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民族脊梁

图为1940年拍摄的毛泽民同志（资料照片）

毛泽民：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年仅47岁。74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这位“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先烈。

盛夏的韶山冲，骄阳似火，草木葳蕤。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毛泽东同志故居，在灶屋的火塘边，笔者的思绪回到了95年前的那个冬春之交。

1921年2月，距离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四五个月，在外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带着小弟弟毛泽覃回到老家韶山冲。一家人围坐在灶屋里的火塘边，毛泽东慷慨激昂地“教育全家干革命”，给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以及堂妹毛泽建讲述革命道理。

听从大哥的教诲，过完春节，毛泽民料理好家务，便跟随大哥离开韶山冲来到长沙，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民献出自己年仅47岁的宝贵生命。

2016年是毛泽民诞辰120周年。4月上旬，湖南省各界举行纪念毛泽民烈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几代毛家后人齐聚韶山共同缅怀这位“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先烈。

至今生活在韶山的党史研究专家高菊村告诉笔者，毛泽民一生都与金融打交道，参加革命前是毛泽东老家韶山冲上屋场的“管家”。毛泽东很早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在外地所需要的费用及家中的一切事务全交给了这位大弟弟。家境不是很富裕，读了4年私塾的毛泽民不得不辍学。他从父亲毛顺生那里学到了一些基础的经商知识，并很快发挥得淋漓尽致。

毛泽民到长沙后，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于1921年底入党。1922年底，毛泽民受中共湘区委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毛泽民得知资本家实施的“矿票”对工人的盘剥很严重，便利用自己原来在韶山冲创办过“顺义堂”纸票的经验，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社，用融资的办法帮助了贫苦工人，也为党组织筹措了经费。

1931年7月，毛泽民任中央根据地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被委派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短短2个月时间，国家银行成立。成立之初，他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乱流通、找不到人来设计货币、印刷货币、货币发行、货币防伪等困难和问题。

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中，毛泽民的扁担银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长。时人称15大队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

新疆是毛泽民生命的最后一站，那里至今流传着他整饬当时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新疆财政的事迹。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派干部特别是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帮助工作。经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先后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后代厅长）、民政厅厅长。

面对经济凋敝、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毛泽民毫不畏惧，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刀阔斧地开展财政金融整顿。他建立新疆统一的财政金融系统，废除旧银票，发行新币，改新疆省立银行为商业银行，改革税制，发行建设公债，制定财政、银行、金库制度及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一系列措施使几近崩溃的新疆的财政起死回生，面貌为之一新，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农牧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令人痛心的是，1942年盛世才在新疆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毛泽民等一批共产党人及家属被捕入狱。盛世才获悉周彬就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后，对毛泽民进行严刑拷打，逼其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组织。对此，毛泽民选择宁可壮烈牺牲，也不背叛组织、改变自己的信仰，最终于1943年英勇就义。

先行者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就义前的李大钊

位于河北省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每年的参观人数超过百万。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王晶晶说，每一名前来的参观者，都会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被李大钊的精神所感染，“尽管历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从来就在我们身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年4月28日临刑前，他对其他19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240银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

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在李大钊故居中，来自天津市铁路运输法院的23名法官、干警正在重温入党誓言。政治处主任朱健告诉笔者，此次参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来单位新进的大学生，目的就是继承烈士的遗志，保持共产党的初心。

一名在李大钊纪念馆参观的党员说，95年过去了，先驱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后继。大钊先生的精神，有后来者传承；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盼，有后来者完成！

瞿秋白

瞿秋白：一名共产党员的特殊气质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在国民党刀枪簇拥下，瞿秋白手挟香烟，轻唱着自己谱译的《国际歌》，信步走到一公里外的刑场。他盘膝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

1935年6月18日，清唱《国际歌》后，他直面枪口，微笑饮弹。他的遗体被草草入殓，葬于荒岭之中，与之相伴的唯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不舍与眷恋。他是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歌》的中文译者。

2016年7月初，清华大学学子王士诚特地赴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为瞿秋白的雕像献上一束白菊。手执一本《瞿秋白传》的他，为微电影《红色气质》中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气质、情怀所打动，悄然走近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历史瞬间。

《国际歌》毕 笑赴刑场曰“此地甚好”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在国民党刀枪簇拥下，瞿秋白手挟香烟，轻唱着自己谱译的《国际歌》，信步走到一公里外的刑场。他盘膝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随即含笑饮弹，年仅36岁。

据史料记载，1935年初夏的一天，蒋介石召集官员商议如何处置瞿秋白。戴季陶叫嚣道：“此人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6月18日早8时，一则电令从师长宋希濂那里传到瞿秋白手中：着即将瞿就地处决。

面对处决书的瞿秋白面色不改，从容淡定。他拿出笔，匆匆写完绝命书后，于9时20分，走出小木屋。

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合影

戴着细巧的眼镜，身着黑色对襟衫，锁着手铐、脚镣的他，穿过围观的人群，向刑场方向走去。

在黄埔军校听过瞿秋白上课的宋师长，钦佩他的才华横溢，特意叮咛手下，请瞿先生先喝酒、后上路。

信步至中山公园小亭的瞿秋白，见桌上小菜四碟，美酒一壶，明白这是最后的午餐。于是毫不客气坐下，自斟自酌：“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酒毕，瞿秋白用俄语轻声哼唱自己翻译过的《国际歌》，走上公园讲台，开始了最后的演说。

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制度，使人人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他坚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

定要译出“让千万人用中文唱出的国际歌”

1923年6月，《新青年》第1期发表了瞿秋白译自法文的词和简谱《国际歌》，这是我国最早可供唱颂的《国际歌》。

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中，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3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1923年春夏之交，他将这首歌译成汉语。

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曹靖华的《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以隔空对话的口吻，留下了珍贵的关于这段译歌记忆的速写片段：

“大约是在一九二二年吧……我记得，你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风琴。你正在译国际歌，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恰当地合乎乐谱。”

据他回忆，《国际歌》已有三种译文，但是没有一种译得完好，且能够唱颂。瞿秋白要译出“能够让千万人用中文唱出来”的《国际歌》。

“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坚持真理的人是伟大的。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有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观察社会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瞿秋白最早深入那里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向中国人民介绍革命后的情况。仅据1921年6月至1922年11月的《晨报》统计，瞿秋白就撰写通讯35篇，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党的建设以及知识分子诸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在瞿秋白心中，革命后的俄国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

因此，“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他的著述文论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爱国主义作家郑振铎回忆：“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限的读者们对这个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向往的心情。”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却沉甸甸的一生。瞿秋白唯一的女儿瞿独伊向笔者回忆：“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父亲？！”

可千万中国人却在心中牢记：在短暂的36个春秋里，他以“犬耕”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特殊气质。

瞿秋白已逝去多年，但他的信仰与理想、责任与担当，却留在历史的注脚里，闪烁光芒。

缅怀先烈，感慨良多，王士诚说：“我要牢记他的故事，把感触写进我的入党申请书里，让它伴我一路前行。”

走近江姐 感受红岩魂—“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竹筠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2001年参加工作，15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2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笔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作“手刑”的刑罚：5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露在外面。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笔者见到了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亲戚抚养，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刘帅说，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可以想象，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和平说。

纵有万般柔情，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人民幸福，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这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如今，每年都有超过60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感受烈士精神，凭吊烈士英魂。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刘帅说，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句话，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生命写照。

巾帼英雄向警予：“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向警予倡导“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她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校内她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

向警予

2016年6月16日清晨，湖南溆浦县警予学校，旭日映照下的国旗高高飘扬，书声琅琅荡漾在校园深处，“自治心、公共心”的校训镌刻在这所百年名校的教学楼上，格外醒目。

时光倒转回一百年前的1916年6月，刚刚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梳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背上行囊，回到家乡溆浦县文昌阁，接替其兄担任县立女校校长，“虽属接办，无异创新”。

抱着“教育救国”的目的，向警予当即定下校训，实行男女合校，聘请男教师，使用全新教材，引入田径、球类、体操等科目，举办运动会……自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17年，向警予五哥向仙良从日本京都学医回国，她还请其为女校学生义务体检。

尽管只担任了两年校长，但在向警予33年的人生中，这段时间弥足珍贵。为了纪念她，溆浦女校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警予学校。现任校长舒清红说，向警予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她倡导“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这句名言如今被刻在校园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成长。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于溆浦县城关西街一个富商家庭。笔者日前走访了溆水河畔的向警予故居，这个经历了百余年风霜的四合院，依然保存完好。故居连同周边的生平事迹陈列室、小广场，已经开辟为向警予同志纪念馆。馆内绿树环抱，典雅肃穆，同时立着一座向警予铜像，每天来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向警予同志纪念馆馆长刘蓉华介绍，向警予堪称女中豪杰。少年时期她就立志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1912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反动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五四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创建的新民学会；1919年底，又与多名湖南学子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因共同的信仰，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笔者在纪念馆看到，其结婚照为二人并肩同读一本《资本论》，神态甜蜜而安详。

1922年回国后，向警予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先后出席了党的“二大”至“五大”，当选为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5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向警予是“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周恩来曾指出，她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在革命中，向警予表现出“巾帼英雄”的豪迈气概。她身先士卒，深入到女工中，领导和组织了上海闸北丝厂女工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刘蓉华说：“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为我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闪烁光芒。”

1927年，向警予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坚持地下斗争，主编党的地下机关刊物《大江报》。1928年3月，因叛徒告密，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不久被“引渡”至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严刑逼供。1928年5月1日，时值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33岁的向警予却在这一天走向刑场。她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寒，宪兵慌忙在她的嘴里塞上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想阻断她的喊声，最后残忍将其杀害。生前，向警予留给女儿蔡妮一首诗歌：“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蔡和森闻讯后写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浓怀念。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向警予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不怕牺牲。她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座光芒四射的丰碑。”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说，向警予在《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中提出戒懒惰之习惯、戒奢侈之妆饰、戒邪僻之行为，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党员干部“两学一做”“三严三实”和“反四风”的行为准则。这就要求大家坚定理想信念，挺起精神脊梁，从思想根源上清除安逸享乐的思想，在全社会树立扬善抑恶的浩然正气，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溆浦县乡亲们一直都怀念着这位走出去的女杰。警予学校每周升旗仪式之后，全体师生都会聚在国旗下，高声歌唱向警予创作的校歌—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这歌声，飘荡在溆水畔，令家乡的莘莘学子砥砺前行。

刘志丹：“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入党誓言。“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

刘志丹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仲夏时节，笔者来到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松柏苍翠的刘志丹烈士陵园里，回响着这首陕北百姓感怀刘志丹的歌曲。陵园刘志丹塑像昂首挺胸、凝视前方。

1925年，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并领导渭华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和谢子长等人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领导陕北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西北根据地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西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1936年春节过后，刘志丹率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打通抗日道路。4月14日，在与敌人的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烈士陵园里，有两块镌刻着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的石碑，一块刻着“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另一块刻着“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将军十几年的革命生涯，都处在白色恐怖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但他从不畏惧，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出生入死。”烈士陵园党支部书记张晓维说，刘志丹经历了很多失败和磨难，但百折不回，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和革命的信心。

刘志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自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

出生在陕北农村的刘志丹，自幼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大众，萌发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

东征出发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入党誓言。“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

在刘志丹女儿刘力贞生前居所，笔者看到了刘志丹烈士照片。照片上的刘志丹一身戎装，目光含笑，英气逼人。年近九旬的刘志丹女婿张光说，刘志丹参加革命后，与家人聚少离多，女儿刘力贞与他相处时间很短，“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刘力贞看到了父亲如何心怀人民、顾全大局，这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

刘力贞生前回忆，母亲刚到根据地不久，父亲就让她给红军战士缝补衣物、烧水做饭、照顾伤兵，他自己也常把马让给走不动路的小战士或伤员骑，把棉衣给在战争中丢了衣服的战士穿。打仗缴获的粮食、衣物，大部都分给了穷苦群众。根据地的战士和百姓都亲切地称呼刘志丹“老刘”，称呼同桂荣“刘嫂子”。

“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物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宽广无私的坦荡胸怀。他使我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我们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刘力贞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在张光看来，人民和革命事业在刘志丹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在遭受失败、冤屈时，这二者仍是他心中最重的砝码。

1935年，在“左”倾的路线影响下，根据地展开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也成了“肃反”的对象之一。刘志丹坦然接受组织审查。身处险境、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闻知此事，下令“刀下留人”。刘志丹后来劝告其他蒙冤同志：“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

“如此光明磊落，又如此委曲求全，刘志丹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看到党的分裂，更不愿因此给敌人可乘之机，给人民带来伤害。”张光说。

提出“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安定、南梁、照金创立三个游击区相互依托、相互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的方针，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了辉煌成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36位杰出军事家之一。

“刘志丹短暂的一生，驰骋于西北黄土高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几经风雨，几多磨难，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志丹县刘志丹红军小学，师生们在激情讲述刘志丹的事迹；“生而益民，死而谢民”的共产党人精神，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传颂、承续。

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不论是战争、流亡海外还是被囚禁，面对任何艰难与危险，叶挺将军都从未改变过志向和信仰，一直忠诚于党，无愧于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叶 挺

近日，笔者来到叶挺将军的故乡—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叶挺的座右铭，镌刻在叶挺将军纪念园的石壁之上。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叶挺遇难70周年。70年过去，叶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涯仍被广泛传颂；其忠诚为党、为人民而死的坚贞信仰与牺牲精神，让人深深怀念和敬仰。

铁骨铮铮 不移其志

不改气节、信仰忠诚—此为叶挺意志。

1924年12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叶挺，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20余年，叶挺经历了跌宕起伏、艰难辉煌的革命斗争生涯：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中成为首支工农红军总司令；经历10年海外流亡生涯后归国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被强行扣押、囚禁5年多……

“不论是战争、流亡海外还是被囚禁，面对任何艰难与危险，叶挺将军都从未改变过志向和信仰，一直忠诚于党，无愧于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叶挺纪念馆馆长秦蓝说，叶挺被扣押后受尽磨难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写于狱中的《囚歌》，慷慨壮烈，大义凛然，宣示着他坚定高昂、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与信仰。

笔者了解，叶挺将军纪念园每年接待游客量平均达80万人次，最高的一日入园游客数量曾超过3万人。

不畏艰险 勇于担当

不畏艰险、勇于担当—此为叶挺品格。

采访中，当地村民谈起“老乡”叶挺，脸上涌现出自豪神情。周田村村支书叶盘添感慨地说，叶挺将军声名远扬，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更是靠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拼出来的。

北伐战争中，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斩关夺隘，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称号名扬中外；

在革命危急关头，叶挺相继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临危不惧、出生入死，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归国，汇集八省健儿，率领新四军纵横江淮大地，仅1年内就对敌作战500多次，毙伤日伪军超过7000人……

勇于担当的叶挺精神代代传承。作为全国200多所“红军小学”之一的当地腾云小学，前身是叶挺求学的腾云学堂。近年来，腾云小学不仅开设了展现红色革命传统的陈列室，而且时常举办红歌合唱比赛和演讲比赛。

“培养学生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把叶挺将军的好品质传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职责。”腾云小学副校长黄新如说。

胸怀民族 心系民众

胸怀民族、心系民众—此为叶挺情怀。

叶挺的名字是当年腾云学堂教师陈敬如为他改的，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寄望其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叶挺的一生，始终在为民族大义、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从来不摆架子、搞特殊，对同志和部下关怀备至。

纪念馆展示着一个个动人故事：新四军军部迁至云岭后，叶挺经常带领干部战士参加劳动，帮助农民种地、插秧；为解决叶子河农民交通困难，他还亲自设计、筹款和建桥，群众称该桥为“叶挺桥”。

“时代在变化，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永远不能改变的宗旨。”惠阳区淡水街道松岭社区党委书记廖辉煌说，近年来，社区党委、居委会定期开展“入户家访”“行走村居”等工作，搜集社情民意，帮助贫苦群众解决户籍、入学、低保和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服务问题……

英雄情怀令人感动，将军精神令人崇仰。今年，正值叶挺诞辰120周年、遇难70周年，其故乡正筹备开展系列纪念活动，并结合北伐战役重要节点城市和场馆开展“重走北伐路”活动，更广泛地传播叶挺精神。

“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重读方志敏和他《可爱的中国》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1935年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赴刑场前留影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灿烂阳光下，电影《第十军团》开机仪式现场，孩子们诵读着革命先烈不朽的名篇。

站在他们身后的剧中演员赵中华不由自主地向前凑去，和孩子们一起读了起来。“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和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当赵中华高声朗诵到这一句时，眼泪倏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是方志敏狱中绝笔，80年来流传于世，多少中华儿女为之心灵震撼，为之情动肺腑……

1934年11月初，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怀玉山被俘。同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狱中的半年多光阴，方志敏用敌人劝降的笔纸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张建华是“听着爷爷讲红军故事入眠的”，他的爷爷是随方志敏北上的老战士。上大学后，为研究家乡这位革命先烈，张建华跑遍了闽浙皖赣四省的档案馆、纪念馆、大学图书馆，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为此住过北京的地下室。这种研究，在他毕业后成为江西弋阳一中的老师后也一直延续着。

他从中感受到方志敏炽热的情感。“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的‘主义’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建筑在伟大的爱国感情上。”

因为一句“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在上海求学的方志敏愤而拒绝进入公园，并于1931年春在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横峰葛源亲自筹建列宁公园。如今公园内方志敏当年亲自种下、象征革命必定胜利的梭柁绿树成荫，白鹭欢歌。

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方志敏故居前的广场上，方志敏希望小学四年级学生程小翠正给来访的圭峰中学的师生讲述方志敏事迹，今年才10岁的她，稚嫩的嗓音透过身上的小喇叭，在故居前诵读《可爱的中国》，让人听来仿佛穿越了时空。

在方志敏希望小学德育主任郑为民看来，方志敏对祖国母亲爱到了极致，最直接、最朴素、最崇高的体现，就是为人民付出乃至牺牲自己。

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说了这么一句：“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沿葛溪河而上，抵达横峰县葛源乡。磨盘山下的枫林坞，方志敏一手创立的红军军团曾在此操练。操场旧址四周的枫树，如今已亭亭如盖。顺着操场旁小山拾级而上，流水潺潺，光亮从树枝的空隙投下，映在烈士纪念碑上，鲜艳的红五星透过这疏影闪耀着别致的光芒。

纪念碑为1933年革命战争年代所立，碑面上经纬纵横刻成了小格，小格内写着烈士姓名。横峰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小明曾经数过这块碑上的姓名，单面有1200余人。赣东北根据地发展鼎盛时期，区域纵横赣东北、闽北、浙西、皖南4省边区近50个县，人口100多万。红军部队也从无到有，取得了“血战东南半壁红”的光荣战绩。

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行红色股票，创办闽浙赣根据地银行……作为赣东北苏区的开创者和主要领导者，方志敏的才华得到充分展露。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宗华看来，方志敏的魅力，尤其体现于其高贵的品格以及他一以贯之的清贫本色。

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他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被俘后，敌人只在方志敏身上搜到一块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国民党士兵根本不相信：“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

今年已经97岁高龄，在方志敏鼓励下登台讲过革命的周桂兰老人告诉笔者，“当年一个商人送给方志敏新婚不久的妻子缪敏一块绒布，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妻子，把绒布还给了商人。”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张建华也曾有过这个疑问，爷爷的回答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穷和富。“为了革命事业，我们连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还会在乎那几块花边（银圆）？”一如《清贫》中所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早晨醒了，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未起来，这时候，最容易发生回忆。”被捕入狱，整个革命形势也处于危难之中，狱中的方志敏最痛苦的是红10军团的失利，“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哪还会失败？”心痛但不悲观，虽被囚狱中，仍牵挂着同志们的奋斗，总祈祷着他们能够胜利；洋洋洒洒写下十几万字，更多的是自我反思，告诉同志们引以为鉴。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坦然面对生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研究方志敏30多年的江西上饶市委党校教授罗时平感慨，这源自他对祖国母亲的信仰，对革命胜利的信仰，对新中国的信仰。

“那些为理想信念而战斗的人，是值得世界人民永远怀念的。”在6月6日的开机仪式现场，《第十军团》导演杨虎说完这句感言，电影正式开机。

纪念馆前的方志敏雕塑，凝视前方。

山的另一边，湖塘村方志敏故居院子里的杨梅已经熟了，红得分外鲜艳。

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听闻此曲后的赞誉，成为冼星海40年短暂而伟大人生的注脚。

冼星海在上海

珠江畔，二沙岛，广东星海音乐厅临江而立，似一架撑起盖面的钢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扬手指挥的雕塑，挺立在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厅外，面朝江水，仿佛仍沉浸于永不休止的一曲大合唱中。

一部《黄河大合唱》，写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关键时刻，激荡着曾经的时代最强音。不朽的旋律，澎湃着冼星海毕生的激情，如今仍翻涌在人们的胸口。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听闻此曲后的赞誉，成为冼星海40年短暂而伟大人生的注脚。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生于澳门。他在缺衣少食、频频失学中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少年时代。酷爱音乐的少年冼星海，刻苦钻研音乐，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他先后在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半工半读。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于当年冬天启程前往巴黎求学。在巴黎的最初几年，他做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看守电话的佣人……繁重琐屑的工作里，他抽出仅有时间学琴、读谱、练习作曲。巴黎寒冷的冬夜，青年冼星海在门窗破裂的一间七楼斗室里，点灯写作，借风述怀，写下三重奏《风》。此曲经电台播出引发关注，冼星海因而结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随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杜卡斯的学生。

冼星海喜欢看法国国庆游行，法国国歌声中民众爱护祖国的热情，猛烈地敲击他的心灵。想到多难的祖国，他于悲痛中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上海，刚开始以教别人拉小提琴和为一些电影创作音乐为生，后来他加入了上海演剧第二大队，并跟随这个大队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去宣传抗日思想。”在位于广州番禺的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朱婉霞无数次向参观者讲起，年轻的音乐家是如何从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喜怒、呼喊和抗争中吸收力量，用于音乐创作。

“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唱的‘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还有成年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二月里来呀好春光’。这些作品不仅民族风格极其明显，而且传唱度极广。”朱婉霞一边说一边唱了起来。

在武汉组织群众歌咏活动时，冼星海见到延安来的青年，发现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深受感染。正当他在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他决定，去延安。

“在延安，他不仅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在鲁艺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说。冼妮娜生于延安，后来花很多时间研读关于父亲的史料。

1939年春，延安一个宽大的窑洞里正举行晚会，诗人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完新作《黄河吟》。冼星海听罢，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要为诗谱写成“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精心的准备后，冼星海6天完成《黄河大合唱》八首歌曲，并指挥鲁艺学员反复排练。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著名记者斯诺在看过演出后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的、中西合璧的乐队。”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

“尽管生活背景完全不同，但这个作品对我们中华民族所起到的精神激励仍然存在。”冼星海纪念馆馆长曾昭明说，“好像一个获得累累战功的元勋，继续驰骋在我们国内外的乐坛上，这个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

在留下传世名作的同时，冼星海仍然在艺术上不断探求与拓荒。“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他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自己的追求。

受中共中央委托，冼星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为完成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与配乐工作。然而，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让他进退维谷。受困在蒙古和苏联期间，他疾病缠身，却笔耕不辍，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等作品。1945年，因病重他被送往莫斯科治疗，病榻上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后，病逝他乡。

在冼星海故乡番禺，隔年分别会举办一次星海艺术节与星海合唱节。在冼星海纪念馆旁，一个合唱广场背靠小山坡，音乐家生前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响起：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英雄赵一曼：铁骨柔情民族魂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图为赵一曼和儿子。这张照片是1928年赵一曼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拍摄的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一匹白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如火如荼的战场……

这不是影视剧中的虚拟的场景，而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女战士真实的形象。她，就是威震敌胆，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距这个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战场数千公里之外，大后方的四川宜宾市翠屏山半山腰上，坐落着家乡人民为赵一曼建立的纪念馆，馆里保存着新中国开国将领陈毅元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7日生于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家乡求学时期接受“五四”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3岁的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永红看来，赵一曼幼时反对缠足，少年时不顾兄长阻挠坚持读书，成年后阅读《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追求平等自由，在那个年代注定了是一名奇女子。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内忧外患，国家风雨飘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个从四川坝上封建大宅门里走出的“大家闺秀”，和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道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里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女先锋。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她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务，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组织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秋，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日军为获得情报对赵一曼施以长达9个多月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用烙铁烙，烧焦其手指，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杨帆是宜宾赵一曼纪念馆的讲解员，7年来，赵一曼的故事她讲了上千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还是会流泪，被共产党人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录了赵一曼牺牲前的遭遇：“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廖永红说，赵一曼生前所写的这首诗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给唯一的骨肉一封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封160多字的短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虽然从未亲眼见过赵一曼，但在58岁的孙女陈红心中，奶奶的形象崇高而美丽：奶奶是一个女英雄，她为了祖国毅然抛头颅，洒热血，无畏地献出生命。但她还是一名妻子，一个母亲，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奶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陈红家里珍藏着一张2寸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奶奶和父亲仅存的合影。照片上，一位面容清秀，身着短袖旗袍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坐在藤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赵一曼就把儿子托付给亲戚，独身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在东北，她隐姓埋名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成年的“宁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的亲笔遗书。“父亲常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对不起你奶奶。”陈红说，每当遇到人生中的坎坷，她就会拿出奶奶的遗书看一看，每次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

走过80年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山河破碎的中国，已在新生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历经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女英雄赵一曼仿佛从未离去，她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她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座公园、一条条街道。每年，来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参观者超过60万人次。一位参观者说，赵一曼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对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依旧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