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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仿制摸索
- 临时党委提出：“试验工作要遵照周恩来‘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级领导深入第一线，首战必胜。”
- 林爽说：“现在要集中力量搞1059，‘上游2号’的工作先放一放吧。你们设计组进行总结后，人员各先自回原单位工作。”
- 早在543型导弹仿制工作一开始，聂荣臻就发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号召：“仿出543型导弹，摸透543型导弹。”
批准成立海军技术部
海军舰对舰导弹，自1959年引进，1960年开始仿制准备工作。
此前，海军继1957年确定从苏联引进岸对舰导弹之后，又派海军政委苏振华率我国政府专家代表团于1958年10月赴苏联考察。随后，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商谈关于海军新技术装备引进问题。
1959年2月4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定了“海军技术协定”，即著名的“二四协定”。
该协定规定：苏联同意卖给我国“205型”、“183P”两个型号的导弹快艇，以及两艇共用的“544型舰对舰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并将制造这种装备的特许权转让给我国。
同年10月，海军提出了“武器装备系统，以发展导弹为主”的方针，并根据导弹武器的建设发展和引进仿制的需要，提出在原海军司令部第五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海军技术部。
后经海军总部批准，海军技术部于1959年10月9日正式成立。并任命赵晓舟为技术部部长、杨怀珠为政委，侯向之为副部长。
技术部编制两室、8处、6科，共120人，负责海军特种部队的组建、训练、阵地建设、靶场试验，以及特种装备的教学、研制、订货、验收和技术资料的编译出版等工作。
海军技术部以下按专业分工设处、室，张毅民被分配在三处，即导弹总体结构处并任副处长。
在此之前，张毅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一天，系领导把他找去谈话，对他说：“海军给学院发来电报，要你速到北京接受任务。”
张毅民感到很突然，因为再有3个月他就要毕业了，是什么任务这么紧急，非要他立即回去不可呢？
他带着各种猜想，迅速办理了离校手续。在动身前，又接到了海军的电话，要他在辽宁锦西下车执行任务。
张毅民到锦西以后，参加了以国防部五院、国防科委、海军技术部等单位组成的检查海军训练基地工作组。
同年11月，按“二四协定”引进的导弹样品刚运抵北京，领导指定张毅民带几个人会同国防科研部门在五院仓库举办导弹装备技术展览，供国家有关部委和军委、总部、海军领导机关，以及国防科研试验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参观。
展出后，样机、资料分送给了有关科研单位和工厂研究仿制。
通过参观学习，张毅民初步认识到：舰对舰导弹技术先进、精度高，具有20世纪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引进、仿制这种武器对我国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当时的分工，样机、资料的引进归海军负责，仿制研究分别由国防部第五院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
海军主要是提供样机、资料，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派驻厂军代表负责仿制监造，组织协调工厂、科研单位的协作。
1960年初，三机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在没有导弹专用生产厂的情况下，将舰舰导弹仿制生产任务安排给航空、兵器、电子设备等工厂承担。生产代号为“5081”。
5081任务下达后，各有关单位抽调技术骨干力量，建立导弹武器设计研究科、室和封闭车间等专门机构。
三机部还明确了舰对舰导弹武器系统仿制生产的总设计师单位为国防部第五院三分院，总装生产和总体归口单位为三机部三二〇厂。
同年2月，为了适应导弹部队建设和导弹仿制生产的需要，海军技术部聘请了以施烈米尔为首的6名苏联专家，分别担任导弹装备的战斗使用、射击指挥仪、弹体、火工品及地面设备等方面的技术顾问。
这些苏联专家一到中国，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帮助我国制定特种专业人员的培训计划、装备仿制定点考察和近期及长远建设规划。
同年5月至6月，赵晓舟部长带领工作组深入工厂，了解仿制任务及协作配套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协调，帮助解决。
同时，赵晓舟还负责组建了海军驻厂军事代表室，向担任仿制生产任务的工厂派驻军事代表。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海军内外研仿舰对舰导弹武器系统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和第—支技术骨干力量，保证了仿制生产顺利进行。
但是不久，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了全部在华专家。舰舰导弹技术部聘请的6名苏联专家分3批回国，工厂、科研单位和训练基地的专家也全部撤走。
而此前，苏方在舰对舰导弹的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技术资料上，未给我方提供，再加上我国当时正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
这一切，都给仿制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
研制上游一号导弹
1961初年，国防工业委员会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对国防工业采取“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政策，对国防工业生产做了适当调整压缩。
因此，国防科委决定将海军岸对舰和P-11M两型导弹仿制暂停，集中力量重点保证“5081”舰舰导弹仿制任务的完成，并将其命名为“上游1号”。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舰舰导弹技术部的组织编制也进行了调整，将原来按专业设处改为按导弹型号设处，并任命张毅民为四处即舰对舰导弹处处长。
随后，海军发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大抓特种装备仿制生产”的指示，要求组织人员深入工厂，实行“一学、二帮、三监督”。
在取得国防工委、国防科委批准后，由海军技术部、训练基地、炮兵学校等单位174人组成下厂工作队，分别深入26个工厂，协助落实仿制任务，并进行专业对口学习6至10个月。
在这期间，张毅民带人重点调查成件厂，发现三三一厂担负生产主发动机任务不落实，建议工厂将仿制进度能同总装厂协调一致。
以后，他又两次去该厂协调，该厂均强调另一新产品排在第一位，“5081”仿制进度难以保证。
张毅民认为：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整个仿制生产进度。因此，他提出调整生产厂家的建议。经国防工办同意，三机部将主发动机仿制任务由三三一厂转至一一一厂。
1962年夏天，张毅民带梁金林、温世经、刘松、温定华4位参谋到总装厂，会同驻厂军代表与技术人员一起学习、消化资料，参加反设计，摸清关键，对进口样机进行拆装测试，力求熟悉导弹设计、构造、工作原理和装配技术，掌握生产管理知识。
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加之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很艰苦，大家的学习很紧张，经常汗流浃背，忍受痱子的痛痒和蚊虫的叮咬，夜以继日地学习研究。
张毅民他们的身体消耗大，体重普遍下降。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掌握新知识，尽快拿出我国第一代舰对舰导弹，装备部队。
在学习期间，张毅民他们通过对国内仿制生产现状、各研究单位的技术力量情况，以及试验靶场建设进展的调查研究，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遵照科学的仿制程序，才能够加快生产进程。
于是，大家集思广益，写了一份“5081”舰对舰导弹仿制程序的建议。
建议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以国内现有设备条件生产模型弹，即导弹的壳体，用以同导弹快艇和进口导弹成件进行协调，促进导弹成件的仿制，也可用模型弹发射以检验快艇甲板及其上设备的强度和对人体安全的影响。
第二步，生产混装弹，挪用国产和进口成件、设备互相混装，以检验国产件，并和进口件对比校验。同时也为国产的关键成件攻关赢得了时间。
第三步，生产国产导弹达到定型标准。
海军技术部领导收到建议书后，当即表示赞同，并派张毅民分别向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三机部有关领导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
随后，三机部以《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仿制程序》的名义，将这个建议上报。
1962年12月，三机部召开会议研究，报请国防工办批准，决定将“5081”舰对舰导弹仿制计划，由原来的1963年交付国产弹，推迟到1968年定型交付海军部队使用。
就这样，调整后的“5081”被列为国家的重点项目。随后，在图纸、资料不全，没有技术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各研制单位发扬愤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翻译、复制、消化资料，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问题，开展技术攻关。
所缺专用和通用资料分别在国内有关单位查找，查不到而急需的资料，即按实物测绘。有的工厂将查找和测绘得到的资料自编成册，供新工艺攻关试验使用。
就这样，张毅民他们通过消化资料、上专业技术课、反复拆装进口样机和对成件、全弹进行单元和综合测试等方法，培训技术队伍，达到了了熟悉掌握产品设计、装配工艺和检测技术的目的。
与此同时，海军技术部为了协助科研单位和工厂克服困难，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进行调查研究，尽快实现对导弹知识的转变，先从思想观念上实现由发展火炮等常规武器为主，转变到以发展导弹尖端武器为主。
从业务上，海军技术部要求，全员自身由对导弹的一般原理及使用常识的了解，转变到对导弹武器装备系统的科研、制造、验收、使用和生产管理等知识的全面掌握，成为研制导弹的内行，能在没有苏联专家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工作。
当时，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也不受家务及其他事情的牵挂。各个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深夜。
同时，张毅民他们还将学习和调查研究、开展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
科研、工业部门通过对技术资料的消化，发现了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新工艺难点。但在当时工业技术水平条件下，解决起来却非常费劲。必须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全国有关方面的技术力量协作攻关。
于是，舰对舰导弹处的科研人员也按专业分工深入到工厂，与军代表一起参加技术攻关，和工厂技术人员、工人一样承担项目，加班加点地干。
1963年初，正当舰对舰导弹仿制准备转入试制生产时，海军机关整编，将海军订货监造部、管理部和技术部合编为海军装备部。
技术部编为该部下属的一个二级部，下设3个处，仍担负着原任务。随后，舰舰导弹仿制各承制厂开始生产零组件。
同年3月，三二〇厂零批第一发产品初装，6月第一发静力试验弹总装完毕，接着按静力试验大纲进行试验。
试验表明，被命名为“上游1号”的国产舰对舰导弹壳体具有足够的强度，完全符合技术任务书提出的设计要求。
8月，零批第二发弹体进行过载试验，没有变形和损坏现象，各处连接安装情况良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9月，国产“上游1号”模型弹从总装厂运至上海沪东造船厂，在舰台上与“6621”导弹快艇发射装置进行机械对接协调，情况良好。
10月，国产“上游1号”导弹弹体与二八二厂生产的助推器在三二〇厂进行技术对接协调。经检查，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弹体和助推器互换性良好。
1964年3月，三机部在三二〇厂召开了厂际协调会。明确了各厂生产进度具体安排以及各厂对使用单位的要求，各厂之间进行了技术协调。
会议期间，有的工厂提出产品交付状态问题。例如，根据苏联技术资料要求，所有成件全部交总装厂，再由总装厂负责交付使用单位。
这样做，对使用单位来说简单、省力，但从整体看增加了中间环节和贮运开支。
于是，张毅民他们认真听取了各厂的意见，着重研究了火工品的战斗力、助推器、引信等易爆危险品的交付问题，认为这些产品互换性能好，质量有保证。
另外，从保证安全出发，应尽量减少中转状态，提出了经所在厂军代表检验验收合格后不需交总装厂，可以由承制厂直接发往部队。这个交付办法得到了工厂和部队的赞同。
6月20日，国防工业办公室正式批复同意实施《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仿制程序》。
根据海防导弹临时定型委员会提出的“上游1号”产品试验程序，飞行试验按模型弹、混装弹、国产弹的顺序进行。
飞行试验，首先要制定试验大纲。苏联的导弹飞行试验大纲，虽然可以作为依据，但在很多方面与我国国情不符，不能照搬，必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舰对舰导弹飞行试验大纲。
随后，海装技术部指定张毅民主持在北京召集二十三基地，即现海军试验基地科研单位和工业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制定了“上游1号”模型弹、混装弹和国产弹飞行试验大纲，明确了试验性质、目的、任务、项目、发射弹数和评审标准等等。
飞行试验大纲制定后，由海军报请国防科委批准后实施。
同年10月，生产模型弹3发。在仿制生产过程中，各厂党委、领导和全体职工都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严格建立岗位责任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工人自检、互检和检验部门检验等一整套规章制度。
驻厂军代表在研仿中虽无检验验收任务，但能发现问题及时向工厂提出。
他们也能亲自动手解决问题，使产品质量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当时的军代表深得工厂的好评，有较高的权威，做到了工厂满意，部队放心。
成功试验上游一号
1964年11月至12月，海军二十三基地在国防科委戈壁滩上的某基地进行了“上游1号”模型弹的陆上飞行试验。
张毅民和助理员夏祖棠到试验现场，代表使用单位了解试验准备和产品质量情况。
这次试验，西北基地在发射场地安装了发射架，模拟快艇甲板及艇面设备，还在发射架周围和舱室不同部位，放置了羊、狗、猪等试验动物，配置了有线测量和光测设备。
11月至12月，西北戈壁滩的天气寒冷干燥，基地生活艰苦。参试人员对模型弹第一次发射，都怀着一种使命感：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所以，他们在库房和发射场地对模型导弹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紧张的准备工作。
按计划，12月7日和11日各发射一发。
7日这天凌晨，参试人员冒着寒风到达发射阵地，进行发射前准备。冬天的西北虽然寒风袭人，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首发导弹在9时发射。随着指挥员下达“发射”的口令，电爆管随即启爆，发出火光，几乎与此同时，导弹迅疾滑出轨道，按预定弹道飞行。
银白色的弹体，在金色阳光照耀下，闪着熠熠的光。再看发射架周围那些被助推器火烟考验过的动物，因距发射架距离不同而死伤各异，而在模拟舱室内的动物却安然无恙。
发射之后，海军医学研究所对这些动物的内脏进行检查，以对比发射前的检查结果，确定导弹在起飞时对它们的影响程度。
各参试单位的领导还观看了模型弹的落点，看到戈壁滩上冲击了直径近两米、深约半米的大坑，破碎弹片四处飞溅，最远飞出500余米。
12月11日，张毅民他们又发射了第二发模型导弹，试验也获得成功。
两次试验结果表明：导弹助推器工作正常，弹体结构强度符合要求，各项参数符合试验大纲要求。
此类实验分为陆地实验和海上实验两种。模型弹陆对陆试验成功，为海上试验创造了条件。
为了抓好海上飞行试验，国防科委批准成立“上游1号”导弹定型飞行试验临时党委，并以二十三基地司令员郑国仲任书记。
临时党委成员是有关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人员，张毅民代表海军领导机关参加。
临时党委提出：
试验工作要遵照周恩来“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级领导深入第一线，首战必胜。
本着质量第一，大力协同的精神，搞好各方面工作，“不带问题上天”。在技术阵地准备工作中，有一点疑问都要认真分析找出原因，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为止。
1965年8月，海军二十三基地负责组织在海上试验靶场进行模型弹海上飞行试验，即以国产6621号导弹快艇在海上做系泊发射试验。
所谓系泊发射试验，就是发射艇不上人，在应有人的部位放置猴子等动物，操纵人员在另一条艇上遥控发射。
两艇之间用导线连接，发射艇固定在一定方向上，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发射导弹对艇体和艇员的影响。
这次试验，共发射了6发模型弹，其中5发成功。同时，对国产导弹快艇也做了一次检验。
紧接着，张毅民他们又积极筹备发射艇上人的试验。要知道，人和动物虽有共性，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试验时，舱室内动物皮肉、内脏虽没受损伤，但发射噪音和冲击波对神经系统和精神上有无影响呢？
只有人上艇才能亲自体验，才能得出结论。于是，二十三基地领导仔细地研究了参试动物的情况，经过慎重研究，提出快艇上人的建议。
经领导机关批准：只准上一个人。
试验后，发现发射艇上实际有3个，其中两个是为获得试验时对人体影响的准确数据，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偷偷上去的，基地试验部政委申爱华就是这两人中的一。
试验证明，“上游1号”导弹发射时，对快艇各舱室战位人员身体没有影响。
1966年4月，海军基地开始混装遥测弹飞行试验。试验步骤是先在陆上对海上目标发射，后在快艇上发射，各发射3发，共发射6发，5发命中目标。
在这次试验中，有一发导弹的自动驾驶仪是进口件，其他均为国产件。为了试验国产件的质量，临时党委现场研究，决定这发弹换装国产自动驾驶仪，变混装弹为完全的国产弹，与混装弹一起试验。
6月26日发射试验中，这发导弹直接命中目标。当时，所有参试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欢呼、鼓掌跳跃、握手拥抱，相互祝贺，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
混装弹飞行试验和一发国产弹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定型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标志着，我国第一枚国产“上游1号”舰对舰遥测弹试验成功了！
所谓定型飞行试验，是为全面检验国产导弹性能是否符合战术技术要求而进行的。这是装备部队前的一次关键性试验。
按照定型大纲的要求，导弹在进靶场做定型飞行试验前，必需抽一定比例的全弹和成件进行运输试验，其目的是检验产品在各种运输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1966年夏，“上游1号”开始做运输试验。这次试验包括铁路、公路和海上运输试验，由生产厂组织，部队配合。
这次试验的押运人员非常劳累辛苦，而铁路运输试验尤甚。这是因为导弹专列必须趁炎热的夏天去南方，趁严寒的冬天去北方，以检验严酷的气候变化对导弹产品的影响。
当时，试验车皮一般为平板车，大都同货车挂在一起。因为是特运列车，强调保密，要避人耳目，途中调车只能停在货车站或偏僻小站，还得远离站台。
押运人员不能离开试验产品，停车时还要对产品进行检查。因此，押运人员在酷夏时，顶着灼人的太阳，浑身像火烤。
在严冬时，他们顶风披雪，戴皮帽，穿皮大衣、毛皮鞋还打寒颤。饿了啃冻干粮，渴了喝凉水或吃冰雪，有时还要忍饥受渴。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完成了运输试验任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二十三基地从混装弹飞行试验结束后，即转入了定型飞行试验准备工作。
10月中旬，导弹发射艇和观察照像的直升机进驻试验靶场，接收试验弹。随即，开始了发射前紧张的准备工作。
在技术准备期间，各级领导深入第一线，基地司令员郑国仲、副司令员杨国宇和参试单位的领导，几乎每天都在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技术阵地上4发导弹同时展开检测。
11月9日14时，晴空万里，能见度25公里，风速小，正是飞行试验的好时机，第一发“上游1号”导弹准时发射。
从观察和测量结果看，导弹在靶船后上方通过，理论命中。首发命中，坚定了参试人员的必胜信心。
后来又发射7发，还进行了两发战斗弹齐射。当最后一发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它的巨大冲力掀起的气浪，冲破了导弹快艇厚厚的有机玻璃舷窗，浓烟灌进驾驶室，轮机兵头部负伤，标图员被震昏迷。
试验基地在艇上的负责人员立即提出：暂止发射。
岸上观战的部分人员一时怀疑齐射能否继续进行。
艇长薛家祥考虑到：如果不发射，齐射任务就不能完成。而齐射第二发导弹在艇另一舷，发射不会影响安全。
随后，薛家祥果断下达了齐射命令。两发齐射时间间隔只有几秒，导弹瞬时飞向海空，全部命中目标。
至此，定型飞试验全部结束。导弹快艇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
齐射结束后，张毅民陪同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和国防科委、工业部门的领导登艇出海观察命中情况。
快艇到达弹着点，巡逻几圈，确认靶船已沉。返航时，西北风逐渐增大，快艇顶风破浪，颠簸厉害，有的人员晕船呕吐，下至艇舱已动弹不得。
有的人员站在甲板上，海浪打着艇身，海水溅在艇面，不断泼洒在他们身上，大家的衣服上都结一层薄冰。
艇靠岸时，夜幕降临，人们穿着结冰的大衣，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由得哈哈大笑。上岸后，互相之间才把身上的冰打落。
随后，二十三基地对整个定型飞行试验的观察、测量和试验结果分析报告。
报告说：
“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设计方案是正确的，仿制生产质量是好的，基地技术阵地发射艇准备细致周到，各种测量和时统设备工作良好，组织指挥严密，各参试单位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所以取得了9发8中的优异成绩。
同年12月，海军定型委员会发出通知，批准“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二类产品定型。
所谓二类产品，即导弹成件。所谓一类产品，即导弹全弹。
对一类产品定型工作，各有关单位也抓紧准备，最后，由三机部汇总写出“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仿制生产情况报告，二十三基地提出定型飞行试验结果分析报告，海军装备技术部作了仿制定型情况报告。
1967年6月28日，召开“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定型会议，会议由科工委主任、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主持，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郑国仲江、来光祖、黄志才和全体委员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听取了“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仿制生产和飞行试验以及一、二类产品定型情况的报告，充分肯定“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仿制生产和飞行试验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应解决的问题。
会议复议通过了“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生产定型申请报告。随后，上报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审批。
“上游1号”导弹定型后，即转入批量生产，装备海军导弹快艇部队。
1968年至1974年，海军又对在役的护卫舰和驱逐舰加装“上游1号”舰对舰导弹武器系统。
至此，我国第一代舰对舰导弹已成为海军的主要攻击武器，为建设有战斗能力的海军向前跨进了一步。
初步研制上游二号
1958年9月的一天，五院副院长刘秉彦在专家食堂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
会上，他对与会的专家们说：“经五院领导研究决定，为了控制沿海各岛屿之间航道，我国海军需要一种射程40至45公里的导弹。”
会议决定：由徐兰如负责此项研制工作，各研究室派人参加。
徐兰如当即提出：请李乃暨、谢光选一同工作，因为他们曾经一同在七二四厂研制过反坦克火箭弹和炮兵火箭弹。
随后，二室派刘海涛、张忠仁，四室派邢球痕、吴一正、金宏猷、周太昌、张万钟等人先后向徐兰如报到。
在一营门旁分院机关办公的四合院中，五院领导给了徐兰如他们一间房作为设计组的办公室。
“这个弹叫什么名字？”徐兰如请示副院长刘秉彦，刘秉彦说：“前些日子搞过‘上游1号’，这个就叫‘上游2号’吧。”
就这样，徐兰如他们开始了“上游2号”火箭弹的设计工作。
一室的龚雅芳、郭绍贤在谢光选指导下设计发射架。七室的谢永辉试制耐高温涂层，傅林祥管设计小组的技术保障。
几天后，“上游2号”火箭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完成了。随后，徐兰如他们向院长钱学森及其他院、室领导汇报。
汇报后的第三天，钱学森来设计组询问进展情况，并作具体指示。
全弹在试制，设计组人员下厂配合制造、装配。二一一厂的厂长是马清藻，一车间主任是康章河、二车间主任是王本兰、十三车间主任是王德，他们对生产的质量与进度都很关心。
发射药在二四五厂定制，李乃暨同志两次去该厂商谈，才取得合格的药柱。药柱运到二一一厂时，发动机的各零部件已制成。
固体发动机可以试车了！之前，在长辛店后山建了一个混凝土方墩，作为火箭弹试车台。试车台有内径1.5米的混凝土下水道管作为测试掩体。
第一个发动机的燃烧室未加耐高温防护，点火喷射近3秒时，燃烧室破裂；第二次试车，燃烧室内壁加了耐高温涂层，喷射3秒，燃烧正常，发动机完好。试车成功。
全弹试射的靶场选在兰州部队炮兵射击场，发射阵地在兰州北喜集水站。
试验由徐兰如领队，队员有邢球痕、吴一正、金宏猷、张万钟、周太昌、郭绍贤、吴跃华、刘海涛、张忠仁、傅林祥等。
万贤扬代表李乃暨参加。院机关派吴波管政治、保卫工作，对外称为试验政委，闵生主管试验期间的生活。
二一一厂派了两个装配工人，由设计人员配合，在发射阵地傍的山上搭建的帐篷里，将发射药装入发动机，装成全弹。
试验过程中的警戒、通信、运输、交通全由兰州军区司令部派部队担任。试射之日，军区张副参谋长、炮兵主任均来阵地观看。
8时许，“上游2号”火箭弹第一发试射开始。火箭弹点火后飞行正常。
不久，前线观测所电话报告，火箭弹击中目标区，射程40公里。大家都非常高兴。
稍作休息后，徐兰如他们进行了第二发试射。但火箭弹点火后，在发射架上爆炸。
清理爆炸碎片后，徐兰如、邢球痕、吴一正、万贤扬4人去弹着区查看了第一发落点情况，随后，试验队撤离靶场。
回北京后，徐兰如向林爽副院长汇报。
林爽说：“现在要集中力量搞1059，‘上游2号’的工作先放一放吧。你们设计组进行总结后，人员各先自回原单位工作。”
仿制中高空防空导弹
1959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之际，在防空导弹研制生产方面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开始全面仿制543型导弹。
这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装备部队的一种能拦截超音速飞机的中程中高空防空导弹。
当时，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来组织543型导弹的仿制生产。并指派一一二、七八六等厂负责仿制生产任务。
严南根作为研究员之一，参加了这次仿制任务。
国防五院各有关单位作为总设计师代表下到各厂，对产品的技术文件及工艺条件进行解释，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仿制生产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首先是严南根他们对地空导弹这一综合性技术，缺乏生产组织和管理经验。
当时，仿制543型导弹的技术队伍，百分之八十五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大中专毕业生。
他们虽然热情高，责任心强，可是，对地空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既无经验，也缺乏设计知识。
这些技术新手下厂伊始，就担当起设计师的职责，对产品、技术条件进行解释，还要编制工艺规程，处理技术问题，其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当时有的人开玩笑地把这些“小设计师”说成是“杀鸡师”，也并非是过分自嘲之词。
刘从军任国防五院火箭结构室副主任时，苏联原来的火箭结构图纸资料都在他们这个室，各种零部件图纸都经过他们翻译校正，复制并下厂开始生产。
可就是有一种7公升容积的高压气瓶，在内国还未找到研制生产的厂家，可是仿制任务很紧，这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时间，刘从军他们的思想压力很大。他决定让设计师李耀民、徐志毅等人负责攻关研制。
此后，李耀民他们便走南闯北，历尽艰辛，在冶金工业部支持下，终于在鞍山钢铁公司试制成功所需的高强度合金钢管。
随后，他们又亲自押着卡车把钢管送到抚顺市一家只有100多工人的安全仪器厂，进行高压气瓶的试制。
当时，正是关外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但是李耀民他们从钢管装车、押车、卸车全是自己干。
就这样，一批小高压气瓶很快试制出来了，李耀民他们兴高采烈地把它们运回北京。
经过各种试验，高压气瓶的产品性能比进口的样品高出许多。
为此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当时导弹的总装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气瓶了。李耀民他们的战果，无疑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国防五院有个专门负责给导弹仿制工程写建议书的苏联专家不乐意了。他写了一份建议书给国防科委说：“建议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订购制造气瓶的全套自动化生产线。”
在建议书中，他再三提出：中国制造的气瓶不合格，万一在日后试验和使用工程中，因这个高压气瓶出现事故，苏方不负责任。
为此，这个苏联专家在建议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苏联斯维德洛夫市的气瓶生产厂的工艺、规格等。
他的建议使刘从军他们大吃一惊。
刘从军想，如果从苏联引进生产线，还要建设工厂，那么我们的火箭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制造出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刘从军一边把苏联专家的建议转呈给国防科委，一边组织人员，把李耀民他们试制的高压气瓶往整机上安装。
五院专家组长米廖申支持苏方专家的意见，他亲自给五院领导写了一份建议书，要求给予刘从军行政处分。
为此，五院副院长王秉璋出面协调，他对米廖申说：
我们感谢苏联专家慎重的建议，但是我们“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不能变嘛。
他亲自让秘书给刘从军打电话，允许使用李耀民他们试制的高压气瓶。
在1959年初，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有了裂痕。苏联此前向我国提供的技术资料不齐全，临到这种时候，就更无心把资料补齐了。这给严南根他们掌握地空导弹设计技术带来很大的困难。
应该说，当年来华的援助的苏联专家，不少是真心实意想帮助我国科技人员掌握导弹技术的。但也有少数受当时苏联政府观点的影响，对我们全面地掌握地空导弹设计技术也很有戒心。
比如有一天，一分院二部驻一一二厂工作组组长拿了一份画在保密本上的543型导弹三面图，请教苏联专家一些技术问题。
这位专家不仅没有回答技术问题，反而以总体尺寸不能记在个人保密本上为由，通过大使馆向我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最后，国防五院领导不得不将该工作组组长撤销职务，命其回京，另行安排工作，这才平息了此事。
另外，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而且，几家主要仿制厂所处的地区，都是生活用品供应很紧张的地区。
起初，五院下厂的人员和工厂职工同在一个食堂用餐，粮食标准也和当地职工一样，仅28斤，女职工更少。
而工厂劳保福利又无权享受，所以，生活上的艰苦可想而知。因此，不少科研人员得了浮肿病。
然而，在困难面前，许多人白天坚持工作，晚上还加班研究业务。
就在这生活最困难时，聂荣臻发出号召：
全军都来支援五院。
此后，在党中央和聂荣臻的关怀下，各军区、各野战部队大力支援，他们运来了牛、羊、猪肉和大豆等各类副食。
严南根他们的生活有了好转，下厂人员也与工厂达成协议，自己成立了小食堂，按部队的标准供应副食。
为了尽早把导弹事业搞上去，尤其是许多行政、政工人员把这部分副食让给了科技人员。比如，当时大部分人员都在食堂就餐，隔一星期或10天能享受一顿较好的饭菜，而行政、政工人员则不享受这一待遇。
就这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地空导弹的仿制，终于从困难中走出来了。
1960年8月，苏联政府突然撕毁合同，在华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造成543型导弹仿制工作的部分空白。
在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的宴会上，五院院长刘亚楼代表聂荣臻，特意为中国专家和知识分子干杯！
这含意不说自明，那就是：
我们国家第一代导弹设计人员必须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尽快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当时，在地空导弹研制战线上的科技队伍状况，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热情很高。但是专业经验缺乏，知识不足。比如，除少数专家和业务领导骨干外，大部分青年人都不是本专业。
而这少数专家和业务领导骨干，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可是，地空导弹技术也是一门新课题。因此，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带领青年人摸索前进。
早在543型导弹仿制工作一开始，聂荣臻就发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号召：
仿出543型导弹，摸透543型导弹。
也就是说：只有把别人的吃透了，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所以，在仿制543型导弹的同时，严南根他们也进行了543型导弹个别部位的反向设计工作，以便探索543型导弹系统的设计原理。
所谓反向设计，是指在543型导弹的仿制过程中，对某些认为不合理的部位，按照自己现有的理解做出改进，以检验苏方和我方的设计优劣。
所以说，这反向设计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自行设计还要困难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探索出苏联人在设计思路和设计原理。
1962年5月21日，国防五院在北京召开了“521型导弹技术交流会”。参加单位除五院所属一、二分院外，还有试验基地、工厂、使用导弹的部队和哈军工的人员。
这次会议不仅是对543型导弹反设计工作的检阅，也是对反设计工作的一次促进。
在这次会上，围绕543型导弹仿制和反设计的问题，与会的专家和科研人员宣读了近百篇论文和科技报告。
有些论文和报告还在理解分析543型导弹的基础上，对原543型导弹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进的方向。这样，实际上为自行设计准备了一定基础。
就在这次会上，在哈军工做教师的张玛娅宣讲了用数字机代替543K机车中模拟计算机的方案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仿制及反设计实践之后，无论是五院领导还是一线的科研人员，都逐渐体会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抓总单位，来协调复杂的地空导弹研制工作。
因为原先五院的一、二分院是以专业来分的。一分院基本上是以机械类为主；二分院则是以电子技术为主。根据苏联援助的8102工程，一分院的第二设计部是导弹总体。而根据8109工程，二分院的二支队是制导站和控制系统。二者要独自成为整个543型导弹系统的抓总单位都是很困难的。
为此，国防五院结合当时的实际进行了体制调整：一分院二部部分人员和专业与二分院二支队合并成立了新的二分院二部。
它是一个地空导弹的总体设计部，在技术上进行抓总。制回路以及飞行试验都集中在一个设计部内，可以进行整个地空导弹系统的总体设计和论证分析。而一分院第二设计部为导弹弹体设计部。
同时，在五院设立地空导弹型号总设计师办公室，由钱文极任总师，协调技术事宜。这样就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了仿制和反设计的顺利开展，更为自行设计打好了组织基础。
调整后的总体部有吴展、杭效祖、陈怀瑾、何午山、吴宝初、宋健、钟山、叶正明、钟清瑞等。一分院二部则有刘从军、胡正中、陈明远和杨国华等。
总体部的这次调整，理顺了从仿制、设计到生产各个环节的关系，因此，新的总体部显示了很大的优势。
比如作为仿制和反设计工作中的“龙头”，新的总体部编写了543型导弹系统的总体资料，补充了先前苏方资料的不足。
在人员培养方面，理论与实践并重。再比如宋健主持的控制系统室建立了控制理论组，深入研究导弹控制中的理论问题。
宋健还组织科研人员把543型导弹控制系统主要参数、性能、数据汇编成册，做到人手一份，要求科技人员都能背诵记住，为我国自行设计战术地空导弹打下很好的基础。
543型导弹的仿制工作终于基本完成。地面制导站也做出了一套样机。因此，自行设计的条件日臻成熟了。
随后，二分院二部与三支队联合七八六厂，针对543型导弹制导雷达在实践中的缺点，提出了地面制导站加照射雷达的设想。
1964年初，543型仿制导弹很快就做出了样机，并试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