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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整个部署。根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伺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如果敌人是一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如果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遭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排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 年拿破仑虽然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如果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 195。如果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 亚，而瑞典王储①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
① 即伯纳陀特。——译者
的。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使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我们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 1814 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196。
总之，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于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前进的根据，这些理由是：
-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宜于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一条
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如果两国的军队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前进， 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 分兵前进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 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
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因此，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进攻同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 1757 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够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有用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胖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既然胖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非常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如果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 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 1796 年战局
①，就可以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
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②在 1796 年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
段以外，奥地利统帅在 1757 年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
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 1796 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使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 1814 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本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果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小的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① 见注 27（第一卷第 331 页）。——译者
② 指拿破仑。——译者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 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虽然他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以前打败了它们。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个时刻起就感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197。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禽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是正确的。
- 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 但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如果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 如果敌国的人民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保持这个宽度，寓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可以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象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除了很明显是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198。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 但是已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
部分军队调了回来 199。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①的话，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拿破仑 1805 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 1809 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 200，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 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成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201。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 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 1806 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进攻。
如果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者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谨慎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可能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熬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该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呢？
因此，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 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是，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经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再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是，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
① 指彼得堡。——译者
军队才行动，如果行动是一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和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假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于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始终必须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 首先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其次，我们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而且要
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如果敌人的军队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仍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为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 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其他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恰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 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 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一般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的内容①，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具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管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也就是说，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 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即敌军主力）。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 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为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 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次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路上，那么，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我们以上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 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并不一定不能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 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将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进攻，占领
① 《战略进攻的目标》是第七篇第三章，但该章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译者
① 本篇没有这一章。——译者
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目标。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
这要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如果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通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 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不能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的时候，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到了进攻的顶点。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么很可能再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经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 而且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如果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
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 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 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
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 1812 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是象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前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和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他统率他的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
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过去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也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者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以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在 1812 年的战局中遭到巨大的还击就认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象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确保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很远的里加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经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象胖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
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 1812 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如果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情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不在于前进大远（因为这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是必须这样作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 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完全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正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但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使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 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如果人们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 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但他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可以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甚至在 11 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拿破仑在 1812 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犯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 即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果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
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根据，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进攻时，应该给各支军队规定各自的任务， 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应该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各方面进行这种打击，而不在于各个部分取得相应的利益。
如果敌人的防御同我们预想的不同，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由于任务过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容许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 否则，我们一开始就会失去获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多数军队已经失败， 或者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容许而且必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军队和部队来说， 如果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进攻地点去（这主要取决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则 也是适用的。
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 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又会怎样呢？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同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象在战术上那样有用。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尤其是这样。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该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根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 每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到整体， 次一级指挥宫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但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予以改变的情况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
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更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 年和 1794 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活），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 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努力。然而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战争进程所起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 年， 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摈进军①，但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如果普军是在尼德兰， 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经在 1787 年征服过荷兰②。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茵地区， 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上。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 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在 1814 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也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202。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别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是为了援助我们。第三种情况是，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 1813 年和 1814 年那样，把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 还是尽可能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
① 指 1792 年普奥联军进攻法国。见注 153（第二卷第 748 页）。——译者
② 见注 143（第二卷第 748 页）。——译者
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利益就很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而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必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在 1813 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各国政府采取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 这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比半分半合好一些。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 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经常是这样。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经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通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适于这样做的话），奥军在 1815 年战局末期和普军在 1807 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203。
至于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通常很容易这样做），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经指出过， 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一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销。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 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还要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该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良好的部队、大量的骑兵、谨慎和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宫应该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该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专门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一切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我们想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是，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制高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寻找国士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非常奇怪，他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而且， 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来理解战争。
在前几篇中我们已经一般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指出，它们的作用往往比根据流行的看法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能也不应该起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应该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①。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②、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种局面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那么，它们是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的。因为不管法国多么强大，仍然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陷落，资源不足，而且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有力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它所处的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败，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不算它们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万人。这些国家为了对法国进行一次真正的战争，可以提供的军队如下（这里的数字是毫不夸大的）：
奥地利⋯⋯⋯⋯⋯⋯⋯⋯⋯⋯⋯250,000 人普鲁士⋯⋯⋯⋯⋯⋯⋯⋯⋯⋯⋯200,000 人德意志其他各邦⋯⋯⋯⋯⋯⋯⋯150,000 人尼德兰⋯⋯⋯⋯⋯⋯⋯⋯⋯⋯⋯75,000 人英国⋯⋯⋯⋯⋯⋯⋯⋯⋯⋯⋯⋯50,000 人
总 计 725,000 人
如果它们确实能够动员这样多的军队，那么就很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因为即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也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军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作为要塞守备部队和建立补给站，用来监视海岸线等等，那么，毫无疑问，联军在主要战区内很可能占有巨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主要的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这里，从国境到首都只有三十普里。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如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都有适于针对这里展开的配置地点，它们中间有的就在这个地区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区的背后。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则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它们自然的进攻方向是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者奥尔良。从尼德兰和从上莱茵地区出发的这两个进攻都是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是指向敌军重心的，全部敌军必然都可能分布在这两个地点。
只有两点考虑同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是有矛盾的。
奥地利可能不愿意让意大利毫无掩护，它总想自己在那里控制局势。因
① 本篇没有这一章。——译者
② 德意志邦联成立于 1815 年，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三十五个邦国和四个自由市。但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意志邦联只是指德意志其他各邦，不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内。——译者
此它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进攻来间接掩护意大利，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它的这个次要意图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要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把这个已经尝试过多次的陈旧的想法同这个次要意图联系起来，为此在意大利保留大量军队（仅仅为了防止在战局第一阶段遭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这么多兵力的），那么，就会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违背统一计划、集中兵力这个主要思想，在意大利就只应该保留在战局第一阶段防止极端不利所需的兵力，就不应该从进行主要行动的军队中抽出更多的兵力。如果想在罗呐河地区进攻法国，那就等于想抓住刺刀尖举起步枪。进攻法国南部即使作为次要行动也应该反对，因为这种进攻只能激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凡是对遥远的地区的进攻，都会使本来不起作用的利害关系和活动发生对我们不利的作用。只有实际情况表明，留在意大利保障安全的军队数量太多而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应该少到情况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只要能够保障奥军不致在一次战局中丧失整个意大利，那就已经足够了。在我们这里的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定为五万人。
另一点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滨海的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拥有霸权，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它或多或少要派兵加强守备力量。不管这种守备力量多么薄弱，法国的边防线也将因而增加两倍，为此就不得不从作战的军队中抽出大量兵力。如果英国用两万或三万人的登陆部队威胁法国，也许就可以牵制比这个数量大一倍或两倍的法军。同时，法国不仅需要派出军队，而且舰队和海岸炮台还需要金钱和火炮等等。我们假定英国为了这一目的使用二万五千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将十分简单，其内容如下： 第一、在尼德兰集中：
普鲁士军队⋯⋯⋯⋯⋯⋯⋯⋯⋯200,000 人尼德兰军队⋯⋯⋯⋯⋯⋯⋯⋯⋯75,000 人英国军队⋯⋯⋯⋯⋯⋯⋯⋯⋯⋯25,000 人北德意志各邦军队⋯⋯⋯⋯⋯⋯50,000 人
总 计 350,000 人
其中大约五万人作为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其余三十万人向巴黎前进， 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
第二、二十万奥地利军队和十万南德意志各邦军队集中在上莱茵地区， 以便同从尼德兰方面进攻的军队同时前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何推进，也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两个方向的进攻也许可以在卢瓦尔河合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已经确定了；我们还要谈的，主要是同消除错误观念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统帅应该努力寻求计划中的主力会战，争取在能够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兵力对比和有利条件下进行主力会战。为了这个目的，统帅应该不惜牺牲一切，在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该尽量少用兵力。如果象施瓦尔岑堡在 1814 年所做的那样，一踏进敌国就象离心的射线那样向四处分散，那就会
遭到彻底的失败。联军在 1814 年所以没有在头两个星期内就遭到彻底的失败，只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软弱无力的缘故。进攻应该象一支用强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该象一个逐渐膨胀而最后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应该让瑞士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一个良好的依托点。如果瑞士遭到法国的进攻，它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进行这种抵抗的。最愚蠢的想法是认为瑞士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所以它在地理上能够对战争起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某些少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但是瑞士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本国的心脏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法军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施瓦本进行强有力的进攻。因此，瑞士地势很高更不能看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在战略范围，制高的利益主要是在防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进攻来说，剩下的一点重要意义只能在某一次攻击中表现出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透彻的思考，如果将来在当权者和统帅的会议上，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参谋忧心忡忡他说出这番聪明活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申明，这是毫无价值的胡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会议上有老练的军人，有通事达理的人出席，以便堵住这个参谋的嘴吧。
第三、这两路进攻军队之间的地区，我们几乎可以不去管它。六十万大军集中在离巴黎三十到四十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心脏进攻，在这种场合，难道还要去考虑掩护中莱茵地区的问题，从而掩护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反常识的。是否需要掩护交通线呢？这倒并不是不重要的。然而，人们可能从这里开始作逻辑上的推论，认为掩护交通线必须用进行进攻那样大的兵力并具有进攻那样的重要性，因而不是根据国家地理位置必然的要求分两路前进，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前进，然后这三路也许又变成五路甚至七路，于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又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两路进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乒力很有可能显著地超过对方的兵力，如果每路进攻都十分有力，那么，它们只会互相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敌人的兵力没有平均分布，我们的进攻因而有一路失利了，那么，完全有理由可以期待另一路进攻的胜利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 这是两路进攻之间的真正联系。这两路进攻之间距离很远，日常的小事件之间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发生相互作用的，因此，直接的，或者说直线的联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同时，本国心脏受到进攻的敌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值得担心的是受别动队支持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敌人可以不消耗正规部队就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只要从特里尔向兰斯方向派出一个骑兵为主的军，有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也就可以了。这个军能够击败任何别动队，并同主力齐头并进。它不必包围要塞，也不必监视要塞，而只要从要塞之间通过，不必占领任何固定的基地，如果遇到优势的敌人，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回避。它不会遭到重大的失败，万一遭到失败，对整体来说也不是重大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军大概就足以成为联系两路进攻的中间环节了。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即意大利的奥军行动以及英国的登陆部队的行动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如果它们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 就基本上达到了它们的目的。无论如何，两路大规模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绝对不应该在任何程度上依靠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坚信，如果法国再想狂妄地采取傲慢态度，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那样压制欧洲，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打败法国，使它受到惩罚。只有在巴黎那
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获得保障欧洲安宁所需的条件。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七千五百万人对三千万人的自然对比关系才能迅速地表现出来，才不会象一百五十年来那样，从敦刻尔克到热那亚的各国军队象一条带子那样围着这个国家，它们追求着四五十个不重要的不同目的，这些目的中没有一个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特别在联军中不断产生并反复出现的怠情、阻力和外来的影响。
读者自然会看到，德意志邦联的军队目前的部署同这里所要求的部署是多么不同。在目前的这种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土和奥地利却被这个核心所削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分量。但是，一个邦联在战争中是一个很脆弱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不可能设想有什么统一、毅力， 将帅的合理选拔、威信、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上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是支撑点， 是刀斧的最强部；它们是久经战争锻炼的君主国家，各有自己特定的利益， 各有独立的军队，它们是其他各邦的盟主。一个组织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特点作为根据，而不应该以关于统一的虚伪的主张作为根据。在目前情况下，统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谁要是追求不可能的事情而忽视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