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星期过去了，孩子没有来赎他的琴。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于是大家产生了怀疑，会计说：“提琴也许是偷来的吧？现

在的孩子，可不能太相信了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却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得保持沉默。慢慢的，我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冷却下来。

两个月后，从朝阳公社传来一个消息：红星大队有一个从上海被遣送回乡的“反动权威”，因精神错乱突然自杀了！现在正在卫生院进行抢救。他的名字叫范汀。“范汀在这儿？他为什么要自杀？”我大吃一惊。我们音乐学院请他讲过课，虽然只见过几面，但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和热情奔放的音乐家风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得马上去看看他。

消息往往是一份迟到的旧报纸。范汀的遗体前些日子已经火化了。从村里的一个老头那儿打听到范汀还有个孩子。老头絮絮叨叨地跟我说：“真是个怪伢子，老子死了，都哭不出声啦！整天抱着画满豆芽菜黑道道的本子发呆，他跑在老子坟前一个劲地念叨什么‘爸爸，我对不起你，一定赎回来， 一定赎回来’，他要赎什么呀？这可怜的伢子⋯⋯”我心里猛然一动。老人还在絮叨，“白天在镇上拣破烂，晚上顶着月亮还在地里打草。卖了钱全存在一个铁盒里，天天要数几遍，可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天一亮，早饭也不吃就站在村口的小河旁。左手这么往里一弯，右手老是不停地上下那么一摆一摆，嘴里还哼着什么怪调门，你说怪不怪？我可怜的伢子，八成发了疯啦⋯⋯”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急忙问道：“现在孩子在哪儿？”老头跺了跺脚说道：“打草割伤了指头，也没让大夫去瞧瞧，天又热，全烂了！唉！被送进卫生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