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官怕洋鬼子 洋鬼子怕百姓

三元里抗英斗争，其坚定性和力量的强大，与清政府不断对英妥协和软弱，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正是因为以三元里人民为首的广州人民的不妥协的抗英斗争，才使得英国侵略者不敢在广州肆意妄为，横行霸道。

就在 1841 年 5 月 27 日奕山向英军投降，英军在勒索 600 万元赎城费后， 按广州和约的规定，英军应该撤离广州。然而，奕山的妥协投降没有换来英军的撤退，反而促使英国侵略者看透了清政府虚弱的本质。英军不但不撤围广州，反而在广州郊区四处劫掠。

同时，广州和约是义律与奕山等人策划达成的，一些英军将领，如卧乌古、辛好士等人，坚决反对广州和约，他们主张不要赎城费，坚决以武力占领广州城，让“英国军旗在广州城内飘场”，让“广州城垣在英国军旗面前崩倒”。

义律本人也在刚刚签完广州和约后表示后悔。据当时在广州洋行的英国人自己讲，义律曾说自己后悔签订这个和约，得到了 600 万赎城费，失去了攻占广州城的机会。

因此，广州和约签订后，卧乌古不但不把英军撤离广州城外，反而把新到的第二十六团调到广州城北，准备扩大侵略范围，准备在 5 月 30 日进攻佛山镇地区。实际上，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军的侵略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以广州为中心，而向四周扩大了。

就在这时，三元里人民先是在 5 月 29 日痛歼前来骚扰的英军，接着在 5

月 30 日在牛栏冈同英军大战，又接着在 5 月 31 日围困四方炮台，给英国侵略者以巨大打击，迫使英国侵略者撤围广州，使广州免于陷落敌手。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清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当时广州地方士绅梁廷■说，当时的形势是，朝廷步步退让，英夷节节进逼，形成“我愈退而彼愈进”的局面，幸亏广大民众奋力抗敌，才将英夷击退，逼使英夷由得寸进尺，改为撤退上船，离开广州。

当时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得更明白。他说：这次广州城侥幸保住，没有被英夷占领，全靠乡民们力量。乡民们知道官兵靠不住，激于义愤，竭力抗击英夷，一呼四起，声势浩大，吓得英夷魂飞胆破， 主动撤离广州，广州城因而解围。

事实正是如此，经过广州人民的打击，“西人胆落，自后十余年虽跋扈河滨，不敢北出一步”。意思是说，自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之后，英国侵略者吓坏了，以后十多年虽然不断骚扰我东南沿海，就是不敢进犯广州城。

三元里抗英之后，广州人民再接再厉，烧洋馆，反租地，惩罚卖国贼官僚，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每一次斗争都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清朝政府却对英

国侵略者怕得要命，不但妥协投降，还拼命阻挠破坏人民的抗英斗争。腐朽的清政府对外来的侵略一筹莫展，步步退让，屡屡妥协，不断投降，对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的阻挠破坏，却总是想千方设百计，却总是有办法对付。

那时，领导民众抗英的大多是地方士绅。这些地方士绅有一定的爱国热情，但同封建政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是地方小官吏，有的是世家大族，有的是举人进士，都有候补做官的前途，不敢得罪朝廷。因此，每当抗英斗争形成大规模时，清政府前来威胁利诱，这些人就退缩软弱了，使抗英斗争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中途断送了。

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害怕外国侵略者，而外国侵略者害怕英勇的中国人民。

这一结论，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结束后，在广州地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完全一致。

这首歌谣是：“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

这首歌谣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慨括了当时清政府、中国人民、外国侵略者三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及其所起的伟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