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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级领导带领来参观的人赶到村东头田里的时候，只见那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几十名男女社员正在平整一块农田。
- 朱兴度说：“现在全国出了名的华西吴仁宝，就是当年的‘鸡贩子’，吴书记不仅要抓农业，还要办很多工厂。”
- 赵志秋深入车间，与车间主任和工人们交上了朋友，他甚至像这个车间的工人们一样，每天按时上班，只要能搭上手的活，他都抢着干，还手脚勤快地把车间的杂务也都干了。
华西村开办地下小五金厂
1978年12月18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一位50岁的中年男子坐在会场中，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手中的文件，时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
邓小平在会上说：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这位中年男子听到这里，立刻会心一笑，忍不住带头鼓起掌来。
他就是吴仁宝，时任江苏省江阴县县委书记、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从28岁开始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76岁，创纪录的48年，把华西村打造成了“天下第一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0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对华西村给以报道，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这是华西村第二次被《人民日报》报道。
1975年，华西村曾被《人民日报》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而这一次登上头版头条，则被赋予了全新的榜样意义。
当时的吴仁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代表、江阴县县委书记、华西村书记，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一家地下运转近10年的村办五金厂的领导者。
对吴仁宝来说，这个“秘密身份”显然更具吸引力，以至于当1980年上级想调吴仁宝担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时，吴仁宝却请求组织让他回到华西村。
1969年，已经当了近14年华西村书记的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秘密抽调20名村民，创建了一家小五金厂。
在当时，在一次党支部会上，吴仁宝提出要办一个小工厂，他说：“办工厂能赚钱，有了钱能办事，我们华西要实现‘五个一’，什么都不缺，就缺钱！”
有一个支委提出：“我们不是已经有个铁匠炉子吗？”
华西大队副书记吴岳岐说：“那顶啥用，一年三百六十天叮叮当当也弄不了万把块钱。如果靠它赚的钱来建设华西新村，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因此，我们要办一个能赚大钱的工厂，这样来钱快，到时才能派上用场。”
大家纷纷议论开了，在那个年月，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冒险的。有人说，一旦让传出去，就要挨批判。
吴仁宝笑了笑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人知道呢？现在不允许办工厂，可能是怕误了农业生产，但我们华西的农业早已经超过别人了，而且劳动力还有富余，为什么就不能早一点办工厂呢？既然这样，我们就悄悄地干。”
但有人还是担心：“这可是违背上级规定的。”
吴仁宝真诚地说：“上级让我们农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想办厂多赚点钱，让集体经济发展快一点，年终分配的时候都多拿一点，这和上面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如果我们都苦干一年，到年终社员却分不到一点，那不也是违背上级的要求吗？所以呀，我们办厂寻找一条生财之道，从根本上说走的不是邪路。”
吴仁宝把道理一讲，大家也都想通了，办厂的热情也一下子高涨了。
但为了安全起见，办厂的事藏得很深，也成了村里的最高机密。
大家又考虑到：到底办什么厂最合适呢？
为此，吴仁宝又去找铁匠朱兴度，因为这个小伙子头脑灵活，也许他会有好点子。
朱兴度见吴仁宝来找他，又听吴仁宝提出要开办工厂，他的兴趣一下就上来了，他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办小五金厂，有几间平房、几台车床就可以办起来，影响面小，而且投资也不大。
这个想法正好与吴仁宝不谋而合，通过调查，吴仁宝了解到，像小五金产品板牙等在市场上销路很好。这种小新产品过去一直由国营大工厂生产，后来大企业生产不正常了，一时造成市场短缺，有好多用户都在打听这种产品。
吴仁宝说：“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是抓全面发展。实践下来，单靠农业富不起来的，要富起来，我们农民，特别是我们人多地少的地方更要搞其他行业。”
因此，吴仁宝当即决定就办小五金厂，尤其是朱兴度懂得这项产品中最重要的一道淬火工艺。吴仁宝就调他去即将新办的小五金厂。
接下来大家考虑：华西小五金厂办在哪里最合适呢？
吴仁宝说：“就在‘墩池河’，那里僻静，保密条件很好。”
“墩池河”在华西的村西头，是一个方圆几亩的大土墩，墩的四周有一条窄窄的河环绕着，就像古代的城池一样。早些年，这里是一片废弃的荒岗，到处都是荒草和坟地，合作化后种上了瓜果蔬菜，才逐渐变了面貌。
华西小五金厂开工投产以后，产品立刻打开了销路，后来一直销往四川、吉林、辽宁等10多个省市，第一年就赚了四、五万元！这一大笔来源，有力地支持了华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华西的农业生产上去了，一时成为全国的典型，各地来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上级领导也来得越来越勤了。
但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农业生产，不允许搞工厂，如果小五金厂被发现就麻烦了。
有一次，大家正在五金厂商量如何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忽然大队会计匆匆地赶来说：“上头有人来华西，马上就要进村了！”
吴仁宝一听心里就急了，他马上对会计说：“你快去挡住驾，先请他们喝茶歇会，拖住时间，然后再带他们到村东头的地里找我。”
随后，吴仁宝对吴岳岐说：“岳岐，马上停机熄火，大家都赶紧下田去，注意把厂门关严了，窗帘挡严实些。”
吴仁宝交代好应急措施，他立即抄近路急匆匆赶到村东头。
当上级领导带领来参观的人赶到村东头田里的时候，只见那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几十名男女社员正在平整一块农田。而吴仁宝和吴岳岐肩上挑着土，汗水已经湿透了背心。
领导高兴地表扬：“老吴，你们干得好啊！”
吴仁宝回答说：“只有大干才能促大变呢。”
后来，吴仁宝为了保住“墩池河”上的机密，先是在外面打起一堵围墙，把五金厂几间小矮房“包”起来，又在矮屋里靠近门的地方砌上“小红炉”，摆上铁砧子，再将那些断齿豁口的铁耙、锄头、铁锨等扔得一地都是，把现场布置得跟铁匠铺一样。
1973年秋天，苏州决定在华西村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现场会议。这样一个大型会议在华西召开，主要是由于华西的农业已经是全国典型，产量稳步升高，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
在当时，有8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8个县几百个公社的书记和部分大队书记都开进了华西村。
而且这次会议安排的时间特别长，总共要十几天。
别的都还好办，这几年应付各种会议、参观和介绍，吴仁宝和大队的一帮干部都有了经验，但他们最担心是怕小五金厂露出马脚。
尤其让吴仁宝担心的是，这次会议规模太大，原来的小会场已经容纳不下了，需要再设一个大会场，而这个大会场就安排在“墩池河”的附近。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太多，需要分散安顿到社员家里住下。吴仁宝担心人多嘴杂，难保有人会说出小五金厂的秘密。
吴仁宝好几夜都没有睡好，他终于想出了三条对策：
首先，小五金厂停产。让朱兴度、吴富兴等年轻人重新当起铁匠，带几个人在厂里待命，一旦有人闯进来，就拉起风箱，烧红炉火，修理那些扔在那里的农具，而且也便于挡住想朝里边探究的人。
然后，吴仁宝召开动员会，会议代表要分散住宿，无论住到谁家，既要热情接待，又要严守秘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谁说了谁负责！
吴仁宝又对安排住宿的干部交代：“咱们村有几个快嘴妇女，安排人员住宿的时候尽量避开她们家。如果仍然安排不下，就对她们讲：‘因会议住宿紧张，吴书记请你们让一让住房，开会这几天，你们的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休息随便玩玩，第二个是走亲戚去，误工补贴一分也不少。’”
吴仁宝的第三条对策，是让全体干部分头把关，分派农活的干部，特地调整了打早工、开夜工的时间，使大家早出晚归，减少和住宿客人的接触时间。把留在村里的几个快嘴妇女组成一个“生产小组”，有专门干部亲自带着她们干农活。
正是这种当时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1978年，华西村的家底已经有100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成为名副其实富甲一方的“百万元村”。
1979年元旦，华西墩池河岸边喧闹起来，小五金厂紧锁的围墙大门也敞开了，斑驳的红砖门柱粉刷一新，“华西五金厂”那一人多高的厂牌，在改革的春天里挂起来了。
在当天，江阴书记兼华西大队书记吴仁宝，特地从县城赶回华西，来看看这个喜庆的场面。他与朱兴度站在车站里笑着高声说：“打开窗子吧，该通通风啦！”
改革开放使吴仁宝如虎添翼，他跳出单一农业经营的思想框框，调整经济结构，走出一条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他们先后办起了以冶金、纺织、有色金属为主的多个企业，全村大部分劳力投入了工业生产。在副业上，他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较大的养殖规模。
工副业的崛起为农业的稳定发展铺平了道路，农业的稳定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吴仁宝使华西村建成了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华西村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众多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缩影。
作为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清正廉洁，坚持做到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领全村最高奖金。因此，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光荣称号。
兴办钢板网厂并实行承包
1979年元旦刚过，朱兴度这个从铁匠炉旁边锻炼出来，已经成为华西五金厂“技术权威”的年轻人，就赶到大上海去摸市场信息了。
朱兴度在小时候就听说过吴仁宝在解放前闯大上海卖鸡贩糖吃的故事，但他来到上海是要做大生意，要张罗办厂。
朱兴度对他在上海的亲戚说：“现在全国出了名的华西吴仁宝，就是当年的‘鸡贩子’，吴书记不仅要抓农业，还要办很多工厂，可是办什么厂好呢？吴书记派我来向叔伯阿姨们打探打探，希望你们能给多出好点子。”
朱兴度的上海亲戚们被华西人的事迹感动了，他们纷纷提供了很多办厂信息，其中有一个就是办钢板网厂，朱兴度仔细一问，觉得这个建议很合算。
朱兴度在上海转了一圈，打听到“钢板网”的用途很广泛，建筑防护、电气、机械设备配套等都少不了它，而且市场需求量特别大，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随后，朱兴度通过朋友结识了上海的一些经理、科长，摸清了产品销路，甚至厂子还没有，他就和人家谈起了供货意向，开始推销产品了。
朱兴度把信息摸清之后，立即马不停蹄赶回了华西。
一见面，吴仁宝就笑着对朱兴度说：“你这次到上海肯定摸到‘大鱼’了。”
朱兴度不由一愣：“你怎么知道的？”
吴仁宝指着朱兴度的脏衣服和一头杂乱的头发说：“是它们告诉我的，你是不是连家门也没进就来找我了？这就说明肯定有大收获。”
朱兴度是吴仁宝看着长大的，所以吴仁宝深深了解朱兴度的性格，这个年轻人干一行爱一行，头脑灵活又肯钻研，办事认真负责，干脆利索。
朱兴度中学毕业后，队里分派他去养猪，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一边认真干活，一边摸索出了科学饲养的方法，他养的猪个个膘肥体壮。
1968年，华西办起了“小红炉”铁匠铺，吴仁宝又让18岁的朱兴度去学打铁，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这个小青年。
大家看到吴仁宝让个头不高、眉清目秀的朱兴度去干打铁的重体力活，就说吴书记是“乱点鸳鸯谱”。
但吴仁宝当时想的是：“将来大队里要办工厂，朱兴度是块好料，他热爱集体、好学上进，可以学到‘淬火’技术，这需要一个头脑灵活的人才能搞懂。”
后来，在大队偷偷办起五金厂的时候，朱兴度的技术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如此，朱兴度还自己摸索出了操作仪表、车床、钻床、铣床、锉丝床等。
朱兴度向吴仁宝汇报了他在上海的情况，吴仁宝很是高兴，他也有了办钢板网厂的想法，但他又犯愁地说：“谁来具体负责兴办呢？”
朱兴度立刻说：“我来办，我保证能办成！”
朱兴度为了表明自己有成功的把握，他向吴仁宝详细谈了自己早在上海就酝酿好的办厂计划。
后来，吴仁宝决定，就由朱兴度当钢板网厂的厂长！
从此，朱兴度就成为华西史上第一个实行承包的厂长，他不分黑白地工作，终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把钢板网厂办起来了。
1979年4月2日，华西钢板网厂正式投产了！
在投产仪式现场，朱兴度稳稳地按动电源开关，将一张阔幅薄型钢板塞进轧机，随着一阵“咔哒！咔哒！”悦耳的声响，转眼间一幅钢板网就呈现在大家眼前。
现场的人群都欢呼起来。前一天就从江阴赶回华西的吴仁宝也在人群中笑得合不拢嘴了。
朱兴度兴办钢板网厂投资5万元，全厂20名职工奋战8个月，到年底却向大队交了21万元利润，人均达到1万多元，这在当时乡镇工业初创阶段，是极为少见的。
吴仁宝四处寻求致富经验
1981年春天，吴仁宝被召到苏州，地委书记罗运来向吴仁宝宣布一项新的任命，要他担任地委农工部副部长。
吴仁宝一听，干脆回答说：“副部长我不当，我从华西来，华西大队的书记还兼着，我回华西去吧。”
于是，吴仁宝下定了决心，告别了春雨绵绵的姑苏城，回到了他朝思夜想的华西村。
回村后，吴仁宝听到不少议论，大都是惋惜他的，说他搞农业办法多经验广，到地区当个部长正好派上大用场，为什么非要回华西来当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呢？
但是，葛玉岐、赵毛妹、瞿满清等大队领导干部，却都为老书记能卸掉城里的官职回到村里来而高兴。他们都说：“这样一来，老书记可以一心一意带着我们来办华西的事了，我们做工作也有主心骨了。”
而吴仁宝却对大家说了两条：
过去我们华西搞得是对头的，不能自己否定自己。现在人家搞得比华西好的，我们要去取长补短。
吴仁宝这一说，大家的思想一下就统一了，于是，华西人塌下身去，不去管别人怎么说，只是干自己的事情，他们坚信一个道理：华西要靠华西人自己来建设，搞好了华西人自己最得实惠。
吴仁宝则一门心思想着华西今后的路怎么走，考虑怎样适应发展需要的新套路。
为了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吴仁宝还专门编了一个顺口溜：
两个文明一起抓，
经济年增百分之八，
党员干部建“合格”，
为国争先创“四化”。
吴仁宝对这首顺口溜解释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像一副担子的两头，缺少哪一头都会失重，要摆匀称，挑起来才能走得稳，如果光抓钱，不抓道德，早晚会栽倒的。”
吴仁宝曾经算过细账，知道每年递增8%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如果按这样下去，华西到2000年就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央要求的。
吴仁宝在大家讨论如何实现这4句话的时候，他对村干部说：“谁也不是神仙，必须依靠大家的努力，尤其是党员和干部，不能以权谋私，要带头吃苦，做到合格，不能借着改革去捞油水。以前华西搞农业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头，现在搞四化也不能落后！”
当年，华西村工业利润一跃过了百万元大关，粮食生产也获得又一次丰收。在这年的年终分配时，华西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吴仁宝面对这种情况，欣喜地概括出两句顺口溜：
百万资金存银行，口粮备足两年荒。
这两句话传出以后，却引来了一位大报的记者，他硬要采访吴仁宝，并说要给华西发条新闻。
吴仁宝赶紧向记者说：“别，你可千万别报道出去。”
记者问：“吴书记为什么不让报道呢？”
吴仁宝反问记者：“那你说说华西这个数在全国能数得第几名？”
这下可把记者问住了：中国这么大，全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庄，谁能知道华西数第几呢。
吴仁宝见记者回答不出来，于是微笑着说：“你再过几年来吧，相信到那时华西已经在全国数得着了，我一定请你来做专访。”
吴仁宝稳扎稳打，定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策略，甚至对华西村这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小天地有些满足了。
结果几年后，华西的经济发展与外面大潮奔涌的形势相比，确实显得有些落后了。
当外面的信息不断传到吴仁宝耳朵里的时候，他一下坐卧不安起来，感到自己的思想可能有些太保守了。
1984年初，吴仁宝下决心把目光投向外面的大世界，他在支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并且又用一首顺口溜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打开村门往外走，南上北下看个够。
取来真经振华西，奋斗更上一层楼。
早在全国都在争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时候，吴仁宝就提出了“不怕‘公有’，也不怕‘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华西要‘公’‘私’双富有的新理念。”
1984年春天，吴仁宝南下浙江，来到了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被称为全国农业典型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曾被誉为“山上银行，山下粮仓”，虽然地处山区，但能搞得农民有吃有用。
吴仁宝慕名而来，这个村干部对他说：“但是如今，由于我们等等、看看，步子发展得慢了。”
吴仁宝猛然想到了华西村：“如果我们华西村也还是躺在先进的温床上沾沾自喜的话，终究也会掉队的。”
吴仁宝在返回华西的途中，一个人闷着头抽了一路的烟。
当年10月，吴仁宝带领着村党支部一班人，又风尘仆仆地出发北上进行考察。这都是回到华西村的儿子吴协德出的主意。
原来，吴协德回到华西村后，凭着他出色的工作，很快赢得了村民的喜欢，并成为华西发展商品经济的领导骨干。1984年8月，吴协德被邀请去参加江西南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会议一完，吴协德就赶回华西，向吴仁宝讲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
吴仁宝到全国许多地方转了转，他越发感到了重重的压力，内心充满了自责。他感到自己的观念老化了，要从这里开始更新。
如同上次南下浙江一样，吴仁宝在回来的路上，他又抽了一路的烟，一直陷入了沉思之中。
取经归来之后，华西村党支部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吴仁宝在会上进一步总结和检讨了华西那几年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联系浙江的小山村和华西村，进行了形象的评述：
人们没有思想上的包袱，不保守，胆气也壮，他们抓住机遇拼命搞发展，由穷变富，后来居上，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他们把改革开放的政策用好用足用到边，用得越充分，发展就越快。
而我们华西村里，这几年老是考虑行不行、上不上，步子迈得小，求得原来的安稳，结果与先进的距离拉开了，值得反思的原因，就是我们只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中间转，能够快发展却没有快发展。
大家经过吴仁宝这么一分析，都表示需要寻找差距，要找准问题的症结，查明问题的原因。
最后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吴仁宝：“那下一步的路如何走呢？”
吴仁宝把袖子一捋说：
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
大家统一了思想，就像当年“改天换地”的时候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身到华西经济的大发展中。
会议一结束，吴仁宝又出发南下了，他当时考虑到：马上就到1985年了，华西在新的一年里应该怎么定下发展目标？要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好考虑干自己的。
这次南下，吴仁宝不再像前两次那样犹豫不定，他目光坚定，积极吸收南方各先进单位的经验和做法，给自己以极大的提高。
这一次，吴仁宝考察了福州的胪雷村，参观了广州的联星村，还访问了中山、深圳、南海等市县。
吴仁宝把这一圈走下来，真是大开了眼界，特别是在联星村，看到人家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还积极开发了第三产业，他们在广州城里建了一座36层高的商业大厦，吴仁宝看后，心里升腾起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在返回的途中，吴仁宝和村干部们商议：“我们也要敢闯敢干，到大城市去办企业。”
大家也都兴奋起来，有的说：“要办就办到北京去，华西小村到首都去办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突破。”
后来，华西村果然与人合资，在北京办了一个大饭店！
兴办轧铝板厂并打开销路
1985年春天，华西村经历了粗毛纺厂紧急下马的挫折，但吴仁宝并没有因此就不敢再做了，而是胃口更大了，不过他有了选择性。
吴仁宝、朱兴度等人通过粗毛纺厂事件之后，他们真正体会到，办乡镇企业不能一厢情愿，不仅办厂难，而且当家也难。
当时大家都在搞发展，谁想搞就必须参与竞争，而这种竞争，绝不能仅凭一腔热情、一股拼命干的劲头就能取胜，还需要有科学的头脑，具备商品经济的知识水平和灵敏反应的能力。
粗毛纺厂下马后不几天，吴仁宝就带着朱兴度等一些办厂的骨干人员再次来到大上海。
在上海，他们拜访了许多企业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认识了一些大老板，其中他们对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一位经理的话深受启发。
这位经理在商场打拼多年，有着丰富的创业经验，而且是一位分析有色金属市场的权威，他建议吴仁宝兴办一家轧铝板厂。
这位经理说：“这种产品我看可以上，你们不妨再摸摸同类厂的情况。投资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保证5年内产品畅销不衰，一年半之内保证能收回全部成本！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吴仁宝、朱兴度前几年去过全国各地，也交往了许多的圈里的人，能从这位经理这样的行家口中一连说出两个“保证”，那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但他们鉴于办粗毛纺厂的教训，在感谢那位经理的真诚指教后，又立即奔向邻县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子，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结果显示，一是产品销路有保证，厂子上马后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二是产品利润率高，企业经济效益有保证。
如此一来，吴仁宝等人的胆气一下子壮了，认为应该决心去干了。一回村，吴仁宝就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议，研究确定立刻上轧铝板厂这个项目。
大家由于吴仁宝、朱兴度的考察是有权威理论为基础的，而且又有同类厂家的实例，所以认为办轧铝板厂是可行的。
但也有慎重的人提出：“投资300万元，到哪里弄到这笔巨款。”
吴仁宝马上回答说：“借鸡下蛋，只有贷款，不过，只有蛋畅销了才敢借鸡，而且这只鸡一定要是优种鸡，最好还能孵出小鸡。”
朱兴度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不投入就不能发展，借钱办厂、赚钱还债，对于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是一条路子，关键是要用好这笔钱，上准产品，创出效益，那样才能化债为利，皆大欢喜。”
但消息传出后，村民们却为贷款的事议论纷纷。
吴仁宝面对这些议论，他风趣地说：“将来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我引咎辞职，要么就是我和支部委员们商量如何给大伙发奖金。我对后一种可能充满信心。”
有人问吴仁宝：“万一赔了，谁来负责呢？”
吴仁宝郑重地说：“我是当家人，当然我来负责！”
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个厂能不能办好，事关华西全局，我们全体干部和党员一定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绝不瞎搞，一定不让集体受到损失！”
1985年6月，华西轧铝板厂正式上马。
在开工现场，吴仁宝代表村党支部，向朱兴度下了军令状：年内竣工，明年初投产！
保证如期投产，关键是设备的安装。这套设备，是向上海冶矿机器总厂订购的，如果正常情况下，需要一年半后才能提货。
朱兴度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他一下着急了，急忙向吴仁宝说明情况。
吴仁宝听后也吃了一惊：那么长时间，这远水可解不了近渴！他马上向供货厂家发出请求，但对方回答说：“无论如何得半年，再早就不太现实了。”
吴仁宝再三和对方说明紧急情况，但对方却一点也不松口。吴仁宝对朱兴度说：“看来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我们就在半年的基础上去攻关吧，想办法让他们缩短时间。”
朱兴度说：“但派谁去呢？”
吴仁宝想了想说：“就派赵志秋去。”
当年赵志秋30多岁，在村里开过拖拉机，学过油漆活，作过宣传队，精明强干，能说会道，是个天生的“外交”人才。
吴仁宝把赵志秋喊到办公室，说明情况后，赵志秋爽快地说：“没问题，我叫他们提前就是了。”
吴仁宝严肃地说：“志秋，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你催不回设备，工厂就没办法生产，误了大事，我可要处分你啊。”
赵志秋马上回道：“那完成了有奖励吗？”
吴仁宝立即表态：“重重有奖！”
赵志秋接受了命令之后，就马上收拾行李，装了一大包衣服，他爱人就问：“你去上海用不了两三天就回来了，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赵志秋笑着说：“这次我要驻在他们厂里催设备，不弄回设备就不回来！”
爱人敲了一下赵志秋的脑门说：“你咋就这么笨，就不能动脑筋让人家提前给咱们村搞好设备吗？”
赵志秋一到上海这家提供设备的厂子，就真诚地向管生产计划的副厂长陈述了华西村的困难，请他为“农民兄弟”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那位副厂长在赵志秋的再三请求之下，也深为感动，终于答应尽快安排生产这套设备。
上面虽然安排了，但具体操作的是车间的工人。赵志秋认为还需要多做做工人师傅们的工作。
于是，赵志秋深入车间，与车间主任和工人们交上了朋友，他甚至像这个车间的工人们一样，每天按时上班，只要能搭上手的活，他都抢着干，还手脚勤快地把车间的杂务也都干了。
车间的干部和工人看到这位青年农民如此真诚朴实，也都情愿为华西办厂加班加点生产设备，还给赵志秋送了个绰号：第二车间副主任。
有一天，朱兴度给赵志秋打来电报，说厂建工程进展很快，让赵志秋赶快把设备弄到华西来。
而当时这套设备有些部件还在翻砂坯里，赵志秋这下急得都哭了。
上海的工人们出于心疼“第二车间副主任”，于是全力以赴分秒必争地为华西赶制设备。结果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套设备赶制出来了。
终于，这套设备提前运到了华西，吴仁宝、朱兴度高兴得连声称赞赵志秋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请来安装机器的上海师傅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说：“我看小赵立的是‘泪马功劳’，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却把男儿的泪弹到了我们工厂的车床旁，硬是哭出了巨大的感召力，大家都主动为华西加班赶制设备。”
大家一起笑着看赵志秋，他顿时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得回家看看。”就赶快“逃走”了。
吴仁宝看着赵志秋的背景对朱兴度说：“让志秋好好休息几天吧，这一段可把他累坏了。”
全华西的人都在关注着轧铝板厂的建设，大家一条心思，为了早日轧出铝板，村党支部说什么就干什么，需要什么就贡献什么。
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华西村12名外出培训技术的农民。
吴仁宝早在工厂开工建设、派赵志秋去上海催设备的同时，就安排了两批人外出学习技术。
吴仁宝对这些人说：“本来，要让昨天还是拉铁耙的农民，尽快适应工厂机械化操作的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从我们华西的实际出发，又不能拖下太长的时间，必须进行‘强化培训’。轧铝板这门技术，城里的徒工们要学一年，但你们这些乡下泥腿子却只能学三个月，就必须赶回来搞生产，为什么？因为我们花了几百万，时间上等不起呀！”
两批人分别要到上海铝制品厂和徐州铝厂参加培训，吴仁宝在大家临出发前又叮嘱说：“现在都在搞竞争，我们能联系上这两家工厂为你们搞培训不容易，人家风格高才答应培训我们，这是希望我们华西能飞出金凤凰，你们可千万别变成草鸡了。”
青年吴国庆是去徐州的一批，本来他已经自学日语3年多了，而且拿到了大专单科结业证书。江苏省农林厅答应要送吴国庆去日本进修，已经办好了出国手续。
吴国庆听说村里要办轧铝板厂，他就主动找到吴仁宝说：“老书记，我不出国了。”
吴仁宝不由一愣：“为啥？”
吴国庆说：“现在村里大搞工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吴仁宝就劝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学成归来会有更大的用场。
吴国庆听着听着就急了：“老书记，出国进修也是为了办实事，咱现在就有实事要办，我坚决要留下来为华西作贡献，你就答应我吧！”
有人说吴国庆是中了邪，放着出国不去当学徒是“傻瓜”，吴仁宝严肃地批评了这些人，并号召大家向吴国庆学习。
何建南和赵建兴都毕业于苏州花卉专业学校，本来可以在花木行业中度过美好的青春，但他们把华西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毅然放弃了专业，在外出接受培训的表决心大会上，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在火与热交织的轧制车间，同样充满着醉人的芳香！”
徐州的8月，天气异乎寻常地热，8个被派往徐州铝制品厂的青年，晚上一起挤住在一间租借的小矮屋里。他们为了尽量节省开销，就自己做饭，常常是煮方便面吃。
吴仁宝对大家提出规定：上班要提前到厂，晚上回来还要加班4小时学习理论知识。这样，学习理论不会占用学习操作的时间。
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所有参加培训的华西农民个个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让上海和徐州两个厂的领导也惊叹不已，他们对前去答谢的村领导说：“你们华西有这样一批能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青年，不愁轧不出合格的铝板来。”
铝板终于真的轧出来了！
这些小伙子们都欣喜若狂，他们举着一块铝板，要去党支部向老书记报喜。
还没等他们去，吴仁宝、吴协东、葛玉岐、赵毛妹、瞿满清等人，就听到喜讯匆匆赶来了。
华西铝板厂投入生产以后，吴仁宝要求必须首先狠抓产品质量。大家经过反复测试，生产的铝板不仅达到了合格标准，甚至比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产品质量还要高。
但是，因为华西村的铝板厂是新办厂，没有知名度，铝板销路很难打开，产品几乎无人问津。
于是，吴仁宝又率领大家打响了“占领市场”的攻坚战。为了尽快把产品打出去，吴仁宝带领一帮人四处推销、宣传。
吴仁宝、朱兴度为了尽快把产品打出去，他们确定了三条信誉保证：保证交货时间；质量不满意保证退货；保证价格低于同类产品2%到3%。
这三条保证一宣布出去，市场很快就有了满意的反馈，华西的铝板也迅速在上海、苏州、常州、南京、靖江、无锡等地打开了销路。
南京炼油厂是个“吃”铝板的大户，这个厂过去使用进口的日本铝板，后来改用国产的，他们早同两家轧铝板厂建立了业务关系，华西村的铝板也想打进去。
吴协东带着样品走进了南京炼油厂，说：“我们带着样品从华西来贵厂是诚心做生意的。我们这个产品虽然生产时间不长，但质量完全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当场比较试验。”
“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对方厂长发话了。
原来两家轧铝板厂十分不服气，要求“挑战”一下质量。
比较试验在严格的程序下进行，三家企业的产品同时进行测试，几名权威专家很快提供了试验的结论：华西的铝板取胜！甚至已达到了日本进口产品的质量标准。
质量好价格又划算，客户当然心动。南京炼油厂领导当场拍板，与华西轧铝板厂签订了400吨供货合同。
这次面对面的碰撞，让华西村的铝板在市场上闯出了名声，从此走向了广阔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