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1年），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世祖年幼即位，他以皇叔执政，独揽大权。顺治元年（1644年）统兵入关，利用汉族地主官僚，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义军；并创建清朝入关后的各项制度，受封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初）病死。死后被追尊为宗义皇帝。然世祖对他素怀不满，不久即加以谋逆的罪状剥夺爵位。乾隆时始恢复睿亲王封号。

多尔衮在清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青少年时期便跟随其兄皇太极四方征战，英勇无比，军事，政治上日趋成熟。皇太极死后，他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即位。他虽为摄政王，却是当时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清军入关后政权的真正缔造者。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谋略家，他具有卓越的见识和胆量。这一点，在他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当然，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也是无需掩饰的。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颐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后来，多尔衮用计谋巧妙的将济尔哈朗的首席辅政退为第二辅政。这样，在短短的八个月内，他便集大权于一身。

多尔衮的这些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避免了公开分裂和混战，使权力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明王朝灭亡。

四月初，多尔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以后，征调大军，准备伐明。此时，他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领北京。四月中旬，多尔衮统帅清兵抵达辽河，方得知明朝已经灭亡的消息。明朝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向清军乞援，想以清军的力量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

在这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多尔衮显示了一个谋略家惊人的应变能力。他当机立断，马上改变策略，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将这次出兵的目的由伐明改为进攻李自成农民军。四月十九日，多尔衮在进兵途中，致书吴三桂，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这次进兵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说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以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若吴三桂“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落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多尔衮抓住时机，迅速完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下旬，多尔衮率军抵达山海关，会合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式接战。开始，大顺军将吴三桂部围困于山海关城内，经过激烈地炮战，吴三桂已危在旦夕。吴三桂为保住性命，在二十二日凌晨，率百骑突出重围，入清营拜见多尔衮，终于投降了清军。多尔衮为给明朝降将树立样板，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其率所部降军出关迎战李自成。吴三桂得多尔衮为援，挥军与大顺军死战，而多尔衮则蓄锐不发。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死伤惨重。到了中午，多尔衮见吴三桂部不支，农民军也已十分疲劳时，派多铎、阿济格率数万骑兵，三声呐喊，由吴三桂阵的右翼冲出，直扑大顺军。这一战，由于多尔衮指挥得法，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败溃，主要将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只好退回北京。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棘手的政治局面。当时的北京城，在很短的时间里，先为李自成所破，又为多尔衮夺取，变化之速，令人瞠目。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多尔衮显示了一个政治谋略家超凡的机智和才能。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断然拒绝了阿济格“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的野蛮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和安抚民心的措施。先是为崇祯帝，后发丧，接着改变了对明王室成员的态度，他下令对“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同时，他将数万大军“尽屯骑兵于城外”，只带千骑入城宿卫，并严申“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这些措施的严格实行，对笼络明朝士人，安定民心，起了巨大作用，对以后的统一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尔衮在清兵初入北京，面临复杂局势的情况下，以无畏的气概，力排一切困难，决策迁都，使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偏远的沈阳转移到北京，在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便着手进行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但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农民军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共有兵力四十余万；而刚建立起来的南明弘光政权，汇集江淮以南各镇兵力，亦不下五十余万，并且雄踞长江天险。清军多尔衮所部的满、蒙，汉八旗军，不过二十万人。如若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明显不足。况且初入中原，人心不稳，很可能顾此失彼，造成腹背受敌的窘境。

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先安抚南明政权的计策，收到了明显效果。对农民军的进攻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方也亦趋稳固。见最后消灭南明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尔衮便先致书南明，令福王“削号归藩。”指出：如不削号，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死敌。这样，我将拨出西征的精锐部队，转旗东征。对南明弘光政权进行威胁。十月，他又命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兴师问罪。十二月，多铎所部清军在潼关重创大顺军，转年正月十八，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多尔衮在清军平定陕西全省之后，命令多铎率军直扑南京。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中旬，多铎大军围攻南明扬州，经过十天的激战，扬州城破，明大学士史可法死于兵难。清军在扬州大肆屠戮，酿成“扬州十日”的空前劫难。五月六日，多铎挥师渡过长江，南明守军不战溃败。十四日，清军顺利占领南京，不久便俘获福王，南明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纷纷向清军投降。至此，清朝的统治很快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清军在南方的暴行和一系列高压政策，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严重阻碍了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七月间，他将南方人民最为痛恨的多铎召回北京，改派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

多尔衮这个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之后，先后招降了大部分反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攻下浙江，进而平定了福建。在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以他谋略家的气魄和智慧，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腧制”的罪名，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大臣；转年三月，他又旧账重提，以在继嗣问题上包庇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的王爵，降为郡王。对待政敌豪格，多尔衮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击破张献忠农民军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刻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不久，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他便由“叔父摄政王”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在此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进一步明令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宫行使职权。对诸王“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责汉宫，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时规定：“各王有以衙门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从而剥夺了贵族干预国家政务的权力。顺治元年（1644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得知以后，十分惊慌，便贿赂满臣绰书泰，求托英亲王阿济格代为说情。阿济格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往见巡抚李鉴，胁迫李鉴为朱寿鍪开脱罪行。多尔衮得知这些不法行为后，立即将绰书泰，朱寿等人斩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并罚银五千两。

多尔衮在削弱王权的过程中，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并且比较开明和公正，是难能可贵的。他主张“满汉一家”，提倡满汉人民通婚，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