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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自主研制
- 刘从军决定：“改进‘红旗1号’地空导弹，以完成新型导弹的研制任务。”
- 一位主任风趣地赞誉丁振宗：“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
- 工厂的生产秩序虽不正常，但在沈世绵厂长和院机关冯学伦带动下，工人师傅们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成功研制红旗系列
1960年，中央要求对国防二院地空导弹研制部门，配合空军尽快采取应急措施，改进现有的地空导弹。
当时的国内外背景是：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已签订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开始进入困难时期；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而且支持台湾，不断派遣各类侦察飞机，对我国大陆进行骚扰侦察。
针对美国的无耻行径，我人民空军英勇作战，多次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和高空侦察气球。这样一来，美国的老式侦察机不敢窜扰大陆了。但此后不久，美蒋又推出了最新式的高空高速侦察机、间谍机。
由于这些最新式的高空高速侦察机、间谍机的性能优越，我国当时的武器装备很难有效地对付它。
中央的任务下达后，时任国防二院院长兼地空导弹研制室的刘从军决定：
改进“红旗1号”地空导弹，以完成新型导弹的研制任务。
经过分析计算，刘从军他们会同作战使用部队，提出了各种改进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导弹的作战空域。”这就是说，要提高导弹的飞行速度，延长作战斜距，提高射击高度。
为此，就需要提高一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和二级液体燃料发动机的性能，同时，制导系统也要做相应的改革，以提高命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红旗1号”地空导弹的一级发动机，俗称助推器，采用的是装填式双基火药柱，每台发动机的装火药柱是14根。
分析结论是，如果能在发动机壳体等结构件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多装一根或两根火药柱，就会使推力大大增加。
理论计算表明，原批次的发动机壳体的强度足够，完全可以增加药量。而且，弹体结构空间经过调整后，完全可以增加药量，但必须改变原来的装药架和药柱的装填方法。
这一改动，却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红旗1号”导弹的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原有推力就有40多吨，如果在增加装药量，推力虽然加大了，但就有可能在点火时出现爆炸事故。
当时，二院没有固体发动机试车台，点火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到哪里去找固体发动机壳体，刘从军他们也还没弄清楚。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从军他们找了一些发射过、但未损坏的发动机壳体，代替做导弹试验。
缺少新的火药柱，他们就重新加工修复原有的火药柱。
与此同时，刘从军他们因陋就简，在京郊燕山脚下的小水库边，建了一个简易试车台。为确保试验安全，大家在“试车台”周围用上百条草袋装满了沙子，筑起了防爆墙。
虽说刘从军他们几十个工程师都不是搬运工，更不是泥瓦匠，但筑起防爆墙来还有模有样的，干劲十足。
后来，刘从军他们回忆这件事起来都感到后怕。因为那是在和几百公斤的大炸弹打交道啊！
6月的北京，昼长夜短。为了确保安全，点火试车的前一天晚上，刘从军他们连夜对发动机壳体进行强度试试验。
试验做完的时候，天已快亮了。20多位工程师劳累了一夜，但个个个仍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意。
随后，他们把几百公斤的钢质发动机壳体迅速装上车。车队由南郊驶向北郊，向燕山脚下的试验地进发。
到了目的地，已是中午。大家立即着手卸车，头顶烈日，用肩扛，用手搬。
随后，刘从军他们把发动机用大螺栓固定在台子上，把15根火药柱装到壳体里，并展开测试仪器，架好通讯指挥设施，把安全措施部署好。
一切刚就绪后，已日近西山。这时，大家才稍得闲暇，注意到试车台旁的湖水。但见湖水清澈见底，夕阳西下，山影倒映其中，格外好看。昼夜劳累，已是不在话下。
大家就想，被汗水捂了一天了，要是跳下去洗个澡该多好。正这样想着，只听指挥员一声号令。
全体参试人员立即各就各位，等待点火的命令。
点火的口令刚落，发动机喷出10多米的火舌，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在山谷里经久回荡。
成功啦！
成功啦！
大家异口同声喊出来。从此，我国的第一代地空导弹的一级固体发动机就开始装了15根火药柱。
1968年，一种新研制的中高空地对空导弹即将进行定型飞行试验。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好几年前就提出立项研制的高空高速靶机，此时连个影子都没有。
找谁去要？向谁写报告？谁都没有顾及这个问题。即使有个别领导人，个别有关单位关心这件事，但因为这不是小事，要开会协调，需要论证方案、需要立项投资等。
谁都知道是急事，谁都没办法落实。怎么办？时任导弹研究所长的刘从军决定：先自己干起来再说。
于是，刘从军组织技术人员论证，大家认为：
用“红旗2号”地空导弹改成靶机，是唯一多快好省的技术途径。
初步设计方案出台以后，刘从军他们找了试制工厂，并征求试验基地意见，大家都非常支持刘从军他们的方案。
说干就干。刘从军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日夜奋战在生产第一线。
在当时，根据预定方案，靶弹上要装一种叫做自毁装置的设备，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炸弹。这个装置的作用是，万一导弹没有把靶弹击落，该装置就起爆，把靶弹炸成碎块，以免给造成事故。
可是上哪里找合适的“炸弹”？他们想，还是那句话：先自己干起来再说。
于是，工程师靳殿忠自告奋勇地承担造“炸弹”的工作。他和几位队员弄来“炸弹”外壳、炸药和雷管等器材，开始制造。
有一天，刘从军到靳殴忠的办公室去看试制情况，一进门，他大吃一惊。
原来，靳殴忠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和专门装药的设备，居然在办公桌上用手工的办法给“炸弹壳”装药。所幸没出什么事！
第一批试验炸弹就这样试制完成了。
与此同时，飞行试验基地的周顺仁主任、齐全信副主任，以及基地一站的同志在茫茫戈壁里，时而顶着飞沙走石的狂风，时而顶着火烤一般的日晒，为发射靶弹开辟了新的发射场地。
导弹飞行试验，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
靶弹发射，呼啸着按预定程序，在高空转入平飞，飞行速度每秒钟1300米。
导弹的制导站截获目标：“跟踪正常！”
导弹快速向目标飞去。随着一声巨响，靶弹被击落看。该靶弹是发愤图强精神的硕果，因而被命名为“图强1号”。
发愤图强精神在继续。
1970年，新研制的高空远程地空导弹“红旗3号”，开始在基地进行定型试验。
“红旗3号”是针对美国新的间谍机SR–71研制的新导弹。它的技术指标比较高，抗电子干扰的招数也比较多。
仅就高度而言，“红旗3号”的射高可以打到3万米。定这个高度，是因为当时美国再三声称SR–71能飞3倍音速，其最大高度可以到3万米。
事实上，后来证明：SR–71间谍机的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2.4万米而已。
定型试验一般要打10多发甚至几十发导弹，来检验导弹在杀伤区各边界点的杀伤概率。
于是，刘从军带队进入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时好时坏，有时命中率很高，有时命中率很底。特别是在2.2万米高度以上，其命中偏差很大，常常偏离弹靶达到150米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刘从军等人经过各种理论分析、模拟和计算认为，命中偏差很大的原因在于：
第一，导弹飞到两万米以上时，各控制舵面的效力下降，导弹偏离弹道时难以纠正回来。
第二，弹体各部位的质量沿径向分布不均匀，导致这种偏离更加严重。而且，这种偏离是摇摆式的，如果摆回到理论弹道时，正好与目标遭遇，那么命中率就高，反之则低。
可是，分析归分析，模拟归模拟，到底“红旗3号”导弹质量分布沿径向是否真的不均匀？哪个方向多，哪个方向小？这需要在导弹上找到准确数据。
当时，刘从军带领的试验队在基地已经工作了一个月。试验不顺利，生活又艰苦。
刘从军和愿意坚持的队员决定继续干下去，大家发誓非要摸出个结论为止。
于是，刘从军、工程师杨安生和发射基地的刘工程师3个人利用各种器材，做了一个非常灵敏的称重设备。
他们把几百公斤的导弹，水平悬挂在一个类似秋千的大铁架下，分4个区域进行称重。
大家反复做了很多次称重试验之后，发现导弹的质量的确分布有问题，而且他们还确定了弹体各区域质量的具体数据。
随后，刘从军他们带着这些问题，返回了北京的研究所。针对这些问题，他们马不停蹄的进行了改进。
不久，一批改进后的“红旗3号”导弹试制出厂了。刘从军他们急忙又奔赴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果然，飞行试验进行得非常顺利。
中央下达的改进地空导弹的任务圆满完成。面对这样的结果，刘从军他们异常高兴。
就这样，“红旗3号”地空导弹终于定型了。
研制新型固体发动机
1971年初，由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代全固体动力装置的海防导弹，即“鹰击8号”导弹，其主发动机研制论证工作开始。
“鹰击8号”的主发动机是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工作时间长，又是采用长尾喷管结构，系国内首创。
“鹰击8号”导弹研制过程和大多数导弹一样，也是由动力装置先行的。
工作时间长、长尾喷管结构的主发动机研制成功，是制定全弹技术方案的基础，也是全弹性能先进的条件。
“鹰击8号”导弹是刚走完仿制阶段，开始进入自行研制与设计的第一个飞航式导弹武器。
三院要求，“鹰击8号”导弹的性能，要与国际上同类型的先进导弹，例如法国的“飞鱼”导弹相接近。
相继参加“鹰击8号”导弹主发动机研制工作的，有常敬基、郑炳森、周大民、程汉杰几个人。在国防部五院成立时，他们都刚20来岁，分别在北航、南航和“军工”等几所设有火箭专业的高等院校学习。
丁振宗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在学校他们都不是学固体火箭专业的，以前也没有参加过固体火箭研制实践，必须从头学起。
首先是向书本学习。
从接受任务开始，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认真的系统学习，凡是能找到的书刊资料，他们都逐一研读。凡是与导弹发动机关系紧密的，就重点钻研。每个人都积累了二三十本技术资料和学习笔记。
其次是走出去，向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和单位请教。
为了学习和工作，他们和国内的30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在那几年中，这些单位给了丁振宗他们很多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其三，就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
开始那几年，每天晚上只要不加班工作，他们都要坚持学习。
正是通过这种种顽强的努力，丁振宗他们终于对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知识，从不懂到懂，从懂得较少到懂得较多，从没有经验到积累了一些经验，从外行到比较懂行。
搞出的武器，必须是海军所急需的。为此，丁振宗他们还去海军所属几个单位做调查。
建国以来，我国的海军从小到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底子薄，我国海军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差距就更大了。
参加调查的人员，受到海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海军对丁振宗他们研制新型导弹很支持。
他们指着上20世纪30年代的苏式火炮说：“最大射程也是20公里，在现代战争中，这个距离无异于拿炸药包去炸敌人碉堡。”
确实如此！这种火炮在风平浪静时，命中率只有1%至2%。在3至4级风浪中，打2000发竟然一发不中，连吓唬敌人的作用都起不了！
已装备海军的“上游”型号导弹是仿苏20世纪50年代的产品，由于它的动力装置是老式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在实战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因此，海军迫切要求丁振宗他们研制一种命中率高、使用维护简便、战术性能比“上游”型号好的小型导弹，以装备我们的海军。
在海军机场，指战员指着国产“强五”飞机说：“这样好的飞机，如果配上先进武器，就如虎添翼。”
经过论证，丁振宗他们要研制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工作时间需要3分钟。
这在当时，无疑是个“迷人的指标”。但是，以我国当时固体火箭的技术水准，对丁振宗他们来说，要想达到这个指标，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要知道，当时国内试验过的固体火箭，最长的工作时间就是60秒钟，并且尚未成功。已经成功使用的，多数都是几秒钟。
工作时间要达到3分钟的新型固体动力装置能否搞得出来，人们都表示怀疑。说老实话，丁振宗他们自己也没把握。
丁振宗他们想：
我们是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火箭技术专业人员，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我们这些人的肩上。我们不干谁干？完成这项任务，对我们来讲是责无旁贷的。
当方案确定后，丁振宗他们几个年轻人决心从头学起，自己试一试。也正因为年轻，所以身上没有包袱，不怕丢面子，不懂就学，失败了再来。他们决心承担这个风险。
新型导弹研制一方面是急需的，另一方面，研制任务不能纳入计划，物资器材得不到保证。一切要靠丁振宗他们自己动手，土法上马。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第一步是生产试验发动机。发动机没有导弹壳体怎么办？
他们找到了另一型号的助推器的废壳体，打中间—锯，变成两个。“导弹”前、后封头也没有，他们就到有经验的工厂去学，然后回来自己搞爆炸成型，制造前、后封头。
爆炸成型没有模具，他们找来废钢墩，请别的单位工人师傅帮助加工。
起初，丁振宗等人对爆炸成型的药量、吊高等技术问题掌握不好，他们又多次走出去请教。经反复试验，爆炸成型成功了。
发动机用的药柱配方，比原来的燃速要低。低燃速装药，三八九厂已停产多年，丁振宗只得去求助西安的八四五厂。西安八四五厂装配发动机没厂房，丁振宗等人就在露天干。
在用汽车吊装药柱时，汽车排出的燃气，可能引起火药燃烧或爆炸，他们就用钢管连在汽车排气管上，把燃气引到较远的地方去，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发动机要试验，没有试车台，他们就把发动机竖起来，半截埋在地下，喷管朝上进行试验。
为了防止发动机爆炸飞出，他们就用钢丝绳把它拴在附近的树上。
就这样，丁振宗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研制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973年10月19日，我们第一次摸底试验用的发动机试车成功，工作95秒钟。
试验前一个晚上，丁振宗他们每一个人紧张得通宵没睡觉。试验成功后，大家又高兴得一宿没睡着觉。
整个研制过程中的一切工作，他们都得亲力亲为。无怪乎人们说，他们既是设计员，又是工艺员；既要管产品设计，又要跟班劳动；既参加产品制造，又参加产品试验。
这只能说，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而这种状态却是不正常的。
正当研制工作进入高潮时，常敬基的大孩子一只眼睛不幸受伤，去了好几个医院都未能完全医好，几近失明的程度。
在这期间，常敬基除去带孩子看病外，始终坚持工作。常敬基的爱人在干校，3个孩子全由他一个人带，既当爸爸，又做妈妈，但他仍和大家一样坚持工作。
郑炳森患高血压，爱人在市内工作，孩子又在别处入托，一家3口，3个地方，但他从不因家庭困难而影响工作。
有一次，郑炳森去西安出差，他知道生产厂等着材料用，第一天乘飞机到达后，立即再转乘汽车赶到咸阳。第二天就取回急用的胶囊材料，并签订了有关合同。返回时，买不到卧铺车票，连硬座票也没有，他就站着回到了北京。
另外还有两位队员长，长时间夫妻两地生活，既要过问孩子，又要照顾老人，还要关心妻子。
尽管那时不上班的大有人在，但丁振宗他们没受这种影响，始终坚持工作。
由于工作繁忙，家务事又总得分心，没几年，大家的体质都不同程度地降了下来。
另外，搞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是有人身危险的，—是容易中毒，损害身体健康，二是容易爆炸伤人。国内外已有不少事故先例，所以当时有不少人不愿意干，也有些人劝丁振宗不要干。
但是，为了国防，丁振宗他们没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照样干。
有一次从内蒙往回运药柱，因为没有保险箱，火车不让托运。为了早日试验，他们就自己钉了木箱，用汽车运了回来。
还有，发动机喷管内衬玻璃钢需要再经机械加工，当时厂房没有通风设备，粉尘污染严重，容易中毒，工人师傅和丁振宗他们戴上几层口罩，照样坚持工作。
发动机药柱端面需要切成漏斗形，没有机械加工条件，只能由人工用刀切，而当时他们又从没干过，搞不好就要出危险，但大家谁也没被吓倒，摸索着与工人一块儿干。
发动机试车离太远，用热电偶测不准，而且当时丁振宗他们没有热电偶，也没有别的测温设备。为了取得这个重要数据，他们们就在发动机将要熄灭时，拿着表面温度计飞跑过去直接测量，根本顾不上燃气中毒和其他危险了。
1975年1月，丁振宗他们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再次成功，工作时间超过200秒大关。
副院长梁守槃当场表示：“这已大大超过了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一位非常了解他们几个人的室主任，也风趣地赞誉这些年轻人：“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
就这样，“鹰击8号”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难关，被几个年轻人攻克了。
1977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鹰击8号”超声速反舰导弹研制方案，鲍克明、路史光、姚绍福先后任总设计师。
“鹰击8号”采用两级固体发动机，具有超低空掠海飞行、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一弹多用和小型化的特点。
1985年9月，“鹰击8号”进行导弹装快艇的设计定型试验。“鹰击8号”共有装备飞机、舰艇的5种型号。
“鹰击8号”在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上亮相时，外国人惊呼：“中国有了‘飞鱼’导弹！”
成功研制新型导弹
1971年8月，宣平回到北京七机部三院第三设计部总体室，并且官复原职，担任总体设计室副主任。
设计部主管技术工作的副主任曹柏桢在他回来之前，就已经找军管组组长王日升询问过：“宣平是否能搞型号？”七机部的科研人员都习惯地把导弹武器系统简称为“型号”。
王日升说：“宣平能搞型号，我了解他。”
宣平回到北京后，在几位研究室领导分工时，他主动地选择了“海鹰2号”导弹武器系统设计定型的收尾工作。
“海鹰2号”即是世界闻名的“蚕式”导弹，是在著名航天专家梁守槃副院长亲自领导下，憋着一股子劲，用不到5年的时间研制成功的，共有11发。这11发“海鹰2号”在飞行试验中，有10发成功地命中靶标，完成了设计定型工作。
七机部领导把收尾工作这个任务，交给了宣平他们这个工程组来完成。宣平接受的设计定型收尾工作，包括图纸资料的标准化、国产化和革命化，以及导弹环境试验及生产定型。
收尾工作中，主要一项是进行“海鹰2号”全武器系统极端高温、极端低温和极端高湿度条件下的试验。
由于科研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利用自然条件，在东北地区做低温试验，高温高湿试验时，就在海南岛最南最湿热的地方进行。
宣平他们依靠设计人员、工人老师傅和海军军人，积极自觉性地去完成任务。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自己联系火车车皮，自己押运。
每次遇到长途铁路运输，设计人员就“下榻”在闷罐车厢内，吃喝拉撒全在平板货运车上。冬天天气在零下30多度，酷暑也是三十八九度，真是够受的。
尤其是在海上运输时，南海的浪涌将运弹的登陆艇猛地高高举起，突然又将它抛入低谷。当时，多数人员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能动弹。
有一次，宣平他们遇到12级海浪，甲板被挤压得咯咯作响，不能继续行驶，只能停泊在海面上，等待风浪自然过去。
在进行极端高温高湿试验时，导弹在发射架上以值班状态矗立着。7月底，高温高湿是理想的试验环境，在太阳的直射下，弹体表面温度高达七八十度，舱内温度就更高了。
日落后，宣平他们立即把导弹运回坑道内做弹上设备的性能测试。他们发现，由于湿度太大，结下的露水使电气设备短路而烧毁。
另外，试验进行一年后，有些设备和电缆因受到海上盐雾的侵蚀而发霉。
根据这次试验的结果，他们对导弹系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并将导弹运回总装厂检修，然后，在海军试验基地重新进行飞行试验。
在这次飞行试验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故障：导弹起飞后助推器未按时脱落，但令人意外的是，导弹带着助推器一块命中了目标。
这一问题的出现，迫使宣平他们对以往出厂的全部导弹进行了检查和维修。此后不久，环境试验胜利结束。
就这样，在长达近两年的试验中，所有的参试队伍也受到了高温、高湿“试验”。
当时的海南岛还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交通不方便，不是乘公用长途车，就是搭乘卡车，海南的红土路使他们下车时都变成了“红脸关公”，红脸上还流淌着一条条的汗水，大家互相指着对方大笑。
试验队的伙食选择更有限，成月成月的都是空心菜、苦瓜和花生米。
宣平他们住在军营，半尺长的蜈蚣在屋里屋外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厕所在野外，去的路上，经常就看见蛇蝎穿行而过。于是，大家去厕所时，必须拿一根长棍“防身”。
尽管这样，宣平他们也喜欢上了海南岛美丽的热带自然风光：高耸的椰子树、英雄树和面包树，这些植物爬满了山路。还有碧蓝的海水和海里白色的、粉红色的海石花。
另外，海边各色各样的贝壳，黎族人民的部族生活，包括他们曾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无不留下美好的、充实的、惬意地回忆。
就在宣平他们对“海鹰2号”进行收尾试验的同时，“海鹰2号”的改型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海鹰2号”的改型工作，主要任务是将它的末端制导无线电雷达改为红外末端制导雷达。
之所以需要进行这样改进的必要性，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得到了证实。
早在1967年10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海军舰艇发射了6枚“冥河”舰对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首创了导弹击沉军舰的纪录。
但是，在此后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采用电子对抗，干扰“冥河”导弹的无线电制导设备，致使埃及、叙利亚发射的几十发“冥河”导弹无一命中。
鉴于埃、以战争，我国海军方面要求宣平小组在设计导弹武器系统时，一定要具备抗干扰的能力。
“海鹰2号”采用红外末端制导是抗电子干扰的措施之一。由于没有现成的红外制导设备供“海鹰2号”使用，三院设在天津的八三五八所，承担了这项研制任务。刚开始研制“海鹰2号”的时候，第三设计部就已向八三五八所提出了“红外末端制导装置”的课题任务书。
八三五八所的副所长钟任华是一位著名的红外技术专家，他带领着一批年轻的精兵强将，排除各种干扰潜心攻关。
经过摸索，八三五八所做出了以硫化铅元件为探测器的红外头样机，但在海上试验后，否定了这一方案。
钟任华又重新开始以锑化铟元件为探测器的红外头方案设计，并做出了样机。经过海上试验表明，其性能达到了规定的技术指标。
在此基础上，钟任华即着手准备将红外头装到“海鹰2号”导弹上进行飞行试验的工作。
在三院计划部部长吴之桢和处长林景亮的具体领导下，三院下决心、费大力组织了一个40多人的技术队伍，到天津八三五八所进行红外头与弹上、地面各系统性能协调与结构协调的联合试验。
这支试验队是领导组织来的，同时也都是一些想干点事业的人。所以，在两个月的试验中，宣平他们兢兢业业，群策群力，为攻克每一项难题而努力。
在工作中，大家苦中取乐。住的条件差，有时睡骡马店，10个人一张大床。有时睡澡堂，在街上直等到晚上22时才能进去，早6时前必须离开。
在这次试验中，他们发现了红外制导设备的不少问题，也共同解决了很多难题。试验结果令人满意，这就更激起大家的工作热情。
此后不久，宣平他们在北京做了第二次联试验。这次的试验结果，更接近于导弹飞行状态。
为了部队使用方便和降低使用成本而进行的技术革新，经过多次试验，证明可行。
这次联试之后，导弹总体所对红外制导设备进行了验收。紧接着，宣平他们带着各自设计的图纸到导弹总装厂开始3发红外弹的生产与装配。
工厂的生产秩序虽不正常，但在沈世绵厂长和院机关冯学伦同志带动下，工人师傅们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1975年底，首批3发装有红外制导设备的导弹，即红外弹完成了总装生产任务，并运往海军试验基地。
海军要求：这3发红外弹，必须要在海水封冻之前完成飞行试验。
试验期间，八三五八所所长钟任华和宣平为技术负责人。他们相互尊重，认真负责，以任务为重，从不扯皮。他们俩与海军试验基地的同志，共同探讨，也很融洽。
他们想通过这次飞行试验，证明反舰导弹可以采用红外末制导。这也是对宣平他们几年来工作的考核，所以他们的心情始终很紧张。
发射前夕，第一发导弹在发射阵地检查时，发现了故障。
发射架离海边只有几米远，设计员和海军基地的人员有的骑在弹上，有的在弹的周围，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排故障。
手冻僵了拿不住工具，鼻涕流下来就结成了冰凌。夜幕降临后，海风呼啸，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在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下，大家继续排障。
故障排除后已是后半夜了，多数同志就在附近简易的民房里和衣过夜。
6时，天刚蒙蒙亮，宣平他们召开了现场会，研究是否可以做发射试验。
宣平与几位设计员商量后，代表三院大胆地表态：“同意发射。”
据宣平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使用这么大的权利。要知道，一发遥测红外弹，仅造价就需要70多万元，幸运的是，这一发弹按试验要求，飞完了全程。
这次首批3发弹飞行试验，取得了两发飞行成功的好成绩。第三发导弹未能捕获目标，这一失败提醒宣平他们，不要因胜利冲昏了头脑，要冷静地找问题，改进红外制导头系统的设计。
回到北京后，三院为宣平他们召开了表彰大会，宣平还戴了大红花。
随后，他们着手进行“海鹰2号”改型的研制。
从1975年到1977年夏，我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北京长时间搞防震，大家都为国家前途忧虑。
就宣平个人的境遇来讲，他的母亲去世了，而他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他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所以对工作影响很大。
看到这种情况，总体部的领导和同事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希望他再次抓3发改型弹的总装和出厂测试。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3发改型弹完成总装和出厂测试。随后，宣平他们带着这3发红外弹，进入海军试验基地试验。
这次试验又是前两发弹成功地命中靶船，第三发出现了故障。在后来的故障分析中，结合上次飞行试验中第三发弹的失败，他们终于查出了故障的真正原因，为后来的定型试验成功奠定了基础。
为此，三院为他们第二次成功开了庆功会，宣平又一次戴了大红花。
1980年，试验队带着7发“海鹰2号”红外弹奔赴试验基地，进行设计定型飞行试验。
按照飞行试验大纲规定，如果7发弹有7发命中靶船，则认为定型试验成功。
按大纲，7发弹根据不同的试验射程，安排在不同的发射场地发射。虽然大家觉得成功是有把握的，但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第一发弹起飞后飞行得很漂亮，靶船在海上按要求航行，但在红外头开始工作时，导弹突然大转弯，未能和靶船相遇，出师不利。
大家回到宿舍后，一方面查资料，跑电路，另一方面查遥测数据。直到第二天上午，实测发射架电路后，确认了故障来自发射架电路设计错误。
经过这个挫折，大家仍充满信心地准备余下的6发弹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除一发弹由于高度表故障导致失败外，其余5发弹都飞得很好，均符合大纲的要求。
试验期间，有时飞行试验安排在晚上，导弹上安装着点燃的曳光弹，就像仙女提着灯笼在海上飞行。
最后一发弹创造了令大家欣喜的奇迹，直接打翻了靶船，为宣平他们的定型试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随着导弹自主研制的硕果，我国战术导弹逐步走向系列研发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