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步试行

• 崔月犁强调指出：“城市卫生工作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 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 胡启立深情地说：“你们发扬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表彰卫生先进工作者

1984年3月7日，经过各省、市、自治区评选，有近300名女医务人员荣获1983年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领取了卫生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受表扬的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中，有女医学科学家、女医生；有护理界的老专家、护理人员；有卫生防疫工作者；有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还有在医院管理和后勤部门做出优异成绩的管理干部和后勤。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卫生先进工作者。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医院大兴地区中心防治站地段医生宋淑娟，坚持十几年登门为这个地段5360多户居民看病送药，使2.16万居民在近7年间没有发生流行性传染病，跨入全国先进行列。1983年底，卫生部授予宋淑娟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

修水，这是江西最大的一个县。方圆4500多公里，几乎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山连峰、丘套岭。山上长满了茂竹、青樟和芭茅草，十步路外视线就被树草遮住，靠手电筒照亮。几十里路上常常没有一点人烟。

一个女医生要想走进崇山峻岭之中，那是要有一点“豁出去”的胆量的。她背着红药箱，急匆匆行进在去横山的小道上。这段路有40里长。

28年前，从小生长在南昌市郊，年仅18岁，刚刚从九江市医士学校毕业的万淑娟被分配进这大山区。

她二话不说，翻山越岭前来报了到。一干就是3年，竟没有回老家去探探父母一次。

“病人那么多，医护人员这么少，我走了，病人怎么办？”她这样自问之后，主动放弃了探亲假。

不知不觉，她在这大山里干了10年。

全县50多个乡、几百个村子就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走山间小道，不知什么时候会撞到豺、蛇和华南虎，她手里唯一的武器是电筒。

有一次，在去横山路上，她拍拍电筒，怎么不亮了？摸了黑继续向前走！看看手表，已经是下半夜两点了。

真累，真困哪！可是，病妇在难产，得坚持，坚持！“啊唷！”左腿怎么这样疼！她轻轻按摩着腿骨，然后忍着痛慢慢地一步又一步向前挪去，头上直冒汗。一直到凌晨4时点，才看到前边茅草坑里亮着微黄的油灯。

她顾不得全身散了架似的疲劳，左腿刺心般疼痛，迎着病人家属激动的泪光，迅速给病妇作检查。“糟了！难产度大，不开刀孩子无法生下来！可是，没有必需的手术器械。”她忘了自己的一切，对病人家属说：“抬病人到医疗队去！”

“万医师，你已经走了这么多路……”

“快，赶快！”万淑娟似乎突然来了力气，左腿也不疼了，几乎在下命令。

她又和病人家属赶了40里山路，才到医疗队。不知道饥饿了，对疲劳也麻木了，立即给产妇动手术。等到孩子呱呱坠地，母女平安时，已是次日15时了。万淑娟这时才觉得全身酥软，一头躺了下去。

谁知道，此时出诊扭伤的腿，疼痛加剧了。她敏感地发觉异样，一拍片检查，是破骨细胞瘤恶变，股骨下段骨质破坏严重。晴天一声霹雳，心一下子冷了半截。

“快去治吧！”爱人劝她。

“可不能再耽误了！”同行们警告她。

她点点头，说：“我要去治。不过，我得把预约的病妇手术做完。”她忍着剧痛上手术台，给几个病妇做手术，豆大的汗珠往下落，实在支持不住，就稍稍靠一靠手术台，换口气继续干。

她去武汉住院。医生告诉她：“要动手术。有两个方案，一是高位截肢，一是髋关节离断。”

“啊唷！不管取那一种，我不就成了终身残疾了吗！那我怎么还能在山区为人民看病呢！”

“是啊，你还年轻……可惜，发现晚了。”

“医生，请你们一定保留我这腿，再想想办法吧！”

有高度责任感的医生，被万淑娟诚挚地为山区人民献身的精神所打动。她们反复查找资料，反复检查，各方共同会诊，最后采取挖除肿瘤、移植骨质填塞在左腿内的办法，四处开刀，进行植骨。手术整整做了13个小时，终于保住了她的腿。她切身感受到：“高尚的医德和精湛医术应该是我的好榜样！”她拖着用石膏固定了的腿出了院，不能干重活，就帮助护理室做棉签，空下来发奋读妇科方面的专著。她想：“妇女疾病缠身，有苦难言。特别是在山区，妇女有了病，少医少药，轻病拖成了重病。我要用过硬的医术给她们解除痛苦，就像武汉医生为我解除病痛那样！”

“万医师，救救我吧！”一个才26岁的妇女叫车文英的，见到万淑娟就诉说：自己得了尿瘘病，去做了两次修补手术，都不见效，丈夫离了婚。尿瘘病是一种整天滴尿、长年裤湿的毛病，主要是因为山里缺医，接生婆在接生时，把膀胱或输尿管抓破而造成的。治疗这种病，只能进行手术修补，难度大，要求高。

万淑娟听完车文英诉说，又难过又激动。她努力克服自己冲动，先检查车文英的病况，这手术比一般尿瘘更复杂。有人建议让她转院。万淑娟见车文英无亲无故，到外地治疗困难太大，就大胆提议：“我们来治好她！”

万淑娟反复研究有关资料，向老同志请教，终于做成了手术，术后病人的护理及吃用全由她和别的护理员包了下来。不久，车文英重新建立了家庭，生活得很幸福。从1976年起到1984年，万淑娟先后使96位因尿瘘病而痛苦了多年的妇女重新有了生气，组织了家庭。

从医28年来，万淑娟以敢于“碰硬”出名。1984年，已有8年党龄的万淑娟，被任命到另一个山区县永修县担任卫生局局长，但她一身二任，继续在当一名山区的妇科医生。鉴于万淑娟的功绩，她先后被当地人民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和省劳动模范。

1983年11月28日，江苏省工人医院普外科的一个大病房里，程蕴琳极度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她只觉得喉咙里在冒烟，真想一骨碌爬起身，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可是，她的整个颈部全被敷料、纱布缠裹着，不要说挪动身子，连讲话、吞咽都极度困难。她吃力地睁开双眼，怎么也不敢相信现在自己躺在工作过20多年的医院里！

她知道自己患的是甲状腺癌；她知道在这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自己已接连动过两次手术。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几乎把她两侧的甲状腺及其周围组织全部切除了。“难道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一个遗憾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闪过。

25年前，程蕴琳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医学院跨进了江苏省工人医院的门槛，程蕴琳忘不了党的关怀和培养，决心把人民给予的知识，全部奉献给人民。20年来，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在病人身上。

尽管病房门口贴着“谢绝探视”的告示，前来探望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在探视的人中，有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更多的则是她医治过的病人。当他们得知程蕴琳患病的消息时，没有一个不感到焦急。

束立痕这位九死一生的病人感受尤为深刻。那是1983年3月的一天晚上，束立痕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她被第五次送进工人医院进行抢救。当时正在家中吃晚饭的程蕴琳听说后，丢下饭碗就走。这一夜，束立痕先后9次大发作，心脏停跳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在科内其他医师的协作下，程蕴琳密切注视病情变化，不断采取应急措施，光电击就使用了6次，才使病人停跳的心脏重新搏动起来。

第二天早上，等束立痕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程医师又去替早已预约好的病人做心脏起搏手术了。

在住院期间，束立痕还看到程医师每次手术之后，总是争着帮助护理人员把病人送进病房。晚饭过后，她又经常出现在病人身边，仔细察看病情，耐心解答病人提出的问题。20多年来，程蕴琳不知抢救了多少诸如束立痕这样的危重病人。

197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程蕴琳忽然接到通知，要她赶到无锡去抢救病人。已经工作了一整天的程蕴琳二话没说，赶紧回到医院准备器材，直忙到深夜两点才休息。凌晨4时，她又急着去赶火车。

在无锡，她发现病人原来安装的临时起搏导管头未能置入右心室，必须带回医院抢救。为争取时间，她顾不得坐下来喘口气，随即又把病人搬到行李车厢。谁知列车刚一开动，病人就因起搏器故障发作起来。

程蕴琳赶紧跪到病人身边，进行心脏按摩。在从无锡到南京的3个多小时的旅途中，她满身汗水，一直跪在病人身旁工作。

心脏科主任马文珠副教授把自己精心烧好的两个菜送进病房。她望着程蕴琳憔悴、苍老的面容，不禁心头一热：“她吃的射线太多了！”这位心脏专家，深深为程蕴琳这个自己看着成长起来的中年医师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安装心脏起搏器，必须借助爱克斯光机来完成。每次手术，医生总是站在爱克斯光屏幕前，将心导管从病人的静脉血管里，一点一点地送进右心房，再送进右心室，然后固定。每做一次起搏手术，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尽管操作时医生也穿铅围裙，可是，这种防护只对胸背有效，而医生的头、颈和手臂等部分，还是暴露在外面。程蕴琳从来不管这些。只要有病人，她便钻进爱克斯光室。忙的时候，每星期要装七八只心脏起搏器，差不多每天都跟射线打交道。一次，医院里一连来了三个心脏病人。程蕴琳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安装好起搏器，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

为了病人，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程蕴琳被邀请到南京市第一医院为病人安装心脏起搏器。正当紧张的时刻，冷不防爱克斯光机上的平台连同病人一起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程蕴琳的双脚上，黑暗中只听得她一声惨叫，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赶忙打开电灯，只见程蕴琳的那双新皮鞋被拦腰砸断、撕裂，脚下踩着的小方凳的四条腿全被压垮，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双手紧紧地抓住病人。清创时，人们在血肉模糊中看到，她的左脚背被砸烂，神经和动脉血管各断一根，右脚背上也伤了一大片。

1982年9月，美国的一位心脏起搏专家在江苏省工人医院参观。他先看了程蕴琳做起搏手术的录像，接着又看了她做的几例心脏起搏手术，连声称赞说：“你们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起搏队伍，特别是还有一位这么高明的女大夫，确实了不起！”

这是程蕴琳长期坚持在实践中刻苦钻研的结果。自离开学校、踏进医院大门的那天起，程蕴琳就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因此，她抓住一切机会向经验丰富的医师学习，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请教书本。每天晚上，等到家务忙完，孩子入睡以后，她总要坐到灯下，学习两三个小时。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工心脏起搏技术在国内外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程蕴琳立志钻研心导管术和人工心脏起搏术。然而，要想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不仅要有过硬的内科诊断技术，而且必须具备外科、放射科和护理方面的知识。面对重重困难，程蕴琳坚信，实践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金钥匙”。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外科医生学习手术操作，向老护士学习消毒隔离技术，从清洗器械、手术巾，到手术操作、术后护理，样样都学，样样都干。程蕴琳很快掌握了一手过硬的心脏起搏技术，成为全院动手能力最强的心脏科医师。

10多年来，她除了在院内积极为危重病人安装起搏器外，足迹还遍及省内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县。在全院完成的400多例起搏手术中，有半数以上的起搏器是她亲手为病人安装的，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她到哪里，领导放心，护士高兴，病人满意，成了有名的“放心医生”。

在这期间，她与科内专业组的医师一起，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左房粘液瘤的诊断》、《人工心脏起搏器的故障和并发症的分析》等心血管医学论文和《人工心脏起搏器的临床应用》等医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大病初愈。半休在家的程蕴琳又躺不住了。她在小桌上铺开稿纸，开始整理起医学论文来。

198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大内科主任王敬良特地登门，代表医院新的领导班子来征求要她担任大内科副主任的意见。

程蕴琳显得有点激动。她考虑了一下，极其郑重地说：“既然是新班子要我出来，我应该出来做点工作！”

“多好的同志啊！”从程蕴琳的身上，老主任看到了医院光辉灿烂的明天！

医院党委宣布了程蕴琳为大内科副主任的决定。3月中旬，本该休息一年的程蕴琳，便提前7个月走上了领导岗位。她要谱写生命里程中的新的篇章！

中央开始城市卫生改革

1985年1月24日，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提出：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在1985年全面开展城市卫生工作的改革，用3至5年的时间完成县和县以上城市卫生机构改革的任务。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

城市卫生工作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改革中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工作质量，提高社会效益；又要加强经济管理，讲究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

崔月犁说，县和县以上卫生机构的改革应该主要抓好以下几个问题：扩大全民所有制机构的自主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发展卫生事业；改革医学教育和科研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城市的环境与生活质量，落实各项卫生管理措施；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做好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引进工作。

在当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城市的卫生厅局长以及部属医学院所的领导同志济济一堂，围绕城市卫生工作改革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就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河北、北京、陕西、四川、广东等地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近年来在卫生工作改革中的经验和做法，引起了与会代表浓厚的兴趣。

同年4月，国务院在批转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

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其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年，被学术界习惯称作中国医疗改革的“元年”，而此前的只能算是医院改革。

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

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各方面的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特别是“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在全国医改过程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从1984年，昆明市共有7批379名大学生，分别在49个市、县（区）、乡镇卫生院轮转服务。

1984年11月，昆明市中医院成为全市卫生系统首家实行党政分开，“责、权、利相结合，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院长负责制。和院长负责制相配套的改革，还有“实行干部聘用制、工人合同制、浮动工资制”等一系列措施。

1985年，昆明市卫生局对“20条”进行了修订，修订后首先在昆明市中医院试行，不到半年时间，收到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后，市属各医院开始改革。

1986年6月，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王信田对市中医医院的改革予以肯定，并指示“再接再厉，再前进一步”。

改革领导小组遂将20条增补为《昆明市级医院改革方案（试行）》25条。

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从7月1日起，新的医改方案开始在市属10家医院试行，产生较好反响。各家医院结合本院情况，又将新方案进行细化，提出了更具体的改革方案。

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医改方案既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在管理医院当中的一些职责，又明确了医院院长在管理医院当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昆明市前卫生局局长许勇刚认为：这个关系理顺以后，其他的包括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相对来说都更容易推广。

1987年2月，院长负责制又进一步完善为“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每个医院的院长、卫生防疫站的站长，在3年的任期内，对医院、防疫站的发展提出明确的目标。

昆明市卫生局局长与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等7家医院的院长，分别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院的法人代表，在“院长任期目标责任书”上签字。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改革全面启动。

实行院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后，医院在用人方面，实行院、科两级聘任合同制，即：院长聘任科主任（科长）、护士长；科主任（科长）、护士长聘任科室人员。同时实行“四定”，即：定人员，定任务指标，定医疗质量及技术指标，定收入指标和支出限额。在经济分配方面，实行百分考核的全浮动结构工资制。

到1987年，昆明市卫生局决定将昆明市延安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9家市级医院的后勤部门整合起来，包括人员、设备、物资集中划归昆明市卫生服务公司统一管理。

卫生服务公司分别与医院签订《医院后勤总体服务、经费承包合同》，实行“定额承包、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经济管理办法。

昆明的卫生改革终于引起了国家部委的高度重视，也迅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媒体先后刊登了消息并加了编者按语。

改革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项改革后来却经历了一番波折。

卫生部全国推广昆明经验

1985年8月，为了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卫生部下发《关于开展卫生改革中需要划清的几条政策界限》，明确把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定位于“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

到1987年4月28日至5月8日，卫生部和原国家计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昆明实地调查。

联合调查组认为：昆明市卫生改革在7个方面有重大突破。6月，昆明市政府正式批转了25条新的改革方案。6月14日《健康报》全文刊登了昆明市政府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向全国推广。

1988年，卫生部和国家体改委应邀派出专家赴昆明作进一步考察。专家考察后认为：

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医院后勤社会化、院长负责制、多种形式的负责制和大学生轮转制“两化三制”为基本内容的昆明市卫生改革是“群体性的综合改革”。

随后，卫生部加大力度向全国推广“昆明经验”。

当时的亲历者张德后来回忆说：

院长负责制，最先是受到了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启发。当时医院面临的问题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而一些国企实行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和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很多陷入困境的企业重焕生机。

1988年，昆明市中医医院、昆明市卫生防疫站第一轮院长、站长任期到期，并完成了院、站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各项任务指标。

接着签订了第二个3年院长、站长任期目标责任书。

这一年，昆明市中医医院、昆明市妇女保健院还实行了院长、所长公开竞争上岗制度。

昆明市中医医院院长姚克敏在竞争中胜出，成为首位实现连任的院长。

《健康报》记者张德说：

院长负责制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在当时可是一项具有“颠覆性”的改革。还处于“党领导一切”的年代，这项改革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改革一直坚持下来了，并且在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实行。

1989年春节后的一天，在禄劝县则黑乡的山路上，时任《健康报》驻地记者的张德拍下了一张照片：

一位患重病的农户被村民用一副自制的担架抬着，后面跟着10个村民，有的背着米，有的拿着鸡。

他们要将患者送到50里外的撒营盘镇中心卫生院。最终，患者的生命在抵达卫生院之前，就在崎岖的山路上匆匆地画上了句号。同年4月11日，这张照片在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第二版上发表。

在不久后一次讨论医改的国务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拿着刊载这张照片的报纸跟国务院领导说，城市卫生改革，不能代表中国的卫生改革方向，缺医少药的现象在边疆地区仍十分突出。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实施后，医疗改革在争议中不断继续前行。

1989年2月，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和《卫生部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九点意见》。

国务院又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

该文件提出五点意见：

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

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

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

第五，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

文件还特别强调，要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

这个文件进一步提出，通过市场化来调动企业和相关人员积极性，从而拓宽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

11月，卫生部正式颁发实行医院分级管理的通知和办法。医院按照任务和功能的不同，被划分为三级十等。这一办法的实施，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医院的实际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医院在政府的控制下，展开有序的合作和竞争。

1990年5月，卫生部成立《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纲要（1991—2000）》起草小组，此纲要先后草拟了12稿，不断地征求意见，讨论修改。这个过程，对深化各部门对医改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到后来的1991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提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

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阶段卫生政策的高度总结。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关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

当时，昆明市政府决定撤销昆明市卫生服务公司，成立昆明市卫生局后勤服务部，原各家医院划出的人员仍回本院。

作为昆明医改30年见证人和亲历者的张德后来回忆说：

虽然昆明市级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探索最后以“夭折”告终，但此后，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浴火重生，由昆明市卫生局后勤服务部挑起改革重担。

昆明卫生改革在“矫枉必须过正、过正必须矫枉”中曲折前进，改革体现了生机与活力。

从1984年到1991年，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昆明市中医医院，先后接待全国26个省78个市的374家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2547人考察取经，并应邀到8省12市交流卫生改革的体会。

“昆明医改”中最具深远影响的，还是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对当时国内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堪称一个重大突破。

时任昆明市卫生局局长的许勇刚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医改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昆明市卫生局先后出台了“20条”和“25条”。自此，中国医改有了第一个比较健全的理论体系，为各地医改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这一点得到了卫生部的认可。

此后，昆明市的医改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理论体系，而且一直在加以丰富和完善。

北京市引领医改前进步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口的疾病死亡率发生了变化。我国近万家城镇基层医院如何适应模式的转变，从而由医疗型向医疗预防型过渡？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医院作了初步尝试。

朝阳门医院是一家有252名职工的集体所有制地段医院，地处狭窄的东四灯草胡同。离它不远，有数座大名鼎鼎的一流医院。医院在夹缝里度日，改革前，冷冷清清，入不敷出。

1984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对所辖地区7.8万多人口的医疗、预防和保健需求的调查，全院职工统一认识，加强地段保健科。

在不增加医院总编制的前提下，把原来只有16人的地段保健科改成有44人的预防保健部，承担起传染病管理、计划免疫、企事业单位的卫生监督、妇女保健、儿童保健、中老年保健和家庭病床、精神病防治、健康体检和健康教育等项工作。地段保健科原先只有3名医师，调整后有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4名、医师14名、医士24名。这些人都是热爱预防保健事业的志愿者。

组织调整后，该院重点抓了预防保健的业务技术管理和人员培训提高，除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外，还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制订了质量检查考核标准，奖罚分明。要求严了，工作人员学习钻研技术业务的劲头大大提高，他们或到有关院校深造，或请专家来院讲授，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

自重点抓了传染病管理和计划免疫后，1986年，这个地区的痢疾发病率比1985年下降33.7％；“四苗”接种率达96.8％，“流脑”接种率达97.4％，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全年监督、检查所辖地区集体食堂395户次，结果无一食源性疾患和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过去管防的不治病，群众对“防”不在意。预防保健部设立了计划免疫、肝炎、儿童缺锌及病症矫治、老龄优疗、精神科等10个门诊后，治中有防，改善了医患关系，受到群众欢迎。该院派出医生与拐棒胡同红医站共建红十字卫生防治站后，门诊量增加了40倍。

由于预防保健部扩充了业务范围，提高了服务水平，财政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1986年平均每月的纯收入达8000元左右，减轻了国家负担，改善了职工生活，添置了新的仪器设备。

改革使该院防保队伍的地位明显提高。从全面提高业务技术水平考虑，该院规定每2至3年与医疗临床科室轮换的办法，使青年医护人员得到全面发展。当时，许多人主动要求到预防保健部工作。

北京军区所属部分医疗单位积极开发小型医疗技术项目，对一批令大医院棘手、名医挠头的牛皮癣、湿疹、面神经麻痹、痔疮，以及小儿麻痹后遗症等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初步形成了60项富有特色的专科技术。这些医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其中获军队科技成果奖项目的占37.8％，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某师医院为了诊治占残疾人总数40％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先后到十几个省市的23所医院拜师求教，博采众长，创建和完善了30多种手术治疗方案，为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的8600多名患者施行了治疗，总有效率达90％以上。

某团卫生队根据驻地群众皮肤病较多的情况，研制出“平肤优”药物治疗湿疹、黄水疮和牛皮癣等多种皮肤病。他们收到各地患者1.6万封来信，一一答复、寄药。驻在山沟的268医院，开设了5项“小花”技术。面部磨削整容一项，已收治各地1050人。他们还开展了药物治疗脑囊虫病、早孕终止术、覆盖义齿等独具特色的新业务，吸引了许多病人。

这些技术“小花”，项目虽小，却有着很强的发展能力，给这些中小医疗单位的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新业务新技术的开展，练出了各种医疗人才。

由于病人收得多了，医护人员感到有了用武之地，也促进了基层卫生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为各地的病人提供优良服务，既减轻了社会负担，又较好地解决了经费不足等问题。

1987年2月，北京郊区昌平县有12个医疗单位和外单位联合，协作开展18个医疗项目，其中有病床800张。这些病床由各单位联合投资，没花国家一分钱。

昌平县委、县政府于1986年制订联合办医的优惠办法，欢迎全国各地医疗卫生单位与该县发展医疗、防保的横向联合，允许发展合资联营，或与县医疗单位联合办医，可以集体办，也可以个人办；可以由昌平县出人、对方投资，也可以由昌平县投资、对方出人；对方还可以独立投资，来昌平县办医疗器材、药品生产等企业。对所有为昌平县提供医疗技术、资金、设备的联合单位，由县里负责提供土地和房屋。

在结余分配、提成上，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给对方提供优惠。凡与昌平县医疗机构联合，并填补昌平县医疗、防保工作空白的单位和个人，视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大小，给予奖励。

为了吸收更多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愿到昌平县贫困山区从事医疗、防保工作，县委、县政府确定：待遇从优考虑，包括向上浮动工资。

对应聘来昌平县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的专家、学者、教授、各类技术人才，除根据职称高低、贡献大小解决好待遇外，对取得显著效益的人给予奖励。应聘人员长期在昌平县医疗单位工作的，享受职工同等的劳保、福利待遇，其家属、子女愿意前来就业、入学的，可提供方便，给予适当照顾。

昌平县是北京的郊区县，当时经济发展很快，但医疗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不相适应，山区缺医少药的情况仍较突出。采取上述优惠办法，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

中央在改革医疗的同时，考虑到革命老区看病难的问题，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出147支医疗队，1240余名卫生技术人员，分赴鄂豫皖、井冈山、海南五指山、左右江、通南巴和陕北一些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缓慢的15个老区县，为群众防病治病，脱贫致富，支援老区卫生建设，取得明显效果。

解放军医疗队走村串寨，免费送医送药上门，行程80余万公里，诊病46万多人次，还积极培训当地卫生技术人员，为老区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兽医大学组派的兽医医疗队，为金寨县老区治疗5000余头病禽畜、抢救600余头危重病畜。结合该县山多、水面大、地少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食草畜禽，为老区群众脱贫致富打开了门路。医疗队所过之处，群众流着泪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红军医生回来了。”

1987年以来，解放军继续组派41个医疗队、330名卫生技术人员，分赴15个老区县，帮助防病治病和进行卫生建设。

到1988年9月7日，北京市试行个体户和个体雇工医疗保险制度，这是北京市在公费医疗改革中从公费医疗向医疗保险形式过渡的一个新的尝试。

北京市当时有个体户10万多个，共16万多人。由于这部分人的医疗保障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在我国当时的公费医疗制度管理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本应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也通过亲友转嫁到了国家身上。个体户雇工小病硬挺，大病等解雇，危害了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因此，建立个体医疗保险制度已成为公费医疗改革和个体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趋势。

北京市保险公司协同卫生、劳动、工商等部门，准备开设这一新的险种。

个体医疗保险将本着“众人平时少交一点，患病时得到较大补偿”的原则，对患常见病和重病的投保者分别给予部分和全部补偿。年满16岁的个体户均可投保。个体户雇工将由雇工本人和雇主合付保险费用。

各地医疗改革初见成效

1986年4月29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卫生系统先进模范汇报团。

胡启立深情地说：

你们发扬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党中央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医务工作者表示感谢。

在当时，医务工作者的热情高涨，为即将来临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创造领导新气象。在改革初期，全国很多地方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987年1月18日，武汉市实行大医院带小医院、各扬所长的办法，建起157个医疗联合体，缓解了大医院“吃不消”、小医院“吃不饱”的看病难矛盾。

1986年参加联合体的小医院床位利用率已由原来的40％上升到80％。包括部属和省辖的医院在内，武汉市有大小医院170多所。由于大医院名医多、设备好，因此大小医院之间负担很不平衡。大的一年四季患者盈门，小的却长期空空荡荡，病床利用率很低。

1986年，武汉市针对这种状况，推广了大医院带小医院、大小医院长短互补的医疗联合体的作法，即大医院与小医院挂钩，派出医生到小医院门诊，或在小医院开设专科，培训人员；小医院则提供医护人员和床位等后勤服务。

在当时，云南省偏僻多山的思茅地区活跃着16个医疗联合体，所服务到的40多个缺医少药的乡村，疟疾、麻疹等传染病的发病率逐年下降，计划生育工作也得到顺利开展。

思茅地区地处云南省南部山区，曾被称为“瘴疠之乡”。这里的哈尼、拉祜、傣、彝、佤等18个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居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就医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农村有不少个体乡村医生，但是技术力量单薄，医疗器械不足，药品短缺，仍然不能满足群众需要。

1983年以来，思茅地区的普洱、景东、澜沧、镇沅等许多县的偏僻山区相继出现了由个体乡村医生自发组合的医疗联合体。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相互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医术专长和优势。这些医疗联合体一般只有2至5人，既有西医又有中医，附设简易病床，除了医治常见病、多发病外，还能施行简单的外科手术和计划生育手术。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新城区和平乡医疗联合体成立后，5个乡村医生共同担负起和平、水营、格砂3个乡近万人的治病防病任务。这个医疗联合体设有15张病床，每天门诊量高达100多人次。过去群众看病要跑几十里山路到区卫生院，联合体成立后，当地病人看病又及时又方便。医疗联合体服务周到，收费灵活，病人有求必应。晚上山寨里常有急诊，联合体的医生不管山路多么难走，都要打着手电筒、火把，拄着拐杖翻山越岭赶去治病救人。

河北省医院神经科与石家庄市郊区农民合作办起新型医疗联合体CT检查中心。大批农民患者涌到城市医院就医，河北省医院神经科检测手段落后，又无力购买先进的设备。

1985年8月，这个科与石家庄市郊区的市庄村协商，决定由他们投资55万元，医院神经科自筹20万元，购进一台头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在这个村联合创办CT检查中心。

这个CT检查中心共有7名工作人员，其中3名是市庄村委派的后勤服务护理人员，4名为省医院神经科负责检查治疗的医生，省医院神经科一名副主任兼任这个中心的负责人。“中心”的收入，由省医院和市庄村按一定的比例分成。

一年多来，这个中心遵循“一切为了病人”的宗旨，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服务，对患者不预约，不限号，共检查患者万余人次，平均每天三四十例。

山西省改革无偿供给医疗器械的做法，两年向84个县以上医院回收占用费410万元，提取折旧费90多万元。医院医疗器械由国家拨款购置、装备和更新的办法，使一些单位养成了“拣来的孩子不心疼”的毛病，忽视对医疗器械的管理、维修。

1985年初开始，山西省变无偿供给为有偿占用，300元以上的医疗器械，县级医院需上交10％、地市级医院上交20％的占用费，防疫、妇幼保健医疗单位和34个贫困县医院暂免。对价格较高的医疗器械，提取一定数额的折旧费。

这一制度的施行促进了医院医疗器械的更新维修能力。一些医院还把器械占用费和提取折旧费同各使用科室挂钩。

江苏省常熟市郊稳定乡村卫生队伍，当时平均每个村有两名乡村医生或保健员，95％以上的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常熟市明确规定，乡村医生的报酬大体相当于村副职干部的水平。当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略高于乡村企业职工。常熟市为提高医疗水平，1000多名乡村医生和保健员都经过3次专业培训，绝大多数人通过省级考核，领到了乡村保健医生证书。

常熟市还成立了乡村医生自筹退休保养基金会，会费由个人和集体共同缴纳，入会者到退休年龄后根据从医时间、技术级别享受终生退休金。这项措施受到了乡村医生的欢迎。

采取这些措施后，常熟市绝大部分乡村医生安心本职工作，农民有病能够就地、就近治疗，村级卫生室的就诊人次已达全市门诊总数的80％。

当时，福建省对省内11个贫困县卫生工作现状作了对比分析，制订了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卫生事业3年规划。

省、地、市及县卫生部门的领导深入贫困县、乡了解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以保证计划的实施。

11个贫困县选送到省、地、市、县级医院进行深造的各类卫技人员，约达400多人。通过培训，为各贫困乡卫生院开展新业务、应用新技术奠定基础。305名来自贫困地区的医学中专毕业生，全部回到了本地工作。

全省统一组织省、地、市47个技术力量较强的医疗卫生单位，与11个贫困县的卫生机构实行定点挂钩。11个贫困县的医疗卫生单位同贫困乡卫生院挂钩，建立目标责任制，对口支援，使每个行政村，村村有卫生所，做到有医有药，能治能防。

福建医学院赴屏南县医疗队，采取帮、传、教的方法，帮助当地医生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协助县医院建立了细菌化验室，施行普外、泌尿、妇科等手术，整顿了药剂科，给该县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省卫生厅给部分贫困县、乡各装备了50至100毫安的X光机、心电图机、B型超声波仪、13—2电动离心机和部分钢丝床，逐步改善贫困县、乡的医疗设备。

1987年5月，山东省8.85万个行政村中，有8.65万个建起卫生室，占97.3％；有乡村医生14余万名，每个卫生室平均1.64名，医疗预防条件有了普遍改善。

这个省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因为缺乏经验和措施，基层卫生组织曾一度涣散。不少卫生室肢解，乡村医生改行，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重新严重起来，广大农民很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各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把卫生室的整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解决乡村医生报酬等方面做出了若干政策性规定。

由于领导重视、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村卫生室整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济南、青岛、烟台等9市地已达到村村有卫生室。从1986年开始，这个省还广泛开展了创立甲级卫生室的活动，19％的卫生室达到这个标准。

山东省提出，为如期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就要做到村村有医、有药、有机构，能防、能治、能进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因此，他们将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争取当年内达到村村有卫生室，甲级室率达到30％至40％。

颁布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1987年7月15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就国务院6月29日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向记者发表谈话。

当时，全国医疗单位每年门诊接诊约25亿人次，应住院的病人近5000万人次。因医疗设备不足，许多医院超负荷运转，医院和医务人员压力很大；由于少数医疗单位管理不善，一些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或技术过失等原因，医疗事故时有发生。在事故处理中，有个别单位不认真追查，对责任者不严肃处理；还有少数病员及家属借口医疗事故而提出过高或无理要求，严重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影响医疗工作正常进行。

针对这种情况，顾英奇指出：

医疗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有些事故的发生因素比较复杂，判断性质和处理时往往涉及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制定一个处理医疗事故的全国性法规是有必要的。

顾英奇介绍说，《办法》按医疗事故的性质，将其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前者是以医务人员技术过失为主要原因造成的，后者是以医务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为主要原因造成的。《办法》主要以医疗事故给病员造成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分为三级。这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所必需的。

《办法》规定，凡对医疗事故调查处理有争议等，可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专家和管理干部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做出技术鉴定。这个结论是事故处理的依据。

《办法》还规定，医疗单位根据医疗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而不是赔偿，病员因医疗事故而增加的医疗费用由责任单位负责支付。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医院是福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卫生事业经费有限，医疗尚未按成本收费，事故保险金未能得到解决，又无专项补偿经费拨款的缘故。

顾英奇说：

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主要依事故的性质和对病员的直接损害，同时考虑当事人应负责任的大小、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基本由医疗单位或上级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技术事故责任者，着重总结经验，深刻检查，免于行政处分。这是因为医疗工作是技术性很强的复杂工作，临床上也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和绝对安全的诊断措施。不少情况下，抢救必须担当风险，处理这类事故，如不切实际，就会使医生增加顾虑、缩手缩脚。同时，也应看到设备、设施的落后和不足，以及处于高负荷工作条件下的医务人员的工作状况。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受到人民的欢迎，办法颁布以后，各地加快了医改步伐。

当时，湖南省改革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已将8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从县卫生局移交乡、镇人民政府主管，调动了基层政权和广大群众办卫生的积极性。

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医疗卫生网承上启下的枢纽。以前，湖南省的乡、镇卫生院都归县卫生局直接领导和管理，人、财、物权全掌握在县里，乡、镇党委和政府不直接过问。

早在1985年冬天，副省长王向天与卫生部门的同志一道，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到湘南、湘中、湘北的6个县调查，感到这种由国家包揽一切、条条为主、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既不利于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及发展，又不利于把预防保健工作落实到基层。1986年4月，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明确提出：把乡、镇卫生院移交给乡、镇政府主管，建立起一种“县、乡两级管理，以乡政府为主”的新型管理体制。

省卫生厅负责人说：现在各乡、镇普遍确定了一名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长主管卫生工作，许多乡、镇政府把建设好卫生院纳入乡村发展规划，争相投资改善房屋、设备等条件。连年亏损的株洲市郊区荷塘铺乡卫生院，原来只有460平方米房屋和简单的医疗器械，业务量很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乡政府主管卫生院后，先后拿出50万元，为卫生院新建医疗、生活用房2760平方米，开设正规病床100张，装备了心电图、B超、200毫安X光机和生化检验等设备，还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卫生技术人才，选派医务人员到外地进修。全院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业务量比改革前上升五六倍。

乡、镇政府主管卫生院后，立即着手整顿健全村级卫生组织，并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分别采取按完成防保任务的量和质核定补助、考勤考绩误工补贴、有偿服务和按人头提取少量费用等多种办法，既消除了办“合作医疗”时吃“大锅饭”的弊病，又解决了“合作医疗网”解体后一直无法落实的防保报酬。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各地新建村卫生室或医疗保健站2700多个，使全省85％以上的村都有了卫生组织。

县卫生局将乡、镇卫生院移交后，从过去忙于解决日常琐事转为集中精力抓业务建设，定期对全县医务卫生人员组织业务培训，进行业务检查指导。各县举办正规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招收农村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自费读书，不包分配，培养能防能治、能医能药的乡村医生。

1986年9月，全省首批31所中等卫生职业技校开学，招生1500多人。省教委已将这类学校纳入职业技术教育系列。

吉林市重视发挥私人诊所的作用，采取积极扶植、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使全市400多个私人诊所越办越好。

当时，吉林市有城乡人口近400万。这个地区的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天大约有将近30万人次看病，全市乡以上的240所医院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看病的需要。在改革的大潮中，一批私人诊所先后建立起来，对于方便群众看病、促进医疗保健事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有少数私人诊所变相高收费、弄虚作假，坑骗群众、牟取暴利的事时有发生。

针对这些问题，吉林市卫生局把私人诊所的医生组织起来，开展政策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同时，对于那些坑害群众、屡教不改的个体医生，吊销开业执照、停止行医；对于能及时改过的个体医务人员，让他们现身说法宣讲职业道德。

吉林市卫生局把个体医生组织起来以后，还确定专科带头人，举办专科学习班，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

合同制职工在解除劳动合同期后，医疗有困难怎么办？鞍山市当时实行了合同制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办法，全市已有20个全民企业的4000多名合同制工人参加了保险，共筹集保险金1.8万元。

鞍山市在贯彻国务院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规定时，发现非因公负伤或患病的合同制工人在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而解除合同以后，困难较大。于是，决定建立合同制工人互助医疗保险。这种保险，可以缓解或减轻合同制工人解除合同后的医疗困难。

互助医疗保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增加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参加保险的合同制工人每月缴纳保险金5元，缴足50元为止。这项金额存入银行，以利息作为职工的医疗保险基金。参加保险的合同制工人，在患病或非因公负伤被解除合同时，可从这项基金中发给一次性补助费。

这种劳动保险的补充形式，受到了合同制工人的欢迎。拥有2万多名合同制工人的鞍山市，当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合同制职工医疗保险。

1987年9月，长沙市岳麓山乡最近试办了合作医疗保险，让农民病有所医，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这个乡的办法是：常住农村人口均可参加保险，投保人每年交纳保险费3元，乡村资助3元。一人一次性医疗费在100元以下的可报销40％，遇大病年补偿金额可达600元，当年投保，当年受益。这种办法，使农民在患病、致伤时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疾病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和因困难有病不能及时治疗的问题，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试点单位茶子山村几天之内村民们几乎全部投保。

当然，医疗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一些问题。

198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未见病历的药品哪里去了？》的来访纪要，批评了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有关医生为病人乱开药的问题。此后，一些医务界的专家、教授来信，就这种乱开药的不正常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指出：公费医疗是社会主义保证人民健康的一种福利措施，我们责无旁贷地要维护公费医疗的规章制度。然而我们医务人员中的少数人钻公费医疗管理中的空子，搞损公肥私之事。例如，不坚持用药原则和报销制度，拉关系，送人情，慷国家之慨。这样就加剧了公费医疗药费超支，极大地破坏了公费医疗制度。

还有人指出：我们有些中医同志开方超出病情需要，开大处方、贵药，一张处方就开有人参、鹿茸、海马、蛤蚧等，结果是肥了药房，坑了公家和病人。希望政府部门查一查，管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