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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篇 人民公仆
孔繁森（右）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
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六七月间的西藏阿里，高原红柳花开得绚烂。沉默的冈底斯山，远远矗立在狮泉河镇地平线上，犹如一座丰碑。
而孔繁森的名字，就深深镌刻在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成为流传在西藏干部群众心中最温暖的故事。
1979年，孔繁森告别山东聊城父老乡亲来到这里。从进藏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尔后，他三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在阿里烈士陵园，2015年进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陈锦讲解着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一生的故事，刻在纪念碑前的对联述说着人们对他的敬佩：“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
“我是因为孔书记才知道了阿里。孔书记真的特别伟大。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陈锦说。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自愿将原本一年的西部计划服务期再延长一年。“来了阿里，亲眼见到当地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让我觉得能成为一名党员很光荣。”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以此情怀，孔繁森在藏期间先后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赴藏前，他请人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藏后，他又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
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
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在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藏族农牧民称孔繁森为“药箱书记”。粗通医术的孔繁森，看到藏族群众缺医少药，每次下乡都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孔繁森对自己节俭，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间，他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省下的工资，大部分都用在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上。
而阿里的发展更是凝聚着孔繁森的全部心血。短短一年多时间，走访98个乡镇，行程8万多公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他说：“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在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因为一场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人们料理他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二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12条建议既包括了设机场、修国道、建电站等改善阿里能源交通“瓶颈”的对策，也涵盖有财政、民生、教育等群众所关切的问题。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欣慰的是，一批批阿里干部群众在“孔繁森精神”的激励下，已将这些遗愿一一变为现实：
—进出阿里生命线的219国道油路贯通；
—昆莎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阿里单一的公路交通运输历史；
—狮泉河水电站和一批太阳能光伏电站投产，改善了阿里的能源条件；
—农牧民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将孔繁森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干部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扎根边疆30多年的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李玉建，曾是孔繁森生前的同事。在他看来，孔繁森精神已成为阿里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我们很自豪地说，一批一批的干部群众通过努力，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边疆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现如今，在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的狮泉河镇，繁森路和孔繁森小学这些名字，承载着人们对这位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难以磨灭的记忆。
来自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欧珠多吉，今年12岁，在孔繁森小学五年级1班就读。“孔爷爷是好人，老百姓遇到困难就找他。”欧珠多吉说。隔壁班的巴旦其美家住噶尔县左左乡，他告诉笔者，从二年级开始，他就记住了孔繁森这个名字，“孔爷爷是阿里的书记，为我们建起了学校”。
这两个藏族孩子用藏汉双语郑重地在笔者的采访本上写下：
“孔繁森在我的心里。”
清澈的高原阳光下，沿着繁森路漫步到河边。狮泉河静静流淌，见证着一个个代代相传的叙说。
焦裕禄在泡桐树前留影。
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焦裕禄冒着严寒叩开许楼村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护林员张二宝依然清晰地记得焦裕禄下葬的那个上午：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们，黑压压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兰考人心目中的“老焦”—这位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如同一面旗帜，穿越时空，一直屹立在中国大地上。
50多年过去，兰考变化翻天覆地。但是，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焦裕禄书记留在那里的身影，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辛酸镜头：1962年冬，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有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把兰考划给周边四个县。焦书记当时就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50多年过去了，提起焦书记立“军令状”的往事，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仍唏嘘不已。
1963年种麦时节，当时28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陪焦裕禄视察灾情。在他们村，焦裕禄一住就是3个月。他给村里调来10辆架子车搞运输，鼓励村民栽桐树防风治沙，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还联系医院自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孩童张徐州一命……
“焦书记喜欢到基层，喜欢和群众在一起，村里栽树他陪着一起劳动，饲养员喂牲口他忙着掂草……”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干事刘俊生回忆。
1963年冬，焦裕禄冒着严寒叩开许楼村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饥。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老人哆嗦着手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人们的记忆中，在兰考期间，焦裕禄除了开会，大部分时间都在下乡。焦裕禄纪念馆，存放着他50多年前骑过的破自行车，还有他穿过的胶鞋，靠着这车和鞋，焦裕禄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回忆，焦裕禄平时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我有一次到县委提了壶开水，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水是烧给县委上班同志喝的，我们不能喝。”焦守凤中学毕业后，按当时的条件，本可以找个像样点儿的工作，但在焦裕禄的坚持下，最后她到县食品加工厂的酱菜组“接受锻炼”。
长期的劳累和一再拖延，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孙世忠眼见焦裕禄用个茶缸子顶着腰，问是咋回事，焦裕禄强忍痛苦摆摆手；1964年春，治河施工时，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焦裕禄，仍然带着县里干部参加劳动，在工地背沙子时几次摔倒。
1964年3月底，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一个多月后病逝，年仅42岁。“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遵照焦裕禄遗愿，人们将他安葬于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仅仅475天，但兰考人民记住了他一辈子、几代人！笔者近日来到兰考再度寻访焦书记的足迹，当地干部表示，半个世纪过去，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强烈共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的热切期待和强烈呼唤。
“50年了，老书记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还在我们身上吗？”2014年春，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如是发问。那年起，县委、县政府向兰考人民庄严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焦裕禄，用赤诚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教育着共产党人。
吴天祥：“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
吴天祥担任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期间，接待上访群众万余次，处理各类问题近万个。他还数十次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先后照顾过26名孤寡老人、6名孤儿，结识了300多个“穷亲戚”……
2004年1月27日，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周技珍抚摸着吴天祥的头。周技珍老人当时已是88岁，几年前，房子失火烧毁，吴天祥带领区里“吴天祥小组”的成员们捐款为她修好了住房，平时隔三岔五来照顾她（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何谓国家“脊梁”？在鲁迅眼里，“埋头苦干的人”是其中之一。
吴天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任何岗位上都以为民服务为本，以默默奉献为志。
日前，笔者采访吴天祥，地点如旧—武汉市武昌区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那天，吴天祥和往常一样，早上6点多钟就赶到了他退休前工作多年的地方。
年过7旬的吴天祥退休10多年了，但闲不下来，每天坚持接待信访群众，走街串户，为人解难排忧。
1990年，吴天祥担任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数年间，他接待上访群众万余次，处理各类问题近万个。他还数十次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先后照顾过26名孤寡老人、6名孤儿，结识了300多个“穷亲戚”……
“民之难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吴天祥诠释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服务与奉献。
20世纪90年代，吴天祥先后被授予“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在吴天祥心里，从无“在职”“退休”之分，“为人民服务”当为永远的本分。退休后，吴天祥的助人故事仍在延续。
2012年，他在社区走访时，发现武昌中华路街西城壕社区一位年过八旬的黄东萍老人，独自蜷缩在一间破屋里，生活难以自理。老人无儿无女，曾3次中风，长期靠政府部门和左邻右舍救济过活。
尽管家中有80多岁老母，吴天祥还是把黄东萍老人背回家，张罗她洗澡、更衣、吃饭，认她做干娘，又动员朋友们捐款，为老人重修了宽敞的新房，让老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发动群众帮群众”—这些年，在吴天祥的鼓励和促成下，社区洗衣店开起来了，红领巾小餐桌办起来了，敬老院、家电维修点建起来了……再就业社区在武昌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学会感恩，才会有爱心”“有了爱心，哪怕做点微不足道的事，也会感到万分愉快”“13亿人的爱心是一个富矿，要靠有影响力的人带领大家发掘”……吴天祥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多年前开始，每年中秋，吴天祥都要备好100多盒月饼，到武汉西藏中学去看望那些远离父母、到内地求学的藏族孩子；每年春节前夕，他都要跑遍武昌大大小小的福利院，带着礼物慰问孤寡老人；每年春节后，他都要去武汉及周边监狱，给服刑人员讲课，帮他们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难题……
吴天祥的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但他每月都要拿出数千元，资助一些家庭、生活、工作或者学习遇到困难的群众。
始终如一的奉献和付出，在退居二线以后，吴天祥又被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笔者日前采访吴天祥，问及何以坚持这样做，他说：是出于对党的感恩之情。
1944年，吴天祥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农村。3岁那年，他患了重病，是路过的解放军军医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
“父母告诉我要学会感恩，长大后，自己懂得了感恩的真谛。”吴天祥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来，在武汉及湖北各地，先后成立了两万多个“吴天祥小组”，20多万党员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以志愿者身份，做着“让别人感恩，让自己快乐”的事。
建党95周年前夕，武汉中北仓储的一名老党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决定向党组织上交1000元特殊党费，并在退休后加入“吴天祥小组”，像吴天祥那样“做点有意义的事”。
听到这个消息，吴天祥感到欣慰：“让更多的人懂得爱，懂得感恩，是我的理想。”
谷文昌
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将这两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践行了一辈子。为了摸清东山的地质、气候特点，他踏遍全县412个山头，探访每个村子，详细了解地质特点、风沙出没规律等信息。
2016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四有干部”的楷模、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的雕塑在中央党校落成揭幕。
当年，面对当地风沙肆虐，这位县委书记立下铮铮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他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将不毛之地变成郁郁葱葱的生态旅游海岛。
他“两袖清风来去”，离世35年，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海，共产党来干什么？”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湛蓝的天空下，点点帆船出没碧波间，细白的海滩上，游客们惬意享受美景。
东山，国家生态县，全国首批12个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之一，年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
然而就在60多年前，这里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风沙肆虐，民不聊生。时任东山县白埕村林业队长的林龙光老人说：“当时东山一年有150天以上刮6级以上大风，220平方公里的海岛，林木仅有147亩，30多公里的海岸线寸草不生。”
1950年，作为南下干部，谷文昌从老家河南来到东山，目睹当地群众艰苦的生活，他大声疾呼：“不把人民拯救出苦海，共产党来干什么？”
上世纪50年代，谷文昌带领东山干部群众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固沙、挑土压沙、筑堤防沙，种下几十万株苗木，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过了一段时间，树苗和泥土就被大风刮走，堤坝也被海潮冲垮。
面对困难，谷文昌立下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曾是谷文昌警卫员的潘进程告诉笔者，为了摸清东山的地质、气候特点，谷文昌踏遍全县412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绘图；探访每个村子，详细了解地质特点、风沙出没规律等信息。
1957年，广东电白沿海种植木麻黄防风林带成功；在东山西山岩林场，一位老农随手种上的三颗木麻黄树苗在风吹沙压之下顽强成活；在白埕村飞沙滩，村民挖出了泥炭土，证明远古时代东山曾经有大片森林存在，东山可以种树！
谷文昌在白埕村安营扎寨，和林业队员们一道，种下了20亩木麻黄试验林。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谷文昌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六大技术要点”，并在全县大规模推广种植。截至1959年底，全县共完成荒山造林4.3万亩，流动沙丘种草5000亩，筑堤18条，种树153万棵，成活率90%以上，80%的飞沙被固定下来。
在谷文昌看来，树和水是东山的命根子，是改变全岛面貌的关键，防风抗沙取得成效后，他带领东山人民挖塘凿井，兴建了22座水库和705个大小水利工程，东山自此水美田丰，百姓不再受旱涝风沙之苦。
“两袖清风来去”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将这两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践行了一辈子。
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搞任何特殊，这是谷文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共同的评价。
谷文昌的通信员朱财茂、时任东山县委办干事的沈达成等人告诉笔者：“谷书记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随身带着一把锄头、一个手电筒和水壶，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开座谈会，吃的是厚叶菜和地瓜梗熬的粥，睡的是地铺。”
时隔多年，谷文昌的小儿子、58岁的谷豫东对家里的饭桌仍然印象深刻。那是东山县政府宿舍院子里的一张露天石桌，大多数时候，石桌上的菜是地瓜和腌制的咸菜，半个月才能吃上半斤肉，“遇到下雨家里人只能端着碗在屋檐下吃饭。”谷豫东说。
简朴是子女们对家风的共同记忆。谷文昌大女儿谷哲慧说：“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一辈子勤俭，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
朱财茂说：“谷书记公私分明，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牟利，他的5个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政声人去后 丰碑在民心
近20年来，东山有了一个新的风俗：清明时节“先祭谷公、再拜祖宗”。
东山县政协原主席、东山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爱明告诉笔者，东山人民对谷文昌有着深厚的感情，1981年谷文昌去世后，群众自发纪念、缅怀谷文昌的活动始终不断。1989年，谷文昌的骨灰葬在了当年风沙肆虐的东山县山口村赤山农场，每年清明前后，都有大批群众带着花篮、香烛等物品，自发祭拜谷文昌。
“时间越久越怀念谷书记。”东山陈城镇73岁老人陈志英告诉笔者，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东山的旅游、海洋渔业越来越红火，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表示，谷文昌身上，有四方面精神特质弥足珍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大公无私的革命家风。
在高爱明看来，谷文昌的人格力量在于他作为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心中的唯一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一切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终在人民心中筑起了不朽的丰碑。
接受笔者采访的当地多名干部群众表示，谷文昌身上集中体现那一代共产党员艰苦朴素、清白为官、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这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传家宝”。
左图：杨善洲的资料照片（2009年10月摄）；右图：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2009年摄）
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的言与行
“不要想人民、党对不起我们，多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
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说过许多触动人心的话。这些话紧贴着人民群众的心，流淌着共产党人的情。
这些话，源自他脚踏实地的行动，发自他坦荡无私的内心。
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杨善洲从1953年担任区委副书记起，先后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77年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直至1988年退休。
他很少待在机关，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
一次，他下乡来到一乡政府，乡政府秘书看他的模样，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他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了许多情况，最后才找来乡干部安排具体工作。
他说过这样的话：“群众思变，群众想富，我们还能拖后腿吗？如果想什么吃亏、乌纱帽之类的事，那决不是共产党的干部。”
1980年，他到芒宽公社，听说有个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冒尖户，曾为此挨过批斗。他专门找到朱自祥家，进门就认错：“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错了。我看这咖啡树是个摇钱树，是条致富路。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 看到杨善洲放手让群众搞多种经营，为他捏把汗的人说：“还是慢慢来，搞四平八稳的事不会吃亏，书记的位置才坐得稳。”但在杨善洲坚持下，不久，地区召开了咖啡种植现场会议，芒宽咖啡种植如火如荼，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小粒咖啡种植之乡。
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骗人的假话吗？”
杨善洲的家，在施甸县姚关镇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成的。一口低矮木柜，尽管长着白白的霉斑，却仍是老两口屋里除木床外仅有的稍微像样些的家具。
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是全村最差的。
1987年，他到施甸下乡，女婿来找他，说家里房子又漏雨了，能不能凑点钱修缮一下。他还是那句话，“我暂时没钱，这旮旯漏就搬到那旮旯住，攒拢些住。”可当他听说保山大官市大队成立了茶叶专业组，却缺乏生产资金时，到处借钱，硬是一次凑了800元给专业组送了过去。
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林场种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幢新房。老伴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仅拿出9600元。为了不拖累孩子们，杨善洲做主把房子卖了。
他这样说过：“我手中是有权，但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
杨善洲的二女儿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上招工考试，但由于户口是农村的，不能报考，就请父亲找找人帮她转成城市户口，杨善洲不同意。后来，二女儿到乡下做了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转正后，又苦读两年取得了中师毕业证，至今一直在施甸乡下小学教书。
他一辈子在家务农的大女儿也曾有做“公家人”的机会。那年，因家里缺劳力，她辍学回家，乡卫生所、供销社让她去工作，但杨善洲不同意。
他这样说过：“不要想人民、党对不起我们，多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
杨善洲担任地委书记后，按照政策组织部门上交了他家人“农转非”的报告，他闻讯后坚决要求撤销了报告。
但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不马虎。1982年，他下乡了解到瓦马小学校长杨盈昌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下工作了20多年，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还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他沉默了。回去后，他向地委提出，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久当地政府为杨盈昌等一批农村骨干教师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
大亮山林场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个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
他这样说过：“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一年夏天，他到一个村庄，恰好碰到村民收摘水蜜桃，村里果园的水蜜桃是他前些年给嫁接的。管果园的村民听说他来了，就拿来一筐水蜜桃。他接过用秤一称，正好5斤，就掏出钱来，要付给那个村民。村民不肯收钱，说：“这是你嫁接的树，还付什么钱？”杨善洲认真地说：“嫁接归嫁接，付钱归付钱，你不收钱我就不吃了。”村民拗不过，只得收了钱。杨善洲这才把桃子拿过来请大家吃。
退休后，杨善洲到大亮山创办林场。考虑到老书记家里生活困难，林场想给他家送些木柴，他坚决不要；前两年，他家盖房子，林场要送他木材，也被他谢绝了。
和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共事多年的周波，曾做过7年的林场会计。他清楚地记得，杨善洲的老伴因外出看病，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事后杨善洲向林场交了370元。
他这样说过：“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后，又走进山光水枯的施甸县大亮山，与15名职工一道开始了起早贪黑植树造林的生活。
那时，就地取材搭起来的40多间油毛毡棚是大伙的栖身处。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第一间砖瓦房，大伙请杨善洲搬进新房住，他不肯，硬是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在四面通风透雨的油毛毡棚，老人一住就是9年。
为了节约造林资金，杨善洲到集贸市场捡果核，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那年，栽树季节，他牵着马去昌宁买树苗，为了能及时把苗子栽上，他赶着马连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他这样说过：“作为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光想着钱，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却坚持不从林场领取报酬，就是因办林场的公事外出，老人也总是自己付伙食费，从来不到林场报账。
最初的几年，林场每月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的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来：“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22个寒暑过去，大亮山林场人工林面积已达5.6万亩。有人算过一笔账：5.6万亩就是1120万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算，价值3亿多元啊！
出乎不少人意料，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10万元捐给保山第一中学，3万元捐给林场建瞭望哨，还有3万元捐给山下老百姓修澡堂。余下4万元，留给他一生愧疚的老伴。
老人去世后，人们把“大亮山林场”改名为“善洲林场”，永远怀念他。
兰 辉
听风再奏思念曲—追记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兰辉
“我出生在这样一片炽热的土地，我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改变老百姓贫穷落后的面貌。”
兰辉走了，留下一个问：
一个干部究竟做了什么，能被老百姓唤作好人、恩人、亲人？
走过他走过的路，翻过他翻过的山，找到和他交心的老百姓，我们试图一点点还原他的一生、再现他的故事。
答案逐渐清晰。
在人们的思念与泪水中，在北川浴血重生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基层干部，深深印刻在故乡和人民心间的足迹。
2013年5月23日下午，牌号为“川BT9866”的军绿色越野车正在唐家山堰塞湖环湖路上奔驰。沿途有识得这车子的老乡，远远地在后面挥手，他们知道，这是副县长兰辉又下乡了。
在北川，这条路是“救命路”。“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部队沿着山壁开掘了这条路，使救灾物资送了进去。
但是这一天，兰辉没能走完这条跑过千百次的路。颠簸的路途，让他还未痊愈的肛肠手术伤口加剧了疼痛，在最险峻的马岭岩旁，他下车去换药，意外坠下悬崖。
这一天，距离他48岁的生日，刚刚过去42天。
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暖和
兰辉走了。他办公桌上的一大摞文件旁，还压着两盒没吃完的药和半杯水。
以往，他总是边埋头看文件，边把消炎、止痛的药片一股脑儿塞进嘴里……而今，物是人非。
“这个人啊，永远在为别人忙，单单没有他自己。”北川县县长瞿永安叹息道。
“以他的才情，完全可以到大城市工作，可是他从不羡慕外面的世界，毕业后就扎根在北川。”兰辉在川北教育学院的同窗说。
白坭乡的铁索桥，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师范生志愿到偏远地区教书的跋涉；擂鼓中学的矮脚桌，记住了这个青年教师批改作业到深夜的倦乏；团县委的办公室，记住了这个热心的团干部为筹建希望小学打出的上千个电话……
从山沟里走出去的学生们不会忘记：他会在他们拿不出学费时，垫上他微薄的工资；他会在他们打算辍学时，翻山越岭去家访；他会在他们挫折气馁时，带他们去看蓬勃的日出……
兰辉曾说，我出生在这样一片炽热的土地，我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改变老百姓贫穷落后的面貌。
是啊，大山可以遮蔽人们的视野，却也能沉淀一份浓浓的乡情。从小就爱山乐山的兰辉，要把全部的生命融进这片土地。
时隔多年，通口镇13个村、64个组的村民还能想起那个笑呵呵的兰镇长：碰到茶园村的兰婆婆背猪草，他抢过背篓从山上一直送到山脚；看到黎明村的老乡们背农副产品上山，他联系交通部门修了泥石路；通泉村的村民反映井水不够吃，他跑来资金扩大了蓄水池；井泉村的村民对改换种植品种有顾虑，他就挨家挨户做工作，拉把椅子和老乡们聊起来；他最爱去困难户家中走动，同吃同住……
老乡们零零散散的念叨，拼出了兰辉当年的模样：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不管晴天雨天，总是脚踩一双黄胶鞋走村串巷，挽起的裤管满是泥点子，和农民没啥两样。
8月入秋，夕阳的余晖洒在后山，收获的果实刚刚塞满箩筐。
兰辉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已经连成一片绿荫。
镇干部说，乡亲们轮流照看，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大家伙儿“对兰辉最好的念想”。
是啊，在兰辉心中，哪里的山也绿不过北川的羌山，哪里的人也好不过勤劳质朴的家乡人。
担任副县长后，兰辉分管过公安、消防、安全生产、民政、老龄、双拥、交通运输、保密、档案、地方志、残疾人等十几档工作。无论怎么忙，“一定要去村里看看”的习惯始终未改。
这山到那山，一村又一村，群众常常围着他七嘴八舌，哪怕是“芝麻绿豆”，他都一条条记在“小本本”上。
面前那些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那些因劳作而皲裂的手，都会让兰辉少年时代的记忆一次次变得清晰：每天放学后要帮父母到茶场采茶、到工地背砖，工友们送过来的水、递过来的手巾，都是苦中的甜、心窝的暖。
“他对百姓疾苦有切身感受，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把群众放在心里。”邻居范芸芸说。
“别叫我县长，把我当自家人！”
这山到那山，一村又一村，兰辉成了老百姓的知心人。
兰辉常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为“好管闲事”，他的手机号成了北川的“群众热线”。
至今，许多他帮助过的人，依然保存着他发来的短信。
最近生意好不好？还有什么困难？—在兰辉的帮助下，曾被称为“北川可乐男孩”的残疾青年杨彬自主创业，开办汽车美容店、北川特产店。
工作顺利吗？日子过得去吗？—在兰辉的协调下，靠蹬人力三轮车维持一家生计的母军贤当上了县档案局的门卫，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生活费还够不够？在读哪些书？—在兰辉的资助下，特困家庭子弟林涛放弃了辍学打工的想法，考入绵阳师范学院。
这就是兰辉。哪里有群众，他就在哪里。群众的冷暖，都在他心里。
这些年，兰辉与20多个困难家庭的群众结对子，他用自己的工资尽力资助这些“亲戚”。
“我们领导干部有朋友圈、生活圈，但首先要有群众圈。”这个基层干部的“为官之道”，是多么朴素，又多么鲜明！
兰辉走了，人们还在重温他的微博“曲山兰辉”。
一次，一网友发帖反映北川某驾校教练吃拿卡要，他随即公布了驾校校长电话，让网友打电话投诉。
而另一次，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抱怨：为什么到夏季了，中午还是1点钟上班！太不人性了，谁能改改这作息时间。
兰辉回复道：若你是青片或片口的老百姓，早起坐头班车到县城办事，遇到工作午休，太阳晒得你怒火中烧，下午还没有找到办事部门又遇下班，一晚住宿上百块。你又咋想！为百姓着想，牺牲一下午休吧……
这就是兰辉。对百姓诉求，他俯首倾听。对群众利益，他尽心维护。
兰辉走后，“百度贴吧北川吧”的网友们才知道，那个发帖近万条的热心网友是兰辉，网名“scbclh”就是“四川北川兰辉”的汉语拼音首字母。
也有很多老乡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时常让他们搭“顺风车”的“瘦瘦的中年人”就是兰县长。
曾经的上访户聚在一块儿，给县委和县政府捎来封信：兰县长是个好人啊！他就像寒冬里的太阳，有了太阳就不怕山大沟深；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暖和……
兰辉走了，把一颗心、一世情都留给了这方土、这乡人。
他满怀温情的话语，依然在大山深处回响：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所以我和老百姓有天然的感情，我们今天的干部就是要给群众真心实意地做事，以心换心，以情换情。”
他就是北川的“活地图”，大大小小的路，都装在他心里兰辉走了，司机陈邦清的心一下子“空”了。
“他总有跑不完的路，现在终于可以歇歇了……”话没说完，这个壮实的汉子眼圈红了，背过脸去。
是啊，担任副县长的3年间，兰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北川大大小小的路，都装在他心里，他是北川有名的“活地图”。
1800多公里的新建道路，记着他沾满黄泥的鞋印；23个乡镇的标准客运站，记着他一丝不苟的检查；山区农村的客运班线，记着他隔三岔五的暗访……
从唐家山隧道走出大山的群众记着：兰县长代表党和政府，给我们修了阳光道！
3年间，兰辉的车跑了24万公里，相当于平均每天200公里，每个月把北川跑三遍。
一次又一次，震后废墟中的北川，刺痛着兰辉的心：九成以上的断路、断桥走不了，20个乡镇的群众出不来，262个村成了孤岛。
秘书张禄海说，为了加快修路，他拉着交通、安全、发改、财政等部门的同志一起跑，遇到问题，就地解决。周末，他也要坐个班车，在新县城里“晃”上个把小时，看看路况。
这山到那山，一年又一年，兰辉成了“车滚子上的县长”。
跟着他跑的同志们都“发怵”，下乡遇上断路，徒步几个小时，没吃没喝是常有的事。
“看出不对头立地就钻孔，发现有问题立刻得返工”—在北川承包过工程的人都领教过这个“火眼金睛”的兰县长。
安监局局长陈国兴说，别看他平时和气，其实很较真儿，讲虚话过不了他那关，托人情压根不管用，工作不到位他还会“吼人”。
挨过批评的干部并不记恨，因为兰辉的告诫常常让大家的心“酸酸的”：现在的北川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绝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失职，让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再次受到伤害。
是啊，北川的每条路，都是灾区人民由死向生的希望。特别是那穿山越岭的擂禹路，因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情感”，更让兰辉“舍不了、放不下”。
上任第二天，兰辉就上了擂禹路，这条路的“脾性”他比谁都清楚：
擂禹路横卧在海拔2000多米的冒火山上，震后3年，它是12个高寒村的近10万群众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这里冬季冰雪覆盖，夏季山洪肆虐，过路车辆一堵就是一两天。
来往群众的安全，成了兰辉一年四季的“心病”。他坚持每周到擂禹路巡查三四次，有时下班后，天擦黑，还要叫上司机走一趟。
翻进排水沟、困在大山里的险情，他一笑而过；筒靴、棉袄、雨衣、干粮这“四大件”，他叫司机随时备在车上。他还练出一个本事：看到路边树枝颤，赶紧提醒司机给一脚刹车，免得撞上塌方或滑坡。
寒冬腊月，擂禹路上的雪，总是从半山腰的巴笼山林场积起来，一脚下去就没过大半个鞋帮。车子爬上不去，兰辉常常背着干粮走上两三个小时。
“他来了从来顾不上喝口热水，就和我们一起铲积雪、清路障、铺棕垫。”执勤交警余强说，“常在这条路上跑的人都知道，那个戴眼镜的最瘦的就是兰县长。”
这就是兰辉，哪里有问题，他就奔向哪里。哪里的工作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
北川有3个煤矿，兰辉每季度都要下井一次，下就下到作业面，一蹲就是四五个小时。
矿井内的甬道，潮湿异常，兰辉厚厚的眼镜片总是蒙着雾气，眼前一片模糊。有的地方很窄，坡道又陡，他就弓着身子，扶着墙壁，小步小步地向下走。
同事担心他看不清，常提醒他别下那么深，可他却说：“工人不也在下面吗？！我们也该下去看看。”
干部勤走“忧心路”，群众才能走上“放心路”—这是兰辉的坚持，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
长年奔波，这个1.72米的中年汉子体重还不到60公斤，衣服裤子总像“挂在身上”，他又得了个绰号：“干哥”。
“一年到头，饿了就嚼口面包，渴了就喝口凉水，他的一身病都是这么累出来的！”再唤“干哥”，同事们难抑悲痛。
绵阳市委常委、北川县委书记刘少敏说，兰辉以前出现过眼睛出血、胳膊骨折的情况，都带病坚持工作，今年做了肛肠手术，他又执意要提前出院。北川工作压力大，90%的干部都像兰辉这样，爱岗敬业、一心为民！
3年重建，数十本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记录着兰辉的辛劳，也见证了北川的奋斗。
在深深浅浅的村道边，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兰辉与很多默默无闻的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不断续写着重建奇迹：
无较大安全事故的平安纪录；档案抢救和电子化建设在全国县级市名列前茅；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各项设施与国际水平看齐……
然而，就在北川悲壮而豪迈地跨过地震5周年的时候，那个为它呕心沥血的人，却突然不告而别。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它安宁、美好的新颜。
5月23日这一天，因为手术伤口还不舒服，兰辉在家简单喝了口稀饭，早上8点半就出发了。他和同志们跑了3个村道的施工现场、2个道路的地质灾害点，开了2个乡镇座谈会，直到下午1点才吃上饭。
“22日晚他听预报说山区有雨，临时通知我们下乡。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还没痊愈，直到他说要下车去换药。他自己那么难受，还不忘嘱咐我们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北川安监局副局长金晓宁再也说不下去。
后来，大家才知道，22日上午，还在手术恢复期的兰辉按医生要求应输液3瓶。他惦记着汛期来临的各项工作，刚输完一瓶，就拔掉针头，“剩下的两瓶明天再来吧！”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人，永远告别了时间。
唯有一个共产党员真挚而又坚定的宣誓，还回响在那片他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大地：“我珍惜荣誉，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闪光点，我会在余下的日子中让每一天发光，为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
兰辉走了，留给家人的就只有一个字“忙”。
“这么些年，盼也盼不回他。”望着微微泛黄的结婚照，兰辉的妻子周志鸿眼神空空，声音干涩。
“那会儿我们常去跳舞，国际标准舞、羌族锅庄舞，他都跳得来。”曾经的幸福，既遥远又清晰。
如今，妻子的辛酸和遗憾，不知说给谁听：
女儿出生第三天，他去了抗洪一线；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出游是10年前；给他打电话一般只回复三个字，“忙得很”；和他吃饭，刚拿起筷子又有电话；地震后说要照张全家福，总也没时间……
那个诗书满腹的才子何尝不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个孝顺懂事的“二娃”何尝不愿，一家老小、其乐融融。
可是，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必须承担。他只能深深藏起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愧疚。
2012年1月22日，他在微博中写道：2009年除夕在我们租的栖身场所慰问遇难家长，2010年除夕迎当年的救援者，2011年除夕与援建者们共度。今归常态……父在餐中突说了句：“那天晚上（5·12）好冷又饿，脚疼不能走。还是人家（救他的老杨）背我逃离。”桌上无语。我（的）亲人们，你们当时在哪里？做什么？良心永拷问。
没有人问过：地震当天在山区调研的兰辉怎样死里逃生？怎样自告奋勇地领着100多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回来后得知母亲和嫂子遇难时他又是怎样的悲狂……
同事们只记得：崩塌的山体将兰辉的家整体掩埋，兰辉和大家一样，顾不上流泪就投入救灾，不眠不休，像台机器，双手刨出了血……
灾后的北川，没有人忍心去触碰，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人，心中埋下的哀痛；但是很多人都能体会，那些为公而忘私的人，暗自吞咽的孤独与寂寞。
多少次，兰辉静静地听着《遥远的妈妈》的手机铃声，泪落如雨；又有多少次，他呆坐在老县城医院的废墟边，一言不发。
2013年4月11日，48岁生日，他又写下怀念母亲的诗句：……行千里行万里，四十八年游历，终究回到原地，在思念挤满望乡台时，您，凝视襁褓中的我……
兰辉走了，临别时，依旧来不及儿女情长。
女儿说，今年4月中旬接到爸爸电话，他说：“我在厦门出差，平时没时间来看你，想顺道来看看你。”我告诉他：“别来了，还是赶紧回去做手术吧，等暑假我们就能见面了。”
妻子说，那天早上给他装药，他还说等忙过这段，再陪我去跳舞；那天下午接他电话，山里信号不好，他该是说要回家吃饭……
兰辉走了，如一缕清风，不带走世间半点尘埃。
“他没什么私人物品，奖状和笔记都捐给政府，要不看了更难过。”这段时间，妻子把自己关在家中，默默地整理兰辉的遗物。
是啊，兰辉的衣服，数得过来的几件。外套洗得泛白，毛衣严重起球，鞋子除了一双补了几次的皮鞋，就都是十几元一双的布鞋。他出事那天穿的上衣，还是出差时花80元钱买的。
有朋友劝他：“你是副县长，总得买几件上得了台面的衣服。”他说：“我已经穿得够好了，和山里的群众比，不晓得要好多少倍。”
在吃上，他更不讲究，“吃饱就行”。下乡从不打招呼，就吃政府食堂或是街边小店。
同事们说，有推荐表彰、调任升迁，他总是先人后己，谦虚礼让；有赴外考察、休假培训，他总推辞说“工作丢不下，还是下乡好”。下乡检查，他恳请记者多拍群众、少拍领导。
“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多为别人想想”—这就是兰辉的胸怀，无论做人还是为官。
兰辉走后，很多接受他帮助的群众才知道，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他的爱人在一家单位打零工，哥哥在一个小区当保安，弟弟在绵阳一家酒店打杂，但“没有一个靠得上他”。
“二哥就是犟脾气啊，亲戚朋友都知道找他帮忙也是白找。”弟弟兰强说，他常对我们说：“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只有身正行端，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方土地和人民。”
这就是兰辉的品格，有大山的质朴，也有大山的坚毅。
兰辉走了，北川的群山，还依稀听到他最爱的歌：《我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下乡途中，车上的音乐因为山路颠簸时常断断续续，可兰辉却陶醉其中，享受这片刻的轻松；停车休息，他会拍摄下连绵的群山，在微博上展示“家乡处处有美景”。
现在，这个以山为伴、以路为家的人，永远长眠在路上，安睡在山的怀抱里……
送别兰辉，这山那山的人都赶来了。
按照回族习俗，不必献花圈，也不必鞠躬。
人们紧紧握住兰辉家人的手，痛哭失声：“兰县长不在了，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
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
兰辉走了？
不，他还在！他还在故乡的山水间，还在永恒的回忆里。
“北川吧”里，人们创建祭祀灵堂，把他生前的诗作发表在那里：……航行，是回溯还是追潮，这里就是港湾，夕阳会挽所有潮起潮落的浪花，听风再奏思念曲……
“一生从没忘记人民的养育之恩，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追记已故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
尕布龙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对土地终生不渝的依恋，对百姓血浓于水的情谊。尕布龙走了，却仿佛从未离开。
20世纪60年代尕布龙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工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尕布龙，一位来自高原的蒙古汉子，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对土地终生不渝的依恋，对百姓血浓于水的情谊。
尕布龙走了，却仿佛从未离开。
笑与泪中，他心里装满了百姓疾苦
翻看相册，在基层调研工作照中，尕布龙总是与农牧民谈笑风生。
据尕布龙养女召果力回忆，每当回到家乡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父亲总要在乡亲的炕头上坐坐，一边开玩笑、拉家常，一边用乡村俚语讲国家政策。
“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他给大家讲草畜平衡，‘烧炕不能烧半边嘛，半边热死人、半边冻死人，不行嘛。’屋里的笑声，老远都能听到。”召果力说。
然而，见到群众喜笑颜开的尕布龙，在一次调研中却忍不住流泪了。
据当时的司机杨杰回忆，1990年，尕布龙前往海东地区（今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满坪乡调研，走进河口村陈老汉家，眼前的景象让他泪洒衣襟：四面透风的窗户，满是窟窿的毛毡，辨不出颜色的被子……
回到西宁，尕布龙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他让杨杰将家中六床较新的被子，全部装到车上。
“我要去满坪看陈老汉。”
“把新的全拿走，家里来人盖什么呀？”
“先凑合几天吧，我们的困难好克服。”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尕布龙说：“我过去也是比较穷的，所以不能把农民忘掉，忘掉那就忘了本。”
严与宽中，他勾勒出干部的严于律己
在召果力家中，笔者看到尕布龙生前穿过的一件皮袍，上面大大小小的补丁，共有八个。
“父亲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领子、袖口、膝盖破了，我帮他补。”召果力说。
曾与尕布龙共事的人都说，他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人，要求太严了。
1990年，大外孙东主仁青报考中专仅差2分。知道外公脾气的东主仁青选择了复读，并于第二年考取医学专科。没想到毕业后，原本学医的他，被分配到海晏县甘子河乡砂场当修理工。
据杨杰回忆，省城好几家大医院的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主动要求录用东主仁青，都被尕布龙婉拒。
“尕布龙经常教育我们，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可如果人人吃饭不给钱，就会‘吃’坏风气，风气坏了是大事。”杨杰说，尕布龙不管到哪里调研，饭钱总要付三份，算上司机和秘书。
然而，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些“失误”，尕布龙却很宽容。
1988年的一天，尕布龙前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调研，比预定时间早到一个多小时，没吃午饭的尕布龙径直走进乡政府食堂。
“师傅，有吃的没？”
“没有呗，省长过一会儿要来。”炊事员反复打量这个穿旧中山装、黑布鞋的老者。
“给我们一点面，我们自己做个面片吧。”
“那不行，省长来了要吃饭。”
“我们自己做呗。”
架不住软磨硬泡，炊事员将和好的面和一些剩菜给了尕布龙。正当他吃得津津有味时，大通县委、县政府领导来到乡政府食堂，见状连忙斥责并要开除炊事员。
尕布龙连忙站起身，将炊事员拦在身后。
“娃娃不知道嘛，这事不怪他，开除个啥呀。”
后来，尕布龙还多次问到这位炊事员，得知其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
粗与细间，他迸发出共产党人的勇于担当
如今在青海西宁，说起尕布龙，人们首先想起的，常常是西宁南北山郁郁葱葱的林木。
曾经做过尕布龙同志秘书的袁兆盛说：“尕布龙干工作，有种牧民特有的‘实在’，不干则已，要干就动真格。”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尕布龙曾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担任领导。当时，该县境内的河曲草原鼠害猖獗，受灾面积占全县可利用草场一半以上。
在尕布龙指挥下，旷日持久的“灭鼠战”打响了。
据当时的警卫郭多回忆，此后十多年，每到灭鼠时节，尕布龙在草原上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晚上和牧民挤帐篷，白天吃河水拌炒面。经过十多年努力，草原生态渐渐恢复。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县成为我国北方第二个草原无地面鼠害县。
曾和尕布龙共事的人说，他干工作不仅细，“窍门儿”还挺多。
“调研市场物价，他会在农贸市场和商贩讨价还价，甚至会和牧区来的骡马商人‘抓袖筒’谈价钱，很多人真把他当成了买骡马的。”杨杰说。
1993年，尕布龙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份新“工作”：义务担任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大多数人都知道尕布龙为植树亲力亲为、不辞辛劳，其实，他还特别善于规划。”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副主任白前说，上世纪90年代初，尕布龙就提出“以水定林”，第一年搞水利，第二年再整体造林。
“这样一来，树木成活率大大提高，国家有限的生态资金都用在了刀刃上。”白前说，截至目前，西宁南北山共完成绿化 20.93万亩，相当于给每位西宁市民“赠送”森林104平方米。
“时至今日，尕布龙的精神愈发引起干部的共鸣，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干部为民情怀的呼唤，呼唤干部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达日县委书记武伟说。
尕布龙走了，然而人民不会忘记他。
不会忘记他的笑与泪、严与宽、粗与细，因为其中折射的，是共产党员一心为民、严于律己、真抓实干的伟大品格。
尕布龙的一生，无须华丽的辞藻，如一曲悠远的蒙古长调，永久地回荡在辽阔壮美的青海高原。
时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在接待起诉当事人（2009年2月3日摄）
一位法官逝后为何极尽哀荣？—忆“中国好法官”邹碧华
“我们能不能对当事人有一些情感上的关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安慰？除了精通法理，做法官更需要有同理心。”
“12月10日，上海小雨，船到江心，操桨者骤然沉默。”上海，一名法官，犹如被冬天拂去的落叶，骤然倒在了前往司法改革会议的途中，生命指针永远停留在了47岁。
医院里，妻子抚着他眼角的泪水，探究着临别时都没能开口的他在想些什么；单位中，电话铃声不断，一个个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当事人，急迫而又小心地询问着传闻的真伪；而微信朋友圈中，新华社一则寥寥数字的消息开始刷屏，让司法界许多朋友感到震惊。有律师为他默哀，有学生为他燃烛送行，有同事扼腕追忆……
他，就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时任上海市高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也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法官。
“庭前独角兽”：为民审案为民忧
独角兽獬豸，怒目圆睁，能辨曲直，勇猛公正，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也是法律与公正的象征。邹碧华为自己的微博和微信取名“庭前独角兽”，意味深长。
“在一次火灾中，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母亲蜷缩在沙发上，经火烧之后，地板被烧穿，她整个人坠落到楼下。家人状告物业公司，但最终没能获得法院支持。”上海市高院立案庭组长、曾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金鸣回忆说，“邹院长听闻老人去世情况时眼圈都红了，立即查阅了此案所有卷宗，并实地勘察了事发现场。”
邹碧华发现，火灾时消防栓故障引起了灭火延迟，而当时附近正在修地铁，是施工不当造成了消防栓损坏。面对这个得罪人的“骨头案”，邹碧华多次走访电力部门、城建部门和地铁公司，最后各方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当我看到上访户因频繁上访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邹碧华曾说，“我们能不能对当事人有一些情感上的关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安慰？除了精通法理，做法官更需要有同理心。”
5年前，一位身患白血病的男童同样让邹碧华“揪心”。5岁男孩小铭被亲生父母狠心抛弃，爷爷奶奶没钱给孙子看病，走投无路才来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要以小铭的名义起诉他的亲生父母，索要抚养费为其治病。
当时，还没有未成年孩子告亲生父母的案例，因此法院迟迟没有立案。时任长宁区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得知后，带着长宁法院少年庭法官们开了两天的会，研究法条，决定立案。最终，小铭的父亲将名下房产划归小铭作为治病的医药费，孩子才顽强地活了下来。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也是保护弱者的，要用法的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邹碧华曾说，当年他得知自己被上海市高院录取时，曾激动地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母亲告诫他：“一定要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
“改革操桨者”：触动利益的勇气与智慧
“哪有把船划到江心就弃桨投江的道理，走上这个岗位，就得承担起使命与责任。”2014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司法改革试点工作，邹碧华成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邹碧华的话掷地有声。
为了提升法官素质、提高办案质量，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提出，法官占队伍编制总数的比例限定为33%。而长久以来，由于法院内部“混岗”模式等原因，造成法官基数普遍高于员额比例的现状。
是遵循司改精神择优选取办案骨干，还是“论资排辈”让年轻人“就地卧倒”？邹碧华非常强调并且始终坚持，一定要腾出员额让年轻人有机会参与遴选。
而秉承这样的见解和观点，需要直面较大的压力。据一位上海市高院司改办的同事回忆，为了破解人员分类这块“改革坚冰”，邹碧华参与召开的基层座谈会不下15次。“在一次座谈会中，一位综合部门的老同志表示，虽然自己已不在办案一线但也是为审判工作服务，而且曾从事审判工作多年，在改革时必须进入法官员额。邹院长当时并没有回避问题，他表示，是否在一线办案是入额的重要标准，改革就是要改掉陈旧的观念，因此必须按照新的岗位要求和法官入额办法，对现有法官进行考核或考试，以保证所有入额的人员都是办案骨干。”
邹碧华习惯用数据说话。在拟定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初期，他就对全市法院的审判力量进行了全面摸底，带领团队对上海所有法官近五年的办案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年轻的助理审判员在实际审判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这成为制订方案的基础事实。
“一个双休日，我们把某家试点法院200多个法官的案件办理情况数据交给邹院长，我认为已经比较客观，没想到他认为案件难易度无法从这些数据中看出，必须看案卷。”上海法院司改办副主任顾全回忆说，“他让我把这些法官的案卷材料调出来带回家看。光是把这些案卷材料拷到硬盘里就要4个小时。”
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也是本次上海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事实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对法院过度行政化的纠偏。
改革前，上海法院到底存在多少裁判文书层层审批的情况？系统内行政化程度到底有多深？邹碧华认为，“摸清现状”是制订改革方案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并不怕“得罪人”。一方面，邹碧华对上海各级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邹碧华在全市法院做了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各基层法院是否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如果存在，有多少？并且还会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
“我们经常讨论一些问题，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他不会因为面对领导就妥协迁就，而是敢于说真话。”
“律师权益捍卫者”：倾力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
2013年3月2日，上海市律协就新法实施举行培训班，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谭芳邀请到时任上海高院副院长的邹碧华来做讲座。会场在上海远郊青浦，地铁不能直达，但偏偏许多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听这一堂课。
原定2小时的讲座，邹碧华却讲足了4个小时，其间，最新案例和数据信手拈来，与律师的交流气氛热烈。结束后，有人向邹碧华诉苦：“法官不尊重律师，做诉讼业务看不到前途！”邹碧华告诉对方，律师和法官应该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良性关系。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代表着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代表着社会的公正程度。“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这句话，邹碧华常挂嘴边。为了此次讲座，邹碧华共做了200余张PPT，最后一张只有四个大字：“永不抱怨！”
当晚，谭芳收到一条私信，一个执业18年的律师告诉她：“因为失望，几年前已不做原本喜欢的诉讼业务，但听过邹院长的讲座心潮澎湃，将重新开始对法治梦想的追逐。”
邹碧华去世后，深圳、湖南等地律师协会在开会前自发为邹碧华默哀或播放哀悼视频，不少与邹碧华素昧平生的律师从各地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一位河南律师对笔者说：“我和邹法官既非同乡，也非同学，我来为他送行，只因他的眼里有我们律师。”
对律师的这份尊重，或许源自邹碧华在美国的一段经历：有一次邹碧华去美国地区法院考察，法官借了一件法袍给他穿上，然后带着他一起去开庭。庭审至一半，双方律师的火药味上升，法官招招手将两位律师叫上前轻轻说话，邹碧华凑过去一听，是法官在提醒律师注意法庭上的形象。开庭结束后，法官告诉邹碧华，法官不可以在庭上当着当事人的面批评律师，法官和律师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应该给律师起码的尊重。
回国后，邹碧华写就《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并于2010年1月在自己担任院长的上海长宁区法院率先施行。《十条意见》中，大到“坚持尊重、理解、友善的原则”，小到“不得使用训斥、嘲讽等不尊重律师的语气和语言”，再到“为律师参与审判活动提供停车、休息、阅卷、复印等方面的便利”，事无巨细，让律师界为之动容与敬佩。
“我们尊重他，不在于他在哪个案子中帮助过谁，而是他对律师职业、律师行业、律师制度的尊重。正是这种尊重甚至敬畏，才让我们加倍地敬重他。”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说。
邹碧华理想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共同体”中，邹碧华除了强调对律师的尊重，也同样关照法院工作人员的尊严。走进长宁法院，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虽然空间狭小，但所有审判员都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邹碧华的想法是：“法官偶尔会在办公室会客，如果跟其他政府机关一样，三三两两的人挤在一个屋里，电话此起彼伏，人员进进出出，既不能树立司法权威，更不利于维护职业尊荣。”因此大楼装修时，他力主压缩会议室等公共空间，“空间再小，也得让每位法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疯狂学习者”：有书就是“好地方”
邹碧华书房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不大的空间里，目之所及全是书。挤满两面墙壁的书柜塞满了书，书柜旁的一点空隙堆起跟书柜一样高的书本，写字台也被成堆的书本挤得只剩一点空间。有网民评价：“这样的书房，看着就感受到主人的踏实。”
“他真的非常勤奋，到了书店就买书，经常一摞一摞地买。看书奇快，记忆力惊人。”邹碧华的好友王利军记得，有一次大家相约看世界杯，晚上熬着等比赛时，邹碧华对他说“走，带你去个好地方”。王利军跟着去了。走到建国西路上的卢湾电大，邹碧华侧身拐进了一家不起眼的门店—原来，他说的“好地方”就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席殊书屋！“他一进去就看书，不停地买书，到最后变成我和他一起拎书回家了！”
持之以恒地钻研，给邹碧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除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0多篇论文，邹碧华还主编或撰写了《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研究》《法庭上的心理学》等十多部著作。其中，《要件审判九步法》连续两年成为法律出版社的畅销书。很多一线法官评价此书“逻辑清晰、思路严密，审判时按图索骥，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还有人戏称，“要件审判九步法”是“法庭上的独孤九剑”。
1984年，邹碧华以全县排名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妻子唐海琳眼中，邹碧华还是北大法律系那个阳光、淘气、有些急躁的大男孩，在得意时他也会忍不住“得瑟”一下，“就像孩子一样，回家会扭一扭地告诉你，然后等着你的表扬。”
1988年2月，毕业前夕的一个寒假，21岁的邹碧华来到上海，住进纺织大学的学生公寓，一家家单位敲门，投送了60多份简历。1988年7月，没有任何背景的邹碧华走进上海高院经济庭，开始了一个法律人的生涯……
牛玉儒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全组会上发言（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离开牛玉儒的日子：时光无法抹去的记忆
激情加能力，产生了“牛玉儒定律”—他到哪里，哪里的发展就增添动力；他到哪个岗位，哪里的工作就有突破；他到哪个地方，哪里就会留下他的好口碑。
十年前，51岁的牛玉儒英年早逝，把党的好干部形象留在人间。
十年后，在牛玉儒生前工作过的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笔者不断寻找着他给这两座城市刻下的印记……
是一条条宽阔的马路？是旧城改造后的一片片楼房？是碧波荡漾的东河？当地人给出的回答让人心头一震—“牛玉儒的影子就在老百姓的心里。”
时间不是忘情水，人们从未忘记牛玉儒，把他安放在自己的记忆深处，任凭光阴流逝，依然为他守候。
情义人生
十年了，回忆仍然是一种痛。
比牛玉儒大两岁的时任呼和浩特市委办公厅主任林絮果讲起往事，难以抑制，老泪纵横。一旁，当时任秘书的李理也在偷偷抹泪。
共事一年多，林絮果记忆最深的是牛玉儒对他的一次严厉批评。
那是2003年6月10日，11点23分，托克托县发生4.2级地震。由于震级不高，林絮果没有太过关注。晚上10点，市委书记牛玉儒突然打电话询问情况：“有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县乡政府调查和处理得怎么样？”一连几个追问，林絮果一时语塞，牛玉儒非常生气：“地震是重大自然灾害，人命关天，你们竟无动于衷。”
“事情过去了十多年，我退休也有四年了，可对于那次批评，每句话我都记忆犹新。”林絮果说，“牛书记批评的是工作人员，实际上是牵挂百姓的安危。”
牛玉儒性格温和，可一旦碰到侵害百姓利益的事，他见一次火一次—
发现人行道铺装质量差，严厉责问：“这是百姓的血汗钱，这样的质量怎么向群众交代。与其让老百姓骂我们，不如我来骂你们。”
看到盲道中央立着电线杆，更加气愤：“这哪叫便民，分明是害人。老百姓的事不分大小，电线杆也是大事。”
牛玉儒生在普通干部家庭，母亲早逝、兄妹众多、农村插队，那个年代的人吃的苦，他一样不少。
后来，牛玉儒做了官，官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但他的人生观从未改变：人的一生，不图名和利，只为情与义。他曾说：“官要多大才算大？关键是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留点什么。”
李理说：“他的心，从来都是和老百姓长在一起的。”
31岁的孙敏一直觉得牛书记与自己心意相通。2004年春节前，牛玉儒来看望孙敏的养父孙震世。一到家，牛书记就“翻箱倒柜”，最终只找到一筐土豆。“这哪能过年？”牛玉儒心酸不已，马上嘱咐民政部门送来米面油肉。得知孙敏因上大学欠了外债，又提出对她进行资助。
孙敏说：“那是一种亲人般的关怀，他问我学习好不好，叫我毕业以后努力找工作。”看着牛玉儒渐远的背景，她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感觉—父爱。
转眼暑假，噩耗传来，那个背影已成永恒。
后来的孙敏，大学毕业，做了老师，成家生子，生活美满。孙敏告诉笔者，牛书记的爱是她一生前行的力量。
没错，对人民的大爱正是牛玉儒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激情岁月
回忆，时而悲伤，时而兴奋。
为什么兴奋？为曾经共同披荆斩棘的光辉日月。
“还记得吗？我们常跟书记到北京办事，行程紧张，吃饭只在王府井一家饺子馆，后来跟老板熟了，还给我们打折呢。”说到这里，李理与林絮果相视而笑，顿显意气风发。
无论干什么事情，牛玉儒都充满信心，充满激情。这股激情似乎还有一种魔力，能感染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邸明德退休前是呼和浩特市建委主任。他告诉笔者：“在牛玉儒手底下工作会很忙，但不会感觉累，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干一番事业。”
任包头市市长，把突降的地震作为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城中村拆迁、旧城改造、安居工程、供水供气，4年工夫让城市彻底变了样。
任自治区副主席，牛玉儒说，我们要设定跳起来才够得着的目标。他把外经外贸任务指标翻了一倍，有人认为不可能完成，他却成功拿下了。
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他当机立断，用18天建成非典防治中心；下定决心，半年时间把昔日呼市“龙须沟”变成东河风景区；雷厉风行，外出招商引资5天跑了5个城市。
牛玉儒的激情来自哪里？来自坚定不移的党性，来自庄严崇高的政治责任感，来自对伟大事业的无限挚爱，来自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激情加能力，产生了“牛玉儒定律”—他到哪里，哪里的发展就增添动力；他到哪个岗位，哪里的工作就有突破；他到哪个地方，哪里就会留下他的好口碑。
后来，用意念支撑激情的牛玉儒病了。癌症，住院，手术，化疗，种种痛苦仍没能阻挡他对工作的热爱。
住院3个月，牛玉儒3次返回呼市。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7月16日，牛玉儒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在市委全委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
细心的市水务局局长马文文回忆道：“牛书记的西装显得特别肥大，脚上穿的是双布鞋。”马文文知道，牛玉儒已经病得很重了。
十年前的那一幕怎能不令人动容—
牛玉儒生命的最后时刻，已陷入深度昏迷，妻子谢莉喊他的名字，他也浑然不知。末了，谢莉说了一句“玉儒，八点半要开会了”，他竟奇迹般地睁开双眼，随后又慢慢闭上，再未睁开。
在牛玉儒的生命中，工作已然成为本能。他用激情燃烧生命，没有空转，不留遗憾，不枉此生。
清正天地
思绪流淌，回忆是温暖的味道。
“三哥对我们兄弟姐妹说得最多的就是鼓励、勉励和要求的话。”回忆起牛玉儒，53岁的堂弟牛勇强充满敬意和钦佩。
尽管家风严苛，尽管知道三哥严格自律，但牛勇强也带着侥幸找过牛玉儒办事。那是20多年前，牛勇强在呼伦贝尔高寒区部队工作，身体不好的爱人则在呼和浩特。牛勇强求三哥把他调回来，牛玉儒却说：“既然有人在那里干，你为什么不能干？”牛勇强没再说什么，直到从部队转业，才回到呼和浩特。
牛勇强深深记得，三哥说过一句话：“我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随意支配。”如今，已经走上领导岗位、担任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的牛勇强更加懂得其中真谛了。
这种言传身教，同样带给了牛玉儒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牛书记常对李理说，晚上下班别去应酬，回家多学习。
“他并不只是说说，还要考我。从市里到自治区的情况，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趋势，车上常常就是‘考场’，几次答不上来，就要被批评了。”李理说。
十年后，走上巴彦淖尔市副市长岗位的李理愈发感到，牛玉儒对自己做人做事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已深入骨髓。
牛玉儒爱自己的家人。牛勇强回忆，三哥生前，每到大年三十，一大家子人会一起等着他回家过年。做完走访慰问后，回到家里，看到久违的亲人和迎接他的一张张笑脸，那是一年中牛玉儒难得的轻松惬意时刻。
以事业为重，以人民为重，牛玉儒最忽视的就是他自己。“牛书记对工作要求高，讲求细致，注重细节，但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却格外简单随意。”李理说。
他告诉笔者，牛玉儒虽然是省部级干部，但出差还跟大家一样住标准间，“记得一次去太原出差，当地要请我们吃饭，他借故推脱，带着我去小吃店吃了碗刀削面，然后直奔机场，只是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包头市政协主席程刚时任市政府秘书长，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张与牛玉儒生前的合影。“牛市长在任近5年，这期间包头的工程建设项目有几百上千个，但他没有在工程承包上打过一个招呼，没有递过一张条子。”程刚回忆说。
程刚还记得牛玉儒当市长期间的“座驾”是辆老旧的红旗车，动不动就打不着火。市政府购入新车后，提出给他更新一台，但牛玉儒坚持坐那辆“老爷车”。
“对老牛，我真服了。”程刚说着，笑中带泪。
张广秀在村里与村民交流
为了那一份牵挂—与“最坚强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对话
“虽然时代已不一样，但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离不开‘宗’的。为社会、为大众、为人类、为自己所爱的群众工作，即使是做了极小的事也是幸福的。”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村官，却始终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她，一名尚未痊愈的白血病患者，却时时惦记着工作和乡亲。
这是一个关于“牵挂与被牵挂”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被网友誉为“最坚强大学生村官”的张广秀。
5月31日，张广秀出院了。在租住的小屋里，她诉说起暖暖的往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农村热土给予无限激情与力量
“病好了，我还要回去当村官。农村这块热土给了我无限的激情与力量，我将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为农民群众奉献一生。”张广秀告诉笔者。
2009年8月，从鲁东大学毕业后，张广秀考取烟台市大学生村官，担任福山区垆上村村主任助理。
“自己工作的时间太短了，做的也都是一些小事，我觉得挺遗憾的。”张广秀回忆自己的村官经历。
医疗保险、水费电费……在村官岗位上，张广秀的工作日程总是满满的，每天都有“替村民跑腿”的记录。只要村民有需要，哪怕再小的事，哪怕是走上几十里路，她都愿意去做。
确诊前一个多月，身体已明显不适的张广秀仍坚持工作：帮乡亲们张罗着销售樱桃、整理全村村民的健康档案……
“先当村民后当村官”“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也心甘”“病好了，我还回去做村官”……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体现着一个大学生村官的追求。
到生病住进医院时，张广秀工作了400多天。尽管还来不及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就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这个小小的村官，感动了很多人，也激励着无数人。
“从她身上我们更加看到，只要我们立足农村、踏实工作，一样能够体现自身价值，一样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关心和支持。”得知张广秀的事迹后，大学生村官曹文兰说。
“我们可能无法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去做好每一件小事。作为一名村官，我们就是要成为在农村沃土上默默奉献的耕牛……”大学生村官鲁俊香如此表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奉献农村，为群众做实事，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的主动选择。
沉甸甸的牵挂催生奇迹
正当张广秀一心投入工作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病魔已悄悄袭来：2010年9月，还不到24岁的她，在临沂的医院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张广秀的父母都是农民，靠一个煎饼摊子增加收入、维持生计。没过多久，一家人的经济就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亲属间的骨髓配型失败，病情救治也遭遇困境。
张广秀是不幸的，花样年华，身染重疴。张广秀又是幸运的，她的病情让社会各界的人牵挂着，更牵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心。
201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同志的事迹很朴实、很感人。她全身心为村民服务，身患重病不忘本职，用真诚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要注意总结宣传张广秀同志这样的先进典型，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奉献才干、锻炼成长。他还要求组织医疗专家对张广秀同志进行精心治疗。
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批示要求，进一步总结宣传张广秀同志的先进事迹，鼓励广大大学生村官像张广秀那样扎根基层、虚心学习、吃苦耐劳、服务群众，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大学生村官。16日，李源潮专门给张广秀回信，赞扬张广秀的高尚精神，并表示“对于治疗你的病，党和政府是关心和支持的，中央是关心和支持的”。
在中央领导同志、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暖心的消息接踵而至：
在山东—
烟台福山区委安排医保部门为她办理了异地就诊手续，烟台各地的人们累计捐款达45.74万元，全省的血液病专家纷纷行动起来……
在全国—
各地的大学生村官闻讯后，一方面不断写信、发短信鼓励，一方面积极组织捐款，有的还主动做造血干细胞配型……
—2月13日，张广秀被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
—3月7日，志愿者汪凯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输入到张广秀体内；
—3月24日，手术后的张广秀转到了普通病房；
……
5月的最后一天，张广秀离开住了100多天的北大人民医院。她仍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也不能与外界有太多接触。但是，让所有人欣慰的是，沉甸甸的牵挂，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遇到特别多的好人，受到特别多的关注，真是觉得受之有愧。”回想起得病后的这段日子，张广秀如是说。
“中央领导的关心，不只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我们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的重视。我是沾了全体大学生村官的光。”张广秀这样看待自己的这次幸运。
社会各界对张广秀的关怀，特别是来自中央领导同志的关爱，也深深鼓舞了广大大学生村官。
目前，我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9万名。中央对大学生村官工作高度重视，针对大学生村官的教育管理、培养使用等问题，习近平、李源潮等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各级对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关心与重视，让我们在有困难时感到不孤独。我们一定要将这份厚爱与温暖化为服务基层的动力与热情，更加努力工作，全心服务群众。”大学生村官刘苗苗说。
更努力工作来回报社会
一个红底白花的纱巾包裹着头，一个蓝色口罩遮住了圆圆的脸，背后垫着一个枕头依靠在墙上。眼前的张广秀，身体透着明显的虚弱，但眼睛里满是挡不住的神采。
“我一直都特别想回去，昨天同事打电话说，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看着他们忙我怪‘馋’得慌，也嫉妒他们，想长个翅膀就跑了。”说着说着，张广秀自己先笑了起来。
家乡临沂和工作地烟台离得比较远，父母有过让张广秀回家当老师的想法。但是，在村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张广秀越来越适应，对村官这份工作也越来越喜欢。
“身体好了之后，我还是得回去。我挺适合干农村工作的，再说我的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呢。”说起康复后的打算，张广秀有好多话要说。
“我想那边的好吃的，想那边的人。我觉得，那里的老百姓都太好了。虽然我的作用很小，但还是想靠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村里的老百姓过得比现在更好。”张广秀说着自己的想法。
在张广秀眼里，有两样东西她还需要回去“偷师”：一个是种植大樱桃的技术，另一个是做农村工作的本事。
相对于烟台，张广秀明显感到家乡临沂的落后。学好种植樱桃的技术，她有个自称“小我”的想法：把樱桃引种到临沂去，让家乡的农民也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
“我发现，村里那些领导做农村工作都特别厉害，他们那些方法我挺想学到手的。等我学会了，我也能做到游刃有余，做得特别好。”对于第二项要“偷师”的本事，张广秀这样解释说。
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大半了。对于很多大学生村官来说，面临的将是再一次的选择：是续签做村官，还是考公务员、读研究生或者做其他工作？
“我们上学花了父母很多钱，但国家培养我们同样不容易。再说，我这条‘小命’这么贵，国家和社会付出的，我一定都要回报回去，让我做什么都乐意，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对于未来，张广秀想得更多的是感恩。
“虽然时代已不一样，但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离不开‘宗’的。为社会、为大众、为人类、为自己所爱的群众工作，即使是做了极小的事也是幸福的。”几天前，在阅读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时，张广秀在空白处写下上述文字。
这是一个释放着热情和活力的女孩，这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感和美好向往的女孩。我们，继续祝福她！
廖俊波（左一）与基层群众交流
唯有初心不忘—追记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他的微信名，为何叫“樵夫”？有人说，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四处开山辟路；有人说，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为人们送去温暖；有人说，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樵夫，做一个大山之子……
当接到去市里工作的通知时，他和妻子商量，尽快办一件大事—买房。
于是，他把家安在了南平市一栋普通居民楼里，融进了这座闽北山城的万家灯火之中。
小区里的人，偶尔会碰到他，但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在乎他是谁。
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3月18日，一场车祸，终止了他鲜活的生命。
廖俊波，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和县原县委书记，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走完了他年仅48岁的一生。
“一只好碗，打掉了!”消息迅速传开，街头百姓说；
“感觉没了依靠，今后工作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工作搭档说；
“请你们好好写写他，对他是种告慰，对基层干部是种激励!”老领导说；
……
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会让他人惋惜、不舍？照片中那谦恭的微笑背后，曾有过怎样的人生风景？
新来的“省尾书记”
入夜，村民邓奕辉刚吃过晚饭，就听见一阵敲门声。
登门者指着身边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年人说：“这是县委廖书记，今天专门来看望您。”
石屯村，地处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山脚边，平时外来人不多，村民大多没见过县委书记。邓老伯既感意外，又不免有些紧张。
“老伯，身板还硬朗吧？能不能请各组的老乡过来，一起聊聊？”县委书记柔声道。
很快，几名村民小组长、辈分高的人，聚在了邓家厅堂。
“大家放开说，不要管时间。”县委书记说。
喝茶、递烟、寒暄，不一会儿，话语就热了。“县里搞开发区，我们支持，可廖书记，山上有我们600多座祖坟，怎么办？”
“镇里打算建一座公墓，咱让老祖宗也住住新房，好不好？他们楼上楼下的，不也热闹嘛。”大家听了，笑了起来。
“廖书记，以后征地标准提高，我们第一期被征的，不就吃亏了？”
“决不让老百姓吃亏，一定会补齐。”
“行!行!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不算小账。”大家纷纷表态。
3个小时过去，大家意犹未尽。
政和，地处闽浙交界，武夷山脉纵贯全境。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长期是福建省长挂点的帮扶县，被形容为“全省之尾”。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
“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河”，这是当地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每次省里市里开会，政和干部都坐在角落，轮到发言时一般快到饭点，说者无心，听者无趣。干部调离政和，有时还会收到“恭喜脱离苦海”的祝贺。
2011年6月，廖俊波走马上任。
“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官不算大，但领导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掌管一方土地，权力很大，责任和事务似乎也无限，还会面对不少诱惑。这是个干事创业的重要职务，也是考验意志品格的关键岗位。
穷家难当!环顾政和，大山连绵，河川密布。县城老旧破败，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县里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连县委大楼的墙上都有很多裂缝。
上任后，他与时任县长黄爱华作了一次深谈。“依我看，政和相对落后，反倒是个干一番大事业的平台。想想，咱们一起努力，在全国率先蹚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子，打它个翻身仗，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他微笑着，眼里放着光。
“不怕穷，就怕穷惯了。咱来个大战役，把信心士气提起来!”
开头两个月，廖俊波很少待在办公室，带着人马下乡、进厂、家访、夜谈……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兜里会掏出什么牌呢？
当年8月18日，一个政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参加人员：全县2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主题：政和怎么办；会议形式：务虚。
“神仙会”一开3天，每个人都要发言。
“落后地区，观念也可以领先!”廖俊波最后开了腔，“政和落后，主要是观念、干劲问题。”
“浙江也有山区，人家发展得怎么样？政和向东，过了宁德就是大海、港口，向北就是浙江、长三角，很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会修过来，我们条件一点不差。”
此时，他点起了“三把火”：一是深挖传统农业优势，抓好扶贫；二是全力突破工业、城市、旅游、回归“四大经济”；三是把原先分散的园区“三合一”，完善配套、提升档次。
何谓“回归经济”？大家听着新鲜。廖俊波解释：“光在上海，就有3万多政和人创业经商，他们想为家乡出力，可以动员他们‘回归’啊。”
他最后亮出底牌—自他开始，县里所有干部上一线。
廖俊波收起笑容，严肃地说：“同志们，政和这种现状，我们当干部的怎么坐得住呢？”
“这哪里是什么务虚，分明是一场动员。”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魏万进说，“老廖这人从不务虚，做事都是先把路数琢磨透，再来跟大家沟通，说着说着，就把他的想法灌进你脑子里了。”
建设集中的开发区，地从哪来？廖俊波穿上运动鞋，背着地图，带着人在城郊的荒山、河滩里转悠，然后会商，最终敲定了一片山地，分期开发。
钱从哪来？初期，光架桥铺路就要5000万元，可政和过去连30万元的项目都要上常委会。
“大家看，咱能不能先不建县委办公楼，搬出来分散办公，这不就有4000万元了吗？其他再争取各方支持。”廖俊波跟班子商量，“我们已经慢人一大截，等不得了!”
他找到县长说，无论做什么事，一般都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人观望，所以下手一定要快。“认准的事，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
万事开头难，征地就是一难。于是，就有了县委书记做客农家的那一幕。
能去现场，就不在会场—园区开工，廖俊波恨不得吃住在工地。每天再晚，他都要到工地走一趟。没有光，就打着手电对着图纸看，或者让司机打开车灯照着看。
3个月后，征下了3600多亩地，无人上访；半年，首家企业达产；一年后，工厂招工的广告贴满大街小巷。当初被一些人认为是“画饼”的计划，连骨头带肉，摆在了人们眼前。
“这个园区，是廖书记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副县长葛建华说。
人大、政协的干部，过去很少介入具体经济事务，廖俊波动员他们都上“一线”。在老城区征迁中，他得知当时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绍卫威信高、有办法，就两次登门请贤。
“你看，我头发全都白了，怕力不从心啊!”许绍卫摆摆手说。
第三次登门，廖俊波手里多了样东西，一盒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染发剂。
“老许，你不是嫌自己头发白吗？这个东西好，一用就黑，马上显年轻。”廖俊波打趣说，“城建没你出马，恐怕不成。”
“书记大人这么高抬我，我哪里还有退路，只能试试喽。”许绍卫哭笑不得。分手时，两人长时间地握了手。
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个广场、第一座双向四车道的桥、第一个红绿灯、第一条斑马线……“过去县城的河上，几年建不起一座桥，俊波来了后，当年就干了5座，县里一年大变样。”魏万进说，“他做人很低调，做事却十分高调。”
“组织派我来，不是让我来过渡的，是让我来干事的。”廖俊波喊出了一句十分提神的口号—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
4年后，政和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3万多贫困人口摘掉帽子。政和干部的腰杆变硬了，说话声音变大了，在省市召开的会议上，也开始“抢话筒”、介绍经验了。
2015年6月，廖俊波光荣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与时间赛跑
开发区，好像与廖俊波有着不解之缘。
大的任务有两次，一次是2007年，从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调任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另一次是2015年10月，在副市长任上，主抓武夷新区规划建设。
荣华山，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历史上曾是入闽商路要冲。
廖俊波是浦城人，熟悉人情地理。但环顾一片荒山野岭，再掂掂手里的6个人、1台车和2000万元启动资金，难免让人泄气。
大家都清楚，落后地区建开发区，不是什么好工作，其中一个难处，就是招商，得到处求人。南平是山区，除了生态好，没别的优势。
荣华山离南平市都有3小时车程，外出招商，光赶路就让人吃不消。
可廖俊波不怕，他好像喜欢求人和赶路。
时间过去快10年了，廖俊波当时的副手刘晖明，仍难忘创业的艰辛，难忘廖俊波那股“疯劲”。
“那可是没白没黑地干啊!连着四个春节假期，全都用来招商。”刘晖明说，“俊波父母就住在另一个乡，离荣华山18公里，4年中，他就回去探望过一次。”
4年下来，那台越野车跑了36万多公里，平均每天超过240公里。
荣华山岁月，至今让刘晖明激动：“光从浙江引来的轻纺园，产值就有30个亿。”
“我和俊波，比亲兄弟还亲。现在一想起他，心里就痛。”刘晖明一边说，一边拭泪。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告诉笔者，廖俊波工作过的岗位，都是任务最重、困难最大、问题最多、矛盾最复杂的，市里对他很信任。
担任副市长后，组织上安排廖俊波主抓武夷新区建设。
南平市区，沿河谷而建，发展空间局促。经国家批准，在北边调整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夷新区，并且要把政务中心也搬过去。
虽然戴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光环，但廖俊波又干起了招商的活儿，开始到处求人。
他对同事说，招商没什么秘诀，说穿了就是几句话，“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
有外地客商来，他必亲自赶到车站、机场迎送，亲自陪同、讲解、考察。刘晖明说：“他向来这样，就连投资商的父母生病，都要我们带着去医院，挂号、找医生的事全包。”
“咱们是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千百个理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够。”廖俊波经常念叨。
遇到符合产业规划的高科技项目，他日思夜想，号称要“跪地求婚”。
在他生命的最后45天，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最近的一次，3天跑4个省，去了6家公司拜访。
武夷新区离南平市，近两小时车程，廖俊波后来作为副市长，市里还有一大摊事，只好不停地来回跑。
新行政中心按计划2018年搬，但廖俊波提出，提前一年具备搬迁条件，并要求“起步就是攻坚，开局就是决战”!
这么多事，白天哪够用？刚开始，他有几次被反锁在新区办公楼里，因为保安不知道副市长总是深夜加班。
“每谈成一个大项目，他就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真像求婚成功一样。”武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洪少锋说。
驾驶员林军跟随廖俊波多年，他在车上长期备着“四件套”—衣服、雨鞋、雨伞和被子。那床被子，开车时廖俊波用，停车时林军用。
“领导，您不觉得累么？”林军问。
廖俊波的解释是：带孩子够辛苦吧，但父母为何乐在其中呢？因为信念!人有信念，就不会觉得累。
如今已任政和县委书记的黄爱华，当年曾向廖俊波诉说过工作太多、时间不够，廖俊波劝导她：“事情总是越做越多的嘛。不做事，那才会没事呢。”
“肝胆”—他的农民朋友
“肝胆”一词，福建人常用来称呼最知心、最可敬的朋友，近乎大家常说的“铁哥们”。
廖俊波的“肝胆”很多，一位叫刁桂华，农民企业家。
几年前，拍下了新厂房土地后，因遭人构陷，她被异地拘押，土地出让金交不了，后来光滞纳金就需要上百万元，企业陷入生死之劫。
仅有小学文化的她，几年来到处上访、哭诉，甚至“拦轿喊冤”“见官下跪”……
去年4月，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悄悄指点她，等廖副市长接访那天，你再来。
刁桂华将信将疑，如期来到接访地点，第一次见到了廖俊波。
廖俊波听完情况后，微笑着说：“今天后面还有人等着。这样，你留下材料和联系电话，咱们改天详细谈。”
一个星期过去，刁桂华以为，这次又是一场空。
然而，周六早上7点，手机铃声响了。
“刁总，请问你今天有空吗？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手机那头，传来廖俊波的声音。
路上堵车，车又坏了，刁桂华迟到了，下午1点多才赶到。
由于心急，加上虚弱，她在市政府办公楼的楼道里摔了一跤，小腿上蹭出几道血印子。
廖俊波闻声出门，把她扶进办公室坐下。然后，拿毛巾蘸上热水，为她擦拭伤口。
“不要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看着弯腰低头的副市长，刁桂华眼泪夺眶而出。
“真是老天开眼啊，让我碰上了好官!”刁桂华说，“我这些年被欺负、被冷落、被歧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终于有人听了。”
刁桂华一边哭一边说，廖俊波一边问一边记，满满写了三页纸。最后，廖俊波递给她一张名片说：“再苦的经历，都会翻过去。你现在要专心把企业做好，把自己变强，以后的日子还很长。你的困难，咱一起想办法解决。”
几天后，刁桂华正在旧厂房里忙碌，廖俊波又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看看。
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下着大雨。廖俊波一个人打车找了过来。没带伞，下车后用手遮着头，一溜小跑，进了车间。
他把工厂转了个遍，像兄长一样，和刁桂华谈起了办厂之道。
“你做麦芽汁饮料，芽的根部可以留长一点”“生产线离锅炉太近”“这厂房确实小了”……
“我知道有家饮料企业，设备是新的，但没有订单，你们合作好不好？”廖俊波立即打电话联系。
刁桂华告诉员工：“这是咱们市里的副市长，我们的事有救了!”
等廖俊波一走，员工就说：“你唬人吧!哪有这样的市长，连个车和跟班的都没有？”
再过几天，刁桂华又接到电话：“桂华，新厂房滞纳金不用缴了。”廖俊波的声音，兴高采烈。
“俊波市长可是我的贵人啊!我听他的话，不纠结过去，努力做到格局要大。”刁桂华说，她的产品现在卖到了南非、东南亚，年销售额3亿元，下一个主攻市场是美国。
冤情洗清了，新厂也有着落了，今年春节，刁桂华想给廖俊波送一只土番鸭，表表心意。但廖俊波笑着谢绝了：“桂华，等你新厂开工，舀一瓢热的麦芽汁给我尝尝就行了。”
天不遂人愿，廖俊波没有等到这一天。如今留给刁桂华的，是无尽的怀念……
另一位“肝胆”叫袁云机，也是农村妇女。
政和县石圳自然村，明清时是内河码头，舟楫往来，商客云集。虽然从一些老房子上，依稀还能看出点当年的风光，但颓败之态，连村民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
2013年，袁云机带着村里9位姐妹，在家人和村里老党员的支持下，花了三个多月，清走500多车垃圾，开始改变“垃圾村”的环境。
这事传到县委书记廖俊波耳朵里，他立即赶来调查。然后，对着袁云机她们竖起大拇指：“你们这帮姐妹，了不起啊!干了一件大好事。”
他接着说，村子干净只是第一步，还要“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到那时，男人们就都跑回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县里支持你们，咱把旅游经济搞起来。”廖俊波说，“赚钱的事你们干，不赚钱的事政府干。”
很快，石圳村完善了基础设施，房子翻修一新，引进了3家旅游企业。古樟古巷，小桥流水，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茶小镇”。作为政和县首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
廖俊波经常来，有时会带客商来，并拿着话筒，当起导游。见到袁云机，老是开玩笑：“云机啊，又变漂亮了!”
“他不是官，他是我老大哥，是和我们农民坐一条板凳的人。”袁云机说。
林小华，曾任邵武市委书记，如今已退休。他是廖俊波从中学教师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后来成为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引路人。听说笔者在南平采访，专程从上海赶回，找到笔者。
“现在人们总说政治资源，电视里这么演，现实中也有人在苦心经营。我很清楚，俊波没有。”林小华说，“如果说有，他的政治资源就是老百姓，是群众的口碑!他对老百姓的爱，那是真爱。”
廖俊波出殡那天，送别的人群，将前后数十里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告别仪式上，吊唁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泪如雨下。“花圈就摆了1500多个。这些花圈，大多是人们自发送的啊。”林小华说。
老百姓的泪水和怀念，是对一位好干部的最好祭奠。
是清水，就是透亮的
廖俊波之所以急着在南平买房，是因为他在市里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协调、联系城建工作。
他跟妻子林莉说，这工作有风险，会有开发商来“围猎”。“咱有房，就可以一句话打发他们，也不会招人议论。”
钱不够，就买套二手旧房吧。还是不够，把邵武的房子卖了，再找家人凑了些钱。
廖俊波多次和林莉说，咱清清白白做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
荣华山产业组团，一开始就有4000亩土地“三通一平”，工程很多，建设方负责人郑建华说，廖俊波没有介绍过一个熟人或亲戚来承包。
“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搞工程，你们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廖俊波走到哪里，都这样强调。
他和客商之间很“清”，到什么程度呢？南平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强说，曾有一位很熟的外地客商，拎了一盒海产品来看他，廖俊波一直追到电梯口，坚决退回，并说“你来找我，咱是朋友；你提着东西来，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利益关系，这就把朋友看轻了”。
廖俊波相貌俊朗，注重仪表，整齐干净，给人的印象清清爽爽、精神抖擞。到政和上任时，带了两样东西，一个行李箱，一块熨衣板。
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廖俊波想穿上新皮鞋，去北京接受表彰。在网上找到一双浙江产的鞋后，就把链接发给一位做电商的“80后”客商张斌，请他代买，因为没有支付宝。
几天后货到了，张斌给他送过去。廖俊波说：“电商真是好啊，哪里的东西都能买到。”说完，把368元塞到张斌手里。
“廖书记，我经济条件还可以，不就一双皮鞋嘛，我本来就想送您的。”张斌说。
“这怎么可以？收了鞋，咱就不像朋友了。”廖俊波调侃道，“辛苦费我就赖了啊。”
他也不是什么礼都不收，得分人。
一次，政和街头一位卖小吃的老人，找到廖俊波办公室，手里提着一篮“东平小饹”，正冒着热气。“廖书记啊，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小吃，您工作辛苦了，尝尝吧!”
“这我得收下!谢谢老人家了!”说完，当着同事的面，带头吃了起来。
回点什么礼呢？调离政和前，他在办公室里寻来寻去，眼睛扫到了一双雨鞋，自己只穿过一两次，觉得比较合适，就跑到街上送给了老人。
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勇，过去在邵武市当过书记，是廖俊波的老上级。今年春，廖俊波有次开会，约莫10点钟的样子会就散了。他闯进老上级的办公室，看到武勇吃剩的几块饼干，撕开就往嘴里塞。“老哥，早上太忙，还没吃早饭呢。”
后来武勇拿了两盒饼干，让人送了过去。廖俊波收下了。吃了一大半，剩下的，至今还放在新区办公室的书柜里。
武勇介绍，南平搞“百日攻坚”，廖俊波挂帅的项目有几十项，想想都受不了。他心疼廖俊波，后来答应挂帅养老项目，想为廖俊波分担一点点。
笔者问武勇：“依你看，廖俊波是不是不近人情呢？是不是得罪过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从不拉拉扯扯，三句话不离工作。”武勇说，“连我找他办点事，他都会拿原则直截了当拒绝，别人的面子更别谈了。时间一长，大家也就理解他了，会觉得自己境界不如他。”
罗志坚是南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此前曾任省委组织部二处处长，对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比较熟。廖俊波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两人自然更熟。
罗志坚说：“我干组织工作多年，人见多了，像廖俊波这样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干部，不多见。他称得上是‘阳光干部’，通体透亮，没有杂质。”
远方，有更美的风景
微笑是廖俊波的招牌。但有一次，他收起了惯常的笑容。
那是2014年，去福建东山，学习谷文昌事迹回来。
他跟政和的同志说：“一名县委书记，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我问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他的日记里，记下了那次参观的感受—“当地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习俗，确实在心灵上受到震撼。”“如果把我放到东山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有没有毅力坚持14年？”
廖俊波的表情，还严肃过一回。
那年“七一”前夕，在北京接受表彰的那天。
当时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罗志坚，一早在驻地碰上廖俊波，刚想说句祝贺的话，就被他打断了。
“志坚，昨晚我没睡着。”廖俊波极其认真地说，“优秀县委书记这个称号太重了，我生怕辜负了党，辜负了老百姓。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俊波总是为别人着想。”魏万进告诉笔者，省委统战系统曾支持政和一辆新车，廖俊波坚持给魏万进用，而他自己经常跑长途，坚持坐一辆旧车。
有一天快下班，政和一中校长魏明彦，接到了廖俊波的电话，说想要一张全县乡镇干部子女的期末考试成绩单。拿到手后，廖俊波仔细审看，对几位成绩差的，详细询问了情况。
他紧紧握着魏校长的手说：“明彦同志，县里的乡镇干部，现在都扑在一线，他们顾不上关心孩子的学习，就请您和老师们多费心!我拜托了……”
在荣华山时，刘晖明曾提出希望调回市里，原因是家里有好几位病人。知道情况后，廖俊波眼圈红了，对刘晖明说：“老哥，这几年苦了你啦，是我官僚主义。我一定努力去办这件事!”
廖俊波从不向领导提自己的事，但刘晖明的事，他找了市领导好多次。事情办成后，廖俊波发了一条短信：“老哥，工作要拼，家里也别落下啊!”
在政和工作后期，随着建设步伐加快，需要再征土地。有人劝他，眼看就要换届，你可能调走，犯不着介入矛盾。
廖俊波说：“爱华是位女同志，干征地的事会很难，我这人冲锋陷阵惯了，把这事干下来，后面的人就轻松点。我这不还没走吗？”
黄爱华介绍，廖俊波就欣赏实干的人，有两种人他是看不上的，一是闹不团结的，二是不干事的。
他对干部的爱护，表现在严格要求，定出很高的工作标准。特别是注重抓政治学习。为推进武夷新区廉政建设，廖俊波主动找到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熙满，邀请他去上党课。
他对干部的培养，表现在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廖俊波的同事，都说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从不发火，从不训人；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很喜欢看他上台作演示，在投影面前，他声情并茂、豪情万丈，让人激动。
廖俊波外出招商、汇报工作，经常要带上各种图纸。后来图纸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让身体壮实的新区干部熊华强背着。
熊华强说，这些图纸，都是廖市长的心血。
“做规划，我们眼光可能不够，但要穷尽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要不留遗憾，不给子孙后代留麻烦。”廖俊波说。
第一眼看到武夷新区软件园初步设计方案，他就觉得有问题。“闽北是山区，为何要推成一马平川？造价高，还把生态优势给抹了。”后来，这个由大城市著名团队设计的方案，被否决了。现在的软件园，园中有山，山间有路，还省下4000万元投资。
……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往远方看，就能看到更大的风景。”在日记里，廖俊波留下了这段诗意的独白。
他的远方，就是闽北的这片热土。
尾 声
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他的微信名，为何叫“樵夫”？
笔者问过好多人，找不到确切答案。
有人说，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四处开山辟路；
有人说，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为人们送去温暖；
有人说，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樵夫，做一个大山之子……
无论哪一种，这位辛劳一生的“樵夫”，永远离开了我们，在闽北桐花盛开的季节，带着他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