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战果辉煌 群众广泛

英国侵略军遭到以三元里人民为首的广州数万人民的奋勇痛击，损失惨重，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此次抗英战斗，广州人民取得了怎样的辉煌战果呢？

据当时的士绅王廷兰的记载，经过激烈战斗，乡民义勇共杀毙英兵 100 余人，又斩敌兵首领二人，其余受伤无数。

另据当时义勇首领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记载，说是水勇砍得英军首领首级 1 颗，杀毙英军 12 名，乡民杀得夷兵 200 余名。

当时的材料也有这样的记载，即乡民杀死英军 108 名，杀伤英军数十名。英国侵略者对这次战斗的记载，关于伤亡数字，多少不一。

1841 年 6 月 3 日，也就是英军遭到广州人民痛击的第四天，卧乌古向上

司报告 5 月 30 日战斗情况，故意掩饰伤亡数字，说此次战斗英军只死 5 人，

伤 23 人。但是，在参与围攻广州的英国军舰“复仇号”的《航行作战记》中，

却说“高地上之作战英军共 15 名阵亡，120 名受伤，伤者之中有 15 名军官。”

所谓高地，就是指牛栏冈。另外，英方的一份材料中又说：英军损失为 14 人被杀，120 人受伤，但是却有约有 300 人因病而死。这里不能排除英军为讳言战败，而故意将被广州人民杀死的英军，谎称为因病而死。然而，就是假定英方材料是真实的话，按最保守的数字来估算，此次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也是使英军伤亡了一二百人之多。而此次战斗，英军出动了 1000 多人， 伤亡，接近 1／5，对于使用刀枪剑戟和锄头犁镐的毫无战斗经验的乡民来说，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了。

与清朝正规军的作战相比，那就更说明问题了。在英军围攻广州的过程中，清军数万正规军一触即溃，许多地方一枪未放，一炮未打，就一哄而散， 跑得无影无踪。英军总兵力约 4000 人，清军总兵力是英军人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清军几乎是不作任何抵抗，就一败涂地，使英军长驱直入，占领广州城郊各个炮台，将广州围困起来。据英国方面统计，从 5 月 23 日到 5 月 29

日，英军在进攻广州的战斗中，总共才阵亡 9 人，负伤 100 余人。而清军则

至少死数百人（英方统计为 500 人左右），伤者无数。

英军既然非常顺利地进行了登陆作战，围困了广州城，自然就向奕山等卖国贼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战争要求，逼迫清政府交出 600 万元赎城费，勒令驻守广州的奕山和清军限期退出广州城，等等。

而以三元里人民为首的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打得英军魂飞胆破，迫使英军在重重包围中，为了保命，只得主动提出撤退上船，撤离广州城郊，以后不敢再行滋扰。果然，就在第二天，即 6 月 1 日，英军从广州城郊撤出， 自动上船，离开了广东海面。乡民收复了四方炮台等各个炮台，广州之围也解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打退了英军对广州城的围困和进攻，取得了清军所不能取得的重大胜利。

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那么，广州人民伤亡情况如何呢？据比较确切的统计，广州人民在此次战斗中死 22 人，伤者难以计算， 不知其数。可见，广州人民是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广州人民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除了广州人民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不怕牺牲奋勇搏斗的斗争精神之外，那就是群众发动的非常广泛，形成和英国侵略军相比的绝对优势的力量，以震天动地的浩大的声势，同仅有千余的英军作决死的斗争，摧垮了英军的斗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广州人民此次抗英斗争的广泛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广泛，二是参加抗英斗争的阶层广泛。

从地域上来说，从 5 月 29 日抗英斗争开始，经过 30 日牛栏冈大捷，再

到 31 日围困四方炮台参加抗英斗争的地区逐步扩展，由某一个地区发展到广州北郊，由广州北郊扩展到广州城四周各县。

5 月 29 日英军十几名窜到广州北郊三元里东华里抢劫，淫辱妇女，三元

里菜农韦绍光率村民挺身而出，击毙英军 11 名，扔进村中猪屎坑。这天的抗英斗争仅仅是三元里人民本乡同英军的战斗。

5 月 30 日英军出动千余人扑向三元里，双方在牛栏冈展开大战。这天的抗英斗争先是以三元里及附近各乡村民为主力，战到午后，各乡各镇村民越聚越多，同仇敌忾，共击敌人，人数逐渐多达数万人。到这时，参战地区已经扩大到广州北郊 103 乡的广大地区，声势已经极为浩大。

到 5 月 31 日，广州四郊各县各乡都已得悉北郊人民在同英国侵略者作斗争，不管路程远近，纷纷赶来，参与围困四方炮台的战斗。到这天中午，已有 400 余乡，人数多达 10 余万人，形成山呼海啸，憾天动地般的浩大声势， 使千余英国侵略军真正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逼得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向广州人民妥协，答应撤兵上船，退出广州。

从群众发动的广泛性来说，更能说明广州人民的同仇敌忾和声势浩大。早在英国侵略军进行登陆作战围攻广州城的时候，各地广州人民就同英

国侵略军进行了小规模的抵抗斗争。到 5 月 30 日和 5 月 31 日同英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时候，广州城郊人民各地区各阶层都投入了战斗。

根据现有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参加抗英斗争的广州人民主要是农民， 以及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还有水勇和社学领导的义勇等。

农民这一阶层，包括广州北郊三元里庄农，以及广州北郊其他各乡各村庄农，到 5 月 31 日又包括除广州北郊外的广州城郊各县各乡各村的庄农。广州城郊的庄农，分土著庄农和客家庄农。所谓土著庄农，当时称土家人，就是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在广州附近的庄农；所谓客家庄农，当时称客家人，就是最近数十年或百余年从外地迁居广州城郊工作生活的庄农。在平时，土家人和客家人经常发生矛盾，动不动就互相械斗，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人民的关键时候，不论土家人还是客家人，都紧密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同打击凶恶的侵略者。抗英斗争中的农民的杰出代表是三

元里韦绍光和唐夏村的颜浩长等人。

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也是抗英斗争的主要力量。那时，广州丝织业较发达，城里和郊区都有几十个机行，有些机行甚至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丝织工人也很多。打石工人都是在石铺工作，那时广州城郊三家店、萧冈、三元里， 磨刀坑一带都有石铺。打石工人多是客家人，离乡背井到广州谋生活，很苦很累，但非常团结，说干就干，说打就打，作战非常勇敢。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的代表是陈棠和邓潜等人。

水勇大多是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时组建起来的，以香山和顺德的水勇最著名，它们的代表是林福祥等人。

义勇大多是当时的社学领导的。社学是明朝洪武年间由明皇帝朱元璋亲自下诏建立的，清朝沿续下来，或称书院，或称义学，本来是进行封建教化和育才兴学的封建教育组织，都是由封建士绅控制。鸦片战争爆发后，地方士绅亲身感受到英国侵略者带来的威胁，主动以社学为号召，组织本乡青壮年，编成义勇，练兵习武，以保乡守土，使社学逐渐演比成可以联合农民和工人进行反抗侵略的武装组织。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升平社学首事何玉成和思州社学首事梁廷栋等，都曾起了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

在广州人民抗英斗争期间，地方士绅的宣传鼓动和联络组织作用不可忽视。他们早在 5 月 29 日三元里东华里歼击英军之前，就有各乡各村相约抗英的约定。三元里抗英爆发后，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飞柬传贴，联络鼓动各县各乡一同行动，同时出谋策划，使抗英斗争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行动，为抗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地方士绅的代表主要是何玉成、梁廷栋、林福祥等人。

总之，抗英斗争的民众阶层是非常广泛的。抗英斗争一爆发，战斗的锣鼓一敲响，人人冲出村子，奔向战场，子不知父去，父也不知子往，连妇女老人小孩都上阵呐喊助威。如此强大的人民力量，是取得抗英斗争胜利最根本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