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萨达特

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1944年，萨达特上尉绝食，被送往监狱医院。在医院里，他躲开了监视的卫兵，跳上一位朋友的汽车逃跑了。当时他留起了胡须，过了一年的逃犯生活，他在为法鲁克国王建造的休养所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法鲁克后来被萨达特参与的秘密组织驱出。

战争结束了，战时法律条例废除了（萨达特是根据这种条例被扣押的），这使得他恢复了自由。他又重新开始密谋反对英国人和他们的埃及支持者的活动。在一个年青的谋叛者行刺了一个亲英贵族之后，萨达特被作为共谋者而受到审判，1948年宣告他无罪。

他在开罗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宇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当纳赛尔提名萨达特为副总统时，人们大都认为他能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虚位。但是萨达特的支持者相信，纳赛尔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纳赛尔同萨达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让许多其他一起长期共事的伙伴感到惊异。

纳赛尔死于心脏病以后，萨达特作为唯一的副总统，按照宪法规定，自然成为实际的总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萨达特作为总统不得不按照集体领导的方式同其他人分享权力。一些同僚支持他出任总统一职，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人。

在开始的几周内，很多埃及人，特别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发现很难严肃地看待他。他露齿微笑，穿着特别的套服，用沉重的声音宣布对以作战，看上去不像一个果断有力的领导人。

几个月以后，他显示出了他的坚强意志。他着手加强自己的权力，解除了两位非常有实权人物的职务，并把他们送进了监狱。一位是副总统萨伯瑞，他与苏联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位是内务部长戈玛阿，他控制着秘密警察。

萨达特通过表现人民所想要的直感而提高了自己的声誉。他做了人们想要做的事情，削弱了令人忌恨的秘密警察的权力，驱逐了苏联军事专家，准备对以战争。他继任以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对他作过正确的评价。梅厄夫人后来写道：“他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冷静地考虑结束同以对抗的得失。”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在这个时候，萨达特不想让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来决定事件的进程，他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必要的方法。他不顾他的顾问的反对，飞往耶路撒冷。他告诉以色列议会，埃及愿意“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这不啻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但是，他继续坚持以色列从已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承认他所坚持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声称与贝京建立了新的友谊，推动了埃以最高级和平会谈。

返回开罗以后，萨达特告诉他的人民，“所有怀疑、不信任和恐惧的界限都被打破了”。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人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的分歧，谈判进行得不够顺利。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