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由于近代中国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重失败。

5 月 1 日、2 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于 5 月 2 日，邀集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会上，一位学生当场破指写下了血书，代表们义愤填膺，立即发出通知，决定 5 月 3 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

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 13 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

5 月 3 日，本应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但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却是一片沸腾。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学生们再也无法读书和娱乐，他们怀着一颗颗年轻赤诚的心，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第二天，即 5 月 4 日，数千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就使中国人民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中国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

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复苏的景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所谓“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和壮大。1913 年，中国产业工人只有 65 万人，到 1919 年“五四”前夕，就已经

增加到 200 万人左右。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罢工次数剧增，斗争规模扩大，罢工斗争的政冶性也日益明显，开始由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联合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是反帝反封建最坚决的力量。它正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并预示着它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随着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发动武装革命前，没有唤起“多数国民的自觉”。所以，他们认为，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真正实现，必须以思想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启蒙思想运动，把广大国民从封建专制主义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就在此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反动的复古逆流。为了回击这股反动逆流，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时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当时提倡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观念。反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还喊出了“文学革

命”的口号，要求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不仅在形式上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它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礼教的激烈批判猛烈进攻，又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这一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唤起了民众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并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从 1918 年开始写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革命的新曙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升起。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

生的。运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即争回山东主权，争回被德国攫取的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等主权。

胶州湾位于黄海、渤海的要冲，地势十分重要，又是一个天然良港。德国对这个军事及通商要地觊觎已久，1897 年 11 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 年 3 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使整个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界。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卷入这场大战的有 33 个国家，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日本乘着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而且还想进一步独占全中国。1915 年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袁正急于称帝，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完全承认日本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样，陆和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的卖国贼。日本下最后通牒的 5 月 7 日和袁答应日本无理要求的 5 月 9 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但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1917 年 8 月，段在日本授意下对德宣战，并向法国派出了 15 万名华工进行战地服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11 月 11 日，打了 4 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广大人民之所以热烈庆祝协约国胜利，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能乘此机会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尤其是收回山东主权。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武力霸占山东主权，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既然公理战胜了，且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因而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因而，“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中国人民怀着“公理战胜”的渴望，关注着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并对这一会议寄予很大期望。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参加和会的国家有

20 多个，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到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巴黎和会也只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会议，因而广大国民对和会充满了幻想。

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向和会提出了六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不久，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于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解决山东问题了。然而，英、法、意因和日本有密约而支持日本，美国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由和会暂收或交五国共管，将来有条件地交还中国，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这时，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相威胁，最后，是在美国的妥协下，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满足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中国外交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从而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早在 4 月下旬，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全国人民就异常愤慨，尤其是广大山东人民，更是怒火中烧。4 月 20 日，山东人民10 余万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消息传出，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斗志，推动了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 5 月 1 日、2 日披露于报端。5 月 3 日，北京各界纷纷举行集会，讨论如何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下午，由政界人士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决定 5 月 7 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办法。

可是，广大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 5 月 7 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

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 5 月 4 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5 月 2 日，北大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下午，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在北大召开该社各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一位叫夏秀峰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与会代表非常激动。会议决定 5 月 3 日 7 时在北大召开会体学生大会，并邀中等学校派人参加。

当晚，还未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内外，已经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除北大 1000 名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新潮社、工学社和平民教学讲团的成员，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张国焘、夏秀峰等在会上发言，群情激昂，痛哭流涕。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巾，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呼喊声相继而起，全场一片义愤填膺的气氛。

大会在激烈的掌声中一致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 5 月 7 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 5 月 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子、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都纷纷捐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 11 点了，但是，学生们仍然不去休息。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

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5 月 3 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北京高师工学会的一部分同学也在秘密集会。会议决定用激烈的手段惩罚卖国贼曹、章、陆，他们查明了三人的住址和门牌号，并从大栅栏的照相馆拿到了他们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人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应用；以工学会的匡互生为首的各校激进分子 20 人左右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有的人写好遗书，有的人向亲朋好友托付了后事。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 月 4 日，下午 1 点多，北京 13 所学校的 3000 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前，各校学生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竖立的一幅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这里“曹瞒”指的是曹汝霖，“章悖”暗指章宗祥。北大学生谢绍敏 3 日晚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人们群情激愤。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集会，然后，一名北大学生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在会上演讲，揭露了曹、章、陆的卖国阴谋。学生们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通告》的白话文传单 1 万多份。《通告》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戳，而不可以低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许多北京市民群众闻讯前来围观，并深受学生们爱国激情的感染，有不少人也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来。

月 4 日，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当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在那里的巡捕拦阻，学生们不得已之下，派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将事先准备好的《陈词》递交美、英、法、意各使馆，表明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决心。被阻的 3000 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他们痛切地感到：“国家还没有灭亡，自己的土地就不能自由通行，如果国家真的灭亡了，那将怎么能够忍受呢！”学生们怒火中烧，于是决定自己找卖国贼算帐。4 点半钟，学生队伍来到曹汝霖家门口。只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警察林立，愤怒的学生高喊道：“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 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字样的小旗掷入院内。由于无法入内，大多数学生预备散队回校。在这种情况下，以匡互生为首的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奋不顾身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窗户打破，爬进曹宅。宅内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吓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把大门打开。

当学生们冲进曹宅时，曹和章宗祥迅速躲了起来。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愤怒异常，为惩办卖国贼，匡互生在曹的卧室点燃了床帐放起了火。藏在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听说起火仓皇奔出，被愤怒的学生抓到，还误以为是曹汝霖将他痛打一顿；曹躲在一个小箱子里没被学生发现，才逃脱了学生们惩罚，但赵家楼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学生示威的高潮。曹宅起火半小时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散去，未及走脱的学生被反

动派逮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5 月 5 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经社会各方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于 5 月 7 日被释放。

被捕学生释放以后，各校开始复课。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于 5 月 8

日下令“慰勉”请求辞职的曹汝霖，同时传讯 5 月 4 日被捕的学生。北大校长也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出走。

于是，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的斗争重新尖锐起来，学生们强烈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们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援，扩大爱国斗争统一战线，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派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宣传联络。5 月 11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5 月 13 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们将全体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在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5 月 14 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达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然而，就在同一天内，北京政府也下了挽留曹、陆的命令，还连续下了两道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怒了广大青年学生，北京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5 月 19 日宣布总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的要求。

根据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决定，5 月 19 日罢课以后，学生们广泛地展开宣传活动。学生演讲团以 7 人一组，纷纷涌上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学生们讲到痛切处，听众们深受感动，有时甚至“痛哭淋漓。”许多市民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热情支持。同时，学生们还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运动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百般地进行干涉和破坏。“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日本驻华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断提出警告，要求取消学生的排日运动。5 月19 日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变本加厉。对日本侵略者一向奴颜卑膝的皖系北京政府，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分化手段，宣布提前放假，同时举行高等文官考试。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部分学生退出运动，广大学生仍坚持罢课。到 6 月初，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学生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月 1 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发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三个卖国贼辩护，另一个是要求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要求学生们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这种对照使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决定从 6 月 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如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

6 月 3 日，学生演讲团数百名学生上街演讲。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

散听讲的群众，并逮捕讲演学生 178 人，由于捕人过多，便把北大法科校所临时改为拘留所。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并未被武力镇压所吓倒，6 月 4 日，更多学生上街演讲。这一天，反动军警又拘禁学生 700 多人，致使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

连续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使学生们屈服。6 月 5 日，参加街头演讲的学生增至 54 人，他们都背着行李，准备随时入狱。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北京学生点燃的反帝爱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天津的学生首应而起，上海、济南、长沙、武汉、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和其他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罢课集会游行，就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展开了各种爱国活动，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革命洪流。

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唤起了民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带头作用。但是，“六三”以前运动还只限于学生们之中，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因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进而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黄浦滩。

和北京一样，上海的学生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早在一个月前，当北京学生“五四”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学生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上海社会力量比较雄厚、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北京和许多地区学生的代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都先后来到这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运动的发展。5 月 11 日，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们认识到，在发动学生罢课的同时，应发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完成救国大业，因而，上海学联决定总罢课时，就确定“联络商界为后盾” 的方针。

然而，学生发动商界罢市，不是一帆风顺的。上海广大工商业者对日本侵略者极其痛恨，但他们考虑到营业利润和经济收入，对罢市一直顾虑重重，踌躇不决。正在这时，北京大逮捕的消息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怒，使“五四”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6 月 4 日下午，上海学生获知“六三”大逮捕消息后，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拿着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挨门挨户地动员各商号自 5 日起一律罢市。遇到不愿罢市的商号，学生们甚至

“跪地泣求”。在学生们一再鼓动下，商界决定于 6 月 5 日宣布罢市。

上海总罢市得以实现，除学生的积极推动外，广大店员也起了重要作用，各地店员都积极配合学生敦促商人罢市。在罢市过程中，店员不断与资本家的动摇和妥协行为作斗争，使罢市得以坚持下去。例如，上海先施和永安两个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罢市两天后资本家就发生动摇，店员们坚决进行抵制，表示宁可牺牲现在职业或被扣除薪水也不复市。有的店员破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12 个大字贴于商店门前，以表示罢市的决心。在广大店员的影响下，中、小商人中也出现了不少爱国者。罢市所以能坚持下去，爱国的中、小商人也是出了力的。

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商界宣布罢市的同时，上海工人为反对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自觉地开始罢工。上海商人罢市，可以说主要是学生发动起来的，罢市所以能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是外有学生、内有店员的坚持和斗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参加大罢工，完全是自动自愿的。上海工人罢工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到工厂去劝阻他们，工人回答说，“你们比我们受了一些教育，也比我们富足一些，你们没有想一想，我们工人难道没有良心，难道我们对卖国贼不能表示我们的愤怒吗？”“你们稍微想一下，难道爱国精神只限于你们这些人才能表现出来吗？”

6 月 5 日开始的上海工人政治大罢工到 6 月 10 日达到高潮。6 月 5 日，首先是日本纱厂的工人宣告罢工，接着，铁厂、印刷厂、电车公司、手工业和市政工人以至机器工人和海员工人都相继举行罢工。10 日，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这次上海工人大罢工，为了统一的政治目标，打破了长期影响工人团结的地区和行业的界限，实现了各区行业之间的总同盟大罢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形成了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

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运动，不到一星期就迅速遍及全国 22 个省的 150 个城市。工人、学生以及商人的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五四” 爱国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给了北京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工人罢工，使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对北京政府打击最大，而且各地继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罢市，使北京政府十分恐慌。在革命高潮的震动下，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并安抚人心，北洋政府只好下令免去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三个卖国贼被免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东问题仍没有解决，因此斗争并没有结束。就在三贼被罢免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又紧接着开展起来。

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极。为直接向北京政府表示山东各界人民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强烈要求，6 月 18 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请愿。然而，他们到了总统府门口，总统却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阻挠。代表们极为愤慨，高呼：“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他们在新华门前坚持不走，甚至“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潭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最后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见”代表们。

6 月 23 日，山东代表推举 6 人面见大总统徐世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并提出山东人民拒绝签字、废除密约、严惩国贼三项要求。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使全国各地的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运动。

当时，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也积极了参加了拒签和约的斗争。6 月28 日，是和约签字日期，留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迫使他们无法出席“和会”签字。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军阀政府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表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次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的事件。至此，运动的又一个直接目标达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五四”运动是在世界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和特征。

此外，“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很快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