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肖像

名家辈出的年代

19世纪80年代后，使用干版拍照已非常普及。不久，更方便的胶卷（软片）由伊斯曼陆续生产出来，并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胶片感光度大幅度提高，使人像摄影变得更为简便，可以不受影棚的限制，轻松地走向户外的大自然中。

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也带来摄影观念的改变。一些富有才华、锐意改革的人像摄影家，以他们各自的实践，为人像摄影注入了新的观念和内容，推动着人像摄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其共同特征是，注重被摄对象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摄影者自身个性的张扬。卡什、纽曼、哈尔斯曼是他们中的代表。

一、卡什

尤素福·卡什（Yousuf Karsh，1908～2002）被加拿大人亲切地称为“渥太华的卡什”。他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人像摄影大师，许多到过渥太华的名人，都以获得一张卡什拍摄的肖像为荣。

卡什出生于土耳其，1924年逃难来到加拿大，投奔开照相馆的叔父。叔父送给卡什一台布朗尼箱形相机，使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后来，叔父又将他送往美国学习，投师于名摄影家约翰·卡罗的门下。1932年，卡什返回加拿大，在加拿大政府从事专职摄影工作。

（一）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

卡什的肖像照片，突破了一般照片注重“外形美”的传统，而着重于表现人物的“神态美”。他善于巧妙地利用光线的明暗对比，捕捉人物内在精神流露的瞬间，所摄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他通常使用小光圈进行拍摄，并采用8×10英寸的大底片。因此，每一张肖像照片都层次丰富，具有强烈的质感，甚至每根头发、每个毛孔和皮肤上的皱纹都历历可数。

除了捕捉脸部的表情之外，卡什还特别重视手的积极作用，他总是设法把人物的双手组织到画面中。卡什为漫画家大卫·罗拍摄的肖像，既表现了画家幽默、风趣的表情，也刻画了他在作画和构思中的双手姿态。正如卡什自己所说的：

人物内在的思想、精神和灵魂，有时会在一瞬间，通过他的眼睛、双手和体态表现出来。这就是需要摄影师紧紧抓住的、稍纵即逝的重要瞬间。

卡什对人物双手的刻画，把肖像照从单纯拍摄头像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丰富和扩大了照片的表现力。

卡什在拍摄时，喜爱用暗调的背景，从而使人物形象显得庄重和高大。他的主光和辅光的光比，达到1∶3甚至1∶4。主光仅仅用来勾勒肖像的轮廓，人物的面孔大部分处于阴影之中。但在阴影部分，又有非常丰富细腻的层次。此外，卡什还经常使用光质较硬的聚光灯，来刻画人物脸上的皱纹和胡须，这一点，在作家海明威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肖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拍摄《丘吉尔》

给卡什带来国际声誉的，是他为丘吉尔拍摄的肖像。1941年1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赴渥太华开会。通过加拿大总理的引见，卡什获得了为丘吉尔拍照的机会。在拍照中，丘吉尔正习惯性地抽着雪茄烟。卡什认为，这不是他所需要的形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决定不拍他抽雪茄的时候，因为我感觉这不足以表现他的伟大。

于是，他移走了丘吉尔的烟灰缸，但丘吉尔仍在吸烟。这时，卡什果断地走上前去，夺走了丘吉尔手中的烟卷。就在丘吉尔感到很恼火时，卡什趁机拍下了他满脸怒容的神态。

这种形象，正是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它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几乎席卷了欧洲，气焰十分嚣张，英伦三岛形势岌岌可危。作为英国领袖的丘吉尔，在这幅照片中，显得坚定沉着、威武不屈，体现了英国人民面临强敌时无所畏惧的精神。

让卡什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全世界印刷次数最多的人物肖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人像摄影家。

二、纽曼

美国摄影家阿诺德·纽曼（Arnold Newman，1918～），出生于纽约。纽曼在当童子军时就开始学习摄影，他的启蒙老师本·罗斯是纽约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纽曼还爱好美术，他曾在迈阿密大学学习绘画。

1938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纽曼无法实现成为画家的理想，转而从事摄影。他的绘画艺术才华，在人像摄影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表现。1941年，纽曼开始为画家、作家、作曲家、舞蹈家等名人拍摄肖像，这些肖像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世界著名的人像摄影大师。

（一）环境肖像

纽曼的肖像摄影，善于把人物及其周围的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使背景或环境与被摄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人物个性的最好说明。这种开一代新风的肖像照被称为“环境肖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通过环境来表现人物性格，纽曼常常采用摆拍的拍摄手法，而不赞成即兴式的抓拍，他说：

随手拈来的肖像，只是瞬间的偶然形象，一般说来都缺乏典型性，因此不能经久耐看。

因此，纽曼像导演一样摆布他的拍摄对象，直至获得一种自然而稳定的表情为止。在选择与人物有关的周围景物时，纽曼也总是精挑细选，寻找那些最典型的陪衬物。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和他们从事的工作环境一起出现在画面上：军火商艾尔弗雷德·克鲁普背对着庞大的工厂车间；画家乔其娅·奥凯菲站在她最钟爱的绘画题材—羊头骨骼前：城市建筑设计师罗伯特·莫塞斯手上拿着设计蓝图，身后是纽约的高楼大厦……纽曼为画家蒙特里安拍摄的肖像照，最能体现出环境肖像的创作特色。蒙特里安是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主张用几何形状构成“形式的美”，作品多以直线和矩形组成，反对运用曲线。纽曼在拍摄时，将蒙特里安的手放在画架上，背景采用两块长方形的糊墙纸，这么一来，蒙特里安仿佛嵌进了神秘而严格的几何图形之中，从而使人们联想到画家本人作品的风格。纽曼在谈到自己的拍摄意图时说，用严肃的直线条和几何图形来处理画面，是为了表现蒙特里安及其作品的风格，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纽曼的成名作

纽曼的成名作，是他为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拍摄的一幅肖像。照片中，一架大钢琴占据画面的五分之四，作曲家身处一隅，人物与钢琴之间，有着微妙的旋律感。同时，钢琴盖与支柱所形成的大三角，与作曲家托腮沉思所形成的小三角互相呼应，就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在不同的乐器上，以强弱不同的音色所进行的变奏。

这幅照片摄于1946年，当时的纽曼，在美国摄影界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关于这幅照片的构思，纽曼曾回忆道：

我自己对于各种乐器不同的造型有特别的爱好，而且当时又正在尝试拍摄这些乐器的造型。我就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

大型钢琴的线条非常美观，也非常强烈，而这也就是史特拉汶斯基的音乐给我的感受。我立刻想到，要把这位作曲家和钢琴拍在一起。

为了衬托作曲家和钢琴，纽曼把聚光灯打在白墙上，利用反射光进行照明。因为反射光比较柔和，不会产生阴影。同时，白墙与钢琴所形成的黑白对比影调，与作曲家乐曲强烈、粗犷、刚劲的风格很相似。

在拍摄过程中，纽曼不断变换人物韵位置和姿势，共拍了26张底片。经过仔细筛选，纽曼选定了其中的一张，并在后期制作时进行剪裁，最终得到了这幅杰作。

这幅作品发表后大受欢迎，纽曼从此一举成名，史特拉汶斯基也因此名声大振。在这位作曲家去世前不久，纽曼去看望他时，他激动地与纽曼拥抱，并热情地说：

噢！纽曼，你使我四海闻名。

三、哈尔斯曼

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1906～1979）出生于欧洲的拉脱维亚，1933年开始从事摄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尔斯曼在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帮助下，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带着一只箱子和一架照相机，逃难到了美国，此后一直定居纽约。

在纽约，哈尔斯曼的摄影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为一名人像摄影大师，他拍摄的肖像，以构思精巧的超现实手法和诙谐幽默的抓拍见长。他的作品是被《生活》杂志用做封面最多的，共有101幅作品入选。

（一）心理肖像

哈尔斯曼精通心理学，擅长拍摄别具一格的“心理肖像”。他认为一幅好的肖像照片，不仅要求摄影师对基本的摄影技术有所了解，而且要对他的拍摄对象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照片中抓住人物的特征，使其成为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照片。哈尔斯曼认为：

一张肖像照片，如果没有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肖像，而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外壳。

然而，要充分表现人物性格，挖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被摄者在镜头前，通常会感到紧张与不安。哈尔斯曼总是事先了解被摄者的经历和性格，然后针对不同人物的性格，通过谈话进行启发和诱导。有时，他请被摄者听音乐，喝咖啡，使他们感到轻松自在，从而流露出真实自然的神态。有时，他还请被摄者跳起来，然后在他们跳跃的瞬间进行抓拍。在他的摄影室中，有一套电子闪光灯装置，可以用1／1000秒以上的高速，拍下各种瞬间的动作。

在哈尔斯曼看来，不同的跳跃动作，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人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因为，人在跳跃的时刻，才能消除心理上的障碍和社会性的表象，而显露出本人的真实性格。哈尔斯曼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在跳跃的一瞬间，人的力量突然爆发，克服了地球的吸引力。这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四肢运动。

因此，在这一瞬间，人的假面具被去掉了，真正的自我暴露无遗。

人们只需要利用相机便可抓住这—切。

哈尔斯曼在1959年出版了《跳跃》作品集。这本书，收录了他用6年时间拍摄的176位名人的跳跃瞬间。这些名人，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神学家、法学家、政治家等。哈尔斯曼广泛研究了他们的跳跃心理，如玛丽莲·梦露在跳跃时流露出天真活泼的本性，而爱德华·斯泰肯在跳跃时做的起跳动作，表现了他喜欢研究、善于学习的性格。

（二）《原子的达利》

哈尔斯曼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典型地反映在他为画家达利所拍摄的系列照片中。

西班牙画家达利，是哈尔斯曼的好友。达利的作品荒诞怪异，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哈尔斯曼又是摄影家中极不安分的一位，不满足摄影作为记录现实的镜子，而一心想踏着这面镜子，走进幻想的奇境。因此，他们一见如故，一连合作了30年。哈尔斯曼经常请达利当自己的摄影模特，因为达利的形象和他的绘画一样古怪，特别是眼睛和胡子，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哈尔斯曼的许多作品如《原子的达利》、《红粉骷髅》等，都是与达利合作完成的。其中，《原子的达利》是他的代表作。

《原子的达利》摄于1948年。这幅照片的构思，最初源于达利的一幅画。达利曾经画过一幅画，名为《原子的列达》（列达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画中的一切，都悬浮在空中。于是，哈尔斯曼萌发了拍摄“原子的达利”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达利，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拍摄这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哈尔斯曼记述了这次拍摄的经过：

我借了三只猫。最初用一只做了试验，觉得还是三只一块儿用的效果要好，于是改变了主意。

我喊“一、二、三”。数到“三”，我的三位助手一齐把猫抛出去，第四位助手负责泼水。在猫和水还在空中的时候，我喊出“四”的同时，达利跳起来，我把这些拍摄下来……就这样，在六个小时当中，经过28次抛出、跳起、泼水的结果，终于拍到了满意的画面。

这幅照片，《生活》杂志用了两个整页刊登，后来被许多国家的出版物转载。

永恒的影像

哈尔斯曼说过，肖像照是胜过一切的“人的文献”。

《切·格瓦拉》、《周恩来》，以及许多优秀的人像作品，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

一、革命经典影像的塑造者

古巴传奇民族英雄切·格瓦拉，是全世界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他那幅头戴贝雷帽、身穿拉链上衣的肖像，成为许多青年的珍藏。这幅照片被复制的数量，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照片上，格瓦拉坚毅而悠远的眼神，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瞬间。

这一经典瞬间的拍摄者，是古巴摄影大师阿尔伯托·迪亚斯·古铁雷斯。

1960年3月5日，一艘比利时武器运输船在哈瓦那码头意外爆炸，136名船员当场遇难。古巴《革命报》摄影记者古铁雷斯，奉命前往报道船员们的葬礼场面。就在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发表演讲的时候，古巴传奇英雄格瓦拉突然走向讲台，眼疾手快的古铁雷斯刚按下两次快门，格瓦拉就转身不见了。几十年后，古铁雷斯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拍照时的情景：

这张照片完全是在无意之中，而并非特意拍摄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混杂着坚毅与痛苦的眼神。

拍摄完照片，古铁雷斯回到了暗室，他把当天所拍的照片冲洗了出来，其中包括那幅日后享誉世界的照片。接下来，《革命报》的编辑从古铁雷斯拍摄的照片中，挑选了一幅卡斯特罗演讲的照片，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上，然后把剩下的照片还给了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觉得格瓦拉那幅照片拍得不错，顺手就把它挂在了摄影室的墙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偶然之作多年后竟会成为经典。

7年后，一位来访的男人突然走进了古铁雷斯的摄影室。他手里拿着古巴革命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介绍信，让古铁雷斯找一张有关格瓦拉的照片。古铁雷斯指着一直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说：“这张格瓦拉的照片是我最满意的”。来访的男子也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的效果，要求能让他加洗两张。古铁雷斯非常爽快地把底片交给那个男子，只不过要求第二天把底片还回来就行了。

这位找上门来向古铁雷斯索要照片的人，是意大利著名出版商费尔特里纳里。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格瓦拉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而且当时已经处于玻利维亚军方的全面“围剿”之中。这位脑瓜灵光的欧洲出版商，立即嗅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就在他得到这幅照片后不久，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革命中殉难，费尔特里纳里利用这个机会，把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卖遍了全世界，不到10年时间，共卖出了20万张格瓦拉的宣传照片，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从此，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成了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曾经邀请古铁雷斯讲学的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对这幅照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堪称20世纪的一个象征。

绰号为“柯达”的古铁雷斯，是拿着父亲的那台“柯达”35相机走上摄影道路的。他拿着相机拍女友、拍风景，居然慢慢地拍出了名气，有了颇丰的收入。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摄影师一道，用照相机忠实记录卡斯特罗，以及其他古巴革命英雄的传奇战斗生活，为古巴的革命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名作《周恩来》的诞生

乔治·洛蒂拍摄的《周恩来》，曾经震撼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画面上，周恩来微侧着身躯，刚毅的面容、微蹙的双眉，凝聚着他非凡的意志与魄力。据悉，这幅照片印量高达9000万张，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73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洛蒂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随团采访。一天，洛蒂获悉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要求参加。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但条件是不允许在现场进行拍照。

接见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先接见了法国代表团。等待接见的洛蒂，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能拍下周恩来的照片。不一会，接见厅的大门开了。洛蒂赶紧迎上前去，从法国大使口中，他得知周恩来懂法语，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

接着，周恩来接见意大利代表团。洛蒂在一旁留心观察厅内的光线和环境，揣摩给周总理拍照的位置。接见完毕，周总理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洛蒂最后一个来到周总理面前，用法语提出了拍照的请求：

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撒了个大谎，来时我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不能不给您拍照，因为我很难见到您。请允许。

也许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周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对洛蒂的请求表示了认可。于是，洛蒂立即请周总理坐在一把红色沙发上，利用现场光，迅速地拍下了两张照片。洛蒂使用的是徕卡M4相机，90毫米中焦镜头，光圈f／28，快门速度1／8秒，ASA200度的柯达彩色负片（按ASA800度曝光）。

拍完这两个镜头后，洛蒂离开了接见厅。也许是多年从事新闻摄影的敏感，他立刻将相机上刚拍了两张的胶卷卸下来并藏在身上，然后，迅速换上一个新胶卷按了两下快门。果然，洛蒂未经允许拍照的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会堂有关人员的注意。不一会，一个警卫人员走上前来，很有礼貌然而坚决地要求他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这时，洛蒂故意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把相机打开，将新装上的胶卷从相机中抽出、曝光。

此后，洛蒂将那个为周总理拍照的胶卷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直到12天后回到意大利时，才进入暗房亲手冲洗出来。

洛蒂谈到这幅照片时说：

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有一种别于其他政治家的气质和风度，这就是他的绅士风度。我这张照片，就突出了他的这种绅士风度。

三、毛泽东最早的标准像

提起那幅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齐白石》，人们立即会想起摄影家郑景康。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拍摄的照片就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作为被邀请与会的摄影界代表，郑景康把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和到延安后所摄的部分照片，题名《抗日初期之一角》，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和杨家岭展出。这是延安首次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览。1942年5月7日，《解放日报》特地发布了这一消息：

文抗作家俱乐部，定于本月9日至10日举行景康照相展览会。内容包括：人像、摄影报道。第一辑分两部，前部纯系艺术作品，后部系抗战初期新闻摄影，包括前线、后方各种动态。

这个展览，在作家俱乐部展出时，毛泽东曾在晚上提灯观看，并对在场的艾青和张仃说，这些照片的特点是“抓住了动态”。

两年后，郑景康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幅肖像，这幅题为《毛主席在延安》的照片，被广泛印刷，成为毛泽东最早的领袖标准像。

郑景康（1904～1978），广东中山人。其父郑观应，是晚清的商务帮办和爱国学者，著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书。郑景康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爱好绘画而转向摄影。1929年在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1934年在北平举办“景康个人影展”。抗战初期，他关闭了在香港开设的“景康摄影室”，到汉口、重庆任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1941年1月，经周恩来介绍，由重庆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任摄影记者。

郑景康拍摄的照片，尤其是他拍摄的人物活动和肖像照片，深刻地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要把人拍好、拍像，必须注意表现人的个性。他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也就是每个人不同本质的表现。如刚强、温柔、健谈、沉默。不同的个性，在平时的语言和行动中是经常不断的表现，是个人的经常运动，是不能伪装的。伪装掩盖和改换个性，是暂时的，不能永久的，同时在伪装的时期，是会不自觉的流露真情的。

人像所以（有）像不像的问题，与光线、镜角有关，但主要的是保存常态的问题。

郑景康反对“勉强（对象）作不自然的表情，使被摄者的神态失常，手足无措”；主张“在平时的自然和必然的运动中”，“观察人的个性”，“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在他看来，好的人像照片“就是活生生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抓住动态，而不是死板的”，“一幅只能形似而不能传神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

郑景康的人像摄影实践和理论，对中国人像摄影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期著名记者

摄影术诞生后不久，摄影就成为了人们记录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

早期的新闻摄影，由于受器材条件的制约，拍摄的范围有限，许多快速运动的物体以及弱光下的情景都无法拍摄下来。

20世纪20年代后，小型相机开始出现、感光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使人们能够在不干扰对象的基础上，得心应手地抓拍现实生活中的瞬间。从此，新闻摄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得以及时地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摄影记者。

一、“抓拍鼻祖”萨洛蒙

在摄影史上，德国摄影家埃里奇·萨洛蒙（Erich Salomon，1886～1944）的抓拍方式和纪实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摄影。

萨洛蒙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曾获得慕尼黑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萨洛蒙应征入伍并开始自学摄影。1927年，他正式开始摄影生涯，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政坛风云变幻，在欧洲的日内瓦、海牙等地经常召开国际会议。萨洛蒙出没于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拍摄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坛要人。他精通七国语言，采访时风度幽雅、彬彬有礼，深得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赞许。法国总理白理安甚至断言：

一个会议，如果没有萨洛蒙博士前去拍照，那就没人相信它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萨洛蒙擅长用小型相机“儿玛诺”和徕卡，凭借现场光，抓拍或偷拍毫无心理准备的政治家和社会名流，以此获得真实生动的报道。为了不引起被摄对象的注意，萨洛蒙还发明了一套伪装术：把相机藏在帽子或手提包里，用暗藏的快门线开启快门等。通过这些方法，他拍摄到了一般新闻记者无法拍到的镜头，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摄影记者。1931年，萨洛蒙把拍摄的170幅名人照片编辑出版，名为《名人在毫无防备时刻》。

萨洛蒙为现代摄影采访开创了成功的范例。他创立的“小相机+现场光+抓拍”的模式，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所沿用，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抓拍鼻祖”。

1932年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萨洛蒙被迫迁居海外。1940年5月，他被德国法西斯政府拘捕，1944年7月死于波兰的奥森辛威集中营。

二、夜色中的“猎手”

20世纪30～50年代，美国新闻界活跃着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他就是维吉（Weegee，1899～1968）。维吉原名尤瑟尔·费利克（Usher Fellig），出生于奥地利。十岁时，他与母亲和三个兄弟一起来到纽约投奔父亲。

这家新来的移民，住在纽约下东区，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维吉小时候当过糖果小贩、在自助餐厅洗过盘子，还租过一匹小马，成为给孩子们拍照的街头流动摄影师。

1924年，维吉厌倦了贫穷颠簸的生活，在“顶好新闻图片社”（合众国际社前身）当上了一名周薪20美元的暗房技师。由于“顶好”要求它的摄影师出门时要穿白衬衣打领带，而维吉又很不耐烦这一套，所以他一直没有当上正式的摄影记者，而是成天闷在暗房里，只有在深夜有紧急任务时，才会被派出去拍摄火灾之类的事件。多年的暗房生涯，把维吉造就成了一个技巧高超的暗房能手，他曾在地铁火车的驾驶室里冲洗过照片，用救护车做暗房赶印过一个世界冠军在马球场被枪杀的照片。

1935年，维吉离开了图片社，成为一名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他经常在清晨5点开着车在街上寻找拍摄题材。为此，他解释道：

清晨5点是一天之中最容易产生新闻的时刻，因为人们最喜欢在这个钟点杀死自己或杀掉别人。

维吉专门拍摄夜间发生的车祸、火灾和各种暴力犯罪，暗杀事件。他把照片投到小报，并在照片的背面署名为“著名的维吉”。由于与曼哈顿警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维吉在警局设有办事处，并在自己的汽车中安装了一个警用无线电装置。这种非同寻常的便利，使他能和警察同时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在与曼哈顿警局合作的10年间，维吉用坏了10台相机、5辆汽车，共发表了5000多篇图片报道，这使他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

1945年，维吉把历年来在纽约拍摄的各种罪案照片，编成一本画册出版，名为《赤裸的城市》。这部画册大受欢迎，数次再版，并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

194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维吉举办了个人影展。1952年，维吉为自己的相机特制了“哈哈镜筒”，开始拍摄肯尼迪、赫鲁晓夫、戴高乐和演艺名人的“漫画照片”。1953年，他的另一本画册《赤裸的好莱坞》出版。

1968年12月26日，维吉在纽约去世。他给世界留下了5千张底片、1万5千张照片。美国著名摄影家保罗·斯特兰德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悲剧事件里，维吉是—个非常杰出的摄影专家。

三、苏联的“卡帕”

1965年，在一个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而举办的名为《什么是人》的摄影展览上，一位意大利评论家看到一幅题为《悲伤》的照片，对其作者大加赞赏：“好一位苏联的‘卡帕’！”。

从此，这幅照片的作者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Dmitri Baltermants，1912～）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世界。

巴尔特曼茨生于华沙，两岁时随同家人移居莫斯科。1936年，他买了一台“费德”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他发表的第一幅作品《女飞行员肖像》，刊登在著名的《星火》杂志上。1939年，他到《消息报》开始了专职的摄影记者生涯。

1941年，前苏联卫国战争一开始，巴尔特曼茨就毅然走上了前线，直到1945年攻克柏林。他曾拍摄过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采访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录过前苏联南部领土的收复和波兰的解放……巴尔特曼茨最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是《进攻》和《悲伤》。

《进攻》摄于1941年，画面上，苏联红军战士正在跨越堑壕，向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猛烈的攻击。巴尔特曼茨蹲在堑壕里进行拍摄，稍仰的角度和天空纯净的背景，突出了红军战士的形象。同时，慢速快门产生的动感效果，更强调了这种勇猛冲杀的气势。这幅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发表后，由于前景中的士兵只拍了“半个人”而受到批评，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悲伤》是一组系列照片。照片揭露了德军撤离卡契市时的罪行：在阴云笼罩下的泥泞地上，散布着苏联平民横七竖八的尸体，许多人在寻找辨认死难的亲人。巴尔特曼茨的镜头，一直追踪着一位头披白围巾的老妇，当她从尸横遍野的荒野中，终于发现不愿见到的残酷事实的一瞬间，他按下了快门。这幅照片，记录了这位老妇失望时的巨大悲痛，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巴尔特曼茨在提到这组照片时说：

悲哀是战争的全部含义。就像那场面中表现的一切——战争就是悲伤。

然而，他这组弥漫着悲壮情调的照片，并没有被当即传播开去。因为当时的苏联报刊，担心这些表现战争残酷场面的照片刊登出来后，会影响前线士兵和后方的信心。为此，这组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并强烈地表达出人类情感的照片，在巴尔特曼茨的资料袋里沉睡了整整23个年头，直到1965年才在《星火》杂志上首次发表。

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创办人科内尔·卡帕，曾经这样高度评价巴尔特曼茨：

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一位令人钦佩的同行，一位苏维埃军队的战士摄影家-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最大的意愿，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被称为“苏维埃摄影的卡帕”。

1987年，在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庆祝WPP30周年之际，巴尔特曼茨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生活开始了”

新闻摄影的真正兴起，不仅取决于摄影器材、印刷制版和传真技术的进步，还有赖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生活》杂志的问世，标志着新闻摄影开始走向繁荣。

一、鲁斯创办《生活》杂志

照相机记录下生命中最充满活力的时刻，生活开始了。

这是《生活》杂志第一幅照片《生活伊始》的附言。

1936年11月23日，美国报业大王亨利·鲁斯（Henry Luce），在成功地创办了《时代》周刊和《幸福》月刊之后，又创办了著名的《生活》杂志。

《生活》的问世，源于鲁斯的一个发现。鲁斯发现人们普遍喜欢图片，但当时的刊物，都是“以文为主、以图为辅”的模式。因此，他决定创办一本“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刊物。

《生活》杂志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片，报道一周内的新闻大事，题材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娱乐和科学各个领域。它的创刊词中这样写道：

观察生活，了解世界，目睹重大事件，注视穷人的面孔和高傲者的姿态。

看奇事怪事—机器、军队、人群、丛林中或月球上的阴影；看人们的成就一绘画、高塔、新发现；

看发生在数千里外的事，墙背后的事，房间里的事，危险的事；看男人所爱的女人以及许多孩童。

图片使你得到乐趣，图片使你感到惊异，图片使你获得教益。

在《生活》第一期中，刊登了伯克一怀特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荒芜的西部》。这篇来自蒙塔纳州佩克堡的报道，采用照片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反映了当地接受救济的工人家庭，以及建筑工人、码头工人、舞女、酒吧间招待员和流浪者的生活。其中，《佩克堡水坝》这幅照片，还被用作这期《生活》杂志的封面。

这篇报道，确立了《生活》杂志采用组照报道新闻的办刊特色，开创了专题摄影这一新的体裁。

《生活》杂志创刊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第一期印数达到425万份，三个月后突破100万份，发行量最大时达到了860万份。

二、爱冒险的女人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 White，1904～1971），1929～1935年任《幸福》杂志编辑和记者。1936年《生活》杂志创刊时，成为该刊专职摄影记者，此后长时期为《生活》工作。

伯克-怀特最负盛名的作品是《战火中的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23日夜间，德军首次轰炸莫斯科，作为在现场的唯一的西方摄影记者，她拍摄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当时，人们全都躲进地铁通道里以求安全，而她却冒着遭遇轰炸的危险，在饭店的阳台上，用长时间的“T门”曝光，拍下了这张照片。从画面上高射炮耀眼的火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克里姆林宫尖塔的身影。

为了拍摄到精彩的镜头，伯克-怀特往往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莫斯科期间，德军几乎每天都要派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但她仍坚持进行采访。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曾劝她停止采访，她很不客气地回答道：

我想谁都会明白，我会像扔手榴弹那样，把相机镜头扔向那些想把我从独家新闻现场上拉走的人！

作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伯克-怀特拍摄过许多震撼人心的照片：

1943年，作为第一个随机采访的女记者，伯克-怀特乘坐美国空军轰炸德军的战机，报道了突尼斯战役；1945年，伯克-环特随同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来到刚被解放的布森瓦尔德集中营。她以成堆的尸骨为前景，拍下了那极为恐怖的一幕；1946年，伯克一环特采访印度，记录了印度独立和建国，以及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时期的暴乱；1950年，伯克-怀特采访了南非的种族骚乱和劳工暴动。为了拍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南非黑人矿工，她深入距地面2英里的坑道内，一连工作了4个小时；1952年，伯克-怀特开始拍摄《从直升机上看美国》专题。为了取景时更自由，年近半百的伯克-环特，竟把自己吊在直升飞机的下面；也就在这一年，伯克-环特前往南朝鲜采访。当时，她的肢体和手指已经开始出现阵阵麻木，显示出帕金森病的初兆，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拍摄工作。几年后，她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经历时说：

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雨迎着雾到朝鲜半岛的荒山野岭里去拍摄照片，我仍然肯定会选择这条道路——不管会不会因此得什么帕金森麻痹震颤病症。

1957年，病中的伯克—怀特，为《生活》杂志拍摄了最后一个摄影专题《特大的城市》。

1958年，帕金森病使伯克一环特全身瘫痪。5年后，她出版了以口述录音方式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我的自画像》。

三、尤金·史密斯的专题摄影

在专题摄影的发展过程中，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1918～1978）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把采用图片进行纪实报道的摄影专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史密斯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维契塔，少年时期，他经常用母亲的照相机拍摄照片。1934年，史密斯在一家名为《维契塔飞鹰》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张照片，这成为他摄影事业的开始。

两年后，史密斯的父亲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自杀。当地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对这一不幸事件大肆渲染。这种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使他决心捍卫摄影报道的真实性。

1937年，史密斯成为纽约《新闻周刊》最年轻的摄影记者。1939年，他又加入了《生活》杂志的记者队伍。

（一）《乡村医生》

史密斯在《生活》杂志发表了许多组专题摄影作品，其中，《乡村医生》以其“经典性”和“转折性”，成为摄影专题的经典之作。同时，它也是最能代表史密斯风格的作品。

这组专题，发表在1948年9月20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由28幅照片组成。专题的主人公名叫欧耐斯特·西瑞阿尼（Ernest Ceriani），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克丽姆林（Kremmling）的小镇中唯一的医生。他为了救治病人，经常废寝忘食，表现出崇高的奉献精神。

在拍摄中，史密斯注重表现这位医生的内在性格，刻画他的精神世界。整组照片，包括6个小标题。它们分别是：

1.在工作中自有乐趣；

2.他必须兼顾10多个科目；

3.危急病人常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4.为病人截肢；

5.一个老人在夜间死去；

6.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病人。

在这组摄影专题中，《暴风雨前的出诊》是一幅最精彩、最能揭示事件本质的“点题照片”。画面上，天空乌云密布，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但这位医生还是手提药箱，去给病人出诊。这幅照片，交代了人物的职业特征和他所处的艰苦环境。

为了避免整个专题的单调和沉闷，表现特定的气氛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史密斯在这组专题中，安排了两幅让人眼前一亮的“重点照片”—《手术之后》和《筋疲力尽》。这两幅照片，深入、细腻地刻画了医生全身心投入工作时的表情和神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筋疲力尽》，还被选为全组的“压轴照片”。

除了“点题”、“重点”、“压轴”照片之外，专题中还有一些“反衬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主题。

史密斯的《乡村医生》，是专题摄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摄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乐园之路》

史密斯拍摄的《乐园之路》，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这幅作品拍摄于1946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照片中，两个孩子手拉着手，沿着阴暗的林荫小道向远处走去。远处模糊的光点，仿佛象征着人类从此离开黑暗，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

史密斯在解释这幅照片的名字时说：

大部分人都以为有宗教涵义在里面，其实是献给音乐的。歌剧《乡村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首曲子就叫《乐园之路》……它是我对音乐和人性的礼赞，因为我认为它显示了希望。

《乐园之路》成为史密斯发表得最多的一幅名作。在由爱德华·斯泰肯主持的《人类大家庭》大型影展中，这幅作品被制作成大幅画面，放在显著的位置。

（三）拍摄“水俣”

史密斯的摄影报道，始终洋溢着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1971年，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名叫“水俣”的渔村，出现了一种怪病。患病者开始时四肢萎缩变形，接着全身痉挛，最后导致死亡。这种病在医学上找不到先例，于是称为“水俣病”。致病的原因，是由于当地一家化工厂，向海里排放了含有大量水银毒素的污水。村民们吃了受到污染的海鱼后，就染上了水俣病。

受害的村民联合起来，向化工厂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得到结果。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找到了史密斯，让他把这件事报道出去，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于是，史密斯和他的助手来到这个渔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拍摄了大量揭露真相的照片。史密斯的拍摄活动，引起了化工厂老板的恐慌，他雇佣了几名打手，对史密斯围攻毒打，几乎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但史密斯并没有因此而中止拍摄，他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

经过3年的努力，史密斯终于完成了拍摄工作。1975年，他从所拍的照片中选出175张，编成一本名为《水俣》的画册正式出版。这本画册，引起了人们对工业污染的重视，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防治污染的法律条文，化工厂老板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四、现代报道摄影的先驱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1898～1995），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纪录者，在他从事新闻摄影的近70年里，拍摄了100多万张底片，被人们尊为“新闻摄影的先驱”和“现代报道摄影之父”。

（一）《欢庆胜利之吻》

1992年，94岁的艾森斯塔特，在谈到47年前拍摄的《欢庆胜利之吻》时，感慨地说：

即使我到了天堂，人们都会记得我。也许他们会记不得我的名字，但他们都知道：有位摄影师拍过这么一张照片——在二战结束时，一位护士被一名水兵拥吻。每个人都会记得这件事。

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在《生活》杂志社的艾森斯塔特立即拿起相机，狂奔了几个街区，赶往纽约时代广场拍摄庆祝活动。在那里他发现，一名水兵抑制不住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亲吻他所看见的每个人。艾森斯塔特当即拍下了好几幅照片，《欢庆胜利之吻》就是其中的一幅。

这幅水兵拥吻素不相识的护士的照片，表达了人们渴盼战争结束的欢乐，并因此而享誉世界。

那么，艾森斯塔特拍的这名水兵和护士是谁呢？此后几十年中，竟然有40多名男子和至少6名以上的护士声称，自己就是当年的“剧中人”，有人甚至把他们的律师也带来了。艾森斯塔特本人也无法辨别真伪，因为当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四处抢拍镜头的他，根本无法把被摄者的名字一一记下。

1988年，艾森斯塔特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两位主人公一水兵佐治和少女利维。他和年逾花甲的他们再次来到纽约时代广场，并别出心裁地让女主人公穿上和当年相似的白色连衣裙，摆出同样的姿势又拍下了一幅照片，为《欢庆胜利之吻》这幅作品，添上了一段佳话。

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美国邮票公司推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其中一张，就是用《欢庆胜利之吻》印制而成的。

（二）见证历史的人

艾森斯塔特出生于德国，1913～1916年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课余自学摄影。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从事新闻报道摄影。

1936年，艾森斯塔特受聘于刚刚创刊的《生活》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拍摄的《美国西点军校学生》，被用作《生活》，第二期的封面。作为《生活》杂志的创始者之一，他伴随《生活》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从《生活》的诞生直到1972年该杂志停办。

艾森斯塔特一生中完成过数千次拍摄任务，报道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拍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艺术家、军政要人、影视明星，也有普通百姓。他的照片，强调客观、真实，被称为“艾西的眼睛”，被许多摄影杂志和图片选集所采用，仅《生活》杂志就刊登了2500多幅照片，其中有86幅被用作封面。此外，他还先后出版了13本著作。

艾森斯塔特身高不过5英尺多一点，被人们称为“拿照相机的小巨人”。他身材矮小，又坚持使用小型照相机和现场光拍照，采访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为他在公众场合抓取人物的表情和姿态，带来了很多便利。

晚年的艾森斯塔特仍坚持拍照，对摄影抱有巨大的热情。他曾这样说过：

我喜欢摄影，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拍照。在摄影的事业上，我永远不想退休。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老得实在走不动了，我还可以坐在椅子上，扶着三脚架，装上长镜头，拍拍天上的飞鸟呢！

五、美国黑人摄影师的“教父”

被誉为美国黑人摄影师“教父”的戈登·帕克斯（Gordorn Parks），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一个黑人家庭。与所有的黑人一样，帕克斯从小就体验到了贫穷和种族歧视，但他从不因此而屈服。

15岁之后，帕克斯开始了流浪生活，他当过铁路餐车的服务员，还当过旅馆的看门人。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才在华盛顿特区谋到一个新职业—美国农业安全局的摄影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后来，帕克斯为《时尚》杂志拍摄时装，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些遭受歧视的贫民。他接近他们，拍摄他们，创作了极具震撼力的作品。

1948年，帕克斯成为《生活》杂志的第一名黑人摄影师。他的第一个拍摄任务，是报道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帮派。在此之前，《生活》杂志曾让一名白人摄影师去做这项报道，但他无法进入黑帮的圈子里。作为一名黑人摄影师，帕克斯觉得自己有独特的优势，他决定去试一试。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帕克斯找到了哈莱姆区臭名昭著的“中城派”头目雷德·杰克逊。杰克逊同意帕克斯拍摄他的帮派，条件是让他坐帕克斯的新别克跑车。按杰克逊提出的“随便走走”的建议，帕克斯带着袖珍照相机，跟着“中城派”的人四处兜风，从而有机会多侧面拍摄到这一帮派成员的真实生活。后来，帕克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每当有事发生时，例如街头打群架或斗殴之类，我就迅速拿起我的小相机，在一帮少年挥动刀子棍棒时，拍下这个场面。

帕克斯拍摄的这些照片，成为反映纽约黑帮生活的代表性报道摄影作品，给他带来了很高的荣誉。

接着，他又再接再厉，拍摄了美国南方严重的种族隔离、纽约贫民区黑人家庭的苦难、巴西首都的流浪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8年，里根总统在白宫亲自向帕克斯颁发了国家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