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帅倒戈

倒霉的柏克莱之行的一个月以后，1987 年 4 月加州的一个艳阳天，布赖恩·阿瑟在穿越斯坦福大学校园时吃惊地看到一辆自行车猛地停在了他面前。车上跨着一个身着运动服、打着领带、头戴一顶白色旧头盔的著名人物。“布赖恩，我正想给你打电话。”肯尼思·阿诺叫住他。

是阿诺。阿瑟立刻警觉了起来。确切地说，倒不是他怕阿诺。不错，在很大程度上，阿诺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的始作俑者，而阿瑟反对的则正是这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但阿瑟知道，阿诺是一个和蔼可亲、思想开通的人，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一场痛快淋漓的学术辩论。他是一个在把你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后仍然可以是你的朋友的人。但，怎么说呢？和阿诺谈话就像和教皇谈话一样，正是这一点让阿瑟感到有些惕怵。阿诺十几年前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六十五岁的阿诺思维仍然如闪电般敏捷，而且听说他对草率的推理极不耐烦。他只要一走进房间就能改变一场学术讨论的整个气氛：发言者开始感到如履薄冰，听众则停止了玩笑，挺直了身板，人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异常小心地斟酌自己的提问和评论。因为谁也不想在阿诺面前表现得像个白痴。

“哦，你好。”阿瑟说。

阿诺显然有什么急事要赶着去做。他急促地对阿瑟说，他正在帮新墨西哥的一个小型研究所筹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将于今年夏末召开。他负责为这个研讨会邀请十名经济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尔·安德森负责邀请十名物理学家。“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并拿出一篇关于形态锁定的论文？”他问。

“当然。”阿瑟立刻表态说。形态锁定？什么是见鬼的形态锁定？难道

阿诺谈的是他在形态锁定和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难道阿诺竟然知道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嗯，这个研究所在什么地方？”

“在桑塔费，就在洛矶山脚下。”阿诺答。他重又骑上车，匆匆告别， 答应马上给阿瑟寄些资料来，然后就骑走了。阿诺沿着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棕榈叶遮荫的大道一直骑出去好远，阿瑟还能看到他的白色头盔。

阿瑟一直望着阿诺骑车远去的背影，极力想弄明白他刚才到底答应了做什么？他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令他更为惊讶：是物理学家想和经济学家对话呢？还是阿诺想和他谈话？

几周以后，1987 年 5 月的一天，阿瑟接到一个从桑塔费打来的电话。打来电话的人声音柔和地自我介绍说，他叫乔治·考温。考温在电话上感谢阿瑟同意今年秋天来参加经济学家的研讨会。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视这个研讨会。桑塔费研究所是一个由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一些人创办的小型私营机构，致力于复杂系统各个方面的研究。所谓复杂系统的各个方面，指的是从凝聚态物理学到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包括任何内部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因素的事物。这个研究所没有教职工，也没有学生，但却在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在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起联络网。经济学家便是这个联络网上重要的一环。

考温说，他打电话给阿瑟的真正意图是，肯·阿诺建议桑塔费研究所邀请阿瑟来做访问研究员。也就是说，阿瑟可以在研讨会召开前几周来桑塔费， 在研讨会召开以后还可以再在研究所住上几周。这样，他就有时间和其他住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块儿工作，共同探讨。对此他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阿瑟说。秋季到桑塔费住上六个星期，所有费用都不必自己负担。为什么不呢？此外，他不得不承认桑塔费这个强大的学术火力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尔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这是继阿诺和安德森之后阿瑟听说的与桑塔费有关的第三个诺贝尔桂冠得主。盖尔曼是“夸克”

（quarks）理论的创始人。夸克不运动于质子和中子之内的最小的粒子。阿瑟仍然不太明白这个叫考温的人所说的“复杂系统”究竟是什么，但整桩事情听上去已经让他觉得疯狂到足以撩起他的兴趣了。

“哦，顺便问一下，”阿瑟说，“还没人向我提及您的大名。请问您在桑塔费研究所担任什么工作？”

电话的那端停顿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咳嗽。“我是所长。”考温说。乔治

其实阿瑟并不是唯一被桑塔费研究所所困惑的人。每一个第一次接触桑塔费的人总是会感到有些震惊。这个地方整个儿地摧毁了旧框框。这是一个由年迈的学术巨子创建的机构，他们头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地位特殊、声名显赫。他们是些你以为会最安于现状的体面人物，但其实他们却是在借他们的声望作为平台，来掀起一场他们自称为科学革命的运动。

这个研究所的成员主要由核心物理学家和计算机高手组成。他们来自罗沙拉莫斯这个最初研制核武器的秘密军事基地。然而在研究所的走廊里却充满了对“复杂”这一新科学的激动人心的讨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复杂就好比一个大同世界，能涵盖从进化生物学到诸如经济、政治、历史这样的模糊学科——更别说能够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更加恒久而和平的世界。

简而言之，这整个儿就是一桩怪事。如果你试图把桑塔费研究所想象成是发生在商界的话，你就得想象成是 IBM 公司总部研究所的主任离任了，回

到自家的车库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新时代算命咨询服务公司，然后还说服了全录（Xerox），通用汽车公司（Chase Manhattan）和大通银行（GM）的董事长也加入了。

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幅图景的创建人——乔治·考温，罗沙拉莫斯研究所前主任——是一个与新时代截然相反的人物。六十七岁的考温是一个说话温和、即将退休的人。他穿着高尔夫运动上衣，敞着毛衣，把自己弄得有点像特丽莎修女。他并不因为有领袖魅力而名声在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他总是站在一旁倾听的人。他当然也并没有因为雄辩的口才而闻名遐迩。任何人只要问他为什么要创建桑塔费研究所，总是会听到他的一番既精确又高度理性的关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现状和抓住科学机会的必要性的谈论——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严肃的专家评论。其实听者会慢慢认识到，考温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确实是一个热情而志向不移的人。他完全不把桑塔费看作是一桩怪事。他认为桑塔费所要达到的目的远比他本人、比罗沙拉莫斯、或任何其他导致桑塔费创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远比桑塔费研究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说，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后还有其他人会沿着这一思路从头做起。对考温来说，桑塔费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为整个科学界获得拯救和新生的契机。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然在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久远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科学家是完全有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的。乔冶·考温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我这一辈子有过其它的考虑，” 他说，“但为道德而后悔？从没有过。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也许会因为生化武器而离毁灭更近。我怀疑，如果四十年代的许多事件不发生的话，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否会更好。”

他说，确实，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对核武器的研制几乎不出于道义的必要性。在二次大战期间，考温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是在和纳粹拼命竞争。当时纳粹仍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炸弹设计上领先于美国——虽然这个假设后来被证实不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有所突破，希特勒就会研制出原子弹。那就完了。”考温说。

实际上，他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出台以前就整个儿地卷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1 年秋天，他才二十一岁，还在家乡麻省武斯特（Worcester） 理工学院化学系上大学一年级时，就参与了普林斯顿回旋加速器研制计划。当时那儿的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新发现的核子分裂过程、及其对一种叫铀- 235 的同位素的影响。考温原来打算在那儿能修一些物理学课程。但 1941 年

12 月 7 日，试验室突然改为一周七天工作制，他的这一打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他说，当时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物理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否可能。“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决定铀究竟能不能产生连锁反应至关重要。”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联邦政府突然发现非常需要考温先生效力。“化学与核物理学知识相互渗透的特殊学术背景，使我在核炸弹计划中的许多方面变成了一个被迫切需要的专家。”

从 1942 年到战争结束，考温一直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学实验室工作。当时意大利物理学家尹利柯·弗米（EnricoFermi）正在那个实验室负责建立第一个核反应堆的研究——核反应堆就是一堆能够证实可控的连锁反应的铀和石墨块。作为这个工作小组中资历最浅的成员，考温变得有点像个打杂的工人、从铸造铀金属、切削能够控制反应堆的反应速度的石墨块到任何其它事，

凡需要他做的他都做。项目主管们因此就把他派往田纳西的橡树岭这类的地方。在橡树岭匆忙修建的核基地，他帮助工程师们准确地测算出他们究竟生产了多少钚元素。“那时我是个单身汉，所以他们把我派往全国各地。只要一发生瓶颈问题，我总是被列入有可能派去解决问题的人的名单中。”确实， 考温是被筛选来的极少数被允许在核武器研究计划中的不同部门穿梭往来的人之一。出于保密的需要，核武器研制各部门之间不严格封锁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我，我喝酒喝得和别人一样多。”考温笑道。他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品：一封从芝加哥人事部寄往伍斯特地方征兵处的信。这封信证明考温先生具有对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可或缺的特殊技术，已经被总统亲自批准缓役。是否请他们不再将他征召入伍？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科学家与希特勒的殊死搏斗变成了与苏联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考温说，那不一段险恶的岁月。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柏林墙的树立、继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这一切使冷战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引发全面热战。据说苏联人正在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看起来，要想维持不甚稳定的美苏权力均衡，同时也是保卫民主和人类自由，唯一的道路只有继续改进美国人自己的核武器。这种紧迫感使考温在 1949 年 7 月又回到了罗沙拉莫斯。在这之前，他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拿到了物理化学的博士学位。这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事实上，考温是在深思熟虑、并拷问自己的灵魂之后才做出了这一选择的。但这个选择几乎马上就被强化了。

考温回忆说，在他到达罗沙拉莫斯的一、两周之后，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来访。他用一种秘而不宣、又转弯抹角的口气问他，他的新实验室是否完全没有辐射污染。当考温给予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考温和他实验室的设备马上就被征派去做一项极为紧急的、最高机密的分析工作。空气标本那天夜里就被送了过来。考温没有被告知这些空气标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但他能猜到，这是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某处采集来的。当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其中含有泄露机密的放射性微尘后，事情的真相就被揭示得无可回避了：苏联人已经试爆了他们自己的核炸弹。

“所以在这之后他们把我放到了华盛顿的这个小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秘密小组被称为贝瑟小组（Bethe Panel）。第一任主持人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瑟（Hans Bethe）。实际上，它是由一群被召集来追踪苏联核武器发展的核专家组成的。考温当时三十岁。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起初认为，被化学家侦测到的放射性微尘不可能意味侦测结果所明确表明的意思。这些官员认为，斯大林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研制出苏联人自己的原子弹来，一定是苏联人的一个核反应堆爆炸了。“然而放射化学的好处是，它可以准确地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考温说。核反应堆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扩散与核弹爆炸的扩散是非常不同的。“我们费了许多口舌才使他们相信这一点。”那些年长的、较为明智的白宫领导人终于被迫接受了铁的事实。苏联的核炸弹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约-1 号”。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考温说，事情就是这样。不，他并不想对参与研制核武器的工作而抱歉。但反省那些年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在他看来，科学界集体放弃了对自己所做的事应该负有的责任。

科学家当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1945 年，一些参与了芝加哥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发起了一场请愿，

要求政府在无人居住的岛屿上试爆原子弹，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后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致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参与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科学家开始形成了各种政治运动组织，游说政府对核武器的使用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控制——民间控制，而不是军事控制。那些年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这是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的讨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华盛顿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 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

（McMahon bill）的起草，与由此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家应有的支持。”考温说。1946 年 7 月，在麦克马洪议案被通过之后，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他说，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文化与政治的文化不是很兼容。“去华盛顿提意见的科学家离开那儿的时候几乎都嚷受不了。”他说。“政治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科学家希望政策的制定要以逻辑和科学实验的事实为依据，但那也许只是虚幻之想。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科学研究人员很乐意地返回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了，把战争留给了将军们来对付，把政治留给了政治家来处理。”考温说，在这样做的同时，科学家们失去了一个施加自己的影响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考温并没有为自己返回实验室的做法开脱，尽管实际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多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比如 1954 年，在麦卡锡（McCarthy）的反共政治迫害闹得最猖獗的时候，他成为罗沙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与原子能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频繁见面。当时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议员正在尽力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分子。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则抗议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迫害，呼吁更大的信息自由， 减少实验室的信息保密。他们还尽力为曼哈顿计划的前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辩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罗伯特·奥本海默甚至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理由是，他也许和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会议的一些人有牵连。

随着考温在贝瑟小组的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开始认识到，华盛顿是怎样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地方，头脑简单到让人心烦。他说，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日子里，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中脱颖而出，清醒地认识到军事力量之至关重要。但在接受这一教训之后，所有的官员都除了发展军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顾及其他事情了。他们的观点是，你必须抓住关键。“可我当时却觉得权力就像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有太多的人却只会拉大提琴。”

事实上，考温当时很沮丧地意识到，苏联人远比华盛顿懂得权力的复杂和声。“苏联人好像非常重视权力的知识感召力、以及权力在情感和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内容。当时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权力的科学性。事实证明，我们以为他们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实他们并不止十英尺高。当然我是从俄国人的视

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淇，下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准的游戏。”

考温说，有一度他甚至怀疑，这是科学家没有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的另一个领域。“虽然那时我的意识不如现在这样清晰，但我感到，科学家应该能够用更加全面的眼光来看待战后世界的本质。”但事实却是，他们没做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没能够这样做，因为那还不是时候。自 1949 年 8 月苏联人爆炸了“约-1 号”原子弹后，罗沙拉莫斯开足马力投入了研制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氢弹。尔后，在 1952 年秋天，当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后，罗沙拉莫斯的实验室继续全速前进，研制更小、更轻、更可靠、更易于操作的氢弹。考温说，在朝鲜战争和与苏联在欧洲持续对抗的背景下，“大家都觉得，核武器在权力竞争中起着使天平倾倒向哪一边的作用。核武器的研制因此变成了一项极端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考温在罗沙拉莫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上的责任。工作的繁重，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工作。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科学实验的时间减少到只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学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他不无感伤地说。

但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1982 年，当考温从罗沙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并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的顾问一职以后，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就完全占领了他的脑海，他甚至预见到科学家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可能。

如果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说明的话，那么，考温参加的白宫科学顾问委员的会议让考温生动地回忆起为什么 1949 年那些研究人员们会如此渴望逃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他和他的同僚们正襟危坐于会议室：一群威严的科学家围坐在华盛顿新行政办公大楼的会议桌前，由总统科学顾问乔治（杰伊）·凯

华兹［George （Jay） Keyworth II］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征求各位的评述。乔治不前一年被提升到总统科学顾问这个位置上的。在这之前，他是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的部门主持人，在考温手下工作。考温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对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评述。

考温说：“那时对艾滋病的议论还不多，但大家已经感觉到一种突然而至的警觉。艾滋病是每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坦白地说，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困惑。”艾滋病是关于公众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当时对此的解释还不是很明确。

“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有人操纵的太空飞行与无人操纵的太空探险的争论。他们听说议会不打算投票通过无人操纵太空探险的方案。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这与其说是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更是个政治问题。”

然后就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务提案。这是一个用基于太空的盾，来保护美国免受大规模核导弹袭击的设想。但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实施起来会不会导致美国经济走向崩溃呢？即使星球大战计划能够被实施，但这样做明智吗？这样做难道不会动摇权力均衡的现状，而导致世界进入新的一轮毁灭性的军备竞赛？

还有核电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核反应堆熔化的危险和处理核垃圾的困难，与确凿无疑是由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之间，你又该如何平衡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考温发现这段时间的经历令人非常诅丧。他

说：“这些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挑战意味的教训。”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专家才能回答。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作为科学家和行政官员，都是以毕生精力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的人。科学工作需要合作，这不科学的文化，这一文化要求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考温说：“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简化论的思维取道的。” 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你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问题寻找解题的方案，但却因此背离了真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你能发现解决办法的地步。“这就造成了科学上越来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虽然我讨厌这个词——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它事情，你必须了解事情的整个关联网。”

更令他沮丧的是，他感觉到，到了年轻一代科学家那里，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了。就往来于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既聪明绝顶又生机勃勃，但他们在延续科学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在强行把科学智慧分割成越来越多的互不相干的碎片。

从科研机构来看（与政治正好相对立），大学保守得令人无法相信。年轻的博士们不敢打破传统。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好的时光耗费在拼命追求在系里谋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意味着，他们最好从事那些会得到终身教授委员会认可的研究。否则，他们将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与生化系的学者们干得很努力，但你怎么表明你是物理学这儿的学术带头人呢？”而年岁大一些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去争取研究经费。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归整到让基金会可以认同的范畴。否则，他们就会听到这样的话：“乔，你的主意非常好，但糟糕的是，你的研究计划不属于我们这个部门管。”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使自己的论文被权威的学术刊物接受和发表， 而这些权威的学术刊物几乎只登载属于被认可的领域的论文。

考温说，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再被人们所意识的本能。他的经验告诉他，罗沙拉莫斯的研究人员越是沉湎于学术世界，就越是难以让他们参与团队工作。“我已经与这种状况抗争了三十年了。”他叹道。

然而，当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感到，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裂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视野所及，到处都有太多的科学良机，但太多的科学工作者似乎对这些漠然无视。

考温想，如果需要例子的活，只需要看看现在正敞开着的机会——唔， 他现在还真无法给这件事想出一个好的名称来。但如果他在罗沙拉莫斯的所见所闻有任何启示的话，那么，有某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在过去的十年中， 他越来越感到，传统的简化论的思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甚至就连一些核心物理学家也开始对忽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数学式的抽象感到厌烦。他们好像正在有意无意地探索某种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以他们过去这些年，甚至这几个世纪都从未有过的方式跨越传统的界线。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灵感似乎不来自于分子生物学。这不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一个武器实验室会感兴趣的领域。但考温说，物理学家从一

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者其实刚开始都是物理学家。他们转入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很大的驱使力来自于一本薄薄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该书出版于 1944 年，在这本集子中，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发明人之一欧文·斯克若丁戈（Erwin Schrodinger）对生命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意味的思索。（斯克若丁戈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安全地隐藏在都柏林。）深受这本书的影响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科里克（Francis Crick）。他在 1953 年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起，利用从 X 光结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推演出 DNA 分子结构。X 光结晶是早在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亚微观的想象技术。事实上，科里克起初是学实验物理学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的最初提出者之一乔治·加莫（George Gamow）也开始被基因密码结构所深深吸引了，他鼓动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考温说：“我听到的第一堂关于生物化学的真正有见解的课就是加莫上的。”

他说，从此分子生物学一直深深吸引着他。特别是七十年代初，DNA 重组技术的发现使生物学几乎能够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分析和操纵生命的形式。所以 1978 年当考温成为实验室研究中心主持人以后，他就立即开始支持在生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计划。这项研究在形式上是研究放射线对细胞的伤害，但其实是使罗沙拉莫斯的物理学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介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回忆说，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七十年代，罗沙拉莫斯在哈罗德·阿基纽（Harold Agnew）的主持下扩大了一倍，而且向更多的非传统的和应用领域开放。考温对分子生物学的强调正好适宜于当时的情况。结果， 他支持的那个项目对那儿的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考温说：“从定义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物理科学是一门以概念的优雅和分析的简单为特点的学科。所以你就会以此为优点而看不到其它方面。”确实，物理学家对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致力于探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软科学”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但分子生物学出现了，它是对复杂到不可思议的活系统的描述。这些有生命的系统受着深层规律的支配。考温说： “一旦你和生物学交上了手，你就放弃了优雅，放弃了简单，你被搅得乱七八糟。但从这开始，渗入经济学和社会问题就变得容易得多了。一旦你已经沉入了一半，你也许就此开始游泳。”

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复杂系统进行思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能够做这种思考了。当你用笔和纸来解答数学方程式时，你能够对付多少变量，同时又不至于陷进去出不来？三个？或四个？但当你具有了足够的计算机能力，你可以爱对付多少变量就对付多少变量。到八十年代初，计算机已经非常普及了。个人电脑大量出现，科学家们纷纷安装上了台式高效绘图工作站，大企业的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突然间、含有无数变量的无数个方程式看起来没有那么繁杂了。比如，从救火皮带般长的数据中提取信息不显得那么不可能了，数行数行的数字和几英里长的数据带可以被转化成以颜色来表示的农作物收成图、或埋在数英里深的石头下的蕴藏石油的底层带。“计算机是非常好的记帐机器。”考温用很轻描淡写的低调说。

但计算机能做的远远不止记帐。也许经过编程以后，计算机可以变成完

全独立的世界。科学家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做各种方式的探索，从而大大开阔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事实上，到了八十年代，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就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谈论计算机是介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第三种形式的科学”。比如，计算机模拟的雷暴雨可以像是一种理论，因为除了描述闪电、风声和水蒸汽声的方程式以外，计算机里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但这种模拟同时也像是一种实验，因为这些方程式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能靠人力来解，所以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观察模拟雷暴雨时，可以看见他们的方程式以他们也许根本不可能预测到的方式展开。有时，甚至最简单的方程式也能产生令人吃惊的行为效果。雷暴雨的数学实际上描述了一阵阵空气如何相互推挤、每一滴水蒸汽如何凝结、又如何蒸发，以及其他类似的小规模发生的事。这里没有清晰明确的论述，诸如“一柱上升的气流和雨水冻结成冰雹”，或“一股寒冷而潮湿的下降气流突然突破了云层底部， 降落到地面。”但当计算机用几英里长的空间和数小时的时间整合了这些方程式，便产生了计算机所想得到的效果。更有甚者，正是这一事实使科学家能够用他们的计算机模式来进行实验，而这种实验在真实世界里是无法进行的。究竟是什么导致气流上升或下降？当气温和湿度改变时，它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是真正影响雷暴雨的动力的因素？什么不是？在另外的雷暴雨中，相同的因素会同样重要吗？

考温说，到了八十年代初，这种数据化的实验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从新机型的飞行效果测试、汹涌流入黑洞的星际气流、到大爆炸后银河系的形成——至少在物理科学家中，计算机模拟的整个概念已经完全被接受了。“所以你可以开始琢磨对付非常复杂的系统的事儿了。”

但是，复杂的魅力比这还要来得深刻。部分是因为复杂系统可以被计算机模拟，部分是因为新的数学认识。到八十年代初，科学家开始认识到，许多混乱而复杂的系统可以被一种强大的理论描述成“非线性动力学”

（nonlinear dynamics）。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被迫面对一个令他们窘困的事实：整体真的可以大于部分相加的总和。

对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事实已是显而易见了，但对当时的物理学家们来说却是非常令他们窘困的，因为物理学家们花费了三百年时间来热爱线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整体正好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公平地说，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如果在一个系统中，整体正好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 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而不用去管别处发生了什么。这样相对比较容易做数学分析。（“线性”这个词指的不，如果你把方程式在图表纸上画出来，绘制出来的会是一条直线。）另外，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线性运作的。声音是一个线性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双簧管和弦乐器合奏， 你却可以将它们单独地分辨出来。因为音波相互混合，但仍然能保持各自的特点。光线也是一个线性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大太阳天也可以看到马路对面通行/禁止通行的指示灯，因为从指示灯射出来的光线进入你的眼帘不会被从高处照射下来的阳光粉碎于地面。各种光线独立运作、相互穿越，仿佛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连经济也是一个线性系统，比方小经济单位可以独立运作。又比如，某人在街头杂货店买了一张报纸，这对你去超级市场买一管牙膏的决定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确实不是线性的，这包括使这个世界感兴趣的大多数事情。我们的大脑肯定不是线性的系统：虽然双簧管的声音和弦乐

的声音浊立地进入你的耳朵，但这两种乐器的和声在你情感上产生的影响却远远大于这两种乐器的单独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交响乐团的原因。） 经济也并非真是线性系统。数百万的个人做出的买或不买的决定可以相互影响，从而导致经济繁荣或萧条。而经济气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导致这种气候的购买力。确实，除了非常简单的物理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它所有地方的震荡，就像 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不扰乱宇宙。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用数学来表示这个特征——假如这样的系统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话——则这就是个非线性的方程式：画出来的图线是弯曲的。

非线性方程式为人工所难以解开是出了名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但这恰恰不计算机能够介入之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科学家们一开始玩上计算机就意识到，计算机不是很介意线性与非线性相对的问题。计算机只管努力运算，给出答案。当科学家利用计算机的这一优势，用计算机功能来解越来越多的非线性方程式时，他们发现他们在对付线性系统时从未想象到的奇怪而绝妙的情形。比如，在量子场理论中，通过一条浅狭沟渠的水波会对某种微妙的动力产生深刻的关联：它们都是一种叫做“孤粒子”的孤立而独立动作的能量脉冲。木星上的大红斑（The Greai Red Spot onJupiter）也许是另一个这样的孤粒子。它是一个比地球还要大的旋转飓风，已经独立存在了至少四百年。

物理学家伊尔亚·普里戈金声大张旗鼓地宣扬的自组系统也是被非线性动力支配的系统。确实，致使一锅汤沸腾的自组运动的动力被证实与其它非线性形态非常相似，比如像斑马身上的斑条，或蝴蝶翅膀上的斑点。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被称为混沌的非线性现象。在人类的日常活动中，没有人会因为听说这儿发生的一件小事会对那儿发生巨大影响而吃惊。但是，当物理学家开始在他们的学科领域对非线性系统给予高度重视时，他们才开始认识到， 支配非线性系统的规律有多么深奥。产生风流和潮气的方程式看上去极其简单。比如，研究人员现在才认识到，德克萨斯州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一个星期以后会影响到海地的一场雷暴雨的走向。或者，蝴蝶翅膀扇动朝左一毫米也许会整个改变雷暴雨的方向。这一个又一个的例子都表明了一个相同的意思：即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样的关联敏感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微小的不可测性不会总是很微小。在适当的条件下，最小的不确定性可以发展到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完全不可预测——或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混沌。

反而言之，研究人员也开始认识到，即使是一些很简单的系统也会产生丰富到令人震惊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些只需要有一点点非线性因素。比如说， 从一个漏水的水龙头滴下来的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可能会像节奏器发出的节拍一样规律得让人发疯。但如果你不去理会它，让水滴的流速稍稍加快一点儿，水滴立刻就会变得大一滴、小一滴、大一滴、小一滴地往下滴。如果你还是不去理会，让水滴流速再加快一点儿，水流速度很快就会成倍增加，先是四滴一个序列，然后是八滴、十六滴一个序列，一直这样下去。最终，水滴的序列变得极为复杂，以致于水滴似乎是随机地滴下来——混沌再次出现了。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在果蝇繁殖的数目变化中、在汹涌澎湃的水流中、或在任何领域中都可以看到。

物理学家感到难堪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当然知道在量子力学、黑洞这类

理论里有些古怪的现象。自牛顿时代以来的三百年间，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们已经习惯了把日常世界看作是一个受着他们非常能够理解的规律的支配。这个世界是一个本质上很紧凑的、可以预测的地方。而现在看来，仿佛这三百年来他们一直是住在一个被废弃的小孤岛上，对周围的世界漠然无视。考温说：“当你一旦离开线性近似法，你就开始航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海洋上了。”罗沙拉莫斯正巧不这样一个近乎理想的从事非线性研究的环境。这不仅

是因为自五十年代以来，罗沙拉莫斯实验室一直在计算机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因为那儿的研究人员从实验室一创立就开始探索非线性问题了。比如对高能物理学、流体力学、核聚变、热核冲击波等问题的研究。事实上， 到了七十年代初，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许多非线性问题从深层次上来说都是同样的问题，它们都有同样的数学结构。所以，只要人们对这些问题一并进行研究，明显就会节省很多力气。结果在罗沙拉莫斯理论小组的热情支持下， 小组内部出台了一个非线性科学方案。这个方案最终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运作的非线性系统研究中心。

然而，虽然分子生物学、计算机模拟和非线性科学作为单个领域都非常引人入胜，但考温总怀疑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他觉得在这些领域之下有一个统一的规律，这一统一性规律最终不仅囊括物理化学，也囊括生物学、信息处理、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他的脑海里，这一统一性规律的概念是一个近乎中世纪式的学术。他想，如果这种统一性真的存在，则我们将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在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之间只有微小区别的世界，或像考温曾经说的那样，在科学和历史或哲学之间“整个知识的结构天衣无缝”。也许知识会重新变成这样。

对考温来说，现在似乎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大学里的科学家不扑向这个方向呢？当然，在有些大学里，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们已经这样做了。但他所寻找的真正宽广的思维却似乎掉入了裂缝。就这种宏观思维的本质而言，任何一个大学科系都力所不及。确实，大学不乏“交叉学科研究所”，但就考温所见而言，这些研究所无非是一群偶尔过来共用一个办公室的人们。教授和学生仍然要效忠于他们自己的科系，因为他们自己的科系有权授予学位、终身教职和决定升迁。考温认为，如果由大学自由发展，那至少再过三十年大学也不会开始对复杂系统的研究。

不幸的是，罗沙拉莫斯似乎也不是个理想的研究复杂系统的地方。这很糟糕。通常，武器研究所是一个比大学要理想得多的从事多学科研究的地方。这是一个使访问学者们常常感到非常吃惊的事实。但罗沙拉莫斯实验室缺乏经费。曼哈顿计划始于一个特殊的挑战——制造原子弹——这个计划把科学家从每一个相关领域召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共同来应付这个挑战。这里有一支被公认的出类拔萃的队伍：罗伯特·奥本海默、尹利柯·弗米、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约翰·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汉斯·贝瑟、里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曾有一位观察家把这支队伍称为自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智者的集结。自从把这些优秀人才集结在一起后，实验室就以发展核武器为研究领域。实验室管理的重要工作就是要确保让恰当的专家们能够相互交流。“我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媒人。”考温说。

唯一的问题是，考温宏大的学科整合方案正好不是实验室的基本任务。确实，考温的想法与核武器的发展根本就挨不上边。而如果研究不属于实验

室的使命之内的课题，几乎没有可能获得项目资金。当然，实验室还是会做一点复杂理论的研究，就像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但这样做进展不会太大。不，这样不行。他想，只有一个办法。考温开始想象创建一个新型的独

立机构。最理想的方案是，这个机构能够同时具备两个世界的长处：既有大学的广博，又能保持罗沙拉莫斯融合不同学科的能力。但如果可能的话，这个机构最好靠近罗沙拉莫斯，这样就可以共享实验室的人力和计算机设备。假设这个地方是距罗沙拉莫斯三十五英里的桑塔费这个离得最近的城市。但不管这个机构设置在哪儿，它都必须是一个能够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的地方

——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这个机构要能够为他们提供远比通常更广阔的学科内容。这个机构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这里，资深学者们可以探究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而不被同事们所讥笑，而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可以和世界级的大师们一块儿工作，使他们满载而归。

总之，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培养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非常少见的一种科学家的地方：“培养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们从科学出发，但却能够面对混沌无序的现实世界，面对一个并不优雅，科学尚未真正研究到的世界。”

天真吗？当然，但考温觉得，如果他能把这个惊人的科学挑战的前景描述出来，说服其他人，这个想法也许能够实现。他自忖自问：“应该向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优秀的科学家灌输什么样的一种科学呢？”

而且，谁会愿意听他说呢？谁有这样的神通能将这个想法付诸实现呢？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尝试着对科学顾问杰伊·凯华兹和他的同僚，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惠普公司创办人之一，戴维·派卡德（David Packard）讲了他的想法。令他吃惊的是，他们没有笑话他。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很支持他。所以在 1983 年春天，考温决定把这个议题带上罗沙拉莫斯的每周中餐讨论会上交由资深研究员们讨论。

结果他们都喜欢他的这个主意。罗沙拉莫斯的资深研究员们

在外人看来，应该很容易做出解聘这些资深研究员的决定。他们是一帮老家伙，过着悠闲的日子，薪水却高到荒唐的地步。从表面上，情况正如人们看上去的那样。这个资深研究员小组由六名像考温这样长期在罗沙拉莫斯效力的成员组成。这些人对罗沙拉莫斯实验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被聘为实验室的资深研究员。他们不用负责任何具体的行政事务，也不用忙忙碌碌地周旋于官场。他们作为一个小组的唯一工作就是每周一次在咖啡馆聚头，偶尔就各种政策问题给实验室主任提出些参考意见。

但事实上，这些资深研究员都是些十分活跃的人物，这些人往往会在获得一个新职位说：“感谢上帝，我终于能够真正干点什么了。”而且，由于他们都在某一段时期担当过罗沙拉莫斯实验室的重要行政职务，所以不管试验室的现任主任爱不爱听，他们都不会怯于告诉他应该怎么干。所以当考温对他们说出自己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的想法，想从他们这儿得到建议和支持时，他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

比如像彼特·卡罗瑟斯（Pete Carruthers），立刻就与考温的想法一拍即合：他们都认为某种新思想正在萌芽之中。他认为这个机会已经在叩我们的大门了。不修边幅，脸上总是挂着嘲讽的卡罗瑟斯对“复杂”系统的研究

十分热衷。他宣称，复杂理论是“科学的下一个主要推动力”。他有理由这么认为。他 1973 年从康奈尔大学来到罗沙拉莫斯，担任理论部的主持人。他是在由考温负责的人才招聘委员会的推荐下进入罗沙拉莫斯的。他来后新雇用了将近一百名研究人员，成立了六个新的研究小组，而且是在实验室经费走下坡路的情况下。1974 年，在他的坚持下招聘了几个狂妄无羁的年轻人来从事那时还是一个朦胧不清的分支学科，非线性动力学。［卡罗瑟斯说，当时他的副手迈克·西蒙斯（Mike Simmons）问他：“我拿什么钱来付他们的薪水？到别处给他们找钱去吧。”］正是在卡罗瑟斯的领导下，非线性动力学这个分支才得以迅速发展，罗沙拉莫斯也随之成为世界上研究后来被称之为混沌理论的中心。所以如果考温的想法是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的，卡罗瑟斯会非常乐于帮助他。

另一个资深研究员，天文物理学家斯特林·科尔盖塔（ Stirling Colgate）出于另外的理由而表示热烈支持考温的想法。“我们需要一切能够组织和加强美国知识分子力量的事情。”他说。尽管罗沙拉莫斯尽了一切力量对外部世界开放，但它仍然是一个科学异地，以其绚丽的孤独高居于现实社会之上。科尔盖塔在距罗沙拉莫斯二百英里的索考罗新墨西哥采矿及技术研究所担任了十年所长，他非常清楚罗沙拉莫斯之外的新墨西哥州是一个美丽而落后的地方。自四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在这个地区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对这个地区的学校和工业基地起到的作用小到今人沮丧。这个州最好的大学的水平也很一般。这主要是因为高科技企业家如果想移出拥挤不堪的加州， 会直接越过里奥格兰德河谷，趋向奥斯丁和东部。科尔盖塔与卡罗瑟斯最近正在致力于大力提升新墨西哥大学体系的水平，但他们很快就因为无望而放弃了。这个州实在是太穷了。所以考温的研究所计划在他看来就像是最后的、也是最可能的希望。他称：“任何能够提高这个州知识水准的事情，都不但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利益，实验室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利益。”

资深研究员尼克·麦特罗博利斯（Nick Metropolis）喜欢考温的想法， 是因为考温强调了计算机的重要性。他是从他的角度出发的。麦特罗博利斯在罗沙拉莫斯几乎就是计算机先生。正是他在四十年代指导了实验室第一台计算机的建造。这台计算机的建造基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神奇的匈牙利裔数学家约翰·冯·诺曼的设计创意。冯·诺曼也是罗沙拉莫斯的顾问和常客。

（这第一台计算机的名称 MANIAC，是由数学分析器、积分仪、计算器、计算机的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来。）正是麦特罗博利斯和波兰数学家斯坦尼斯劳斯·乌兰（Stanislaus Ulam）一起创导了计算机模拟技术。麦特罗博利斯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使罗沙拉莫斯拥有了地球上功能最大、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但麦特罗博利斯感到，实验室目前并不是很富创造性，即使是在计算机领域。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常来罗沙拉莫斯小住的访问研究员江卡罗·罗塔（Gian-Carlo Rota）共同向同桌的资深研究员们指出，计算机科学正处于与生物学和非线性科学同样的动荡之中。他说，计算机硬件设计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次只能运算一步的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已经到头了，硬件设计者们正在设计一次能够同时做几百、几千、甚至几百万次运算的计算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任何真想认真研究考温所说的那种复杂问题的人都会需要这样的计算机。

但计算机科学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于此。罗塔觉得，计算机的作用，尤其

表现在它可以一直伸延向对人脑的研究——他认为人脑做思考与计算机处理信息在本质上基本上是一回事。他所说的被称为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tence）的领域，正是一个热门学科、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门。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这门学科能够将研究神经网络连接的脑神经科学家、研究高级思维和推理的每一秒钟过程的心理学家、以及力图用计算机来模仿人脑思维过程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融合起来，甚至还能够综合研究人类语言结果的语言学家和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塔和麦特罗博利斯告诉考温，为这样一个跨学科的课题成立他的研究机构是很值得的。

另一个来访者大卫·潘恩斯（David Pines）应麦特罗博利斯的邀请，也于 1983 年盛暑开始参加这个讨论。潘恩斯是伊利诺斯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现代物理评论刊物》（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的主编、罗沙拉莫斯理论物理学部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也成为热烈响应考温关于宏伟的科学整合主张的人。自从五十年代做博士论文开始，他的许多研究就着重于创造性地理解由许多粒子组成的系统的“集成”行为。他的研究包括从对某种大量的原子核粒子的震动形式到液态氦的量子流动。潘恩斯还公开推测说，这类分析也许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处于组织和社会之中的群体行为。“我出于知识上的偏好而赞成考温的设想。”他说。潘恩斯是考温关于成立一个新的科研机构的设想的热情支持者。而且，作为伊利诺斯高级研究所的创始人、主任和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物理学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一方面还颇有一些经验。“就照你的计划干吧。”他告诉考温。他已经等不及地想参与创建这个机构了。“我总是觉得，将非常强干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新问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成立一个新的科研机构和写一篇优秀的科学论文同样有意思。”他说。

就这样，这些资深研究员们兴致勃勃地讨论成立机构的事，有时会神侃到忘乎所以的地步。比如有一天，当他们想到他们可能会创建一个“新雅典”， 一个可以和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相媲美的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中心时，大家都变得激动万分。但转入更为现实的讨论之后， 他们在无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建立这个机构需要多大的地方？应该招收多少学生？或是否应该招收学生？它应该离罗沙拉莫斯多近？需要建立永久性的学部吗？或人们只是轮流地来这个机构，然后又返回自己归属的研究单位？就这样，虽然他们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但这个想象中的研究机构已经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越变越清晰了。

但不幸的不，唯一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张。“每个星期，我们谈着谈着就又回到了第一个基点上，就这样翻来复去没完没了。”考温叹道。

最关键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研究机构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 麦特罗博利斯和罗塔持同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这个研究机构应该完全致

力于计算机科学。他们说，一个宏伟的科学“整合”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如果坐在这里的人不能够明确地定义这种整合，又怎么能够期望有人会来为此投资四亿美元？创建这个机构需要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创建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当然，在任何情况下，筹到这么大一笔款都不会很容易。但起码，如果你着重于对信息处理和认知科学的研究的话，至少可以囊括许多考温提出的研究方面，而且说不定还能从那些新崛起的、靠计算机发迹的年轻亿万富翁手里募到一笔款项呢。

但卡罗瑟斯、潘恩斯和其他大多数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计算机固然不错。麦特罗博利斯和罗塔在募资这一点上也有他们的道理。但，见它的鬼，难道我们要创建另一个计算机中心？创建计算机中心难道真是个能使所有人为之狂热的主意？创建这个机构的意义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即使他们现在还无法准确地想出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正如资深研究员达拉夫·奈格尔（Darraph Nagl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非常清晰地提供一个不同的替代方案。”人人都觉得考温是对的，某种新思想正在酝酿之中。但除了含糊地谈及“新的思维方式”之外，没人能够说明它到底是什么。

考温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低调。他很清楚自己的初衷是什么。他私下把这个机构想成是一个“生存艺术研究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这个项目可以尽其所能地广博，尽其所能地自由。但与此同时，他相信，达成对这个研究所方向的共识，远比筹集资金或其它任何具体事情要重要得多。他觉得，如果这个研究所只是由一个人唱独角戏，那它是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的。三十年的行政管理经验使他确信，要促成这类事情的成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激发起许多人对它的热情。“你必须让那些十分优秀的人相信我们要做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顺便提一句，我不是在谈论民主。我说的不要让百分之零点五最优秀的人杰，让精英阶层相信你。一旦你成功地获得了精英们的认同，钱的问题嘛，嗯，虽然不会很容易解决，但也只是比较小的问题。”这就像是一个慢动作的争辩，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地从事各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考温，正沉浸在探测太阳中微子的实验。太阳中微子是从太阳内核中发出来的、几乎看不见的粒子。）但争辩不能永久持续下去。1983 年 8 月17 日，考温把资深研究员们召集到实验室行政大楼第四层的会议室里，向大家建议说，现在是认真开始动手的时候了。他的一些朋友谈及可以提供五十到一百公顷土地，作为研究所的所址。但他的朋友希望，最起码让他知道这个研究所是干什么的。

但争辩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大家友好而又坚定地分成两派。到会议结束时，大家的意见并没有比以前更趋于统一。也正好，曾经答应捐赠土地的夫妇几个月后离了婚，原来的捐地计划被取消了。考温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件事是否会取得任何进展。

马瑞

真正打破僵局的人是马瑞。五十五岁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马瑞·盖尔曼是粒子物理学的不羁之人。

盖尔曼在 8 月 17 日会议的前一周给考温打电话说，潘恩斯告诉了他关于创立一个研究机构的设想。盖尔曼认为这主意真是太棒了。他说，他这一辈子都想做类似的事。他希望研究诸如古代文明兴衰、以及现代文明的长久持续性这样跨学科范畴的、涉猎广泛的问题。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所以，下一次他来罗沙拉莫斯时能否参加关于创立研究机构的讨论？（盖尔曼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实验室的顾问和常客。）

考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请一定来。”他说。盖尔曼无疑属于那百分之零点五的精华人物。在纽约市出生和长大的盖尔曼戴着黑边眼镜， 一头白发、却蓄着平头，看上去像个天真无邪的亨利·基辛格。他性格急躁、聪明过人、魅力四射，有着滔滔不绝的辩才，外加他那近乎于傲慢的自信。事实上，不止一个人觉得他令人无法忍受。他这一生都是班上最优秀的孩子。

加州理工学院已故的物理学家，狂放不羁的里查德·费曼写过一本畅销的回忆录，题目叫作《你在开玩笑！费曼先生》，据说盖尔曼会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叫作《你又对了，马瑞》。难得碰到不能随他意的时候，他会表现得非常孩子气：他的同事们发现他会下嘴唇往外撅，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噘嘴生气。

尽管如此，马瑞·盖尔曼仍然不失为二十世纪的一位科学大师。五十年代初，当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博士初涉物理学界时，次原子学科看上去还是一个毫无头绪、混乱不堪的领域，一个充斥着任意用古希腊字母命名的粒子的大杂烩。但二十年以后，主要是由于得益于盖尔曼开创的新概念，物理学家们才得以将粒子间各种作用力整合成一个大一统理论，并信心十足地将这个大杂烩澄清为“夸克”（quarks）的各种组合——“夸克”是简单的次原子的建设砖块，是盖尔曼根据詹姆斯·乔伊思（James Joyce）的小说《芬尼根守夜》（Finnegans Wake）中一个杜撰的词命名的。一位认识马瑞二十年的理论物理学家说：“马瑞为一代人界定了粒子物理学研究的中心工作。马瑞所思考的正是每一个粒子物理学家所应该思考的。他知道真理之所在，他领着人们寻真理而去。”

从表面上看，三十多年对中子和质子内在研究的全副投入，使马瑞在考温的科学大整合的远瞻设想中显得是个 奇怪的人物。很难想象还有比马瑞的研究更趋于简化论思维的了。但事实上，马瑞是个兴趣极为广泛的人，他对什么都好奇。据说他在飞机上会对坐在他身边的旅客长时间穷追不舍地刨根问底，一直要榨得对方倒出自己的生平故事为止。他最初对科学的热爱，源于他五岁开始对大自然的热爱。那时他哥哥经常领他去曼哈顿公园散步，把他引向大自然。他说：“那时我们觉得纽约像一个被滥砍滥伐的铁杉树林。” 自此开始，他就一直不一个热心的鸟类观察家和生态保护主义者。作为约翰·D.和凯瑟林·T.麦克阿瑟基金会世界环境研究委员会主席，马瑞帮助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lnstitute）的环境保护智囊机构。他则深深卷入了保护热带森林的工作。

盖尔曼这一生还对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也深感兴趣。（他最初被耶鲁大学录取为物理学学生，只是为了称他父亲的心愿。他父亲怕他儿子如果主修人类学，以后会饿肚子。）每当提及一位外国科学家时，他对这位科学家的名字的发音总是既漂亮又准确。他能用几十种语言做到这一点。他的一位同事记得他曾经向马瑞提及他很快就要去爱尔兰看望他姐姐。

“她叫什么名字？”盖尔曼问。“吉尔比斯。” “这是什么意思？”

“嗯，我想，在盖尔语里，这意思不‘主教的仆人’。”

盖尔曼沉吟了片刻，说：“不对。在中世纪苏格兰盖尔语中，这意思更接近‘主教宗教信仰的跟随者’。”

如果罗沙拉莫斯还有任何人不知道成立研究机构这件事，盖尔曼可以用他极具说服力的雄辩口才说通他们。卡罗瑟斯说：“马瑞可以当场发表即席演说。也许他那令人鼓舞的演说还比不上邱吉尔，但他演说的清晰性和精彩漂亮却确实令听众叹服。”马瑞一加入创建研究机构的讨论，他的关于创建一个广博的研究所的发言马上就使大多数资深研究员有了一个凝聚的中心。麦特罗博利斯和罗塔的关于建立以计算机为着重点的研究机构的概念立刻就黯然失色了。

1983 年圣诞节后，盖尔曼有了一个真正发挥才能的机会。考温利用盖尔曼、罗塔和潘恩斯喜欢在新墨西哥州过圣诞节的机会（事实上，盖尔曼刚在桑塔费盖了一座房 子），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希望研究院的筹备工作能够有一个开始。

盖尔曼在这次会议上扫除了一切障碍。他告诉他的同事们，这些狭隘的观点不够宏伟。“我们必须给自己制定出一个真正宏伟的目标。这就是面向呼之欲出的科学大整合——这一整合将涵盖许许多多学科分支。”十九世纪，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一次大整合，生物进化论揭示，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显然不相互关联的。新兴的地质学证明，地球的历史洪荒亘古，渊远流长于今；古生物学证明，远古时期的动植物与现在的动植物迥然不同。最近，被称之为大爆炸的大整合理论又详细描述了一百五十亿年前星球和银河万物是如何在一次难以想象的宇宙大爆炸后得以形成的。

盖尔曼说：“我觉得我们所要致力于研究的是今天正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不同学科的大整合。”对此的研究在有些领域已经开始了，比如在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但肯定还有其他整合性科学正在酝酿之中。这个新的研究所的任务就不要促使它的诞生。

他说，必须选择那些巨型、高运速、强功能的计算机能够辅助的主题来研究，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用计算机来建立模型，而是因为计算机本身就是复杂系统。尼克和江卡罗在这点上完全正确：计算机也许就是这一宏大科学整合的一部分，但我们在开始之前不要给自己带上眼罩。如果你想真做这件事， 那就从一开始就做对它，他总结说。

他的发言镇住了所有的听众。盖尔曼说：“我以前其实就说过这个话， 但可能没有那次那么令人信服。”

盖尔曼以其雄辩的发言唱成了那次会议的主角戏。他以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口才清晰地阐述了考温和大多数资深研究员们近一年来想表述清楚的意思。自此以后，大家的意见基本上统一了。这些元老们将致力于创建一个涵盖范围尽可能广博的研究所。如果盖尔曼愿意出来，去敲开捐助人的大门—

—他显然很愿意——那么，现在也许就是开始着手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了。

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以后，这个小组开始面对一个较次要的问题：谁来负责筹备工作？谁来促成这个研究所的创建？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望向同一个方向。

事实上，筹备这个研究所是考温这生最后想做的一件事。没错，这个研究所最初是他的主意。他相信创立这个研究所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件必须要干的事。但是见鬼，他自从成人以后一直就在做行政管理工作。他对此已经厌烦了。他厌烦总不要为获取科研基金而操心，厌烦了总是要告诉他的朋友们他不得不削减他们的预算，厌烦了总是只能利用周末时间来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他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他从没有时间来完成的构想。比如像对太阳微中子的探测，研究被称之为双贝他衰变（double beta decay）这种极为罕见的、引人入胜的放射线现象。这些是他始终想从事的科学研究，也是他现在要做的研究。

但是，当然，当潘恩斯提名由他来做研究所的开创人时，他回答说：“好吧。”既然潘恩斯事先已经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考温对此已经有所考虑。这次，又是在罗沙拉莫斯一直诱惑他从事管理工作的因素，最终说服他接受

了这个新任务。“管理是其他人也能做的一项工作。但我总觉得他们也许没有做对。”另外，没有其他人表示愿意承担这个工作。

好吧，他对这个小组的成员说。至少在他们确信有其他人能够接手之前， 他愿意来做这个红色小母鸡，做好一切事。但他只有一个要求：当前他需要马瑞出来帮助他游说。

考温说：“当你开始向人们募集资金时，他们希望听到你说明天就能解决能源危机问题。但我们准备把基调定得比这要低得多。我认为近几年之内我们最多只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全新的看法，而不可能获得任何很具实用性的成果。所以你对别人说的不：‘这是某某教授，为了能够致力于对更关乎于你日常关注的问题的研究，他放弃了对夸克的研究。’虽然他们不太确信你说的是什么，但他们会听信你。”

大家都同意这种做法。考温将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一个实际负责人。盖尔曼将是研究所的董事会主席。

乔治

考温除了沉默寡言这个性格弱点之外，其实最适合做一个实际负责人。他到处都有关系网。当然，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有这么多的熟人。新墨西哥州人口稀少，罗沙拉莫斯的行政主管很快就认识了这个州各方面的权威人物。但如果罗沙拉莫斯的行政主管凑巧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那就更有益处了。

考温通常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被人问起时也显得很尴尬。“如果任何人告诉我因为钱的问题而发生困难——嗯，我就是不会同意。”

他解释说，在六十年代初，“罗沙拉莫斯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这儿没有私有财产。人们根据职务的高低及其重要程度分得房子。职务较低的人只能分到像棚屋一样的房子住。这些房子看上去就像是军营。”

“那时，我正在招募人才——那时候招募的通常是男人——但很不容易招募到。让他们住在棚屋里，马上就会导致他们夫妻分离。所以我们极力说服在罗沙拉莫斯开发房地产。但银行不肯贷款给政府。所以我们对自己说， ‘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储蓄资金，寻找贷款。’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说，也许我们的投资会血本无归。她说：‘没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血本无归。我们的储蓄和贷款最终收获颇丰。所以我们决定开办一个银行，罗沙拉莫斯国家银行。结果又是开张大吉。”

“办这种事只需要一个称职的律师和几个友好的议员的帮助。”他说。早在 1983 年夏天，考温就预见到创建这个研究所需要种子基金。所以他

就去求助于他的一个老朋友：斯比哥尔·卡他劳戈财团的斯比哥尔（Arther Spiegel）。他和斯比哥尔曾经在一起为桑塔费歌剧院募过资，他还知道斯比哥尔和他的妻子还是新墨西哥交响乐团的主要募资人。对斯比哥尔来说，虽然他不会很明白考温所谈的创办研究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考温的想法对他来说很宏伟，因为美国急需对日本在世界上的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做出反应。所以他开始帮助考温游说桑塔费市里的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出来投资。桑塔费有许多富人。

到 1984 年春，斯比哥尔已经从贝尔山（Mountain Bell）和生意最好的银行之一（这个银行自此就倒闭了）筹到了一点儿现款。钱不算多，但那时考温也并不把募集资金当作他最重要的工作。他觉得更重要的事不要打下一个基础。比如，1984 年复活节前后，考温从自己腰包掏出三百美元请桑塔费

的首脑人物共进午餐。“我们觉得从政治上我们需要他们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需要吸引他们的兴趣，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我们并没有大肆渲染。我们不想让人们从报纸上读到桑塔费突然来了一伙罗沙拉莫斯的知识分子，正在于他们桑塔费的人并不了解的事。”

这个午餐并没有带来任何资金。但这是一次很好的演练机会。盖尔曼出席了这个午餐，并做了讲演，很受听众欢迎。这是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讲演！

与此同时，还有如何结成实体的问题要解决。如果你要开始问别人要钱， 你就不能仅有私人帐号，必须还有其他帐号可以接收捐款入帐。所以考温和麦特罗博利斯就去找了老朋友杰克·康贝尔（Jack Compbell）。康贝尔曾经是这个州的州长，现在是桑塔费的一个生意兴隆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康贝尔对这件事非常热情。他说，他担任州长一职时就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新墨西哥州的大学太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了。康贝尔同意由他的律师事务所来为这个研究所做法律咨询，起草组成实体的各种法律文件。他还指点考温如何向美国国税局（IRS）说明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确实是个非盈利性机构。（美国国税局以对这种事抱怀疑态度而著称。考温不得不飞往达拉斯亲自做出陈述。）

1984 年 5 月，桑塔费研究所成立了。没有地点，没有教职员，也没有一分钱。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个邮政信箱和斯比哥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号码。它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字：“桑塔费研究所”这个名称已经被一家治疗中心注册使用了。所以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将研究所取名为“里奥格兰德研究所”（The Rio Grande lnstitute。里奥格兰德河流经桑塔费城西几英里处）。但不管怎么样，研究所已经存在了。

然而研究所究竟致力于什么样问题的研究这个使人烦恼的问题依然存在。盖尔曼精彩描绘的远景当然很好。盖尔曼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没人会在清楚地了解这个研究所究竟要从事什么研究之前轻易往里面猛然投注几百万美元。他们在没有看到这个研究所正在投入研究工作之前是不会投资的。“赫伯，我们该如何着手干这件事？”那年春天考温问罗沙拉莫斯的资深研究员赫伯·安德森（Herb Anderson）。安德森说，他最得心应手的方法是把一批非常杰出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每个人都畅谈自己最深入其内、最感兴趣的话题。他说，你可以从你所邀请来的人的发言中找出涵盖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容。如果这当中真有囊括各个学科的交汇点，你总会看到它从讨论中浮现出来。

“于是我就说，‘好吧，你就来开这个头吧。’所以他就照这样去做了。”考温说。在这之后不久，潘恩斯主动提出来将这些研究小组合并在一起—— 他大致上也是这么想的——安德森很愉快地加入了他的计划。

菲尔

1984 年 6 月 29 日，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接到潘恩斯的一个条子，问他是否愿意于今年秋季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科学大整合”讨论会？

嗯，也许吧。安德森对此持有一些怀疑。他已经听到过关于研究所的传言了。盖尔曼走到哪儿都谈这个研究所。据安德森所知，这个研究所是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个上了年纪的诺贝尔桂冠得主组成的一个轻松的退休养老院，有百万美元的捐资，云集了科学界的巨擘。

值得庆幸的是，安德森的声望不在马瑞·盖尔曼之下。他于 1977 年因凝

聚态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三十年来，他在自己这个领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就像盖尔曼在他的领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一样。但私下里，安德森却蔑视权威和荣誉。他甚至不喜欢从事时髦问题的研究。每当他感到其他理论物理学家都涌向他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他就会本能地转向别的领域。

他尤其无法忍受那些物理学界新星到处炫耀自己的专业的做法，他们就好像佩戴着学术衔位的徽章似的，不管自己是否取得了学术成就都要大声嚷嚷：“看看我吧，我是粒子物理学家呢！”、“看看我吧，我是个宇宙学家呢！”对国会把资金挥霍在制造浮华的新型望远镜和耗资巨大的新型加速器上，而让一些小规模的，在安德森看来更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项目无钱进行的做法，安德森感到非常愤怒。他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谴责粒子物理学家们最近宣称的、将耗资几十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 conducting Superconllider）计划。

另外，他觉得桑塔费这伙人像是一批业余爱好者。马瑞·盖尔曼怎么会知道如何组织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跨学科项目的研究。潘恩斯起码还和天文学家一起做过一些将固体物理应用于中子星结构的研究。他和安德森确实也正在一起做这个小问题的研究。但其他人呢？ 安德森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度过的。如果真有一个跨学科环境的话，贝尔实验室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安德森知道进行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有多么棘手。在学术领域，遭受惨败的各类新奇研究所已是尸横遍野。这些新奇的研究所最终不是成了狂人的占领区，就是陷入让高智商窒息的境地。事实上，在普林斯顿，安德森身边就有一个悲惨的例子：这就是庄严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和冯·诺曼的家。这个研究所确实在某些方面成就斐然，比如在数学方面。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安德森认为它是一个悲惨的失败。在这里，无非是有一群绝顶聪明的科学家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相互探讨问题，安德森已经看到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进去后从未兑现自己的诺言。

但尽管如此，安德森仍然觉得这个桑塔费研究所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在扭转简化论的潮流上。这是他的语言，他已经和简化论打了几十年的游击战了。

他回忆说，激起他采取行动的第一件事，是 1965 年他读到粒子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考普夫（Victor Weisskopf）的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韦斯考普夫似乎在暗示，“基础”科学——即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一部分—— 不同于、也优于诸如凝聚态物理学这样的应用性学科。作为一个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感到受了侮辱，非常恼怒。他立即写了一篇反对这个观点的演讲，于 1972 年发表在《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更多就不同》（More is Different）。自此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安德森就宣传他的观点。

他说，他首先得承认，简化论的形式有其“哲学的正确性”。也就是： 相信宇宙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全心全意地认同这个论断。确实，如果科学家不接受这个观点的话，很难想象还会有科学的存在。相信自然法则就是相信宇宙最终是可以被完全理解的。能够决定银河命运的力量也就是能够决定地球上从树上落到地上的那只苹果的力量；能够透过钻石折射光线的原子也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活细胞的原子；由大爆炸形成的电子、中

子和质子也可以形成人脑、心智和灵魂。相信自然法则，就是从最深层次相信自然的统一性。

但是，相信自然法则并不意味着基本法和基本粒子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即，只要有一个足够巨大的计算机，其它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预料的这一观点。他说，很多科学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1932 年，发现了正电子（电子的反物质的表述）的物理学家就宣称，“其余的一切都是化学”。最近，马瑞·盖尔曼自己也把凝聚态物理学理论弃之为“脏态物理学”。但正是他的这种傲慢让安德森感到无法忍受。正如他在 1972 年的文章中所写的：“具有将所有东西都简化到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的能力，并不意味具有能从这些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着手，重构宇宙的能力。事实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越多地告诉我们基本法则的实质，这些法则对于其他科学的真正问题就越不相干，离社会现实就更为遥远。”

这个“其余一切都是化学”的胡说八道一碰到大量尺度与复杂的双重问题时就不击自溃了。举水为例，组成水的分子一点儿都不复杂，只是一个大的氧原子和两个小的氢原子粘在一起，就像米老鼠的两只耳朵一样。水分子的行为受众所周知的原子物理方程式的支配。但当你把大量的水分子放在一个热锅里，水就会突然沸腾起来，水分子会上下翻滚、溅泼，大量的水分子会形成一个集体的特征，液态。而每一个单个的水分子却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事实上，除非是你能准确地知道从何处入手、又如何研究这些特征，否则， 在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子物理方程式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些方程式甚至不存在对这样的集体特征的暗示。水的液态是“突现”（emergence）的。

安德森说，同样，突现的特征经常会导致突现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将这些液态水稍加冷却，冷却到华氏 32 度，突然水就不再随机地滚做一团了。相反，水分子会进入“相变”（phase transition），将自己凝固成我们所说的冰的晶体排列状。或者你也可以反过来做这个实验。把水不断加热，正在沸腾的水分子会突然蒸发，进入相变，变成水蒸气。这两种相变对单个水分子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天气就是一个突现的特征：把水蒸气带到墨西哥湾上空，让它与阳光和风相互发生作用，它就可以自我组织成叫作雷暴雨这样的一种突然出现的结构。生命也是一个突现的特征，是 DNA 分子、蛋白分子和无数其它的分子都遵循化学法则而产生的结果。心智又是一个突现的特征，是几十亿神经元遵循活细胞的生物法则产生的结果。事实上，正如安德森在他 1972 年出版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在每个复杂的层面都会出现全新的特征。每个阶段都需要全新的法则、概念和普遍化，需要与上一阶段同样多的灵感和创造性。心理学并不是应用生物学，生物学也并不是应用化学。”

任何读过他 1972 年发表的文章或和文章的作者交谈过的人都不会怀疑作者的情感指向。对安德森来说，无穷变化中的突发现象正是科学最诱人之所在。较之而言，夸克就显得非常乏味。这就是他之所以深入凝聚态物理学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是一个突发现象的神境。 （1977 年授予他诺贝尔奖就是褒彰他对某种金属从电导体转变成绝缘体的微妙过程做了理论上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凝聚态物理学始终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原因。1984 年 6 月， 当安德森收到潘恩斯的邀请时，他正忙着将他在物理学中发展的技术应用于理解蛋白质分子的三维结构，同时分析神经系统的行为表现：一列列简单的

处理器如何像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一样进行计算。他甚至还深入到最终的奥秘：他提出了一种模式来解释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如何通过简单化学混合物的集体自组而形成的。

所以，安德森想，如果这个桑塔费研究所是认真的话，他很愿意去听听。当然，如果它是认真的话。

几个星期以后，他接到了潘恩斯的邀请，有机会自己去见识一番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年夏天，他担任了阿斯本物理中心（Aspen Center for Physics）主席。这个物理中心隔着一个草坪与阿斯本研究所相望，是理论物理学家的避暑地。安德森本来计划到那儿去见潘恩斯，讨论一些关于中子星内部结构的计算问题。所以当他到潘恩斯的办公室见他第一面时，他就直奔主题地问：“好吧，你们这个研究所到底是玩花活呢，还是认真的？”他知道潘恩斯一准会说：“当然是认真的。”但他想听听到底是怎么个真法。

潘恩斯尽力让自己的回答具有说服力。他非常需要把安德森拉进来。尽管安德森持有种种怀疑，但就他广泛的兴趣和深刻的洞察力而言，他至少也与盖尔曼处于同等的量级。他会成为研究所非常需要的对盖尔曼的制衡力量。而且，他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加盟，也会大大提高研究所的信誉。

所以，潘恩斯向安德森保证说，这个研究所真的是想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是关注几个时髦的研究课题。不，研究所不会是马瑞·盖尔曼个人的前沿阵地，也不会成为罗沙拉莫斯的附属品。潘恩斯知道，安德森不想与罗沙拉莫斯发生任何关系。潘恩斯告诉安德森，考温在起主要作用， 潘恩斯也在起主要作用。如果安德森能够加入进来的话，他潘恩斯也会让他起到主要作用。安德森有否发言人可以向讨论会推荐吗？

潘恩斯成功了。当安德森发现自己报出一些名字和讨论题目时，他知道他已经上钩了。这个能使自己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机会对他太具诱惑力了。“我能够在这个研究所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念头使我接受了潘恩斯的邀请。如果这个研究所真能付诸实现，我非常渴望对它的发展尽我的一份力量，希望它能够避免我们以往的错误，能够尽可能顺利地发展。”

由于盖尔曼和卡罗瑟斯正好也在阿斯本，所以关于召开讨论会和成立研究所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安德森夏末一回到普林斯顿就写下了三四页关于如何组建研究所才能避免错误的建议。（最主要的观点是：不要分设科系！）

他定于秋天去桑塔费。 “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要将这些讨论会组合在一起确实是个相当棘手的工作。其实，筹集基金倒并不十分困难。盖尔曼利用他的关系网从卡内基基金会拉来了两万五千美元。IBM 公司捐资了一万美元。考温又另外从麦克阿瑟基金会筹集到两万五千美元。（盖尔曼是该基金会董事，觉得自己去筹资不太合适。）

但更困难的事情是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的问题。考温说：“问题是，你能够让被邀请来的人相互交谈，就学科边缘上所发生的问题相互启发，相互激发吗？我们能否形成一个能够真正丰富科学大整合这类研究的社团？”我们实在不难想象这样的会议最终会落入互不理解，每个人的话题正好都与其他人的话题擦边而过的境地——如果他们之中的人没有因为实在百无聊赖而第一个走出会议室的话。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邀请那些适当的人来参加讨论。

“我们不需要那类与世隔绝的人，那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书的人。”

考温说。“我们需要沟通，需要激情，需要相互之间产生知识的激励。” 他说，他们最需要的是那些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已经显示出真才实学和创

造力，但又思想开通，易于接受新思想的人。但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或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科学家里面，这样的人也十分稀少。盖尔曼推荐了一些可能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考温说：“盖尔曼对人的知识实力有很高的品味。而且他认识所有的人。”赫伯·安德森也推荐了几个人，潘恩斯和菲尔·安德森也都推荐了一些人。考温说：“菲尔的常识异常丰富。他对那些他觉得华而不实的人很不客气。”他们花费了一个夏天的时间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和苦思冥想，这才寻找到各大学科的精兵强将。他们最后发现，他们推荐上来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杰出人才的名单”，囊括杰出物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

当然，考温和任何人都丝毫不知道，当这些人聚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其实，根本就无法将这些人全部都聚在一起。他们各自在时间安排上的

冲突迫使潘恩斯将讨论会分别安排在两个周末举行，1984 年 10 月 6 日至 7

日和 11 月 10 日至 11 日。但考温记得，即使是这样分成两段的讨论会召开起

来都有困难。在 10 月 6 日的讨论会上，盖尔曼首先做了一个为时四十五分钟的发言，题目是：《研究所的概念》——基本上是他在前一个圣诞节期间对资深研究员们做的那番鼓舞人心的关于《正在形成的科学大整合》的发言的扩大版。接下来是就如何将这个概念变成切实可行的科学研究计划和一个现实的研究所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中有一些争议。”考温说。起初，大家对如何寻找到一个共同点不是很明确。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神经科学家杰克·考温（Jack Cowan。与乔治·考温没有亲戚关系）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早就应该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理论方面的研究上，从手头已经掌握的大量关于单个细胞和单个分子的数据资料中寻找出意义所在。但马上就有反对意见说，细胞和生物分子很大程度上是随机进化的产物，对理论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杰克·考温以前就听到过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举麻醉剂导致的视幻觉为例。这些视幻觉会有格子状、螺旋状、漏斗状等多种形状。每一个形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通过脑视觉皮层的线性电波。对此是否有可能利用物理学家用过的数学场理论（mathematical field theories）做成线性电波的模式呢？

美国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斯瓦兹（Douglas Schwartz）说，考古学是进行跨学科研究最成熟的领域。美国研究所坐落在桑塔费的考古中心，这次研讨会就在这个中心召开。道格拉斯说，考古研究正面对三大最根本的谜团： 第一，尚未进化为人类的灵长物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了包括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的特质的？这是发生在一百万年以前，从人能直立行走开始的呢？还是发生在几万年前，在尼安德特人开始转变成现代人类，现代直立人时开始的呢？（Neanderthals：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和西亚一带）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几百万种物种没有人脑这么大的大脑也生存自如。为什么地球上的物种如此不相同呢？第二， 为什么农业社会和定居生活取代了游牧狩猎和部落生活？第三，什么力量导致了像行业分工、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基于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权力结构的形成等文化复杂性的发展？

斯瓦兹说，虽然美国南部的阿纳萨基文明崛起与衰落的考古遗迹给后两

个谜团提供了极好的野外实验室，但这三个谜团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他觉得，找到答案的唯一希望，在于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之间要有比以往更多的合作。野外研究人员需要物理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更多的帮助，来使他们重现远古时期气候和生态平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 他们需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帮助他们理解究竟什么是古代人行动的驱动力。

这番话无疑引起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麦克考马克·亚当斯

（Robert McCormack Adams）的共鸣。亚当斯几个星期前刚宣誓就任史密斯生物研究院的秘书长。他说，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他对人类学家的文明进化渐进论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当他在美索布达米亚做考古挖掘时，看到古代文化经历了混乱的震荡和骚动。他说，他越来越把文明的兴衰看成是自我组织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同的时候，从自己对环境的不同的认识出发，选择不同的文化组合群。

史蒂芬·伍尔弗雷姆（Stephen Wolfram）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接过来探讨这个自组的主题。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二十五岁的史蒂芬是一个英格兰神童。他正在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研究复杂现象。他早就开始和伊利诺斯大学商谈创建一个从事复杂系统研究的中心。他说，每当你观察物理或生物方面非常复杂的系统时，你会发现它们的基本组成因素和基本法则非常简单。复杂的出现是因为这些简单的组成因素自动地在相互发生作用。复杂性其实是存在于组织之中：即一个系统的组成因素用无数可能的方式在相互作用。

最近，伍尔弗雷姆和其他许多理论家已经开始用细胞自动器来进行复杂性的研究。这基本上是按照编制好的特殊程序在计算机屏幕上生发出各种形式。细胞生发器具有定义精确的优势，因此可以用来做详细分析。而且，它们还完全可以用来对从非常简单的规律生发出具有令人吃惊的动力和复杂性形式进行研究。他说，理论家所面临的挑战，是要从中得出一个普遍的规律， 这个规律应该能够描述这样的复杂性是何时和如何突现于自然界的。虽然目前尚未得出答案，但他对此却抱乐观态度。

同时，不管你利用这个研究所做些什么，都要确保每个研究人员都有当前最好的计算机装备。计算机是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最基本的工具，他补充说。

讨论如此这般地继续着。怎样组织这个研究所？芝加哥城外的弗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创始期主任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说，关键是，研究所要与实验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过多的理论最终只会使你两眼紧盯着自己的肚脐眼。IBM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路易斯·布朗斯克姆（Louis Branscomb） 极力推崇创办一个没有系科界限的研究所的思路。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中，人们可以随意交谈，相互影响。“人们可以相互偷思想，这点非常重要。”他说。

考温说，到了第一天午餐时间，与会者开始对自己的任务变得热切了起来。十分幸运的是，桑塔费恰逢秋高气爽的大好天气，大家排队自选午餐后， 便端着盘子走出户外，在美国研究所的草地上继续刚才的讨论和争辩。（这个研究所的房产曾经属于一个在这儿埋了两百二十条狗的脾气古怪的嗣女。）考温说：“大家开始认识到，某些事正在形成之中。他们正在迎接它的到来。”到了第二天，那是一个星期天，“事情已经变得很激动人心了。” 到了与会者启程回家的星期一早上，每个人都已经很明白了，这儿确实可以

成为一个科学的核心。

卡罗瑟斯觉得这个周末过得就像是在天堂。“这儿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人，他们是全世界最具创造性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对世界基本上都持有一种共识。他们似乎都感到‘突现的整合’真正意味着科学的重组——科学在不同领域的重复的主题将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组合。我还记得我和斯坦福大学人口生物学家杰克·考温、马克·菲尔德曼（Marc Feldman），以及很多数学家之间的讨论。我们各自的学科文化背景迥然不同， 但我们却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有很大的重复性。也许这部分地是因为人类的头脑只能按一定的方式思考，但这些研讨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真正的信徒。我不怎么愿意把这称之为宗教的体验， 但却非常接近这种体验。”

对埃德·奈普（Ed Knapp）来说，置身于众多功名显赫的大人物之中， 令他欣喜万分。奈普是罗沙拉莫斯的元老，目前正在华盛顿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本届的主席。他也参加了最初的一些关于创立研究所的讨论。有一次他走到卡罗瑟斯面前问：“嗨，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史密斯协会的鲍勃·亚当斯（Bob Adams）也有差不多的反应。“这是一批很优秀的论文。”他说。“当事情正呼之欲出，而你已经开始做一些寻找端倪的工作时，能够走出来参加这样的桑塔费学术讨论，突然发现在神经生物学、宇宙学、生态平衡学理论等领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上帝， 你只希望你也能加入进去。”

一个月以后又举办了第二次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全都换了，但效果却像上一次一样好。甚至连安德森都深有感触。“你没法不感到跃跃欲试。”他说。这次研讨会消除了他的最后一丝怀疑：这个研究所确实不同于以往他所知道的所有高级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所比以往任何这类的研究机构都更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他们确实把关注的重点置于各学科之间的共同问题上。”他说。而且，讨论确实产生出了一些东西。“虽然我们还不很清楚讨论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是否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很多问题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

更重要的是，研讨会对考温关于科学大整合的概念做了澄清，而这正是非常需要做的事。盖尔曼回忆说：“我们寻找到了大量的相似点。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木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特别是，创建期的研讨会证明，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一个由无数“作用者”组成的系统。这些作用者也许是分子、神经元、物种、消费者， 或甚至是企业。但不管这些作用者是什么，它们都是通过相互适应和相互竞争而经常性地自我组织和重新组织，使自己形成更大结构的东西。就这样， 分子组合成细胞、神经元组合成大脑、物种组合成生态平衡系统、消费者和企业组合成经济，等等。在每一个阶段，新形成的结构会形成和产生新的突然出现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复杂，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突现的科学。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考温一直想陈述清楚的东西，就是如何发现突现的基本法则。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讨论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整合为一的新科学才产生了一个名字：复杂科学。考温说：“较之我们沿用过的其他名称，包括

‘突变科学’，这似乎是一个更能涵盖我们正在致力于研究的一切的总称。” “它涵盖了我感兴趣的一切，也许也涵盖了这个研究所所有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事情。”

所以，在两次研讨会之后，考温和他的研究所就上了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慷慨解囊，资助他们一笔经费。

约翰

十五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等待资金。回顾这段历程时考温说，他那时一直很有信心，相信经费会随之而到。“这是一段酝酿期。我觉得事情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这个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却急得火烧火燎。潘恩斯说：“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不能保持住这个势头，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获得支持的机会。”

但这段时间也并非毫无成效。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这十五个月的工作进展得非常好。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一些钱，举办了几期研讨会。他们还落实了组织工作的大量具体细节问题，还说通了皮特·卡罗瑟斯以前的得力助手麦克·西蒙斯来做兼职副所长，这样就卸下了考温肩上的许多行政工作负荷。他们甚至还要回了他们想要的研究所的名称。以前他们只是为了需要才不得不接受里奥格兰德研究所这个名称。在作为“里奥格兰德研究所”存在了一年之后，当地的一家公司来跟他们说，他们想要这个名称。所以他们就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帮我们要回我们想要的名称就行。”所以这家公司就只好从那家治疗院那儿为他们买回了“桑塔费研究所”这个名称。这个交易就这么做成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考温和他的小组施巧计消除了与盖尔曼之间的一场潜在的爆发性危机。盖尔曼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充满创意的演讲人。而且， 他还从他的关系网中为研究所董事会招募了一些新的成员。盖尔曼说：“我总是做好准备听他们说：‘不，我太忙了。’但他们却总是说：‘哦，上帝， 当然！我什么时候能来？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我这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但作为董事会主席，募集基金的负责人，盖尔曼简直就没做成任何事。对他最客气的说法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行政领导人。考温为此对他怒不可遏。“马瑞总是在别的地方。”盖尔曼管事太多，而且这些事不都是在桑塔费的事。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尚未审阅的文件，也从不回电话，把人们气得要发疯。研究所于 1985 年 7 月在阿斯本潘恩斯家召开了执行会议，这种糟糕的情况才得到圆满的缓解。盖尔曼同意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主持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这样他就可以愉快地为研究所制定研究计划。刚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卸任回来的埃德·奈普接任了董事会主席一职。

尽管取得了上述这些进展，但研究所期望的带着一亿美元的天使却还没到来。考温和其他人已经在想方设法努力争取。一些主要的基金会并不急于把钱投向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项目。那些正儿八经的研究项目还急需他们的资助来度过里根财政削减导致的困难呢。卡罗瑟斯说：“我们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焦点问题，但许多人却对此置之一笑。”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基金机构的资助也成为很大的问题。继奈普之后就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的爱利克·布劳奇（Eric Bloch）似乎愿意资助研究所一笔急需的种子基金，大约在一百万美元左右，但他肯定不会拿出一千万美元这么大的数额。考温的老朋友，现任能源部研究中心主任的阿尔文·特

里弗尔皮斯（Alvin Trivelpiece）也做了这样的承诺。布劳奇甚至还提出， 可以由两个基金会共同资助。但问题是，只有在研究所形成一个正式建议书并被通过后，这些事才有可能。但等待建议书的形成和批准很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现在大家仍然在做兼职。但在这之前，考温手头的运转经费就很紧缺。桑塔费研究所似乎是在做艰难的挣扎。

所以，1986 年 3 月 9 日的董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挖空心思开列可能会为研究所捐资的人的名单。大家对很多想法做了详尽的讨论。一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坐在会议桌远端靠会议室后墙的鲍勃·亚当斯才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

顺便说一下，他说。他最近在纽约参加罗素·赛奇基金会的董事会议。这个基金会为社会学研究出过不少资。在会议期间，他和新上任的花旗银行总裁约翰·里德（JohnReed）交谈过。亚当斯说，里德是个很有趣的家伙， 刚四十七岁，是美国最年轻的企业主管。他在阿根廷和巴西长大，其父曾在那儿当企业主管。他在华盛顿和杰弗逊大学拿了一个文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拿了一个冶金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的斯隆商学院拿了商学硕士学位，科学知识十分广博。在罗素·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上，他显得十分愿意和学术界人物交流思想。

不管怎样吧，在喝咖啡时他和里德谈起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事，亚当斯尽力向他做了解释。里德非常感兴趣。他当然没有一亿美元可以给他们。但他想知道研究所能否帮助他了解世界经济。里德说，当面临世界金融市场的问题时，那些职业经济学家就只能编造童话故事了。花旗银行在里德的前任奥尔特·韦斯顿（Walter Wriston）手下陷入了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花旗银行一年中损失了十亿美元，还有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巨款也许永远收不回来了。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不但没能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他们的建议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所以里德认为，也许需要一个全新的对经济学的认识。他问亚当斯，桑塔费研究所是否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兴趣。里德说他甚至愿意亲自来桑塔费谈谈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认为？

潘恩斯说，亚当斯的话音刚落，“对这个提议我只考虑了一瞬间，立刻就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考温随即响应。“把他叫到这里来。”他说。“我去筹集所需花费。”盖尔曼和其他人也纷纷插话表示赞成这个主意。但在座的人心里都清楚，现在把经济学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至少提前了二十年。考温说：“这项研究几乎难以界定学科界限。它涉及人类行为。”但， 见鬼去吧，研究所的事照目前这个速度进展，他们已经没有对任何人说不字的余地了。这事值得一试。

⋯⋯⋯⋯

菲尔·安德森在电话上说，戴维（潘恩斯），确实，他（里德）对经济学很感兴趣。经济学其实是他的一大嗜好。没错，与里德的会谈听起来很有趣。但戴维，我来不了。我太忙了。

潘恩斯极力游说。他知道安德森不喜欢旅行，于是就说，但是菲尔，如果你把事情安排好的话，你可以搭乘里德的私人飞机来，还可以带你夫人一起来。你们俩可以一起享受一下搭乘私人飞机的乐趣。那真是妙极了。那些飞机直接把你送往目的地，从家里出门到跨进这儿的门，可以省你六个小时的时间。这也给了你一个认识约翰的机会。你可以和他谈谈研究项目，可以⋯⋯

好吧，安德森说，好吧。我来。

所以，1986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傍晚，安德森和他夫人乔艾思登上了花旗银行的专机飞往桑塔费。嗯，安德森不得不承认它确实飞得很快，但也很冷。花旗银行的飞机爬上了五万米高空，远远高于一般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机舱里的暖气却好像对付不了严寒，乔艾思·安德森缩在机舱后面的一块毛毯下面。安德森坐在前排和里德、以及他的三个助手，布朗·奈夫（Byron Knief）、尤金尼亚·辛格（Eugenia Singer）和维克多·麦内泽斯（Victor Menezes）谈论着经济学。一同前往的还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卡尔·凯森

（Carl Kaysen）。此人主持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现在是罗素·赛奇基金会和桑塔费研究所董事会的董事。

安德森发现里德很像亚当斯所形容的那样：聪明、直率、善言。在纽约， 他因集体解雇职员而恶名远扬。但安德森发现，在私下交往中他是一个随和而不装腔作势的人一个喜欢在和人聊天时把一条腿翘到椅子扶手上的企业主管。他显然没有被诺贝尔奖得主给唬住。他说他其实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喜欢罗素·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喜欢其它学术机构董事会议的原因。“这种事对我来说十分有趣。这给了我和学术知识界人物交谈的机会。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我的日常工作大不相同。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使我受益匪浅。”里德回忆说，去桑塔费必须考虑怎样对一群专家学者解释清楚他个人对世界经济的偏颇看法，这使他感到非常兴奋。“这与你对着一群银行家讲话显然完全不同。”

对安德森来说，桑塔费之行不关于物理学、经济学和变幻莫测的全球资本流动的一场绝妙的漫谈。他还发现里德的一个助手不只是旁听而已。穿着好几件毛衣仍然在发抖的尤金尼亚·辛格为里德做了一个对计量经济模型的调查，她这次来不要就这个调查做一个报告。这些计量经济模型包括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和其他银行采用的大型计算机对世界经济的模拟。安德森立刻就喜欢她了。

辛格颤抖不已并不是因为机舱里太冷。“我是被约翰要我做的事吓坏了！”她笑道。她除了一张数学统计的硕士学位之外一无所有，尤其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而约翰竟要我来对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们做报告！说得客气点，我觉得我在技术上根本不具备这个资格。”

“这是我第一次对约翰给我下达的任务说不字。但他却轻描淡写、事不关己地说：‘哎，尤金尼亚，你会做好这件事的。在这方面你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她就来了。事实证明里德是对的。

由亚当斯和考温共同主持的会议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距桑塔费以北十英里处的一个旅游牧场召开，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与会者中包括考温的老朋友杰里·盖斯特（Jerry Geist）。他是新墨西哥公共服务公司的主席，这个会议的资助者。这次会议并不着意于科学交流。而是一场阐述和澄明，各方都极力想说服对方，让对方做自己非常希望对方做的事。

里德首先发言。他带来了一叠投影用的透明薄膜片。他说，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他深陷于一种蔑视经济分析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现存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基于这之上的计算机模型根本就无法在他面对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时向他提供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些这类的计算机模型极其复杂。其中一个尤金尼亚待会儿会向各位详细描述。这个计算机模型有四千五百个方程式和六千个变量。但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真正对付得了社会和政治因素。而这些因

素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变量。大多数模型都假设操作者会用手工输入利率、汇率和其他这类的变量，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银行家期望经济模型能预测到的变量。几乎所有这些经济模型都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远离静止不变的经济均衡，而事实上这个世界经常由于经济突变和骚乱而动荡不安。总之， 巨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给予里德和他的同僚们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凭直觉判断的要多。其结果也许都是想象出来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以 1979 年卡特总统任命保罗·弗尔克（Paul Volker） 为联邦储备局局长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动荡。里德解释说，这场经济动荡始于四十年代。当时各国政府都挣扎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经济恶果和其间的一次西方经济大萧条之中。在这种困境之中，各国政府纷纷认识到，世界经济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这种共识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各国在新政之下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孤立主义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转向同意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运作。结果非常成功。从金融上来说，世界经济起码持续了二十五年的稳定发展。

但到了七十年代，1973 年和 1979 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尼克松政府让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自由浮动的政策、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蔓延肆孽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这一切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资金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国际上流动。在那些为降低成本而正把生产线从本土移至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公司的支持下，迫切需要投资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借巨款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里德说，在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下，花旗银行和其它许多银行欣然将几十亿美元借贷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当时保罗·弗尔克宣誓就任联邦储备局局长，发誓要控制通货膨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哪怕这意味着要让利率高到穿透屋顶，导致经济衰退。但没人真的相信他的话。里德说，事实上， 银行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各国政府也都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容忍政府强制的痛苦，是不是？所以花旗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八十年代初一直还在把钱贷给发展中国家。直到 1982 年，墨西哥首先宣称，反通货膨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他们无力偿还贷款。然后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菲律宾和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做了这样的宣称。

里德说，自 1984 年他出任花旗银行总裁以后，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理清这团乱麻，迄今为止花旗银行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世界各国银行的全部损失约在三千亿美元左右。

所以，他在寻找什么样的资金运作替代方案？里德并不指望任何新的经济学理论准确到能够预测到保罗·弗尔克这样的特殊人物会上台。但是更符合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新经济学理论应该可以预测到会有像弗尔克这样的人上台——不管怎么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毕竟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他说，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理论也许能够帮助银行注意到弗尔克行动隐含的意义。“任何能够加强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经济驱动力的理解和认识的事情都值得一做。”就他听到的现代物理学和混沌理论而言，物理学家的一些想法也许能够被应用于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知桑培费研究所能否帮忙？

桑培费方面的人被深深吸引住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金尼亚·辛格对全球计算机模型的详细介绍也同样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尤金尼亚介绍的这些计算机模型包括规划连接（包含六千个变量）、联邦储备局跨国模型、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模型、华利商贸模型和全球最优化模型。她总结说，这些模型没有一个是切实可用的，特别是在对付经济变化和震荡时。

所以这个话题又提出来了，桑塔费能帮得上忙吗？

嗯，也许吧。整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桑培费研究所的学者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和说明。安德森谈及突现和集体行为的数学模型问题，其他人谈到用先进计算机图示技术来把堆积如山的数据转化成生动易懂的图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能够适应、进化和从经验中学习的动因，以及将混沌理论用于分析和预测股市价格运转、天气变化和其它这类随机性现象的可能性。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这项经济学研究值得一试。安德森回忆说：“当时我们全部说，将此列入研究计划是有可能的。当代均衡经济学无法预测里德所谈及的经济震荡，这个经济学究竟缺少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桑塔费方面的人还是表现得机智小心。虽然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急需花旗银行的资金，但他们十分明确地对里德表示，他们无法保证会有奇迹出现。他们的一些想法也许会有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也许会一无所获。这个羽翼未丰的研究所最不需要的不过高的期望和开空头支票。如果他们承诺他们无法办到的事，那无异于自杀。

里德说，他完全能够理解。他回忆说：“我的想法是，我不认为我们非要实实在在地得到某种具体的结果。”他只需要一些新的思想。所以他保证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甚至不限制是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如果桑塔费研究所能够开始着手这项研究，并一年年地取得明显的进展，这就足够了。

“里德的话点燃了我对从事这项研究的热情。”安德森说。他们同意， 下一步的工作是召开一个会议，一个扩大的研讨会，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坐在一起研究讨论各种问题，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如果里德愿意为此捐资几千美元，桑塔费研究所就可以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

这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第二天早上，里德和他的助手们五点钟起床， 坐轿车前往桑塔费机场。里德希望尽早赶回东海岸的纽约，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肯尼思

不，戴维，安德森说，我没时间来组织这个经济学研讨会。

但是菲尔，潘恩斯在电话中说，你在和里德交谈时说了许多有趣的事。这个新的研讨会将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机会。你来邀请物理学家，然后我们再邀请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组成研讨会的另一半成员。

不行。

听我说，潘恩斯说，我知道这又给你添了一件事。但你想，你会发现这事真的非常有趣，考虑一下吧。和夫人谈谈看。如果你答应了，我会帮助你的。你不用老是呆在桑塔费。

好吧，安德森叹道。好吧，戴维，我做就是了。

安德森虽然已经答应了下来，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从来就没有组织

过这样的研讨会。但谁又干过这事呢？好吧，很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挑头为研讨会邀请另一半经济学家的人。他起码还认识一个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他曾和他上同一个高中，比他高几届，正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吉米，他在电话上说，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

不，我不感兴趣。托宾在听安德森解释完他想让他干的事之后说。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斯坦福的肯·阿诺也许会感兴趣。事实上，如果安德森愿意的话，他很乐意给阿诺打个电话。

托宾肯定在电话上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当安德森给阿诺打电话时，阿诺确实表现得兴趣十足。“我和肯在电话上聊了挺长时间。”安德森说。“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俩的观点非常接近。”虽然阿诺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也像安德森一样，对传统理论持有一些反叛的态度。他太清楚常规经济学理论的弱点之所在了。其实他比任何批评家都能更明确地阐述其弊端。他偶尔也发表被他称之为“持不同意见”的论文，呼吁新的思想方法。他鼓动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类心理学上来。比如，他最近对把非线性数学和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十分感兴趣。所以，如果安德森和桑塔费研究所的人认为能够探得新的方向——“嗯，这听上去没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说。

所以安德森和阿诺就着手开列名单，用与邀请创建期研讨会成员的同样标准为这次研讨会选择人选。他们需要那些有杰出学科背景，但又思想开放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

在阿诺这方，他认为他需要一些对正统经济学了如指掌的人。他不介意别人批判常规经济学，但他们最好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批判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写下了几个名字。

然后，他需要有一个偏重经验的人掺和进来。他想，只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坚实知识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不利的。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注意那些常规经济学对现实的不能解释之处。让我想想。也许那个去年他听到过他演讲的人会是个合适的人选，就是那个一直在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 一直在谈论报酬递增率的人。他的研究不错。

阿瑟·布赖恩。他在名单上写下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