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二、积极筹备
- 毛泽东把改定的开幕词装进衣袋里，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 毛泽东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 邓小平仔细考虑了报告内容，对毛泽东说：“3万字吧，不再压了。”
毛泽东确定“八大”指导方针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北京火车站缓缓停下。
毛泽东下了火车，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驱车前往国务院，到那里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每到一处，都找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积极为党的“八大”召开作准备。
南巡回京后，毛泽东得知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部门的工作汇报，认为很好，就指示有关部门专门安排时间，他要亲自听取汇报。
在薄一波的组织下，毛泽东从1956年2月开始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各部门的汇报，这就是著名的34个部委汇报。
各部委在汇报中主要提出了五个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
二是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
三是国防工业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也就是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
四是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
五是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
在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后，毛泽东结合南巡调查的思考，于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献，它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所说，我们“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原则，在“八大”《报告》和其他文件的准备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
从1955年底开始的各部调查，到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八大”路线形成的重要阶段。
从这一阶段党的领导核心层的实践活动可以看出，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展开，党中央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了对我国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一套指导建设的正确方针，为《报告》制定正确的建设路线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从秘书的手中接过开幕词，抑扬顿挫地读道：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2000多字，却被30多次的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最长一次的掌声足有5分钟。
会后，当参会代表们都当面称赞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非常洒脱地笑着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22年1月生，不满16岁即辗转进入延安，参加革命，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非常爱读书，尤其酷爱文史，因发表的一篇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在称赞他的同时还为他指出文章中的不足。
后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毛泽东便让田家英当了他的国文老师，并借机进一步考察田家英。
田家英为人坦荡耿直，学识出众，不仅和毛泽东的长子相处得很好，而且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1948年10月，26岁的田家英由毛泽东的另外一个秘书胡乔木推荐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领导人的秘书。
关于田家英为毛泽东写“八大”开幕词的事，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时，毛泽东自己准备了两个手稿，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两个手稿都不能满意。
这时，离“八大”的开幕时间只有几天了，毛泽东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不可能亲自再重新完成发言稿。他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便将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说：“田家英，你来写吧。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这是田家英第一次为毛泽东亲自完成发言稿，他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厚望，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
当他把这份初稿交到毛泽东的手里时，毛泽东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根据需要，毛泽东又对这份开幕词做了一定的修改。原稿开头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宣布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把它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他又在后面写了一段话：“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毛泽东还增写了一段对中国共产党评价的话，他说：
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讲到苏联共产党的地方，毛泽东还加写了一段对苏共二十大评价的话，他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当时，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是肯定的，但对其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发表的其他某些观点是不赞成的。他以国际共运利益的大局为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特地写了这段很有分寸的话。
在开幕词的最后，毛泽东还加写了一段对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情友好的话：“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把修改后的稿件又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传阅，请他们提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后才形成定稿。
毛泽东把改定的开幕词装进衣袋里，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尽管毛泽东将这份开幕词作了一定的修改，但开幕词中出自田家英得意之笔的一句话却在“八大”后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那就是：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少奇主持起草政治报告
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宣布：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号召全党：“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他表示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的工作做出全面总结，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求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此，全党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即从总结工作入手，肯定成绩，找出不足和努力方向，以创造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八大。”
他说，“八大”的主要议程是：
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提出：至明年7月以前，必须完成代表的选举工作和文件的准备工作。他号召全党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努力工作。
会议结束后，“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4月21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送来两份名单。一份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份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
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
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是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是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等9个人组成。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
刘少奇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
“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并且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
到1956年4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新思想，刘少奇将起草报告的主笔交给了胡乔木同志负责，自己则亲自起草了政治报告的农村部分。
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刘少奇博览了各种有关资料，找了许多有关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调查研究。
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
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
在这期间，和刘少奇一起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很紧张，只要他在办公室，刘少奇的秘书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他们互相从食堂带来，连上厕所，也是小跑着归来。
当刘少奇写出几页后，就叫秘书马上送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毛泽东审阅。
当时，由于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们在此期间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他们从来都是什么时候想起了问题，什么时候进行讨论。有时候，甚至是半夜三更也不休息。
一天晚上，大约已经是凌晨2时了，周恩来给刘少奇打去电话，询问刘的秘书说：“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
秘书回答：“他刚进卧室。”
周恩来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资料的习惯，便对接电话的秘书说：“那我和李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
“好的！”接完电话，秘书立即将总理要过来的消息报告给了刘少奇。
刘少奇指一指卧室说：“那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来坐吧。”
一会儿，周恩来的司机驱车将周、李二人拉到了刘少奇的住处。秘书把他们直接领到了刘少奇的卧室。
这时，刘少奇正在床上坐着看东西。他们见面后，没说半句客套话，就开门见山地谈问题。
秘书见此，立即去搬椅子、沏茶，但都被周恩来制止了，他对刘少奇的秘书说：“不用麻烦了，我们很快就说完了。”
周恩来就近地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也在刘少奇放衣服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他们的谈话很快结束。
周恩来和李富春向刘少奇告辞，嘱咐他要注意休息，然后从刘少奇的卧室里出来。
秘书看看时间，这时已经是凌晨3时了。
又有一天，本来是星期天，刘少奇打算约一位部长谈政治报告的事，于是吩咐秘书请那位领导到他的办公室谈话。
秘书请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帮助找那位部长，却被话务员告知说，这位部长休息了不在家。
秘书将此事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要求秘书一定要尽快找到部长。
秘书发动许多关系才将部长找到，这位部长神色紧张地赶到刘少奇的办公室，连声道歉说：“对不起，让少奇同志久等了。”
刘少奇看到他紧张的样子，态度和蔼地安慰他说：“是我给你添麻烦了，今天本来是你的休息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在7月初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
刘少奇将初稿交毛泽东后，毛泽东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这份稿件的审阅中去了。
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
15日和19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挨。《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但刘少奇和其他工作同志们却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他们一到那里便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也特别地认真，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
在修改的过程中，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认真思考，仔细推敲，改好一部分就马上给毛泽东送去过目。
在北戴河，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斟酌和修改，他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为了参加定于8月22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8月20日回到北京。
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仅经过他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的草稿就有几十份。
8月24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
信中说：
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赘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毛泽东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5天以后，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
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24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8月30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他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刘少奇：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这天早晨6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9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
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5日晚22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5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9月6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9月14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
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
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
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八大”《政治报告》经过反复修改，集中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集中了毛泽东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八大”开幕后，这个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大会现场赢得了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邓小平主持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9月16日14时，刚刚落成不久的政协礼堂内非常肃静，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到装有6个麦克风的发言台前，戴上眼镜，开始了他的演讲：
同志们！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报告长2.9万多字，共历时2小时15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起草的。对于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不仅抓“大势”，抓“方针性的意见”，而且连报告的具体细节、报告的字句都注意到了。
从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955年5月12日成立时起，邓小平就以很大的精力主持这项工作。
10月20日，邓小平收到党章第一次修改稿。此稿共分10章78条，只有条文部分，总纲部分注明“暂缺”。
当日，邓小平批示给杨尚昆：
此件请印十余份分发下列同志：
政治局委员、起草小组：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马明方、安子文、胡乔木。
在批示的结尾，邓小平又告诉经办人，“印后送我三份，原稿退我”。
关于党章的修改工作，大致集中在1956年的4、5两个月。
4月2日9时，邓小平来到会场，看到修改党章委员会成员们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讨论党章初稿。与会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发言却很热烈，他们字斟句酌，畅所欲言，一直进行到12时15分才休会。
8天以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章第二次修改稿。这一稿中吸收了政治局委员和修改党章委员会关于初稿的修改意见，还补写了总纲部分。
对党章第二稿的修改工作，邓小平抓得更紧，4月13日、4月20日、4月25日至28日，5月3日至5日、5月14日、5月19日，两个月中有11天，他都在进行这项工作。这还不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章的两次会议，不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介绍党章修改情况的两次会议。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字斟句酌，反复讨论。同志们畅所欲言，提出各种意见，气氛非常活跃。党章草案修改本多达50多份，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党章修改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1956年8月22日17时，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
会议上，毛泽东就“八大”文件修改方针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接着，他又说，修改时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
到邓小平讲话了，他先看了看毛泽东，又看看大家说：“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插话补充道：“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对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确实连细节都注意到了。党章修改稿印出来以后，他受中央委托，起草《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
他坐在办公桌前，想起了毛泽东讲过的话：“新党章应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比如，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大家讨论。另外，是否可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5年一任，也请大家讨论。”邓小平感到，应当把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转给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来讨论。
于是，邓小平挥笔写道：
在党章修改稿中，请你们特别注意：
一、草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妥当。
二、第三章第九条中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设一个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
以上两点，也请你们将讨论意见报告中央。
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8月1日晚，毛泽东约见邓小平，谈如何修改党章问题。几天后，邓小平将党章第37条草案关于设置中央领导机构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直至9月10日22时，毛泽东还在斟酌党章条文。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邓小平：“改处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第三条觉得应添三个字，请酌定。”
8月12日，胡乔木将修改党章报告后半部分的草稿送到邓小平办公桌上。邓小平知道，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是在2月份自己赴苏联前亲自主持讨论、起草的。地点是在西楼会议室。4个月以后，在讨论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八大”时，又讨论了起草修改党章报告问题。7月25日、26日、28日，他又在北戴河西浴场接连主持会议进行讨论。现在，前后部分初稿均起草完，应当征询有关人员意见。
于是，他又提笔给办公厅写了批示，将两部分印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草）》，以便转发。
邓小平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抽出时间，对自己将要在“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行了数次重要修改。
从内容上看，“初稿”中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七大”以来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七大”以来的政治、组织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
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党组织状况分析入手，阐明了我们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经受这种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正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八大”才对原有党章做适当修改，“其中包括一些带有重要原则性质的修改”。
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中，邓小平都作了不少的修改。
对于报告的字句，邓小平是再三斟酌，力求使其文字顺畅，内容简明。对于一些不够明确的语句，或是添加文字，画龙点睛，或是干脆将某一段落删去。所以，修改党章报告虽然文字较长，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工作特点。
对邓小平主持起草并要在“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很重视。8月27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毛泽东也在审阅这个报告初稿，并连夜审改完。很快地，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修改稿，他的意见是：
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些小的修改，请你酌定。第23页批了一点修改的意见，请考虑。
肯定了稿子后，毛泽东又提到：
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
邓小平看过毛泽东的批语后，又吸收了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报告（修改稿）》作了若干修改。
毛泽东再次建议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邓小平仔细考虑了报告内容，对毛泽东说：“3万字吧，不再压了。”后来，报告便成了2.9万字。
在“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随后于9月28日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组成。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
这一年，他刚满52岁。
周恩来组织撰写“二五”计划
1956年9月16日下午，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之后，周恩来接着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充分肯定了“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剖析了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的，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周恩来在组织草拟“二五”计划建议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个建议的草拟程序大体是：
1、先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初稿，报总理初审，然后根据总理初审意见修改。
2、把修改稿送交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委意见再作修改。
3、召开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听取各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对修改稿的意见。
4、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再进一步修改。
5、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
周恩来非常重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要编写人员认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实文件内容，尽可能地提高文件质量。
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时，他还亲自把关，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见汇集起来与修改稿一一核对，发现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他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原因。
为了弄清情况，他还约请一些做实际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又贯彻了求实精神。
周恩来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计划执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恩来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大约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195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指出，搞计划不能只从需要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可能出发，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还说，中长期计划指标要定得稳妥可靠，让年度计划在执行中超过。
周恩来指出，“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指出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周恩来还提出要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把我国的经济逐步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以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既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协作，又要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搞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考虑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周恩来提出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以尽可能快一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周恩来还要求编写人员，文件要写得简明扼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建议草稿，共有2万多字，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文字压缩到1万字左右。
周恩来的这些经济思想，后来都成了“二五”计划建议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6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北戴河开始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
8月份，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复研究审议、修改。
周恩来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取主要编写人员的汇报。
他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时，边念边议，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有时还搞个通宵。
周恩来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他非常关心和照顾编写人员，0时后，总让大家吃些点心再继续搞。大家边议边记，第二天再根据他的意见，核实情况，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就这样，连续搞了20天左右，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但编写人员人人都精神振奋，心情愉快。
周恩来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
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个数字、百分比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
有些重要指标，他还亲自核算，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
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为：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
这个计划方案同1955年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指标比较，粮食产量只增加400亿斤，棉花产量只增加500万担，也就是说，基本维持主管部门最初设想的指标，但是，同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比较，差别就大了。
其中：粮食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2200万担。1月14日方案指标偏高，无须拿后来的实践证明，仅从国家计委汇总上报时提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计委提出：如将1962年的粮食指标定为6400亿斤，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需要的条件是：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大量增加化肥，大力推广《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有关增产措施。
所提开荒一条是：在完成“一五”预计开荒9000万亩的计划以后，“二五”期间要求开荒2亿亩，1956年到1962年每年开荒3300万亩，196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3亿亩。别的条件暂且不说，仅仅这一条就无法做到。
我国东部、中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宜农荒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边远地区，开发垦殖需要大量投资。相反，国务院制定的指标，就比较扎实了。
9月初，周恩来在审阅、修改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发现别人在铅印稿中将196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改为52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改为5200万担。
周恩来按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将粮食指标改为5000亿斤，棉花指标改为4800万担，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
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泽东所采纳。
9月13日，毛泽东在第三次审定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毛泽东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一致意见，有的意见未能一致。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就要写两个数字，做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
毛泽东在9月7日10时写给周恩来的信上说：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都认真进行了审阅。
9月9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13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这个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向深化。
正是在“八大”的正确决策下，国民经济才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
设立“八大”翻译处
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大旅社里，一块“中共八大翻译处”的牌子分外引人注目。这里住满了从全国许多部门、主要是北京中央单位调来的精通外语的翻译专家。
“中共八大翻译处”原来设在到崇文门旅馆，办公条件极为简陋，室内灯光很暗。办公室内就是一张三屉桌、两张木制床。翻译处没有餐厅，吃饭个人想办法，只发饭费补助。
后来，翻译处从崇文门旅馆迁到了三里河路的西苑大旅社办公。翻译处是“八大”会议工作部门的一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将“八大”有关文件翻译成俄、英、法、德、印、西、日7种文本，以及召开大会时大会会场的同声传译，设有俄、英、法、德、印、西、日翻译部和同声传译工作部和办公室。
办公室下设人事组、机要室、打字室、总务组、医务室、通讯组、警卫组、交通组。
翻译处的工作人员包括专家、教授都是从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委及北京市各有关单位、大专院校、驻京部队抽调来的。翻译处处长师哲、副处长陈昌浩，办公室主任汪涛江，副主任李建梓、宗群。
师哲是陕西韩城人，1938年，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随周恩来等从苏联回国，在延安任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的俄文翻译，194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师哲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
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7年，历任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鄂豫皖分局军委副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长征。1939年去苏联治病。1952年回国，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苑大旅社，条件还不错，但设施还是比较简陋。
当时正值盛夏季节，室内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设备。卫生间、浴室是每栋楼共用的。因旅社新建不久，户外杂草丛生。床上没有蚊帐、凉席，很多同志身上都被蚊子咬起了很多疙瘩，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八大”是建国后首次召开并邀请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参加的盛会。当时不仅缺乏经验，物质条件也有限，所以全体工作人员工作极度紧张。
翻译工作需要的1台外文打字机，开始还是从外交部办公厅借来的，后来又经深圳从香港购进两台打字机。
俄文打字员则是临时从苏共中央借调乘飞机赶到北京的。
翻译处的交通工具是从部队借调的几辆吉普车和几十辆三轮跨斗摩托车，以及几十辆新购置的飞鸽牌自行车。
给中央领导、大会秘书处有关部门、大会会场的文件多是用三轮摩托车运送的，每辆车上由1名机要员、1名佩戴手枪的解放军战士和1名佩戴手枪的解放军驾驶员护送。会议期间，通讯任务很重很急，经常是连夜发送。
在当时较为艰苦的条件下，能够胜利完成“八大”会议任务，主要靠的是大家的思想觉悟和领导的表率作用。师哲处长作风平易近人，经常工作到深夜。一次外出回来没赶上晚饭就又连续工作，秘书请餐厅厨师随便给他做了一碗面汤吃了完事。
副处长陈昌浩，善于深思，经常像列宁一样，双手揣进马甲小兜，表情严肃，疾步在屋里踱来踱去。
办公室3位主任更是作风朴实。副主任宗群因久居国外，吃中餐一时还不适应，偶尔要从莫斯科餐厅自费买西餐调剂。当时工作人员工资比较低，所以他的家庭经济也紧张，一次女儿来找他，说家中没米了，要钱回家买米去，他手头又一时没钱，竟还是向其他同志借了钱才让孩子回家买米去了。
翻译处的工作人员全都住在西苑大旅社，都在为胜利完成“八大”会议任务日夜奋战。
一个俄文打字员，吃早饭时因还在想着打字，竟忘了手中端着的是饭碗，习惯地作敲击打字机键盘动作，把手中的粥碗扣在了自己身上。
同声传译部的翻译人员思想更为紧张，唯恐翻译过程中发生口误，就怕稿件迟误，没有熟悉稿件的时间。一次因距开会时间不多了，翻译还没拿到稿件，就带着耳机跑出会场拿稿件，别人笑话他，他才察觉自己出了洋相。
这次会议，中央从中调部、中联部、外交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尼语言部、外文出版社、北大东语系等单位翻译和教学的岗位调来了很多归国华侨参加会议的翻译工作。
1956年7月，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印尼归国华侨白国良，刚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实习3个月回到学校，就接到复旦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通知，要他马上带简单行装上北京。
在车上，组织部的同志才告诉他说，党中央急需印尼语翻译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要他立即带上一封信封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字样的介绍信，到北京报到。
当时白国良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他深知，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还暗自担心，自己从印尼回国仅几年，虽参加了共青团，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怕自己不能胜任党代会的翻译工作。
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汽车已把他送到上海北站，组织部的同志一直把他送到开往北京的列车软卧包厢里，才和他告别。
白国良到京后，被安排住进西苑大旅社，当时整个旅社已住满了从全国许多部门调来的精通外语的翻译专家。
白国良由于解放后较早发表了几首印尼民歌，如《哎哟，妈妈》、《美丽的梭罗河》等，经上海广播电台播放后，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所以被调到“中共八大翻译处”工作。
“八大”于9月15日开幕，8月30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开了10几天，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准备文件和发言稿。
8月2日，白国良来报到时，各国兄弟党代表已陆续抵达，已有不少文件和发言稿在等着他们去翻译。
他从住进西苑旅社的第一天起，便足不出户，日夜紧张地工作。
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以及朱德、彭德怀、董必武、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陈毅等同志的发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的贺词等，还有61个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贺电，都经他们的手一一译成各种文字，并在大会期间由他们以“同声传译”的方式向与会代表进行口译。
“八大”准备期间，正是北京炎热的季节，当时旅社里还没有空调设备，而要翻译的文件和发言稿大量地送来，有的是到发言前夕才匆匆成稿，加上翻译人手不足，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特别是临近大会开幕的那几天以及大会进行期间，他们几乎天天通宵不眠地加班，晚上每人只能轮流睡几个小时。
可是参加翻译的每个同志都意识到任务的重要性，他们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忘我地工作。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深深懂得，他们翻译和传达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声音，字字重如千斤，如果有一字一句的差错，都可能给我们的党、给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
因此，为了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他们每个人都以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谨慎地进行工作。每篇译稿都经过大家集体反复核校后才交出复印。
“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论断经过他们的手和口陆续传播开来：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胜利！
这些震撼山河、气势恢弘的话，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新型的、强有力的新中国形象。
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亲切看望了全体翻译人员。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他们是的鼓舞和激励力量却是巨大的，翻译人员每个人都欣喜若狂。
毛泽东赞扬了全体翻译人员的工作，并关切地询问他们一天睡几个小时。
当毛泽东看到翻译人员中有大学的老教授，也有年轻的大学生时，非常高兴，他说他也还在学习英文。
毛泽东要大家好好保护身体，并勉励他们掌握好翻译武器，对外文要继续学习，精益求精，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八大”闭幕后，白国良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观礼，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那一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下了瓢泼大雨，他的全身都淋湿了，可是他的内心却异常兴奋、激动。
当游行快结束时，他和观礼台上的许多年轻朋友一样，控制不住自己，跑下观礼台，跟着游行的群众一起争先恐后地拥向天安门的城墙前边。他们跳跃着，用最大的声音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们招手欢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不断用手擦着被雨水和泪水淋湿得模糊的眼镜，竭力想把眼前的一切看得更真切一些。同时，嘴里仍然同千千万万的人们一起高呼着那令人振奋的口号：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