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克劳塞维茨

参与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一度出任俄国军参谋长，为俄国打败拿破仑立下功勋，后出版军事经典之作——《战争论》。

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年6月1日出生于普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退役军官家庭，从小受到军旅生活的熏陶。1795年，克劳塞维茨晋升为军官。1809年初，克劳塞维茨奉命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在推动普鲁士军队改革的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撰写《战争论》积累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1807年9月蒂尔西特条约签署后，普鲁士沦为法国的附庸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奴役受欺凌的地位，克劳塞维茨积极向沙恩霍斯特建议：一是躲过法国的监视，储备大量兵员；二是多方设法，改善武器装备。至1812年，军事改革委员会已为建立一支数量倍于普鲁士正规军的后备部队准备好了兵员和武器装备，从而为最后战胜拿破仑奠定了基础。

1812年4月，克劳塞维茨因反对普王威廉三世同拿破仑结成同盟而辞职。5月，克劳塞维茨去俄国，参加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在俄军任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斯摩棱斯克争夺战和博罗季诺会战。

1812年6月中旬，拿破仑摆开向俄国大举进攻的架势。按最高估计，当时俄军有18万人，而法军按最低估计也有36万人。如何战胜强敌，沙皇大本营展开了一场争论。克劳塞维茨同意将敌人放进来，待其疲惫后再与之决战的主张，认为面对这样的强敌，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本国腹地退却。俄皇亚历山大采取了先退后攻的正确决策，最终把拿破仑赶出了国境。

在1812年法俄战争中，诱敌深入和民众战争是俄皇亚历山大对付拿破仑的两个法宝，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过决定性作用。克劳塞维茨更是认清了这两种有效手段在抵御外侮中的巨大力量，并把它上升为理论加以阐述。在诱敌深入战略方面，认为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在民众战争方面，克劳塞维茨分析了这种战争同以往战争的不同点和实行这种战争的主体力量，认为战争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已由过去的皇室战争（即由各国皇室雇军队打仗）转变为民众战争（即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战争）。他指出，“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认为，“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的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

1814年春，随着拿破仑第一次被击败，克劳塞维茨重新回到普鲁士军队，开始总结对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1818年5月，克劳塞维茨被调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同年9月升为将军），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的研究，撰写了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不是在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的《战争论》诞生了。1830年8月，克劳塞维茨调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军参谋长。同年11月16日，克劳塞堆茨因患霍乱在布雷斯劳逝世，终年51岁。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该书从战争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进攻与防御、战争计划等方面较为完整系统地论证了有关战争的基本问题。

在《战争论》写作过程中，克劳塞维茨认真考察了以往各个时代的战争，研究了130多个战例，特别是他自己所经历的各次战争，并仔细研究了他所处时代的全部军事理论文献，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完整学说，把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提到了一个崭新高度。

克劳塞维茨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和固定不变的现象，战争是由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的政治关系引起的，“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就其本身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同时，就战争本身具有特殊性，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一种以流血方式区别于其他政治交往的冲突，它有自身的规律性，因而它要求政治与之相适应，任何违背这种规律性的政治都将导致最后的失败。抽象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使敌人无力抵抗，但现实战争所追求的目的却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也可以是占领敌人的地区。

克劳塞维茨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军队从雇佣制向普遍征兵制过渡，作战方法从线式战术向散兵战术过渡的历史时期。克劳塞维茨在对战争与政治、人与物、战争目的与手段、进攻与防御等关系所作的辩证探讨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他把辩证法广泛地运用于对战争现象的研究，揭示战争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发展。《战争论》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