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奇才

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平静而且令人烦恼的世界里……——奥本海默

选择开放式教学

1928年9月，大病初愈的奥本海默起程返回了欧洲。接下去的一年，他准备利用奖学金来加强数学方面的能力，首先求教于莱顿大学的荷兰科学家保罗·艾伦费斯特。他的计划是先跟艾伦费斯特学习一个学期，再去哥本哈根去找波恩。

结果，艾伦费斯特为抑郁症所困扰，他经常身体不适，心神不宁。奥本海默回忆道：“后来我对他渐渐失去兴趣了……”

回想起来，奥本海默认为在莱顿白白浪费掉了一个学期。

事实上，艾伦费斯特发现与这位年轻人一起工作精神上很疲劳。波恩曾就奥本海默的事情跟这位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通信，艾伦费斯特向他抱怨“奥本海默总让人心神不安，虽然他是个不错的人”。

在决定离开莱顿时，艾伦费斯特建议他去瑞士，告诉他在沃尔夫冈·泡利的指导下学习会更好些。艾伦费斯特写信给泡利说：

为了使他伟大的天赋得以发展，他需要经常被人轻轻地打屁股。他值得受到这种对待，因为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

艾伦费斯特过去总是把学生送到波恩去学习，但这次却选择了泡利。奥本海默回忆道：

他肯定知道我需要的是一位计划周到、心思缜密的物理学家，而泡利正是合适的人选，他把我送到那里，显然是为了让我受到合适的调教。

跟随泡利学习以后，奥本海默渐渐喜欢上了他。奥本海默曾开玩笑说：“他是如此优秀的物理学家，以至于他一走进实验室，东西就会出现故障或者爆炸。”

泡利虽然只比奥本海默大4岁，但他在1920年就已成名。他1921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同一年发表了一篇大约200页的论文，讲述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

泡利很欣赏奥本海默洞察问题的能力，但奥本海默不注意细节的毛病使他很是恼怒。他对奥本海默的评价是“想法很有意思，但计算总是出错”。

不久，泡利给艾伦费斯特写信说：

他的优点在于他有很多好的思想和很强的想象力，弱点在于很容易就对基础不牢的陈述感到满意。他因为缺乏恒心和彻底性，连他自己很感兴趣的问题都不作答……

1929年6月，奥本海默离开瑞士返回美国时，已经因在理论物理上做出的贡献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奥本海默在过去的4年中有3年在国外学习，但此后19年中他从未离开过美国。

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由三四年前初次抵达英国剑桥一个迟疑、困惑的年轻人，成长为可以和世界级大师平起平坐的物理学家了。

他急切地想将所学知识教给祖国的年轻学子。回到美国后，他有机会来实现这个梦想。此时，许多知名的学府都争相招揽他。最后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仍然前往西部，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请他给研究生讲授最前沿的物理学，同时，他还身兼位于洛杉矶郊区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

当时的伯克利比起东部的大学既不够悠久，也不够有名气。但奥本海默决定在此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及开始新的生活。

搬到加州之举对奥本海默来说是再适当不过了。加州满足了他所有的需要。加州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了他，加州的西部精神令他振奋。

对他来说，来到加州就象征着另一个崭新生活的开始，不像在纽约家里，或是在哈佛大学，相当无趣且受拘束。至少在西部，他可以远离家人，真正成为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人。

在伯克利的物理系，奥本海默可以自由地传播物理学上的新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仍未进入美国一般的院校系所。

凡是了解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开始讲课情况的人，都不难回想起刚开始时他的教学工作是如何地失败。

他对学生估计过高，以致学生们经常抱怨他讲课太快又听不明白，在课堂上“坐飞机”。他极不情愿地放慢速度，并向系主任抱怨说：“我讲课时慢得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

那时，他讲的课更像是在做礼拜，有时声音低沉得甚至后面的人都听不见。他讲课不用讲稿，还经常掺杂引用许多科学家和诗人的名言。“我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老师。”他回忆道。

据他早期的一个研究生詹姆士·布雷迪回忆：“由于我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只好注视他如何抽烟。我们老是想看他闹一次笑话，拿手里的香烟往黑板上写字，而拿粉笔叼在嘴里当烟抽，但却未能如愿以偿。”

许多学生不得不向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勃尔基反映意见，但勃尔基相信奥本海默自己已经察觉到这一点，可以等待他自觉地改进。

果然，两三个月之后，他开始了解他的听众，放慢了进度，肯花力气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讲清楚。虽然他后来并没有变成一位受到普遍欢迎的讲课教师，但他很快就吸引了一小批最优秀的学生，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是前所未有的最能引人入胜的教员。

对此，奥本海默自己解释道：

在开始阶段我并不是在讲课，也没有想吸引学生，而实际上只是在宣传一种理论，即“量子理论”。

我非常喜爱这种理论，还在不断地研究它，这种理论的全部内容还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但它确实是异常丰富的……

到了加州以后，奥本海默依然严厉，爱批评别人。他能很快地看到并抓住问题重心，于是对其他无法与之匹配，或是方法不同的人，就持以高傲或轻视的态度。

后来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伯格曾抱怨说：“在你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之前，他就打断你了。”

他常说类似“够了，我们知道你的问题了，我来回答你”之类的话。他会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高标准强加给别人，这使他得罪不少人。

不过，他也同时鼓励、启发一群物理系的研究生，他甚至让他们叫他“奥本”，那还是在荷兰莱顿大学时，别人为他取的绰号。而他的研究生们逐渐把这个绰号演变成了“奥比”，之后人们称他的这些研究生为“奥比的男孩们”。

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谈道：“奥本海默觉得与同辈建立关系是件十分辛苦的事，除了一两位同辈他十分尊敬，例如爱因斯坦，至于其他人，他就有相处上的困难了，但他对学生却完全不同，他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

奥本海默常常和学生们泡在一起。“我们做任何事都在一起。”埃德温·尤林说。

星期天早上，他经常光顾埃德温的寓所，一起共进早餐，一起听收音机播放的纽约交响乐团的演奏。

“人们能从与他的交往中获益。当你问他问题时，他会花数小时甚至直到半夜与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他会邀请攻读博士的学生和他一起执笔撰写论文，并确保在论文发表时所有参与者都署上了名。

有一位同事说：“对一位著名教授来说，找一些学生为他做这些苦力是很容易的，但奥本海默和同学们一道解决问题，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

奥本海默独创了一种开放式教学法，鼓励所有的同学相互交流。在他所住的莱克特楼119号的房间里，经常会有八九个研究生或六七个博士生坐在椅子上，看着奥本海默在他们面前来回踱步。

他逐个指出他们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让每个同学对自己的论文做出评价。通过集中讨论学习物理学时的难题，奥本海默给同学们营造了一种站在未解之谜边缘上的感觉。

1934年，在5个被国家委员会授予奖学金的学生中，有3个被选在他门下学习。

耕耘在伯克利

在欧洲的时候，奥本海默就常和同学提到一个梦想，他在美国想建立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物理研究中心。

他把这项工作视为征服“沙漠”，对他来说，美国各大学在科学上，特别是在物理方面，缺乏交流而且过时的研究方式就像是片学术荒漠。现在，在伯克利这片待开垦的土地上，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投入全部的热诚，充满希望地耕耘，以实施自己远大的抱负了。

那时，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掀起了解决同一问题的竞赛，而且非常激烈。在竞赛中，奥本海默被证明是多产的选手。他和他的学生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有时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提前了一两个月。

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那真是令人惊奇，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在这场竞争中攻克了这些难题。”

这几年，奥本海默写了许多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涉及宇宙射线、伽马射线、电动力学以及关于正负电子等诸多方面。

他和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农家女孩菲利浦，关于质子爆炸当量的测量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奥本海默—菲利浦程序”。

“他是一个极具创意的人，”菲利浦回忆道，“他没有伟大的物理学成就，但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关于物理学的奇思妙想却造福了人类。”

奥本海默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里理论物理学的带头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进入理论物理学这个领域，伯克利是最好的地方。

进了伯克利之后，奥本海默惊讶地发现他并不是物理系上唯一一位有雄心大志的人，另一位新到任的教师，厄尼·劳伦斯，已经开始着手筹建一部巨大、精密的回旋加速器，来分解原子核。

1930年9月，《纽约时报》以“高速氢离子击破原子”为题报道了劳伦斯第一座划时代的原子击破机器成功的新闻。

这种机器名为“回旋加速器”，它的工作原理是：使荷电的原子核在磁场内不断地回旋并被加速，高速离子最后打到一个原子靶上，这样的轰击所产生的原子核碎片，可以提供有关原子内部结构的线索。

通过这些，科学家可以观察原子核的构造，并将分离出的粒子加以分类。因此，“回旋加速器”是项有效的实验新工具，可以用来证实原子结构相关的理论。

在性格上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有些方面完全相反。劳伦斯出身于南达克塔州的小镇，是位中西部的清教徒，而奥本海默则是犹太裔纽约人。

在研究上，劳伦斯喜欢使用科学仪器，而奥本海默则总认为理论重于实验。在政治上，劳伦斯属保守派，而奥本海默则在不久之后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奉行左派的许多政治理念。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两人仍相处融洽，且互补长短，成为科学道路上的挚友。

由于奥本海默一向以不易相处出名，他们两人的友谊更显突出。这两个有点孩子气的物理学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白天一起聊天，晚上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在周末，有时还会一起去骑马。

两人在工作和研究上也相互支持：劳伦斯为理论物理学家们提供了进行理论工作所需的实验数据，而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理论家们又反过来对劳伦斯的实验工作方向提出建议。

每周一的晚上，他和劳伦斯都会开物理学的讨论会，来自伯克利和斯坦福的研究生都有资格参加。

他们把讨论会戏称为“周一晚的杂志俱乐部”，因为他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杂志或《物理评论》中新近发表的文章上。

他们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取得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科学成就。

奥本海默的梦想也逐步变为现实，伯克利开始真正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在他的指导下，有12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像来自加州小镇的贫穷的菲利浦·摩利森，患有小儿麻痹；“来自森林里的野孩子”罗西·洛马尼兹，14岁由奥克拉何马州来到伯克利；伯纳德·彼得斯，一位德国犹太人，由集中营逃出来，偷渡到美国，在纽约当港口工人，之后来加州念书。这些人都功成名就。

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把有培养前途的大学毕业生送到欧洲物理学中心去深造了，他们可以到伯克利或加州工学院来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哈佛大学曾向奥本海默提出，如果他能去东部工作就立即把他的工资提高两倍，但是他不为所动。

1934年，在普林斯顿刚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两次邀请他离开伯克利，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在那种地方，我绝对毫无用处。”

他给弟弟写信说：“我拒绝这些诱惑，只专注于我现在的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美味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能慰藉我在物理学上遇到的困难和自己人性的缺点。”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成熟，只长大了一点点。他的理论著作相当丰富，部分原因是他一周只有5个小时的课，这就使他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物理学和其他事情……

深得学生敬慕

然而，奥本海默之所以成为受学生们欢迎的教师，其原因还不止在于他在物理学上振奋人心的重要成就，奥本海默在课堂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深深地吸引着学生。

奥本海默在欧洲留学4年，曾经向当代的许多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学习，并与他们共同进行研究工作。

他从这些科学巨匠那里不仅学习了许多新颖而重要的概念，同时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彻底地“欧化”了。

他熟知各种欧洲的名酒与佳肴，通晓中世纪的法国诗篇。他甚至选学了梵文，为的是阅读东方古代哲学书籍。

他的学生都清楚地记得，与其他的物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大量地涉猎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

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大量阅读关于法国诗歌的书籍，所有能找到的书包括诗歌和小说他都喜欢阅读。”

彻尼斯亲眼看见他不仅读古希腊的诗歌，而且阅读类似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的当代小说家的作品。

他尤其喜欢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

从任何标准来衡量，更不用说以美国西海岸物理系人员的标准衡量，奥本海默都称得上是富于教养而又博学多才的儒雅之士。

即使在经济危机时，他的生活状况无疑也是很优越的。

首先，1931年8月他被提升为副教授，年薪3000美元。除此之外，他父亲继续向他提供额外的补助，这些足以使他的种种爱好变成生活的现实。

像他的父亲一样，奥本海默天生慷慨，非常乐意和学生们一起分享美味佳肴。

在伯克利时，当开完研讨会后，他总会邀请一群学生去杰克餐厅吃晚餐。杰克餐厅拥有全旧金山最美味的食品。

他的一位老友说，在1933年全国上下禁酒时，他总是知道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在哪里。在那时，人们只有通过渡船才能从伯克利到达旧金山，当他们在等渡船时，人们总会在渡口的酒吧里匆忙地来上一小口酒。

他们一到坐落在萨克拉门托街615号的杰克餐厅，他就开始点酒，并让学生们点餐厅里最好吃的菜，通常都是他买单。

他的学生弗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浦都在尼德尔斯基那里租了房子，他每两三周会去看望他们一次。

几乎每晚22时他们都会准备饭菜和点心，大家坐在一起玩弹塑料片游戏，一起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聊到半夜，有时甚至聊到凌晨两三点。

每年春天，也就是伯克利的第一学期结束后的4月，他的学生都会远行600千米同他到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去，他在那里教春季班。

学生们全然不计损失地放弃了他们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不顾昂贵的费用搬到了帕萨迪纳每月高达25美元的花园式别墅。除此以外，暑假里一些学生甚至同他参加了在安娜堡举行的为期几周的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研讨会。

1931年夏天，奥本海默遇到了自己在苏黎世读书时教过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他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不断地打断奥本海默的演讲，直到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克拉默斯冲他生气地吼道：“泡利，请闭嘴，让我们听完他的演讲。等他讲完了以后，你可以随意指出他的错误。”

如此尖酸刻薄的语言反而凸显了奥本海默的卓越才能和大家对奥本海默的爱戴。

1934年，他搬到了位于沙斯塔路2665号的一个小型公寓里，它坐落在伯克利山上一条陡峭的之字路边。

他经常邀请学生们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一起畅饮掺了墨西哥红辣椒的白酒和红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他还会要求学生们品尝他精心准备的度数有些高的马提尼酒。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屋里的窗户总是开着的。这使得客人们不得不挤到角落里，靠近屋里的壁炉。卧室里铺着从新墨西哥买来的印度地毯，墙上挂着父亲送给他的毕加索的版画。

当物理学话题谈得乏味时，谈话的主题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有时他会建议谈谈电影。

从这所小小的房子可以看到旧金山和金门桥的美景，他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从房子上面的大路看，屋子被桉树、松树和阿拉伯胶树遮蔽着。

他告诉弟弟说：“我常常躺在星空下，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长凳上。”

当时一位非常了解奥本海默性格的同事对此评论说：“奥本海默最喜欢有一批崇拜他的学生围着他团团转。不管怎么说，这就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从奥本海默开始当教师起，在他周围就聚集了一圈密友，一般都是他最有才能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几乎或迟或早地都自觉地模仿着他的举止和癖好。

他们学奥本海默那样懒洋洋地散步，模仿他掏打火机为别人点烟的特别姿势，甚至发展到学他讲话的习惯。例如，当别人讲话时，奥本海默常用带德国音的口头禅搭腔：“是的，是的”，他的许多学生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

这个圈子里的人举止简直成了当时伯克利校园内引人注目的一种时尚。几年后，这些初出茅庐的物理学家都开始抽奥本海默常抽的切斯特菲尔兹牌香烟。人们都像他一样，当有一人掏出烟时，都会有人给他点上，顿时周围就烟雾缭绕了。

“他们模仿奥本海默的手势、动作和声调。”罗伯特·塞培尔这样回忆道。

伊西多尔·拉比说：“奥本海默像蜘蛛一样位于他周围人际关系网的核心。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一群学生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很有天赋’，第二天，他就知道这句话了。”

那是一种近乎狂热的迷信和崇拜。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应该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本海默不喜欢他。”

人们很容易从他们的风度上识别谁是奥本海默圈子里的学生。他们处处与奥本海默形影相随。奥本海默把他们带上自己的汽车，开到华贵的“海味饭店”去进餐。他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全面教育的一部分。他向学生们介绍各种名酒，以及各种佳肴的烹调方法。

在夏季，奥本海默又邀请这些学生到佩罗加特林牧场去旅游。他们白天骑马，晚上则蹲在门廊下的纳瓦霍地毯上，按他们自己的规则玩掷骰子游戏。就局外人看来，他们确实是一个特殊化的小圈子。许多人如果听到他们高谈阔论，对物理学和其他文化问题评头论足，肯定会认为他们实在过于狂妄自大。

奥本海默和他小圈子里成员的言行，着实激怒了许多人。加州工学院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系主任罗伯特·米利肯就强烈地反攻奥本海默。他指责奥本海默的行为“放荡不羁”，拒不批准任何提升奥本海默的建议。

在伯克利还流传着一些有关奥本海默与他那一圈人的流言飞语，看来都属于恶意中伤。例如，有谣言说奥本海默的小圈子是一个搞同性恋的集团。

在20年之后，当联邦调查局详细地搜索奥本海默历史上各方面的材料时，竟然重新把这些破坏名誉的流言飞语又翻出来，并记载在他们于1949年写的一份报告中。

然而，看来他们并未找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谣言，因此再也无法追查下去。很可能这些传闻只不过说明当年奥本海默的小圈子是如何招人嫉恨，并非真正有这类丑行。

奥本海默不顾别人的议论，仍然坚持他的一贯作风，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言行。

他这种对别人突然进行尖酸刻薄的讽刺加上粗鲁的态度，使局外人更加心怀怨恨。甚至在哥廷根教过奥本海默的一位性情温和的老教授詹姆斯·弗兰克，也遭受过同样的厄运。

有一次，弗兰克到伯克利作了题为“量子力学的根本意义”的讲演。在他访问期间，弗兰克也出席听了奥本海默的学生讲授的一堂课。在课堂讨论时，他提了一个问题，反映出他在这一方面知识的欠缺。

这时，从教室的另一端传来了奥本海默的声音：“我不想谈论什么‘量子力学的根本意义’，不过刚才这个问题提的实在愚蠢。”

奥本海默的学生们都已习惯于受他“蓝眼睛的瞪视”，也就是说，他在激怒时眼色由灰蓝色变为亮蓝色。学生们学会了怎样适应他的坏脾气，但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则不能忍受他这种卖弄机智的刻薄讽刺。

有一次，日本著名的科学家汤川到伯克利访问，奥本海默请他到研究生班介绍他最新发现的名叫“介子”的粒子。

但汤川刚开始介绍了几分钟，奥本海默就打断了他的话，自己接过来代替他作介绍。

听众似乎认为，奥本海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表达比原始研究者本人更好。事实也是如此。

不论奥本海默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否得体，可以肯定，他最擅长于评论别人的成果，而不是自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

他特别善于理解别人创造性思想的实质并加以发挥，所以，显然他非常愿意当一名教师，而不是一个研究工作者。

支持共产党阵营

在奥本海默搬到加州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就开始全面惨跌，美国经济也因此一蹶不振。

1933年，美国有许多银行宣布倒闭，无数家大小企业相继宣布破产，全国有1／4的人口陷入了失业境地。

在30年代早期，奥本海默对“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变化浑然不知，他没有电话机、电视机，也从不看报纸杂志。

直到6个月之后，朋友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才知道股市惨跌一事。

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所关心的全是些高尚的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他之后谈到，他只“关心人类及其经济，但对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浑然不知”。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后，政治开始侵入到奥本海默的生活。4月底，德国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除了工作。1934年的春天，奥本海默收到了一份传单，上面号召大家向逃出德国的物理学家提供资金支援，他立即捐出自己半年多的工资。

在接受援助的人当中，其中还有一位是他在哥廷根时教他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希特勒刚刚上台时，他是被允许继续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之一，但是一年后被强制流放。

两年后，詹姆斯·弗兰克才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学。同样，1933年马克斯·波恩被迫逃离哥廷根，最后在英国教书。

到了1934年，奥本海默也无法再忽视经济不景气带给美国人民的冲击，因为经济萧条也开始直接影响到他身边的学生了。很多人必须从事底层工作，这样一来，有些人无法发挥才能和知识，甚至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1934年6月底，码头工人的罢工波及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以及华盛顿州的经济。7月16日，旧金山的工会发动了一场全面罢工，经联邦政府介入调停，直到7月底，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才结束。

码头工人虽然没有获得工会所要求的工资，但是很显然，罢工获得了人们对码头工人境况的广泛同情。

如此重大的事件同样引起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的关注，事实上，在伯克利的校园里就分成了罢工的支持派和反对派。而奥本海默则邀请一些学生和他一起参加了在旧金山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

塞培尔回忆道：“我们当时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自始至终我们都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高呼‘罢工！罢工！罢工！’”

后来，奥本海默还被朋友引见给了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奥本海默对学生们说：“从他们身上，我开始警觉到政治和经济两者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我也开始觉得自己有投入社会的必要。”

奥本海默也同时感受到海外的紧张气氛，同时激起了“满腔怒火”。到1936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已有3年之久，他大力推行反犹太人政策，迫害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其中也有奥本海默的亲戚。

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也加入西班牙内战，与保守派的佛朗哥联手，一起对抗民众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对在欧美有深谋远虑的人士来说，这两起事件都为世界的未来蒙上阴影。

慢慢地，奥本海默开始在伯克利校园里组织群众，宣扬政治及经济上的变革。他一直都十分自信、傲慢，却似乎在政治上找不到方向。

直到1936年夏天，他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引导他的人，他也同时爱上了这位女士。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和蔼可亲。

她的名字叫简·塔特洛克，是学校心理系的研究生，父亲在伯克利教授中世纪文学。在遇到奥本海默之前，她断断续续地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她介绍给奥本海默的朋友中，很多也是共产党员。

通过简·塔特洛克从中促成，奥本海默全力投入激进的政治活动中。他首先加入教师联盟，一个鼓吹提高研究生教学助理薪资的激进组织，亦不时对世界上一些超出他们控制之外的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并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他同时也加入一些由共产党在幕后控制的组织。在他与简·塔特洛克相识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许多组织的活动，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消费者西海岸分部的同盟”和“美国争取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

最后这个组织的目标在于拯救处于纳粹德国压迫下的知识分子，但它与前两个组织同样与共产党有联系。后来奥本海默始终不承认加入过共产党，但他对从事这些活动，一直都采取十分公开的态度。

1936年夏天，据说奥本海默在一次去纽约的3天行程中，看完了三卷《资本论》。事实上，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说，1932年奥本海默拜访他时，就说已经看完了《资本论》。

奥本海默后来提道：“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加入了教师联盟，结交很多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一般人在大学或高中即将毕业时所做的事，对这一切，我不曾后悔。不过，我后悔开始得太晚了。我当时所信仰的，现在看起来十分无聊，但这是成为一个成人必经的阶段。”

奥本海默看到他的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参加了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部的工作。正是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人。

他是哈康·舍瓦利耶，是加州大学法国文学的教师，也是该大学教师联合会的主席。法文一直都是奥本海默最喜欢的一个科目，所以他和哈康的关系也不错。哈康为人友善、热情，和蔼可亲并富有教养。他通晓法国诗歌、美酒和名人传记。

他本人非常聪明但并不杰出。因此，他如何能“高攀”成为奥本海默的密友，使许多人大为惊讶。因为，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的择友标准就是要求对方的智力与自己相当。

他们成为挚友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两人具有同样的政治兴趣，再加上舍瓦利耶对奥本海默尊敬的程度几乎接近于崇拜英雄，这样就使两人在此后5年之内保持了极其亲密的关系。

他在政治方面多方引导奥本海默，不过，他对奥本海默其他方面的知识、才能十分佩服。舍瓦利耶记忆中的奥本海默，是个很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人：

他个子高，人很紧张，也很热心。走动时的步伐有些奇怪，像在跑步一般，四肢摆动幅度很大，头总是倾向一侧，肩膀一边较高。头部算是最显眼的，黑色稀松的卷发，挺挺尖尖的鼻子，特别是眼睛，很不同的蓝眼，深邃且有神。

他与爱因斯坦年轻时有几分神似，同时也像个唱诗班里的大男孩。他的脸部结合了一种优雅的智慧相，以及天真无邪的气质。

1937年7月，舍瓦利耶在日记里还写了一些关于奥本海默买了列宁的全部著作并读完评论。奥本海默在这些方面给舍瓦利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舍瓦利耶评论道，尽管自己是一名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未完整地读过《资本论》。

简·塔特洛克还把奥本海默介绍给美国西海岸著名的左翼运动领袖人物，如托马斯·阿迪斯，鲁迪·兰伯特和肯尼思·梅。这些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10年之后，他们都遭到众院“非美委员会”的传讯。

当时，奥本海默与其中的一些人过往甚密，特别是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他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研究员，专门研究肾脏病。

据奥本海默说，他两人经常见面，阿迪斯告诉他最新的消息，例如西班牙内战情况。他们在一起经常描述忠于共和政府阵线所面临的绝望情景。

奥本海默同时向西班牙战争中的各种救济团体捐款，但此刻别人劝他通过阿迪斯博士与共产党的渠道捐赠。

奥本海默当时还未结婚，一年有1.5万美元的丰裕收入。其中教师薪金仅5000美元，其余为私人收入。奥本海默在思想上是很积极进步的，他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很感兴趣，因此他每年向各种与共产党有关的团体捐款1000美元左右。

1936年，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也由纽约来到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就读物理系。他十分崇拜哥哥，因此效法哥哥投入物理方面的研究，但他却不如哥哥优秀。弗兰克也跟着奥本海默投身于政治活动，但不同于哥哥，他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对美国的年轻学子及知识分子来说并不算是件坏事。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共产党员随处可见。他们所主张的论点深受人民喜爱：激进的改革，工人合理的工资，遏止失业，支持中国、法国、苏联政府起来对抗德、日法西斯。

除了在加州参与一些左派团体外，奥本海默也阅读各类的政治书籍。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本由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所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书中大力赞扬苏联的成就。

不过，在1938年，由于两位奥本海默认识且尊崇的科学家造访，令奥本海默对苏联的印象全然改观。

维克多·魏斯科普夫以及乔治·普拉切克两人刚结束一趟苏联之旅，他们所描述的，和韦伯夫妇所看到的完全不同。

根据这两位科学家所见，在苏联，人民缺乏个人自由，对政府不满的科学家或老百姓，都可能遭受不公平的审判及不合理的待遇。在和这两位科学家朋友晤谈之后，奥本海默对苏联及美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支持开始有所转变了，但依然没有停止对原来的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的支持和经济上援助。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奥本海默与其他许多人都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曾经把苏联与共产主义看做是抵抗法西斯的主要希望之所系。

当时在美国国内实际上已掀起了一次反对共产党的高潮，许多共产党领袖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歇斯底里式的批评，但奥本海默却未随波逐流。

事实上，即使在欧洲战争爆发以后，苏德缔约共同反对英法这件事也没有动摇奥本海默的信念。

他与简·塔特洛克又交往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订婚后，性格有些怪异的简时常不辞而别，过了一阵子又出现在奥本海默面前，像是折磨他似的。

这类事件重复上演。简·塔特洛克开始去看心理医师，因为她十分沮丧又茫然。到了1939年，两人决定分手了。

一见钟情的婚姻

奥本海默与简·塔特洛克分手之后，又有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位使他足以将简·塔特洛克忘怀的女人。

1939年8月，他在加州工学院一次教师游园会上邂逅了基蒂·普宁，也是位左派人士。

基蒂·普宁是德国人，生于1910年，2岁时随双亲迁居美国，在匹茨堡郊区的阿斯平瓦尔长大。她父亲是该地钢铁企业的一位工程师。

当时她已是英国生理学家理查德·哈里逊博士的妻子，但婚姻并不快乐。这是基蒂第三次婚姻。

1939年8月，当基蒂与奥本海默相遇时，她与第三任丈夫哈里森刚搬进一幢公寓同居。基蒂与奥本海默在帕萨迪纳游园晚会上的初次见面，使两人都感到“震惊”。

基蒂写道：“我那天对罗伯特是一见钟情。但我力图克制这种感情，因为哈里森认为，离婚会影响他这位年轻医生的前途，因此我同意继续同他生活在一起。”

但基蒂的感情无法长期隐瞒。基蒂与奥本海默两人彼此深深吸引，每次奥本海默来到洛杉矶上课，总找机会和基蒂见面。

不久，哈里森也察觉事情不对劲。其实，他一直想和基蒂离婚，只是要等到他在医界基础较稳定后才处理。

第二年夏天，奥本海默邀请哈里森夫妇到新墨西哥州的农庄度假。但哈里森正在准备医学结业考试，不能前往。基蒂独自访问了奥本海默的农庄。

她说：“哈里森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要我单独去。”了解内情的朋友们知道事情并非真的如此。无论真相如何，基蒂与她的朋友们驱车来到了农庄。

“当时”，基蒂写道，“奥本海默和我都意识到我们彼此在相爱了……”

基蒂回家之后，就采取了主动，前往内华达州雷诺城，等待住满该城法律规定的时间，以便办理离婚手续。1940年11月l日，刚办妥离婚手续的基蒂和奥本海默结婚。

结婚后，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生活明显地改变了。他迁出以前住的单身公寓，为自己及基蒂购置一间房子，命名为“鹰丘”。

他对政治活动兴趣降低，也较少和学生们聚在一起，他变成一位标准丈夫！他们的这段罗曼史发展之快，几乎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他与某些老朋友的交往愈来愈少，特别是那些政治界的友人。代替这些朋友的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不属于知识界而属于社交界。

这种变化当然是由于受基蒂的影响，因此许多人对她不满。以至于在认识基蒂的人中，除极少数外，几乎都非常讨厌她。

“基蒂是一个很会用心思的人，”奥本海默的弟妹杰基这样说，“如果她想要什么东西，总是非弄到手不可。老实说，她是我一生中少见的品行不端的人。”

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基蒂，但奥本海默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生活，直至去世。

1941年5月，基蒂在难产后生了第一个男孩，取名叫彼得，小名叫普朗多，意思是婚后早产。

这时奥本海默患了单核白细胞增多症，他们两人都希望能改换一下环境到新墨西哥去休养。但他们受孩子牵累，似乎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但舍瓦利耶夫妇帮了他们的忙，答应帮他们看管刚满两个月的彼得，于是奥本海默夫妇起程前往新墨西哥州的牧场。

在这个假期中他俩都遭到意外。基蒂出了车祸，奥本海默被马踢伤。然而，他们在若干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是很高兴的，因为有人竟诬告他们在这段时间没有在新墨西哥，而在伯克利参加了一个“共产党的会议”。他们正好能举出这么多难以忘怀的事件，作为当时不在伯克利的旁证。

奥本海默夫妇回到伯克利后，就迁入伊格尔山上的新居。在这里三口之家度过了一段平稳的幸福时光。

不久，基蒂听说过去的一位朋友史蒂夫·纳尔逊来到了伯克利，尽管纳尔逊现在是一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基蒂仍然邀请了纳尔逊夫妇和孩子到新居来聚餐。

这是奥本海默第一次与史蒂夫·纳尔逊见面。据基蒂说，“他们之间的谈话纯粹是客套。”

在此以后，基蒂曾见过纳尔逊几次，有时她一人与纳尔逊上小饭馆吃饭，有时去看望他的一家。在之后的一年半内奥本海默夫妇两人不时在旧金山及伯克利两地的宴会及政治聚会上和纳尔逊及他的同志们碰面。

与纳尔逊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为这期间奥本海默开始参与的军方工作带来很多麻烦，甚至一直影响到奥本海默晚年的生活。

提出天体物理学新理论

今天的物理学家一致同意，奥本海默最伟大、最具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就是在与基蒂的热恋时期，他对中子星所做的研究，天文学家直到1967年才观察到中子星这种天文现象。

奥本海默对天文物理学的兴趣首先被理查德·托尔曼点燃，理查德把他介绍给了在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们。

1938年，奥本海默和罗伯特·塞培尔撰写了题为《论恒星中子核的稳定性》的论文，探讨了高度压缩的“白矮星”的某些特征。

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另一位学生乔治·沃尔科夫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大规模中子核》的论文。他们推测，在达到中子星的质量过程中存在着上限，这个上限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超出这个上限中子星就变得不稳定了。

9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奥本海默和他的另一位学生哈特兰·斯奈德合作发表了题为《论持续的引力收缩》的论文。当然，历史上的这一天因为希特勒入侵波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变得人所共知。但是，对于科学界来讲，那一天论文的发表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称那篇论文是“20世纪物理学中最伟大的论文之一”。然而，论文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几十年后物理学家们才发觉，早在1939年，奥本海默和斯奈德就已经开启了通向21世纪物理学的大门。

他们以提问作为论文的开头，即一个自身开始燃烧并将耗尽燃料的大星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计算表明，超出某种质量范围的星体，这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3倍，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会持续不断地被压缩，而不是蜕变成“白矮星”。

凭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们分析道，星体能被“奇点”轻而易举地吞噬，甚至光波也不能逃离环绕于周围的重力所带来的拉力。因此从远处看，星体确实已经消失了，把自己与宇宙的其他部分隔离起来。

他们论文中写道：“只要重力持续施压的话，这种现象就会存在。”

也就是说，他怀疑太空中有体积很小、密度很高、已经毁灭的星球存在，也就是所谓的“黑洞”，虽然当时他们没有使用这一术语。

因为这篇论文既奇妙又怪诞，长时间被认为是数学上的狂想，所以它的重要性被人们忽视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天文观测技术赶上理论的发展时，才有大量的黑洞被天文学家们观测到。随着射电望远镜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出现，黑洞理论成为当时天文物理学的核心理论。

“回顾过去，奥本海默和斯奈德的工作以精确的数学方式表达了黑洞的蜕变过程，”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教授索恩说道，“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个理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用数学方法表示出来的事物，不同于任何表示宇宙物体怎样运行的图画。”

塞培尔回忆道：

奥本海默对所有的想法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他善于质疑的个性使他发生了转变，他抛弃了对传统理论的盲目迷信，主张有时要对传统理论进行大胆的怀疑。

在黑洞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他的怀疑精神把他导向对另一问题的研究，关于介子理论的研究。

奥本海默的物理学界的朋友和同事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们曾在一起讨论了为什么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罗伯特的物理学知识博大精深，”尼德尔斯基说道，“可能只有泡利在物理学上的造诣胜过他。”

与许多人一样，诺贝尔奖垂青于那些甘于奉献，周密制订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善于抓住机会，才能卓著的人。

奥本海默虽然甘于奉献，孜孜不倦地专注于理论物理学研究，从不放过感兴趣的每一个问题，同时他也才高八斗，但他没有周密的研究计划，他的时间安排是随意的。

诺贝尔奖最终只授予在某一领域里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然而奥本海默的天才在于他具有整合整个领域研究成果的能力。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坦率地认为，奥本海默是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但他却缺少某种必要的气质。

对此，一位研究生大卫·波姆认为，奥本海默在研究工作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恰好是使他在教学方面获得成功的原因：“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不愿意集中精力去钻研一个具体问题。他具有这样的才能，但却缺乏必要的耐心。”

埃德温·尤林是他的学生，1934~1936年，在他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的研究。他回忆道：

奥本海默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的物理学知识是综合性的。我不认为他的成就没有达到诺贝尔奖的要求。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能只是因为评委会认为他的成果不够令人激动。

对于奥本海默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对他能力的评价却是出奇的一致。

参与原子弹研究

1941年6月，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此举令奥本海默及很多人了解到美国卷入战争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随后的日子里，奥本海默的思想经常会处于激烈的波动中。虽然他深爱妻子，而且对新的家居生活十分满意，但他总觉得自己未能在打击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共同敌人纳粹政权方面贡献一己之力。

很多在学校的教授、学生都相继投入军事上的研究，最显著的是在雷达方面的研究。

在1940年夏天的英伦战争中，还以此打败德军。奥本海默很想加入研究行列，却苦于无入门之道。

让奥本海默料想不到的是，此时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实施由许多流亡美国的科学家竭力推动的一个提案：利用铀等元素分裂技术，赶在德国人之前研制出一个超级炸弹。

更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后来他竟会成为这一震惊世界工程技术上的领导者，以巨大的成果实现了为国作贡献的愿望。

奥本海默的好友劳伦斯是此项目的参与者，因为劳伦斯是实验物理学家，急需理论上的支持，奥本海默曾经在伯克利帮助过他，那次是从理论上对核物理涉及的回旋加速器和电磁方法分离铀-235同位素进行分析。

1941年10月21日，成立不久的专门负责原子弹项目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在斯克内克塔迪召开会议。奥本海默受邀参加，劳伦斯说：“我非常相信奥本海默，我很想听取他对我们讨论的意见。”

在会议举行之前，劳伦斯就劝告奥本海默退出“美国科学家联盟”这个激进组织。

他说：“我们要计划与战争有关的大事，身为那个联盟的一员就显得很不对劲。我不希望到时候有任何政府人员来找我们麻烦。”

一开始，奥本海默就知道这是100多位顶尖科学家的第一次会议，他们正尝试找出利用可分裂的材料，如铀元素等来制造超级炸弹，也就是原子弹的方法。

对于整个制造过程，当时仍然毫无头绪，但其中与会的一些科学家则坚持这个研究应该立刻着手进行才行。

奥本海默对这个会议的内容十分感兴趣，很高兴被邀请参加。但因为所谓的“左倾”活动使他差点被禁止参与研究，当时他对此毫不知情。

然而劳伦斯说服其他科学家，坚称奥本海默是位效忠国家的公民，应该列入研究之列。

会前，奥本海默做了些初步的计算，制造一颗炸弹，至少需要100千克的铀原料。这个估算的确有些偏高，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在斯克内克塔迪会议结束时，对于原子弹可能产生的威力也进行了估计。从理论上说，1000克铀可以产生相当了几百吨TNT炸药的能量，然而，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猛烈的核反应也将在极短时间内将炸弹本身炸碎。

因此，科学家们估计，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最多不会超过其潜在能量的1／10。

根据奥本海默估计的临界质量大约为100千克，这就意味着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可能相当于几千吨TNT炸药，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他们准备制造的新式炸弹的威力。

在1938年的实验后，人们清楚地知道只有一种铀的同位素才可以进行分裂，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这种适合炸弹制造的元素为铀-235，在提炼上十分困难而且费时。

在1941年，只有极少量的铀-235被成功地提炼出来，但科学家所需要的不是一小撮的铀，而是一马车之多。没有人知道，这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完成。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工作。会后，科学家们各自回岗位，以悲观但坚定的心态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奥本海默回到加州后，劳伦斯对“左倾”活动的警告一直在他心里盘桓不去。11月12日，他写了封信给劳伦斯，透露他退出联盟的决定，信上写道：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联盟那边的问题，我怀疑，在这节骨眼上，会有任何人支持这类团体，来影响、分化或干涉我们手边正在筹划的大事，所以你大可放心！

3个星期后，他参加了另外一个左派政治团体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帮助西班牙内战的受害者。此时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民主选举出的政府被打败，希特勒的盟友佛朗哥仍然称霸西班牙。

这个会议后来变得很消沉很悲哀，奥本海默怅然地离开会场，心中若有所失，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个左派会议。

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本轰炸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几个星期后，奥本海默贡献国家的心愿也得以实现。

事实上，在1938年，原子分裂研究成果的消息一传出，奥本海默就有了原子弹这个概念了。

他的学生菲利浦·摩利森回忆道：“这消息传出后大约一个星期，在老师办公室的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个很令人憎恶的草图，一个炸弹的草图。”

1930年，科学家对原子性质的了解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原子物理被视为是一种好玩的嗜好，一种与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联的活动，一般民众不会对它产生兴趣，军政人员也差不多如此。

1938年，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利用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新发现的中子撞击铀元素，来探讨铀的特性改变。在与迁居瑞典的德国犹太裔女科学家莉泽·迈特纳探讨后发现，除了铀分裂出新元素外，更惊人的发现是铀在分裂过程中所释放出的高能量。

迈特纳以及美德两国的科学家很快地计算出：每个铀原子，在分裂后释放出的能量，竟高达2亿伏特！这个数字，对单一一个原子来说可真是天文数字。

几天之后，这个消息便传到位于加州的奥本海默耳中，他告诉一位同事说：“铀元素十分复杂，我认为铀元素十分值得研究，不是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而是以一种诚实正当的方式来进行。”

之后，他又重新评估这项发现所将带来的“好处”。他写信给另一位同事提到，少量的铀，就“可能呼风唤雨”。

总统支持原子弹研究

哈恩发现铀分裂的同时，奥本海默的老师、著名的丹麦科学家波恩正在纽约作研究访问。

波恩一向反对德国希特勒特权，他运用影响力，协助许多科学家逃离德国，并在哥本哈根他所主持的知名物理研究中心安排他们工作的机会。

波恩这次的美国之行，是在一些研究会议上发表有关原子物理方面的演说。他也趁此机会非正式地讨论欧洲政治形势，并且为这些流亡科学家们安排前来美国大学的机会。

波恩也和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一样马上就体会到铀分裂的意义：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制造出一个超级炸弹了。他还对铀分裂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美国的科学家，在由德国逃出的流亡科学家带头之下，开始要求政府拨款支持铀元素的研究。

1939年3月，这群科学家决定和美国海军有关人员作第一次会谈。恩里科·费米以曾获诺贝尔奖之殊荣，被推举前往纽约与军方会面。费米首先说明历年来的研究成果，并解释为了制造炸弹仍需突破之处。

为了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政府拨款支助。他也强调这个研究势在必行，因为科学无国界，美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发明，终究也会被其他科学家发现，不管美国政府承认与否，它必须与德国政府相互较量，看哪个国家先制造出原子弹。

由海军总司令史丹佛·胡伯所主持的海军委员会对费米的要求并不十分热衷，对这些海军将领来说，这项新型武器太过神奇、不可思议，而那些研究细节又太过于烦琐。

最后，海军方面并没有拨款协助，只是口头上承诺，会再作评估。这个冷淡的反应让费米十分灰心、失望。

同时，在纽约的这群科学家们都劝阻波恩不要发表他对铀元素所作的演算结果，因为这些资料不该被公开，一旦发表之后，被德国政府及纳粹党手下的科学家知道，马上可能利用这些资料着手进行炸弹的制造。

尽管波恩本人也痛恨纳粹政权，他却对保密一事不以为然。波恩深信，科学家是不分国籍的，而科学也因每个研究者将其研究成果公开接受批评、审查才得以延续下去。

自18世纪，以“启发式”的公开方式取代了早期的秘密研究以来，科学界就一直是以公开的传统在运作。因此，波恩坚持，研究成果保留不公布将阻碍科技进步，由此所带来的偏执、互不信任的心态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波恩和其他科学家仍争论不止，直到3月18日，居里夫妇在英国一科学刊物《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发表的结果，与波恩所发现的相差不远。

因为这篇文章，铀矿的神秘就此公之于世。对这些在美国的科学家来说，一场武器制造竞赛就此真正地展开了！

把铀矿转变为一项武器，仍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有科学家估计成功的概率大概有10％。这么低的成功率足以吓倒大多数人，但是从匈牙利逃亡到美国的3位科学家西拉德、威格纳及泰勒却不愿轻易放弃。尽管3人尽力说服政府官员支持这项计划，但他们的努力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1939年7月，西拉德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可以协助他们。那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他所提出的保证无人会拒绝，恰巧爱因斯坦正在长岛避暑。

7月30日星期日，泰勒先开车到曼哈顿去接西拉德，两人一起驱车前往爱因斯坦的住处。

西拉德向爱因斯坦解释，铀元素的分裂作用将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释放出极高的能量。爱因斯坦十分惊讶，身为和平主义者，且一向接触抽象的概念问题，无疑地，他对这类实用且具军事作用的铀元素极少接触。

西拉德紧接着强调，一项全面性的大型研究必须立即展开，以抢在德国政府之前制造出原子弹。此时的爱因斯坦撇开平日对军事研究的憎恶，同意西拉德的论点，并一起拟了一封信，给一位能协助早日达成目标的人，那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信上，爱因斯坦以简洁直叙的方法写道：

总统阁下：

我读到了费米和西拉德近来的研究手稿。这使我预计到，元素铀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源。考虑到这一形势，人们应该提高警惕。

必要时，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

为此，我建议，请授权一位您所信任的人士，使他可以非正式地和各政府机关联络，经常向他们报告全部研究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建议，特别是要努力保证美国的铀矿石供应。同时，和有关人士及企业界实验室建立联系，来促使实验工作加速进行。

据我所知，目前德国已停止出售它侵占的捷克铀矿的矿石。如果注意到德国外交部次长的儿子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该所目前正在进行和美国相同的铀的研究，就不难理解德国何以有此举了。

西拉德与爱因斯坦将这封信交给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也是前任幕僚之一。虽然萨克斯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也了解到这封信的重要性，于是立刻打电话至白宫，安排在9月初与总统会面。但其他事件的发生却迫使罗斯福总统的行事有所变动。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几天后，法国、英国对德宣战，接着，德国在远东的盟国日本也对英法两国宣战。

萨克斯终于在10月11日见到了罗斯福总统。他将爱因斯坦的信面呈总统，萨克斯也乘机为总统说了个历史小故事：

“以前有位不知名的发明家，在一场长年苦战的关键时刻，毛遂自荐为一位皇帝服务。他告诉这位皇帝他可以为他建造一个船队，这些船不必靠风力就可以直驱敌人的腹地。因为这些船是以引擎驱动，而不是靠风力，因此水手们可以在任何气候下出航。”

“这个皇帝认为这些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就把这位发明家冷淡地打发走了！故事中的皇帝就是拿破仑，他的军队在1815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被英军击败。而这位发明家就是罗伯特·富尔顿，之后他制造出第一艘蒸汽船。”

在这个警告性的故事提示下，罗斯福总统很专心地听取萨克斯其他的报告。当萨克斯结束报告后，总统召见了他的助理——艾德温·沃森将军，他将爱因斯坦的备忘录交给沃森将军，并再加上一句简短的“照办”。

这些政府官员对总统交代的事项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慢慢地，在科学家不断的催促下，开始有了回应。

在科学家的要求下，第一个领导组织总算诞生了，这个名为“铀咨询委员会”的组织，是由当时的标准局长、物理学家里曼·布里格斯主持。但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什么进展。

1941年春天，英国一个名为“莫德委员会”的高级秘密组织推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一种以钚或者铀为原料的炸弹有可能在两年内研制成功。

总统科学顾问威能瓦·布什看到报告后，在7月中旬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尽管研制原子弹困难重重，但有一点很确定，原子弹爆炸能产生相当于现在炸弹成千上万倍的威力，它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布什的信直接推动了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直接受命于白宫的拥有更大权力的委员会，这就是国防研究顾问委员会。

这个顾问委员会是由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威能瓦·布什及詹姆斯·科南特共同主持。成员包括：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还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和德国人比赛，这是一场可能决定胜负的比赛。

随后，阿瑟·康普顿、劳伦斯、恩里科·费米和尤金·威格纳、布莱特、莱奥·西拉德等，包括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开始了制造原子弹的前期设计理论上的准备和实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