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东北“易帜”

1927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此时。张作霖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到关外。当他的专车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药炸中，张作霖身负重伤，不治而死。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担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坚信“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在东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久，又闪电般地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巩固了他在东北的地位。东北“易帜”，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企图，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觊觎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它就强迫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地区割让，只是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阴谋才未能得逞。

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袭击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最后，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将长春以南的所谓南满地区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终于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东北地区美丽富饶。它的面积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 1/10 还强，达 130 万平方公里；它矿藏极为丰富，煤、铁、石油、黄金的储量均很高；它农业生产发达，农产品丰富，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60％，小麦、稻子、小米、高粱、玉米等产量都很高，正常年份五谷产量可达 2000 多万吨。物产丰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三尺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在满蒙有着特殊的权益，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染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叫嚣：“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日俄战争后，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利益，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大机构，并且将这三大机构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支柱。1915 年，在向袁世凯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第二款的七条内容全部是关于南满及蒙古地区问题的，这就是后来日本一再要求张作霖解决的所谓“满蒙悬案问题”。 1927 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很快地打到了长江

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势力相继被灭。后来，由于革命军内部出现矛盾，北伐战争一度中止。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将部队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进行了“二次北伐”，矛头直指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1928 年，“二次北伐”开始以后，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前推进。行至济南

时，日本军队出兵阻挠，枪杀了中国军民 4000 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为此，北伐军一度停止了前进。利用这个机会，张作霖一方面发表了“息争议和”的通电，说什么“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呼吁“停战议和”；另一方面派出代表去南京游说，希望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这个请求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意，并已拟成提案，准备交国会讨论通过，但是由于发生了意外而失败。

张作霖“同参政事”的请求在他的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如能顺利通过，时局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新闻记者张友鸾也认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追悔莫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友鸾当时是南京《民生报》的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北京《世界日报》、汉口《中山日报》、安庆《民国日报》的驻南京记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由谭延恺、李烈钧、蔡元培主持。蔡元培不常到国府去，谭延恺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当时的国府每星期一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烈钧每周一都按时出席，和记者们的关系搞得很好。

一天，张友鸾去国民政府采访，刚好碰到李烈钧外出。李烈钧透露出他那里有“好新闻”，但还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最后终于使李烈钧透露出当晚要召开国府会议通过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并交给张友鸾一张油印好的“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提案内容大意是说“北伐军事，虽然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似可予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内容后面是提案人的签名，有国府委员中的要员，还有四个集团军的代表。当时，张友鸾认为阎锡山和张作霖是生死冤家，是不会同意这个提案的，所以就去找阎的代表刘朴忱，遗憾的是刘不在，另一位代表赵丕廉接待了他。赵相当于“特使”，在阎锡山的面前地位比刘朴忱高。阎锡山本不同意张作霖“同参政事”，但因为其他人都同意了，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就送了个人情。谁知刘朴忱为了独占功劳竟瞒着赵丕廉签字。赵非常生气，就把不常问事的蔡元培请了出来。蔡元培德高望重，为人耿直，连谭延恺、李烈钧都惧怕三分。当晚讨论提案时，蔡元培果然来了，他一瓢冷水一泼，结果这个提案也就没有被通过。

张作霖的“同参政事”没有被国民政府通过，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是，假如此案当时能获得通过，那么，其历史意义肯定会是十分深远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当时，张作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前线连连败北，直鲁联军不支溃退，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地区，安国军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趁火打劫，不断地会晤张作霖，向他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张作霖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是得到了日本的大力帮助和扶持的，特别是 1925 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一败涂地，非常狼狈，他都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帮助，张作霖非垮台不可。但是，张作霖是深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的。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他们之间既相互依靠又矛盾重重。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日本人在东北的扩张，在他确立权力的过程中，张作霖逐渐地由依靠日本人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1928 年，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加紧了对张作霖的威逼利诱。5 月，田中义一首相派山本条方郎为代表潜至北京，逼迫张作霖签订所谓满蒙新五路的“承造合同”，即要求张作霖把已签“阅”字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变成立即生效的铁路承造合同。该“协约”规定，中国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承办建造五条铁路，待竣工移交后即须向满铁支付建造款，如果到时没有能力支付，那么就必须立即转为借款，年息 8 厘。张作霖先被逼签阅了“协约”，

无奈又在承造合同上签了字。其实，这是张作霖惯用的软磨硬泡的办法。所谓“阅”字，其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只表明知道了这回事，却包含有同意与不同意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所以，就连田中义一首相也怀疑张作霖“究竟有无诚意”，认为“倘若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协约，亦系无充分诚意之文件，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包括缔结承造合同，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征诸往例，事属必然”。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担心“战乱波及满洲”，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于是，日本一方面胁迫张作霖回到关外，另一方面，则大量增兵青岛，并在 5 月 18 日向张作霖和蒋介石发出警告，声言：“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来防止一切不利局面的出现。”

在日本“五一八警告”发出的头天晚上，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谦吉来访。当时，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正在打麻将。见芳泽来后，梁、李等人提出要走，张作霖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谁知一谈竟然谈了 4 个多小时，但仍然是毫无结果。芳泽先是逼迫张作霖签订中日合资修筑铁路合同，并说如能答应那么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向北推进。张作霖正言厉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威胁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马上回击：“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掏出了预定次日发表的“五一八警告书”给张作霖，同时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说没有接到报告，没想到芳泽竟威吓说： “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向地上猛然一摔，折成二段，声色俱厉地喝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在此之后，奉军的处境便越来越艰难了。杨宇霆、张学良等都力主“老将回奉”。张作霖审时度势，知道奉军在关内大势已去，继续呆在北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在 5 月 30 日，张作霖向全体奉军下达了总退却令。所有的奉军集结在京津一带，随时准备撤往关外。就在张作霖即将离京前往东北的前夕，芳泽谦吉又来到了张作霖的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一次，他是来逼迫张作霖履行“日张密约”的。

所谓“日张密约”，是 1925 年郭松龄反奉时作为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条件而签订的，内容是同意日本在东北地区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事后，张作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又秘密指使省议会反对这个“密约”，他就以此为借口同日本拖延、主张“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张作霖离京前夕，芳泽再度对他进行威逼。张作霖真是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推脱说太忙了，叫把文件先留下，待签完字后再通知来取。6 月 3 日下午，芳泽又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威逼索取。张作霖让人把芳泽让进客厅，然后，就故意在办公厅里高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

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很显然，他这是骂给芳泽听的。骂完了以后，他叫外交人员将文件转给芳泽，并转告说：“大元帅太忙了，不能会见了，还望原谅。”芳泽回到公馆后，急忙打开文件，见张作霖在上面只写了个“阅” 字，才知道又一次地上了当，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大元帅府询问，但此时张作霖已踏上了归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张作霖是非常矛盾的。此前田中义一首相和张作霖的日人顾问町野武马曾有过一段生动的对话：

田中：“内外的情势，教我们在此时此刻非一下子把满洲问题解决不可。⋯⋯甚至以武力来解决亦在所不惜。你认为如何？”

町野：“⋯⋯我们假设在银座（日本东京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街头，要强奸一个美女，要强奸她，我想是办得到的，但是，事后那些大哥来找你麻烦，你说应该怎么办？”

田中：“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很显然，这里的“美女”是指的中国，而“大哥”则是指英、美等国。正是鉴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田中义一认为施用武力不如不用武

力达到目的，于是就采取了保留张作霖的方针。日本人草柳大藏所著的《满铁调查部内幕》对此作了诗情画意般的描述：

“据说，曾是一个月明之夜，田中和二位使者一同漫步在银波冲洗过的沙滩上，下达了他的决定：

‘停止一切行动！’”

这里的“行动”，是指日本关东军为行施武力而于 5 月 18 日秘密发出的总动员令，包括集中兵力、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到奉天，向锦州、义县、山海关、朝阳一带派兵警戒等等；“二位使者”是关东军派往东京呈请首相批准行动计划的。

然而，关东军却是被一群狂热的好战分子所把持。荒木贞夫大将听到田中首相的决定后大叫：“这么一来，后果实难设想！”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在 6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一己之见，推行政治的当今首相，应予撤换。噫！”6 月 3 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软弱外交是不能成事的。”

这些好战分子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把东北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最大障碍，是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除掉张作霖。他们认为，“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只要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的所谓奉系将领必然树倒猢狲散，一定要杀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为了对张作霖实施所谓“外科手术”，关东军司令村冈命令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睛少佐到北京，打算借华北驻屯军之手“干掉”张作霖。竹下受命退出“司令官室”后，在二楼走廊上遇见了河本大作。竹下说话时神情有点“紧张”，河本立即断定有重要事情，于是热情地邀请竹下去吃饭。就在沈阳十间房招待所的“绿”字号客间里，杀掉张作霖的计划出笼了。

原来，河本也在秘密策划谋杀张作霖。当他得知竹下少佐受命杀张以后，欣喜若狂。他指出在北京耳目众多，不易行事，万一失败了不好交待。接着，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别无他图。”要竹下到北京只要把张作霖的准确行踪告知河本就行了。当竹下表示那是他亲自受命于村冈司令官时，河本大作循循善诱道：“作为司令官，亲自参与那样的谋划不相当。⋯⋯对你来说，不存在违反司令官阁下命令的问题。你奉命去北京好了。你放出的刺客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司令官阁下并没有限定场所⋯⋯”并保证他一人

足以能够完成任务了，愿意担负一切责任。这样，在竹下少佐的默认中，两个谋杀计划融为一体了⋯⋯

经过严密的侦查，河本大作选定了爆破地点——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处。在这里，京奉铁路上面是一架铁桥，南满铁路横穿而过，日本人在桥上昼夜巡逻，中国人不允许靠近，选择这样的地点，既便于安放炸药，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

地点选定以后，关东军就派出十几个工兵，将 120 公斤黄色炸药分装成

30 麻袋，装置在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电爆装置则安置在桥

墩 500 公尺外的了望台上。诸事准备妥当，就静候张作霖的出现了。

6 月 4 日，凌晨 5 时 23 分，当张作霖的专列行至皇姑屯时，关东军东宫

铁木大尉一按电钮，随着一声巨响，一股黑烟腾空而起，高达 200 公尺。张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炸得粉碎。张作霖当场昏倒在血泊之中。

张作霖被运回沈阳大帅府后，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罢不久即去世，时间距被炸后仅 4 小时零 7 分。

张作霖被炸的当日，张学良在北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举行了会晤；杨宇霆也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条件。即：东北地区必须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奉军中的孙传芳部和直鲁联军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东三省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却交换了意见，确立了国民政府对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6 月 4 日，是张学良的诞辰日。中午，张作霖被炸的消息就传到了张学良所在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司令部。但是，祝寿的宴会晚间仍然照常在怀仁堂进行。因为得到了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所以大多数人都很恐慌，祝寿的气氛并不十分热烈。但张学良却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张作霖被炸，正应了古人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阴谋，其真实意图并不是为了杀张作霖这个人，而是借张作霖被炸引起的人心慌慌和社会混乱之机混水摸鱼，大规模地挑起武装冲突，并进而吞并整个东北。

果然，炸车以后，日本军人和侨民不断地寻衅挑斗，企图引起事端。他们到处制造爆炸事件，仅 6 月 10 号晚间，就在东北地区数十处投掷炸弹。他

们还出动了 18000 人的军队在沈阳城南的浑河沿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来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气焰真可谓嚣张之极。日本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因此，奉天当局一方面对张作霖的去

世秘而不发，而且每天按时开饭，医生按时出诊、换药、记病历，甚至找了一位和张作霖相象的“替身”，每天下午都穿着“病号衣”按时在花园里散步；另一方面，派人去北京密报张学良火速返奉。这是日军没敢冒然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正如河本大作所说的“如果当时在那里紧急集合，满洲事变也就在那时发生了。”这句话，是日本当时驻北京的武官田中隆吉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的。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面对着丛丛荆棘，立即开始挥舞起了他手中的利剑。他公布了张作霖于 6 月 21 日逝世的消息，通知了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馆，正式成立了丧礼处。同时，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举一动都保持了严密的注视和高度的警惕。密令东三省的奉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

“猫哭老鼠”是阴谋家们惯用的政治手腕。在宣布为张作霖治丧以后，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公使“中国通”林权助为专使来奉吊祭。日本政府给林权助的训令是：“万一敌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实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在 8 月 3 日举行的吊唁典礼上，田中首相所送的花圈与写有“雨公千古”的蒋介石所送的花圈并排地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8 月 9 日，张作霖的葬礼完毕以后，张学良由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陪同，前往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答谢。宴会后，双方的交锋便立即开始了：

林权助开门见山，一开始就提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对此，张学良略加思索，巧妙得体地回答：“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现在我和他们还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也可以说是友邦，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感兴趣吧！”

对于张学良的回答，日本人气急败坏，立即露出了强盗蛮横的嘴脸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林久治郎恶狠狠地说：

“帝国政府对东三省向南方妥协，表示坚决反对。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请阁下三思！”

张学良听后，正言道：“我的决心是看东三省人民的想法如何而定，违背东三省人民意向的事，我不能做！”

到后来，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的口吻说：“我们日本就是不准你们东北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张学良勃然变色，怒声喝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林权助出来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您自已着想。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狠，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只要你肯同我们合作，我们便会绝对支持你。”

说着说着，林权助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以教训的口气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倩。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

十足的侮辱人格！张学良愤然而起，高声还击：“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

这次会谈共 4 个多小时。回来后，张学良立即召开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会议，传达了谈判的经过，商讨了对策。

事后，他对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

鸟司令了。”他对王家桢说：“日本人太欺侮我们了！”并告诉门启官没有王家桢的批准，不准日本人见张学良！这次交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霸道野蛮的嘴脸暴露无遗，张学良更加认清了日本的嘴脸，同时，更加坚定了服从国民政府的决心。

日本的野心没能得到满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次交锋不久，林久治郎回国述职，临行前又施展了引诱、骗人的伎俩。他对张学良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关系，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

对此，张学良未加思索地就答应了。其实，这是日本的又一骗局，日本当时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并无商租权，不可能租到房子。张作霖在去世前的 13 年间共发了 40 多号训令，严禁日本人租用中国土地经商和中国人出租土地给外国人。所以在东北地区根本不存在治外法权问题。而张学良答应了日本的内地居住权，这正是日本多次要求张作霖未成而梦寐以求的。张学良明白了日本的圈套后非常着急。王家桢建议张学良写一封亲笔信给林久治郎，就说由于这次谈话很重要，担心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内容再扼要地复述一遍，免生误会，此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东北问题上，日本人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然而，它却没有如愿以偿。

蒋介石“二次北伐”开始时，在津浦线上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张宗昌、诸玉璞的直鲁联军。

直鲁联军是 1928 年初形成的。当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李景林任直隶督军（后来褚玉璞接任了李景林）。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结成了直鲁联军。

张宗昌是山东人，矿工出身，后与土匪为伍。他有个外号叫“狗肉将军”；又有人称他为“长腿将军”，因为他个子大，腿长。山东人民中流传着二句民谣：“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他是出了名的“三无数”，即兵无数，他不知手下有多少兵，一时心血来潮，就随便封人为旅长、师长，有没有兵他不管；钱无数，他滥发军用票，强迫人民接收，高兴时，给别人钱一下就是几十万；女人无数，有多少姨太太他不知道，姨太太跑了他也从不追问，而且还可以随便和副官调情打闹。当然，这难免是夸张之词，但由此亦可对他的品性窥见一斑。

褚玉璞原来也为土匪，追随张宗昌多年。二人互相利用，形影不离，狼狈为奸。

张、褚二人从津浦线上败退下来以后，暂时驻扎在唐山一带。这时，张宗昌声言要率 10 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他向张学良提出要开到辽东半岛一带整训，并将此地划为他的永久驻防区。其实，张宗昌是另有所图，他是企图依靠日本的力量而图谋不轨。

对张宗昌的企图，张学良非常清楚。张学良当机立断，同国民革命军白崇禧部南北夹击，消灭了直鲁联军，进一步取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

直鲁联军被消灭后，张学良纯化了东北军内部，减轻了内部的压力，对早日实现易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作霖和奉军撤往关外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接着，在 6

月 20 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这样，除了东北地区外，整个关内都飘扬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

当时，蒋、冯、阎、李的四个集团军共有 67 个军又 9 个师，号称 100

万，而东北军只有 40 万人。但是，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内部并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算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干涉，所以，蒋介石极力主张免用武力，和平统一。蒋介石很清楚，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之间的战争迟早要爆发。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同时更是为了取得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的支持，他竭力取得张学良的“好感”。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决不会坐视他挥师出关，担心“济南惨案”重演。在当时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久矣，吾措置办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西战略之导火线一旦爆发，不可收拾矣！”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第二天，即发布公告，宣布了张作霖的所谓“遗命”：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上，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作相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厚，且讲究义气，视张学良为“先帝遗子”，因此坚辞不就，并竭力推荐“老把侄”张学良担任总司令。于是，省议会联合会才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7 月 4 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通电中，他“敬以至诚之意”，向全国“父老”“倾吐素抱”，表示“国家大事，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后，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在发表通电正式就职之前，张学良曾经发出一个和平通电，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蒋介石立即作出反映，在北京向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声明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加快“易帜”的进程，张学良派出了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关与国民政府磋商有关“易帜”的具体事宜。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他们。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东北提出的条件有：东北政治委员会主任由张学良担任；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关外；南京政府不得干涉东北的军政；南京不得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热河省划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的条件则是：奉军必须出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三民主义；东北政治分会主委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任。然而，蒋介石私下又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一切问题均好商量。接着，南京政府又派出代表刘光、张同礼等人到沈阳，商讨东北的易帜问题。双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当东北地区的“易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在一旁密切注视的日本也在紧张地寻求对策。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东北的局势，确立了只要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条约，日本政府就承认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方针。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地打错了。张学良巧妙地与日本周旋，答复他们：“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

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经历，1928 年 12 月 29 日 7 时，在奉天省府礼堂，东北正式举行了“易帜”典礼。国民党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监誓，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除日本外均参加了典礼。张学良发表了演讲，指出：“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举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典礼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领衔发出通电，向全世界宣布：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后，东北大地到处飘起了几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至此宇廓一清，正式统一。12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张学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明察时势，善辨是非，正如他所说的“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贯彻和平”、“改旗易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着实可敬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东北“易帜”后不到二周，即在 1929 年的 1 月 10 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杨常事件”。

杨宇霆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后被选送派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聪明好学，比较有韬略，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先后曾担任 27 师参谋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省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张作霖甚至将个人的私章都交给了杨宇霆。杨宇霆本人也自命不凡，以奉军的“诸葛亮”自居，并把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

常荫槐和张学良同岁。此人亦非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自负不凡。他曾担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交通部代部长、三、四方面军团政务处处长、交通司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省长等职务。

张作霖被炸后，杨宇霆认为实现野心的机会到来了，大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的确，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可与之伦比的人物只有二个：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作相，再一个就是杨宇霆。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是奉军中势力最雄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除拥有 50 万正规部队外，还管辖三四十个县和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确实具有“登高一呼，地动山摇”之力。

军团中设二位军团长，一是张学良，一是杨宇霆。在军团的许多事情上，杨宇霆都同张学良发生矛盾和冲突。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对张学良常常直呼其名，背后还称之为“阿斗”，并说什么：“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学良当时吸食鸦片的恶习确实很重，开会时需要经常离席“过瘾”，这样，就由杨宇霆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继续开会。当张学良有时下楼询问会议情况或提出什么主张建议时，杨宇霆总是粗暴地予以禁止，并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

白崇禧派往奉天的代表何千里，在他的《桂系李、白对张学良的争取》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自听到的张学良和杨宇霆的一次对话。当时。张学良抱怨

地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杨宇霆轻松地笑着对张学良说：“唉！甭说那个，不要焦心，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言外之意，颇有一番力挽狂澜之意。

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举办一个东北民意测验。报纸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数十人列成表，下面印有选票，要求读者进行测评。利用这一机会，杨四处收购该报，在选票中填上杨的名字，每日竟多达数千份。后来。因为杨府出卖数千斤废报纸，此事才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杨的这一作法，无异刺激了张学良的感情。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激化，应该说是在杨为其父大张旗鼓地祝寿的那天。

那一天，杨府门前宾客如云，热闹异常，其规模和盛况在沈阳真是前所未有。张学良的亲信高纪毅、刘鸣九都参加了这次祝寿。高纪毅当时是警务处长。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庆寿那天，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刘鸣九当时是秘书处长。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杨府正喝茶聊天，突然

听到杨的副官高喊：“督办来啦。”“杨入室后，围桌赌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来客一一周旋后，人们才就坐。不久，杨的副官又在门外高喊：‘总司令到。’还是那些围桌赌钱的人，只有少数离座起立，多数是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

为了和杨宇霆联络感情，张学良曾命夫人于凤至同杨宇霆的三姨太太结拜为干姐妹。张学良亲自书写了于凤至的兰谱，还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谁知送到杨府后，竟然被退了回来，借口是行辈不同。很显然，这是杨宇霆以前辈自居，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建议，用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蒋介石把白崇禧的建议如实地告诉了张学良，并叫张学良先下手为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

东北“易帜”那天，张学良和各界代表合影，杨宇霆却拒绝参加，挟起皮包愤愤离去，这一镜头，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拍下。这无疑是出张学良的丑，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对于杨宇霆该如何处理，张学良是很伤了一番脑筋的。最初，他曾派秘书处长刘鸣九劝杨宇霆出国考察，遭到了杨的拒绝。在决定用武力解决以前，他还曾用一块银元作赌，先是许诺连掷三次如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就开杀戒，结果三次全在上面；接着又许诺若连掷三次有字的全在上面就杀，结果一连三次袁头向下。

导致这场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强逼张学良签字。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杨、常二人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

路督办公署，任命常荫槐为督办。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立刻签字。张被逼无奈，只好借口已到吃晚饭时间，待吃过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吃饭。杨宇霆说已经告诉家人回去吃，表示吃完饭后再来，于是二人

一起离去。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警务处长高纪毅，命他火速来府。高到后，张学良向高下达了枪杀杨、常的命令，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请示南京，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这简直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并指示就在老虎厅内执行。

杨、常二人来到老虎厅时，一切已准备妥当。等他们坐定后，高纪毅就率领 6 名卫士冲进老虎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人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面色惨白，惊慌木然，不知所措。卫兵冲上前去，不容二人说话，便开枪将二人击毙。

在除掉杨、常二人后，便彻底扫清了东北“易帜”的内部障碍，此后，东北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日本人利用杨宇霆控制东北的企图。

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它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