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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华东平息暴乱
- 中年人厉声道：“我们是上海市公安机关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逮捕你们！”
- 8月3日早上5时，山东临淄县公安局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原来是各地报告武装敌人暴乱事件。
- 当暴徒进入山坳时，民兵们一齐开火。道首一死，众暴徒顿时乱作一团，丢枪的丢枪，弃刀的弃刀，四处逃奔，如鸟兽散。
上海平息“遇仙堂”暴乱
1950年夏末的一天傍晚，上海威海路384弄41号的院落里，香烟缭绕，诵音不绝。院门正上方挂着嵌有“遇仙堂”3个金字的横匾，在夕阳的余辉下，发出阴冷的光。200多名男女跪在蒲团上等候着那个端坐在正堂神翁前的遇仙堂堂主的“口谕”。
堂主乜斜着眼睛扫视跪在下面的信徒们，心中腾起一股飘飘欲仙的感觉，他心想：“有朝一日，我登上九五之尊，那时，全国人民都得向我叩拜，山呼万岁，何其荣耀！”想到这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就在此时，窗外传来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惊醒了遇仙堂堂主的美梦，他的心一惊，口中喃喃自语到：“都是该死的共产党坏了我的大事，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说完，他得意地调整了一下盘坐的身躯，向朝拜的信徒们说道：“我们顺政国，得到了神灵的保佑，一切发展很好，诸位要更加努力。我准备纠集神兵百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共产党的妖魔统治，为建立顺政国神圣王朝而奋斗！”
“万岁、万岁、万万岁！”男女道徒听完“堂主”的“口谕”后，一边大呼乱叫，一边伏地叩首。
突然，信徒中站起30多位公安人员，没等堂主及其下属反应过来，就将他们牢牢擒住。
“你们……你们是谁？你们……你们这样冒犯神灵是……是要遭到报应的……”强作镇定的堂主并不能掩饰自己的语无伦次。
一位威严的中年人，掏出证件，厉声道：“我们是上海市公安机关的，你们阴谋颠覆政府，利用迷信造谣惑众，严重违反了法律，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逮捕你们！”
被公安机关抓获的遇仙堂堂主就是想要做“顺政国皇帝”的张顺宝。
张顺宝本是江苏扬州人氏，10几岁离家到上海谋生，伙同一帮社会渣滓在上海威海卫路348弄41号开办了一个信奉理教的遇仙堂，成为“理教”的一个堂口。
理教是旧上海众多的会道门之一，是一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供奉神佛、劝人戒酒戒烟的社会团体。遇仙堂每日烛光摇曳、香烟缭绕，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和过路群众，虽然算不上香火兴旺，但总有一些善男信女不时来此烧香拜佛。
在遇仙堂混了几年后，张顺宝悟出了一个道理：利用宗教既可以使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又可以赚取金钱和地位。
为此，张顺宝连续“坐关”3年，不理发，不剃须，彻底变成了一副怪模样。
只见他披头散发，头顶上带着一只月牙形的银箍，身上套着一件紫绛色的道袍，肩上披着像袈裟一样的黄色斜披肩，手里拿着拂尘，口中念念有词，双目似闭未闭，并对徒众宣称，他已修炼得道，修得“半仙”之体，能与神佛交道并代神执言，宣达神佛的旨意。
这一招在当时迷信盛行的年代果然灵验，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信以为真，久而久之，张顺宝居然有了点儿名气，前来求医问药、顶礼膜拜者日盛一日，香火钱大增。尤其是社会下层一帮三教九流之辈、为非作歹之徒，也相继拜在他的门下，成了他忠实的信徒。
转眼到了1945年的冬天，张顺宝见遇仙堂门庭热闹，香火日旺，居然野心勃发，做起了要当“皇帝”的春秋大梦。
他把达摩菩萨、张天师的神像与刘伯温的画像挂在一起供奉。3个既佛又道又俗的泥像成了张顺宝当皇帝的护持神，自认为有各路神灵的保佑，“大事”必成。“大事”一成，荣华富贵就享用不尽了。他想，真的当上了“皇帝”，就应该有个国号，冥思苦想后又决定，以自己名字中的“顺”字起头，就叫“顺政国”。
一天，他利用登坛说法之机，煞有介事地对众信徒宣称，自己“经过多年苦心修炼，吾已修得‘半仙’之体，能与达摩言。”
张顺宝接着说道：“近日神灵与吾谈起天下大事，认为现在天下大乱，风不调雨不顺，苍生深受其害。好在黎民有幸，不久将有真龙天子出世，届时建立起佛、道、俗三教合一的国家，方能国泰民安。”
众信徒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问道“神仙有没有明示，这真龙天子是谁，何日能够出世。”
张顺宝神情肃穆地说道：“当日神灵言道‘这真龙天子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汝张顺宝呀’。吾赶紧说‘弟子何德何能，怎可当此大任？’只听达摩佛祖哈哈笑道：‘汝本是天上紫微星，正是为了拯救苍生而下界的，如何不能当此重任？盼汝能替天行道，为天下苍生造福’。”
众信徒早已对张顺宝敬若神明，对于他的话自然也深信不疑。经张顺宝这一番摇唇鼓舌，众道徒当即一齐跪下，口称：“吾皇在上，就请赶快登基吧！”
就从这一天起，张顺宝开始自称为“顺政国皇帝”，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从“半仙”、“神道”一下又变成了现在的“皇帝”。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之后，一些不法分子纷纷涌到遇仙堂避难，遇仙堂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张顺宝趁机在遇仙堂广收徒众，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顺政国”人数就达到了1500多人。
1950年阴历大年初一，张顺宝在遇仙堂举行分封仪式，封流氓团伙中的朱扣宝为“御令大元帅”、张恒坛为“行军大元帅”、殷有才为“黄军大元帅”、曹连生为“罡风大元帅”、易春仙为“督导御师”、刘启泰与易万全为“左右丞相”，其他人也按照等级封了官职。
面对徒众，张顺宝野心勃勃地说：“我们顺政国，有佛祖保佑，定能得天下。要得天下，就要招贤纳士，广集四海英雄。共产党气数已尽，我们要在两年内完成大业，奠定天下。”
随后张顺宝便指派朱扣宝、张恒增等骨干分子前往浙江舟山，与该地国民党匪特组织“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浙东地区指挥部”联络，请求委任职务，进而争取国民党的资助。
在舟山，朱扣宝和张恒增两人如愿以偿。朱扣宝被委为该部大陆支队的“联络参谋”，张恒增被委为“搜索队队副”，奉命秘密潜伏，伺机举事。
朱、张两匪潜回上海后，在张顺宝指使下加紧进行建立“顺政国”的准备工作。
他们准备先与国民党“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十八总队独立支队”的匪特建立联系，但该组织已被人民政府破获，前去联系的道徒差点被抓。张顺宝不死心，又派爪牙分别到苏北南通、苏南松江一带寻找匪特组织，发展人员。
在上海，张顺宝指令手下采取封官许愿、金钱收买，或连唬带诈、坑蒙拐骗等手段，专门拉拢流氓“阿飞”、社会残渣，以及一些对新生人民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希望蒋介石重回大陆的人。
为了解决巨额经费来源和武器装备，张顺宝制定了“抢劫公司财务以充经费，抢劫解放军枪械以装备队伍”的疯狂计划。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张顺宝像被打了强心针一样异常兴奋，积极配合国民党散发反共传单，不失时机地向信徒宣传：“共产党是天上元魔星下凡，人民要遭劫难”。甚至号召信徒“让我们完成神的旨意，推翻共产党的‘魔教’统治，建立普天同乐的神教世界”，加紧颠覆政府的步伐。
为了使“顺政国”披上神圣外衣，煽惑信徒“保皇起义”，张顺宝决定对“顺政国”进行改造。他“规定顺政国服色，更改度量衡”，并设立数名女子为“妃嫔”。同时，还制定了选诏，规定了暗号，重新刻制玉玺、御印、帅金印、先锋印，设立了朝拜、议事、赐宴制度等事宜。
1950年春到8月仅半年多时间，“顺政国”的徒众大幅度增加。张顺宝雄心勃勃，决定加快“建国”步伐，争取在短时间内纠合百万人马，发动武装叛乱，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建立“顺政国”封建王朝。
可是，就在张顺宝为自己的“妙计”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公安人员早就注意上了他。
为了不打草惊蛇，上海市公安人员乔装成便衣，采取暗中侦查的办法。
通过监视、跟踪，发现遇仙堂乃藏污纳垢之地，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为了掌握确凿的证据，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
侦查人员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对进出遇仙堂频繁的人员逐个排队调查，使案件有了初步的眉目。
恰在此时，公安机关又破获了一起“江苏省反共救国军地十八总队支队”的匪特案，这个组织与遇仙堂联系密切，是他们的一个分支组织。
公安机关经过对其突击审讯，从案犯口中得知了“顺政国”的谋反预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上海市公安机关派侦查人员相继化装成信徒，深入“遇仙堂”内进行侦查，充分掌握了这个组织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确凿证据。
公安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行动方案，决定在其举行“朝拜仪式”时，采取统一行动，以彻底打掉“顺政国”。
1950年8月16日，公安机关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得知张顺宝将在这一天再次举行朝拜仪式，侦查人员当即组织了30多名公安干警乔装成信徒，进入到遇仙堂。当“顺政国皇帝”及其“文武大臣”在遇仙堂拈香跪拜，祈祷达摩佛祖、张天师、刘伯温等神明显灵保佑时，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皇帝”张顺宝、“大元帅”朱扣宝，以及张恒增、曹连生、殷有才等30多名骨干分子，被当场擒获。
在遇仙堂，公安人员还搜出了张顺宝的“玉玺”、“龙袍”、“圣旨”、“御令”，以及“文武编制”表、“元帅印”、“先锋印”等大量罪证。
在一切有利的证据面前，往日不可一世的“皇帝”张顺宝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
次年4月，上海市军管会依法判处张顺宝等1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其他26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带着他的狂妄野心，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安徽智捕“天门道”道首
1950年夏天，安徽省蒙城县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四月八，三更天，会门去打蒙城县。
拌草棍，烘扒锄，好象对对送死蛾。
送死蛾，去送死，逼着百姓磨杆子。
磨杆子，坚大旗，领头的就是刘道士。
刘道士，传道的，半夜里做梦当县爷。
当县爷，吹牛皮，拿根筷子当马骑。
挎篮子，煽扇子，要煽共军枪杆子。
枪杆子，没长眼，打死的全是憨大胆。
胆大死，胆小跑，会门吓得不得了。
不得了，了不得，共军活捉刘金兰。
民谣中说的刘金兰是安徽省蒙城县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天门道”道首，他是安徽省涡阳县大刘庄人。当上海的张顺宝的“皇帝”梦刚刚破灭的时候，此人也因为想当“皇帝”而鼓动上千道徒在蒙城县举行暴乱，最后被当地人民政府抓捕枪决。
1949年底至1950年春，由于连年战争和旱涝灾害，中国大地上不少地方发生了罕见的灾荒，皖北是全国几个最突出的重灾区之一，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
刘金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了蒙城，把他失传达20年之久的天门道，发展成为一支男女老少达数千人的土匪武装，他遂成为在蒙城县乡乡镇镇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
天门道，又称全家道，即一人入道，全家为道。1934年7月，由刘金兰创立。和一般会道门相比，天门道的组织结构显得更为严密。
天门道立国号为“尚明”，计划建都于蒙城县，命名为“中京”，道首刘金兰自封为“后明尚师皇帝”，简称“尚师”，皇宫内设“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道内组织机构和大小道首的封号，均沿袭封建王朝那一套。
天门道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成为拥有10余万众的庞大组织，成为解放初皖北地区最大的会道门之一。
1949年1月，皖北各地陆续解放，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起来了。
天门道道首刘金兰感觉到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便公然与人民为敌，提出了“不保蒋，不保毛，单保真主来坐朝”的反动口号，多次召开反动道首会议，密谋策划反革命暴乱。
做为天门道老大的刘金兰深知，单凭自己的数万道徒并不能真正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为此，他要求大小道首进行隐蔽活动。
他们表面上伪装积极，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我基层组织内部，骗取组织上的信任，刺探情报，趁机在我党政军组织内物色发展道徒，安插内奸。
如此一来，一批天门道分子混入县一级的人民政府机关及区、乡政府，并掌握了一部分基层政权，成为后来反革命暴乱中的骨干力量。
为了发动反革命暴乱，天门道以原来的坛、分坛为基础，按行政区划，在各地层层成立军队组织，以坛设团，以保设营、连，以自然村设班、排，并委任大小坛主分别任团、营、连、排、班长或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刘金兰亲自任总指挥。
与此同时，刘金兰又积极筹措反革命经费，强迫每个道徒出钱出粮，购买枪支，打造大刀、长矛。一时间，暴乱气焰甚嚣尘上。
此时，淮河一带的国民党败兵也看到了天门道的人多势众，也想借助力量，妄图东山再起。刘金兰与他们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在1950年1月至4月间，亲赴寿县与国民党“淮河挺进支队”司令、惯匪岳歧山，以及淮河一带惯匪凌致和凌俊子、屠继周、刘永坤等一起，共同策划反革命暴乱。
一场由国民党特务、土匪武装、地方反动势力、天门道共同策划的，以推翻共产党领导新政权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4月29日，刘金兰在怀远县涡北召开天门道首领会议，下达“圣令”：“六省齐动，推蒋灭共万教归一，真主出现；配合九路，消灭共产”。并决定，5月5日首先在蒙城发难，夺取蒙城县城。
刘金兰命蒙城天门道大坛主李洪奎为此次暴乱的总司令，下设“涡南”、“涡北”两个指挥部，对蒙县县城进行南北夹功。
刘金兰要求北路由分坛主宫洪亮率领，直接攻打蒙城县城；南路由李洪奎率领先攻占望町区政府，再向蒙县县城逼近，支援北路道徒。
5月4日下午，参加暴乱的天门道徒开始集结。
5日凌晨，数千天门道徒分别在蒙城县城四周的张集、板桥、黄寨、宫桥等地出现。暴徒开始拜祖，烧纸吞符，口念咒语，手拿凶器，狂呼乱叫，擂鼓为号，乘大雾过涡河浮桥，蜂拥入城，径直攻向县委、公安局等重要的部门。
蒙城县委、县政府此时已得到天门道暴乱的消息，并及时做了部署。
县委副书记巩同志、组织部部长丁同志分头负责，县大队武装及县委机关干部严阵以待，做好了迎击暴乱道徒的准备。
直接攻打蒙城县城的北路道徒们进城后兵分三路。第一路攻打县委、县政府，遭到县委书记邵同志所带警卫班的迎头痛击，几百名暴乱道徒在丢下数具尸体后，眼见“刀枪不入”的谎言被戳穿，吓得溃散而逃，又寻找机会和二、三路道徒汇合。
第二路道徒直奔县监狱，企图救出被关押的天门道头目。
这路道徒由第一分坛主宫洪亮亲自率领，他们手持大红旗，身披大红标记，带领暴徒翻墙越屋，向县监狱的牢门靠拢。
此时，监狱大门已关闭，负责看守的县大队战士，看见道徒们的靠拢，当即打开大门，手端冲锋枪，直对围拢的人群扫射。
很快，走在最前面的分坛主宫洪亮被击毙。道徒们见头目已死，立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攻向县公安局的第三路暴乱道徒，在公安干警的痛击下也纷纷弃械投降。
此役，县委、县政府、县监狱以及县公安局联合击毙暴乱道徒数百人，俘虏100多人。
但是，奉命攻打望町区政府的南路1000名暴乱道徒们却以人多的优势，将该区政府的8名工作人员残忍地杀害了。
南路暴乱道徒们攻占了望町区政府，即向县城进发。当他们得知县城的进攻遭到镇压后，不敢贸然前进，便停留在望町区政府，以策划新的进攻阴谋。
7日，阜阳地委得知暴乱道徒们攻下了望町区政府的消息，立即派出驻蚌埠的部队前去增援。不料，当战士们前往望町区，却遇到了留守在那里的道徒们的伏击，增援部队返回蚌埠。
李洪奎等道徒们与增援部队的小战获胜利后，企图向东南发展，以此扩大自己的暴乱队伍。
10日，阜阳军分区王参谋长率分区主力十二团，独立一团赶到阜阳东北的北马店集结。此时皖北军区独立旅副旅长老钟也带领着一个营乘车赶来。他们决定以钳形攻势，分进合击，东西策应。十二团经中心集扑向芦沟集。警卫营经陆楼进至板桥，防止道徒北窜。独一团经高隍庙直扑赵集。蒙城县大队、警一旅一营由蒙城出发，由东向西进发。
道徒们见解放军兵力雄厚，不敢交战，纷纷逃窜。
12日，经侦察得悉李洪奎逃窜到望町西北的陆楼一带，进剿部队立即出发，将李匪包围在陆楼、孙楼等村庄。
13日将其全部歼灭，击毙会首，俘获叛乱歹徒，缴获弹药和暴乱器械。涉及5000多人的天门道武装暴乱，暂告平息。
在蒙城暴乱的同时，刘金兰指示手下陈洪瑞在颍上县江口区召开秘密会议，又在策划颍上县地区的暴乱。
在会上，陈洪瑞煽动道徒说：“北边已经动手了，我们也要抓紧行动”。并决定于当月8日晚，兵分10路，在颍上县发生暴乱。
陈洪瑞要求10路人员先攻占区乡政府，再夺取颍上县城，并同时规定，参加暴乱的人一律在左臂上扎一白布为记号；有枪带枪，无枪带刀。谁发展的道徒，由谁通知，归谁领导。
8日下午，反动道首杨德修、马玉成等各路负责人，按照陈洪瑞的部署四处集中道徒。当晚两点多钟，大约有1000名道徒集中到城南边老墩湖。
和蒙城暴乱前一样，陈洪瑞带着道徒们首先念咒语、喝符水，以确保自己“刀枪不入”，再随着道首的一声令下，直奔江口镇，首先将区政府、镇政府包围。
区政府、镇政府里的工作人员面对道徒的围攻，与其展开了英勇搏斗。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围攻的道徒们终被工作人员打散。
在江口镇镇政府暴乱的同时，另一路道徒又对颍上县公安局进行了突袭。
公安局侦察股吕股长临危不惧，带领着干警们奋起还击，首先击毙了这路道徒的道首。其他道徒见到头目已死，立即纷纷逃散。
9日早上，颍上县委获悉江口镇等地的暴乱情况后，县委书记宁同志、县大队副政委王同志、公安局局长崔同志等率部赶赴现场。
在蒙城、颍上县暴乱发生的同时，天门道道首董道生也组织起大约1000名道徒，对宿县杨柳区的几个乡政府进行武装冲击。
董道生带领的暴乱道徒肩扛着“哭天扶圣”的大旗，每人臂上缠着一个写有“哭明”的白布袖章，于8日凌晨向杨柳区的王楼、朱口、黄芽等乡政府发起了突击。
王楼、朱口、黄芽等乡政府驻守地的工作人员经过1天1夜的激战后，终因人员的不足而被凶恶的道徒们无情地杀害了。
董道生等暴乱道徒占领了几个乡政府后，又立即前往杨柳区，企图将区政府一起占领。该区政府工作人员在区委书记张同志的带领下保卫区政府。
12日8时，宿县县委田书记闻讯后，带着县公安部队1个营的战士及时赶到杨柳区政府，终于平息了这里的暴乱。
此外，皖北地区涡北、灵璧、五河、场萧、凤台、怀远等地的天门道徒也蠢蠢欲动，密谋配合蒙城县、颍上县、宿县等地的天门道徒举行暴乱，但这些地方的暴乱道徒力量悬殊，在一开始便被我方人员制伏。
在镇压这次暴乱事件中，除少数道首被我工作人员当场击毙外，还有一些担任总指挥的大道首们在镇压过程中趁机逃走了。
蒙城暴乱被平息的第二天，中共阜阳地委土书记赶到蒙城，指示蒙城县委发动群众，追捕潜逃的天门道反动头目，彻底肃清道徒残余力量。
5月18日，中共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会道门问题的处理意见》，指出：
开展政治攻势，广泛宣传我军胜利，揭穿会道门愚弄人民的反动事实明确宣布解散其组织以使群众认清是非，镇压其反动首领。
6月1日，阜阳地委在向皖北区党委《关于蒙城会道门暴乱情况的报告》中指出：
主动地宣布一切秘密的会道门等封建团体为非法组织、命令取消，停止活动，并主动地进行瓦解之。
6月中旬，皖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联合发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根据皖北区党委的指示精神，阜阳、宿县地区所属各县进行善后工作。
各县首先派出工作队和县大队一起深入暴乱地区恢复被破坏了的区、乡、村政权。针对参加暴乱的会众及其家属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理，组织召开干部会、群众会、道众会、道众家属会等，旗帜鲜明地宣布：
天门道已被反动势力操纵，成为反革命组织，坚决予以取缔。一小撮反动道首是暴乱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击。对中小道首如主动投案坦白交待，在群众大会上表示悔过，宣布解散组织者予以从宽处理。顽抗到底者，严惩不贷。对受蒙蔽和欺骗而参加的一般道众，只要交出武器，献出牌子，检举道首，坦白咒语，并表示断绝同天门道的联系，政府不予追究。
在取缔过程中，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反动道首欺压群众、敲诈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罪行，揭穿他们蒙骗群众妄图推翻人民政权，建立封建王朝的反革命阴谋。
蒙城县公安局将经会首感训班转化的天门道会首带到各村镇现身说法宣传退道，促使群众觉悟。颍上县先后两次将破获的天门道暴乱的实际案例，在县城举办反动会门罪行展览，用大量的文字、图片、照片及缴获的旗、印、委任状、“隐身布”、“登云鞋”等罪证，彻底揭露天门道逆历史潮流而动、阴谋复辟的罪恶。展出共20多天时间，使广大参观者受到了教育，为全面取缔天门道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强大的政治攻势、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受蒙蔽的道徒迅速觉悟，各乡镇掀起了退道高潮，原道徒纷纷起来揭发会首的罪行，群众主动报告政府，使会匪头目无处安身。
在发动群众、动员道徒退道的基础上，公安机关及时把作重点转到追捕反动道首上。经过一段艰苦的侦查，在群众大力协助下，1950年底，罪大恶极的反动会首陈洪瑞、董道生、董文敬、任百田分别被涡阳县公安局和宿县公安局捉拿归案，并依法处决。
策划天门道暴乱的总指挥、天门道大道首刘金兰，在暴乱失败后，自知罪恶深重，带着部分道徒在灵璧、五河、蚌埠、怀远等地东躲西藏。
1951年1月26日，宿县公安局经多方侦察，获悉刘金兰潜伏于蚌埠河下的一个船上。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察员化装成船民在码头监视几天后，发现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十分可疑，遂将其捉拿归案。
经过投诚道徒的仔细辨认，侦察同志终于确认此男人的真实身份就是道首刘金兰。
至此，天门道的反动道首全部被捉拿归案，由刘金兰创立的近20年之久的天门道，也随着刘金兰的伏法而土崩瓦解。
江西镇压“同善社”暴乱
1950年12月30日晚，江西上饶县郑坛区姜村乡，寒风凛冽，冻得人们手脚发麻。寂静的旷野在落日的余晖中隐然退去，只有一丝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忽然，乡政府所在地旁亮起了一堆若隐若现的火光。
只见500多名“同善社”道徒手里拿着长短枪，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口袋里装着“护身符”、“灵伞”，向乡政府冲去。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道徒打着一面旗帜，上写着“吊民伐罪”的字样，在这个道徒的身后是几个扛着麻袋的道徒。
在乡政府门口的哨兵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人群，立即大声叫喊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道徒答道：“我们是来参加民兵检阅的。”
话音刚落，另一个道徒便悄悄地迂回到哨兵的身后，突然将哨兵打倒。
紧随其后，其他道徒立即分散开来，将乡政府团团围住。
正在乡政府值班的民兵中队长小李，迅速组织民兵进行还击。
因寡不敌众，民兵被很快打散。中队长小李被“同善社”道徒挟持。
同善社道徒们把小李的衣服脱光，五花大绑在河边的大树上，用马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逼到：“只要你退还没收同善社的金银，我们就放过你，不然，你就等着变成我们的刀下鬼吧！”
狂妄的道徒们占领姜村乡政府后，又想趁机打入郑坛区政府。于是，他们要挟熟悉区政府的民兵小李同志为其带路。
在黑暗的路上，小李趁着黑夜机智地摆脱了道徒们的监视，飞快地跑向区政府报告敌情。
区政府工作同志得到消息后，及时对政府周围采取了保卫措施，使随后而来的道徒暴乱没有得逞。
道徒口中的同善社起源于四川，是一个从台湾会道门“先天道”分裂出来的反动门派。它的创始人彭迥龙把其组织活动分为以下3个阶段：“普渡”大力发展阶段；“收圆”夺权称帝阶段；“了道”封赏徒众，各了心愿阶段。
1946年，曾担任国民党军粮总局的副局长、三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将总监、第一补给区司令部副司令等职的江西人熊仲韬，继任为同善社的道首。
熊仲韬上任后，将同善社迁入自己的家乡，并在此大力地发展道徒，到临近解放时，江西全省除4个县外，其余的市县都有同善社的组织，其道徒成员更是成千上万。同善社也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庞大、最反动的会道门之一，它的道徒人数仅次于一贯道。
同善社承袭了台湾先天道的教义思想，以“瑶池老母”为最高崇拜，宣扬“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功夫，而证释教果位”，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又鼓吹“三期末劫”，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够“避此劫难，升入天宫”。
同善社招收新道徒的活动非常频繁，而且入社的仪式异常诡秘。
新道徒入社须有老众生介绍，递上了申请，立下了誓愿，缴纳了护道金，开示师说了好话后，便在坛前拈阄。阄有“准”、“空”二种，拈到“准”字即可入社，拈到“空”字，则须推迟数日，再缴纳一次护道金，如此反复，直至拈到“准”字，方可入社。
江西省解放后不久，同善社道首熊仲韬从江西逃往香港，在参加了美国人组织的“第三势力”后，成立了“卫国救民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积极筹建三个方面的反动军事力量，即：
“第一方面军”计划占据广东；
“第二方面军”计划占据上海；
“第三方面军”计划活动于江西，由副号首罗会途任“司令”。
熊仲韬在香港网罗了一批逃亡的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分别委任为“司令”、“军长”、“师长”，打算将这些人遣回国内活动。
1950年3月，熊仲韬在香港召集同善社的上层道首开会，进行具体策划布置，声称奉“师尊”的旨意来办“收圆了道”，同善社是“第三条路线”，“要保真龙天子坐天下”。
会后，罗会途到江西召集各路头头开会，造谣辱骂共产党，煽动说：“入道可免灾劫”，布置发展组织，收集情报，阴谋筹组力量，准备于1951年春在江西全省搞反革命武装大暴乱。
随后，罗会途又把活动于皖赣边界的“柴门道”拉入同善社内做它的“武坛”，原同善社为“文坛”，宣称“文”谓“道”，“武”谓“法”，“武保文坐天下”。
柴门道分子为给同善社道徒打气，吹嘘说本道有许多法术：“撒豆成兵”、“斩草成剑”、“刀枪不入”、“指枪不响”、“指飞机不飞”“能炼成金刚之身”等。
柴门分子分赴各地传授所谓“柴门法术”，积极进行暴乱的军事准备。
罗会途在南昌市和广丰县筹组了“中华爱国军”，在抚州筹组了“中华救国军”，参加者达1800人。
在上饶县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由同善社“善长”任“军长”，受骗参加者计5251人。
会道门的种种罪恶活动，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政权的安全。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严厉打击会道门的嚣张气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江西省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针对本地会道门的活动特点，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坚决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取缔行动。
1951年1月，江西省上饶区行政公署发出公告，宣布《取缔会道门公告》。
“公告”规定：
1、所有会道门即为非法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其首要分子应即向当地县市政府所属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拒不登记或继续活动者，一经查明定予惩处；
2、凡以会道门为掩护，阴谋策划公然武装暴乱叛乱，及从事抢劫暗害等破坏活动者，定予严惩；
3、凡会道门的首要分子，其曾与匪特勾结或有犯罪行为者，如能悔过自新交出其所有文件物品及各种武器，今后决不再从事活动者，当予以宽大处理或酌情准其立功赎罪；其未与匪特联系，亦未有犯罪行为者，只要履行登记停止活动，即免予追究；
4、所有被胁迫被诱骗参加会道门的一般会员群众，脱离组织停止活动者一律不究，其能揭发匪特奸谋及各种破坏活动者，当酌情予以奖励；
5、凡早已脱离会道门组织或早已停止活动的会首会众，一律不咎既往。
同月，江西省党委作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道门的指示》。
“指示”要求：
1、各级党委政府应即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研究领会指示和布告的精神，运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揭露会道门活动阴谋，提高群众觉悟；
2、限期登记会道门首领，对有罪恶证据的会道门首领和特务破坏分子，可根据其罪行轻重予以适当处分，对不登记而继续活动的会首必须依法惩处；
3、切实掌握政策，区别会道门有组织活动与群众的迷信行为，分别对待会道门首领与盲从、胁从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争取被诱骗参加的会员，孤立其少数上层分子，瓦解其组织。
同年2月4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一切活动》的社论，重申取缔会道门的方针政策，并号召江西各界人民及一切觉悟的道徒会众，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
江西各地公安机关从对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做好取缔前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关于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个意见》，确定取缔会道门的基本方针。
“意见”的内容如下：
1、根据情况与条件，有步骤地取缔解散封建会道门，查封坛口；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会道门成员。惩办罪恶重大的首恶分子，登记一般的办道人员，教育争取广大的被欺骗群众。
2、开展广泛有力的宣传攻势，教育争取群众，揭露封建会道门的反动面目、欺骗伎俩及其罪恶事实。
取缔工作共分为四步进行：一是在思想、组织、材料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二是逮捕罪恶重大的主要会首，搜集证据，查封佛坛用财产。三是召开各种有组织的群众会或代表会，揭露其罪恶，然后由政府布告取缔。四是举行会首与办道人员的登记工作，在群众已觉悟的基础上号召群众退道退会，并发动群众控诉会道门的罪恶。
在开展取缔工作过程中，江西省各地又充分运用电影、幻灯、戏剧、曲艺、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现身说法、座谈会、组织群众控诉等多种形式，广泛地展开宣传教育，阐明政策，启发道徒觉悟，开展登记退道活动。
许多群众和受骗的道徒反映：“反动会道门真坏”，“过去信一贯道弄得家破人亡，现在政府替我们报了仇，又给追回了钱，端起饭碗想起了毛泽东。”
在“镇反”第三阶段，江西省全省取缔了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破获相关案件，逮捕、管制和挖出了潜藏的重要道首，登记了小道首和办道人员，发现并查处了混入基层政权的反动会道门分子，查封了坛堂，缴获了电台、长短枪、子弹、道具、反动证件等，使67万多名道徒退了道，整个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彻底胜利。
此后，江西省反动会道门曾发生个别死灰复燃的残烟余火，均被公安机关扑灭。
山东重拳打击“圣贤道”
1951年8月3日早上5时，山东临淄县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正在办公室内分析案情的公安局长冯梅五快速地拿起电话，只听见从电话的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报告局长，我县大柳供销社门市部今天凌晨遭到了武装敌人的抢劫。据报案者称，敌人抢走该门市部现金1200多元，洋布128匹，还有香烟和酒等物品。目击者还说，抢劫者个个手臂上都缠有白布袖章，怀疑是本县的会道门组织所为……”
“哦！我知道了。”冯局长刚刚挂掉了这个电话，桌上的电话再次急促地响起。
冯梅五拿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另一个声音说道：
“报告局长，我县正义乡乡长在今天早上被武装敌人杀害，民兵连被敌人抢走6支枪……”
“哦！我知道了。”冯梅五再次挂掉电话，心情显得特别沉重。
冯局长立即向县委和淄博市公安处作了汇报，并派侦察股长崔同志领3名侦察员火速赶到大柳供销社，自己则亲自带领公安队长陈振东和2个加强武装班往正义乡方向赶去。
当冯局长等人赶到正义乡时，这股武装敌人已向博兴境内窜去。
于是，冯局长立即使用乡政府的电话紧急地与博兴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在临淄县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同时，博兴县驸马村也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暴乱。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该村村长，劫走民兵的枪4支。
博兴县公安局长赵子安接到冯局长的电话后，随即组织了一批公安人员用最快地速度赶到了临淄、博兴两县的交界处。
此时，广饶县公安武装闻讯后也赶到这里。
3县公安武装力量协同作战，部署乡村干部和民兵提高警惕，严密布防，配合公安武装围追堵截暴徒。
当天上午，村民在博兴县境内发现了暴徒们的动向，发现暴徒们已经窜入了正义乡的高粱地内，借助青纱帐进行掩护。
3县公安武装战士闻讯后，立即前往正义乡高粱地，经过1个多小时的迂回包围和紧追不舍，终于在一个窑洞内将几名暴徒活捉，并缴回了他们抢来的洋布、烟酒等物品。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由于暴徒首领及其爪牙被我方同志们打散了，暴徒首领带着抢来的枪支和现金，凭借青纱帐作掩护逃走了。
暴乱发生后，淄博市公安处立即作出了工作部署，派出侦察科副科长杨子虹深入现场指导破案，并与渤海军分区取得了联系。
渤海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临淄、博兴、广饶、桓台四县人武部长和公安局长联席会，对镇压反革命暴乱进行了全面部署。
山东省公安厅接到报案后，派出侦察科长石华山亲临现场指挥破案。
案情又涉及到昌潍地区，按照省公安厅的指示，成立了“临时剿匪委员会”，统一指挥淄博、惠民、昌潍3个地区的破案工作。
经过多方合力紧张细致的侦察工作，公安机关很快搞清了全部案情。
原来，这是一起以会道门组织“圣贤道”为主体，再联合国民党余孽，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民革命义勇军”反动组织，发动了这起道徒暴乱案。
圣贤道，又名“好字道”，创始于明末清初，在内蒙古北清河地区传入，在山西省发展扩大，后来传播到山东省，又有总首领杜寿山在杜家庄建立了圣贤道的“秋场”，利用开场活动大量发展道徒。
临淄地区道首王中笃是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此人自幼好逸恶劳，整天无所事事，却有着号令天下的狼子野心。
工于心计的王中笃发现其父发展的道会组织圣贤道颇有利用价值，便在20岁时加入了圣贤道，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笼络人心，组织培养道徒，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将“圣贤道”控制在手中。当他在道会中羽毛丰满时，便假借其父的旨意，自称法号“无所不能”。
为了取得道徒的信任，他竭尽造谣惑众之能事，胡说什么他请教过上、下八仙，八仙认为，“共产党掌权不合时宜，马上就会出现千年不遇的‘末劫年’，‘末劫年’一到，人们将要死去大半。到那时候，社会要出现房无人住，衣无人穿，地无人种，饭无人吃的现象，整个世界将处于很长时间的浑沌黑暗的状态”，“要想求得解脱，只有赶快加入‘圣贤道’，虔诚待天，方能幸免”。这些恐怖离奇的谣言，使愚昧无知之人惶恐不安，纷纷投入王中笃的门下，以求摆脱劫难。
王中笃还在道内制定了一套严厉的道规。
他在上香之后，总要口中念念有词，凡道中之事，不许泄露天机，将来有马同骑、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否则，明公即斩、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道徒们被恫吓得俯首贴耳，任其摆布，竟使道徒达到1.5万多人。
1948年，山东解放后，为了防止政府对圣贤道的镇压，王中笃命令道徒们转入秘密活动，各各分道内都规定了许多暗语，如继续活动叫“喘气”，互相串联叫“找门口”，上供叫“找礼”等。
1949年6月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取缔会道门的布告》，青岛市公安局于同年8月至1950年初，先后逮捕刘华轩、高北辰等50多名反动道首。
1951年5月临淄县公安局按照国家政策和政府法令，对圣贤道进行了取缔，对有罪恶、民愤大的大道首实行了逮捕，对中、小道首实行登记和悔过自新，还举办大型实物展览，揭露圣贤道的欺骗手段，以此教育了群众。
圣贤道历史比较长，组织比较完备，道徒比较多而且分布比较广，因此顽固性也比较强。
解放后，圣贤道虽经人民政府取缔，但个别道首思想反动，秘密恢复旧有组织，妄图死灰复燃，死心塌地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
1951年春天，省政府号召各村组织互助组，搞好农业生产。
临淄县房家村圣贤道骨干李赵氏家中因缺少劳动力，便叫来了附近的道首王中笃等以“干农活”为掩护，多次在李赵氏家中秘密集会，以研究讨论武装暴乱。
他们这次秘密会议的目的：
一是造谣惑众，煽动“国民党快来了，外地的各处会道门已经打起来了”等。
二是筹划武器，让骨干分子摸清各村的民兵及武器情况，以便暴乱时夺取枪支，并鼓励“夺了枪，到了哪个村，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三是强调纪律，以防败露行动消息等。
1951年6月，王中笃在博兴县付家园子村王德功家的地洞里，秘密召集临淄、博兴交界地区村庄的部分圣贤道骨干分子会，初步商定“夏季暴乱计划”，令他们进一步网罗道徒、蒋伪官兵等参与暴乱，在临淄、博兴、益都、周村、临朐、淄川等地设立联络点，传达指示，互通消息，分头指挥暴乱。
7月21日，王中笃等人又在桓台县吉托村秘密集会，进一步制定“分头暴乱、夺取枪支、杀害干部、劫监狱、放犯人、掠财物，然后集结到岭山建立根据地，迎接美蒋登陆，进而占领全中国”的计划。
这次秘密集会拟定了“消灭共产党”、“建立新国家”的反动口号。
同月30日，王中笃等人又在博兴县王海寨村秘密集会，研究确切的暴乱计划，把时间定在8月2日。
这天21时，玉忠笃等人来到临淄县指挥暴乱，在房家村西桥北的沟里集合。
22时，他们仅集合了15人。
玉忠笃质问房家村圣贤道骨干李某：“你不是说这次的行动一共有上百人来参加的吗？怎么现在才来了十几个人？”
李某支吾着答不上来，王中笃只好动员剩下的人说：“现在，我们修道的时候到了，今晚大家都要听我的指挥，好好干，明天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王中笃手持短枪和手电筒指挥，命令房家村的圣贤道骨干分子领路进村，到夜校抓到村党支部书记泥同志，又劫夺了民兵的枪3支，然后出村向南，将泥同志扔到井里，唯恐不死，又向井内打了一枪。
他们在房家村作案后，又由北向南往临淄境内深入，绕过耿家坡，越过于家店，直奔大柳供销社门市部，命令熟悉情况的道徒赵某叫开门，立即用长枪顶到开门人张某的肚子上，抢劫了门市部柜台里的现金、洋布和烟酒等物品。
暴徒们又由大夫店村的一个道徒领路，进村抢劫了民兵连的枪1支。
紧接着，暴徒们又前往了张王村，用欺骗手段抓到正义乡乡长张同志当人质，骗去民兵连大枪6支。
这伙暴徒原计划还要偷袭几个村，但发现这时天已近拂晓，不便行动，便在杀害了正义乡乡长张同志后，向博兴境内窜去。
当他们窜到博兴县兴旺耿村时，村内民兵已有发觉，并向他们鸣枪射击。
这群乌合之众调转方向便往西逃窜，西边又鸣枪射击。
至此，四面八方枪声不断，他们已经陷入了包围圈。
王中笃命令道徒们不准走散，要集中火力冲出包围。但他的指挥已经失灵，道徒们各自逃命，钻入高粱地里跑散了。
王中笃等精心策划的暴乱虽然被及时制止，但逃走的道首王中笃却依然是个隐患。
为了早日抓到这个大道首，淄博市公安局专门组织了一个侦查小组，对与王中笃相关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走访。
几天后，侦查小组的同志了解到，王中笃极有可能藏在博兴县驸马村其干姐姐家中。
获得这一线索后，县指挥部立即派人与民兵配合，前往驸马村明察暗访。
一天上午，县政府通信员小齐和一位民兵走到驸马村村南头王中笃的干姐姐家。
他们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行迹十分可疑，便格外提高了警惕。
小齐让民兵看住这个女人，自己立即到屋内搜查。
在屋子里，小齐忽然发现炕炉子上有块新的泥土，他灵机一动：莫非有人躲在坑内。
想到这里，小齐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炕席用力一掀，只见坑内赫然躲着一人。
此人正是“圣贤道”大头目王中笃。
1951年12月23日，临淄县各地区分别召开公判大会，公开处理参与暴乱的道徒。
临淄县县委高书记担任审判长、公安局长冯梅五、司法科长于洪儒任副审判长，组成了特别军事法庭，在四区大夫店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判决了在临淄地区发动和参与暴乱的犯罪分子，对4名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对8名骨干分子，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
震惊一时的这起反革命暴动案件，全案终结，镇压了反革命暴动分子，取缔了反动会道门，稳定了群众情绪，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
浙江捉拿“七星会”头目
建国初期，正当华东其他地区的取缔会道门活动连连获胜时，浙江省的会道门暴乱却在一次次取缔后死灰复燃。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其中的奥秘都和该地区的会道门组织“七星会”的道首们几次想要充当“真命天子”的事件有很大关系。
浙江省七星会其实是四川“同善社”的一个分会。1951年初，江西省同善社的暴乱事件发生后，浙江的同善社头子李荣银为了避免自己的组织受到牵连，就将“同善社”更名为“七星会”，并将组织的内部活动转变成为普通的宗教信仰。
同年，国民党反动势力看到华东地区的会道门组织被新生政权取缔后，而位于浙江省的会道门组织七星会却还安然无恙。这时，逃亡香港的同善社道首熊仲韬，派出手下千方百计地拉拢七星会道首李荣银，以帮助自己在大陆进行反动活动。
在熊仲韬爪牙的策划怂恿下，李荣银做起了“真命天子”的美梦。他自称“皇帝”，“册封”其姘妇为“正宫娘娘”，道徒黄叶崇为“师爷”，并制定了实施计划，企图以搞封建迷信活动为名，颠覆区、乡人民政权，建立暴乱武装，进而向全国发展。
为达此目的，李荣银抛出了一些颇具蛊惑欺骗性的经书、谶语，宣扬“自己是上天派来拯救苍生的‘真命天子’，而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两年半”，又要求信徒们练成“刀枪不入”的钢筋铁骨之身，做“救国救民”、推翻共产党的“领袖”。同时，李荣银还派出八路人马分头到温州市各乡、村，强令15岁到36岁的群众入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活动，温州市七星会组织发展到495处，道徒达6278人。
李荣银见“龙袍加身”的时机即将成熟，便蠢蠢欲动，于1952年5月7日，召集七星会的主要头目开会，密谋举行武装暴乱。
在会上，李荣银咬牙切齿地说“这几年，共产党搞什么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闹得我们六神不安。古人说得好，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这些穷鬼终究成不了气候。我们上应‘七宝星’，下立‘七星会’，顺天应地，一定要荡平共产党，报仇雪恨！”
李荣银向其爪牙宣布，暴乱活动于同月9日上午开始，命手下刘振初和雷天成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在市文成县地区首先行动。他指示刘、雷在文成县南田区建立好暴乱基地后，再派另一支道徒队伍与其会合，两支队伍一齐行动，共同前往文成、青田、景宁3县交界的几十个区、乡，以真正建立他的政治基地。
道徒们密谋举行武装暴乱的消息被当地民兵知道后，当即报告了南田区人民政府。
区委、区政府一面向文成县委报告消息，一面紧急调集本县的南田、龙番、岳山和三高等4个乡的民兵，紧急制定制止暴乱的作战部署。
9日上午，当聚集在文成县刘基祠堂的七星会道徒们准备暴乱时，前来平暴的民兵们如神兵天将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一番政治攻势，许多被道首蒙蔽的道徒们从迷惘中惊醒，纷纷扯下身上的白布和飘带，退出祠堂。而一些负隅顽抗的亡命之徒，经激战后被一一制服。
七星会暴乱虽然被平息，但组织这次暴乱活动的李荣银等主犯及其他几个分队道徒仍逍遥法外。
温州地委决定成立文成、青田、景宁3县边区取缔反动会道门指挥部，在3县开展大规模的取缔邪教斗争。一时间，一张为七星会余孽编织的大网由此拉开。
走投无路的李荣银等道首，决定孤注一掷，组织第二次暴乱。
6月26日晚，当李荣银在文成县西坑乡上村的一间小屋里密谋暴乱计划时，被闻讯赶来的公安战士和民兵包围，“正宫娘娘”和“师爷”等道首当场被擒。
“真命天子”李荣银虽然乘隙逃走，但几天后也被抓获归案。
“七星会”第一代“真命天子”的梦想破灭不到一年，第二代“天子”又出世了。
这第二“天子”名叫李修灼，是文成县林西乡林坑村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地痞流氓。他过去参加过七星会，在1952年秋取缔反动会道门时，他与少数道徒订立攻守同盟，拒不退道。因为，野心勃勃的李修灼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复辟七星会，登上师傅李荣银没有坐成的“天子”宝座。
到了1953年4月中旬，想当“天子”想得发狂的李修灼再也坐不住了，他悄悄找到几个隐藏起来的道徒，对他们说“我在土地殿睡了三夜，土地公公托梦给我，说我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土地公公还说，你们林坑这个地方的七星会组织是‘世界总坛’，可在附近再发展几十个小坛，将来都归你们这个总坛领导。现在天机已到，正是七星会复兴的时候了。”
几个臭味相投的漏网分子对此大为赞成。李修灼派出骨干分子四处活动，在一些落后群众中大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坐天下天公不容，推翻共产党，天下才太平”，诱骗群众参加七星会，跟着李修灼“救国救民”。
在这帮家伙的蛊惑下，一些过去退出七星会的人鬼迷心窍，重新又加入了七星会。
当时国民党飞机经常入窜并散布反动传单，社会上流言很多。李修灼乘机造谣说，“乌岩有一头牛会讲话，说‘天下将要大乱，共产党会灭亡’。这头牛的话一点没错。现在外面已经很乱了，国民党军一定会打进来，共产党没几天了”。还胡说什么，“‘天空师父’有旨，杭州出了一个元帅，要‘文曲星下凡’的李修灼前去会见，领取铜铃铁马，里面有推翻共产党的天机，天机一到，天下就是七星会的了。”
一时间，这些无耻烂言流传甚广，道徒们信以为真，七星会的许多组织得以死灰复燃，并有许多新道徒入会，其组织蔓延到黄坦、西坑等地。
李修灼的复辟活动，引起了文成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1954年7月，县委和公安局抽调了几十名公安人员，与有关区乡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七星会活动频繁的乡村进行反道斗争，七星会道首及骨干分子纷纷落网。
李修灼眼看大势将去，立即带着骗得的大量现金逃往泰顺方向的深山老林。8月4日，当李修灼潜逃到泰顺县溪石乡山里时，被我公安人员抓获。
两个月后，文成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修灼死刑，宣告了七星会第二代“真命天子”的覆灭。
1955年2月9日，在文、景、泰3县交界的文成县上羊乡坑下村，又发生了自称七星会第三代“天子”的富正朴率众暴乱案。
富正朴曾是国民党军电台少校台长，1954年12月，他自称“真王天子”，并与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富正生、原七星会总坛主廖永龙、分坛主吴允积等人结成“十六盟兄弟”，歃血盟誓。他还派人四处活动，大肆宣扬“天机到，真王出”，鼓吹什么“新的真命天子登殿不要税，不统购，不征兵，凡被共产党征兵的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去集中，一起反对共产党”，蒙骗愚昧落后的人。
2月9日傍晚，上羊乡坑下村一座孤零零的草寮里，聚集着40多名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的道徒。
富正朴的得力干将富正生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徒兄弟们，现在，天机已到，明天是正月十八，是天赐良机，我们起来打共产党，先打乡，后打区，再打县，一直打到北京坐天下，下面听我们的‘真王天子’下达旨意。”
富正朴俨然一副“天子”的腔调：“打仗要有人指挥，朕现在册封富正生为‘师爷’，吴允积为‘大元帅’，廖光生为‘元帅’，廖光悦为‘副元帅’，廖永龙为‘大将’，张勤傲为‘先锋’，其余在场的都是‘将军’，大家齐心协力，打了天下，与朕共同享福。”
此时，已是深夜23时，就在屋里乱哄哄之际，忽然外面传来了“叭叭”地响声。暴徒们听到枪声，一窝蜂似地齐向外涌。
原来，9日下午，西坑区委得悉七星会头目富正朴聚集暴徒妄图暴乱后，当即与正在西坑区执行任务的县公安局副股长苏长椅研究平暴部署，决定由苏长椅立即带领8名乡干部和民兵先行向羊乡坑进发，区委副书记胡永汤抓紧调集第二批民兵，随后火速前往支援。
当苏长椅率领的8名乡干部和民兵分两路对羊乡坑下村的那座草寮实施包抄时，被草寮外的暴徒岗哨发现，即向民兵开了枪。
暴徒们见门外只是一些民兵，便壮起了胆子。“大元帅”吴允积一面“护驾”，一面指挥反扑。民兵们奋勇作战，与暴徒们激战多时，后撤退到上羊乡待援。
10日凌晨5时，西坑区委副书记胡永汤率领的60多名民兵赶到上羊，汇合上羊乡民兵围剿暴徒。
当暴徒进入山坳时，民兵们一齐开火，枪声、冲杀响成一片。在民兵们的猛烈打击下，“真命天子”富正朴、“元帅”廖光生、“先锋”张勤傲等4名反动暴乱道首应声倒下。
道首一死，众暴徒犹如无头苍蝇，顿时乱作一团，丢枪的丢枪，弃刀的弃刀，四处逃奔，作鸟兽散。
这时，县长蔡同志率领的县武装部队也赶了过来。两支队伍汇合，互相配合，乘胜追击，生俘“师爷”富正生、“副元帅”廖光悦等24名要犯，其余暴徒也悉数被捉拿归案。
经过连续几年的反复清剿，做“真命天子”美梦的三代反动会道门七星会道首，终于彻底覆灭。
福建斩断“大刀会”等魔爪
1950年2月17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晨4时，福建省平潭县的人们还沉浸甜蜜的梦乡里，在昏暗的夜色中，却出现一队手执大刀、长矛，头戴四角八卦帽，身穿法衣，肚绑布兜的人。
这些人默念咒语，满脸杀气，身上的法衣上写着“周公祖逢枪不响”、“桃花仙化弹为泥”的字样，分三路朝县城摸来。
来到城关，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即是当地驻军。靠近军营时，他们派出一个人伪装向驻军步兵连拜年。当连长热情出来接待时，却被背后的一个暴徒砍倒。解放军哨兵见状立即开枪反击。
县公安局领导听到枪声，派出公安队班长率6名队员前去查看情况。他们在路上就遇上100多名身穿法衣的暴徒，双方随即展开激烈的战斗。后在驻军独立营的增援下，将暴徒击溃。
还有一路暴徒，他们念着咒语，挥舞大刀前去进攻城关驻军团部参谋处。驻军当场击毙多名暴徒。其余暴徒看到咒语不灵，符水无用，争相逃命。
晨5时，还有一路暴徒518人分别包围后田、新沃驻军机炮连和官警驻军步兵连，他们都以“拜年”方式接近驻军，然后拔刀冲杀，但都被驻军击溃。
暴乱平息后，中共平潭县委查明，此次前来进攻驻军的暴徒，原来就是本省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大刀会”的成员。此次暴乱，灭绝人性的暴徒残忍地打伤或者杀害驻军战士。驻军在反击过程中，最终将这伙暴徒击毙、击伤或俘虏。
暴乱发生后，平潭县委遵照省委、地委的指示，严惩首恶分子，释放被俘虏的胁从会徒，并发出布告坚决取缔大刀会。
福建的大刀会组织，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出现了。当时，安溪县出现了“飞凤岩大刀会”组织，后扩展至南安、永春、华安等地。民国元年以后，闽北的沙县、南平、建瓯、政和、松溪、顺昌等县也相继出现了这种组织。1919年后，闽东出现“红带会”、“花枪会”、“王子会”等大刀会组织。1924年至1935年，闽西北、即现在三明市辖区，各种大刀会组织陆续设立道坛，培植道首、骨干，发展道徒。1929年，大刀会在庐山创立“真阮道院”，蒋介石派汉口警察局黄自夫主持该院活动，统辖全国大刀会组织。此后，大部分大刀会被国民党利用，成为围剿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势力。
大刀会欠下人民一笔笔血债：1931年，明溪县大刀会杀害红军；1934年，永安大刀会杀害红军及地方干部；1933年至1935年间，福安县大刀会杀害红军和地方干部达170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府派人来拉拢同善社省社号首倪成、陈有昌，同时收服大刀会。此后，大刀会与同善社合流，且被同善社头目所把持。倪成、陈有昌兼任大刀会正、副都统，划分全省为中央、闽东、闽西、闽北、闽南5个教区，每个教区由同善社的六层兼大刀会管制，五层兼副管制，四层兼各县大刀会统领。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潭后，平潭大刀会头子林超凡到白犬岛，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使，策划暴乱。10月，平潭大刀会另一头子林修恒到福清海口，与省大刀会副统领陈有昌秘密商定，在1950年农历元宵节暴乱。林超凡回平潭即成立暴乱“指挥部”，由林修恒、林厚斌为正副指挥，组织1108人，决定分路攻击的目标。
1950年初，林厚斌到白犬岛同国民党特务林荫联络，返回平潭后，在安甲亭秘密召开大刀会首要分子会议。有一名大刀会骨干赴会途中，因故被解放军扣留审查，林修恒闻讯，决定提前在农历正月初一拂晓举事。
此时，平潭县公安局下乡人员发现不少乡村大刀会活动频繁，气氛异常。特别是下乡人员从亲友透露的情况判断，可能要发生大事件，立即于农历12月中旬回局汇报，局长立即报告中共平潭县委。
农历12月29日，县委召开3个区的区委书记会议，具体布置对大刀会的工作。30日，县公安局有的干部回农村过年，到家后闻知大刀会即将行动，连夜返城报告局长。局长即在上报县委的同时向城关驻军团部通报，并派公安队1个班，配合驻军在城关巡逻。
这次平潭暴乱虽然被平息了，但暴徒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2月25日，他们又在宁德县三都沃杀害公安派出所长吕学正、总务陈良秋两人；5月27日，在顺昌元坑区杀害干部、群众12人；10月12日，在宁洋县小陶区杀害县委部长黄加兴等人。
反动会道门的疯狂反扑，引起了福建省委的极大重视。1950年10月，福建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精神，将反动会道门头子列为镇反运动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并且以活动嚣张，危害极大的“同善社”、“大刀会”、“一贯道”、“先天道”、“孔教会”、“真空教”等反动会道门为重点，先在福州、厦门、建阳、福安等地市的28个县、市开展取缔工作，而后扩大到全省951个城镇，全面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
公安机关积极派员参加镇反工作队，严格执行政策，把反动会道门与宗教活动及一般迷信活动区别开来；把反动会道门组织与参加会道门的成员区别开来，对组织一律取缔，对成员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对其中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作恶多端的分子，坚决依法惩处；对无重大罪恶的道首和一般办道人员，准予登记自首，改邪归正；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进行争取教育，让其自动退道。
省、地、市公安机关及时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通报运动中的经验教训。
水吉县对已捕获的大刀会道首周永亨看管不严，使其逃到下乾，与另一道首黎志远会合，煽动纠集道徒，于1951年3月1日袭击区公所，区干部开枪打死暴徒1名，伤数名，余众溃散。该县公安局派员赶往下乾，开展宣传，揭露大刀会的罪行，讲明政策。对前来自新的道徒，经教育后即予释放，号召他们协助政府逮捕道首，将功折罪。
3月5日，民兵和自新道徒合力捕获黎志远，并将他就地处决。群众反映，“杀得好，杀了他，我们就能安生了”。此后不到半天，群众又把周永亨抓获。该县公审处决周犯，并展览罪证，进一步揭露大刀会的反动面目，教育了广大群众。
建阳地区公安处通报水吉县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防止反动道首漏网逃脱，乘机发动暴乱。同时指出：反动会道门成员涉及各阶层，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必须做广泛深入地教育工作。
宁德县莲蓬乡工作组在深入教育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召开大会，责令该乡大刀会主要道首坦白认罪，发动群众检举、道徒揭发控诉，进一步揭露大刀会的罪行，责令其余道首向政府登记自新，交代组织情况。同时，号召道徒自动退道，揭发道首罪行，从而使该乡大刀会组织被彻底摧毁。
宁德县沃里是大刀会老巢，当地干部群众经过工作组的教育后，立誓要活捉1950年指挥暴乱、攻打县城的大刀会头子黄呈琦。当获悉黄呈琦逃匿在与罗源县交界的林家坪深山后，他们立即组织民兵连夜赶往搜捕。次晨发现一山洞冒烟，民兵猛扑上去。黄呈琦跳河逃窜，民兵纷纷跃入水中，将黄呈琦擒获。福安地区公安处及时通报了宁德的经验，指导取缔工作的开展。
1952年12月至1953年，省公安厅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就如何搞好这项工作，向各地公安机关发出紧急指示，还和省委宣传部联合发出《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提纲》，全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受教育群众达211万人次。
群众说：“参加反动会道门如同得了麻风病，一是难治，二会传染，三害性命，政府明令取缔，真正是治病救人。”道徒纷纷声明退道。
这次运动，全省共取缔反动会道门70种，依法逮捕道首766名，并分别作了判刑处理。还集训登记和从宽处理了道首。责令登记办道人员，让道徒声明退道。同时，摧毁了大批道坛，没收了全部道产，缴获了大量道具和枪支弹药、刀矛武器等，彻底斩断了全省反动会道门的魔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