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表心声

• 李先念说：“今天下午听了各组同志们的汇报，同意这个名单。
•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的，权利完全在代表的手里”。
• 周恩来鼓励说：“你讲得很好，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中南代表李先念的发言

9月10日18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由毛泽东主持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在进行。

会议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

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

毛泽东讲话之后，李先念代表中南代表团发了言。

李先念说：“中南代表团进行了1天多的工作，今天下午听了各组同志们的汇报，同意这个名单。这个名单是好名单。”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提这个名单是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关系的。而且就我个人和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看，应该说，这个名单的提出是充分民主的，是合乎毛主席讲的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精神的，这个名单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社会主义。”

他还说：“当然，这并不是对这170位同志中间的每一位同志都没有意见。”

“就中南代表团来说，对少数同志也有一些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提出也是好的。但这些意见也分好几类，有一些意见是过去的印象，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意见。”

他认为，“人是变的，我们讲辩证法，有些同志过去有哪一点不好，10年、20年以后变得很好”。

“有些意见是属于个别工作性质的意见。也有一类意见是属于政治性的”。

他说：“有个别同志，在‘七大’以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都作了检讨，而且都是很有工作能力的同志。”

“我认为这些同志都是很好的，不能说犯了错误的人就是一生错下去。”

“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是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张国焘路线，不管是盲目的也好，怎么也得算一条，‘七大’以后工作中也有错误。”

“但是我想，今天在中央领导之下，总是想不犯大错误就是了。因此，我说对个别同志的意见是可以提的，应该提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同志的工作还是好的，是有能力的。”

“因此我认为这个名单是好的，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把全党团结起来，党里边的团结总是一个先决条件，只要把党团结起来，才能动员一切积极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李先念还对有的同志提出名单中地区不平衡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这个103个人的新的名单当中，除了湖南以外，第二要算是我们湖北，还有几个省没有。”

“这个不平衡，正如刚才陈云同志所讲，也是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这是可以想得通的。”

“同时我说，我在中南代表团也这样讲，他表上填湖南人，其实他应该写中国人，他只有国籍，并没有什么省籍，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回过湖南了。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对，但中央委员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是代表全国性的意见的。”

李先念的发言中还对170名是多是少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也曾想过一下，苏联255名，我们的人口6万万，人比他多，党员也比他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355名？”

“中南代表团曾经圈过，但圈到240几个人圈不下去了，越圈越多，这是个好现象……这种现象反映我们的党里头有人才，‘英雄豪杰遍地皆是’。但是在拟名单时就发生了困难，有同志讲这是胜利中间的困难。”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这个想法是对的，170人比较恰当，是好的。同时，‘八大’到‘九大’相隔只有几年，中间还可以补。”

“我说，有些同志工作能力很强，有些没有提名的同志甚至比有些提名的同志能力还要强些，等几年也可以，对党对自己都有好处。”

“我这个话不晓得说得好不好，因为我是被提名的一个，但是我个人的观感、想法还是讲一下。”

李先念的发言，得到全体代表的掌声。

“八大中南代表团”是于8月31日成立的。

中南代表团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六省和在中央工作的代表共200名。

其中正式代表182名，候补代表18名。

会上选举李先念为代表团团长，廖承志、李雪峰、陶铸为副团长。

各省也选出组长、副组长，并成立团务委员会，由各省组长参加。

会上还选定王任重为代表团秘书长，陶铸负责日常团务工作。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是在“八大”召开前的预备会议上进行的。

各大区代表团成立后，即开始提名，中央召开多次会议才初步提出名单。

9月9日，中南代表团举行全体大会，李先念根据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八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进行了传达并讲话。

他说：“这个名单是先由各位代表自由提名交到各组，由各组综合，经代表团选举组汇总后再到各组讨论，然后代表团开团务会议议定报中央政治局，代表们和各组的每一条意见都向中央作了汇报。”

“有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经3天工作，最后议定了170人的名单。8个代表团提出的名单共400多人，一讨论就互相起了连环套。提出这位上了那位也要上，毛主席讲就套一下吧。3个代表团先套，越套越多，套不下去了。只好请中央最后提名。这样，中央政治局并经七届中央委员会同意，确定了170人名单。”

李先念还说：“170名候选人中有150多人都是大多数代表提名的，其余的候选人是少数人提名，但都很有功绩，只是因为工作范围关系不为大家所了解。”

经过传达和解释，中南代表团讨论了一天多时间，最后同意这个名单。

预备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话，确定将170人名单提交大会选举。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的，权利完全在代表的手里”。

9月15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9月22日，李先念专门作了《市场物价问题》的发言。

27日，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97名，候补委员73名。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

9月27日，选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后，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

李先念事前并不知道名单中有他。他见名单中有他，而没有徐向前、叶剑英、王稼祥等同志，感到十分紧张。当晚即给中央写信。

原信如下：

陈云、小平同志并报中央、主席：

在提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候，我没有提过意见的，但是在刚才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对我来说，等于晴天霹雳，心情极端沉重。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能力和资历，就在中央工作的时间来说，不应当提到我的。比我能力强、资历深和在中央长久工作的同志多。将我的名字摆上，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不好的。而且应当说到，我的年龄虽然比党内一些同志小些；但身体也不好，经常头痛。因此，不行、不顺，我算是最突出的。为此，我真心请求将我的名字删掉。还是让我在中央机关做一点工作，这对我还是一个锻炼。

这是我的真心话。时间急迫，心情不安，要求中央慎重考虑。

李先念

9月27日21时

中央没有接受李先念的意见。

9月28日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仍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并且一致通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7名委员之一。

当时李先念47岁。

在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福建代表叶飞的发言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叶飞做为福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福建出席“八大”的代表一共19人：张鼎丞、邓子恢、叶飞、江一真、魏金水、伍洪祥、贾久民、张昭梯、许亚、刘健夫、程少康、张桂如、洪椰子、罗炳钦、张维兹、郑依姆、张传栋。

这17人是正式代表。

叶松、蓝荣玉两人为候补代表。

代表团团长是叶飞，江一真为秘书长。

福建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由于直接面对台、澎、金、马，所以一直是海防前线。

当时东南沿海的局势比较紧张，敌人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骚扰破坏，省内的土匪和反革命势力也十分猖狂。

福建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军民一致，把土地改革、剿匪和镇压反革命3个运动结合进行，彻底打倒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根绝了福建历史上几十年的匪患，把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镇压下去了，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样的基础上，福建党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医治长期战争留下的创伤。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福建也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1955年下半年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迅速，各级党组织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1956年上半年，全省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90%。

同时，福建对手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生产力也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福建解放前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历史上一直是个缺粮省，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年年都要进口大批洋米。

工业更是落后，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还不到1%，全省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在农业上着重抓了增产粮食这个主要环节，到1952年底，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5年已接近400万吨。

在工业上，福建新建了一批小型的食品和加工工业，省内的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也基本建成。但由于底子太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亿元的水平，工业产值只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11.32%。

社会安定了，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福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生产。由于福建在解放后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现，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

为了开好“八大”会议，福建省委从1956年上半年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6月下旬，福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产生了新的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同时经过酝酿，选举了邓子恢等17人为出席“八大”的代表。

中央要求各省都准备一份发言稿，“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要有分析，把成绩说足，把缺点说够，不要枯燥无味，听了让人打瞌睡。”

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福建代表团准备了一份大约8000字左右的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福建地方工业发展问题；三是侨务工作问题；四是解放台湾保卫国防问题。

发言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先后作了三次修改，到8月底上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但到开预备会时，大会秘书长邓小平打了招呼：“为了让更多的人发言，发言一般不超过二十分钟……要多样化，活泼一点。”

叶飞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用简短的语言汇报了福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建国七年来成就，会后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党的“八大”分两个阶段进行，正式大会是9月15日开幕，但实际上8月30日就开始了，提前两个星期开预备会议。

“八大”继承了“七大”的传统，在高度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高度集中。

这次会议跟以往历次会议的开法有所不同，以往开会总是先报告后讨论，而“八大”却是先讨论后报告，等到报告人正式作报告时，问题都已经讨论好了。所以预备会议开得很紧张，既要讨论文件，又要酝酿选举，还要准备发言。

会议采取“平行作业”的方法几个工作同时穿插进行。

“八大”除了4个重要报告之外，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8人，45人作了书面发言。

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形式之活泼，在历届党代会中都是少有的，充分体现了当时民主和探索的风气之盛。

小组讨论的气氛也十分活跃。当时党内的民主空气是比较好的，大家发言不是照本宣科，不讲那些套话、漂亮话。

叶飞在大会上的正式发言只讲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在福建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发展福建地方工业问题。

叶飞指出，当时在福建农村工作中产生的一种片面性，即重视农业、轻视副业，抓粮食丢了多种经济作物，结果影响了社员的收入，造成副食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也影响了城市人民的生活。

他在分析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时指出：

忽视多种经济和副业生产的偏向，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表现得很突出，原来农民在个体经营时一般是按照市场的需要和生产的习惯来进行生产的。合作化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合作社已成为一个领导和计划生产的单位，农民已成为合作社里的一个劳动成员，生产计划和领导就起了决定的作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农业合作化运动当年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来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尤其是粮食的增产更为显著，1956年的春季与夏季作物就增产了12亿斤粮食。

但是，过多的计划和行政干预，却影响了副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

叶飞在会上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反映了当时党内对于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也正是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倡和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不盲从本本条条、不盲从苏联模式的思想作风。

作为“八大”代表的叶飞除了对上述民主作风深有体会外，他还深切地感受到其民主作风同时体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的选举上。

彝族代表伍精华的发言

1956年9月17日下午，在“八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发言，赢得了台上台下热烈的掌声。

这个年轻人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劳动人民协会主席伍精华。他是四川省唯一的彝族代表。

伍精华同志担任普格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劳动人民协会主席，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唯一代表，四川省唯一的彝族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凉山彝族从奴隶制度废除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言，以亲身经历阐述了凉山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飞跃的历史进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当他正要离开讲台时，周恩来离开主席团的座位，亲切地用双手握住他的手问：“你是哪个民族？”

年轻人回答：“彝族。”

周恩来鼓励说：“你讲得很好，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周恩来说完又拉着他的手，走到主席台一排前，把他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等领导与他一一握手。

第二天，伍精华成了大会的新闻人物。

国内外记者纷纷采访他，外国代表团的一些朋友也来进行访问。

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费恩伯采访伍精华回国后，还在他们的党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

伍精华只有25岁，1956年7月，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和朱德、胡耀邦、王维舟、李井泉、廖志高等53位同志被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

伍精华接到出席“八大”会议的通知，是8月下旬，当时，他正在普格县洛乌沟区的山上指挥平叛斗争。

接到开会通知后，上级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他下山到县城，然后又从县城护送到凉山自治州同西昌地区交界处的泸山公路。

在那里，中共凉山自治州委派一辆美式吉普车在公路上连夜把他送到成都。

第二天凌晨，伍精华与四川省出席“八大”会议的部分代表乘汽车赶到凤凰山机场。

飞机飞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在那里遇到了应邀前来参加“八大”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因为当时的飞机少，中央有关部门把客机让给越南共产党代表团，伍精华他们则改乘军用货机。

飞机从重庆起飞，先后降落西安和太原机场加油，于傍晚时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到达北京后，伍精华等人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大会会务组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并让他们住进了新建的前门饭店。

到北京后，从8月30日开始，他们即参加“八大”预备会议。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草稿），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草稿），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3个重要文件。还按照大会确定的原则和步骤，酝酿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事先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候选人名单发给代表，而是不限名额，由代表自由提名。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委员会是个政治领导集体，政治上要成熟。八届中委候选人的提名只划一个杠杠，被提名的同志必须是1938年以前入党的。

毛泽东规定必须选“三八”式以前的优秀的同志，代表们讨论提名时，还必须讲公道，讲正派，认真按照被提名者对党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来推荐。

大家在推荐时，说某某人有什么战功，有什么贡献，讨论中充满了同志的友谊，充满了民主气氛。

在伍精华参加的那个小组里，有人提名阎红彦进中央委员。当时阎红彦说：我论资格不是不够，但是从工作出发，还是让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上。

同志们坦诚相见、大公无私的发言，显示出会议民主、团结的气氛，使与会人员心情非常舒畅。

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经过半个多月在预备会中的提名，反复认真地、几上几下地酝酿讨论，于9月12日第一次大会预选后确定。

“八大”会议中，9月17日下午，“八大”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进入大会发言的第一次大会。首先由董必武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接着是朱德、李井泉、伍精华等10位代表发言。

伍精华的发言稿是凉山自治州委早给准备的，到北京后，李井泉、廖志高、阎红彦等省委领导同志又一起对发言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敲定。

当大会执行主席要伍精华发言时，他的心情很激动。他发言的题目是：《凉山彝族从奴隶制度废除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

可以说，伍精华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事业领域的奋斗史是一道如诗如画耐人寻味的绚丽景致。

出生在历史上几乎与世隔绝，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民主改革才结束的凉山彝族地区的伍精华，早在学生时代，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接受革命教育。积极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进程中参军入伍，为摧毁国民党“政治台北，军事西昌”的梦想，在西昌彝族地区英勇战斗。

伍精华参加了清匪剿霸工作。之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伍精华从军队转到地方，积极投入到了开辟彝区建立政权工作。

1956年，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了废除奴隶制度的伟大民主改革运动。到8月底，已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完成了这一工作。

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彝族地区能不能够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伍精华在发言中依据昭觉县城南乡创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回答了这个问题。

伍精华说：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只要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就能够引导向社会主义过渡。

伍精华的论据是：

第一，奴隶群众在完成民主改革获得解放后，虽然取得一些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但仍然不能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严重困难，比如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种子缺五分之三，耕牛、农具缺一半，口粮缺三分之一以上，住房、用具也很缺乏。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克服因为奴隶“单干”造成难以解决的许多困难。

第二，广大奴隶群众过去都有集体劳动的习惯，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也比较薄弱，因而比较容易接受集体形式的农业互助组织。

第三，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凉山周围汉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能够推动解放了的奴隶群众要求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

第四，在几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和民主改革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团组织。

根据这些依据，伍精华又表示说，要在解放了的群众中直接办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困难还是不少的。

主要的原因是彝族群众文化很落后，缺乏生产管理和经营的经验。因此，在彝族地区办社，必须从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条件出发：

一方面要根据解放后的相当部分奴隶未成家无法单干，适宜于集体生产的特点，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

另一方面，应当采取简便易行的建社、办社的制度和办法。在相当时期内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宜小不宜大，社规宜简不宜繁，特别要帮助他们解决文化技术落后的困难，逐步加以改进和提高。

伍精华在发言中说，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我们完全有条件根据彝族的社会情况和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下，使贫困落后的彝族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快赶上国内先进民族的水平。

伍精华的发言结束后，受到了大会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他明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和鼓励。

“八大”会议期间，中央民委办公厅一位同志还把伍精华接到取灯胡同中央民委办公厅，与时任中央民委主任的乌兰夫等同志见面。

7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关于四川省藏、彝族地区改革和平叛问题的汇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决定成立以王维舟为团长的慰问团到四川省藏、彝族地区进行慰问。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后，根据周恩来总理要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研究甘孜藏区和彝区问题的指示，从7月7日到19日，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中央统战部，用18天的时间开了18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宋任穷、廖志高等19人。

7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当李维汉汇报到四川省藏、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性质时，毛泽东强调说：

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平叛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话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不够”。

当李维汉汇报到干部群众要求将西昌、凉山合并时，毛泽东说：

1935年长征我走那里经过，好地方，汉人干坏事，占了好地方，把你们赶到山上，我向你们道歉，现在还给你们。等民主改革完成后，成立个大自治州，以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西昌为中心，州政府搬到西昌，少数民族任州长，仍属四川领导，由四川来支援。

民委的相关同志还告诉伍精华，要他回去后转告彝族地区的群众，让他们多多关照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家人，不要再以奴隶主的身份看待他们一家。

对于彝族首领小叶丹，伍精华知道此人曾经在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伍精华立即向民委部门的同志表示他会将此事处理好。

“八大”会议期间，伍精华还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特别关怀。邓小平同志在解放初期曾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任第一书记，调到中央后，仍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工作。大会期间，他一有时间就到西南各代表团参加讨论。

四川省代表团分3个组，分别讨论大会的3个主要报告，伍精华在党章报告组。

一次，邓小平到四川团党章小组参加讨论会，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向小平同志介绍代表。

邓小平一面听，一面翻看代表名册。当他看到伍精华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时，抬头说道：“给他压担子嘛，做县委书记。”

邓小平说：“县委书记这个职务很重要。军队是团一级，地方是县一级，很能锻炼人。县委既是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一个县工农兵学商什么都有。要培养人就放在这个岗位上，让他锻炼锻炼嘛！”

邓小平看到代表名册上伍精华的籍贯是冕宁县时，又说：“长征时我们走过那里，那是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结盟的地方。”

邓小平问李井泉，冕宁县属凉山州还是西昌地区？李井泉回答是西昌地区。

小平同志说：“合了算了。”

李井泉回答说：“毛主席指示，民主改革完成以后就合。”

“八大”会议闭幕后返回四川的前一天，李井泉把伍精华叫到他住房的客厅，和其他出席会议的省委领导同志一起和他谈话。

李井泉除谈了会议精神如何传达贯彻以外，还谈了邓小平对他的关怀。

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八大”召开的第二年，党组织就把伍精华从普格县调到昭觉县当县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