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三篇 时代先锋
“铁人”王进喜在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
铁人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
“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身穿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巍然挺立—这是王进喜留给世界的一幅“铁汉写真”。
6月下旬一个平常的上午。坐落在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参观者络绎不绝，铁人巨幅花岗岩雕像的基座上，摆放着人们敬献的一束束鲜花。馆内的录音机前，十几位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方晓社区党员服务站的老同志们排着队，轮流拿起听筒倾听铁人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的实况录音。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一句句铿锵的誓言，穿越时空回荡在人们耳畔。铁人，用他短暂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王进喜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50年，王进喜通过操作考核进入玉门油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他以朴素的报恩思想和极大的劳动热情，投身于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担任“贝乌5队”队长。1958年9月，王进喜带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被誉为“钢铁钻井队”。
“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还有什么资格受表扬？”在北京出席劳模大会的王进喜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感到了压力和责任。
1960年，王进喜率队奔赴大庆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井队番号改为“1205”。
刚到大庆的时候，由于吊装设备紧张，王进喜井队的钻机无法运抵施工现场。一套钻机总重60多吨，包括大小设备四五十台。在玉门拆卸搬家时动用了吊车、拖拉机各4部、大型载重汽车10辆。王进喜大吼一声：不能等！他带着30多名工人奋战3天3夜，靠人拉肩扛把钻机运到井场。
仅仅5天之后，王进喜率队打出了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完钻进尺1200米。“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在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形下，王进喜和队友们写下了如此豪迈的诗句。
第二口井钻到700米浅气层时，突然发生井喷。气流水流裹着泥浆冲天而起，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导致井毁人亡。
压井需要重晶石粉，可是现场没有。王进喜当机立断决定加水泥来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就沉了底不能融合。见此情况，王进喜穿着工服、拖着一条伤腿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1960年6月1日，大庆首列原油外运。
1963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新中国石油工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
被提拔当了大队长后，王进喜依旧每天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在他的带领下，1205和1202两个钻井队于1966年同时实现了年钻井进尺超过10万米的目标，超过了美国王牌钻井队和苏联功勋钻井队。
王进喜不仅仅是一个“拼命三郎”，更讲究过硬的本领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一次，他骑摩托车路过一个钻井现场，通过钻机声判断钻头牙轮松动了，就停下车让工人起钻。工人们半信半疑，起出钻头一看，果然如铁人说的那样。
一次，1205队打的一口井超过规定斜度0.6度，并不影响使用，但王进喜还是组织工人们背水泥把它填掉了。他说：“这件事不仅要记在队史上，更要记在每个人的心里。”
“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在铁人纪念馆里，王进喜的一页学习笔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长年累月高强度的工作，严重透支着王进喜的健康。1970年4月，铁人在北京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同年11月15日，王进喜逝世，享年47岁。
纪念馆前的47级台阶，寓意着铁人王进喜47年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
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王进喜与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同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铁人纪念馆2009年建成迄今，已累计接待参观者790多万人次。人们从各地赶来，缅怀这位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耗尽了心血和生命的民族英雄。
“铁人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奔向伟大复兴的脚步。”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
罗阳同志生前照片
英雄魂 赤子心—追记“航空报国英模”罗阳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燃烧的火炬。罗阳用他的生命之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天空。
站在舰岛上，波光潋滟处，他向着航母平台上那架朝霞中的歼－15，投下最后深情的一瞥……
2012年11月25日12时48分，在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战机于“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罗阳，这位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这一刻，距中国首批舰载机成功着舰起飞仅仅十多小时，距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整整两个月……
来不及与亲人道别，来不及拥抱等他凯旋的战友，来不及再看一眼机库里那整装待发的战机……
国之栋梁，如星陨落。
蓝天碧海中，“辽宁舰”鸣笛为英雄送行……
忠诚—他把时间最大限度地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却连抢救生命的几分钟都没给自己留下
谁能想到，在51年的生命长度中，这是罗阳最后的人生刻度：
11月9日，在完成重点工程任务后，罗阳随即飞珠海参加航展。
11月17日20时10分，飞回沈阳；24时40分连夜赶到舰载机某基地。
11月18日8时，乘直升机登上了“辽宁舰”。
……
谁又能想到，在51年的生命旅程中，“辽宁舰”是罗阳的最后一站：
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记忆里，登上航母，罗阳把行李放好，没有休息就上了塔台。舰载机飞行训练，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人心脏发颤，但他近距离观察，生怕漏过飞行的每个细节；一有时间，他挨个走进驾驶室、塔台、机库、武器库、锅炉房。观察、询问、记录，随身带的小本子写得密密麻麻。
作为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在飞机已完成研制工作并移交试飞中心之后，罗阳原本不必上舰。但他放心不下自己的产品，就像母亲牵挂自己的孩子。成功起降是舰载机发展的第一步，罗阳想要通过自己零距离的现场感受，为后续的飞机调试、定型、批量生产积累经验……
11月25日，上午9时许。从凯旋的“辽宁舰”上下来，罗阳连与大家拥抱的力气都没有。一到宾馆，他只说胸口疼，睡一觉应该就好。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急叫车向医院奔去。
寒风里，汽车向大连友谊医院疾驶。
几公里的路程，第一次让谢根华感到漫长，他焦躁地催促着司机：“快点，再快点！”
望着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的罗阳，谢根华心里一阵疼痛：“这都是累的啊！”
仿佛是注定的缘分，罗阳与沈飞集团公司的生日都是6月29日。他与比自己整整大10岁的沈飞一起，见证了中国自主研制的战机壮丽起飞的岁月。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罗阳，高考志愿全是军工类。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他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很快成为班里多门功课满分的优秀生。
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研究员、罗阳的大学同学李兆坚回忆说，刚入大学时，罗阳和他曾看过一部资料片。由于信息化程度低，片中我空军飞机还没看到敌机，就被对方击落。罗阳很震撼，当天与同学们讨论到深夜……
航空报国，成为罗阳坚定的信念，至死不渝！
罗阳曾说：“我们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国的先进战机能够早日装备部队，使我国的国防工业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他以飞行般速度去履行航空报国的使命。
罗阳担任沈飞总经理5年，沈飞实现5个型号首飞。他们每年为客户交付的战机从最少时的4架猛增至近百架；5年中，沈飞的产值从49亿元上升至123亿元……
用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的话说：“十多年前我们的航空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望尘莫及，到2005年前后可以说是望其项背，而今天，我们正在向着同台竞技努力。”
他以大山般坚韧去扛起压在双肩的重担。
飞机造出来了得试飞，罗阳即使出差也会打七八个电话叮嘱：一手是国家财产，一手是弟兄生命啊……
罗阳和他的团队工作时间从“611”变成“711”—每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他曾经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酷爱的围棋、摄影和排球都远离他而去。
有人劝他：“你是总经理，不能啥事都操心，得学会减压。”罗阳答，沈飞的责任实质是国家责任。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的特殊性。
罗阳把自己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献给了他的飞机，给自己却连抢救生命的几分钟都没留下。
在离医院不到100米距离时，罗阳短暂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听着抢救时，医生按压心脏发出的扑通扑通声音，罗阳的秘书任仲凯坚信“罗总不会这样就走的”。在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还装着为罗阳安排得满满的工作行程。
心肌梗死抢救有效时间只有前30分钟。而这30分钟，罗阳只呼出一口长气，此后两个多小时的抢救中，他那颗大面积梗死的疲惫心脏，再也没能在监护仪上画出一道颤波。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领导赶到了，海军领导赶到了，妻子王希利赶到了……
“罗阳，你太累了。”妻子一声悲啼，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寒风呜咽，痛悼英雄离去。车灯开启，百余辆车相伴，为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忠贞—他用自己的生命托举起航空报国的梦想，矢志不渝
回家的车队，在寒风中缓缓前行。
近了，近了，这不是30年前英雄梦想的第一个起点吗？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被誉为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1982年夏天，罗阳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员。
那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二代战机—歼-8Ⅱ型飞机正处于设计攻关阶段，而苏-27、F-16等三代机已在有的国家服役多年。
今天动辄年产数十架战机的沈飞，在1985年前后全年任务只有4架。沈飞副总经理、当年与罗阳一起从北航分配至沈阳的祁建新回忆说，要养活两万多职工，公司不得不全厂做民品，从汽车、洗衣机到铝合金门窗、蒸锅，啥都干过。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事可干，喜欢读读小说、看看外语、打打牌。”曾与罗阳在沈阳所共事的李文志记得，好几回找罗阳玩，他竟然还在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看技术资料。
留下来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肯定是最执着的。
沈阳所机电系统部副部长郑伟至今仍珍藏着一本用废纸订成的草稿本，上面清晰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公式、运算过程。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的罗阳，在全所率先开始用计算机替代手动方法计算座舱盖温度，草稿本上记录的正是这一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全过程。
当时，手动计算已非常成熟，用计算机程序替代手工运算只有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在尝试。但罗阳“固执”地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不光自己钻研，还鼓励周围的人一起研究。1994年，他调离前，把这本珍贵的手稿交给了郑伟：你们接着干，将来总会有用的……
“敢为人先”—罗阳为梦想起飞，做着准备。
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防工业再次腾飞，罗阳从设计员走上领导岗位，又从设计所走进了相隔几公里的沈飞公司。
那时罗阳年轻的笑声犹在耳边，今天他英年陨落的噩耗让歼－15的总设计师孙聪泪流满面。
“辽宁舰”上的一幕，又在眼前—
鲨鱼跃出水面，托起一枚张开翅膀的铁锚—有些俏皮的标志，诠释了罗阳和同伴们为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取的绰号“飞鲨”，显示着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坚定信念。
11月23日，“飞鲨”在“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蓝天碧海间，罗阳兴奋地与同伴们击掌相庆。
作为在海洋战场上夺取与保持制空权、制海权的重要力量，舰载机就是航母的双翼、出鞘的利剑。能够起降舰载机的航母，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作战平台。
是夜，罗阳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在舰上庆祝，而是拉着孙聪坐在航母的旋梯上谈起了下一步规划：如何将舰载机在航母上试飞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应用到沈飞日常生产中……
这是两个老伙计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生命中最后一夜，罗阳想的依然是国防事业、航空事业的发展。”孙聪有些哽咽……
寒风呜咽，痛悼英雄离去。设计所门前“航空报国”那四个大字啊，见证着英雄的心迹。
回家的车队，在寒风中缓缓前行。
近了，近了，那不是近10年中，英雄的梦想飞向蓝天、走向深海的地方吗？
沈飞公司张开双臂，拥抱她的英雄凯旋！
所有的车灯都打开了，所有的汽笛都鸣响了，所有的员工都自发地肃立路旁，为英雄洒泪，向英雄致敬！
办公室的灯光亮着。办公室副主任吕殿凯翻遍资料库，为找不到一张罗阳像样的遗照而失声痛哭。
一个企业老总，找张照片有这么难吗？
就是这么难—罗阳生性低调，别说照片，偌大一个沈飞公司几乎找不到他的采访影像，只有他在生产现场的一些镜头。
罗阳走了，吕殿凯只好请人从某个庆典的留影上截下一张遗照。
吕殿凯在沈飞办公室干了23年，罗阳是他的第四任领导。“罗阳接任总经理的这五年是最累的五年，取得的成绩也是沈飞历史上没有过的。在工作压力面前，他经常说的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性能可与世界现役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的“飞鲨”歼-15，创造了新机研制提前18天总装下线、从设计发图到成功首飞仅用10个半月的奇迹。“辽宁舰”入列时，海外媒体预计中国舰载机成功运用至少需要一年半，而仅仅两个月后，歼-15就成功实现舰上起降。
在这个曾经诞生过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机、第一架超音速战机的沈飞公司，让战机从陆地飞向海洋，是全新的挑战。
最大难点之一在阻拦钩。准确钩住阻拦索从而有效减速，是实现飞机在短距离内着舰的关键。技术要在规定时间内攻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次次试验，多少次失败，终于在2012年初，这一技术攻克了。
在庆功会上，罗阳掉泪了，不爱喝酒的他，和试飞员们一醉方休。
“歼-15的研制过程中，沈飞攻克了很多工艺难点，突破了起落架、机翼折叠、阻拦钩等关键技术。”海军装备部飞机办公室主任李明说，“罗阳在研制和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国航母锻造“利剑”，罗阳显示了“敢为人先”的性格，闯出了一条新的研制之路。
先在研究所设计、后进沈飞制造，是沿承了几十年的老规矩。既懂设计又懂生产的罗阳，却把两个单位的研制人员整合为一个“飞鲨”团队，不分你我，不分先后，联合设计，联合制造。
“设计之初，沈飞的工艺人员就进入设计团队。这种全新的组织模式，让飞机研制效率提高了40%左右。”孙聪回忆说。
在国防发展与军队建设的大局上，这位企业“当家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他把沈飞与设计方、用户的关系处理得妥妥帖帖，看似长袖善舞，其实怀有一颗宽厚豁达之心，将难题留给自己。
半个多世纪里，航空制造业的零件加工生产能力大都得到提升，但装配领域，手工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太大变化。罗阳就任沈飞总经理后随即推行严格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数字化管理。
罗阳说，研制战机，要么是零分，要么是一百分，没有中间分！
2011年，按照中航工业发展战略，罗阳着手组建快速试制队伍，以提高新机研制、装配的效率。这一创新在沈飞引起一些争议。
罗阳一句“搁置争议，先干起来看看”，就创造出我国航空工业全新的快速反应的生产方式。
送别罗阳，试制部的同事们最想在条幅上写这样一句话：“我们还没有长大，但我们会快快成长。”
多个型号首飞、歼-15成功着舰……这本该是沈飞历史上成果丰硕的一年！然而，播种、浇灌的人却没有机会品尝胜利的果实了，在2012年临近结束的时候用生命写下悲壮的一笔。
忠魂—他心中满是家国之情，唯独没有留下安放自己的空间
回家的车队，在寒风中缓缓前行。
近了，近了，那不是79岁的老母亲窗前等待儿子归来的灯光吗？
每次出差回来，罗阳总要先来母亲这里看望。
成长于军人家庭，执着于航空事业，罗阳的家国情怀，就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成长起来的。
7年前，父亲走了。平日里，他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去干休所探望老母。于是母亲习惯每天在窗前为儿子留一盏灯。
劳累一天的罗阳，喜欢靠在母亲的床头，和老人聊天。
母亲常常说，国家培养了你，你应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罗阳常常想，母亲一切安好，自己就可以更踏实地工作。
忠就是孝，孝就是忠，母子间有着旁人无法理解的默契。
或许是母子的心灵感应，25日的那个下午，老母亲感觉到心里不安，不停地往儿子家打电话，总是无人接听。入夜，电话总算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儿子，也不是儿媳，是一个陌生人，老人更加不安了。
她哪里知道，那是儿子单位来帮助料理后事的同事。她更不知道，此时，儿子的灵车已悄悄来到她的窗下，最后一次来看母亲。一窗之间，母子阴阳相隔……
寒风呜咽，痛悼英雄离去。母亲窗前的灯光照着儿子远去的背影……
回家的车队，在寒风中缓缓前行。
近了，近了，那不是住了14年的家吗？
17天没回家了，今天却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了。
邻居再也听不到清晨罗阳出门的脚步声；
妻子夜里再也等不到罗阳拖着疲惫身体进门就喊“希利！希利”的亲切；
女儿靓靓再也听不到爸爸那宠爱的呼唤：“小靓靓，来亲亲爸爸呀！”
14年的家，家具从未换过，一切依然如旧。
只要不出差，罗阳基本每晚十点多钟下班。回来后，他先放点舒缓的音乐，然后打开电脑，进入到围棋网站看看别人下棋，放松自己。妻子则早已将洗切好的水果装在玻璃杯子端了上来，这时他总是开心地致谢：“老婆你太好了。”
妻子体谅丈夫：他的事业，贯穿到他的全部，包括家庭生活。飞机研制的关键时刻，罗阳每次回来都在后半夜。妻子心疼地说，这样身体能吃得消吗？罗阳说，我还回来睡一觉呢。工人们都在车间里住，有的累得直打晃，还在那儿坚持呢。
妻子无语。
遇到难处，他从不说。但妻子却能读懂丈夫紧锁的眉头。有那么一次，罗阳可能工作上遇到难题，早上很早就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忍不住问妻子：“你怎么理解恪尽职守？”又自言自语地说，“每个人守住自己一摊，守住自己的阵地，这活儿不就拿下了吗？”
妻子落泪。
“恪尽职守”就是他们的宿命，王希利懂得。但她毕竟是个女人，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
罗阳不知道，当他在舰上每天承受着歼-15巨大轰鸣声冲击的时候，妻子也在为他背负着过重的家庭负担。王希利的老母亲病重住院，她忙完单位，忙家里，疲惫不堪。而丈夫这一走多日，音信皆无，她快要崩溃了。
24日16时15分，正要出门的王希利被一阵电话铃声从门口叫了回来，拿起话筒，听到丈夫惊喜的声音：“你在家，太好了。”
关于歼-15，王希利在电视上知道一些，她脱口问道：“怎么样？”
“非常好，特别好，非常高兴。”罗阳兴奋得就像孩子一样。
那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了。王希利也被丈夫感染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家里怎样？”
听到问家里，王希利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这么忙，这么累，到底为什么啊？”那是妻子在心疼丈夫。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平静地回答：“工作嘛。”
“多给靓靓打电话啊！”这是罗阳对妻子最后的交代。
放下电话，丈夫的平静让她更加心疼。
王希利泪如泉涌。
以罗阳为优秀代表的航空人，他们赤胆忠心，侠骨柔情。他们以汗水甚至生命，诠释着“恪尽职守”的信仰，以默默无闻、甘于奉献，铸就“中国崛起”的脊梁。
尾声—为英雄壮行
11月29日清晨，一场冬雪过后，天气晴好。
沈阳街头，寒风里笼罩着哀伤。
出租车后的电子显示牌，打出“罗阳一路走好”的字样。人们陆续向罗阳追悼会现场集结。
在这样的冬日，罗阳要与我们分别了。
今天是“罗阳日”—
在车间，工人们打出“请罗总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您未竟的事业”的条幅。白色的小花佩在胸前，肃穆中，每个人都在坚守岗位。他们知道，英雄不相信眼泪！
在街头，市民们在树上扎起白花以寄哀思。
在网上，人们设起灵堂，点起蜡烛，献上一瓣馨香。有人写道，民族复兴之路每前进一步都充满艰辛，有汗水、有泪水，更有热血。为祖国强大而献身的人永垂不朽！
……
罗阳的倒下，为什么引起海潮般的哀思？
员工李长久说：“我怀念他，不是怀念他这个总经理，而是怀念他这个人啊！他踏实苦干，廉洁正派，他的言行永远是我人生的财富。”
一位市民说：罗阳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了不少职工的住房问题，是领导干部的典范。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罗阳是改革开放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真正的“知识分子Style”。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燃烧的火炬。罗阳用他的生命之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天空。
罗阳追悼会所在的回龙岗革命公墓一墙之隔，就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63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次亮相在朝鲜战场。孟进、孙生禄等志愿军飞行员血染长空。
不一样的时空，却有着同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深怀同一种民族自立自强的梦想。
“当我叫你英雄的时候我泪流满面，这一别再也回不到从前，挥手之后挥不去你的时间，我的英雄，我懂得了什么是永远……”
大江南北祭奠罗阳，不是送别而是为英雄壮行。
罗阳走了，不是孤独启程，有“飞鲨”为他和他未竟的梦想护航。
人们坚信，罗阳的梦想不会停止，将继续从这里起飞，迎向更广袤的海天深处。
谁持彩练当空舞？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历史终将记住那些无愧于历史的人！
2008年7月22日，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右）在2008年敦煌艺术大展上为来宾介绍
“敦煌女儿”樊锦诗：用一生去守望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
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时，虽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
毕业1年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变成敦煌的人了，哪像上海姑娘？”
然而，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没走。 1000多年来，能工巧匠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大。”樊锦诗说。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实施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须拍摄4万余幅照片，并需要繁复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质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着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说到这里，身材瘦小的樊锦诗，突然坐直了身子。“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算是一种回归吗？”笔者问。
“对。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李素芝在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免费巡诊时怀抱刚刚接生的婴儿（2012年1月1日新华社发 党庆 摄）
“门巴将军”李素芝：许身高原 杏林春暖
顾不上片刻多想，李素芝只一身行囊便欣然赴藏。“军人为祖国活，医生为病人活。我作为军医，没有犹豫的余地。”初心指引，李素芝甩开膀子，抵抗病魔作难，潜心攻克高原病诊疗难关。
藏北草原，天幕暗垂，紧压着大地。43岁的松江斜倚着房门，远望天际，说自己想念一个人。
“7年了，还是忘不了。”松江躬身轻抚膝前玩闹的孩子—“谢党”和“谢军”，说当年怀双胞胎的时候，难产危及性命，是“菩萨门巴”在雪地里安排手术，帮她捡回三条命。
松江家在西藏北部的聂荣县。她口中的“菩萨门巴”（藏语指菩萨一样的好医生），是西藏军区总医院原院长李素芝少将带领的巡诊队。
在藏行医数十载，齐鲁汉子李素芝翻雪山、蹚冰河、战高反，借“佛心鬼手”，在藏族病患心中埋下一朵朵暖心的火种。
上世纪70年代，风华正茂的李素芝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长海医院工作。一天，他从一名来沪就医的西藏边防战士那里得知，藏地偏远苦寒，病魔猖狂作祟，说要命就要命。
战士的一番倾诉，似一枚石子，击打李素芝的心。他忆起父辈背井离乡、抗日救亡的烽火往事，内心涟漪难复。
于是，进藏。顾不上片刻多想，只一身行囊，和留给父母的一句话—“爱党爱国爱人民”。
西藏，祖国西南边陲，山高路长，空气稀薄。这里，随处可遇“生命禁区”。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坐标”。
在海拔4500多米的基层卫生队，高原反应如影随形，呼吸艰难、头痛欲裂是常事。
“军人为祖国活，医生为病人活。我作为军医，没有犹豫的余地。”初心指引，李素芝甩开膀子，抵抗病魔作难，潜心攻克高原病诊疗难关。
日复一日。苦寒，不曾退去。信念，也没少一分。
后来，一次针对西藏农牧区的病例普查和病源调查，让他本就忙碌的心再次揪作一团—高原先心病发病率是内地的2至3倍，多发生于胎儿缺氧引起的发育不良和先天缺陷。
一面揪心难抑，一面固执到底。李素芝力排众议，开启长达20年的医疗攻坚。数百次实验，屡败屡战，终于打破“海拔3500米以上不能进行心脏不停跳心内直视手术”的断言。
科研成功，是回报老百姓的时候了—行走高原，定期巡诊，悬壶济世。李素芝，把爱镌刻在西藏人民的心坎上。
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海拔5000多米的库拉山上，雪虐风饕，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一路人马，正破雪而进。目的地，那曲班戈。主角，正是李素芝带领的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疗队。
这头，风雪阻隔；那头，藏族群众巴巴盼着。李素芝心里急。
于是，他吆喝队友下车，刨雪、推车……刚做完阑尾手术不久的他，一头栽进雪堆里。紧急吸氧，10分钟后，极度虚弱的身体才缓过劲儿来。
一路颠簸，巡诊队终抵班戈。医生们精疲力竭，容不得休息，立即为群众量血压，做B超、心电图，向急、重、疑难病人开具免费医疗便条。
“要雪中送炭，少搞锦上添花！”正如李素芝所言，巡诊路上，手术台前，病房里，农牧民帐篷中……每每应诊，顶头华发的他，总慈爱地握着藏族同胞的手，嘘寒问暖。
“医学是一门用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每每结束诊疗，都会上演熟悉的画面：藏族群众一拥而上，有的献哈达，有的端酥油茶，有的递皮手套……
时光如梭。如今无数经李素芝之手治愈的病患，无一不演绎着美丽的新生。
在拉萨，曾经脊柱变形的卓玛，变身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自信乐观；
在那曲，曾经罹患结核性腹膜炎的扎巴，笑声爽朗，干起活来不输小伙子……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西藏数万人领到了军区总医院的免费医疗卡，数千人完成了先心病手术，无数人受益于李素芝研制的有效治疗高原病的药物……
行医路上的故事，李素芝从来滔滔不绝，激情澎湃，可一提及家庭，他总是倏地轻言细语。
夫妻伉俪。在藏期间，妻子郭淑琴没少跟他东奔西跑、送医巡诊，可谓亲密战友。
可对于女儿李楠来说，长久的疏离，让她将“爸爸”这个称呼锁在心里好些年，取而代之的，是一声五味杂陈的“哎”。
后来，女儿终于明白父亲的不易。“我们一家人不能再这样分开了。”待到毕业，李楠子承父业，同在西藏当上了医生。
进藏后，她常陪父亲巡诊。闲来父女促膝，做爸爸贴心的“小棉袄”……
“女儿经常叮嘱我注意身体，还给我买很多衣服，可我还是喜欢穿军装！”年逾耳顺的李素芝，黝黑皮肤里绽出一抹笑意，像个孩子……
孟二冬教授（2005年12月摄）
师者孟二冬：燃烧生命之火，点亮希望之灯
“没给大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很抱歉。”课后，孟二冬向学生鞠了一躬，艰难地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大家要多看些书，都会比我强。”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那句经常对学生说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新疆石河子大学校园的一处草坪上，静静矗立着一座雕像。年轻学子走过时，总会放缓脚步，投以崇敬的目光。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优秀援疆教师孟二冬教授的雕像。
校园里的苹果树繁花盛开，学生们诵读树下，广播里汉语和维吾尔族语交替播报着新闻，一切宁静又充满活力。生前最牵挂这片土地、这方校园的孟二冬，已离开10年。
如今，在这所边疆大学，师生们仍在深深怀念这位育人治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质朴师者。“孟老师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师者风范，这让我终身受益。”孟二冬的学生、已成为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吴新锋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
1957年，孟二冬出生于安徽蚌埠，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此后十多年，他埋头于尘封的古籍，孜孜求真，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等多部论著。尤其历时7年艰苦研究，完成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登科记考〉补正》，得到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2004年3月，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孟二冬主动要求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中文系2002级学生张瑜记得，那一天，《唐代文学》第一课，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整洁的老师走到讲台：“同学们好，我是北大的孟二冬，现在开始上课”。
旁征博引，文采飞扬，隽永的竖行板书，中气十足的嗓音……浩瀚古代文学的大门就这样为边疆的学子缓缓打开。那堂课，大家做了厚厚一沓笔记，有的“甩着胳膊直喊手酸”。
学生们发现，在孟老师的课堂上，不仅能感受唐代文学的恢宏气象，还能窥探做学问的方法。比如，在讲“初唐四杰”的排名次序时，老师从讲述最初的排名方法和理由，扩展到多年来几次排名的变更，再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总是能由一个点入手，连成知识线，最后扩展到面。”
孟二冬告诉学生，“要多读书，相信书，但不要尽信书”。他让学生们为教材“找错儿”，对书中每一首诗、每一句话都仔细查对。在石河子大学，除了为中文系2002级100多名学生授课外，孟二冬还为中文系教师教授《唐代科考》选修课。
年轻教师张凡最喜欢去“蹭听”孟老师的课。在他的印象中，孟老师“学问好、课讲得好、心态好”。
然而，没过多久，孟二冬就出现了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在医生开出“噤声”的医嘱后，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痛苦，坚持为师生授课。
后来，“咳嗽得厉害，脸憋得通红”“几乎是用气流在讲课”。大家实在不忍心，请求老师不要再上课。孟二冬却依然倔强，“我还可以讲”。
“病得严重时边咳血边给我们讲，说不出来就写在黑板上，很多课我们是含着眼泪上完的。”吴新锋说。
经医院诊断，孟二冬罹患食管恶性肿瘤。人们这才知道，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肿瘤正卡在他的食道里，气道被挤得只剩下五分之一，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可能。
但孟二冬放不下他的学生们。2004年4月26日，憔悴的他被搀扶着走上讲台，为学生们留下最后一课。
张瑜永远忘不了，那天，老师用细微的声音将晚唐诗词逐一梳理，“每讲一句都十分困难，额头上的汗珠一滴滴往下淌”。大家哭着求他不要再讲，他却笑说“没关系”。
“没给大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很抱歉。”课后，孟二冬向学生鞠了一躬，艰难地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大家要多看些书，都会比我强。”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那句经常对学生说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台下，学生们的泪水早已流成河，凝望着老师的背影，不舍离开。
回北京住院，病痛折磨中，他坚持指导研究生，学生们络绎不绝拿着论文到病床前汇报，“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但他最惦记的，还是远在边疆的学生。新疆学习资料紧缺，孟二冬自己掏钱买了全套的《全唐文》《十三经注疏》《文苑英华》等书籍，托人带去。学生们也惦记着老师，他们募集了近3000元寄到北京，希望能为老师尽份心意，但孟二冬却叫妻子用这钱刻录了200多张古籍文献光盘带去新疆，还筹划让自己的博士生到石河子大学继续上课。
2006年4月22日，49岁的孟二冬因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讲台和学生。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涓涓细流，最终换来山花烂漫。如今，孟二冬的60多名新疆学生已成长为人民教师，其中45人留疆执教。而一批批燕园师生，多年来也在接力着火炬，志愿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支教。
“孟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暖和爱，让我们感受到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大。在祖国的边疆，我们将接过这火炬，在三尺讲台上继续传递爱与希望！”学生们说。
天山脚下，未名湖畔，孟二冬的话言犹在耳：“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能为这个职业奋斗终生是我的荣耀，我愿跟我的学生们一起拥抱美丽的春天。”
许振超在青岛港工作
“金牌工人”许振超：中国工人要成为领跑者而不是跟跑者
“作为工人一定要精益求精，做领跑者而不是跟跑者，第二名也是落后。”今年66岁的“金牌工人”许振超铿锵有力地说。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的根本方针，这是党对工人的充分信任。因此，作为工人一定要精益求精，做领跑者而不是跟跑者，第二名也是落后。”今年66岁的“金牌工人”许振超铿锵有力地说。
1950年1月8日，许振超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968年，只上了一年半初中的他，当了工人。1974年进入青岛港，当了码头工人。
随着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港口也迎来了大发展。当过搬运工、电工、门机司机的许振超，此时被选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当时一方面感觉工人真的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感觉自己掌握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还差得很远。”许振超说。
立志当一个好工人的许振超开始勤学苦练。平时，他吃完饭就跑去练，晚上大家休息了他还在练。很快，许振超就脱颖而出。
1987年，许振超曾创出2小时卸载120个集装箱的纪录，当时青岛港装卸效率仅为每小时30多个集装箱。
但随后一件事深深刺痛了许振超。一次，桥吊突然坏了，国内没人会修。外国专家来后，不让港口工人看维修过程，12天拿走了4.3万元人民币，等于许振超当时10年的工资！“当时发誓一定要攻克难关，挺起中国码头工人的脊梁！”许振超说。
他一头扎进了攻关中。电路板只有书本大小，正反两面分布着2000多个焊点，线路细如发丝，若隐若现。他将电路板放在玻璃上，下面安上100瓦灯泡，在强光照射下，电路板上隐身的线路显现出来，他赶紧一笔一笔地绘制成图。拆卸电路板时，他把电烙铁插上电，温度合适时，迅速烫化板上的焊锡。他研究时加倍小心，如果一个点不准，几万元的电路板就报废了，可他的手好多地方被电烙铁烫得掉了皮，鼻子上的烫伤也是一块一块的。
为了看懂桥吊英文说明书，初中都没有上完的许振超从头学英语。“经常刚背完的单词转头就忘了，没办法，那就接着背。”许振超说，“弄懂这些技术和原理，开桥吊的时候操作就更科学规范了，机器不容易坏，坏了我也自己能修。”
1992年10月，许振超当上了桥吊队队长。他把自己摸索出的“一钩准”“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儿向队员传授。有人不想学，不愿练。他语重心长地说：“咱码头工人要把脊梁挺起来做人，要在岗位上站得住。”他规定，上班必须排队，不准穿带油污的衣服，衣服扣子必须扣齐，走路要挺直腰杆，要改变码头工人“大老粗”形象。
2001年，青岛港在青岛市黄岛区准备建设新的集装箱码头，但桥吊安装迟迟没有进展。11月7日，原本只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的许振超临危受命，成了桥吊安装现场总指挥。大家心里明白，说是总指挥，其实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眼前荒荒凉凉，寒风刺骨，没有吃饭、住宿的地方，连喝水都困难。许振超找来一个集装箱立在工地上，当成办公室兼卧室，全身心研究桥吊安装资料，常常彻夜不眠。最后，他做出决定，推翻原来一件件往上安装的方案，改成地面组装成大件，空中大件对接。就这样，许振超在工地上指挥了一个多月……
12月31日晚6时30分，桥吊对接成功！工地上沸腾了！第二天是元旦，许振超没有吃早饭，又上了工地，因为桥吊还要调试。他安排好专人负责后才往家赶，进门后一下瘫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天。
2003年4月27日夜，国际巨轮“地中海法米娅”轮靠港，需装卸3400个集装箱。许振超给大家鼓劲加油：“咱工人是码头的脊梁，一定为中国人争口气。”
8台桥吊一字排开，吊起8个集装箱几乎同时轻轻落下船来。鏖战6小时27分钟，桥吊队创出了单船效率339个自然箱的世界纪录，许振超激动地和队友们拥抱在一起。
“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有两个梦想：一是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100万标准箱，二是装卸效率世界第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就实现了第一个梦想。2003年，我们的装卸效率实现了世界第一！这个效率后来又被工友们屡次刷新。”许振超说，“做就要做第一，做第二也是落后，也是跟着别人跑。”
2004年，许振超被树为当代产业工人典型，他的社会工作越来越多，作报告、演讲、授课……后来，许振超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以及多个高校的客座老师。
在全国人大任职以来，许振超连续多年参与提了有关保障劳动者权利、待遇和职业技能开发的议案。“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如果没有法律保障和培养工匠精神的环境和土壤，就很难培育出工匠精神，必须让全社会真正尊重劳动者！”他说。
“树我当典型不是树我个人，是树当代港口工人形象，树当代产业工人形象。大家把我树为典型，我就是一个‘旗手’，但我举旗不能自顾自往前走，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跟。我还是要根在港口，魂在码头。”许振超说。
“每次外出回来到码头，看看工友还有和我相依为命20年的门机和桥吊感觉很幸福，出差在外时还真有些想这些‘老家伙’。”他说。
2011年12月23日，王顺友牵着他的马匹行走在山路上（新华社记者谢佼摄 ）
王顺友：“马班邮路”上的传奇
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一壶酒。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一个月里，他有28天奔走在路上，往返584公里。
面前的王顺友，头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身上绿色的邮政制服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有些褪色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系列荣誉加身，让这位曾经是“马班邮路”上的孤独邮差，成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这座被群山怀抱的小县城中比县委书记还“出名”的人。
近日，笔者再访木里时发现，传奇人物王顺友还在继续着他的传奇，但那些传奇的“马班邮路”已消去：昔日木里的15条“马班邮路”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通乡公路。邮递员们不再依靠马儿行走天涯，骑上了摩托车送信。各个乡镇不但通了电话，还能用上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乡亲们用上了手机。
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发生在10多年间。
6月的木里，雨又下了一天。雨水滋润着茫茫的森林，催开了海子边的野花，将公路上的尘土洗净。对于马上要再次启程的王顺友来说，却是不想遭遇的坏天气。如今，他虽然不用再赶马上路，邮局为邮递员配了摩托车，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骑车，免不了一身泥。
夜快深了，应笔者的请求，王顺友用平静、低沉的嗓音再次讲起马班邮路上那些难忘的日子……
1984年，19岁的王顺友接过父亲的班，当上了木里县邮政局的邮递员，从此过上了与马为伴的日子。
在本世纪以前，木里大部分的乡镇都不通公路和电话。以马驮人送为手段的邮路是当地乡政府和百姓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全县除县城外，15条邮路全部是“马班邮路”，而且绝大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上。王顺友负责的是从木里县城至白碉乡、三桷桠乡、倮波乡、卡拉乡的邮路，一个月里，他有28天奔走在路上，往返584公里。
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一壶酒。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先翻越海拔5000米、一年中有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的察尔瓦梁子，再走进海拔1000米、最热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雅砻江河谷，途中穿越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山峰沟梁……季节的变换浓缩在每一趟28天的路途中。有时候，甚至在一天里也能经历从严冬到酷暑。
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吞几口糌粑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块，晚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中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下雨，就得裹着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冰雹、暴雪、大雨、泥石流，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让这条无人相伴的道路变得危机四伏。
1988年7月，在去倮波乡路上，他滑着溜索横渡雅砻江，眼看就要滑溜到对岸时，挂在索道上的绳子突然断开，他从两米多高的空中重重地摔了下去。幸好这一摔只是摔在了沙滩上，人没事，邮包却掉入了江里。不懂水性的他心急如焚，从地上抓起一根树枝跳进江中，拼命地找邮包。当他费尽全力把邮包捞起来时， 人已累得趴在沙滩上久久无法动弹。
1995年的秋天，在雅砻江边一个叫“九十九道拐”的地方，一只山鸡突然飞了出来，受惊的马狠狠地踢了王顺友的肚子一脚。尽管当时钻心的痛让他直不起腰，但他坚持把所有邮件送完。回到县城医院检查时才知道大肠已被踢破，死神再一次擦肩而过。
1998年8月，木里县遭遇泥石流，进入白碉乡的路、桥全被冲毁，白碉乡成为“孤岛”。按规定，王顺友可以不跑这趟邮班，但当他在邮件中发现两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骑上了马，急急忙忙地出发了。到达目的地时，15公斤的邮件干干净净，完好无损，而污水、泥土和鲜血却沾了他一身。看到手捧通知书的王顺友，学生和家长眼泪止不住地流。
“乡亲们需要我，我也离不开他们。”王顺友总这么说，那些年里，每到达一个乡镇，能见到百十号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笑。他喜欢热闹，然而在人群中，他又是看上去最孤单的那一个。他常常走在路上自言自语，久而久之，那些话变成了山歌。
马班邮路无尽头
脚印蹄声谱春秋
谁知三九夜难熬
烈酒山歌解忧愁
……
如今，木里的29个乡镇中除了三桷桠乡外，其余28个乡镇已经全部通路。113个行政村中的88个村已经有了公路。“农民生活变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盖得结实了。没有人睡地铺了，吃饭时都坐在板凳上。公路通了，电也通了。有信号的地方，年轻人都玩微信……”说到这里，王顺友一改低沉的嗓音，脸上充满了喜悦。
考虑到他上了年纪、一身是病，前些年邮政局将王顺友负责的邮路调整为县城到李子坪乡。虽然少了艰险，他却热情不减当年。“只要自己在岗位上一天，就要一直把信送下去，把路走下去。”他说。
在木里，其实还有无数的“王顺友”。
在木里采访的日日夜夜里，无论是扎根一线的第一书记，还是坚守林场10多年与孤单为伴的护林员，再到奔波为脱贫攻坚日夜操劳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故事无不像当年的王顺友一样，使人动容。
他们在中国的西南山区遥远的一隅，用自己在路上每一天、每一步的奉献和执着，汇聚成撑起发展、进步和希望的脊梁。
黄大年
生命，为祖国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题记：“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摘自1988年，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
2017年1月8日，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同事们再也寻不到那熟悉的急火火的身影，学生们再也听不到那和风细雨的教诲，值夜的老大爷再也看不到507室窗下那盏长明灯……
7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大步流星走进这里的时候，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7年中，在这座科学的宫殿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我们来到地质宫前。红柱白栏，石狮华表，诉说着共和国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无限思念与崇敬中，我们走进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
“科研疯子”—“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吉林大学地质宫，507室。
照片上，黄大年儒雅慈和，嘴角微微上扬，金丝眼镜后闪烁着执着的目光—看得出这是一个心里藏着一团火的人。
“跟我们谈谈黄老师吧。”我们一开口，黄大年生前的秘书王郁涵眼圈立刻红了。
这些日子里，王郁涵有些恍惚。
“我又梦见黄老师乐呵呵地从办公室出来，拍了下我的肩膀，又去忙了……”
黄老师似乎没有离开，上次随老师在北京开会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窗帘拉上，空调打开，偌大的会场，喧嚣渐渐平复。
投影幕布前，黄大年正如醉如痴地为在场的专家演示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PPT。靠近他的人嗅到他身上一丝丝冰片的清凉味道—黄教授吃了速效救心丸。
2016年6月底，在赴京参加这个会的前一天，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
“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来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王郁涵黑着眼圈，瞥了一眼老师带领他们熬了三个晚上整出来的小山一样的材料，没敢吭气儿。
准备项目验收会的时间很紧，黄大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连着熬了三个晚上，查遗补漏。直至开会前，胸口仍很憋闷。他习惯性地打开随身带的黑书包，拿出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子往手里一倒，一仰头扔在嘴里使劲嚼着，走进会场……
“项目成果已处在国际领先水平。”黄大年和他的团队欣喜不已。
可谁又能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想起这件事，王郁涵恨自己：“早知如此，说什么都要劝阻他。”
可谁又能劝阻得了呢？
翻看他生前的微信朋友圈，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他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在他心里，科学是他梦中的“情人”。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在着急，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
“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黄大年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设计科研思路。他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没有样机，一连数月，一有空他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试试那个。店铺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索性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
没有机库，他在地质宫门前寻了块儿空地，拉着团队挥汗如雨忙活个把月。
机库建成第二天，出事了。
“这是违章建筑，必须得拆！”有人开着卡车来就要动手。
原来，他们不清楚审批程序，只给学校打了报告，没有履行相关手续。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黄大年急了，一边喊一边往卡车前一躺。阳光正强，他眯着眼睛，就这样躺着。他的几个学生马上也在他身边躺下，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可是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呀……
事情传开了，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疯子”。他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不疯不成魔。
就在这种“疯魔”中，我国在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就在这样的“疯魔”中，7年间他打造出充满魔幻的“大年童话”—
搞交叉、搞融合。这是黄大年回国后提出的一项新的科研理念。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部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大增量。交叉、融合中带来的“化学反应”“裂变反应”，释放出无尽的想象空间。
作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科学是严谨的，但也需要奇思妙想来成就。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
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家纷纷加入进来，2016年9月，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的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有人说，当很多人还在2.0时代徘徊的时候，黄大年已站在了4.0时代，甚至更远。
黄大年的“疯魔”就这样成就了祖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多处“弯道超车”—
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国际学界发出惊叹：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在这个跨越的背后，站着的就是黄大年这样的“科研疯子”。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黄大年办公室。茶几上一盆淡黄色的菊花，幽幽地开着。沙发靠门一块白板上各种公式和图形，定格了主人当时的学术思考。
墙面上一张巨大的表格吸引了我们，它覆盖整面墙甚至一直延展到天花板—这是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到发达地区指导经济转型；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
回国7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出差有个独特的习惯，常常订夜里的航班。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飞机上，他还在改PPT，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病房。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为什么这么惜时不惜命？”
采访中，我们问过许多人这样的同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最了解这位老友：“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成为黄大年玩命工作的动力来源！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常态，他努力想超越最先进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点地付出。他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才能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
也许，这就是“拼命黄郎”的内心世界。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走在地质宫前的文化广场上，眼前这座建筑庄严肃穆。
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李四光，想起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梁思成，想到黄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黄大年身上，我们更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不少人不理解在国外已功成名就的黄大年的选择。他们在问，如果黄大年还活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选择回国吗？
采访中，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不同的被采访者。
“我想会的！” 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肯定地说，“父亲生前总和大年说，他是有祖国的人，要做个忠于国家的地质人。”
1958年8月28日，黄大年出生，父母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
黄大年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记忆中，父亲经常提到的那些科学家模样都差不多，“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黄大年的父母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伴随新中国成长的艰辛奋斗中，他们隐忍克己、朴实包容，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对祖国自始至终表现出忠诚与责任。
黄大文知道，父母病逝未尽孝床前是哥哥心中永远的痛。
2004年3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此时，黄大年作为英国ARKeX公司派出的代表，与美国专家一起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攻关进入关键阶段，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美国空军基地，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时，母亲病危。临终前老人以越洋电话嘱咐爱子：“大年，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父母的教诲，黄大年怎能忘记？！
“会回来的！”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异口同声。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这个连年的三好生留校任教。他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同学毛翔南保留至今。
1993年初冬，学校要送黄大年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同学林君去送行，“他冲着我们使劲挥手，大声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林君回忆说。
母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早已刻进他的心里。
“我理解他这个人，在英国优越的环境里，黄大年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回国，既是突破自己，又是报效祖国。”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
高平是最早动员黄大年回国的人，可后来又有些犹豫：“大年，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国内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比不上英国。”
她盼着黄大年回来，但又怕他后悔。
当时，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而妻子则在伦敦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一家人生活优裕、事业骄人。
但回国的决心黄大年是从一开始就下了的：“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至今保留着黄大年从英国给他回复的一封邮件：“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2008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刘财只是试探性地把这一消息发送给了黄大年，没想到，他立刻启动回国。仿佛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18年的英伦生活，毕竟有很多积淀、很多不舍。
他的科研团队再三挽留：“伙计，别走，你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
可他知道，他的心里无论如何放不下那片温暖而辽阔的父母之邦……
朋友们不理解，年过半百，正该安享人生，为什么还要折腾？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没给自己留后路，他用最短的时间，辞职、卖掉别墅、办好回国手续。妻子张燕也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格处理了自己的诊所。
那天，处理完诊所的售后事宜后，蹲在那一堆堆她不得不舍弃的中药及医疗器械里，张燕失声痛哭……
十八年的剑河生活，就这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黄大年回来了，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高平很懂他：“是‘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回国，使他将事业和情怀融合在一起。”
回国这7年，是他人生高速运转的7年，是他带领团队高放“卫星”的7年，也是他被病魔一点点吞噬的7年……
整理黄大年遗物，王郁涵在他卧室床头柜的三个抽屉发现了满满的花花绿绿的治肝病的药，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个深夜，黄老师靠着这些药物熬到天明。
当一次次从晕厥醒来，当一次次在外奔波舍爱妻独守家门，当女儿的婚期因他的忙碌而一次次被迫推迟，当一次次深夜中被病痛折磨得辗转反侧……
黄大年，你真的不后悔吗？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后悔过。”笔者在黄大年留在母校的一份工作自述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回答—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赤子之心—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
从隆冬到初春，采访中，许多人描述了他们心中的黄大年。
黄大年对于我们，也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由陌生变得熟悉，由“高大上”变得有血有肉……
朱光潜先生谈过美的人生应该是：“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这是一个纯粹的人。
回国这几年，黄大年在科研领域搅起一片涟漪。用高平的话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如同一股清流。”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涉及经费十几亿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深探项目，黄大年回国不久便出任该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
如此庞大的项目，如何有效组织科研力量，让项目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取得成果，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黄大年站出来，提出“公司化”“绩效化”管理理念，“借鉴欧洲大公司的相关管理经验，在总目标下，赋予相关负责人具体任务，层层抓落实、责任全覆盖。”
“我们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不少人反对。
有人说，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
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第九项目斥资逾3亿元，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分一杯羹。不看介绍材料，不提前通知，他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资质水平。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研究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个半死”。后来对方发现“居然连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有人说，这个人“吹毛求疵”。
他认为“尖端的技术要有先进的设备”，要求设备采购货比三家，提交调研报告；他强调“技术指标不能模棱两可”，任何一项说不清楚，他都不予签字；他要求PPT演示“无懈可击”。不到最后期限，他都会一遍遍修改完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还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点他必登录检查，谁偷懒、谁落后，软件一开，一清二楚。
不少人叫苦连天：“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而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就睡得好；又像是一颗兴奋剂，点开一看，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有人领教过他的“火爆”：
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怎么回事？小王，你催过了吗？”听得出黄大年有些烦躁。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眼墙上的表，9点50分了，离开会还有十分钟，材料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根据项目进度安排，每个月课题组长要进行视频答辩。而黄大年的习惯，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并要预览课题组交来的汇报材料。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立刻摔了个粉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从没见过黄老师发过这么大的火。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如此草草了事呢？汇报材料不好好做，开会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黄大年拍着桌子吼道。
事后，他带着歉意说：“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种情怀决定了黄大年的纯粹人生。
黄大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吹毛求疵。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年的学生马国庆和李丽丽家在农村，黄大年看好他们的专业潜质，创造各种机会送他们学习英语、参加国际交流。两人谈了恋爱，他帮他们争取留校。毕业结婚，又帮他们张罗租房。
有人嫌他管得太细、婆婆妈妈。他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出诺贝尔奖。”
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却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大年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们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团队里的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这是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誓言。
他做到了！
尾声：不说再见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术后第18天。
病房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焦健的帮助下，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到科技攻关，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他猛地深吸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有了国家的决心……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们都要准备好，加油干啦……”
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焦健忍着泪，直到出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他知道这个人没有一时一刻不想着赶超前沿、不想着超越极限！
可他哪里知道，这是黄老师去世前给他的最后一次教诲。
1月2日，黄大年开始发烧。
1月3日，高烧不止，伴随着咳嗽。
1月4日傍晚，坏消息接踵而至。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有衰竭倾向……
此时，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女儿黄潇也在分娩的疼痛中挣扎。
剧痛之后，伴着哇哇啼哭，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黄潇虚弱地抚摸着儿子，心如刀绞，泪水止不住地流，脑海里满是婚礼上爸爸搂着她翩翩起舞时慈爱的眼神，她怎会想到那是父亲与她的最后一舞。
“拍一张春伦的照片，赶紧发给我姑姑。”黄潇用英语对丈夫说。
春伦，是黄大年为他的外孙起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黄大年曾说过，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妹妹黄玲拿着手机冲进重症监护室里，把照片举到黄大年眼前。
照片里，小宝宝黄皮肤、黑头发、圆脸蛋，眉眼之间，像极了黄大年的神韵。
“哥……哥……你看，春伦跟你有多像，你看看啊！”
此时，黄大年已失去了意识……
1月8日13时38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学生们耳边响起他熟悉的声音：
“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做出得去、回得来的科学家。”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这片他热爱的故土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熟悉的身影。
地质宫，507室。
于平、王郁涵，常常静坐在黄大年的办公室里，仿佛在等待着出差回来的老师。
总有办公室电话和手机铃声打扰这宁静。在每一次来电点亮屏幕的时候，她们一次次地接起电话，告诉对方黄老师离去的消息……
“大国工匠”耿家盛：做最好的自己
从油漆工到车工，再到跨界研究环保厕所，党的十九大代表耿家盛对自己的定位从来没变：“我就是一名工人，永远要做最好的自己。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耿家盛在车间里（9月22日摄）
坐在笔记本电脑前，熟练操作CAD的耿家盛更像是一名IT工作者。然而，从油漆工到车工，再到跨界研究环保厕所，党的十九大代表耿家盛对自己的定位从来没变：“我就是一名工人，永远要做最好的自己。”
玩“跨界”：老车工的新担当
“我们研究的环保厕所已经到第四代了，相比之前的三代产品，性能更稳定。”耿家盛认真地向笔者介绍起他的新作。
今年54岁的耿家盛，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对于干过30多年车工的他来说，研发环保厕所无疑是一次“跨界”。然而，作为公司转型的代表，环保厕所成了“老车工”耿家盛近两年的主要工作。
2016年，昆明重工将生产移动式生态环保厕所作为企业转型的突破口，公司“第一车工”耿家盛担任研发小组组长。“他技术好、责任心强，又善于创新，这个项目交给他我们放心。”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谢开龙说。
接到重任的耿家盛，此时却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从机械制造到环保厕所，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门外汉；手上只有一张原理图，连设计图都没有。
“虽然说压力有点大，但这是公司的重大项目，我们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耿家盛带领团队从零基础学起，查资料、向人请教，前后花了3个多月，环保厕所终于从概念变成了实物。
到今年4月，耿家盛团队研发的环保厕所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第四代产品每天可以满足400多人次使用。”耿家盛很自豪地说。
搞创新：不断提升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这不是耿家盛第一次玩“跨界”，1982年从技校毕业后，耿家盛原本在昆明铣床厂当油漆工。两年后，他调入昆明重机厂改行当起了车工。从最基础的摇手柄学起，在厂里请教老师傅，回家再问同为车工的父亲，零基础的耿家盛很快成为厂里的骨干。
“一个技能不能吃一辈子，在时代面前很多东西不发展就会被淘汰，必须不断挑战自己。”耿家盛说。
改行做车工后，耿家盛与磨刀结下了不解之缘。“车工离不开磨刀，要靠手工在每分钟3000转的砂轮机上打磨。”耿家盛说，他的工作简单说就是磨刀，往难了说是磨好刀。30多年来，到底磨过多少把车刀，自己也算不清了。
“一个月最少三五把，多的时候10到20把。”这么多把刀磨下来，耿家盛的双手也渐渐结满厚厚的老茧。
正是在不断磨刀的基础上，耿家盛对车刀的角度、材质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他后来不断改造车刀、改进工艺提供了条件。他几乎年年都有一两样“改革”，自己最满意的“螺纹加工快速返程法”，也是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琢磨总结出来的。这项2006年的发明，可以提高30%的生产效率，已经申报国家专利。
“技术就是经验的积累，必须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耿家盛说，自己拿到图纸后会习惯性地去找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不断地改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了镗床、钻床等加工技能，并自学CAD制图，成为一名技术全面的加工能手。
谈精神：人品比做事更重要
从技校毕业的油漆工到加工行业的一把刀，从一名学徒到一位“名匠”，耿家盛用30多年的执着与坚守诠释了工匠精神。
“首先要爱岗敬业，只有甘于寂寞，坚持几年、几十年在岗位上工作才会有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耿家盛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从2003年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名次起，耿家盛已经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这些年，面临企业效益下滑等现实，耿家盛却多次拒绝其他企业的高薪聘请。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企业有困难我就走了不道德，父母也不会允许我这样做。”耿家盛说自己从进厂到成为高级技师用了20年，企业为自己搭建了很多平台，造就了自己的人生，不能因为企业困难而自己“翅膀硬了”就一走了之。
早在昆明重工的前身——昆明重机厂建厂时，耿家盛的父母就来到厂里，他的哥哥弟弟都在这个厂里工作。耿家盛的父亲耿鼎曾经担任过昆明重工的总工程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我的一生都在传承父辈的技术、思想和对人生的要求。”看着父亲从一名一线工人成长为行业的行家里手，也耳濡目染父辈们对手艺技术精益求精、重视人品甚于才华，耿家盛认为自己受益匪浅。
“我一直记着两句话：天干饿不着手艺人、人品比做事更重要。”耿家盛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车间同事以及自己的徒弟。他认为，人才是企业宝贵的财富，也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