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比萨的日子

1918 年 11 月初，费米离开罗马到比萨去。那时他 17 岁。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意大利的世仇，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被打败了。曾在一次大战中死了 60 万人的两个城市，特伦多和特里耶斯脱也都从奥地利的“枷锁” 中解放出来了。持久的和平已经在望，青年们不必再上战场了。对他们来说，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费米以愉快的心情和伟大的期望离开了家。这种心情和期望在学校也未受挫。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学生都同样感到愉快和安定，也许是因为比萨这小小的大学城还保留着中世纪学生生活愉快的传统，也许因为他已把自从基里奥死后即弥满悲哀气氛的家庭抛在后面，也许是因为其他种种的原因，费米在那里度过了最愉快最活泼的四个年头。

比萨高等师范学院是拿破仑于 1810 年设立的，等于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两个学院目的都在吸引和造就聪明的青年，也毫无疑问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

师范学院的学生食宿免费，并且有特别的课程。他们同时也是比萨大学的正式学生。宿舍和课堂都设在 16 世纪的宫殿里。

那时师范学院还没有暖气设备，比萨的冬天比罗马还要冷。但费米却不必坐在手掌上用舌头翻书页了。因为每个师范学院的学生都可以有一个暖脚器，一种有把手的瓦缸，里面盛着炭灰和慢慢地焚烧着的炭。要是拿来放在

膝上，手和胸腹部都会感到暖和。

费米花在书本上的时间并不很多。教授所讲的东西很多他已经知道，课堂上提出的新意见他很容易地就记住了。所以他有很多时间从事大学式的胡闹：例如在屋顶上互相泼水，煞有其事地比剑，还选出最不好看的女孩子来做“五月皇后”等。

和费米同是学物理的一年级学生拉塞谛是个很不平常的人，他主要的兴趣是动植物世界。他是个天生的博物学者。才 4 岁的时候，要是有人给他一把剪刀和一些有颜色但没有图案的纸，他便会剪出一些昆虫，像螳螂、瓢虫、蟑螂和蝴蝶等，剪出的昆虫，与自然界的昆虫一模一样。长大之后，他可以辨认 15000 种化石，没有人敢说比他知道得更多。50 岁的时候，他还会爬上陡峭的山坡去追捕蝴蝶，并把它抓到。拉塞谛喜欢生理学，但他选择了物理学，因为在他看来物理学比较难懂，而他偏要向自己证明，他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从不认输的人。

聪颖并不能使拉塞谛感到满足，精神上的不安使他喜欢寻求刺激。他找些同学组成了一个“反邻会”，费米是其中的主要分子。这个会唯一的目的就是捣乱。譬如在半掩的门上放一盆水，将第一个推门而进的人淋湿，甚至在严肃的课堂上爆炸臭弹。臭弹是费米制造的。这种恶作剧使他们差点被永远开除学籍，幸而他们那位宽大而有眼光的物理实验教授雷基·布西安谛在一次特别召开的会议上极力从学术的成就上替他们说情。

有一种恶作剧是他们最得意的。“反邻会”的会友，每人都得随时在口袋里放着一幅涂上红黄两种颜色的钩锁，在做事时总是两人一起：一个和预定的对象愉快的谈天或讨论问题，另一个则敏捷地将锁钩穿过他上衣或外套两个相对的扣眼，跟着扑的一声锁上。这个人就给自己的衣服锁住了，无论他怎么样的求情都不替他打开。就是会友也不能保证不被锁住。费米总是很早起床。一个春天的早晨，他自己已经穿好了衣服，却发现其他的人都在酣睡。他便悄悄地走到拉塞谛的门前，安上了两个铁圈，用钩锁锁上了。过了一会儿，便有学生在拉塞谛窗下叫他出来。拉塞谛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出不来，大发脾气，而费米他们却笑个不停，十分高兴。

一到星期日，费米和拉塞谛就到比萨北面的亚本尼诺山脉远足。拉塞谛像弹簧那样活泼，又像羚羊那样轻捷，向山坡上直奔而上。费米的腿虽然较短，但精力充沛也还跟得上。晚上归来时，拉塞谛总把费米带到他家里去。拉塞谛是独子，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身材虽小，精神却很旺盛，对拉塞谛在博物学上的爱好，曾加以鼓励和指导。她总用惊异的眼光来看拉塞谛，好像在自省自己为什么会养这样的一个孩子。她喜欢拉塞谛的新朋友费米，时常请他吃饭。

师范学院里的饭菜千篇一律，老是雪鱼干，拉塞谛家极好的晚餐使费米得以换换口味。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许多可口的东西不是买不到，便是价格高昂。在师范学院里，大部分学生所抱怨的则是雪鱼干。但

费米却无所谓。他吃东西不大讲究口味。

关于比萨的生活情形，极少是有关于学问的。但是比萨最伟大的子弟，伽利略，一定曾经对年轻的物理学者有所感召。他曾在斜塔顶上试验物体下坠的情形，斜塔也就是那时费米和其他的学生天天经过的地方。当年使伽利略想出《摆之定律》的那盏灯也还吊在老教堂的天花板下。

费米和拉塞谛也许都从比萨的学术风气中吸取了物理学，他们都大有进步。他们的教师没有好多东西可以教给他们，却让他们自由使用实验室。雷基·布西安尼教授是个极有学问的人，文学造诣也深。他要是从事文学，其成就可能比做为一个物理实验家还要大。他聪明，却没有魄力。过去他在研究上颇有成就，但后来除了教书和在实验室来来去去之外就没有做出什么来了。他的实验室乱七八糟，灰尘积于案头，蛛网结于壁角，有时就是想工作也提不起兴趣来。不久之后，他的两个学生所知的关于物理学的知识就比他更多了，他也知道，所以他曾请费米教他些理论物理。他说：“我很蠢，但你是个思想清晰的人，你的解释我都听得懂。”费米一向不假装谦虚，便同意对他的老师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22 年 7 月，费米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关于 X 光实验工作的报告，当众宣读的时候，朋友们都来看热闹，结果却有点失望。

11 位黑袍方帽的主考人庄严地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费米也穿着黑袍站在他们面前。他开始冷静地有自信地讲话。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有的主考人忍着不打呵欠，有人竖起眉头表示惊异，有的不再听下去。显然费米的渊博知识也非他们所能了解。费米名列前茅地接受了学位，但没有一位主考人和他握手或向他道贺，他的论文也没按常规由大学为之出版。

后来，费米回到罗马他的家里来。不久之后，法西斯党人全面占领了罗马，并成立了新的内阁。

从比萨得到学位回来以后，费米便到柯炳诺教授那里去请教关于自己前途的问题。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青年，初次去拜见一个著名的人物，当然会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柯炳诺教授曾是意大利议会的参议员和政府的有头脑的人物。他曾担任过部长，并且后来又连任了一届。但费米却发觉他并没有像其他部长那样严肃，相反却显得很温和。他对现代物理学知识也很在行，并且愿意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费米和他谈话时也就感觉不出多么拘束，谈话气氛也很融洽。柯炳诺对费米的学问很赞赏，并且表示希望费米有空常过去聊聊。

月 28 日上午，在柯炳诺教授那里他们没有谈论物理学，也没有谈未来的工作计划。因为柯炳诺教授当时最关心的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不赞成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所主张的暴力主义。他认为墨索里尼是强暴而无情的，他所指挥的入侵罗马的队伍，使意大利陷入危险的境地。

柯炳诺教授认为“内阁颁布戒严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有好结果。要是国王在戒严令上签字，我们就会有内战。军队会被命令去作战。军

队如果是服从而不投到法西斯那边去时，结果是不可知的。法西斯党人没有武器，那只是一场大屠杀，多么可怜啊！”

费米说：“你对国王签字有疑问吗？你以为他会反对内阁的决定吗？他从来都是不去领导内阁而总是跟在内阁的后面。”

柯炳诺教授想了一想说：“是啊，我以为国王也许会拒绝签字。他是个有勇气的人。”

“那么，也许还有希望⋯⋯”费米说。

柯炳诺听了不以为然，“希望？什么希望？总不会是得救的希望。要是国王不签字，那时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由墨索里尼统治的法西斯独裁政府。”这天晚上，费米把这段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家里的人。那时，国王拒绝签

字的消息已经公开。费米对柯炳诺的话绝对相信，他知道一个独裁政府就要出现了。

他冷静地说道：“这就意味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只好出国了。” “到外国去？”他的姐姐紧张地问。玛丽亚这时正在准备到公立学校去

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她潜心研究古籍，已成为这方面的学者。对于传统，对于祖先和一代代传下来的论点，以及她所出生的祖国都有深厚的感情，迁移到外国去等于把这些东西都一下抛弃了。

“到外国去？”她又问，“到哪个外国？”

费米耸了耸肩，答道：“总会有地方，⋯⋯世界大得很。”

但他终于留了下来，直到 16 年之后，他才离开意大利到了美国。

这年春天，费米由意大利的公众教导部派遣到德国的哥廷根去与有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从事研究。

在哥廷根，费米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富裕的滋味。当时，德国的通贷膨胀很严重，费米每周用研究经费换取的德国货币越来越多，有时早上兑换了一笔，满以为很合算，可是到了晚上却又后悔兑换得太早，要是晚几个钟头的话可以兑换得更多。这说明德国货币在一步一步贬值。无论如何，他说是很有钱了，也尝到了有钱的乐趣，在哥廷根住了 7 个月后，费米便买了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但有钱并未使费米觉得自在，在德国，他的爱害羞的毛病又出现了，这使得他不敢接触人，也不愿进行太多的社交活动。这其中原因并非是语言障碍，因为，在他到德国之前他多少懂一些德语，到了之后，他不久便能流利地讲德语。使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看到围绕在玻恩教授周围的那些人，费米觉得有些孤单。

玻恩教授本人很慈祥，也很温和，同时也很好客。但他没有想到那个来自罗马，看上去很自信的青年会有不自在的心理。费米知道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很尊重自己，但他能和那些围在玻恩教授周围的知识渊博的年轻学者竞争吗？如果是在一个盲人的国度里的话，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便可称国王，但作为一个物理学者，他自己到底是只有一只眼睛呢还是两只呢？在绝对标准

上，他的水平到了什么程度？他真诚希望玻恩教授会拍拍他的肩膀，那样的话便可加强他的自信。在哥廷根的 7 个月中，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研究期满后，他便又回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教初级数学，那是 192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