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1 年 9 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就是

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军至 1932

年 2 月轻而易举地初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四省的占领。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曾多次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集会示威，全市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驻沪的日本官员，也多次集会，狂妄叫嚣要坚决惩罚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

日本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9 日半夜，日本指挥官田中指使日本宪兵重藤千春大尉指挥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趁黑夜袭击了曾建立过抗日组织的三友实业社总厂，放火烧毁了厂房、工房和仓库。此后，这伙暴徒还与华籍巡捕发生冲突，行凶砍死两人，重伤两人。日本暴徒在与巡捕冲突中，也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

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反而于 21 日又向上海市政

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等 4 项无理要求。

吴铁城被迫在 28 日下午 3 时 15 分表示全面接受日本的 4 项要求。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满足。

在吴铁城全面接受日方无理要求的 5 小时又 15 分钟之后，日本又提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一项新的通牒，声称：为了保卫日本侨民的安全，日本海军决定派兵进驻上海，并要求中国军队尽快撤出上海的闸北地区。但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时，日本海军陆战队 2000 人已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于 11 时

30 分，在北四川路西侧，以及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滨路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奋起抗战。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在日军的不宣而战下爆发了。十九路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1931 年 10 月，十九路军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六十师，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六十一师，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七十八师，驻防吴淞、闸北、南翔一线。全军共 3.3 万多人。

11 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而南京国民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并未向该军提供任何有关敌情，直到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军日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 1932 年 1 月 15 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 月 23 日，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为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

24 日，蔡廷错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

达和解释了 23 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

日本海军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第十九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 日 1 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了第十九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守军第二五六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一小时后退出北站。29 日 17 时，第一五六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于 29 日夜 20 时，向中国守军提出停战要求。中国驻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六十师进驻南翔、真茹一线，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驻沪之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2 月 2 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月 30 日，日本第三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 月ｌ日，第一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 月 2 日，日本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进攻上海。
月 3 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 20

余艘、飞机 10 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

2 月 4 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 3 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进展缓慢，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 11 时，日军以军舰 13 艘、飞机 24 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

至 13 时，要塞炮 6 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一五六旅击退。

5 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

队指挥官于 16 时下令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 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九师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ｌ月 31 日，日本海相认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2 月 2 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达成协议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同时命令第九师紧急动员，第十二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 月 5 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九师、上海派遣混成旅搭乘日本海军第二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三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二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冀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二十四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淞炮台。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

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于 2 月 6 日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

登陆，上海陆战队从 7 日 7 时 50 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

10 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

陆两路，猛攻吴淞地区中国守军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 24

艘、火炮 30 余门、飞机 20 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轰击，

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 12 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十九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至晚上 6 点，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 日拂晓，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分 3 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至傍晚，日军攻击达 10 余次，均遭失败。23 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2 日，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 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 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十九路军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二二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日军指挥官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也以一部兵力进攻。14 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急令陆军第九师火速增援上海。13 日，该师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16 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此时，在沪日军已达 3 万余人，野炮近 70 门，飞机 60 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18 日 9 时，日本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与第十九路军代表会见，要求第十九路军撤退，当即遭到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十九路军军长蔡

廷锴发出最后通牒：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 2 月 20 日午前 7 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

退完毕，并应在 2 月 20 日午后 5 时前，从驻军地区撤退完毕：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第十九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作为援军归第十九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五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十九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五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十九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 18 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

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五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日军预料到第十九路军不会接受最后通牒，因而不待答复即于 19 日 16 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各部于十九日夜开始行动，至 20 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 日 7 时 30 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袭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 16 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九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 18 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 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挽回败局。22 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未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总指挥蒋光鼐于 9 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 3 个方向同时实

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至 15 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六十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欠第六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 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八十八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第八十八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十四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救援。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十九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

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十九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九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 800 余人，第十九路军（包

括第五军）伤亡达 1000 余人。

22 日夜，守军恢复原来状态。第八十八师因伤亡过大，于 23 日撤至庙

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六十一师 3 个团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 1 个团及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接替。

第十九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十九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 22 日惨败后，一面请高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

局部进攻。2 月 25 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分 3 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10 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 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 3 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当天夜里，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九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26 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 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月 22 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日国主帅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电：“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九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决定再调 2 个师。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24 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此时日本在上海地区的总兵力约 10 万人。

白川义则首先率领第十一师先遣部队，于 29 日 7 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

泊。于当日上午 10 时下达了作战命令，白川的作战企图是以第九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十一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 7 万余人，飞机约 150 架

（另有海军飞机 160 架）和海军第一、第三舰队。此时，中国第十九路军（包括第五军）总兵力只有 4 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 1/3，左翼军损失约 1/4，防守线绵延 50 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守军也准备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数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固守”、“加强戒备”，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九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约 20 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十一师在浏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

攻，以便紧紧拖住第十九路军主力。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 8 小时之久，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崛上校被击毙。

月 1 日，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

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 3 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 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九师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

正当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与日军在整个正面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十一师从 3 月 1 日 6 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顽强抵抗。第十九路军总部急调第八十七师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上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 18 时，才有一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入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十九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 3 月 1 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

第十九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 3 月 2 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 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命令日军停止追击，并于 3 月 3 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3 月 3 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宣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官兵牺牲 4270 余人，负伤约 9830 余人。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

炸死亡 6080 余人，伤 2000 余人，失踪 10400 人，共计损失了 16 亿元的财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所藏的 10 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

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 7 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 620 名，负伤 1622

名；海军战死 149 名，负伤 700 名。

淞沪抗战历时 33 天，中国第十九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

支援分不开的。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展开了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 300 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

助第十九路军阻击日军 100 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 200 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 2 月 5 日到真如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带去 200 余名童子军，交由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 5 月 28 日第十九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 2 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十九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 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 3 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

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十九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 54 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十九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是抗日的先锋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

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十九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ｌ月 30 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 月 12 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十九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 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 3 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

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还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越南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群情振奋。美洲华侨为表彰第十九路军，特赠送蔡廷锴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 四个大字。

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十九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 4 天（2 月 2 日），第十九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 万元。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十九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提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汇寄上海慰劳第十九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 12 万元。2 月 16 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十九路

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 25 万元。到 20 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

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 100 万元捐助第十九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

侨国难后援会，在 2 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 10 万元和 15 万元。支援祖

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 250 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第二天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 10 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

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 1 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十九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 月下旬又汇去 1 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 1 万元与大量药品。

据第十九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 1068 万元中，即有 3/4 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十九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 15 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到深夜，极为忙碌。仅2 月 7 日，就有约 200 名留学生搭乘轮船回国参战。

一·二八事变前夕，上海战云密布，蒋介石即阴谋调离抗日情绪高涨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出上海，以求避免战争。接着蒋介石又指令何应钦调派宪兵第六团一定在 28 日前赶至上海，接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闸北防地，不许贻误军机。27 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发来 3 次火急电报，内

称：“请你们一定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 上海战端既起，南京政府惊慌出走，于 1 月 30 日迁都洛阳，但对上海抗战，却不予支援；不仅断绝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同时还截留国内外同胞援助上海抗战的款项 700 余万元。同时，下令各部队不准支援上海抗战。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意旨，竟发电警告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2 月中，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孤军血战，极为艰难。经张治中亲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始允何应钦下令组成第五军，于 2 月 16 日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日。但是，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损失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材，以至御寒棉衣，则一律不予补给。十九路军在第一线经常与日军短兵相接，急需大量手榴弹，军政部竟拒绝发给。为了解决此项急需，由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赶制几万只“土炸弹”送往前线使用。至于十九路军一再请领的平射炮、高射炮，军政部则始终拒发一炮一弹。

更有甚者，一·二八事变之初，南京政府海军当局竟与日本海军达成所谓“协议”，日本海军在下关开炮，中国舰队司令紧急命令各舰：日本海军炮击狮子山炮台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涉。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正酣，中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竟然与日军司令官野村，同乘汽车参观中国阵地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是，实际上依然是抱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联。南京政府一方面照会欧美各国，出面调停；一方面则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不仅在中日间奔走斡旋，并且以国联名义出面干预。

3 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 月 3 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 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 日，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 日至 30 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只好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30 日在国联大会上，修改的决议草案终于获得通过。此时蒋汪联合政府已于 4 月初成立，他们更加

竭力破坏和出卖上海抗战。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 5 月 5 日于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第二条，中国军队，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的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协定”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

上海抗战整整血战 33 天，中国军队仅以十九路军和新五军的兵力，抵抗众多的强敌，全体忠勇将士的浴血苦战，终使敌军三易主帅，死伤枕藉，士卒胆寒，朝野震惊，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顽固坚持不抵抗主义政策，终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一个新的耻辱。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上海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以及各种抗日爱国的群众组织的积极努力下，给予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援，也是极其巨大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抗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