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时光勤读书

能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认识渊博精深的学者，对诸葛亮的学问提高是难能可贵的条件。

他知道这一切与叔父的努力有关，他从心里感激叔父。他更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叔父，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像个如饥似渴的孩子。

在众多的师长当中，诸葛亮最为钦佩的就是司马徽和黄承彦两位老人。

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阳翟人。建安元年，庞德公派他18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去见司马徽。经过一番交谈，司马徽叹道：“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下来。

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但他知道刘表心胸狭隘，所以藏锋匿芒，处处谨慎。当有人问他某某人怎样时，司马徽不论其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

后来，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他说：“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君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

司马徽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

这位颍川来的名士，很有名士风度。别人丢了一只猪，前来他家妄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他。后来，妄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词相谢。

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向他借蚕吐丝用的蔟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蔟箔借给他。别人对司马徽的行为不理解，便问他：“一般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在别人急需而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现在你和别人都急需，你为什么还如此呢？”

司马徽说：“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

司马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只知读书不谙世事的书生。刘表听说司马徽是个奇士，见到后却大失所望，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

其实，司马徽的谨慎与怪异，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应付刘表和了解新环境，而对于熟人和老朋友，司马徽则显的格外的大方亲密。

司马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

“正是。”司马徽答道。

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

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

等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

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

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

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

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

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身边的宋忠一起授经讲学。

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

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

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

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

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

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入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

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

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写道：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在当时，诸葛亮学习刻苦，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徽赏识，连司马徽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都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

※诸葛亮的刻苦学习非同一般，因此，我们只有懂得了学习的道理，并且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真才实学。

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诸葛亮天资聪颖，司马先生讲的东西，他一听便会。

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诸葛亮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鸣叫的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诸葛亮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过了一些时候，司马先生感到奇怪，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时给鸡喂食。

司马先生在上课时，就问学生，鸡为什么不按时叫鸣？其他学生都摸不着头脑。

诸葛亮心里明白，可他是个诚实的人，就如实地把鸡快叫的时候喂食来延长老师授课时间的事，如实报告了司马先生。

司马先生很生气，当场就把他的书烧了，不让他继续读书了。

诸葛亮求学心切，不能读书怎么得了，可又不能硬来，便去求司马夫人。司马夫人听了诸葛亮喂鸡求学遭罚之事深表同情，就向司马先生说情。

司马先生说：“小小年纪不在功课上用功夫，倒使心术欺蒙老师。这是心术不正，此人不可造就。”

司马夫人反复替诸葛亮说情，说他小小年纪，虽使了点心眼，但总是为了多学点东西，并没有他图。司马先生听后觉得有理，便同意诸葛亮继续读书。

诸葛亮敬重的另外一个老师黄承彦，则是襄阳名士蔡讽的长女婿。蔡讽的姐姐是原太尉张温的夫人，他的小女儿嫁给荆州牧刘表为后妇，儿子蔡瑁现掌握着荆州的部分生杀大权，成为一言九鼎的风云人物。别看黄承彦和刘表有这么近的关系，可他为人刚直，不愿攀龙跗风，多次拒绝刘表封的高官厚禄，甘愿清贫度日，在学业堂里教书育人。

诸葛亮踏进了设在襄阳城南两公里，岘山脚下的学业堂。他望着这个依山傍水、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的学堂，认定是个十分适宜读书的好地方，便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学堂里最出类拔萃的学生。

寒窗苦读的生活开始了。每天清晨，雄鸡报晓后，诸葛亮便叫醒弟弟诸葛均，一同到岘山上去学习。这很快被细心的老师黄承彦知道了，便号召学生们向诸葛亮兄弟俩学习，并把晨读作为学业堂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从此，学风为之一新，人们每天老远就能听到从岘山顶上传来的朗朗的读书声。

不久，黄承彦又发现诸葛亮是个天资很高的学生。

诸葛亮读书的方法很特殊，不像一般的学生那样死记硬背，而是观其大略，记其精粹，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如要吟诗作赋，命题一出，诸葛亮便能即席而起，信口而出，并且文简意明，高雅隽永，字字句句都能表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少年。

更使黄承彦惊异的是，这个平日沉默寡言、喜怒从不外露的诸葛亮，竟不顾刘表独尊儒术的三令五申，在夜深人静之时，如饥似渴地攻读诸子百家的著作。

黄承彦非常喜欢诸葛亮的俊逸轩昂、聪慧敏悟。除在课堂里传授儒家的经典著作外，还经常把诸葛亮唤到自己屋里，向其讲解三皇五帝乃至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历史，讲述前朝古代政冶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们惊天动地、光照千秋的英雄业绩，启发诸葛亮树立宏大的抱负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立志为国家、为黎民作出一番事业。

在老师们的关怀指导下，年轻的诸葛亮废寝忘食，刻苦地攻读诗书经文，学习冶国之策。

珍惜韶华之年，多学各种知识，这是诸葛亮立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