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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与东南亚邻邦友好相处
- 周恩来说：“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 毛泽东对印尼总理说：“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
- 毛泽东对泰国代表团说：“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
周恩来与吴努商谈边界问题
1957年7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和在京的副委员长，以及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都出席开幕式。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在京的一部分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作为来宾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刘少奇委员长主持。开幕式上，全体代表选出了主持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共89人。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外长作题为《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
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1954年12月12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最后说：
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缅甸是中国的邻国，双方边界问题是否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将关系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和平。
关于中缅边界的争端，还要从1955年初冬的一起事件说起。
1955年11月的一天清晨，中缅边界线上浓雾弥漫，能见度极差。当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
中缅两国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后，国际反华势力乘机鼓噪中国对外扩张，缅甸报纸也攻击中国侵入缅甸。因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1956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频繁的接触。
1956年8月，周恩来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会谈中，吴拉茂交给周恩来一封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信，信中强调了缅甸国内存在的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其对边界问题的观点。
吴拉茂说：“缅甸政府处在困难的境地。特别是因为国会在8月30日要开会，希望在此以前能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表示理解缅甸方面的困难，他说：“既然缅甸政府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作为友邦，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
同时，周恩来也严肃地指出黄果园事件发生后缅甸国内出现的一些错误舆论。他说：
中国毫无侵略缅甸的意思，我们正忙于建设，我们国内还有许多没有开发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制度也不容许我们进行侵略。至于说我们采取军事行动，那更谈不到，李弥的军队已经在缅甸多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报上说过一句伤害缅甸政府的尊严的话，这是别的国家所不会做的。
由于缅甸方面一时难于转变认识，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因此，周恩来决定暂时先不讨论具体问题，而先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
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
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1941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3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
周恩来还说：“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1956年10至11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前总理吴努的会谈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外，还提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北段，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关于“1941年线”，周恩来认为：“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1941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1941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
在中缅两国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对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坚持先弄清事实的由来，抱着现实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地解决。会谈期间，缅方认真研究了周恩来的建议。
事后吴努告诉周恩来：“我和缅甸政府的一些人都感到满意，内阁的外交小组也认为周总理的建议是合理的。”
由于建议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到缅甸克钦族的切身利益，吴努请来克钦邦的三位首领吴赞塔信等前来一起参加会谈。
1956年11月3日，会谈继续进行，周恩来向克钦邦首领耐心解释中国这样提出问题的原因和好处。吴赞塔信十分感动，他说：“对周总理这样耐心地解释非常感谢。能这样讨论问题，就不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吴努在一旁也表示：“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合理的方案，我非常满意。”
在友好的气氛中，周恩来进一步表达他的愿望：把“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好，作为典范”。
周恩来曾经对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明说：
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后遗留下来的，很复杂，无论是勘界、竖桩，还是绘制地图，我们都没有好经验，需要认真研究一下，选择—个对象来试之。缅甸与我们关系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谈问题的政治基础。缅甸代表了一些小国的想法，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
经过这次北京会谈，双方虽然没有形成正式协议，但两国领导人对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恩来和吴努在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宣布：
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按照这个约定，1956年底，中缅两国完成撤军工作。这就在边境上先造就了良好的和缓气氛，有利于双方冷静地研究和解决其他问题。
在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双方谈到已定界问题。吴巴瑞说：“已定界的一部分是以瑞丽江为界，而瑞丽江时常改道，使一些原来在缅甸的村庄到了中国那边，又有一些原来在中国的村庄到了缅甸这边。当缅甸村到了中国那边时，缅甸政府的行政统治并不延伸过去，而当中国村庄到了缅甸这边时，中国的行政统治就延伸过来。”
当时，周恩来建议可以确定一个原则：
凡进入对方国境的村庄就算作对方的领土。但如果村民不愿加入该国国籍，也可允许他们回来，但这样他们就得抛弃原来在该村的财产。
吴巴瑞表示同意。
1956年11月5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同吴努会谈的情况后，虽然得到会议的批准，但有些人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当时，周恩来正忙于做出访前的准备，没有来得及充分研究这些意见。
一位人大代表曾反映：“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对地图的这种变化，周恩来指出：地图的变化“说明我们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没有交代的，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根据，周恩来认为：我们应该把清末时候的情况仔细研究一下，作为根据。这是我们研究边界问题最主要的根据，历史的根据。
周恩来赞扬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也指出：“现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不能相同。”
周恩来说：
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过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同时，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
在后来的日子里，中缅双方协商中难免存在分歧，周恩来总是平静自若，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用包容大度的作风感染对方，赢得了缅甸朋友的尊敬和信任。
中缅边界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为两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
中缅举行边民联欢活动
1956年12月16日，芒市城区万人空巷，德宏各族人民及来自保山、临沧、怒江、红河、西双版纳等地州的公众领袖和各民族代表、新闻记者1.5万多人，纷纷涌上芒市广场，参加边民联欢大会。
芒市（镇）是潞西县的县城所在地，也是德宏州州府所在地。相传“芒市”是佛祖到了此地刚好天蒙蒙亮而取的名，意即“黎明之城”。
芒市城区占地约10平方公里，居民6万，有制糖、机械制造、橡胶加工等民族工业。规划有序的大街两旁，高楼鳞次栉比，木棉、芒果、扶桑等花木绿树成荫，一派漂亮迷人的热带风光。
16日这天，大街小巷四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芒市广场上悬挂着“中缅友谊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大幅标语，中缅两国国旗迎风招展。当中缅两国总理步入会场时，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热烈欢呼，芒市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两国长达2185公里的边境线，不仅连接着山川，还联系着两国人民的情感，两国的边民民族同源、语言同汇、宗教同宗、民情同俗。
多年来，两国边民彼此通婚，一天之中，因农作、“赶摆”等穿梭于两国边境的情景十分平常。
1956年2月7日至8日，缅甸政府在缅中边境重镇八莫县雷基召开边民大会，会议气氛非常融洽，取得了很大会谈成果。
同年2月21日，吴努总理在给周总理写的信中提出：
在我看来，每年举行这种会议将会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总理先生，如果您同意明年在云南举行同样的会议的话，我将非常乐于派遣缅甸代表团前往参加。
对于吴努总理的提议，周恩来极为重视。1956年5月20日，周恩来复信吴努总理，对他为增进中缅友好关系所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他指出：
为增进两国边民友好往来和和睦相处，我同意总理阁下关于召开边民大会的建议。我国将于1956年的适当时机在云南边境召开一次边民大会，届时一定会邀请缅甸代表团参加。
经过中缅两国友好协商，最后决定于12月15日至17日在中国边城芒市举行边民联欢大会，届时由两国政府总理率领代表团参加。
“周总理要到芒市赶大摆”的喜讯，像春风瞬间传遍了村村寨寨。
各族群众满腔热情地投入大会准备工作中。有的清洁住宅、糊裱装饰自己的房子，要让缅甸来的“胞波”住进焕然一新的住宅；有的参与扎制中缅两国的小国旗、小彩旗和灯笼；有的舂米、备菜，准备接待从缅甸来的亲戚朋友。
芒市的街道、附近的村寨都装饰一新，迎候着四方宾朋。
一位50多岁的傣族老大妈激动地说：“这么多缅甸人来中国做客，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办得到。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参加这次大会，真是幸事啊！”
1956年12月15日，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各族群众穿上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芒市，准备和缅甸边境人民一起欢聚一堂，一起欢迎两国总理率团到来。
当天，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陪同缅甸总理吴巴瑞及其他贵宾从畹町入境，赴芒市出席中缅边民联欢大会。
15时30分，周恩来和吴巴瑞一起步行走上畹町大桥，这时，2000多名边民爆发出持续、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中国一侧的桥头，吴巴瑞总理经周恩来总理介绍，会见前来欢迎的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刀京版等领导，并与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两国总理检阅仪仗队。
检阅完毕，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致欢迎词。吴巴瑞总理接着讲话。稍事休息后，两国总理一行前往芒市。
1956年12月15日19时许，周恩来和缅甸贵宾一行到达芒市，从畹町到芒市沿途村寨，各族群众纷纷在道路两旁手举中缅两国国旗夹道欢迎。
数万名各族群众站到芒市时从三棵树到缅甸贵宾住地芒市宾馆的街道两旁，他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两国总理的到来。
早在14时许，芒市通往畹町的街口就挤满了人群，３公里长的街道两旁人头攒动，小伙子们打着铓锣、敲着象脚鼓，妇女和孩子们手持鲜花和两国的小国旗。晚８时许，人群中发出欢呼声：“来了，来了！”
当周恩来、吴巴瑞同时在红色拱门前下车，肩并肩通过由3000盏小灯笼照亮的１公里长的大街，走向迎宾馆时，夹道欢迎的中缅两国边民热情沸腾，人群中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两国总理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还欣赏矫健活泼的傣族象脚鼓舞和景颇族姑娘们的民族舞蹈。
这是一个美妙的晚上，脚鼓声、铓锣声一直不断，响彻芒市。到处是兴高采烈的人群，到处洋溢着中缅友谊之情。
1956年12月16日，在温暖的阳光下，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召开了。
16日上午，两国总理参加在芒市小礼堂里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这是联欢大会中的一项重要议程。
两国总理和副总理进入会场后，就分别与应邀出席座谈会的人一一握手，相互交谈。来自两国边境地区的代表有着相同的民族语言，有的还是亲戚和故友，能在这里重逢，心情非常激动。
德宏州副州长司拉山和缅甸克钦邦邦长吴赞塔信曾是早年的同学，两人又都是克钦邦议长杜瓦藻朗的学生。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和他们交谈中获悉此事，都以杜瓦藻朗有这样的光荣而向他祝贺。
有着亲戚关系的沧源县佤族班老王子胡玉堂和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夫人在畅叙着亲情。见此情此景，同座的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说：“我在缅甸看见鸟群从中国飞来，又从缅甸飞向中国，两国的人民也应如鸟一样地自由飞翔。”
两国总理非常高兴。周恩来说：“中缅两国的民族是如此亲近，以至难分彼此。”吴巴瑞说：“中缅两国人民是亲戚和近邻，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必将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12月16日15时５分，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缅甸联邦的吴巴瑞总理、藻昆卓副总理、吴觉迎副总理等贵宾，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声和乐队轻快的迎宾曲中一起走上主席台。
大会上，吴巴瑞总理叙述了缅中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他接着说：
如各位朋友所知道的，缅甸人亲密地把中国人民称做“胞波”，“胞波”是缅甸话，是对同胞生的兄弟姐妹的称呼。据我所知，中国人在过去和现在也都一直把缅甸人看做自己的亲人。
这次大会又为缅中友好打下了一块基石。在边境地区生活的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必将会获得明显发展和改善。
随后，周恩来讲话，他健步走到讲台，首先向吴巴瑞一行表示欢迎。周恩来说：
举行这样的边民联欢大会，让中缅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更广泛和密切地直接接触，对于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两国总理的讲话，引起各族人民长时间的鼓掌，人们打起象脚鼓，欢呼声经久不息。
讲话结束后，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大会发言结束后，两国总理和1.5万多各族人民共同观看文艺演出。省歌舞团、杂技团、京剧团以及本地数千名群众组成的民族舞蹈队的表演，使广场成了歌舞的海洋。
充满豪迈英雄气概的景颇族刀舞，点燃了缅甸克钦邦朋友的豪情；傣族民间艺人轻灵的鱼舞表演，引起来自掸邦的朋友会心的欢笑。
台上、台下，在歌声、笑声中，人们的心贴得更近了。芒市广场成了人的海洋、歌舞的海洋、欢乐的海洋。缅甸观众与中国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陶醉在这些精美绝伦的表演中。
最后，全场100多个象脚鼓同时敲响，激昂的声音传向天空，将联欢大会热烈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也把中缅两国的友谊带到了山川峡谷。
傍晚，太阳依依不舍地沉下西方的山巅。为了纪念这次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的召开，周恩来、吴巴瑞在芒市宾馆主楼前，各种植了一棵缅桂花树，希望中缅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18时30分，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举行晚宴，招待缅甸贵宾。席间，友情、亲情又再次弥漫开来。
宴会最后，周恩来以一席热烈的讲话宣布宴会结束，他说：
中缅两国是山连山、水连水，住一个地方，喝一条江里的水，边境问题不能把我们这种朋友、亲戚和“胞波”的关系分开，现在更是亲上加亲。
随即，他举起一杯茅台酒向大家提议：让我们大家再喝一杯浓烈香醇的美酒，祝愿中缅两国友谊更大发展！
1956年12月17日８时，吴巴瑞一行在周恩来、贺龙的陪同下离开芒市回国，周恩来一行继续在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同年12月20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对这次在芒市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声明第三条说：
大会的亲切友好气氛标志着双方边境人民之间的善意和谅解在成长壮大。
中缅边民联欢活动虽然结束了，但两国人民的情意却永远连在一起。
几年后，由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种下的象征中缅友谊的两棵缅桂花树，虽然历尽沧桑，栉风沐雨，仍然枝枝繁叶茂、繁花似锦，成为中缅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发展的忠实见证。
毛泽东亲切会见印尼总理
1955年4月17日，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万隆安第机场。万隆会议前夕，这个机场十分热闹。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亲自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总理。
代表万隆120个团体的“万隆欢迎亚非会议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末向周恩来总理致颂辞。然后，一位印度尼西亚姑娘给周恩来总理戴上花环，两名华侨女学生献上鲜花。
在机场的接待室里，代表团向报界散发周恩来总理的书面谈话。
这个谈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在这个谈话里，周恩来也提到了4月11日的飞机谋杀事件，他说：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1955年有了的新发展。
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5月25日至6月7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给予隆重接待。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做的贡献。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五国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表示：
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
毛泽东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
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
他进一步提出：
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另外，毛泽东对印尼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并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支持印尼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说：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所说：“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真诚地表示：“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
中国与印尼签订友好条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建国之初，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因此，解决与邻国边界争议问题必须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宣布：
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确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们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
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方式是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不诉诸武力。
从这些原则出发，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较大改善，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有了可能。
中国政府以求同存异、实事求是的心态来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来解决边界争议，既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又得到相关国家政府、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实施睦邻友好政策的典范。
1950年6月，中国和印尼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先后在雅加达、棉兰、马辰开设使领馆。中国和印尼建交后，任命王任叔为中国驻印尼的首任大使，而印尼政府也于1951年1月委派临时代办伊沙·马迪前来中国。
到1953年10月，印尼政府正式任命莫诺努杜为驻华大使。中国政府也于1954年1月改任黄镇为中国驻印尼大使。
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印尼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与隆重接待。
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尼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根据本人志愿的原则，在条约生效两年内选择他们的国籍。
亚非会议闭幕一个多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邀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56年7月，中国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印尼，受到苏加诺总统格外隆重的欢迎。
苏加诺总统崇拜孙中山先生，对宋庆龄也非常敬重，把她看成是世界上伟大的女性之一。一个月之后，印尼合作国会议长沙多诺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热情而隆重的欢迎。
苏加诺总统访华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鞍山、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苏加诺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赞扬中国和印尼的友谊。苏加诺总统还专程赴南京，拜谒中山陵，并去上海参观孙中山先生的故居。
随苏加诺一行出访的代表团有45人，他们还抵长春参观。
吉林省和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驻军主要领导，群众5000余人前往机场欢迎。
省长栗又文设宴招待。苏加诺一行在长春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
在后来的1961年3月28日，陈毅应邀访问印尼，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协定。
友好条约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本着维护和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关系的愿望，根据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的精神和十项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定缔结本条约，并且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第一条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二条缔约双方同意根据互惠原则和国际惯例，继续巩固两国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
第三条缔约双方认为必要时，将指派代表举行会晤，就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交换意见，并且考虑有关上述问题的合作办法和途径。
第四条缔约双方同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印两国的互访增进了两国人民感情，双方取得了彼此信任。
毛泽东会见泰国代表团
1956年2月10日1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团长乃贴·触的努七、副团长乃琛·蒲里博和10位团员。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陈叔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余心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
毛泽东和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要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愿望是要使两国友好。有误会可以慢慢解释，比如说怕中国要侵略泰国，其实我们是怕人家侵略，怕美国侵略。我们不怕印度或泰国侵略我们。现在美国正侵占着我们的台湾。
毛泽东接着对泰国当时的处境表示关注和同情，毛泽东真诚地说：
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巴基斯坦、柬埔寨和锡兰的总理最近都要到中国来，其实巴基斯坦的前总理阿里先生在万隆会议上曾经骂过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吵过架，西哈努克亲王也曾经同周总理吵过架。
这时，毛泽东侧过身对着周恩来问：“同旺亲王有没有吵过架？”
周恩来回答说：“亲王一开始就好。”
毛泽东接着对泰国朋友说：
你们吵得少一点。我们跟他们有吵架的一面，也有团结的一面。这些国家反对中国跟美国反对中国是不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这一条的。日本政府也反对我们，但这同美国反对我们是两回事。菲律宾也是一样，它不愿意同我们建立邦交，罗慕洛在万隆会议上也同周总理吵过架。我们很关心这些国家的处境，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共同的遭遇，都受到美国的欺负。亚非国家都反对殖民主义，印尼不满荷兰，北非和印度支那不满法国，马来亚不满英国，中近东也不满英国。那些殖民主义者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但是，不是中国在抢去各国市场，而是美国在抢去各国市场；不是中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不是中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总的来说，中国一没有抢夺各国市场，二没有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三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四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毛泽东最后说：
事实上，中国在中国境内抢夺了他们的市场，中国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结果把他们的朋友蒋介石赶走了。我们争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我们对蒋介石不客气。美国说我们这样是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又犯了错误，犯的什么错误？犯了接待外国朋友来访问的错误。3年来日本来了1000多人，其中也有国会议员，我们犯了接待他们的错误。现在又犯了接待你们的错误。有一天我们还会犯接待美国人来访问的错误。外交学会会长是一个犯错误的会长，因为他经常接待外国朋友。而你们到中国来也犯错误，以后还会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们走向中立的时候还要犯一些错误，因为讲和平、讲中立，美国都说是犯错误。世界的是非竟是如此。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泰国代表亲切合影，泰国代表团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智慧和儒雅十分赞赏。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接壤，东南临泰国湾，西南濒安达曼海。新中国成立后，就十分重视发展与泰国的友好关系。
在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的谈话中就阐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
当时，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毛泽东向泰国代表团传达的友好信息，加强了中泰两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并为两国最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中国支持越南和平统一事业
1954年4月26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23个国家。
在7月19日的会议上，双方争执较为激烈，分歧也比较大。
最后，中国和越南、苏联两国首席代表终于商定“最后方案”，共４条，立即提交给处于中间人地位的英国外长艾登。
其内容是：
一、在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签字后两年内举行普选。举行选举的确切日期和准备及选举的办法，由越南北南两区有资格、有代表性的当局协商，不迟于1955年6月作出决定。
二、国际监督委员会由下列三国代表组成：印度、波兰、加拿大，以印度为主席。
三、分界线通过9号公路以北约10公里，照顾到地形。
四、越南境内军队的集结应在245天内实现。
当时，周恩来乐观地说：
如果没有新阻挠，日内瓦会议即可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全境和平的协议。
7月21日，与会国达成协议，签订关于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通过了会议最后宣言。
协议规定：
在印度支那全部地区停火；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领土主权；越南暂时以北纬17度为军事分界线，法军向分界线以南集结。
日内瓦协议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的权利得到承认。按照协议，印度支那三国应成为和平中立国家。
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协议，十分珍视协议所取得的成果。但是，美国作为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侵略扩张，逐渐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突出根源。
1955年5月间，越南南北两方的武装力量分别在北纬17度线南北最终集结完毕。之后，越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南北双方行政当局根据日内瓦协议，做好在1956年7月进行普选的准备工作，以便从政治上联合南北两部分，实现国家的统一。
就在这时，美国蓄意破坏越南统一。1954年1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特使柯林斯至南越执行军事训练任务，并开始向吴庭艳集团直接供应武器装备。
法国在南越的势力遭到削弱后，1955年2月，法国军队开始撤出南越，第二年4月撤离完毕。于是，美国的“军援”人员大量进入南越。美国把南越变成其殖民地和进犯北越、柬埔寨、老挝的跳板，美国的行动对东南亚的和平局势构成了严重威胁。
1956年6月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发表讲话，肯定吴庭艳集团1956年3月间在南方片面导演的所谓“制宪议会”选举，公开为其傀儡集团辩护。
吴庭艳自称深受希腊民族“积健为雄”的精神感染。他说：“希腊人深尝人世苦痛之后，积健为雄，发抒创造天才，征服万种困难，使生命精神铺张扬厉，酣畅饱满，渐臻至善；同时，却又发挥艺术想象，使客观世界含章定位……生命的醉意与艺术的梦境深相契合，产生一种博大精深的统一文化。这表现在雄奇壮烈的诗情和锦绚明媚的画意，融会贯通，神化入妙。”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南北越的实际停火线在东华与柬辉之间。吴庭艳认为：“如此分治乃非我之本意，挥戈北进，统一全越，乃是寸间问题。”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了和平统一大业，仍采取了委曲求全的克制态度。
1955年7月19日，范文同副总理在致南越“国长”和“总理”的照会中再次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照会指出，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六条很清楚地规定：
将在1956年7月内，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全国选举。自1955年7月20日起，双方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应就此项问题进行协商。
照会最后说：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你们派出代表同我们的代表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从1955年7月20日起，在越南领土上一个双方协议的地点举行协商会议，以便讨论通过在全国举行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照会发出后，南越当局继续采取顽固置之不理的态度。
1955年8月9日，吴庭艳政府再次通过西贡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个声明，继续否认日内瓦协议。
吴庭艳集团粗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愤慨。
早在1955年6月25日至7月8日，胡志明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指出：美国正在“积极阻挠有关越南普选的协商，企图破坏越南巩固和平，实现统一的事业”，“这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日内瓦协议必须予以贯彻”。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
中国建议重新召开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保证日内瓦协议在越南的实施。
除了政治上外交上给予越南支持外，中国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中越联合公报中还宣布：
为了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吴庭艳政权依靠美国的支撑，扩大军事实力，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中一切主张协商谋求统一的人士。
日内瓦协议后，美国向南越运进了大量作战武器，大规模地修建了海陆空军战略基地。
美吴集团的法西斯统治在5年内囚禁18万余人，伤残1万余人，杀害5000人，还制造大规模杀害政治犯的惨案。
除此之外，美国军官还直接指挥南越伪军向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军事扫荡”。
南越的局势引起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关切。1958年3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促进和平统一事业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倡议。
声明指出：中国“作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印度支那各国的近邻”，不能不对越南自由普选的被延搁以及在南越发生的种种违背日内瓦协议的情况“表示严重地关切”。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仅对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局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扑灭了美帝企图用军事力量打开亚洲大门的野心，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周恩来与老挝首相签署联合声明
1956年8月20日，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代表团团员乘坐的专机是在15时30分到达北京机场。
梭发那·富马首相第一个走下飞机，在他的后面是代表团团员。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副委员长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人的热情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阿富汗、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使，荷兰和英国的代办，保加利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芬兰、南斯拉夫、蒙古、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缅甸和瑞士的临时代办，埃及的商务代表以及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欢迎。
北京机场上充满了和平欢乐的空气。欢迎群众激动地跳跃着，向贵宾们发出友谊的欢呼。
梭发那·富马首相一直被鲜花包围着，全身被撒满彩色的纸片，他微笑着向热情的群众频频合十致意。
在军乐队奏老挝和中国两国国歌以后，梭发那·富马由周恩来陪同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
接着，梭发那·富马首相和代表团团员同前来欢迎的中国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国的外交官们，一一握手。
16时零5分，梭发那·富马由周恩来陪同登上汽车赴迎宾馆休息。
8月25日15时40分，周恩来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举行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老挝王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副首相卡代·敦·萨索里特，财政、国家经济和计划部部长仑·英锡相迈。
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双方很快就关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当天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隆重举行。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程潜、龙云，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老挝王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副首相卡代·敦·萨索里特，财政、国家经济和计划部部长仑·英锡相迈，宣传部次长通·苏蒂冯·诺腊特，内务和社会福利部次长陶·宋沙尼特，农业和畜牧部次长努法·孙拉马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顺吞·巴探马冯将军，议员彭·苏发那冯，议员吉宁·弗耳塞纳，首相府秘书长薛苏·纳·香巴萨，国防部办公室主任萨昆·萨纳尼空上尉。
当天19时20分，周恩来和梭发那·富马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签字以后，双方亲切握手，并且举杯表示祝贺。
联合声明指出：
自古以来，中老两国就是友好的邻邦。只是在前世纪末期，由于外国的侵入，两国间的联系才被中断。现在，中老两国都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彼此热望恢复传统的友谊联系。尽管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彼此建立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会谈自始至终充满了诚挚和友好的气氛。双方对下述各点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
（一）老挝王国政府声明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不缔结任何军事同盟，只要它的安全不受到威胁，并且除日内瓦协议规定的以外，不允许在它的领土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老挝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充分的尊重和支持。
（二）两国政府同意遵守中印宣言中所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发展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双方对于设置在两国边境的地方当局间的关系，愿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促进。
（三）两国政府同意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以符合于中老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这一联合声明说明，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这次在中国的访问，已经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富马首相在讲话中，一再强调老挝王国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并表示老挝王国愿意和中国发展睦邻友好的关系。
老挝王国这种立场和愿望，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8月26日上午，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贵宾们将在上海、武汉、广州参观后返回老挝。
梭发那·富马首相在机场发表告别讲话说：
总理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以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今天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这一次到中国来访问，使中国和老挝两国固有的关系更加加强起来了。我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未来将更加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将保持和平。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全中国人民表示感谢，向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表示最高的敬意。
7时40分，梭发那·富马首相等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悬挂着老挝和中国两国国旗的西郊机场。
在这里，贵宾们同前来送行的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程潜、龙云、张闻天等一一亲切握手。
飞机就要起飞了，梭发那·富马首相、卡代·敦·萨索里特副首相等在机窗口，向送行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这时，机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富马亲王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各位贵宾在我国访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所留下的友谊的种子将永久地深植在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中国人民将大力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并和老挝王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的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