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 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 年 9 月 16 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7 页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己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1978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2、133 页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 年 11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2 页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在这方面由于多年闭关自守, 没有经验,我们确实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第 363 页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 页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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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1983 年 6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 29 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 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65 页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 年 10 月 1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0 页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 年 10 月 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8、79 页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 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 那是很有限度的。
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请大家相信,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我们现在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为没有经验,以后会逐渐完备的。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 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还有的提出企业的合作期限问题,如果技术确实先进,可以适当延长。总之,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于更快一些。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 年 10 月 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9、80 页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 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 145 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 年 11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8、99 页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未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 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未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2、103 页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 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
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工农业年生产总值在一九八○年的水平上翻两番只是我们的第一个雄心壮志。我们还必须有第二个雄心壮志,那就是在下一个世纪再花五十年的时间,使我们的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两个雄心壮志,都更加需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
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
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 年 1 月 19 日),1985 年 1 月 20 日《人民日报》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
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第 117 页中国向发达国家开放,但更重要的是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技术上也各有特长,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帮助,进行合作。这对彼此的经济发展有好处,也有利于克服我们各自国家的困难。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的谈话(19S5 年 11 月 22 日),1985 年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 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 年 1 月 20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2 页
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1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9 页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 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好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 年 6 月 3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 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儿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 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7 页关门可不行啊,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 151
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 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9 页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 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06、307 页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 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 313 页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 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 年 1 月 28 日一 2 月 18 日),《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第 3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