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

“你们瞧瞧：他是不是有点意思？”她对朋友们说，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似乎想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为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很少，一年五百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小有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她是在毁掉自己，如果她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就卖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呜咽有声，像人在哭。他老实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人。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哦，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文体、壮士歌和民谣，在纸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自由自在的演艺人员，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尽管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么别人就会说，他那部胡子使人联想到左拉。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真像一棵春天里开满娇嫩的白花、婀娜多姿的樱桃树。

“不，您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很有意思哩，你们都靠近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多么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小伙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入情网。真的，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爸爸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有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简直像雪山压顶……我哭了一个通宵，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堕入情网。现在，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他有点意思；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不好。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脑门。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这脑门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说你呢！”她叫大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做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地、憨厚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二

当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镶进画框，有的没有画框。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用的无非是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这么一来，餐室里就充满了俄罗斯的乡趣。在卧室，她把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好让它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锁的泥塑。大家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要是有太阳，就画油画。随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就坐车去找她的女裁缝。因为她和戴莫夫的钱不很多，只够日常开销，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并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缝不得不挖空心思。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过，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就能创造出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一来好打听一些剧院新闻，二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他来家作客，或者回拜，或者只是同他聊聊天。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个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当作他们的同行。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凭她多方面的天赋、情趣和聪明，只要她不分散精力，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不论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艺术、雅致、招人喜欢。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只要有人稍稍出了点名气，引起人们的议论，她就立即去拜访他，当天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每天夜里都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名人，而且她的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不过，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惯了，或者失望了，于是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了又找。这是为什么呢？

下午四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他的朴实、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她时不时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连连吻他。

“你呀，戴莫夫，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你否认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各门艺术。”

“这是很可怕的，戴莫夫！”

“那为什么？你的那些熟人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这样想：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那么可见它们是有用的。”

“来，让我握握你那诚实的手！”

午饭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过了午夜才回到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话剧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多的是），大提琴手演奏，女主人本人也绘画，也雕塑，也唱歌，也伴奏。在朗诵、演奏和唱歌的中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常常争论起来。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的女人都无聊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这是他！”这个“他”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他搓着手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

大家进了餐室，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老是那几样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沙丁鱼罐头，奶酪，鱼子酱，蘑菇，一瓶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高兴得轻轻击起掌来，“你真是迷人！先生们，注意看他的脑门！戴莫夫，你侧过脸来。先生们，瞧他的脸相多像孟加拉老虎，可表情却善良可爱，像鹿一样。哇，我的亲爱的！”

客人们吃着，望着戴莫夫，心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人，”但很快他们就把他忘了，继续谈他们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他们的生活无牵无挂。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甚至有点凄凉。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上了丹毒，在床上一连躺了六天，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全剃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旁，伤心得直落泪。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的光头缠起来，把他当成贝陀因人画下来。两人又快活了。病好后他便去医院上班，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了麻烦。

“我真倒霉，亲爱的！”他吃午饭时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后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听吓坏了。他却笑着说，这是小事一桩，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

“我一专心，亲爱的，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预料他会得败血症，天天夜里为他作祷告，还好，结果平安无事。于是他们重又过起安定幸福的生活，无忧无虑。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即将来临，它已经在远处微笑，许诺无数欢乐。幸福是没有穷尽的！四月，五月，六月，可以住到远离城嚣的别墅去，散步，写生，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到深秋，画家们将去伏尔加河旅游，她作为团体的一名必不可少的成员，肯定是要参加这项活动的。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买了路上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长进。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他总是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咬着嘴唇，喷喷鼻子，说：“噢，是这样……您的这片云在叫喊：它的光线不对头，不像晚霞。前景像被嚼碎了，有些地方，您明白吗，不大对劲……您的那座小木屋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在吱吱哇哇叫苦……这个墙角应当再暗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不坏……我赞赏。”

他说得越是难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倒越是听得明白。

三

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午饭后戴莫夫买了一些酒菜和糖果，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他已有两周没有看见她，十分想念她。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别墅，弄得他又饿又累，一心盼望着待会儿能歇下来跟妻子共进晚餐，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很高兴，那里面有鱼子酱、奶酪和鲑鱼。

当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认出它来，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一个年老的女仆告诉他：太太不在家，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别墅样子极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过字的纸，地板不平，有许多裂缝。一共有三个房间。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椅子上和窗台上乱扔着画布、画笔、脏纸、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第三人很胖，脸面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个演员，桌上的茶炊吱吱地响。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冷眼打量着戴莫夫，“您找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吗？请等一下，她一会儿就回来。”

戴莫夫坐下来等着。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松地、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

“您要不要来一杯？”

戴莫夫又渴又饿，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所以没有要茶。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跑进屋来，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画箱。紧随其后，兴高采烈、满脸红光的里亚博夫斯基走了进来，他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

“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扬声叫道，高兴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声，把头和双手贴在他的胸脯上，“这是你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时间啊，亲爱的？我总是很忙，等我有空了，可是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

“不过看到你我还是很高兴！我每天每天夜里都梦见你！我真担心你生病了。哎呀，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是我的救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继续说，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车站上的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结婚。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人也不蠢，你知道吗，他的脸上有一股刚强的、像熊一样的神气……可以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年轻的瓦兰人。我们全体住在别墅里的人对他很感兴趣，已经答应他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这人没有钱，孤单单的，还胆小怕事，所以呢，不用说，不同情他那就是罪过。你想想，做完弥撒就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从教堂里出来，大伙儿走到新娘家……你可知道，葱翠的小树林，小鸟叽叽喳喳，阳光斑斑驳驳落在草地上，在这片鲜绿色的背景上，我们都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幅画多么别致，有着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哩。可是，戴莫夫，叫我穿什么衣服进教堂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做出一副哭相，“我这儿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衣服，没有花，没有手套……你一定要救救我。既然你来了，那么，这就是说，是命运托付你来救我的。我亲爱的，你拿着这串钥匙，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取来。你知道它，它挂在最前面……然后在储藏室的右边地板上，你会看到两个硬纸盒。你打开上面的盒子，里面尽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零头碎料，这些东西底下就是花。你拿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可别把它弄皱了，亲爱的。把花都取来，容我在这里挑一挑……另外，再买一副手套。”

“好的，”戴莫夫说，“我明天回去，叫人送来。”

“明天怎么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吃惊地望着他，“明天你怎么来得及？明天头班火车早上九点开，婚礼在十一点举行。不，亲爱的，要今天回去，一定得今天回去！如果你明天来不了，那就找个人送来。好了，走吧……待会儿有趟客车要经过这里。别误了火车，亲爱的。”

“好吧。”

“唉，我真舍不得把你放走，”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唉，我这个傻瓜，何苦答应那个电报员呢？”

戴莫夫赶紧喝了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上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和鲑鱼，都让那两个黑发男子和胖演员吃了。

四

六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上一条游轮的甲板上，时而望着水面，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在她身旁站着里亚博夫斯基，他对她说，水上黑色的阴影不是阴影，而是梦，又说，这神秘的水域和它奇异的闪光，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以及伤感沉思的河岸，都在诉说着我们生活的空虚，昭示着人世间有一种崇高而永恒的幸福；在这样迷人的月夜，人若能忘掉自己，死去，变成回忆，那该多好啊！过去的岁月庸俗而无聊，未来也毫无意义，这美妙的夜一生中只有一次，它也很快就要消逝，化作永恒——人活着又为了什么呢？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时而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呓语，时而听着夜的宁静，心里却想着：她是永生的，永远不会死去。这绿宝石般的水——她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这天空，河岸，黑影和充溢她心田的不由自主的欢乐，都在告诉她：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等待她的将是成功，荣誉和人民的爱戴……她久久地注目凝视着远方，似乎看到了蜂拥的人群，辉煌的灯火，似乎听到了庆典上昂扬的乐曲和人们的欢呼声，她自己则穿一袭白色长裙，鲜花从四面八方撒到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伏在船侧栏杆上的这个男人，是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宠儿……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那么出色、新颖、不同凡响，一旦他的稀世才华完全成熟，他的创作将无限高超，令世人倾倒。这一点，从他的脸，从他的表达方式，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关于阴影和黄昏的情调，关于月光，他都说得与众不同，用的是自己的语言，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感受到他那种驾御大自然的能力。他本人十分英俊，有独特的才能。他的生活无牵无挂，自由自在，超凡脱俗。他过着小鸟一样的生活。

“天凉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悲伤地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是奴隶。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迷人呢？”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他的眼神很可怕，她都不敢抬眼看他了。

“我疯狂地爱您……”他悄悄地说，呼出的气哈到她的脸颊上，“只要您对我说一个‘不’字，我就不想活了，我要抛弃艺术……”他激动万分地喃喃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别这么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时闭上了眼睛，“这真可怕。再说戴莫夫呢？”

“什么戴莫夫？为什么提戴莫夫？我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这儿有伏尔加，月亮，美景，我的爱情，我的痴迷，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戴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需要过去，只求您给我片刻的……一瞬间的欢乐！”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有心想一想丈夫，可是她又觉得过去的一切，包括婚姻、戴莫夫和家庭晚会，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毫无必要，平淡乏味，而且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真的：戴莫夫算什么？为什么提戴莫夫，她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再说，他是确有其人呢，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梦？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他已经得到的那份幸福就够多的了。”她双手掩面想道，“让别人谴责去吧，诅咒去吧，我却偏要这样，宁愿毁灭。偏要这样，宁愿毁灭……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有所体验。天哪，这是多么可怕又多么美妙啊！”

“噢，怎么样？怎么样？”画家喃喃地说，他拥抱着她，贪婪地吻着她的手，她则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是吗？是吗？啊，多静的夜！美妙的夜！”

“是的，多静的夜！”她悄悄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泪水的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张望一下，搂住他，热烈地吻他。

“船快到基涅什玛了！”有人在甲板的另一侧喊道。

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部的堂伯从旁经过。

“听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幸福得又笑又哭，“给我们拿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到长椅上，一双热恋的、感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后来他闭上眼，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头靠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无风，但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九点钟以后又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看上去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无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突然间，无缘无故，他抓起一把刀子，把他的一幅最好的画稿划破了。早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默默地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已失去了鳞鳞波光，变得浑浊灰暗，看上去冷冰冰的。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阴雨绵绵、令人烦闷的秋天即将来临。似乎是，伏尔加河两岸一块块美丽的绿毯，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反光，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所有别致而华丽的服饰，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了起来，藏进箱笼里，以备明春再用。群鸦在伏尔加上空盘旋，讥笑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的聒噪，默默想道：他的才华已经枯竭；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他不该让这个女人束缚自己……总之，他心绪不佳，苦闷得很。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美丽的亚麻色头发，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带到女裁缝那里，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这阵子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还想起她吗？演出季节已经开始，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戴莫夫呢？啊，可爱的戴莫夫！他在每封信里都多么温存地、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她欠了画家们一百卢布，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多么善良、慷慨的人啊！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她厌烦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这河上的潮气，甩掉那种浑身不干净的感觉，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已经保证，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要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

“天哪！”里亚博夫斯基埋怨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没有太阳，我那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就无法接着画下去！”

“可是你还有一幅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说，“记得吗，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把它画完！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笨，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多么厉害！”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

“嘿，那才好。”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她走到炉子旁边，哭了起来。

“对，现在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的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话，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除此之外，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

“但您得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是折磨人！”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去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打呀！”

她又放声大哭，跑回隔间去了。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刷刷的雨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把猎枪往背上一搭，走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满心愁闷。有个农妇走进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画家们回来后，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他动动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这是干什么？您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把她推开，自己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勒紧肚子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须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吗？”

“今天星期四，所以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对，对……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烦闷，没事可做，想把您留下的人，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你走吧，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快活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她暗自问自己，“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她心情轻松愉快，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她说，“我留下的东西，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注意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餐桌后面，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她确信，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快活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诚如要她去诽谤、偷窃、杀人一样。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跪在他脚前，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我们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快活得笑了。

六

大约直到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戴莫夫开始怀疑他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经不能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没有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惟悴，为人腼腆，每当他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谈话的时候，总是尴尬地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隔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沉默，也就是可以不必撒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旁，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算了吧，这有什么！你给弹个忧伤的曲子吧。”

耸起肩膀，伸开十指，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请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不呻吟？”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颌，沉思起来。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并不检点。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夺走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带有波列诺夫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的画室的人，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很大变化，达到艺术的高峰。她的影响十分有益，十分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要毁了前程。她又回想起，上次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很漂亮（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迟迟才穿上衣服，随后万分激动地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来到那儿时，他心情很好，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开个玩笑了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最后，她像人们在圣物前叹息那样，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太惊人了！”

后来她开始苦苦哀求，要他爱她，不要抛弃她，要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泣，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毁了前程。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照样回敬他。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们大发脾气，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那目光是仇恨的。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人她也认识。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地、心慌意乱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外扬……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猜忌折磨着她，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过脸，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气有点难为情，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而且像过去一样，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喜气洋洋。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抱歉地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七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窸窸声。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两只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哎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感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一幅静物写生。”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静物写生……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窸窸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厌烦呢？我要是您的话，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搞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她没等他回来，赶紧跑到前室，穿上套鞋，走了出来。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她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停滞不前了，除了已有成绩外，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爱媳妇。”现在她却喊道：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惚，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么用！说实在的，施列克也帮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清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道：

“太太，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

她不见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三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继续道，“我的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呀！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他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工作，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是的，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瘦削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那脑门，那黑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崇拜他，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

一八九二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