去多像一位有名的艺术家啊。”
“如果说他有什么地方与一个正式的艺术家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头发可能稍嫌有点少。”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只是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争执他们很快就互相达到了和解，那是因为他们辩论到最终才发现，他们两院的议员中，没有人能理解、弄懂什么是相对论。
爱因斯坦给美国的大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学者，他没有像其他来宾那样，在演讲开始的前几分钟在众人的陪同下匆匆而来，然后在演讲结束后匆匆离去。
大学生们看到的爱因斯坦，一点贵宾的架子都没有。
演讲会结束后，他热情地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跟随他们去实验室，参观学生们的实验。
美国人的活泼开朗，对新事物的异常热情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令他深感不解。
“美国的大城市里有许多的剧场、戏剧院。以此推断，那里的人精神生活一定会很丰富的，可是他们对于新鲜事的异常兴趣，却又使人感觉到他们的精神有些空虚，随时追逐着看别人的一举一动，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美国人大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过分热情，使得爱因斯坦对他们有一点小小的误解。
爱因斯坦在美国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1921年的6月，开始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这期间，他接到了英国大哲学家兼政治家哈定勋爵的邀请，欢迎他在访美归途中顺便去伦敦做客。
爱因斯坦接到这封邀请信后，犹豫了很久，他与哈定勋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过书信的来往，他们都是站在积极反战的立场上，拥护和平的，他很信任爵士。
只是，爱因斯坦的内心还有一些小小的担忧，大战虽然结束了，英国对于德国的仇视却还没有消除啊！
哈定勋爵的邀请是诚恳的，我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反战者，如果利用访英的机会，消除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促进相互的了解与支持，那也是值得的。于是，爱因斯坦接受哈定勋爵的邀请，赶往伦敦。
初到伦敦，爱因斯坦夫妇被安排住进了哈定勋爵的住宅中，他们住的客房，比起柏林的公寓还要大了许多，爱因斯坦第一次领略到了英国贵族的奢侈。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英国人那数不清的礼节使他手足无措，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跟在他的身后，更让他惊恐万分。
“艾尔莎，这可真让人感觉到麻烦啊！”
“怎么，还是家里的生活舒服吧！”
“那当然啦，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一刻不离地站在房间门口，好像我们是犯人似的，难道他们怕我们逃跑吗？”
“阿尔伯特，你可别这样想，主人们听了这话一定会怪我们没有礼貌的。”
艾尔莎不住地安慰着爱因斯坦。
早上起床后，爱因斯坦像在家一样，赶忙去拉开窗帘，可是这次可没有那么容易，长长的大窗帘难住了他。
“哎，艾尔莎，这个鬼东西是怎么回事？”
“拉不开吗？那就别拉了，一会儿仆人们自会拉开的。”
“不，我可不想让他们总是进屋来，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爱因斯坦同夫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征服了那个大窗帘，此刻他在心中不住地嘀咕着，英国人可真是麻烦。
第二天，哈定勋爵在科学会馆为爱因斯坦举办了演讲会。听众虽然很多，但气氛并不活跃，显然，英国人对于这个知名的学者，还是抱有一定的审慎的态度，他毕竟是来自于他们最仇视的国家——德国的科学家。
哈定勋爵为了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特意首先向听众们作了热情的介绍。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要把一位伟大的天才科学家，隆重地介绍给大家，他就是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博士。
“在这里，爱因斯坦博士将要为我们作最精彩的讲演，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走上台来。”
爵士的开场白结束了，爱因斯坦在稀疏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对这次演讲会上并不热情的场面，反而刺激了爱因斯坦的信心，他在心中默默想到，我一定用我的知识，征服你们，使你们了解我，认同我，我一定会的。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能来到伦敦，站在这里，站在我最敬佩的大科学家牛顿的故乡，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牛顿先生的发明，使得世上每个人都得到了恩惠，因而，没有人会忘记他的。在我的故乡柏林，牛顿先生的塑像被摆放在科学家馆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爱因斯坦的演讲节奏明快而富有魅力，很快就吸引了台下的听众。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牛顿先生，正是踩着他的脚步我一步步走进了物理学的殿堂。”
爱因斯坦是个十分谦虚的人。
“我还要感谢英国科学界的朋友们，我的理论是你们拿出了事实的证据，没有你们的亲身实践，我的理论可能还停留在推测的阶段，是你们给了我一个肯定的事实，我万分地感谢你们。”
爱因斯坦坦诚的心灵以及真挚的情感、专注的眼神及深刻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英国的听众，随着演讲的进行，他们的掌声也激烈起来了。
“整个宇宙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爱因斯坦的演讲进入主题后，很快就把观众的思想带入了奇妙的宇宙世界里去了。
此刻，人们忘记了德国人，忘记了仇恨，只是看到了一个侃侃而谈的学者，把他对宇宙世界的精辟理解通俗地讲给听众们听，他那渊博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观众们的心。
是的，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把自己的知识无偿地传授给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们。
所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他的演讲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响了起来。许多学生还拥到了爱因斯坦的身旁，请他签名留念。
在随后的日子里，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都给予了爱因斯坦热情的接待。
在政府部门的授意下，哈定勋爵特意为爱因斯坦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这次酒会上，首相亲自光临并致了欢迎词，英国学术界的名流们都来了，大作家萧伯纳还与爱因斯坦高兴地开起了玩笑，一再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总之，英国人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许多，爱因斯坦高兴极了，他所期望的结果总算是实现了。
1921年6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在伦敦的短暂停留后，回到了柏林。这次远行归来后，他的胃病又犯了，于是艾尔莎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暂不要再接受邀请出国访问了。
1922年初，法国的物理学会又一次发来了邀请信，希望他能赴巴黎讲学。
爱因斯坦经过考虑后觉得，和平的脚步应该在德法两国之间展开，于是在3月底，他决定只身前往巴黎。
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爱因斯坦从车上走下还没来得及寒暄几句，朗之万就接过了爱因斯坦手中的旅行包，就带着他迅速离开了站台，穿过地下通道后，没有走向车站的大门，而是向一个侧门走去。
朗之万一边走路，一边向爱因斯坦说道：
“非常抱歉，我们以这种方式迎接您，请您千万别见怪。”“没什么的，这不是挺好的吗？”
“没有办法，刚刚接到报告说，一些民族主义保皇派的激进分子已集合一大批人，要在车站闹事呢，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接您从别的地方离开车站了。”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麻烦呢。”
“请您千万别生气，我们物理学会是诚心盼望您的到来的。”
“放心吧，我十分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我愿意以我的诚心换取法国人民对我的信任。”
谁知，事后人们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其实是一场误会，火车站那一群年轻人，正是朗之万的儿子和他的大学同学，他们到车站来，本是想先一睹爱因斯坦的伟大形象，顺便也可帮助父亲保护爱因斯坦的安全。
在后来的日子，朗之万的儿子一提起这事就会觉得好笑，他抱怨父亲不该像惊弓之鸟，一点儿风吹草动都承受不了。
“我本是一片好心去迎接客人的，可是没料到，客人却被我们一大群人给吓跑了，真是不可思议。”
“爸爸，你不觉得这也太可笑了吗？”
“你还敢跟我提这件事，你差点闯下了大祸，作为一个大学生，干什么事都要动动脑筋，人越多的时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爱因斯坦先生出了事，我们该怎么向世界人民交代呢？”
父子俩为了车站的事情仍然不断地争执着。
法国物理学会为了确保爱因斯坦的安全，为他举办的演讲会规模不是很大，参加的也只是一些学术界可靠的人士，都是凭证入场的。
爱因斯坦谦虚地解答了学者们的一些提问，并认真地指出了他与马赫理论在根本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科学界见到了传闻中的爱因斯坦果然是虚怀若谷，丝毫没有名人的那副扬扬自得的神色，对他的人品更加敬重了。
但是，爱因斯坦的巴黎之行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与美国、英国的科学院不同，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他担任名誉院士，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于世的高级学术机构里，有30个院士联合签名，他们不同意接受爱因斯坦，如果科学院请来了爱因斯坦，他们将集体辞职。
他们的理由很坚决：
德国还没有参加国际联盟，他们没有办法让一个敌对国家的科学家走进他们的中间。
由于这件事情是始料未及的，科学院对此事觉得非常难堪。好在爱因斯坦从朋友那儿听到了这件事，他十分坚决地回绝了巴黎科学院的邀请，避免了朋友们的尴尬。
“很抱歉，爱因斯坦先生，他们的民族偏见太严重了。”
“不，我不会稀罕那顶帽子的，那样的荣誉对我来说是没有一点用的。
“如果你有时间，若能陪我去昔日的战场上走一走就可以了。”
爱因斯坦对朗之万说。
一个清晨，朗之万陪同爱因斯坦去往法国的东部乡村，那里是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爱因斯坦乘坐的汽车渐渐驶入了乡村，断垣残壁中，只有那一排排新修的烈士墓地显得格外刺眼，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
倒塌了的房屋，烧焦了的树木，干荒的土地，一片片破败的废墟。
朗之万沉痛地告诉爱因斯坦：
“这些地方，都是战争的主战场，德国的司令部就曾设在这里，残酷的战争使得这里的重建工作十分艰难。”
爱因斯坦此刻的心情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战争带给普通的百姓的苦难，何时才能消除呢。
“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让那万恶的战争不再发生。
“这里的状况太悲惨了，每一个德国军人都应该到这里看看，战争是多么的可怕啊！”
在巴黎，相对论的创始人虽然没有像访问其他国家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但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这次旅行却十分满意。
他要的不是荣誉和掌声，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位和平的使者，能够顺利地访问法国，他认为这对于他及德国人民来说都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他觉得，正是他访问法国，迈出了德法两国人民之间相互沟通的第一步，德法两国科学家的交往，在未来的日子里必定会更加频繁，最终，德法两国人民一定会相互谅解的。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后，没过多久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邀请函，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将出版《爱因斯坦论文集》，特请参加他们的庆祝仪式。这是爱因斯坦的第一部文集，不是用德文，而是用日文出版，本身是意味深长的。爱因斯坦很受感动。
凝视着海面上起伏的波光，童年时代的梦影依稀闪现，爱因斯坦沉浸在遐想中。忽然，艾尔莎惊喜地叫起来：
“阿尔伯特，快看！”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在水天一色的远方，出现了一片大地。啊，龙的故乡到了！
爱因斯坦夫妇乘坐的“北野丸号”邮轮缓缓驶入黄浦江。码头上早已等候着欢迎的人群，有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中国学术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代表，场面非常热烈，充满着一种节日气氛。
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只逗留了两日。中国人的勤劳和贫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黄肌瘦的老人拉着黄包车满街奔跑，车上坐的却是肥胖的白人。这种情景他在印度也遇到过，但他宁愿步行走很远的路去看热带美景，也决不坐人力车。他曾对朋友说：“自己坐在车上让别人来拉，那简直是把人当畜生看待。”他不明白，为什么东方文明古国会这么穷？世界到处都存在着不平等。对于劳苦大众，爱因斯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12月初的一天，爱因斯坦偕同夫人一行顺利地到达了日本的神户。
慕名而来想见一见这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国度的世界伟人的市民们，早已挤满了码头。
日本人的温文尔雅、谦卑有礼，给爱因斯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由于爱因斯坦的演讲都得靠翻译才能转达给听众。对此爱因斯坦深感不便，一连4个小时下来，爱因斯坦自己都有些厌烦了，可是他扫视了一圈台下才发现，所有的听众仍然如刚来时那样，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同时也没有一点交头接耳的声音。
在这期间，彬彬有礼的日本听众，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倾听，场下响起演讲会上那撼天动地的掌声。
“艾尔莎，这个民族真是让人佩服，不卑不亢的礼节堪称世界的典范。”
“怎么，你喜欢这里吗？那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好了。”
艾尔莎的话是有原因的，此时的德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就是粮食的分外短缺，由此导致了强盗满街的局面。
希特勒纳粹党借着这个势头渐渐扩大起来了，他们横行街头，不断地残杀那些爱国的犹太领袖。
“德国永远是德国人的，犹太人赶紧滚蛋！”纳粹党徒在叫喊着。
国内的这些消息不断地传到爱因斯坦的耳中。艾尔莎万分焦急，她力劝爱因斯坦应该放慢访问的脚步，避开国内的血腥屠杀。
爱因斯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为了科学、和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他什么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
爱因斯坦在日本停留期间，还为即将在日本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进行了最后的审阅，看着自己的论文第一次不是用自己的母语，而是用一种东方文字出版了，他的心中对日本人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爱因斯坦在日本只停留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满载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起程回国了。
在归国的途中，1923年的2月，爱因斯坦决定去访问巴勒斯坦，以鼓舞犹太人的士气。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属于英国的管辖范围。英国政府驻巴勒斯坦的总督是萨缪尔，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后代。
爱因斯坦夫妇在巴勒斯坦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总督把他们的住处安排在自己的官邸里，并亲自陪同他们参观了市区的风景。在这里，小到生活起居，大到宴会，一切都完全是英国化的风格，这让爱因斯坦夫妇大为不解。
“如此荒唐的礼仪，也需要一丝不苟地学来吗？”
就连一向能够宽容待人的艾尔莎夫人也被那些琐碎的礼节给激怒了。
“我并不是名人，我不喜欢这样装腔作势，阿尔伯特，我可受够他们这些该死的礼节了。”
告别了巴勒斯坦，两个人于3月初抵达了马赛，本来，爱因斯坦夫妇是准备从这里返回柏林的。
可是，一封来自马德里大学的邀请信改变了他们的初衷，在艾尔莎的劝说下，爱因斯坦决定从这里起程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了国王的亲自接见，马德里大学还将名誉教授的证书送给了爱因斯坦。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长还专门同爱因斯坦谈了话，说如果教授夫妇愿意留在西班牙，他们愿意为两人提供最优厚的待遇。但是爱因斯坦婉言谢绝了这些诚恳的邀请，并决定立即返回柏林去。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厌恶德国，这是他的直觉，也是他善良正义天性的使然，他还坚决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
1919年爱因斯坦的名声如日中天，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给爱因斯坦写信，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的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德国国内一直弥漫着一股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带领他们改变现状，走出困境。
1932年，希特勒羽翼丰满，德国纳粹党一跃而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柏林上空阴云密布，一场疯狂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这一年的秋天显得格外燥热，也格外萧森，枯黄的树叶仿佛被热风烤焦似的，一片褐色，空气中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秋末的一天，爱因斯坦打点好行装，同艾尔莎夫人一起走出卡普特别墅，他们即将离开这里，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是一次例行的出访，应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邀请，爱因斯坦每年冬季都要去讲学一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出访，爱因斯坦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沿着石阶走下来。爱因斯坦回首眺望，别墅的屋顶在一片枯枝中凸显出来。
“艾尔莎，你再多看几眼你的别墅吧！”他凄然说道。
“这是为什么呀？”夫人不解其意。
“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这房子。”
“看你说的！我们又不是不回来了。”艾尔莎笑道。
“你还是再多看一眼吧！”
艾尔莎感觉到爱因斯坦的话中有一种特别的语气，他们停住了，驻足回眸。卡普特别墅沐浴着晨晖，显得格外清新秀丽。她察觉出爱因斯坦的脸上霎时间露出了一种惜别之情。
是啊，卡普特别墅是他们愉快的家园，在这里劳厄等一些朋友常来这里聚会。爱因斯坦同他们一起驾着小艇在湖上荡漾，常常乐而忘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来这里做过客。他比爱因斯坦大18岁，穿一件发亮的丝绸衣服，俊逸的脸上飘着银色的长须。他们坐在别墅的花园里，一边品着中国绿茶，一边亲昵地谈着宇宙、宗教、艺术和人类的未来。
一群飞鸟从树枝上腾起，盘旋着消失在蓝天里。艾尔莎眼睛里闪出了泪光。
“我们走吧！”爱因斯坦转过脸说道。
他们沿着石阶下来，一辆汽车已等在路口。几分钟之后，他们乘车离开了卡普特村。
爱因斯坦的预感应验了。他们和这栋湖滨别墅告别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爱因斯坦夫妇搭乘的邮轮横渡大西洋，再穿过巴拿马运河，抵达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这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他很珍惜这段时间。除了讲授相对论外，他还同这里的同行们一起进行研究工作。不远的威尔逊山顶上，有一架巨大的天文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爱因斯坦也常去那里，同天文学家们研讨宇宙和引力场问题。
当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进行平静的学术研究时，德国的政局却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1933年1月30日，迫于纳粹和社会危机的压力，86岁的总统兴登堡元帅终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德国历史上揭开了最黑暗的一页。
这时候，纳粹党虽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但在国会的607个议席中，只占230席。希特勒立即解散了国会，宣布于3月5日重新大选。
2月27日，临近国会大选一周之前，纳粹头目戈林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他派冲锋队员从暖气管道潜入国会大厦纵火，然后嫁祸于德国共产党。24小时之内，纳粹在全国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上万人。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几天后，大选结束，纳粹党完全控制了国会。
接着，开始了对犹太人大规模的迫害。他们宣称“德国是德国人的”，“犹太人是腐蚀德国的蛀虫，必须给予无情打击”。
爱因斯坦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希特勒上台不久就宣布相对论是“犹太邪说”，柏林的报纸也公开点名，称爱因斯坦为“犹太国际阴谋家”。这时候，爱因斯坦正在加利福尼亚，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知普鲁士科学院，取消原定从加州回柏林后的学术讲演。
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乘火车到达纽约。
在旅馆里，爱因斯坦接受了《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的采访，公开声明说：“德国现状既然如此，我再也不踏上德国的土地了。”
几天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搭上开往欧洲的客轮。他们的目的地是比利时的海边小城安特卫普港。爱因斯坦将去那里避难。
轮船在大西洋航行途中，无线电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爱因斯坦在卡普特的别墅被抄，他家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也改换了街名。希特勒的魔掌终于伸向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德国又变成了一座大兵营，而且变得比威廉帝国时更疯狂。大街上插满了纳粹党的“卐”旗，身穿褐色制服、臂戴“卐”字袖章的冲锋队员高唱着法西斯歌曲，在菩提大道阔步行进，成千上万被纳粹蛊惑的青年举着火炬游行，狂热地高呼着：“希特勒万岁！”
3月21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国会，在柏林郊外波茨坦的教堂举行开幕典礼。
会场里，挂满了18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各种军旗，就在这里，面带得意之色的希特勒发表了他那所谓的波茨坦宣言：“本人要求撤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任何责任条款。”他并且狂叫，要为统一德国、消灭国贼而努力。
两天以后，国会以441票对8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授权法”。于是希特勒掌握了完全独裁的权力，国会名存实亡。从这一天开始，德意志共和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
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了。所有的犹太医生被禁止开业，犹太人的法官和律师被赶出法院，犹太人商店接连遭到暴徒袭击。
作为犹太人的优秀代表，爱因斯坦成了纳粹党迫害的最大目标。他们宣布爱因斯坦犯了“知识叛逆罪”。一群纳粹冲锋队员洗劫了卡普特别墅。他们翻箱倒柜，搜遍了整栋房子，想找出爱因斯坦“谋反”的证据，结果只在厨房里找到一把切面包的小刀。他们把这把小刀当做“危险的武器”没收了，并在报纸上大肆张扬。
3月28日，爱因斯坦夫妇搭乘的客轮驶入安特卫普港，受到比利时官员和许多学者的欢迎。他们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和王后的客人来此避难的。
到达比利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挂电话到柏林寓所，他们很担心亲人们的安全。接电话的是他们的女佣人，她说大女儿已逃到荷兰，二女儿同俄国丈夫也已离开柏林，到法国避难去了。
他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爱因斯坦从电话里还获知，他在银行的存款被全部没收了，理由是这笔钱是要用来支持“共产党暴动”的。这笔存款并不太多，但爱因斯坦这下真的成了穷光蛋。
纳粹摧毁了爱因斯坦在德国的一切，包括他为整个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广场上，他的相对论著作被当众焚烧。同时扔进火中的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和左拉的小说及其他大量进步的文化典籍。
一群戴着“卐”字臂章的狂徒围着冲天大火欢呼，火舌吞噬着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精华，留下的是一片灰烬。
在这浩劫的时刻，爱因斯坦倚窗东望，只能默默念着一位诗人的诗句：
当我想起故乡，在夜晚的时分，
痛苦的心灵啊，总是不得平静。
怀着沉重和愤慨的心情，爱因斯坦写信通知普鲁士科学院，鉴于德国的局势变得已经令人不堪忍受，他决定辞去院士的职务。
爱因斯坦这样做，预示着自己将被开除。但是，即使他不采取这个步骤，在纳粹教育部长的干涉下，他也会被科学院除名的。而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正是他所敬重的普朗克教授。
本来爱因斯坦就是普朗克和能斯特从瑞士邀请来柏林的，如今要普朗克开口叫他退出科学院，将是一件非常难过而尴尬的事。为了不让朋友为难，爱因斯坦提出了辞呈。
普朗克为了缓和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曾经多方奔走。但是希特勒根本不理会，他训斥普朗克道：“你以为我的神经有时会脆弱吗？不，我的神经犹如钢铁。我绝不可能为这么点小事，而忘掉伟大的目标！”
爱因斯坦提出辞呈时，普朗克正在赴意大利的旅途中。他闻讯后没有及时赶回柏林。于是，普鲁士科学院由一位“饭桶”法学家主持开会。能斯特博士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怎么能以‘不够德国化’的理由，将院士里最伟大的科学家除名呢？我们一直以达朗贝尔、伏尔泰曾经是普鲁士皇家学会会员为荣，但他们也并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呀！”
劳厄也挺身而出，为爱因斯坦伸张正义道：“后世的人会怎么批评我们呢？如果要开除爱因斯坦，我们只能被称为‘屈服于权力之下的懦夫’！”
尽管能斯特和劳厄一再坚持，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纳粹教育部的授意和压力之下，科学院于4月1日发表了如下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获悉爱因斯坦在法国和美国参与不轨行动的新闻报道后，甚感愤慨。本院对于煽动分子爱因斯坦在外国的活动，颇感困扰。因此，对于爱因斯坦自动申请退出科学院，本院丝毫不感到遗憾。”
劳厄在20年后，感慨地写道：“这个可耻的声明至今犹使任何一个德国人因羞愧而脸红。”
普朗克在罗马见到这个声明后，良心上感到很大的不安。如果他在柏林，情况也许不至于这样糟。不过，即使他在柏林主持会议，大局也改不过来。这位老教授在给朋友的信中，沉痛地写着：“尽管无底的深渊在政治上把我们同爱因斯坦分开了，但是我深信，爱因斯坦的名字将作为柏林科学院最光辉的名字之一受到未来历史的尊敬。”
就这样，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普鲁士科学院的名单上被抹掉了。他永远也没有再踏上诞生他的国土。
爱因斯坦隐居在比利时的一个海滨避暑地，这里离奥斯坦德镇很近。他们住的别墅靠近一个很大的沙堆，附近有个小村庄。海滩上，常有小孩拾贝壳、捉螃蟹玩，还有一些穿着鲜艳泳装的女郎，躺在沙滩上进行日光浴。
爱因斯坦常在海滩上漫步。海风吹拂着他一头灰白的长发，看上去就像一位遨游世界的先哲。他仍旧在思考着他的物理学，有时也拉拉小提琴消遣。但是艾尔莎和朋友们却越来越感觉到，爱因斯坦的安全正受到威胁。
从柏林传来消息，纳粹悬赏2万马克要爱因斯坦的脑袋。
爱因斯坦摸着自己的脖子，苦笑道：“想不到我的脑袋竟值这么多钱！”
艾尔莎夫人却吓坏了。比利时离德国非常近，而且纳粹分子疯狂成性，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阿尔伯特，我们还是尽早到英国去吧！”夫人催促他道。正好这时有位英国朋友邀请爱因斯坦去小住一段时间，爱因斯坦已回信道了谢，只是起程日期还未定下来。
爱因斯坦还有几件事情要办。其中有一件事涉及两位因拒绝入伍而被关进牢的比利时青年，一位法国青年来信向爱因斯坦求助，希望他能向比利时政府说情，释放那两人。
爱因斯坦一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只要有2％的人拒绝服兵役，仗就打不起来，因为政府不可能把那么多人投进监狱。那两个比利时青年，就是响应他的号召拒绝服兵役的。
但这一次爱因斯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柏林街头的血与火教育了他。他看到了纳粹的“褐色恐怖”正给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保卫祖国以抵抗德国的侵略，是每一个比利时青年的神圣职责。
于是，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了给那位法国青年的公开信：
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绝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我将欣然报名去参军。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拯救欧洲的文明。
他的这个声明轰动了全世界。5年后爱因斯坦的预见不幸成为事实：希特勒疯狂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的安全，比利时国王派了两名警卫，形影不离地跟随在他左右。
有一天，有个行踪怪异的青年闯进了警戒圈，他再三要求见爱因斯坦，说有特别重要的事相告。警卫弄清了他的身份，原来是从德国叛逃出来的冲锋队员。
“我带来了你们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纳粹的秘密文件，我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带出来的。所以，我至少应该得到5万法郎的报酬。”
艾尔莎夫人听了感到莫名其妙。
“我丈夫并不需要这些文件呀。”
“不过，这些可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哩！”那叛逃的冲锋队员说。
“你为什么专程把它带到这里来呢？”
“这还用问，爱因斯坦先生是反对纳粹的领袖呀！”那青年理直气壮地说。
在闹了这么一个笑话后不久，爱因斯坦的老朋友法兰克教授来探望他。法兰克在由伦敦返国途中，获知爱因斯坦在比利时，便跑到奥斯坦德附近到处打听他的住址。虽然警方曾严令四处居民不得透露爱因斯坦的行踪，但憨厚的法兰克居然还是找到了那栋别墅。
爱因斯坦见到法兰克非常高兴。当他知道比利时警方对他采取的保护措施竟未奏效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阿尔伯特，我们还是搭船去英国吧！”艾尔莎夫人不安地劝道。
“是呀，我看你在这里不便久留。”法兰克教授也很关心他的安全。
爱因斯坦被说服了，终于决定离开比利时。
一个漆黑的夜晚，爱因斯坦夫妇从欧洲东海岸一个秘密地点搭上船，悄悄地渡过了多佛尔海峡。
英国对爱因斯坦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们像欢迎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一样迎接他。不同的只是，爱因斯坦这一次仿佛成了反谍影片的主角，他和夫人一到伦敦，警方就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在他们下榻的公馆外面，埋伏了许多警卫人员。爱因斯坦的身边，随时都有保镖跟随。因为就在爱因斯坦抵英前不久，有个与他同在一张黑名单上的犹太学者被纳粹暗杀了。所以，英国政府采取了谨慎措施。
爱因斯坦在英国短暂停留期间，参观了国会。他还出席了一次民间欢迎集会，当他走上讲台演说时，上万听众起立向他致敬。
几天以后，爱因斯坦搭上了开往美国的“西部号”客轮。与他同行的人，除了夫人艾尔莎外，还有助手梅厄博士和秘书杜卡斯女士。
这是一次秘密的旅程，码头上没有新闻记者的采访，也没有欢送的人群。爱因斯坦登上客轮，打趣地对夫人说：“看来我应该向纳粹道谢，没有他们的通缉，我还不可能这样悠闲清静地离开一个地方。”
客轮驶出港口，船尾留下一条长长的浪迹。几只白色海鸥在空中翻飞着，仿佛在为他挥翅送行。爱因斯坦就此离别了他深深眷恋的欧洲，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十天后，“西部号”客轮驶入纽约港。船还没有靠近码头，爱因斯坦就换乘一条小艇驶到岸边登陆。然后乘上汽车，不声不响地直驱普林斯顿。历史记下了这一天：1933年10月17日。
爱因斯坦到达目的地后获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纳粹党已经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卡普特别墅和他喜欢的那艘小游艇。
1934年11月，美国芝加哥《政治》月刊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以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战斗。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锐地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欧洲各国人民迅速做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这一点恐怕是许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为打垮纳粹，为保存文明的价值，爱因斯坦从未停止过有力的呐喊。
1937年4月18日，纽约举行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集会，参加的有3500人，爱因斯坦因病没有出席，但他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
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没有表现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责任还是存在。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
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爱因斯坦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以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范畴里的良心、正义转换为切实具体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为的是使你们能够自由，使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着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牺牲而加给你们的责任。
具有善良正直的心
爱因斯坦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就强烈地感受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的眼里，不仅仅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处处都受到歧视，就连在大街上行走，都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咒骂：“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许多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也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中的一员。
是的，爱因斯坦就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而且是一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犹太人家庭。
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教权思想很重的天主教国家，宗教气氛也十分的浓厚。巴伐利亚州的法律规定：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宗教教育。
因此，当时的许多学校都是由教会来开办的。德国既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当然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天主教教会开办的，由犹太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只有极少的几所。
爱因斯坦到了上学的年龄，按理说他应当和当地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家庭的孩子们一样，一起被送到当地的犹太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去念书。
然而，他父母的思想却比较开通自由。他们不是那种老式家庭出身的犹太人，他们都受过比较现代的科学与艺术教育，接受过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教教徒，并不真正信仰犹太教。
他们平时从来不去犹太教堂做礼拜，也不遵守那些世代相传的犹太教教规。在父亲的眼里，孩子信仰犹太教还是天主教，或者干脆什么宗教也不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
爱因斯坦的父亲想到的是孩子今后如何在这个社会上更好地生存？他已经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犹太教在这里被看成是异教，犹太教教徒被看成是异教徒，处处都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
那么，为什么非要孩子去接受他自己也不明白的犹太教教义和教规，硬把他培养成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异教徒，从而使他的一生都离不开受歧视的命运呢？
他认为应该把小阿尔伯特送到周围所有的德国孩子都去的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去念书，让他从小就能和周围的小伙伴们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
通过这条途径，使孩子逐渐消除自己与日耳曼种族之间的隔阂，最终完全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
父亲这样做，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慕尼黑的犹太教学校开办在市内，而他一家住在慕尼黑郊外，离学校相当远，送孩子去上学也确实极不方便。再说，犹太教学校收费比较昂贵，而天主教学校收费则比较低廉，这对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的赫尔曼先生来讲，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作出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于父母，还是对于爱因斯坦本人，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毕竟他将要去的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对于他这样一个犹太孩子，尤其是学校中唯一的一个犹太孩子，将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种宗教与宗教之间存在了近2000年的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成见，几乎随时随地都会反映出来。
“爸爸，什么叫做犹太人啊？”有一天，从学校里放学回来，爱因斯坦问父亲。
“犹太人？我们家里的人都是犹太人。”
“哦，那么，我们不是德国人了吗？”
“不，我们是德国人，是不折不扣的德国人。不过，从血统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思考了一会儿，又问道：“爸爸，听说犹太人的上帝和德国人的上帝是不同的，还有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吧？”
父亲用力地摇了摇头，说：“不！上帝只有一个。没有所谓谁的上帝、哪一国的上帝。而且，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的官吏。虽然背叛耶稣的是一个叫做犹大的犹太人，不过，耶稣也是犹太人呀。”
“哦，耶稣也是犹太人？”不大爱说话的爱因斯坦又沉默了。
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这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可是，说来也奇怪，一直到爱因斯坦6岁，上了小学以后，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实际上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居住在像柏林那种大城市里面的一些犹太人，大都是在城里设置一个叫犹太区的特别地区，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过着和外面全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认为，只有耶和华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而也只有犹太人才是经过神选择的唯一的民族，即所谓“上帝的选民”，其余的民族都是卑贱的异教徒。
在这类犹太人看来，柏林的市街就是外国，甚至于是敌国。他们只同犹太人交往，读犹太教的《圣经》，进犹太教的教堂，开办犹太人的学校。犹太区的皮鞋店只替犹太人做皮鞋；理发店只替犹太人理发。有很多人是至死不从犹太区走出一步的。
爱因斯坦虽然也是犹太人，但却不是这种犹太人，因为从他的祖先几代下来，长久都居住在乌尔姆，所以，他们已经和那里和蔼可亲的居民完全同化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别人也没有与他们来往。
在爱因斯坦的小学里，他是唯一一个犹太孩子。爱因斯坦一进到学校，立即被取了两个绰号：一个是“老实人”，另一个是“无聊伯伯”。因为他还是像从前那样不爱说话、孤独，当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独自坐在校园的一角，静静地一个人想事情。
说实话，爱因斯坦并不怎么喜欢去学校。
爱因斯坦的班主任，竟然是帝国军队的一位后备役上尉。每天他一走进教室，学生们就得按照规定立即笔直站立起来。
上尉待大家站好后，高声喊道：“万岁，恺撒！”
学生们则要回应“万岁！万岁！”然后才能坐下。
学校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军事化色彩。
无论是数学课，还是希腊文或拉丁文，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硬邦邦的训练，课堂好像练兵场。
爱因斯坦并不习惯这种军事操练一样的教学活动，更不会死记硬背书本。因此，在爱因斯坦的记分册上，几乎没一门功课是可以夸耀的。
爱因斯坦最大的乐趣，是回家去念自己所喜欢的代数。当他能够顺利地求得答案的时候，别提多兴奋了。
有时候，他靠在窗边练习小提琴，作为休息。
小学时代，只有一件事使他永远难忘。
那是他9岁的时候。有一天，上教义课，爱因斯坦早早做好了准备。他对宗教已经开始有了兴趣，预备认真地听一听。
老师来了。一进门，同学们就瞪大了惊疑的眼睛，因为老师手拿一枚锈迹斑斑的大铁钉走进教室。
老师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耶稣受难的故事。”
课堂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们的主耶稣，被凶残的罗马人，用这样的大钉子把手和脚钉在了十字架上，身体高高地悬挂在天空，鲜血一滴滴地往下流。罪恶的人们，居然还耻笑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飞走吧！’
“我们的主耶稣万分痛苦，他为人们送来了福音，为黑暗的尘世送来了光明，可是，人们却如此对待他们的主！”
爱因斯坦热爱耶稣，他也为救世主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而心碎，为犹太人中出现了犹大这样的叛徒而惭愧。
教义老师举起了他手中的钉子，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同学们，你们知道是谁把耶稣出卖给罗马人吗？”
教室内鸦雀无声。教义老师扫视了一圈，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
“是犹太人，犹太猪！”
老师的话，犹如一声炸雷，在爱因斯坦耳边轰响。
全班的视线都集中到唯一的犹太人爱因斯坦身上，那一道道眼光中充满仇恨和蔑视。他感到很大的耻辱。爱因斯坦想向全班同学喊：
“犹太人中间出了个犹大！可这并不说明每一个犹太人都想这样干！”
爱因斯坦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一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屈辱地位，也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出身。
的确，犹大背叛他的老师是不对的。祖先当中出了这么一个卑鄙的人，这是犹太民族的耻辱；但是，如果因此而要鄙视犹太民族的话，那也未免太狭隘了。
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不会因出了一个救世主耶稣，而更加尊敬犹太民族呢？从那时起，在他心中就种下了终生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种子。
在学校里，宗教的歧视与成见，爱因斯坦有时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这个民族一千多年来一直都在承受的东西。而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这种弥漫在他四周的、无处不有的君权神授、德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空气。学校的教育也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服务的，要把每一个德国孩子，都培养成一个为这个巨大的专制机器服务的士兵。
记得有一天，爱因斯坦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同伴们玩耍，忽然，从校园的外面传来了一阵整齐威武的军号声。原来是一支德国皇帝的军队，正列着整齐的方阵，通过慕尼黑的街道，去接受皇帝的检阅。
爱因斯坦看到临街楼房平时总是紧紧关闭着的窗子，这时都打开了，数不清的人头挤到窗前，大声为街道上通过的军队举起右手，大声地呼喊着：“为了皇帝，为了德意志，前进！”
小爱因斯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领悟到：人可以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简直太可怕了！人怎么可能变成完全没有个人意志的动物？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学校里对他们进行的全部教育，也正是要把他们每一个学生都训练成眼前这样的机器人。
爱因斯坦在成年后还对当时这种普鲁士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该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
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整齐划一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这一天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大街上看到的一幕，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人怎么能被剥夺走他的自由意志？他自由的天性对这种丑陋的专制政体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憎恶，从而也导致了他对他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家，即德意志帝国的憎恶。
从这以后，每当大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时，只要话题偶然触及了战争，触及了德意志帝国的复兴，小阿尔伯特就会很快地站起身来，逃跑似的离开房间，避开所有的人。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赶紧逃离这个可怕的国家的想法。
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另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同化派和复国派内又有许许多多小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胜利了。在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官场里有着坚强的后盾。参加复国运动的领袖也全部都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把那些态度不明朗的、有威望的犹太人列出来一个名单，一个个登门拜访，进行说服、争取和拉拢。
1919年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贝兰大街5号。来客先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爱因斯坦天真地问：“可是这和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犹太人，”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挤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族的传统和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遭受歧视的同胞带来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个思想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他的谈话活跃起来了。说客看出，爱因斯坦坚定地站在受苦人一边；同时，也看出他对于政治上的权术和计谋是一窍不通的。
经过几次谈话争取之后，爱因斯坦表态了，他说：“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去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得以实现，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如他给索洛文的信中所述：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头一次看到犹太群众。他自己也很满意，宣称这次为旅行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1924年，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并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重要形式。
从此，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则是他善良正直心灵一直牵挂的主要问题。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萧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
爱因斯坦在晚会的讲演中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痛苦、现实与理想进行了广泛的论述，这也是爱因斯坦犹太民族感情的一次充分展露。
关心人的本身
早在1921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讲学时，曾见过一个个非见他不可的人，有位不知名年轻人说：“教授先生，你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公式，E=mc2，希望能发明一种巧妙的机器，把物质中亿万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通通释放出来，到那时候……”
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笑着说：“不要激动，年轻人，现在不是细谈这事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物理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即能够把E=mc2这个公式应用到实际中。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把原子的质子蕴藏着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也许是一百年后的事情。有人干脆说，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夏，爱因斯坦面临一个重要性和尖锐性都无可比拟的问题。早在1939年1月17日，柏林《自然科学》杂志报道了哈恩、施特拉斯曼合著的《论铀在中子轰击下……》。
爱因斯坦与随之赶来的波尔进行了讨论。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将发生？面对实验结果，费米教授惊呆了。
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它的威力比普通的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霎时间，千千万万生命会被烧成灰烬。
1939年7月，西拉德和另一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前往长岛海边，爱因斯坦正在那里避暑。
街上一个7岁的小孩很熟悉爱因斯坦，给他们指出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别墅。
西拉德回忆说：
爱因斯坦并没有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当我刚一向他提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了评价，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觉得在通知比利时政府以前，还是应当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美国白宫。于是把维纳格建议起草的给比利时政府的信，抄送美国白宫一份。这样决定之后，我和维格纳就离开了他的别墅。
西拉德同自己的熟人、朋友商量了一下，最后会见了芬兰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待在总统身边。萨克斯认清了关于铀裂变的情报的意义，西拉德决定让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并预先准备好一份信稿。
8月2日，西拉德偕同爱德华·泰勒再次去见爱因斯坦。
他们共同完成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这封信10月11日才呈交给罗斯福。起初，罗斯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未置可否地听取了萨克斯的陈述。事情竟被搁置起来。
萨克斯回到住处，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华美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思忖着这件事，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越想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
虽已进入秋季，但他还是感到闷热，焦虑万分地走出房间，来到一个小公园内，在黑暗中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引起总统的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呢？突然，一个历史故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萨克斯知道该怎么说服总统了。他返回住处，沐浴更衣，天一亮就向白宫奔去。罗斯福正在用早餐，他知道萨克斯又要旧话重提，带有讽刺地问道：“亚历山大，你到底要说多少时间？”
“总统先生，我讲一个历史事实。”萨克斯顾不上罗斯福的态度，就说起来，“当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他听说拿破仑皇帝想征服英国，就向皇帝陛下提出建议，造一支新型舰队。这支舰队不挂帆，不管刮什么风，都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可拿破仑对这个建议却置之一笑。”罗斯福沉默了，政治家对历史的教训毕竟是敏感的。
“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把我们炸得粉碎。对不对？”
“是这样。”
萨克斯的心放下了。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他的秘书瓦森将军进来了。总统把爱因斯坦的信递给他说：“需要行动起来了。”
在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下，筹备制造原子弹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起初，工作进展得并不快。
1940年3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了第二封信，重申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是由于政界和工商界的某些原因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最后在纳粹炸弹的威胁下，各方才齐心协力，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拥有了原子弹。
1945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假。8月6日下午，爱因斯坦到茶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色很沉郁。爱因斯坦没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杜卡斯低声对爱因斯坦说：“今天早晨，一架B 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播放的。”
“O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国话——“哎，真糟！”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喊。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两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1931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告诫青年：
如果你们想使自己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