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决策

• 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明确指出：“五院的建院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其他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 王铮强调：“制定规划要突出一个特点，就是要把上海搞成一个中间性的试制基地，上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试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基地。”
• 赵世愚得到肖卡的通知说：“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路过上海，他们很关心上海新技术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中央决定研制导弹

1956年10月，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明确指出：

五院的建院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其他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1957年9月，聂荣臻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谈判，要求苏联对中国的导弹事业提供援助。

10月15日双方签定了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在1961年前，向我国提供4种导弹。其中包括一种岸舰飞航式导弹。

同年10月15日，我国又派出苏振华率领的海军代表团赴苏谈判提供飞航式导弹。

1958年2月4日，中苏双方签定了协定，协定包括苏联向我国提供542型岸舰导弹，544型舰舰导弹，1060潜地导弹。

在签订提供导弹技术的同时，还签定了苏方向我国提供629型艇、205型艇和183P艇的协定。

这就是当年所谓的“三弹三艇”协定。当时的苏联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也希望我国形成强大的海防体系，解除来自其远东地区南翼的威胁。

在当时，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只有一些要塞地域部署有早期海岸炮。面对西方阵营海军舰艇射程达30公里以上的舰炮，这些射程只有10多公里的早期海岸炮显得力量非常单薄。

例如，1944年，美国和英国海军配合诺曼底登陆时，他们的战列舰、重巡洋舰多数在距海岸20公里左右，对德军进行炮击，使德军大量部署在大西洋壁垒的海岸炮几乎没有还手余力。

作为岸防导弹，射程要比舰艇导弹远才能使敌方舰艇不能接近海岸，从而保护海岸要塞或临海城市等要地。

这种远程导弹完成部署后，不仅能依靠海岸火力将大型水面舰艇拒于其火炮射程外，还能采用携带导弹的小艇出到岸舰导弹的射程极限附近，攻击远离海岸的对方舰艇编队。

因此，要想真正建立强大的岸防体系，寻求有效的海防武器成了我海军岸防部队当务之急。

“三弹三艇”协定签订后，1959年中期开始，苏联向我国先后运送了导弹和相关技术资料图纸等。

542型导弹前鼻锥内装的雷达其实是米格战斗机上雷达的测距接收机的改进型号。这种接收机对于引导飞行员对向搜索的精度十分高，而作为半主动制导的雷达接收机却精度不足。

由于弹上雷达接收机和机电式控制系统精度不足，542型导弹的命中率历来很低。

尽管试验结果不满意，但是，我国科研人员认为能够将导弹的精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仿制工作就展开了。

当时的国防部五院负责设计资料的整理、消化和仿制设计，还派出工作队下厂参加仿制工作。

1960年8月，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组被陆续全撤回。此前不久，542型岸舰导弹专家组的工作已经出现停滞。

这对我国反舰导弹的发展打击很大，所有仿制工作都陷入了停顿之中。

1961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面对当时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困难局面，会议确定并提出“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中央军委决定，停止仿制性能不佳的542型岸舰导弹，集中力量仿制544型舰舰导弹，从中掌握技术，积累经验，培养锻炼技术人才，为飞航式反舰导弹的发展积蓄力量。

由于当时国防工业全面调整收缩，国家要生产和研制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的导弹，以应对边境和台湾海峡的严峻局势。

在反舰导弹作用还不被世界完全认可的时代，544型导弹仿制不是重点，所以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544型导弹专门会议，研究解决544型导弹仿制中存在的问题。

9月，国防科委颁发了《关于544型导弹系统技术责任分工的规定》，明确了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所在544项目中的分工和责任。此后，这一项目终于加快了进度。

1966年5月至7月，仿制成功的544型导弹，进行了陆上和海上飞行试验。

这些试验弹的控制系统设备采用苏联产品，其他为国产，所以称为混合弹，有人调侃简称“混弹”。此时的544导弹型号已经被定为“上游1号”。

1966年底，“上游1号”进行了海上定型试验，试验结果是9发8中，终于通过了定型进入批量生产，装备同步研制的6621型和6623型导弹艇。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进入了导弹时代，我国终于有了第一种自己生产的飞航式舰舰导弹。完成了舰舰导弹的研制，岸舰导弹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

自从1961年仿制542型岸舰导弹下马造成空白后，重要临海城市和港口依旧要部署大量的岸防炮兵。而且，在修建大型骨干基地的同时，还要在远距离建立临时基地。一些鱼雷艇和炮艇也配置在附近的基地，以便及时出动提高巡逻效率。

当时大型舰艇少，续航能力差，对于不断地袭扰，有些疲惫。早在1963年，我海军拦截入侵的美军驱逐舰时，双方对峙达7天时间，超过了我国舰艇最大续航时间。当时，为减少淡水消耗，官兵们只好用海水做饭。

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在“上游1号”仿制成功后，我国获得了导弹生产和装备使用的经验，同时也消化了导弹技术，为研制岸舰导弹打下了基础。不久，国家就下达了研制岸舰导弹的任务，并命名为“海鹰1号”。

1965年4月23日，国防工办在北京召开了“海鹰1号岸舰导弹武器系统方案审定”会议。

飞航式导弹研究院和三二〇厂共同提出了以544导弹为基础，进行改型设计，增大射程的方案。

由于“上游1号”导弹还是苏联544型导弹仿制产品，在射程上并没有提高，不能满足岸防作战需要，因此对其进行改进，增加射程转为岸基发射，这在技术上是风险很小和最便捷的方案。

因此，“海鹰1号”岸舰导弹武器系统审定方案很快就获得通过。方案包括加大推进剂箱容量、延长发动机工作时间、研制地面发射控制系统。

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决定，由飞航导弹研究院担任武器技术和总体负责，由三二〇厂负责试制生产。

会议后不久，三二〇厂在仿制544型导弹的工艺生产流程基础上，迅速制定了技术方案和研制进度。

改型对于设计的任务不重，但是不断有新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以生产厂为主，研究院进行技术负责的办法，能够很快且很直观地处理相关问题。

不到半年时间，三二〇厂就拿出了模样弹，主要体现弹内设备安装和燃料容量，摸索重量和重心变化的情况。

1966年3月，“海鹰1号”生产出了遥测弹，并在当年11月运送到了试验基地。

遥测弹是没有安装战斗部分，加装了测试记录仪器。在整个飞行中记录导弹的飞行状态及弹上雷达、控制系统等的信号情况。

1966年12月26日，“海鹰1号”在辽宁锦西海岸进行了首次发射试验。

试验由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组织实施。导弹要飞完最大动力航程，目标是命中该航程上的靶船。导弹试验取得初步成功。随后，加强了弹体强度，并进行了局部修改。

从1966年首射到1970年定型，“海鹰1号”导弹总共试射了25发弹。

1970年9月，导弹定型。1971年开始批量生产。从此，中国海岸有了岸舰导弹，并且能在100公里范围内形成有效威慑。

首建海军试验基地

1957年10月15日，我国和苏联两国政府议定，从苏联为我国陆、海、空三军引进4枚导弹，并由苏联协助组建科研试验靶场和培训首批战斗使用部队。

根据协定，为海军引进542型岸舰导弹武器系统，并从1958年底起分批交货。

培训战斗使用部队的苏联官兵随第一批装备同时来华。这样，组建海军导弹试验靶场就成为当时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1958年1月底，杨国宇奉海军和二十兵团首长之命，会同科尔金等苏联专家，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选点勘察。

2月，杨国宇和科尔金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汇报勘察结果，建议在辽宁某地建场。肖劲光司令员表示同意。

3月的一天晚上，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找到时任海军航空兵部部长的史子才，谈关于组建海军靶场的事情。

罗舜初对史子才说：“海军要组建导弹试验基地，确定由你去做政治工作。”导弹试验基地，俗称靶场。

罗舜初还讲了靶场的使用、任务以及建场的背景、意义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对组建工作提出要求。

受命之后，史子才先在海军航空兵系统选调了一些干部，于4月即去北京报到。最先报到的有杨国宇、孙亮平和机关干部共10多人。

当时，仿照苏军的体制，海军靶场作为国家中心靶场，即导弹试验总场的一个分场，受海军和总场双重领导。总场以二十兵团的机关为基础，海上分场则由海军选调干部组建。

当时，靶场筹委会在北京借住炮兵司令部大院，与总场的部分人员一起办公。史子才他们报到之后，就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筹建工作。

3月上旬至4月上旬，杨国宇、孙亮平，科尔金等一行25人，再次对建场地区及其附近海域进得了战术技术勘察。

在勘察过程中，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周希汉，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苏联勘察专家组总组长盖耶可夫等，都亲临现场勘察。

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听取汇报后，说服苏联专家放弃了迁走场区岛上1700多居民的要求。

工程兵司令部以勘察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呈送《关于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试验靶场海上部分的报告》，确定建场地区。

4月底，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由杨国宇、孙亮平和史子才主持，编写并审定了在建场地区进行战术技术勘察的详细报告。

报告初步确定了以试验岸舰导弹武器系统为主的场地布局，以及光测、遥测的配置方案。

根据上级的安排，编拟靶场设计任务书的工作由苏联专家承担，工程设计由工程兵设计院和海军工程部承担，施工部队则由总参谋部在全军范围内调度。

基地组建时，没有现成的机构，各类干部都要从海军各单位抽调。

对选调的干部，筹建委员会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技术干部的选调更困难，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必须是工程师、大学生，而当时的海军部队不用说工程师，就是大学生也很少。

所以，选调工作从实际出发，挑选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经过了几年学习培养和教学锻炼的院校优秀教员，作为靶场初期的技术干部。

就这样，史子才他们先后从各单位抽调61名干部到北京参加筹建工作。筹建工作的保密要求十分严格，无论是对老上级、老战友还是对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不能说自己和单位是干什么工作的。

对调来的干部，史子才等领导都要亲自谈话，了解干部的情况，向干部说明这个单位的性质、任务、当时情况和保密等具体要求，告诉干部要有吃苦和克服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调入的干部都有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从而增强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

在北京筹建工作期间，史子才他们除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外，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专业知识。

从5月份起，先后派出22名军事和技术干部，参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的导弹技术学习班。

同年8月，杨国宇和史子才专程去沈阳，分别向沈阳军区首长和辽宁省委领导汇报建场的有关情况。

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听取汇报后即给基地所在市委写了信，要求大力支援基地的建设。

10月20日，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训练基地”番号，直属海军建制领导。11月，杨国宇他们和在京搞筹建工作的大部分人员进驻建场地点。

12月26日，海军传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0月11日的命令：

任命基地领导干部郑国仲为司令员，王大华为政委，杨国宇、孙亮平为副司令员，史子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自此，海军试验基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决定组建上海航天局

1961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导弹工业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即后来的上海航天局。

11月下旬，二分院科技部副部长孙立中从北京打长途电话，传达五院领导指示，要在成都七一九厂工作的蒋通立即回北京接受任务，让他准备去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工作。

此前，蒋通作为543型导弹上无线电系统主任设计师，在成都七一九厂工作。同时，因工作需要，他还兼任七一九厂的副总工程师。

蒋通从成都回北京以后，12月初的一个晚上，二分院副院长钱文极找到蒋通和吴中英开会。

钱文极说：“上级决定由我负责带领五院的一个专家组，包括一、二分院的有关技术人员一共30多人，赴上海帮助他们把规划做好。我想让你们两人作为我的主要助手，随同前往。”

过了两天，五院副院长王铮召集专题会议，具体布置去上海的任务。

参加会议的一共5个人，除了二分院的钱文极、吴中英和蒋通以外，还有一分院的副院长屠守锷和七室主任姚桐斌。

会上，王铮向大家们传达了国防科委的指示，并交待了这次五院派专家组去上海的目的，要求钱文极他们到上海去，帮助二机电工业局把工作规划做好。

王铮还强调：

制定规划要突出一个特点，就是要把上海搞成一个中间性的试制基地，上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试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基地。

试制基地各厂的工装系数不需要像批量生产那么高，但技术力量要比较强，要灵活，工作效率要高。

所谓中间性的试制基地，通俗地说就是在导弹型号首批次试验成功后，交由中间性的试制基地负责定型试验和改进，直到该型号定型为止。

那么，上海有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呢？对此，王铮作了详细的分析。

他说：

我把上海的特点归纳为5个字：一是“老”，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基础和实力比较雄厚；二是“高”，上海的工业水平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高；三是“全”，上海的工艺行当、技术工种比较全，协作非常方便；四是“集”，上海整个地区不大，工厂比较集中，便于管理；五是“爱”，上海市的领导对发展新技术和导弹事业比较热心，非常喜爱。

王铮接着说：

上海的5个特点，实际上是5个优点，这些优点十分有利于发展技术要求高、工艺比较复杂的尖端工业。因此，在上海开辟新的导弹研制基地是大有前途的。

听了副院长王铮的讲话，大家都深受鼓舞。随后，钱文极他们就打点好行装，向上海进发。

12月初到上海的时候，二局正在搭班子，一切都在规划筹建之中。

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钱文极他们进行了反复地讨论、研究。当时，按大家的初步设想，上海基地只规划搞导弹，地面设备和制导站没有列入规划。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钱文极围绕上述几个厂的基础条件，参照上海同志的意见，对上海基地的导弹研制规划、工厂设置、任务分工、关键工艺、重点设备等各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和设想。

最后，由钱文极代表专家组，将规划情况向上海市委作了汇报。

1962年春节前，钱文极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北京。不久，王铮又带领一部分同志前往上海导弹基地。

王铮同志这次去上海，口袋里装着1000万元，聂荣臻、国防科委授权给他对上海基地进行投资。

这是五院对上海基地的第一次投资，以后五院又陆续对上海投资。光是对新江厂的建设，五院前后就投资约3000万元。其他如新华、上有、上仪等厂也都有五院的投资。

这些投资，使得上海基地很快建设发展起来。

1962年4月底，五院又派出了以五院副院长周维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去上海基地。

周维他们到上海基地后，正式与上海达成协定：

取消原来各厂搞导弹的设计科，由五院向上海基地各厂派出技术干部组成驻厂工作组，并与原来各厂设计科的同志共同组成各厂设计师室。

设计师室的负责干部由五院和厂里各出一名。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全面指导和协调，在二局设立了副总设计师室，五院二分院派出黄启珍、刘宝棠两位同志负责。

就这样，在上海基地的初创时期，五院从型号规划、基建投资、技术指导等各个方面，都对上海基地做出了有力的支持。

从此，上海基地在型号研制上，逐步纳入了五院的建制。

1963年7月，成都七一九厂承担的导弹试制任务已经完成，蒋通于8月初正式回到北京工作。

当时，由于上海基地的仿制工作已全面铺开，原先五院派到上海的有关同志对型号工作有些不适应，困难较多。因此，五院领导决定派蒋通作为五院的技术总代表和型号总设计师。钱文极的总代表驻上海，又将黄启珍同志调回北京。

蒋通原本是主管导弹上无线电系统的，对弹体、发动机、自动驾驶仪等专业并不熟悉。

为此，院领导安排他于10月下旬，先去沈阳的3家对口厂讨教，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几个产品的情况作个概略的了解，以取得初步发言权，然后前往上海，接手工作。

1963年12月底，蒋通完成调研，从沈阳回到了上海。为此，北京五院钱文极先期到上海基地出面衔接。

随后，钱文极介绍蒋通和当时二局的领导肖卡、张煜等同志见了面，并就蒋通在上海的具体工作和住处等问题做了安排。

由于当时的局总工程师印均田生病长期住院，蒋通实际代他负责二局有关型号设计方面的工作，同时还兼任新江厂的副总工程师职务。

蒋通在二局副总设计师室的主要工作，一是抓各厂的技术协调，二是作为设计方总代表，负责对图纸做出解释。

所谓解释图纸，就是在遇到各厂的设计师室与生产部门对图纸的理解不一致时，作为上级做出仲裁，以及为局长做技术上的参谋。

在这一段时间内，蒋通他们经常深入基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特别是新江厂，由于蒋通还在那儿兼了职务，因此他每月都要去两三次，每次在那里住两三天。

因为他们经常深入基层，所以能够及时地发现技术问题，及时解决。比如在1965年初，新江厂把导弹上主要的舱，即第四舱的窗孔部位开错了。

蒋通发现这个情况后，当即向正在新江厂蹲点的肖卡局长作了汇报，连夜又把张煜副局长找来开会，研究处理的措施。

就这样，在二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各个厂的设计师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平均人数都有40人左右。这些人中间大约有一半是五院派出的。实际上，当时各厂的设计师室也都纳入了五院的建制。

为了加强和健全领导，五院还向各厂设计师室专门派了政工干部。

1964年底，上海试制的先锋批样导弹已基本完成。1965年初，二局总工程师印均田同志也病愈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五院把蒋通调回了北京，让他负责组建中国电子科技第二十四研究所。

1965年5月25日，国防五院召开“525会师编队”会议，把原先纳入五院建制的上海基地正式划入二院的建制。

这次会议决定：

二局局长肖卡同志兼任二院副院长，二局党委书记艾丁同志兼任二院党委副书记，二局总工程师印均田同志兼任二院二部副主任。

同时，为了加强上海基地的设计研制力量，五院又把5个研究所迁来上海。

从此以后，上海和北京的纽带连得更紧了。

刘少奇陈毅参观基地

1965年8月的一天，上海新江机器厂总工程师赵世愚接到机电二局局长肖卡的通知说：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路过上海，他们很关心上海新技术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但又因二位领导在上海的时间很短，没时间来新江厂视察，我希望你能准备一个简单小型的实物展览会，向两位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

赵世愚迅速将该导弹的技术攻关项目，如舱体、油箱和操纵系统等主要部件以及一些图片布置了一个展览会，准备供中央领导参观。展览会地点放在锦江宾馆的俱乐部内。

当天14时左右，赵世愚和肖卡事先已等在那里，迎接刘少奇和陈毅。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人还未到，赵世愚他们就听见陈毅那爽朗的笑声。

刘少奇和陈毅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刘少奇身材高大，穿一件短袖白衬衫。陈毅身材魁梧，一派老帅风度。

他们谦和而又热情地分别与赵世愚和肖卡握手并相互问候。

当赵世愚和陈毅握手时，他叫了一声“陈副总理”，陈毅说：“不要叫我副总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官衔，就叫我陈老总，随便点嘛。”

这时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开始活跃起来。

言谈中，陈老总一听赵世愚是四川口音，就风趣地说：“咱们是老乡啰。”

接着陈毅问赵世愚是四川哪里人，以前学的是什么专业？

赵世愚告诉他说：“我是四川成都人，学的是内燃机专业。”

这时陈毅哈哈地笑了：“你学的是内燃机专业，现在工作却需要你搞导弹，没关系，从头学起嘛。”

“你看我原来是拿枪杆子的，不也改行搞外交了。不懂不要紧，只要肯学习，我就是跟周总理学出来的。”

“中国人不笨，四川人更不笨！我们四川自古说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要武有将才，要文有秀才，现在还有搞导弹的。”

赵世愚脸一下子红了，连忙说：“不不！老总过奖了，我们只不过取得了一点成绩，我们还要努力。”

陈毅说：“对！要努力，要奋斗，我们国家需要实力，这样在国际上才能直得起腰杆子，我这个外交部长还要靠你们用导弹给我撑撑腰嘛。”

陈毅说着，还做了一个用手扶腰的手势，大家都笑了。

赵世愚他们平时就听说陈老总讲话幽默风趣，想不到今天一见面果真这样，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赵世愚就和肖卡一起陪同刘少奇、陈毅进入展览厅。

由于赵世愚比较熟悉先锋批样导弹的试制过程，所以，由他一边指着导弹的部件及图片，一边作情况介绍。

参观结束后，赵世愚他们向二位领导汇报了工作情况。陈丕显先介绍了上海新技术基地的基本情况和初步的发展规划。

随后，肖卡具体地汇报了在当时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没有专家、没有专门设备和资金的情况下，机电二局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是如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边学习边练兵，攻克尖端技术难关，从而造出先锋批量导弹的经过。

轮到赵世愚汇报时，由于一时激动，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时，陈老总用手做了个朝下的手势说：“别急嘛，坐下来慢慢说。”

于是，赵世愚坐下来，汇报了先锋批量导弹的试制情况，产品的性能特点及在战术上的应用。

在汇报过程中，刘少奇听得很认真、很仔细，他时而微微点头，时而用笔记录着。

刘少奇在发言中，对上海新技术基地在筹建后不长的时间里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

他说：“你们上海基地利用原有较好的民用工业基础、技术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搞出了国家国防建设需要的武器。你们的这条路走对了，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各行各业都要发扬这种精神。”

刘少奇的话语不多，但给人以简明深刻的印象。

陈老总的讲话更是声情并茂。他说：“苏联人和我们吵了一架，结果把合同吵撕了！把专家撤走了！他们想以此来卡我们。但我们不怕！”

“毛主席有句名言，叫做‘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去年，我们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现在，上海的先锋导弹也取得了成绩。”

“今后，我们还要发展新的尖端项目，帝国主义垄断尖端武器的时代一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