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岁月

如果原子弹成为敌对世界的新式武器，或者成为国家备战的武器，那么人类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日子也就到了。——奥本海默

主张原子弹用于和平

1945年3月，那些依然相信德军随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美国科学家们正加快速度赶制炸弹的同时，美国的政军人员就开始计划要如何使用这个炸弹了！

不过，在作任何决定之前，美国罗斯福总统就因脑出血于1945年4月12日病逝于乔治亚州的温泉镇。

这时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建立两周年，奥本海默在吊唁罗斯福总统的会议上说，多年来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惧，罗斯福总统使得全世界亿万人民有了信心，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将使一个更加适合人类文明的新世界诞生。

他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献身于这个理想，使这个壮丽事业不会因为罗斯福总统的死亡而中止。”

他始终相信，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手下，对这个威力恐怖的新武器的使用需要一个新思路这个事实是了解的。

吊唁会后，他对助手霍金斯说：“罗斯福是个伟大的建筑师。现在，杜鲁门也许会是个好工匠吧！”

杜鲁门正好在最尴尬的时候接任美国总统一职。在罗斯福总统死前，美国有关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略，以及战后的核武器政策正进行到必须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而接任的杜鲁门总统也因此被迫在任期开始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必须作许多重大的决定。

4月，是洛斯阿拉莫斯交好运的一个月。所有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因此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将军，预计到8月1日可以制成一枚实用的原子弹。

格罗夫斯得到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前往华盛顿，准备在4月25日向新总统汇报。由于史汀生要与格罗夫斯一起出席会议，因此格罗夫斯提前两天向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报告。

在整个战争期间，格罗夫斯居于一种奇特的地位。在洛斯阿拉莫斯和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内，他是一个外行，要听取别人的汇报；但在其他跟军事有关的场合，他却是内行专家。

在政界人士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掌握了如此丰富的原子弹知识。因此，当更换总统之后，在决定政策的关键时刻，格罗夫斯的这种特殊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与史汀生共同工作期间，他完全有能力从最上层对今后政策施加影响。

对于4月25日会议的安排方面，有人担心如果史汀生和格罗夫斯两人一同进入白宫去见总统，那么一定会引起记者们对此事的猜测，因此，决定让格罗夫斯由旁门进入白宫，经过一段走廊来到西侧的一个房间，等候接见。

史汀生比格罗夫斯早到，先进入总统的办公室，他向总统强调，美国对于发展这种足以毁灭整个城市的空前可怕的武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然而，只要美国能够以恰当的方式使用这种武器，也有可能建立一种能挽救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新秩序。

然后，史汀生要求总统让格罗夫斯进来。这时杜鲁门总统第一次阅读格罗夫斯的那份报告，而史汀生与格罗夫斯则合看另一份副本。格罗夫斯将军详细介绍了发展原子弹的整个过程以及准备如何使用它的设想。

当讨论到攻击目标时，格罗夫斯指出，自1943年之后就已将日本列为可能目标之一。当时确实也有可靠的军方情报估计如果使用原子弹，可以代替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至少可以少牺牲100万人以上。

对原子弹效果的这种估计确实打动人心，但格罗夫斯并未向总统提到军方对这一数字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例如，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就估计，入侵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可能相当小，大约在40000人左右。格罗夫斯也没有提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的动机只是为了反对纳粹德国，而非日本。

会后，3人共同决定，政府应成立一个正式组织，由专家及政治家参与，来引导国家的核政策发展。在史汀生的催促下，总统正式授权“过渡委员会”的成立。其中成员，包括资深的科学家及政治人物，如史汀生本人、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以及“曼哈顿计划”中两位资深领导人——威能瓦·布什及詹姆斯·科南特。

但布什及科南特都为没有科学家参与而深感不妥，因此建议设立科学部来辅助“过渡委员会”的运作。提议被接受后，阿瑟·康普顿、厄尼·劳伦斯、恩里科·费米以及罗伯特·奥本海默等4人均加入了科学部。

杜鲁门入驻白宫以后，太平洋战场进入了最血腥的杀戮阶段。1945年3月9日晚上，334架B-29轰炸机向东京投下了无数吨凝固汽油弹和高爆炸弹，高温火焰杀死了约10万人，将东京16平方千米的地区一举夷为平地。

这样的火焰轰炸袭击一直持续到7月。日本数十万平民丧生，仅剩下5个城市没有毁灭。这是纯粹的战争行动，轰炸不再仅仅针对军事设施，盟军的目标是摧毁整个国家。

火海轰炸对普通美国人来说不是秘密。大家从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具体的报道。这种整体摧毁城市的战略势必引起人们的道德反思。

奥本海默回忆起陆军部长史汀生对他说过的话：“如果没有人起来抗议我们现在对日本进行的空中轰炸所造成的异常重大生命牺牲，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没有说，我们应该停止对日本轰炸，只是觉得，在美国居然没有人起来抗议，事情有点不对头……”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7天以后，德国投降。物理学家西格瑞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动手得太晚了”。他认为，制造原子弹的唯一目的就是轰炸德国。

西格瑞的想法代表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原子弹不能再用来对付纳粹，大家疑虑丛生。这种疑虑在正式报告中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在各种私下的场合讨论这个问题。”

5月31日，“过渡委员会”与科学部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举行，也就是在德军投降后3个星期，欧陆战争结束时。

在这次会议中，波恩及其他人所提的重要问题，都被充分讨论并达成决议。委员会要求奥本海默对3个问题提出简报，包括原子弹研究进度。这项武器的威力，以及战后可能的后续研究等。

奥本海默报告了一些数字。在洛斯阿拉莫斯正在研制的炸弹，威力相当于2000吨至20000吨炸药。至于较大的氢弹“超级炸弹”的威力更甚于500倍以上，也就是相当于1000万吨以上炸药的威力。

这些天文数字远超过一般非军方委员所能理解的程度，顿时，会场陷入一片震惊的沉默中。

在奥本海默结束他的报告之后，接下来讨论的是，有关和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分享研究成果一事。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奥本海默一开始就点出：尽管炸弹研发的第一目的是在缩短战争……美国政府较明智的做法，是与世界各国做免费的科技交流，特别着重于和平用途上的发展。

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为全体人类争取最大的福祉。如果我们在使用原子弹前就主动去做交流工作，那我们在道德上才站得住脚。大多数与会人士直觉上就不赞成技术公用。

不过，在奥本海默的阵线上，出现了一位意外的支持者，美国陆军总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他特别关心战后与苏联合作的事宜。

为了降低大家对苏联的恐惧，马歇尔将军提议邀请苏联科学家来三一基地，并参观定于这个夏末的试爆。

但新上任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却否决这项提议，改提议美国继续进行永久的核武器制造工厂的建设，以及其他核武器研究计划，同时并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的途径。

在大家附和贝尔纳斯的提议时，奥本海默只是沉默不语。与苏联的谈判及公开研究成果遭受否决，使奥本海默也许是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光芒，身处在美国众多顶尖的精英分子中，他只能作微弱的抗议罢了！这次会议以后，美国开始步上全力将原子弹研究据为己有之路。

委员会接下来讨论有关日本的紧急事项。轰炸日本的争论点，最后落在一个假设，那就是使用原子弹会打击日本人民以及操控战事的日本军阀的意志力。

不过，原子弹是否投向日本这个问题没有结论。事实上，这是一个早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决策者是白宫，而不是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

史汀生问及原子能的非战争用途时，奥本海默开始发言。他首先强调，在现阶段，科学家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缩短战争。由于原子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他指出，美国最明智的做法是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方法和各国共享。

“如果我们能够在原子弹真正使用以前将原子能利用的资讯公开，美国的道德力量将会大大加强。”奥本海默说道。

午餐以后，与会者开始提出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问题。当时的会议没有正式记录留存。一直到正式会议结束以后，人们还在讨论原子弹可能造成的效果。

有人提出来，投掷一颗原子弹的话，其作用看起来可能和春天以来对日本的大规模轰炸差不多。奥本海默同意这个说法，他补充道：“从视觉效果来说，原子弹爆炸是极具威慑性的。”

史汀生做了似乎是得到一致认可的总结：“我们不会给日本人任何警告，我们不会以平民区作为目标，但我们应该给尽可能多的居民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

他表示同意科南特的建议，目标必须是最能打击日本继续作战决心的城市。除此之外，这个城市必须具有军事地位及价值，例如，为军事总部或军队聚集之地，或有制造军用品或补给品的工厂。

格罗夫斯又补充了另一项令人心寒的规定：“为了让我们更精确地计算炸弹的威力，所选的城市以前不得有过任何空袭记录。”

很明显地，这次袭击若真的发生，将会是场大规模的死亡及毁灭实验。经过几个星期的仔细推敲，委员会提出了几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日本前首都京都古城、军事重地广岛，以及日本重要海港横滨，另外还有两个小城市。

虽然这几个城市已被选为目标，但是否真要进行这次轰炸仍待商榷。只有杜鲁门总统有权作重大决定，但“过渡委员会”的意见也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中一位委员提议做一次原子弹的“示范”；他提议与其毫无警告地去攻击一个日本城市，不如召集日本军政要人，在偏远荒僻的地方作一次原子弹威力展示。

但这个计划却遭到奥本海默反对，他指出，日本政军人士也许不为展示所动，再则，原子弹也有可能会失灵；况且日本人还可能动手脚将盟军战俘集中到测试炸弹的地方去送死！

全力支持轰炸日本，且力主美国在战后保持武力优势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进行更深入讨论之后，做出下列决议事项：第一，科学家昵称为“小东西”的炸弹将用来轰炸日本。第二，目标选在重要的兵工厂……周围都是工人的住家。第三，轰炸前，日本将不会收到任何警告。这些结论在委员会上取得压倒性的赞成票，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领导人在内。

这次会议上，对于有关投掷原子弹的“所有可能目标和所有可能后果”都做了详尽讨论。

1945年6月16日，“曼哈顿计划”最高层次的科学家们提出一份不长的意见书，名为“对于立即使用核武器的意见”。奥本海默在上面签了名。意见书修改以后送交史汀生。

意见书分为两点：

第一，在使用原子弹以前，华府应当照会英、俄、法、中四国有关原子弹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且欢迎四国与美国合作，利用这个武器为契机改善国际关系。

第二，科学家们在如何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一些直接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建议，用一次演习来取代真正的攻击。

奥本海默知道，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是主张以演习取代攻击的。但是，他站在另外一边：不能放弃“用立即军事攻击来拯救美国人生命的机会”。

1945年春天，太平洋地区血战频仍，日益惨烈。4月6日，美军占领冲绳，日本以最极端手段还以颜色，日本空军组成神风特攻队，以血肉之躯驾驶飞机冲击美国军舰。但是，经过3个月地面战争，日军投降人数高达7400名，显示日军内部心理防线开始溃败。

1945年初夏，杜鲁门总统得到的建议是，一旦原子弹准备就绪，就用它来提早结束战争，而且要在苏联出兵以前动手。奥本海默和他所领导的科学家们对此毫无所知，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

选定三一试验场

1944年晚春季节，两辆军车颠簸地穿过新墨西哥州南部干旱的沙漠地区，开进所谓“死亡之途”，这是40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向北侵入北美洲时对该地的称呼。这里杳无人迹，空旷的沙地上常有响尾蛇、蝎子和毒蜘蛛出没。

他们的任务是寻找一处理想的场地，以便试验绰号为“胖子”的内爆式原子弹。试验场要求地势平坦，无人居住，距离洛斯阿拉莫斯不远，便于运送各种装备。

负责内爆试验的肯尼思·班布里奇所领导的选址小组，曾考虑过许多可能的地址，其范围包括由得克萨斯海湾内的沙洲直到科罗拉多州圣路易斯山谷中巨大沙丘之间的广大地区。

但现在，他们已将选择范围缩小到新墨西哥州以内。当车队穿过疾风劲草的原野，迎着咆哮着的沙暴，他们可以看到台地上的狼烟追逐着车队前进。这是曾在几世纪以前侵袭和消灭西班牙入侵者的印第安人的后裔，现在正监视着这车队的行踪的信号。

与班布里奇同行的还有一位军事工程师史蒂文斯少校和奥本海默本人。奥本海默青年时代曾经和他弟弟漫游过新墨西哥州，也到过这片沙漠，这次旧地重游，暂时摆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种种烦恼，他感到意外地轻松。

班布里奇一行在回程中确定了试验场的具体地点，但奥本海默没有同行。班布里奇圈定了试验场的范围：18英里宽，24英里长，位于美国空军的阿拉莫戈多靶场的一角。他征得空军同意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奥本海默报告他的成果。

奥本海默得知后，高兴之余，立即将试验场命名为“三一”试验场。这是由他最近阅读的约翰·堂思的十四行诗中得到的启示。这首诗歌颂了三一圣体的灵威，诗中写道：

三一圣体啊，请你鞭笞我的心灵，

您一直在启示、规劝、呵责以挽救我的灵魂，

以您的圣威将把我碎为齑粉，烧为灰烬，

使我重返人世，获得新生。

于是，新墨西哥沙漠中的这片不毛之地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美名。这个试验场地虽然人迹罕至，但离洛斯阿拉莫斯并不太远，交通还算方便。

与此同时，山姆·艾利森由芝加哥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在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任务已经结束，前来参加这里的工作。

奥本海默对这位能干的物理学家的光临感到兴奋，他立即任命艾利森为技术计划会议主席，这个顾问机构实际上是掌握整个试验进度的指挥部。

在艾利森的计划会议成立之后，就向奥本海默报告了不少好消息；虽然在后来它本身也成为引起计划进度内部矛盾的根源。

这时恩里科·费米也已经把研究工作的重点由芝加哥移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利用由橡树岭实验反应堆内取得的钚，第一次进行了直径约为2.2厘米钚球的中子倍增试验，并由试验结果推算了内爆式原子弹的临界质量。费米给出的外推临界质量数值为5000克左右，这个数字与初期的估计值相近，比过去一般人预料的要小得多。

另一位科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完成了为时两年的起爆装置发展计划，满足了内爆弹所要求在1%秒之内同时点火的指标。

1945年l月，他报告了按照最后设计所进行的良好试验结果。

在远离实验区的一座偏僻的“奥米加”实验室内，也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最危险的试验，并且得到了最后的结果。

由奥托·弗里施领导的临界装置试验小组，在“奥米加”实验室内正尝试着用实验方法直接取得铀弹临界质量的精确数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进行了称为“逗龙尾巴”的试验。

在2月，有一次试验中释放出的能量过大，以致铀棒开始熔化。后来花费了几天时间才清理完现场。

费米领导的实验小组也在“奥米加”实验室大楼内工作。他们对上述铀弹临界试验非常害怕，因此，在进行上述试验时，他们撤出了实验室，躲避到周围的山中。但奥本海默似乎对这种危险的试验特别着迷，他定期前往“奥米加”实验室，在进行试验时泰然地坐着，与试验人员讨论物理问题。

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各项计划进展顺利，使艾利森与奥本海默可以制订出今后5个月的逐日进度计划，一直到格罗夫斯将军指定的实弹试验日期，也就是7月4日为止。

然而，内爆试验计划似乎却尚无成功把握，同时出于透镜型炸药的形状方案太多，因此浪费了稀缺的原材料。

由于这些原因，引起搞工程的基斯塔科夫斯基与物理学家艾利森之间的摩擦，这两种人员之间的矛盾是在过去两年间不自觉地发展起来的。基斯塔科夫斯基说：

透镜炸药试验落后于进度。格罗夫斯将军1944年8月曾估计过，内爆式原子弹有可能在1945年春季试验，但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可能了。

因此，我认为奥本海默已经对我不抱希望。他对我说，“乔治，让这些人来帮助你”，但艾利森的委员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对我的工作冷眼旁观。我们和这批人有过一番争论，他们批评说订购的原材料不合格。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去订货，最后他们发现这事太困难，自己做不了。

我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有一次我不得不向奥本海默抱怨说，在最高级委员会内，我是唯一的化学家，“你们伙同起来反对我，因为我不是你们的同行。”

奥本海默微笑着回答我：“乔治，你也是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只不过是第三流的。”

这些矛盾在事后看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当时发展到如此严重，以至于在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他已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而饱经政治风浪之后，基斯塔科夫斯基还能清楚地记住当时的这些冲突以及奥本海默对他的嘲弄。

但不管怎样，这场争论有了结果。在2月中作出了一项决定，冻结所有的新设计方案，以便集中力量试验两种透镜炸药。

无论某些高级物理学家如何怒气冲冲地反对这个决定，但这样做之后终于使班布里奇能够抽出足够的人力去加速三一计划的准备工作，并安排在5月初进行100吨TNT炸药的模拟爆炸试验。

这一试验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某些爆炸事故，但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为爆炸试验。为了增加试验的效果，决定在炸药中放入一定量的放射性物质，以便科学家们可以首次观察一种新的现象：放射性物质的沉降。

1945年5月7日清晨，科学家们引爆了100吨TNT炸药，进行了三一计划的演习。虽然随后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一位科学家说：“大家仍然受到这项计划进展的顺利和所涉及的先进技术的鼓舞，继续努力工作。”

此时，已有300多人在酷热的沙漠里工作，其中包括军人、物理学家、气象人员和远距离通信人员。他们在木棚中，在密布的电线之间和崎岖的土路上孜孜不倦地劳动。

肯尼思·班布里奇为了接纳更多的人员，又订购了75辆汽车，但原有的道路系统显然已不能负担新增运输量的需要。这只是必须考虑到的许多困难之一。为此，班布里奇不得不说服吝啬的格罗夫斯批准动用125000美元修建40千米的沥青公路。

虽然无线电通信采用了专用频道，但科学家们发现其频率竟与900多千米外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调车场所用的相同，他们可以听见铁路人员调动车皮的命令。

这些铁路人员也可以听见科学家们准备试验原子武器的通话，同时在邻近的索科罗机场的指挥塔里也可以听见科学家们的谈话。这再一次构成保安方面的严重问题，因为在试验前这一缺陷未能及时纠正。

3月和4月，住在三一试验场上的宪兵与科学家队伍生活非常寂寞，只能用电影、扑克牌和偶尔到沙漠中猎取野羚羊来消遣。但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愈来愈紧张，工作非常繁忙。

清晨5时，试验场就开始一天的活动，为的是充分利用凉爽的环境；但到了酷热的中午，也不能停止工作。太阳烤炙着沙土，使温度高达38摄氏度以上。

碱性的沙土吹进了精密仪器内部，也黏附在人们汗湿的身体上。尽管气候炎热，但很少有人敢于脱去上衣工作，相反，遇到刮风天气，还需要戴上防护眼镜或用手帕包住脸部。冷水淋浴也起不了清洁皮肤的效果，只不过是用冷水里的另一种污垢代替身上的灰沙。

除了饮用水由卡车从外面运来以外，营地上所用当地的水中含有大量的碱与石膏，洗涤之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带刺激性的沉淀物并使头发变硬。

那里医院的医生不得不治疗日益增多的皮肤病人与痢疾病人，这种痢疾是由于石膏的泻腹作用引起的。

野生生物是引起麻烦的另一根源。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常受蝎子和毒蜘蛛的蛰咬，还要提防毒蛇和毒蜥蜴的袭击。

由于三一试验场是在空军的阿拉莫戈多靶场的一角，这同样也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在初期，有一队进行夜航训练的轰炸机群把试验营地误认为是轰炸目标，曾用炸弹集中轰炸。有一枚炸弹正中马棚，另一枚命中木工厂——但竟然没有一人受伤，这真是近乎于奇迹。

尽管试验基地的指挥员一再向空军提出请求让他们注意，在以后又发生过一起意外事件。一架进行非法狩猎飞行的B-29轰炸机从一队在沙漠中工作的科学家头顶飞过，并用尾部机枪向离他们不远的一群羚羊射击。大批科学家赶紧匍匐在地，子弹呼啸着打在他们身边。

1945年6月，在洛斯阿拉莫斯采取了最严厉的保安措施，禁止任何人访问周围的市镇。在阿拉莫戈多到三一试验场的公路上还有一两家旅馆，当时也禁止任何人留宿。甚至洗衣房也因保安要求而停止营业。

在试验前最后几个月内，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了好几次令人焦急的难关。4月是顺利的，透镜状炸药形状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而且罗伯特·巴彻尔甚至报告说内爆冲击波的对称性比预计要好。

炸药点火装置和引爆所用中子源的研制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同时理论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成功希望的设计方案。汉斯·贝特也在他所作的一系列有关原子弹威力预测值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数字，大约5000吨TNT当量，这比过去所预期的威力要大得多。

然而，5月却是一个倒霉的月份：炸药的电雷管性能达不到原定的可靠性指标。在原子弹外表面上安装的几百个电雷管中，只要有一个失误，就会破坏冲击波的对称性。

在离试验日期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新制成的电雷管却经常在试验中损坏，而且找不出原因。火上加油的是，承担研制点火线路的厂家不能按时交货，因此整个爆炸装置的试验延期了。

这种厄运的后果和负责组织这项试验的沉重负担在奥本海默身上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他看上去愁眉苦脸、心事重重，脾气变得暴躁，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待人彬彬有礼。

以前他还能抽空陪基蒂骑马到他所熟悉的山冈里漫步，但最近几个月完全不可能了。更加不巧的是，他偏偏不早不晚在这个关头害上了水痘，因此从春季以来他的体重减少了13千克。他本来身体不算健壮，而现在体重仅有52千克，对于一个身高1.8米多的男人来说，这个重量简直是轻得可怜了。

6月初，在爆心点承建铁塔的承包商来到现场，开始安装约33米高的钢架塔，在它顶部的小棚内将安放绰号叫“胖子”的钚弹。铁塔的高度是根据5月进行炸药模拟试验结果推算出来的，主要是为了减少放射性沉降的危害。

在模拟试验的炸药堆中放入了放射性物质，爆炸之后这些物质随烟云上升，经测量证明没有造成有害的放射性沉降。但这一试验结果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结论。

高空的气流虽然把烟云吹送到几百千米之外，但据估计如果这次爆炸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的话，放射性灰尘仍将降落在距试验场60多千米以外的卡里佐佐小镇中。

预计“胖子”炸弹的爆炸威力比这次演习还要大许多倍，但如将炸弹安放在尽可能高的空中，就可以使致命的烟云大大减小。然而，没有人知道将来真正会发生什么情况。影响沉降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如爆炸威力的大小。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非正式的猜测值，直至精确的气象条件。只要有一股强风，或者出现了沙漠地区常见的所谓逆温层现象，都有可能使放射性物质在离地面不高的空中被吹送到几百千米的地区内。

兰辛·拉蒙特在他写的《三一试验日》一书中，曾经叙述当时的放射性监测负责人斯塔福德·华伦和一位军医詹姆斯·诺兰大尉制订了一项撤退计划，并带到橡树岭请求格罗夫斯批准。当时格罗夫斯并不认为放射性沉降是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拒绝提供部队的车辆供三一试验场迅速撤退之用。

为了考虑参加试验的科学家们从距离爆心仅仅8~16千米撤退的问题，班布里奇受命寻找由该高地逃生的几条可能的路线。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向南去的老路，一条向北去的新修沥青路，还有一条从群山间峡谷中绕行的崎岖小道。此外别无他路。

到6月底，对制订技术计划的人员而言，坏运气才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在“奥米加”实验室进行临界装置试验的弗里施研究组得到了确切的数据，这次所获得的是钚的临界质量。理论部报告了完全实用的引爆器已制造成功，而承包电雷管的厂家报告说，他们已按新设计生产出可靠性比过去提高百倍的电雷管，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进展了。

6月30日，奥本海默和负责监督内爆式原子弹试验、被称为“牧童委员会”的高级科学家小组，共同确定了试验日期：7月16日清晨4时。

7月初，莱奥·西拉德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局势，他写了一份请求书直接送交总统。这份请求书由67位科学家签名，其中有些人是受良心谴责而这样做的。请求书呼吁杜鲁门总统不要在对日本提出适当警告而对方拒绝投降之前，就突然使用原子弹。

格罗夫斯对此作了巧妙的安排。他一方面允许这份请求书在一部分科学家之间传看，并且在整个“曼哈顿计划”范围内使科学家感到并没有人对这份请求书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安排了一条“特殊”的递送路线，恰好使得请求书尚未到达华盛顿之前，杜鲁门已离美赴波茨坦开会。因此，杜鲁门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请求书的内容。

试爆前一波三折

在三一试验场上的铁塔已经竣工。一架B-29轰炸机每天都在铁塔上空作枯燥无味的飞行，以模拟它在试验中的任务。由于对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尚无定论，因此它担负的任务是试验中最危险的一部分。

飞机预定在爆炸之前飞近铁塔，投下一个模拟原子弹的仪器后，然后俯冲并急转弯飞离现场，以免被原子弹的冲击波所吞没。这种飞行就是将来在日本上空投掷原子弹的预演。

然而，在充满激情和最后冲刺的紧张心情之下，仍然隐藏着某种信心不足的情绪。这可以从当时流行的一些不吉利的幽默话中看出。

例如，在三一试验之前几星期中传播的一首打油诗写道：

尽管杜鲁门的板斧高悬，

科学家也只得引颈受戮，

实验室造出了一颗哑弹，

扑哧一声成为举世笑谈！

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科学家们的心情还可以从他们对三一试验中原子弹威力打赌的情况看出来。打赌时的估计范围从悲观的估计一直到近乎吹牛不等。

爱德华·泰勒作了最大胆的估计:爆炸相当于45000吨TNT炸药的量。汉斯·贝特曾经提出过5000吨的官方数字，现在给了一个更加乐观的估计值8000吨。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估计其威力只有1400吨，而且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过于乐观了。

其余的科学家估计的威力更低，有一个干脆说等于零。奥本海默也参加了打赌，他估计只有300吨TNT炸药的威力。无论如何，作为一位应当在此刻鼓舞士气的指挥员，对前景作如此预测，实在不足以振奋士气。对于奥本海默为什么作出如此悲观的估计，其动机可以从任意角度进行猜测。

格罗夫斯显然已感到奥本海默身心交瘁的状况，并为之十分担忧。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力求保护奥本海默的身心不致崩溃，另一方面也拟定了一张后补指挥员的名单，以便在万一发生意外时有人接替他。

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目前最需要一位没有卷入原子弹试验工作的朋友比较镇静的友情。但他的弟弟弗兰克已经出发到三一试验场担任的助手，不能充当这一角色。

于是，格罗夫斯在试验的前几天邀请正在东部从事雷达研究的伊西多尔·拉比飞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与拉比自从在莱顿上学以来，已经是15年以上的密友了。据拉比回忆：

我是少数几个能够向他直言不讳的朋友之一。我并不崇拜他，但他知道我心里喜欢他，而且我尊重他的权威。他明白我总是真诚地回答他的问题。

拉比在7月初来到三一试验场。他头戴礼帽，身着黑色外衣，手提雨伞——这种不协调的打扮似乎给人一种自信的感觉。

7月5日，奥本海默对于进度感到信心十足，因此发电报邀请劳伦斯和康普顿分别从伯克利和芝加哥来三一试验场。电文如下：

15日后宜作垂钓旅行。但可能因天气变化稍延数日。鉴于睡袋不足，请勿偕他人前来。

几天之后，在洛斯阿拉莫斯用模拟弹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每一次试验都是几天后在三一试验场进行的真原子弹试验的预演，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包括将它装在车上驶过铺上碎石块的道路，以模拟运往三一试验场时颠簸的路况。

7月11日晚，奥本海默在办公室取了两份文件，就回到家中与家人告别。基蒂从花园里找到一朵四瓣的苜蓿花，送给奥本海默作为吉祥物。

他们定了一句暗语，约定在试验成功后，由奥本海默打电话回家说：“请换一条床单。”

第二天，星期四凌晨3时，菲利浦·莫里森由一名警卫和一名辐射剂量员陪同，从“奥米加”实验室的地下仓库内取出钚弹芯。弹芯分为若干块，每块都不到临界质量，分别装入两个特制的手提箱内，开始运往三一试验场。

莫里森回忆道：

每个手提箱都设计成为能防腐蚀、防漏水、防过热以及防止一切能够预想到的意外事故。

我们认为在沙漠中进行的这次试验仅仅是将来在太平洋地区使用原子弹的一次实弹演习。但我们非常担心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车祸。

莫里森坐在罗伯特·巴彻尔小轿车的后座上，把两个小手提箱放在他的身旁。在前后各有一辆警卫车护送下，他们向阿拉莫戈多进发。

“我记得当我们穿过圣塔菲时，正当深夜，全镇一片沉静。我不禁想到这次旅行是多么不同寻常：在一辆普通的小轿车里，所运送的竟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弹芯！”

在同一天傍晚，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车队驶离尘土飞扬的道路，停在原牧场主人麦克唐纳遗留下的畜牧房旁。其中有一间房屋已改造成为原子弹的装配间，莫里森把这个价值连城的货物放下，准备次日早晨进行弹芯装配。

在当天半夜，有一个更大的车队准备离开洛斯阿拉莫斯驶往三一试验场。其中有一辆卡车装载着弹芯周围的炸药装置，大家都把它称为“新玩意儿”。

基斯塔科夫斯基回忆道：“出于安保的原因，我们在夜间运输。但我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决定在午夜过后10分钟起程，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一个不吉利的13号，星期五。”

一名押运这个“新玩意儿”的特种工程支队的士兵里奥·杰西诺维克回忆：

我们由一大队保安部队护送，在卡车前后都布满了宪兵。我原来以为这种货物应当在寂静的夜里秘密地运输，但不知什么缘故，每当我们穿过村镇时，他们都要拉响警报器并打开红色闪光灯，喧嚣过市。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想要赶走挡住车队去路的醉汉司机，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然而却惊醒了沿途的一大半居民。

然而，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营地时，人们却以出乎意外的冷淡态度迎接基斯塔科夫斯基。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发现总部陷于一片骚乱之中。可怜的唐·霍尼格告诉我，由于一个包含点火机构的部件在使用之后损坏了，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把他质问了整整一夜。我立即去见他们，奥本海默神情十分紧张，劈头盖脸地大骂了我们一顿。”

“于是霍尼格和我把部件拆开，发现原来他们试验的次数太多，以致有几处焊点因发热熔化而断开了。归根结底，这个部件原来是根据装进原子弹只用一次的要求设计的，而他们至少试用了几百次！这样，损坏的原因弄清后，谢天谢地，一场小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牧场正在举行一次不寻常的小仪式。罗伯特·巴彻尔作为加州大学的代表，正式将原子弹的弹芯，即相当于20亿美元的账单，移交给格罗夫斯将军的助手托马斯·法雷尔将军。

法雷尔将军在文件上签字之前，半开玩笑地对向巴彻尔说能不能让他看看他所买到的价值连城的货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他们给将军带上一副橡皮手套，把箱子打开给他看了弹芯。他用手摸了摸光滑的表面，感到似乎有点烫手。

上午9时，开始装配原子弹芯。这一组共8名科学家围住一张桌子，俯视着桌子上摆着的钚块。

一位加拿大的科学家路易斯·斯洛廷坐在桌旁，他曾经在临界装置上进行过多次最危险的试验，现在正全神贯注地把这些钚块拉到一起，一直到接近临界的位置上为止。

室内气氛极其紧张。只要有一点疏忽，哪怕是瞬时达到临界，不仅会使这颗弹芯无法再使用，也将使整个装配小组的成员受到过量辐射而注定会慢慢地死去。

奥本海默亲临现场观看，但在此情况下他已全然无法干预。就像剧场的帷幕刚要升起之前，导演对演员的演技已无能为力一样。但巴彻尔感到奥本海默的紧张情绪会影响到所有在场的人，因此要求他离开现场，以便装配工作顺利进行。

在铁塔底下，基斯塔科夫斯基和他的小组花了一整天时间将“新玩意儿”装好，以备把弹芯插入。

15时18分，他打电话给麦克唐纳牧场，通知说已经可以将弹芯装入“新玩意儿”了。于是人们又把弹芯放上担架，抬出装配间等候轿车。这次仍然由巴彻尔开车将弹芯送到铁塔下面。

为了防止风沙，在铁塔下搭了一座临时帐篷。当科学家们进入帐篷工作时，与帐篷外沙漠中耀眼的阳光与酷热的气候相比，感到分外阴凉，就好像走进教堂一样。

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们将弹芯装在一具手动吊车上，吊到炸药装置的正上方，再慢慢地向下放。

在紧张的气氛中，计数器滴答作响，除了偶尔听到一两句命令外，其余时间鸦雀无声。弹芯的几块亚临界部件相隔如此之近，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引起链式裂变反应。

这时奥本海默又来到现场，观看操作人员将弹芯装入弹体。当弹芯下降到弹体的中心位置时，计数器的响声大作。这时装配暂停，对中子计数的增长率进行核算后，再继续进行装配。

从这天下午开始，风力逐渐加大，把帐篷吹得哗哗作响，并且随时有可能吹破薄薄的密闭门，把沙土刮进来。正当紧张的时刻，弹芯忽然在下滑途中被卡住了，有人轻轻地咒骂了一句。一时间谁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

罗伯特·巴彻尔回忆道：

我们曾用弹芯模型试装过，因此认为钚弹芯应该能装得进去，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现在装的真钚弹芯自己会不断地发热，以致温度升高，发生了一些膨胀。

所以，我们决定等候一段时间，看看弹芯和外面的部件是否会达到温度平衡。

在紧张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本海默叼着烟斗，在帐篷外转来转去。然后，试装重新开始，这次终于一装到底，没有再遇到阻碍。这个难关总算渡过了。到晚上22时，整个原子弹已安装完毕，放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帐篷内等候天明。

现在，天气又变成令人焦急了。经过接连几个月的闷热，天气开始变化，根据预报将有多次风暴来临。

以杰克·哈伯德为首的气象小组，其中包括有盟军在欧洲登陆时的气象组长在内，现在被当做“先知”，人们都焦急地等候着他们发出最新的气象预报。

7月14日星期六早晨，暴雨覆盖了试验场所在的整个地区，而据杰克·哈伯德预告这场风暴至少将持续两天之久。

在同一天早晨，奥本海默接到由洛斯阿拉莫斯来的电话，向他报告说，在模拟台架上先行试爆的三一炸弹模型已证明是失败了。报告称，这个炸药装置没有能产生一个球形对称的冲击波，而是产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波形。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小组告诉奥本海默，据他们看来，这种结构的原子弹不可能成功。奥本海默经过几星期的精神紧张和前几天的焦急与挫折，现在又听到这种消息，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基斯塔科夫斯基再度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这一次他谴责我要对整个计划的失败负责，而且说我是使奥本海默和他的上级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我刚只说了一句我不相信试验结果是正确的，话音未落，甚至连我的好朋友罗伯特·巴彻尔也指责起我来了。

“奥本海默非常恼怒，抱着绝望的神情走来走去。这时我向他说，‘奥比，我用我一个月的薪金赌你10美元，保证原子弹能行！’奥本海默接受了这个赌注，然后我就走开了。我简直无法忍受，于是一个人漫无目标地向沙漠中走去。”

那天早晨稍晚些时候，基斯塔科夫斯基回来了，他帮助别人把原子弹慢慢地吊到铁塔顶上去了。汉斯·贝特仍然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出于他为人可靠，因此命令他详细检查模拟弹的试验情况，并尽快向奥本海默报告结果。

当这枚价值20亿美元的原子弹缓缓吊离地面时，人们只采用了最普通的保险措施。在三一试验场工作的特种工程支队的里奥·杰西诺维克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订购了一大批床垫，足足装了好几卡车。当原子弹吊到一定高度之后，我们就停下来，把床垫铺在炸弹下面，差不多足足堆了20米厚。这样，万一炸弹掉下来，至少可以让它落在软绵绵的床垫上。”

把原子弹从地面吊到塔顶足足花费了两小时。当时风很大，炸弹在塔里摇晃，人们非常害怕炸弹被卡在铁塔的边上。吊车慢慢地把原子弹往上吊，钢丝绳则卡在滚轮上沿着铁塔外侧的导轨上下滑动。

突然有一对滚轮脱轨从塔侧落下，吊车摇晃着停止了转动。每个人都吓得不敢出气——眼看原子弹在铁塔内部的狭小空间荡来荡去，幸好没有碰坏。

最后，只好由杰西诺维克和另一名特种工程兵爬到塔顶上，打开小屋的地板门，把原子弹慢慢地引导到离地面100米的铁皮小屋内的预定位置上。

在这个星期六的夜间，奥本海默睡得很少。他用了一部分时间分析几次试验失败的原因，但直到他最后回到营地茅屋的卧室后，他仍然不能入睡。

托马斯·法雷尔当时住在奥本海默隔壁，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连声咳嗽，简直好像在生一场大病似的。

星期日清晨，由洛斯阿拉莫斯打来了电话，奥本海默亲自接了这电话，是汉斯·贝特打来的。他已经校核了在模拟台架上爆炸试验的结果，发现这些结果毫无意义。

由于试验的设计错误，所测量到的数据只不过是附带的效应，并不反映内爆的效果。因此，虽然他不能证明这次试验完全成功，至少已能向奥本海默保证这并非是一次失败。

这一消息使奥本海默大为高兴，他急忙用了早餐，立即动身到铁塔下面。今天的任务是反复检查分布在爆心点周围沙漠中各地点的记录仪器、电子设备和无数的试验装置。

清晨的天气还好，但后来天空却开始阴云密布。下午，雷声阵阵传来。气象人员紧急地向天空放出气球，希望能弄清气候变化的趋势。

16时左右，奥本海默最后一次来到铁塔上巡视。乌云在天空中翻滚飞驰，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他爬上塔顶，站在他从实验室里创造出的宝贝旁边。

这件宝贝其貌不扬，使人难以看出其中隐藏着如此精湛的技术奇迹。它看上去很像一颗水雷，在表面上布满电线，把64枚雷管连接到点火装置上。

奥本海默一人独自站立在离地100米高的塔顶，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铁皮屋顶下，倾听着远处的雷鸣，细心地查看这第一颗原子弹。

当天傍晚，格罗夫斯将军也来到了营地，他立即让气象人员给出精确的预报。现在离试验时间只有7个小时了，但天气愈来愈坏。接着就开始下雨了，闪电划破夜空。大雨不仅可能使复杂的电路受潮而短路，而且有造成放射性沉降的危险。

在新墨西哥州南部各地都驻有科学人员准备监测放射性沉降水平，万一发现放射性超过危险剂量，许多宪兵队随时可以协助居民撤离。在此刻正有一个这样的小组在离爆心最近的索科罗小镇上坐在汽车内待命。

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如果发生了最坏情况，依靠这样少数几个人怎样能完成撤退4000居民的任务。在离开阿拉莫戈多约300英里外的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市有70000人口，却没有任何在意外情况下撤退居民的措施。然而，在当时那种天气条件下，这个城市完全有可能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共同与气象人员讨论了天气变化的前景。最后，他们一致同意，目前还无法作出结论，并且商定到午夜再碰头。

格罗夫斯回去睡了一个好觉。奥本海默则坐在那里，抽烟，咳嗽，竭力想读点东西。

当晚，班布里奇又听到一种谣言，它像野火一样传遍营地。据说有人听见某些高级科学家预言原子弹会把大气层点燃。人们还听到他们估计这种燃烧反应进行的速度和波及的范围，并且说他们还打赌，究竟大气层被点燃后会毁灭全人类，还是只毁灭新墨西哥州的居民。

班布里奇对此大为震怒，他立即报告给奥本海默，两人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显然，这一批试验人员已经到了心力交瘁，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两人一致认为试验不能再延期。为了制止这种无故的惊慌的情绪蔓延，也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如期进行试验的一个理由。

同一天，杜鲁门与丘吉尔到达德国的柏林出席波茨坦会议。斯大林住在离他们1英里以外的地方，也在这座被炸弹夷平的城市中作会议准备。

杜鲁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想依靠原子弹试验的成功来加强他的谈判地位。对于他来说，也要求如期进行原子弹试验。

当天午夜，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又开会讨论试验是否需要延期。这时还在继续下雨，铁塔笼罩在浓雾之中，而且有预报说一场风暴正在迫近试验场地。

杰克·哈伯德在当天早些时候曾经预报说天气会及时转晴，现在看来这个预报似乎愚蠢得可笑。当这种前后矛盾的预报传到格罗夫斯耳中后，他在会议上决定由自己来掌握试验的命运。

格罗夫斯写道：“出于气象人员被长期天气预测的失败弄得狼狈不堪，我只好免去他们的这种义务。在这之后我自己必须担当起天气预测的责任，这是我并不擅长的一个新领域。”

这样的决定不仅关系到原子弹试验的成败，而且可能影响周围许多城镇居民的生命。因此，虽然奥本海默同意格罗夫斯把作决定的时间再推迟一两小时，但他仍继续与哈伯德保持联系。

格罗夫斯尽管睡了几个小时觉，但现在依然显得很紧张。他忽然认定铁塔的安全没有保证。

基斯塔科夫斯基对这一点解释说：“当时把原子弹装好后，警卫就撤离了，为的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可以避免引起伤亡，如说铁塔受到雷击等。但在2000米以外则仍然布有岗哨。格罗夫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破坏者，比如日本人，会从天空乘降落伞来进行破坏。我认为这完全是神经过敏，但他坚持要在铁塔上面设置岗哨。”

因此，基斯塔科夫斯基只好与几位科学家以及一些神经紧张的军人拿着手电筒和机关枪，到铁塔脚下宿营去守候一个根本不会降临的假想的敌人。

格罗夫斯派出了这批警卫之后，又到别处去寻找漏洞。他忽然把注意转到奥本海默身上。

这时奥本海默正在营地食堂与科学家们聊天，喝咖啡，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与拉比谈话，看来恢复了信心，但费米走进来向他报告令人吃惊的放射性沉降预测结果。费米发现，如果风向急转再加上暴雨，就可能使试验场本身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因此他想说服奥本海默把试验延期。

据格罗夫斯观察，奥本海默听到他所尊重的科学家们的各种预测后，愈来愈心情激动与思想混乱。因此，格罗夫斯出面干预这件事，并建议奥本海默离开这里，陪他一起到离爆炸中心很近的一个坑道去观察。有些偏爱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出来阻挠，说奥本海默不应当亲自在那样近距离观看原子弹爆炸，但格罗夫斯坚持要这样做，于是两人一道在黑夜中驱车驶向那个坑道。

当时在坑道中的另一位特种工程兵狄克·瓦特回忆道：“在坑道四周布满水坑。我记得看见他俩一脚高一脚低地避着水坑走路，热烈地交谈……希望能作出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应不应该把原子弹引爆。”

奥本海默收到了哈伯德的最新气象预报——他们预计黎明前风暴会暂停，在20000米高空风向会转为东北风，正好把放射性沉降带到三一试验场周围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去。

但这份预报送到没多久，铁塔本身就遭到暴风雨的猛烈袭击。狂风卷着大雨四面扑来，到处电闪雷鸣。但好在落雷的地点离开铁塔还有好几英里。守卫原子弹的科学家们计算着雷声与闪电相隔的时间，用以推算雷击地点。显然，雷电愈来愈近了。

现在离天亮只有3个小时了。原子弹试验需要在黑暗中进行，以便于观察。因此，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试验时间推迟到清晨5时30分，希望到那时暴风雨会停歇。如果风雨不停，那么天亮之后就无法试验，只好把日期往后推。

原子弹首爆成功

7月16日清晨4时，雨终于停了。风也转向，朝西南方吹，与市镇反方向。气象组的哈伯德又等了45分钟才送出他的最后报告：“地面平静。风速随高度渐增，直到40000米处风速最大。未来两小时内情况基本不变。云层已开始消散，变为多云气候。”

这份报告送交奥本海默，他同意报告内容。经过商量，原子弹试验最后定在清晨5时30分进行。

在铁塔下守卫的试装部队中，有一位年轻科学家乔·麦克说：“我做了一个梦，看见基斯塔科夫斯基拿起一个水龙带往原子弹上浇水，这时我醒了，发现原来是铁塔上有水滴落到我脸上，而肯尼思·班布里奇正俯身在看我。”

当最后决定进行试验时，班布里奇正在铁塔顶上。这时整个武装部队，包括基斯塔科夫斯基在内，都最后由铁塔撤离。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开关都合上。

班布里奇回忆说：

当我合上最后一个开关时，我的神经非常紧张。因为这个开关接通了向点火机构供电的电源，合上之后就可以由坑道直接引爆原子弹。因此，如果有人回到了塔底下并发生一点什么差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基斯塔科夫斯基等人都坐我的汽车最后撤离铁塔。我拼命快开，好像是在逃命。但由于道路太坏，车速很难超过35英里至40英里。

不直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们以及贵宾和其他参观人员，都聚集在试验场西北20英里以外的一个安全场所，那就是康帕尼亚山上，观看这次试验。每个人都发了一副焊工眼镜，可以透过它的黑玻璃观看爆炸情景。

爱德华·泰勒甚至还带了棕色护肤膏，以便涂上防止爆炸时的紫外线灼伤。清晨5时10分，在沙漠中各处设置的扩音器响起了山姆·艾利森博士的声音：“现在是0时差20分”。

警卫铁塔的武装部队进了坑道，看到里面挤满了物理学家和军人，还有一两名神经科医生，奥本海默也在其中。他瞥了麦克一眼，看出后者还算镇静，就走到别处去了。麦克是最后离开铁塔的人之一，他接受命令引爆第一枚原子弹。

在此后几分钟内，继续进行倒数计时，奥本海默独自一人在坑道内外走进走出，显得紧张与孤僻。有一位坐在麦克旁边的科学家，负责管理一个紧急按钮，一旦麦克的控制台上发生了什么故障，他可以随时中断试验。

这位科学家看到奥本海默过分紧张，想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让他轻松一下。

他说：“奥比，我想很可能在0时差5秒时，我把开关一拉，然后向大家宣布：先生们，试验不成了，都回去休息吧！你看会这样吗？”

奥本海默并没有被他的诙谐逗乐，反而冷冷地回答说，“你神经没有毛病吧？”

倒数计时继续进行。营地上的警报器拉响，人们都掩蔽到附近的壕沟之中。

“差1分，差50秒，”倒数计时的报时声在沙漠营地周围发出回响。在扬声器中夹杂着美国之音播送的音乐，因为两者频率碰巧相同。当时广播电台正在播送柴可夫斯基的提琴小夜曲。

在差45秒时，麦克合上了开关，投入自动定时操作。班布里奇说，“从原子弹爆炸前20秒钟开始，我完全清楚将要发生的全部过程，因为这些已经事先在仪表系统中设计好了。”

在起爆前10秒钟，麦克合上了最后一个手动开关。

最后倒数几秒，奥本海默更加紧张，整个人似乎为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付出的努力所榨干。

在场的人描述当时的情况道：“他几乎是屏息以待，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姿势来稳住自己。”

而基斯塔科夫斯基冲出掩体，站在坑道顶上。“10……9……8……7……”

艾利森在倒数计时内忽然想到原子弹爆炸可能产生像闪电一样的效应，因而他手中抓住的话筒有使他触电的危险。因此，在计数报到差1秒钟时，他扔下了话筒然后竭尽全力地高呼：“零！”

第一枚原子弹爆炸了。

奥托·弗里斯这样地描写当时的壮观景象：

这时，万籁俱寂，忽然出现一片耀眼的强烈光，或者说是像太阳一样的强光。这是一股炽热的、无定形的白光，把沙漠边际的小沙丘照得雪亮，仿佛要将它们全部融化。

正好几秒钟之内，光线的亮度没有变化，然后开始减弱。这时我才转过身去，想看看这个小太阳似的火球究竟是什么模样，但它的光度仍然太强，不可能正视。

我眯着眼睛，想看个清楚，大约又过了10秒左右，火球开始膨胀，同时亮度减弱，这时看起来好像用石油燃起的一片大火，其形状犹如一个大草莓。

火球由地面缓缓上升，下面连着一个急剧旋转着的、由尘土构成的长尾巴。我当时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像一只烧得通红的大象用它的鼻子撑着倒立在地面上。

然后，当灼热的烟云逐渐冷却而且红光减弱之后，可以看到在它四周有一圈蓝光环绕，这是由离子化空气产生的光芒……这真是无比壮观的景象，任何亲眼见过原子弹爆炸的人，对此都将终生难忘。

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片宁静中出现，直到几分钟之后，才传来了一声巨响，我赶紧堵住自己的耳朵，但声音仍然震耳欲聋。接着是一片“隆隆”的轰鸣，就像远处有载重火车开过的那样。到现在我耳边仿佛还能听见这种响声。

菲利浦·莫利森位于离爆炸中心约16千米处，他说：“虽然还是夜晚，你却感到仿佛白昼突然来临，就像在午夜中出现在沙漠中的太阳，使你感到脸上灼热。”

在坑道内，人们可以看到由背向爆心的出口处闪进一股强烈的白光，从而知道原子弹已经爆炸。几分钟之内仍然是一片寂静，随后传来了雷鸣般的巨响。

奥本海默回忆道：“有几个人笑了，有几个人却哭了，大多数人惊呆了，一声不响。我心中浮上了古印度诗圣《博伽梵歌》中克里希那试图说服王子执行他使命的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当奥本海默走出坑道来观看巨大的火球上升时，人们纷纷向他祝贺。基斯塔科夫斯基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奥比，我赢了。”

奥本海默正处于激动的高潮中，他什么话也没说，强压住心中的激动，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这之后，肯尼思·班布里奇内心充满着成功的喜悦，他郑重地、自信地找到奥本海默，握住他的手说：“奥比，现在我们将永世被人诅咒了。”

在营地上，恩里科·费米在见到闪光之后而冲击波尚未来到之前，自己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他手上抓住几张小纸片，当冲击波侵袭营地时，他撒下手中的纸片。由纸片被冲击波带走的距离，他可以估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他这个估计值的准确程度着实令人惊讶。

伊西多尔·拉比也在营地，他从他自己身上观察到某些现象。在一分钟之后，他的手背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当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一种可怕的、不祥的、令人倒霉的兆头。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这种憎恶心情。”

稍晚一些，当天亮时，拉比看见奥本海默刚从观察坑道回到营地。在微光中奥本海默茫然移步，完全像一个沉思中的陌生人。他的举止使拉比回想起那不祥的鸡皮疙瘩。

“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路的样子，”拉比回忆道，“我也永远忘不了他刚下汽车时显露出的那种神情。”

两次轰炸日本重镇

1945年7月16日，三一基地的“胖子”炸弹试爆成功后几小时，“小男孩”炸弹的元件，也被送上停泊在旧金山湾的“印第安纳波里斯号”战舰上。

当晚，战舰就驶向美国最前线的空军基地提尼安岛。自1945年初以来，此地停驻的轰炸机都以传统炸药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

7月16日~21日之间，杜鲁门总统连续不断地收到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报告，一份比一份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然后，在7月21日，格罗夫斯的详细报告的全文送到波茨坦，它不仅使杜鲁门也使丘吉尔感到吃惊。

到8月初，“小男孩”炸弹的其他部分，连同“胖子”的第一批元件，也由空军运输机自新墨西哥州送达提尼安岛，许多科学家在那里把两枚原子弹的部件最后装配好。

之后，“小男孩”炸弹被装置于特别改良的B-29轰炸机上，准备轰炸日本的广岛，这是一个被“过渡委员会”的目标小组所选中的不幸城市。

就某些方面来看，广岛算得上是个军事目标，日本第二军团总部就设在此地，第二军团是领导抵抗美国入侵军队的兵团，另外还有一些相当大的军用品补给站也位于广岛。

1945年8月6日天未亮时，一架B-29轰炸机由提尼安岛空军基地起飞，这架由飞行员命名为“安诺拉·盖伊”的轰炸机，携带被称为“小男孩”的铀弹，在轰鸣声中向广岛方向飞去。

广岛，一个位于大田河口的城市。此时的广岛人口已由战争前的40万人减少至30万人，大部分是平民。

1945年，大规模的轰炸已经使东京以及其他许多日本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广岛当局已料到轰炸迟早会到来，因此已要求部分居民做疏散工作，但很奇怪到目前为止一切仍然很平静。

其实，当天早晨7时，广岛响起了空袭警报。这是该地在几小时内的第三次空袭警报。

不久之后在日本南部发现一架孤独的气象侦察机，它向广岛迫近。然而，这架飞机很快就飞走了，因此广岛就在7时30分解除警报，全城立即进入上班前的拥挤状态。

在8时后不久，防空监视哨发现另外有一架B-29接近广岛，但并未再发空袭警报。他们仅仅在无线电中宣布有敌机到来，并命令居民在敌机飞临城市上空时临时掩蔽，同时还比较有把握地广播说，这些飞机似乎只是执行侦察任务。许多居民继续上班，相信被轰炸的危险期已经度过，没有人想到会有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头上。

“安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已研究广岛地图好多天了，所以驾驶员知道要将原子弹投到哪一个目标点。

一架B-29轰炸机并未在广岛市引起太大的恐慌。轰炸机飞到市郊后，就倾斜飞入市区方向，当飞机飞过大田河上的相生桥后，就由机舱内丢下一枚炸弹。

在丢下“小男孩”炸弹后，轰炸机减轻很多重量，立刻加足马力向上冲，尽速拉开飞机与市中心的距离。大约1分钟后，这枚“小东西”就爆炸了！

几分钟后一道刺眼的强光由广岛市中心迸出，两道强烈的震波摇撼着“安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紧接着在几秒钟后，飞机受到两次冲击波的剧烈震荡。然而飞机平安无事，朝着提尼安岛返航。

当强光散开形成一朵蘑菇云时，机组人员好奇地回头看广岛市变成一副什么模样。

其中一位回忆道：“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想到结果会是这种光景。两分钟前，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整座城市，但现在我们却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见浓烟和大火由山边往上蔓延开来。”

在投弹15分钟后，飞机上的帕森斯上校发回如下的电报：

结果完满。据观察，效果优于三一试验。各方面均成功。投弹后飞机一切情况正常。

虽然机组人员可以看到巨大的火球上升并翻腾数分钟之久，最后形成一团高达30000米的蘑菇云，但他们对于在这片阴云之下所笼罩的惊人恐怖景象却难以想象。

由广岛幸存者们的第一手描述中，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居民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多么强烈的冲击，他们简直无法想象落在他们头上的武器具有多么大的毁灭力量。下面是一些幸存者的追述：

“哦！刹那间，我觉得背后似乎遭到巨大的重击，之后又被丢入滚烫的热油中……我好像被向北丢得老远，接下来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再也无法分辨方向了！”

另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惨状道：“当时我清楚地听到身后树旁一个女孩微弱的叫声，她直喊：‘请救我啊！’那个女孩的背已严重烧伤，皮肤被掀起，悬在臀部上。”

“周围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然后，我心里只想到，‘世界末日到了！’”

“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我在地板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当时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力量在一瞬间夺去了这样多的生命……到处都没有灯光，我们像梦游一样地走动……”

“我立刻想到这正像我从书本上读到过的地狱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恐怖的情况，但我想世上如果真有地狱的话，那就是在这里！”

这场强烈的爆炸几乎把整个广岛市掀了起来，立刻摧毁70000座占广岛市90％的地面建筑物，其中45000座全毁。

一瞬间的热度，高达1600摄氏度，持续了10~15秒钟，将相生桥方圆2000米内的人，全烤成了肉球。爆炸当场死亡，再加上接下来几天内的死亡总人数高达10万人。再接下来的5年内，还有10万人死于与辐射污染相关的疾病。

轰炸广岛的消息传回美国，给人一种混杂着解脱、骄傲、高兴、震荡及悲伤的感觉。

几个月前，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牛刀小试”实验的年轻科学家奥图·弗里施回忆道：“大约在三一基地试爆后3个星期，有一天，实验室里突然有一阵骚动，急快的脚步声中夹杂着喊叫声。有人推开我的研究室门，大叫着：‘广岛被炸毁了！’当时我看到很多同事急忙打电话到圣塔菲市的拉方达饭店去订位，准备大肆庆祝一番，我心中不自觉地涌起一股不安，甚至十分反胃！”

在洛斯阿拉莫斯，为制造原子弹最为尽力的奥本海默在当天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实验室的所有人员，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根据在场同事描述，奥本海默在众人欢呼声中“进入了大厅，到处是欢呼声和掌声，他以优胜者的方式致意。他们两手握起，高兴地举过头，一直到他来到中间位置。”

就在这一刻，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昂然自得，但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不被成功及胜利轻易地冲昏头脑。

从他最喜爱的物理，他创造了一个武器怪物。不久之后，他付出的努力，竟反过来让他遭受一辈子良心上的谴责！

尽管广岛的损失惨重，但日本的最高指挥部仍不允许裕仁天皇轻言投降。结果，迫使美国空军在8月9日中午12时在长崎市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这是一枚与三一试验场上试验完全一样的内爆式原子弹。人们叫它“胖子”。这枚炸弹原定的目标是小仓，如果不是由于小仓当天低云多雾，则长崎本来可以幸免于难。

这个南部的城市和广岛一样，被炸得满目疮痍，虽然所遭受的破坏比广岛要小，但仍然造成了10万余人死亡或残废。在原子弹爆炸12小时之后，长崎市仍然在一片火海之中，从200英里之外的飞机上也清晰可见。

这次的长崎轰炸后，裕仁天皇不得不在5天后通过广播向全日本人民讲话。这位深居东京皇宫的天皇，平日的一举一动都如同谜一般，他的声音根本不是一般日本百姓听得到的。裕仁天皇以细弱的声音念出先前准备好的投降讲稿。

退出原子弹研究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日，正像世界各地一样，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也以最大的热情来举行庆祝活动，汽笛与电气喇叭齐鸣，在实验室的各处都举行庆祝会。

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喝得酩酊大醉，但仍然被说服去做一件特殊的事情：“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时要求鸣放21响礼炮。我们没有任何大炮，因此叫我带了一名年轻助手开车到仓库取出21箱混合TNT炸药，每箱50磅，并将它们排列在开阔地带上进行引爆，代替礼炮。这真是异常壮观。但我回到庆祝会场时，别人向我说，我只点响了20响！”

杜鲁门总统本人也在公开场合盛赞这个实验室说：“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是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这个奇迹是在战争的重担下实现的，而且一次成功。美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最大科学冒险事业中，投进了20亿美元——但我们最后胜利了！”

有一些科学家荣获了奖章与嘉奖令，而且现在用不着再保密了，这些在战时被亲友们怀疑为逃避战争义务的人，现在被看做是英雄。

但在那个庆贺胜利的夜晚，已经有人开始感到他们所庆祝的只是一场虚假的胜利。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们许多年来一直全神贯注于攻克技术难关，很少有时间思考他们行动的后果。

庆祝会标志着他们这项重大任务业已胜利完成，他们的思想由任务的压力下解放出来，立即发现他们所做的是如何可怕的一种罪孽。

就在当天晚上，奥本海默从庆祝会场出来，就碰到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脸色铁青，向着灌木丛中呕吐。

奥本海默本人也是首先对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表示怀疑者之一。他对一批到实验室来采访的记者们说，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感到惊慌失措，”但他又补充说，“但科学家不能出于害怕人类可能利用他的发现做坏事而拒绝推动科学前进。”

但仅仅这种理由并不足以使科学家们打消他们的自责和忧虑。

1945年10月16日，格罗夫斯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表达军方对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室全体工作人员的感谢。

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代表接受这项奖励，从他在典礼上的致辞内容，多少可以看出他对这项他参与制造的武器已开始感到道德上的责任问题：

如果原子弹成为武器之一，一个备战国家的武器之一，那我相信不久之后，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与广岛事件。

世界上的人类若不和平共处，那就是步向毁灭的开始！这个摧毁无数生命的战争，已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道理，而原子弹更为人类再次证明这个道理。

日本投降之后一个月左右，他们的同事菲利浦·莫里森在阿尔伯克基地方广播电台上做了关于他们所作所为的后果的讲话。

莫里森报告了他参加原子弹破坏情况调查组的观感说：

我们最后在广岛上空低飞盘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飞机下面原来是一座城市，现在是一片烧焦了的瓦砾。

但这并不是用几百架飞机在一整夜里夷平的。而只是用一架飞机和一颗炸弹，在相当于一粒子弹飞过城市的一刹那间，就把这座有3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大火葬场。这真是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

战争总算结束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人员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这群科学家及技术人员也如同一般美国民众一样，急欲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离开这片沙漠，回到美国或欧洲的大学里。其中最迫不及待的，该算是奥本海默了！

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就告知格罗夫斯将军，他想返回大学教书研究的意图。明确地提出他认为洛斯阿拉莫斯不能再像目前这样办下去，特别是“实验室的主任本人非常渴望知道何时能解除他目前的工作，因为他对此事极不胜任，而且只是由于战争期间为效忠祖国而勉强接受了这一重任。”

格罗夫斯很不情愿地批准他的离职。

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长期担任奥本海默秘书的普丽西拉·杜菲尔德在回忆他当时的情绪时说：

我清楚地记得他收到某大学请他担任教授的电报时是如何高兴，虽然对方的报酬少得可怜，只有每年10000美元。这种年薪对于像他这种地位的学者来说，可以认为几乎是一种侮辱，但他是如此高兴，这表明他急于离开洛斯阿拉莫斯。

由于原子弹计划收缩，许多科学家回到学术界之后，那些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沮丧情绪。

8月21日，在弗里施手下工作的一位青年科学家哈里·达格里安正在两个接近临界的半球形钚块外面安装作为反射层的铀块。每个铀块重约12磅。

当装入最后一块时，它滑进了临界装置的中心，于是装置立即达到临界，并且产生一道蓝色的电离闪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达格里安拼命想把这铀块敲出去。在这一瞬间，他受到致命剂量的照射。他的双手和胸部受到二度烧伤，同时发烧，两星期后烧伤部位起泡，同时头发脱落。他在事故发生后的第28天死去。

达格里安之死使人不可名状地感到似乎是某种无形的疾病，在留在当地的许多人中间蔓延、加剧，使他们消沉甚而感到痛苦。这也像是一种“报应”，让这些制造这种新式杀人武器者最后被新武器所杀。

有人认为达格里安是第一名因辐射而致死的人，但事实不然。广岛的居民已经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亲身领受了这种可怕的“毒物”。

有一位幸存者控诉道：

我的女儿，她看上去没有被烧伤，而且只有轻微的外伤。她暂时似乎一切平安。

但在9月4日，她突然病倒了。全身出现斑点，头发开始脱落，并多次吐血。我感到这必定是一种很特殊的可怕的疾病。我们非常害怕，医生也束手无策。

经过10天痛苦的折磨，她终于在9月14日悲惨地死去。我认为这对于我女儿简直是太残酷了，她丝毫没有参加战争，但竟这样无辜地被杀害了。

积极推动限制核武器

在洛斯阿拉莫斯颁奖仪式结束后没几个星期，奥本海默就回到加州的帕萨迪纳，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任教。

虽然奥本海默重返加州理工学院，但他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逃脱自己肩上所承担的义务，即使他本人希望如此。

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当史汀生准备离职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奥本海默应史汀生要求与他在一家理发馆内会面。

他俩人坐在一起谈论了对原子弹的有关看法，这个事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太深刻了。最后，史汀生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着奥本海默说：“现在，原子弹的前途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

从事教学工作之后，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又开始从事基础物理方面的研究。

但他对纯理论及研究的兴趣，似乎也随战争的结束而降低了许多。不过，他倒是发表了几篇有关一种比原子核内的中子及质子更小的次原子粒子，称为“介子”的论文。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已预测到介子的存在，但开战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被迫停顿下来，转向较实际的战争用品的研究上。

战争时期，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将精力投入制造原子弹上，既属理论，又离不开工程技术。

在战后，科学家们又重新回过头来拾起未完的课题，探讨基本的原子组成，发掘原子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让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深感欣慰的是，至少这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理论派物理学家来说，这代表着回归到充满乐趣的物质研究上，一个他们最爱不释手的课题。

战后，物理学家不再把质子、中子、电子三者视为是原子的基本组成单位。汤川秀树所提出的“介子”理论已改变了旧有的观念。

此时，理论派物理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做有关次原子的分类及阐释”上。

次原子被冠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名称，有夸克、反夸克、重粒子、强粒子、胶粒子、微粒子等，这些粒子似乎是构成所有物质的一小部分。

奥本海默虽然也尝试了很久，但他一直找不出时间及动机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第二次世界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只发表了4篇论文。也许他也不自觉地被物理学家的生命期一说所预料：在30岁生日前，就已被压榨一空，一个物理学家的巅峰期是在年轻时代。

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不时向他招手，一次又一次地邀他出任资深科学顾问一职。

“政府当局与国会都一再征求我对原子能问题方面的意见，使我深深感到自己有责任，我也确有兴趣并关心这项工作。”

当时，奥本海默很可能认为，作为美国核政策中的一名要员比回到学术生活来得更重要。无可厚非地，“原子弹之父”以及科学界要人的角色当然比较吸引他。毕竟，比起学术界来，政治舞台要大得多了！

奥本海默在战时的成就使他一搬回帕萨迪纳就得到回报，他受邀为“梅·约翰逊法案”作证。

这个法案的目的，是将“曼哈顿计划”中有关工业及科学的机构改制成美国政府中的永久组织。

尽管法案中主要的章节同意由军方来控制核设施，奥本海默仍大声疾呼赞成法案通过。他的支持令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十分失望，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主张核研究及铀的制造应由民间管理及控制。

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数人来说，奥本海默和国会及作战部门中的保守分子走得太近了！他则反驳，强调“‘梅·约翰逊法案’通过后，将加速国际间核武器限制活动的进行”。

1946年初，美国政府再次请求奥本海默的协助，这次则是在联合国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上加入美国代表团，讨论国际核武器的条例。

全球性的核武器限制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助理国务卿狄恩·艾奇逊的协助下，奥本海默在会中建议美国政府放弃现有的核武器，并和其他各国共享核知识，开放科学研究室及兵工厂，供其他国家检查。

奥本海默这个由波恩最先提出的意见，却遭到杜鲁门所指派的美国代表团主席伯纳德·巴鲁克的强烈反对。

巴鲁克在会中坚持所有由联合国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必须由与会代表投票后多数赞成才能通过，任何国家都不得行使否决权。

和美国一样心存猜忌的苏联代表，对于无法行使否决权没有表示出赞同，并且坚持不允许联合国对苏联进行任何检查，同时要求美国先放弃现有的核武器，否则不愿意再进行会谈。

对于苏联方面的强硬态度，奥本海默相信只要巴鲁克愿对否决权的争议稍加让步，应该可以使苏联代表再回到谈判桌上。

为表抗议，奥本海默直接面见杜鲁门总统，但会晤进行得并不顺利。

奥本海默自称“双手沾满血腥”，因为他亲自参与了炸弹的研制工作。

为他这段话而深感气愤的杜鲁门总统，在会后指示一位助理：“以后别把这家伙带来这里，毕竟，他只负责制造，而我才是真正决定投炸弹的人！”

巴鲁克因此继续担任代表团主席，奥本海默则在后来退出代表团，而联合国这次的会议，就在美苏两大强国互不信任的争吵声中不欢而散了。

这一次的事件对奥本海默所扮演的政府圈内人的角色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不良影响。1946年，他仍多次在参众两院作证，协助起草取代“梅·约翰逊法案”的新法。

1946年末，“原子能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后，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条文。在这个法案下，创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原子能委员会”来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

这个委员会将永久取代“曼哈顿计划”。

但和“梅·约翰逊法案”不同的是，这个法案规定由民间控制核能电厂、政府位于田纳西州及华盛顿州的铀钚制造厂、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以及任何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工厂及研究室。

在美国国内，为了制定美国原子能政策，成立了以狄恩·艾奇逊为首的“特种委员会”，成员包括格罗夫斯、布什和科南特等人。

他们又在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由大卫·利连索尔担任。他曾是罗斯福总统时代“新政”建设中“田纳西河谷计划”的领导人，那个时候，他就和奥本海默以及格罗夫斯在工作上有密切关系，因为他负责提供大量电力给“曼哈顿计划”中的田纳西精铀制造厂，因此他也和奥本海默成为好朋友。

如众人所料，他所指派的第一位顾问就是奥本海默。他非常赞赏奥本海默：“他亲身证明了人类居然有能力制造出这么奇妙的东西，真是不枉此生。像这样的人才，可能要等百年之后才会再出现一个。”

格罗夫斯发现自己的主张总是受到利连索尔与奥本海默等人的反对，他抱怨说：“每个人都对他尊重有加，利连索尔尤其言听计从，甚至连每天早晨戴什么领带都要听奥本海默的意见。”

在顾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之中，奥本海默当然是具有最丰富的核科学知识的人。1946年初委员会刚成立时，他实际上充当了利连索尔和其他成员的良师益友。

他同时还与伊西多尔·拉比详细讨论了美国原子能政策的轮廓。拉比至今还记得，他的起居室位于河滨大道，离开奥本海默童年的住宅不远，他们两人就坐在那里，一面眺望着哈德逊河上冬季的落日，一面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国际管制原子能计划。

经过两人的详细讨论，他们写了一份“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但其中大部分是奥本海默的意见。下面所摘录的一段反映了该报告的基本思想：

国际管制意味着承认这样一个出发点：即美国的核垄断地位不会持久……因此，必须建立一种现实可行的国际保安体系，使任何个别的国家或公民只有在国际管制下才允许合法地从事原子能方向的工作。

因为我们认为，这类工作都存在着导致生产原子弹的潜在危险。

现在，经过35年的原子军备竞赛，再回顾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这个建议，似乎显得有点幼稚可笑，而且乐观得出奇。

但拉比教授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人，他认为当时的气氛与现在完全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国际管制计划在某一时机是有被接受的可能的，而且奥本海默总是迫不及待地希望一切事情尽快办成。试想，美国在200年前各州原来是相互独立的，最终也能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当时各州肯定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倾向于各自为政，但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联合口号，最终克服了各自的局部利益而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力求国际管制的出发点。”

在战后第一年冬季，奥本海默继续制订他自己那一套国际管制核武器的方案。

当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宣布他们愿意与任何国家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交换有关核科学的情报，这种态度标志着在国际管制方面的一个突破。根据三国的建议，并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支持，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事态发展似乎非常乐观。

除了出任“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性顾问团”的顾问一职外，他也受邀加入普林斯顿大学旗下一个颇具威望的“高等研究院”。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这个研究院，一直是著名科学家及哲学家的集中地。奥本海默加入时，其中最有名的一员非爱因斯坦莫属。

核弹专家饱受争议

1947年，奥本海默已经成为权力圈内的重量级人物，角色的不同使得他想法改变，开始喜欢普林斯顿，还有研究院。因为这些改变，他在1947年搬至普林斯顿，开始频繁往返于普林斯顿与政府间的工作模式；他在“原子能委员会”内的顾问工作持续到1952年，这份顾问工作可以算得上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最令他满意的工作。但在政府的权力圈内，怀疑他对国家忠诚度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1947年3月，联邦调查局从军方手中接管他战时的安全档案，并将这些档案和军方在战争早期所搜集的资料，再加上一些新的消息，全部交给大卫·利连索尔。联邦调查局的这份档案内容，着实令利连索尔及其他委员会吃了一惊，他们对奥本海默的左派倾向一无所知。

为了回应联邦调查局的警告，利连索尔以及委员会委员路易·斯特劳斯决定召开秘密会议，来讨论是否仍保留奥本海默的顾问一职，并且洗清他的安全记录，让他有机会继续接触所有美国核机密。

利连索尔及斯特劳斯两人，私底下和奥本海默的交情都不浅；斯特劳斯甚至帮他争取过“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

因此，他们对联邦调查局丢在他们眼前的消息并未全然在意。“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调查战时与奥本海默共事的人员，威能瓦·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两人的证词都对奥本海默有利，证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服务期间“明白地表现出他对国家的忠诚”。

调查终结后，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艾格·胡佛都不得不承认奥本海默是清白的。

1947年夏天，委员会决定保留奥本海默顾问团主席的职位，所有对他的指控都不足以成立；另外，他对国家的贡献十分重大，致使无法免除他的公职。

但是，至少在斯特劳斯心中，奥本海默的声望已因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而染上了污点，再加上两人之间微妙的个性冲突，逐渐在斯特劳斯心中扩大，以致造成日后两人对立的情况。

但至少在此时，奥本海默正处于个人事业的巅峰。他是重整美国核研究力量幕后的大功臣，在他的努力下，大量的经费拨至新成立的、位于伊利诺斯州亚肯以及纽约州布鲁克哈汉两地的核科学实验室。

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也被重新改制为一个纯研究的机构；位于华盛顿州汉福特镇的反应炉获得重新翻修；而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仪器也逐步现代化。

虽然这些改变，都与他常挂在嘴边的“限制核武器”相互冲突，但他却为置身在政府核心中，比身为一个圈外的抗议者更能够影响各项事件的发展，因此，他才修正了他在战后的各项努力。私底下，他则对好友承认，他对于世界强权间签署一份限制武器条约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这段期间，他仍保持对理论物理的涉猎。他发起一个每年举行一次的高能物理会议，邀请世界顶尖物理学家齐聚一堂，讨论在原子结构研究上的新观念及方法。

1948年是奥本海默战后生涯中的高峰。他不再是位默默无名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以及政府公职上优秀的双重角色，人们称他为“原子弹之父”，《时代》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的巨幅照片，名扬四海。

各报刊还广泛引用他的一段得体的谈话，其中表达了他与其他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那种忏悔心情。他说：“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们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期美国科学期刊《今日物理》中获得肯定，在这本创刊号中登出一帧照片，照片中奥本海默的平顶软帽，放置在重型机器的一堆管线上。

这帧照片的意义，无须文字来解释，每位美国科学界及政坛人士都认得奥本海默的这顶帽子。这张封面只是更加肯定：在20世纪的美国科学成就中，奥本海默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具代表性的地位！

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声誉使他有可能接近政府的最高官员，从而成为他影响政治界的资本。他应邀参加各式各样的委员会，经常在华盛顿，不时应聘充当各种顾问，并且似乎已沉湎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

尽管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成就受到那样广泛的赞扬，在政府中担任地位显赫的顾问职务，仍然受到科学界绝大部分人的衷心尊敬，但他仍然无法避免受到外界批评的困扰。

与奥本海默有10年以上私交的菲利浦·莫里森发现，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向哈康·舍瓦利耶说，奥本海默“完全在另外一个圈子里生活”。

他不断用亲昵的语气提道：“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最后莫里森不得不问这个“乔治”是什么人，原来奥本海默指的就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

此时的一切都表明，奥本海默在这个时候很享用拥有的特权与显赫的高职位。但奥本海默的这种转变究竟是单纯由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个人责任感，还是至少带上一种对权力越来越大的兴趣呢？连他的一部分同事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在科学家同事们看来，对原子能进行军事管制的问题上，奥本海默再次辜负了他们对他的信任，其中许多人甚至表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奥本海默甚至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所谓的“御用科学家”。

在战后，许多科学家都在争取核能不再继续受到军方控制，但他们发现奥本海默并没有全力阻止军方担任领导及参与到有关的委员会中。

但奥本海默有他自己的理由：至少可以使当时“失去目标，失去方向，成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的沉重包袱”的曼哈顿计划生存下去，并始终认为这会推动某种国际管制的体制的建立。

他的弟弟弗兰克是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并自称为“理想主义的局外人”的典型代表。他并不认为他哥哥的行为背离了共同的基本目标，相反，他认为分歧仅在于达到目标的方法。

他回忆道：“罗伯特希望更直接地由政治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我们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去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要签订原子军备国际管制协议，因此，他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影响政府系统以内的人士。”

确实，奥本海默的工作作风完全与其性格相符。他无论在任教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期间，都希望能全心全意地从事一项工作并得到完全的信任。现在他又全心全意地从事新的任务，仍然希望再次得到完全的信任，然而，他不明白目前他是在尔虞我诈的美国政治圈内工作，他这种作风肯定会惹来麻烦的。有些针对他的批评，则是他那种有“特色”的个性上引起的。

他在战时突出的表现，使得他的个性又“死灰复燃”，也就是他自称的“劣根性”，对人那种傲慢、爱答不理的态度。这个他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个性到后来成了他丧失权力的一根导火线。

有些批评是由于他在担任顾问委员主席时所作的决定而造成，第一个问题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在那时候，爱德华·泰勒和一小部分科学家仍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埋首于名为“超级炸弹”的氢弹，氢弹的威力，可以设计成比“小男孩”或“胖子”炸弹更强百倍，甚至千倍。然而，尽管他们努力不懈，研究进行得并不顺利。

他在奥本海默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前，要求研究室能支持他的“超级炸弹”研究工作，却遭到奥本海默一口否决。

奥本海默的否决，深深地伤害了泰勒。奥本海默认为该做的都已做了，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沮丧且深受打击的泰勒在1946年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接下去的两年里，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直到他在1948年又回到洛斯阿拉莫斯，重新开始他这个心爱的研究。

很显然地，奥本海默相信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工作应该专注于改善较简单的分裂式炸弹上。

1947年7月，美国政府只拥有13件核武器。在奥本海默看来，在核武器数量仍嫌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全力提高产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在研究其他炸弹上。

对奥本海默手下大多数的科学家来说，他的意见单就科技的观点来看是十分有道理的，不过，从一个十分“政治化”的角度来说，他仍饱受批评。

坚决反对军备竞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开始在其所控制的东欧境内国家里，推行共产主义民主制度，并且推翻原有的民主政府以共产政权取而代之。

另外，苏联也公开发表声明，声称支持英法殖民地的任何共产党及左派活动。

对于这种对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军的军事挑战，美国境内的政治家们开始心存警戒，忧心忡忡。

于是对战前和共产党或任何激进政治活动有关联的个人或团体，都积极地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击。

在对苏联歇斯底里的反应中，还夹杂着恐惧。这便是：唯恐苏联研制成功原子弹。

奥本海默和其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开始对政府官员上交简报，评估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杜鲁门总统。

结论是美国根本无法阻止苏联，苏联研制成功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根据战后的评估显示，苏联大概还需7年至10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开发成功，也就是说，美国还可以独享核武器的秘密到1953年或1954年。

因此，当苏联在1949年9月23日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时，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感到十分震惊。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由斯大林命名为“乔依一号”。

第一次苏联的核试爆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恐慌，并加深了他们惯有的反共情绪。

特别是一些右派的政治家们更是开始灌输一个观念，那就是美国是被自己的人给出卖了。

另外，国会的委员会亦开始调查一般美国人及公众人物的政治信仰。

这些国会团体中，最激进的就是众议院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反共机构。这个委员会开始调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在伯克利厄尼·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中相当出名的共产党活动。

由于奥本海默曾经和实验室里的年轻科学家们交往频繁，他就很自然地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1949年，“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传唤奥本海默作证。委员会也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十分有兴趣，他在一份销路颇广的报纸报道中更透露出他自己永远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大战期间，弗兰克在田纳西州的精铀制造厂工作，该厂产品主要是提供给三一基地的核研究使用，对许多议员来说，这可真不是什么利好消息。恰恰相反，这个消息更令人大为不快。

一开始，奥本海默的作证还进行得十分顺利。

想必是这些国会议员也折服于他的名声之下。委员会中的一位助理说，委员会“并不想为难你”，又说，“你的忠诚记录，还会有格罗夫斯将军出面担保”。

委员会成员接下去又问到奥本海默以前的学生——罗西·洛曼尼兹以及其他认为可以联想到的人。

然而，奥本海默尽力地为大多数人辩护着，除了伯纳德·彼得斯外。他认为，彼得斯这个人太过激进，不足以委任任何政府的机密工作。

他对彼得斯的指控，激怒了许多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同事，并使他与在30年代参与激进政治活动时，所结识的许多朋友的友谊关系画下了永久的休止符。

接下来，委员会又问奥本海默有关他弟弟在共产党内的活动。

对这一点，他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他说：

“主席先生，我请求你们不要逼问我有关我弟弟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真的很重要，就请去问我弟弟他本人。如果您非要坚持来询问我，我仍会据实地来回答。但是，我还是想在此提一个要求，请你们别问我这些关于我弟弟的问题。”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以绝不接受任何证人意见出名的委员会，这次竟然一改常态，一致同意奥本海默的意见。

在圆满地结束这场对全国最受尊崇的科学家之一——奥本海默的质询后，多位议员，其中包括来自加州的理查德·尼克松，均公开地赞扬了奥本海默。

根据在场的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律师说，奥本海默当时是“令全场的议员为之倾倒”！

奥本海默在此次“受审”的下一个星期，又出席了另一个国会委员会。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另一项技术事件作证，他又再次作了一场不同凡响的公开演讲。

在这次听证会上，他展露出自己超乎寻常的口才，以及为他树敌无数的、天生的讽刺态度。

这次，他是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出席听证会的。举行这次听证会的是原子能的共同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旨在调查“原子能委员会”将辐射原料送至美国盟国研究室的这一举动，是否触犯国家安全法。

不少参议员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路易·斯特劳斯，特别关切一批运至挪威的铁的放射性同位素，这批原料是送往挪威的兵工厂以协助铸造技术，改善生产的钢材的强度。

以奥本海默的看法，这些辐射性原料的价值，仅在一般例行的实验用途中。

他更强调，这些同位素根本不具任何机密的军事价值。他说，这些同位素在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上“不具任何地位”。

他又针对斯特劳斯个人补充了一句：“没有人能强迫我这样说：这些同位素绝不可能被用于发展原子武器。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你可以说，一把铁锨可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事实也正是如此。你也可以说一瓶啤酒可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事实也是如此。”

“但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就可以看到，不论在战时或战后，这些同位素对于发展原子武器都没有重要作用。依我看，这些同位素的重要性……根本连电子仪器都不如，不过倒是比维生素重要一些！”

在他说完这些话后，整个房间立刻笑声不断；不过，很明显地，其中有一位听众并不觉得有趣。

坐在奥本海默身边的约瑟夫·沃尔普看见了斯特劳斯当时的表情：他眯起双眼，两颊肌肉发颤，满脸通红，显然是被激怒了。

斯特劳斯是个不轻易忘记侮辱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对奥本海默采取报复行动，来回敬他在这天自以为聪明却是相当残忍的行为。

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的分歧，演变成杜鲁门总统政府中保守派和自由派间更严重的意见之争的导火线。

苏联第一枚原子弹“乔依一号”的成功试爆，也就标志着美国在国际上这一领域的核垄断地位已被打破。美国政府顿时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它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安抚一般民众突然袭来的不安全感。

在1949年整个秋天，美国一些政府机构私底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焦点在寻求与苏联的应对之道上。

其中一边，包括爱德华·泰勒、路易·斯特劳斯以及美国空军在内，都要求立即展开计划，研制可行的氢弹，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则是“全国性顾问团”大多数成员，甚至还包括“原子能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

对奥本海默及他的同事来说，要求立即研制氢弹更暴露出订立限制武器条约的需要；对他们来说，这些军事将领和其他人发起的武器制造要求，只是代表着一项大规模武器竞赛的开始，竞赛中还有数不清的危机隐藏着。

“全国性顾问团”的其他科学家更注意到，把氢弹当成一项军事武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它所蕴涵的爆炸威力之巨大，只能算是一项毁灭全世界的工具而已！

而陆军总司令欧玛·布拉德利将军也强调，氢弹的价值只在于它的恐吓作用。

氢弹注定是城市毁灭者，或者如同奥本海默在“全国性顾问团”呈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附件中写的：“一项会造成大规模灭族惨剧的武器。”

因为这个理由，再加上制造氢弹仍有相当大的技术问题，顾问团投票反对了氢弹的研究案。

顾问团中另一成员恩里科·费米写道：

基于这项武器威力无限的事实，它的存在以及制造技术对人类来说是祸不是福，不管怎样，它都是邪恶的。

也因为这些顾虑，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有必要让美国老百姓及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就基本的道德原则来说，要开始这种武器的研制计划，是大错而特错的！

军方、国防部部长，甚至新任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均不赞同这项评估结果。

就在此时，一件事的发生终止了双方的争论。

1950年1月27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原子能专家弗雷德里克·雷伊尔·米拉尔爵士紧急访问了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

他通知墨菲说，英国已经在伦敦逮捕了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

在经过严刑拷打和审讯后，被捕的富克斯如实地供认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至战后一直向苏联递送情报的事实。

所有与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参加原子弹计划的深度。

因为，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专利委员会内工作过，并负责登记所有可能在战后申请专利的新发明。因此，人们相信苏联必定已经知道有关裂变弹与超级弹的全部重要机密。

爱德华·泰勒也是了解富克斯的科学家之一。

他立即联想到所有有关超级弹的建议，包括最新的想法，都曾经写入富克斯提供的绝密《发明登记表》内，现在苏联必定全部掌握了这份材料，而且苏联人可能看到后还会讥笑他填写得乱七八糟。

泰勒在大怒之余，立即采取行动。

在1月30日，即富克斯被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泰勒与劳伦斯联名写信给参众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

他们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地推进超级弹制造的计划。

他们的请求是如此之坚决，使得联合委员会也不得不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

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见了总统，并且忧心如焚地告诉总统说：“你最好驳回顾问委员会的决定。泰勒先生说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立即全力发展超级弹。”

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奥本海默也会见了总统，汇报了富克斯涉密的范围。

然后杜鲁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国务卿艾奇逊和利连索尔。

利连索尔仍然坚持反对立场，结果3位总统顾问以两票对一票决定开始一项研制超级弹的紧急计划。

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美国总统的如下声明：

身为三军总司令，我有责任保卫我的人民抵抗任何可能的侵略。因此，我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所有核武器研制计划，包括氢弹，也就是超级炸弹。

这样，奥本海默竭力争取的终止军备竞赛的局面就寿终正寝了。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打开了热核军备竞赛的大门，而且改变了美国政府内部各派力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